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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下午1点刚过，香农抵达卢森堡。他从机场要了辆出租汽车，来到卢森堡信贷银行。他取出护照证明自己便是基思·布朗后，询问起此刻应正等待他来取的那笔5000英镑汇款。银行职员花了几分钟检查了一下电传室，发现了这笔汇款是刚从苏黎世汇来的。香农没把它全部兑成现金提走，只换了相当于1000英镑的卢森堡法郎，然后签了张表格，把余下的4000英镑存在银行里，由银行给他开了一张数值相同的保付支票。
在前往乌格大街的兰一斯坦恩财会公司赴约之前，他抽空吃了顿快餐。
卢森堡与比利时、列支敦士登一样，在银行业和企业交易上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套高度隐蔽甚至秘密的服务制度，任何外国警方要想在此摸清某桩交易的来龙去脉，简直比登天还难。大体说来，除非确能表明一家在卢森堡登记的公司业已违犯了卢森堡大公陛下的法律，或者能证据确凿地说明该公司已卷入一项极其耸人听闻的国际丑闻之中，否则无论哪国警方前来调查该公司的情况，都将完全置之不理。这儿正是香农施展身手的理想场所。
他是三天前用电话和埃米尔·斯坦恩先生——这家名声显赫的公司合伙人之一——谈妥这次来访的。为了使自己与这种场合相适应，香农特地穿上一套新近订做的深灰色西装，内穿一件雪白的衬衫，打着一条气度不凡的领带。他手拎一只提箱，胳膊下夹着份《泰晤士报》。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欧洲人似乎普遍以为身带这种报纸的定是个体面的英国绅士。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香农对眼前这位灰白头发的卢森堡人说，“几位英国商界同人，鄙人也是其中之一，希望在地中海地区做点生意，也许是在西班牙，或是法国、意大利。为此目的，我们愿意在贵国创立一家控股公司。如您所料，我们这些住在英国境内的大不列颠公民，要在几个欧洲国家不同的金融法律下从事商业活动，将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务。因此，即使仅从税收的角度出发，把这家控股公司建立在贵国境内，也是可取的。”
斯坦恩先生点点头。这种情况并不陌生，许许多多类似的控股公司都是在他这小小的国度里登记注册的，他的公司每天都要收到不少与此类似的申请。
“布朗先生，这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他对来者说。“当然，您也明白，公司开张前必须办理完卢森堡大公国所有的法律手续。这些手续一旦就绪，您的控股公司便可掌握一批在别国登记注册的其他公司的多数股票了，但却完全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税务调查。”
“多谢您了。也许阁下愿意向我扼要介绍一下在贵国开设一家这样的公司所需要的基本程序？”香农问道。
这位财会专家便井井有条地讲清了有关程序。
“与英国不同，在卢森堡境内设立的任何有限股份公司都必须至少有七个股东，三个董事。然而，常见的做法是：由受人委托代为成立控股公司的卢森堡财会人员出面担任公司董事长，加上他自己的两个小合资人一起组成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再由他手下的三名职员担任公司股东，每人仅持有一份微不足道纯粹是凑数的股票。这样，想开设公司的投资人只是这家公司的第七个普普通通的股东。不过，由于他掌握了公司绝大多数股票，所以公司的实际命运是控制在他手中的。一般说来，股票总数和股东姓名都将登记在册，但按规定，持有多数股票的股东无须登记自己的身份。因此，各人身边的股票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谁掌握了多数股票，谁就能控制这家公司。万一原先那位持有大多数股票的股东不小心遗失或是被窃，那么得到这些股票的人也就自动成了这家公司的主人，而不必证明这些股票是如何到他手中的。您能听懂吧，布朗先生？”
香农点点头。其实这种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样，塞姆勒买船时，便可利用一家谁也无法摸清底细的公司作身份掩护了。
“控股公司，”斯坦恩先生继续说，“正如其名称所示，可以不做任何形式的买卖，而只是控制其他公司的证券。您的同仁是否已握有能控制住其他公司的股票并打算将那些股票转到卢森堡来呢？”
“没有，目前还没有。”香农答道。“我们希望能买下选择好的地区内某些现有企业的股票，或者是创立另外一些企业，然后为了妥善保管起见，将其大部份股票转到卢森堡来。”
一小时后，双方达成协议。香农向斯坦思先生出示了他身上的那张4000英镑的银行支票，以证明他确有偿付能力，并且缴给斯坦恩先生300英镑现款作为押金。斯坦恩先生同意立即着手筹措，建立一个控股公司。
两人先翻阅了一遍厚厚的“现有企业一览表”，在确定没有重名后，把他们即将成立的这家公司起名为“蒂龙有限控股公司”。公司全部资本将为40000英镑，但暂时只发行1000股股票，每股价值1英镑。斯坦恩先生收下1股，担任公司董事长；他的合伙人兰和另一位小合资人将各拿1股，董事会就由他们三人组成。斯坦恩财会公司的三名职员——事后得知是公司的三个秘书——每人拿1股，余下的994股全归布朗先生所有。这样，实际上是他在操纵这家控股公司，而董事会只不过是他的代言人而已。
公司筹资成立大会初步定于12天后或者打那以后的任何时间里召开，只要布朗先生事先能来信说明他何时将来卢森堡出席会议。等这一点谈妥后，香农离开了财会公司。
他赶在银行关门前回到那儿，归还了那张支票，再将这笔4000英镑转汇到他在布鲁日银行的账户上。然后他找好旅馆，当晚就在卢森堡过夜。虽说他已预订好明晨飞往汉堡的机票，但他还是请旅馆的职员再打电话到机场证实了一下。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汉堡，是去寻找武器的。
军火交易是当今世界上除毒品买卖外利润最大的生意。因此毫不稀奇，世界各国政府都深深卷入其中。自从1945年以来，是否拥有本国自己的军火工业，几乎已成了一个国家的威望所在。这一行业空前繁荣兴旺，产品到70年代初便已多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男女老少，每人平均都能分到一件武器。除了爆发战争，平时制造出的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消耗。所以，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不是将多余的武装弹药推销出口就是发动战争，或者两者同时并行。可是，由于世上几乎没有哪国政府愿意使本国步入战火，但为了以防万一又不愿坐看自己的军火工业衰败下去，于是多年以来各国军火工业的重点一直放在出口上。为达此目的，列强们各自都豢养了大批薪金优厚的武器推销员，在世界各地到处奔波。他们巧舌如簧，想方设法地劝说所有那些担心自己的军火不够充足的当权者们前来购买他们国家生产的武器，或者挖空心思，诱惑那些忧虑手中的武器不够先进的统治者们尽快更新装备。不过，列强们却从未关心过，他们售出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军火，那些买主们用来镇压本国人民以维持他们的独裁统治，而不是用来抵御外国侵略。合乎逻辑的是，军火交易的兴起正是西方国家相互激烈竞争、抢夺利润的产物，随着俄国开始大量制造武器，军火出口自然也就变成扩张霸权的重要手段。
渴望攫取更多的利润与妄图扩大政治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着，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计算网，世界各大强国都在日以继夜地对此加以精心盘算。假如一个列强向A国出口武器，但拒绝卖给B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将会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军火售予B，而不给A。这就叫做维持力量平衡，和平也就因此而得以维持。在军火生意中，赚取利润是始终如一的目标，这是条永恒的原则，惟一能与之分庭抗礼的是政治上的需要。出于扩大势力范围的需要，列强们往往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利润。因此赚钱的本能和政治上的野心相互牵扯着，把世界各国的国防部和外交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任何一个国家，假如仅仅打算建立起自己的初级军火工业，其实并不困难。制造步枪、自动武器及两者使用的弹药和手榴弹、手枪，相对来说都不复杂，对技术水平、工业基础及各种原料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小国由于自身的需求量甚少，不值得为此建立一套相应的工业设施，所以通常是从大国那里购买武器成品。此外，他们也明白，本国落后的工艺水平使得他们实在无法在军火出口市场上与他人抗衡。
虽然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相当数量的越来越多的二流强国大力发展并建立起本国的基础军火工业。一般说来，生产的武器越复杂，困难也就越多，能够制造的国家也就越少。制造小型武器很容易，生产大炮、装甲车、坦克却并非易事，要想建立一整套造船工业体系，生产现代化的战舰，更是难上加难，制造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则最为艰巨。因而，人们常以一个国家所能制造的最尖端的兵器和该国不得不进口那些它不能生产的武器来衡量其军火工业发达的程度。
在西方世界中，主要的军火生产与出口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1954年签订的巴黎条约禁止它制造某些武器）、瑞典、瑞士、西班牙、比利时、以色列和南非。瑞典和瑞士虽属中立国，但仍然生产并出口非常先进的武器。以色列和南非建立起本国的军火工业则是由于它们处境特殊，不愿在出现危险时过分依赖任何国家，这两国的军火都极少出口。余下的国家均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们之间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由于军火出口牵涉到外交政策，这些国家还在一种不甚明确的程度上相互配合，共同行动。向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申请购买武器，都得经仔细审阅后方能决定是否同意，再最终售给武器。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购买它们武器的小国都必须签订一项书面协定，保证不得在未经它们书面许可的情况下将买来的武器转交给第三方。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在同意出售武器前，总是要问上许多问题，而且通常是由外交部而不是军火出口部门最后拍板批准。这样，几乎所有的军火生意都难免成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
东方集团的武器是相当规范化的，主要来自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其军火工业水平如今已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共产党国家军火出口政策与西方根本不同，在那儿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影响，而不是利润。苏联常把数量惊人的武器作为礼物馈赠给他国，分文不取，以投其所好。由于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信条，所以共产党国家常常不仅只是向合法政府出售军火，而且还对它们在政治上赞赏的“解放组织”供应武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武器不是出售，而是馈赠。因而几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极左分子或者革命组织，都能保证得到相当数量的武器，不致使游击战争必需的军火短缺。
持中间立场的中立国家瑞士和瑞典，总是根据它们自己确立的原则，来决定该向谁出售武器。因此，它们的军火出口为道义所局限，这是其他国家均不采取的立场。
由于俄国人不仅向官方政府而且向民间组织出售、赠送武器装备，而西方国家想如法炮制却又畏首畏尾，于是私人军火商便应运而生了。俄国人根本无须私人军火商，这种人的出现，完全是为了适应西方的需要。他们是这样一些生意人：如果有谁想要购买武器，他们可代为效劳；但为了能使他们的买卖长久，他们必须与本国的国防部紧密合作，否则就会被视为进行非法交易。因此，这些人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遵照本国政府的意愿行事的。再说，他们出售的军火也许就是买自本国，所以如果他们引起本国政府不快，可能就会被切断武器来源，更不必说他们还担心万一引起政府更大的不满就会被撵出这一行业。因此，这些合法的军火商们通常是自己国家的公民与居民，总是在与本国政府磋商、征得同意后，方才向买主出售武器。一般来说，这些军火商都是资本雄厚的大老板，他们居于私人军火交易的最高层。
在这一烂泥塘中，次于他们的是些小一点的鱼虾。再往下便是那种自己并不存有军火，但由某个属政府所有或归其控制的大型兵工厂特许供应武器的合法商人，他们代表顾客去和兵工厂洽谈，然后收取佣金。他们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俯首听命于政府的程度，因为正是由政府所属的兵工厂供给他们武器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偶尔也欺骗政府一下，大捞一把，尽管有两个颇有名望的商人在这样耍弄手腕后被他们的政府所察觉，从此丢掉了这个饭碗。
在烂泥塘底鬼混的则是黑市军火贩子。他们由于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因而总是自行其是。他们手头的军火也许都是非法的。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一行业中站住脚，是因为军火交易中的秘密买主——某些个人或组织——离不开他们。这些买主既非某国政府，也不代表本国官方，因而不可能洽谈政府间的军火交易，也无法获得任何西方国家官方默许，从合法私人军火商那儿买到武器。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他们也无法说服任何共产党国家支持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却需要武器。
在军火交易中，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被称之为“最终使用人证书”。这份证明书表明，这一武器是直接卖给最终使用人或他们的代表的。在西方世界里，最终使用人都必须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有当武器装备属于某个秘密机构赠送给一支非正规军队，或者纯粹是一笔黑市军火交易时，卖主才不过问“最终使用人证书”。前者可举出“猪湾战斗”中美国中央情报局无偿援助反卡斯特罗的军队以及装备刚果雇佣兵的例子，后者的典型是由支持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欧洲和美国各界人士私下运抵爱尔兰的大批军火。
“最终使用人证书”作为国际性的文件，并无特定的规格、形状、大小或专门的措词用语。它由某国官方的代表或政府写下的书面证词，说明本国政府授权持证人或者军火商向供应国政府申请购买并出口一批武器。
有关这一证书的重要之点，在于有些军火出口国对此检查极严，以保证其真实可靠；另一些国家却对此奉行所谓“不可过问”的政策。毋庸置疑，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最终使用人证书”也可以伪造。
当香农飞往汉堡时，正是小心翼翼地跨进这一天地。
他明白自己肯定不能指望任何欧洲国家直接售予武器，也不幻想哪个共产党国家会卖给军火。事实上，它们定会坚决反对推翻金巴政府的任何尝试。基于同一原因，任何直接购买武器的申请都将首先“泄露”计划，结果导致整个方案告吹。
同样，他也不可能和任何大型国营军火企业——如比利时国家兵工厂——打交道，因为向这些产销结合的国营军火企业提出的任何购买武器的申请，都势必转交给政府批准。此外，他也不可能前去拜会某个大军火商，像伦敦的科格斯韦尔、哈里森或者伯明翰的帕克·黑尔，以及同属这一类型的瑞典的博福斯，瑞士的厄利肯，西班牙的赛特姆公司，西德的维尔纳之流，捷克的奥默尼帕尔公司，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等等。
而且，他还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购买武器情况特殊：所需数量太少，不足以引起那些惯做大宗卖卖的军火巨贾们的兴趣，更不能吊起前军火大王萨姆·康明斯的胃口。康明斯发迹于摩纳哥的一栋小阁楼内，战后整整20年里一直在那儿操纵着一个巨大的军火王国。如今他已隐退，去尽情享受他几十年来赚下的万贯家财。类似萨姆·康明斯这样的军火大商还有：维也纳的施特拉卡蒂博士——此人是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华盛顿大街门号的奥默尼帕尔军火公司的股东之一，慕尼黑的朗根施泰因博士，罗马的佩雷蒂博士，布鲁塞尔的卡梅门特先生，等等。香农对他们根本未抱奢望。
他必须深入到这一行业的下层，寻找那些愿做小笔生意的军火商，比如：康明斯以前的同伴、德国人京特·莱因豪泽尔，巴黎的皮埃尔·洛雷，莫里斯·埃尔斯可，保罗·法维埃等。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还是去找汉堡的两个熟人。
他在要买的武器种类上还有一些麻烦。由于这些武器每种都有特定的用处，所以明眼人一见便知买主的用意，无须训练有素的军人，甚至门外汉也能意识到这些种类的武器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攻下一座建筑物。而且，因为购买的武器数量极少，行家们决不会相信这是某个国家——即使是个小国武器力量的订货。
于是香农决定把他的订货分得更散些，从同一个军火商那儿只买一种类型的武器，这样可以避免因购买一小批性能各不相同的武器而泄露天机。
他打算从现在前去拜会的那个人手中购买40万发通用于自动枪和卡宾枪的9毫米子弹。这批子弹由于数量太多、重量太大，所以无法从黑市上购买，也难以偷运出境，但却很像是某个小国警察部队所需的订货。而且，由于只买子弹不买枪，所以不致令人生疑。遇到盘问时，可以轻描淡写地把它说成是补充库存的订货。
为了买到这批弹药，香农需要找个合法军火商。此人应能通过正当手续，将这批子弹夹在大宗订货里一起从制造厂内买出。此外，这种人虽说领有官方颁发的执照，但只要有利可图，照样愿意帮助顾客伪造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不过既然如此，这批弹药一定得从那些奉行“不加过问”政策的国家购买。
10年前，欧洲各地有不少人手中掌握着相当数量的军火，即所谓的“黑枪黑弹”。这些武器弹药一般都是在殖民地战争中——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在刚果——遗弃下来流落到私人手中的。但是，在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小型非正规战争，主要是在也门、尼日利亚战场上，耗尽了这些军火。
因此香农眼下只有去找人替他搞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递交给某个“不加过问”的军火出口国。仅仅四年前，这类国家中最理想的还是捷克
斯洛伐克。它虽说是个共产党国家，但却继承了捷克人的老传统，愿向所有的买主出售武器。那时，谁都可以提着一箱美元来到布拉格奥默尼帕尔公司总部，选购他需要的武器。然后，他很快便可带着这些武器，坐上预先订好票的班机飞离捷克。可是，自从苏联1968年入侵后，这一切便荡然无存了。克格勃开始对所有的买主进行严格审查，提的问题数不胜数。
另外还有两个国家对“最终使用人证书”究竟来自何方几乎不加过问，其中之一是西班牙。这是个自古以来一直对如何多挣外汇极感兴趣的国家，它的赛特姆军火公司下属的兵工厂生产范围广泛的各型武器，由西班牙武装部队卖给几乎所有的买主。
另一个国家便是军火出口业中的后起之秀——南斯拉夫。不过几年前，南斯拉夫才开始制造本国所需的武器装备，并很快就使其军队全部装备上了国产武器。不久，生产过剩接踵而来。因为任何国家一旦耗费巨额资金建成工厂使之投产后，不可能再暂时关闭上一阵，由此就产生了出口问题。然而，作为军火市场上的新手，南斯拉夫生产的武器质量对于顾客来说尚是个未知数。为了尽快打开销路、挣得外汇，南斯拉夫人于是对所有的购买申请都采取“不加过问”的态度。它所制造的轻型迫击炮质量优良，火箭筒用途广泛，不过，后者基本上是捷克RPGM型火箭筒的仿制品。正因为它是军火市场上的新手，香农估计商人们能够说服卖方出售一点点这两种武器——两门60迫击炮，100发炮弹；两具火箭筒，40枚火箭弹。借口就说由于顾客是首次购买产品，所以很想先少买一些这两种刚投产不久的武器试用一下，然后再来大批订货。
香农打算请汉堡的一个合法军火商替他采买那批9毫米子弹。此人领有特许证，经营西班牙赛特姆公司的武器，他也常常帮买主伪造“最终使用人证书”。至于迫击炮和火箭筒，香农已准备让汉堡另外一个人助他一臂之力。此人当初曾为南斯拉夫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出过力，从而与南斯拉夫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他并无从事这一行业的执照。
一般说来，去找一个黑市军火商毫无价值，除非他能在自己非法贮存的军火之外另想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因为，如果供货来自他的非法贮存，那就意味着没有出境执照。这种商人惟一的用途是替那些无法自己搞到“最终使用人证书”的买主弄上一份合乎规格的伪造证书，再去劝说一个合法军火商接受下来，然后由这个合法商人报经政府批准后，用他本人库存的军火来供应买主，并办妥出境执照；或者用他自己的名字和信誉作保证，将这份伪造证书递交给一家愿意接受的政府。但是，偶尔黑市军火商也有另一种用处，使得顾客有求于他——精通行情，深知在何时、何地购买何种武器最有把握。香农正是抱此目的前来拜访他汉堡之行名单上的第二位先生。
抵达汉堡后，香农直奔大陆银行去看5000英镑汇款是否到了。当查明钱已汇到后，他将这笔汇款兑换成注明由他提取的支票，接着前往他已预订好房间的大西洋饭店。由于太疲倦了，他再没外出，早早用完晚餐便上床休息了。
香农次日上午跨进了约翰·施林克尔那间陈设简陋的小办公室。他发现对方是个五短身材、皮笑肉不笑的胖子，乍一接触，使人感到好客热情，以致香农好一会儿才领悟到这小子其实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家伙。他俩说话用英语，谈价用美元——军火交易中形影不离的两种工具。
香农首先对这位军火商愿意接见他表示感谢，接着递上他那份化名基思·布朗的护照以证明其身份。这个德国佬轻轻翻阅了几页，还给了他。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的？”他问。
“有人向我推荐说，阁下是军火行业中享有极高信誉的大亨。”
施林克尔微笑着点点头，但看来对这段奉承无动于衷。
“请问是谁向您推荐的？”
香农说出了一位巴黎熟人的名字，那是一个在法国秘密机构中专门从事非洲工作的特务，香农过去在非洲打仗时和他相识的。一个月前，香农在巴黎时曾去看望过他，共叙旧情。一周前，香农又给他挂了个电话，确实是他推荐香农来找施林克尔订货的。香农曾告诉过那个法国人，到时候他将化名布朗。
施林克尔扬了扬眉毛。
“请您稍候一下。”说着，他起身离开办公室。香农从与办公室紧连在一起的一个小房间里听见他使用直通电传机的哒哒声。30分钟后，这个德国佬笑嘻嘻地转回来。
“我刚才为了桩生意打电报给巴黎的一个朋友，”他眉开眼笑地解释说，“请继续谈吧。”
香农早已明白，这家伙是给巴黎的一个军火商发了封电报，让对方去和那个法国特务核实一下基思·布朗是否可靠。显而易见，他刚才收到了巴黎的回电，告诉他一切正常。
“我想购买一批9毫米子弹。”香农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这批订货数量不大，但是一伙非洲人请求我帮这个忙，他们需要这批弹药办几件事，我相信如果这些事能成功，您今后还会获得更多数量惊人的订货。”
“您要多少？”德国佬问。
“40万发。”
施林克尔作了一个鬼脸，简单地说了一声：“数量并不太大呀。”
“完全正确，因为他们现在手中的钱还不多。不过，我想阁下是听说过这句格言的：肯下小赌注，定会赢大钱。”
这个德国佬点点头，这种情况过去就曾有过，第一批订货通常都不大。
“他们为什么要请你呢？您既非武器商，也非弹药商。”
“他们碰巧聘请我担任一切有关军事问题的技术顾问，当他们需要新找一个军火供货人时，便让我来欧洲替他们跑跑腿。”香农回答道。
“你大概没有‘最终使用人证书’吧？”这个德国佬又问。
“没有，恐怕没有。我希望这种事情能有办法安排。”
“哦，是的，有办法安排，”施林克尔说，“这一点没问题。虽说时间要长一些，花钱要多一点，但完全可以解决。当然，我也可以把我的库存卖给你，东西就在维也纳的仓库里，那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省去办理‘最终使用人证书’的麻烦；再就是由我去搞一份证书，然后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去申请购买。”
“我宁愿采用后一种方法，”香农说，“因为货必然需要装船运走，把这么一批弹药从奥地利偷运进意大利再搞上船，未免太冒险了。我对这一套做法一窍不通。再说，万一偷运途中被截住，我可得为此蹲上很长时间的监狱。另外，警方也许会查出这批走私军火是买自您的库存。”
施林克尔笑了起来。他心里有数，最后那种危险并不存在，但对方提到国境检查的问题却是不无道理的。“黑九月”极端分子最近进行的恐怖活动已使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政府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对于任何进出国境的可疑物资都严加防范。
香农这样说也自有他的理由。他毫不怀疑施林克尔干得出今天私卖给他弹药、明天就把他出卖给警方这种事儿。假如迫使这个德国佬帮他伪造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这家伙就不得不在这桩交易中站在他一边了。因为，毕竟最后向当局呈上伪造证书的将是施林克尔，而不是他香农。
“我想也许还是你说得对。”施林克尔终于开口道。“好吧，我愿以65美元1000发的价格向你提供这种9毫米标准子弹，另外还得为帮您搞份证书收百分之十的附加费，再为船上交货提取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香农迅速心算了一下，船上交货意思是替这批弹药办妥全部出境执照，顺利地通过海关检查装上船，保证船能平安无事地驶出港口。这样，子弹要花26000美元，附加费和手续费一共是5200美元。
“钱怎么个付？”他问。
“先预付5200美元，这是办理证书必须的，包括所有的差旅费和手续费在内。当我替你搞到‘最终使用人证书’后，你就得把剩下的钱付齐。但是，这一定要赶在我动手采买之前。作为一个合法商人，我将代表我的顾客——颁发‘最终使用人证书’的国家前去购货。一旦东西买到手，卖方政府就不可能反悔、退钱了。因此，我要求你提前付款，并及时通知我运载子弹出口的货船名称，以供替你申请出境执照之用。这条船必须是一家注册轮船公司所有的定期班船、货轮或客货混载轮。”
香农点点头。他明知这些条件很苛刻，但也只好咬咬牙接受下来。假使他果真代表的是某个国家官方政府，他根本就不会来求施林克尔了。
“从钱付齐到货装上船一共要多长时间？”他问。
“西班牙政府办这种事向来拖拉。不过，至多也只要40天左右。”
香农起身掏出那张银行支票给施林克尔看了看，以证明他是有钱的。他答应一小时后来交给对方5200美元的现金或者相当于这笔钱的西德马克作为预付费。施林克尔愿意要西德马克。
一小时后香农把钱拿来时，他给香农开了一张标准收据。当他写收据时，香农浏览了一遍堆放在咖啡桌上的一叠小册子。小册子上印的是一家公司的经营项目，显然都是些非军用爆炸和燃烧品以及治安部队使用的各种器材，其中包括防暴棍、警棍、步话机、催泪瓦斯、发射器、照明弹、照明火箭等等。
施林克尔递过收据时，香农问他道：“请问您和这家公司有联系吗？”
施林克尔大笑起来。
“那也是我开的，我就是靠它在公众中赢得声誉的。”
香农心里暗自寻思：“真是只狡猾的老狐狸。打着这家公司的旗号，他就能明目张胆地存放那些一箱箱贴着‘谨防爆炸’标签的军火了。”不过，他对这些东西倒是挺感兴趣的。他飞快地写下一张清单，递给施林克尔。
“您能从库存中卖给我这些东西吗？也是准备出口的。”他问。
施林克尔扫了一眼清单，内有两座供海岸警卫队发射船舶遇难照明弹用的发射器，10枚能在空中短暂停留的强效镁光照明弹，2只利用压缩空气做动力的高音雾笛，4副夜用望远镜，3台有效通讯距离不少于5英里的袖珍无线电步话机，5只袖珍罗盘。
“当然可以。”他回答说。“所有这些我都有存货。”
“我想买下这批货物。这些东西既然不属军火范畴，我估计出境时不会遇上什么难题吧？”
“毫无问题，你愿把它们送到哪里都行，尤其是送往一条海船上。”
“太好了。这批货外加把它们运给马赛一家出口代理商的运费，一共得多少钱？”
施林克尔看了一遍价格表，算了一下说：“加上百分之十的运费，一共是4800美元。”
“12天后我和你联系。”香农答道。“请把这批货全部装箱待运，我将通知您马赛那家出口代理商的名字，并附上4800美元的银行支票。此外，我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内告诉您那条船的名称，付清买子弹的26000美元。”
当晚，香农在大西洋饭店招待他要找的第二个人吃饭。此人名叫艾伦·贝克，是个加拿大移民，二次大战后迁入西德，与一位当地姑娘结了婚。战时他是英国皇家陆军工兵，战后不久就涉入一系列进出苏联集团国家境内的走私活动，偷运尼龙制品、手表和难民。此后他逐步卷入替数十个小小的民族主义和反共游击队走私军火的活动。这些游击队是战时建立的，战后仍在中欧和东欧开展他们的抵抗运动。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战时他们打击德国人，战后在反抗俄国佬。
这些游击队，大部份是由美国人提供的行动经费。贝克精通德语，善于运用化整为零的战术，成功地把军火分送到这些游击队员之手。为此，他倍受赏识，并从美国人那里直接领到巨额薪资。当这些游击队终于渐渐作鸟兽散后，他于50年代初来到了位于摩洛哥北海岸当时是国际自由商港的丹吉尔。他发挥了自己长期积累的走私妙术，从这里把香料和香烟偷运进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料好景不长，他的走私船在一次黑社会匪帮的火并中被炸沉，结果他只好返回西德，重操陆上走私这一老行当。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人想买，有人肯卖，他都愿从中出力。他最近的一项进账，是替西班牙北方巴斯克独立运动与南斯拉夫谈妥了一笔军火交易。
香农是在贝克于1968年4月走私枪支进入埃塞俄比亚时认识他的。当时，香农刚离开布卡武，正是无所事事。贝克知道香农的真名实姓。
现在，这个瘦小但很结实的走私贩子兼黑市军火商，正静静地听着香农解释想要些什么。他的眼光不时从嘴边的饭菜溜到对面的雇佣兵脸上。
香农讲完后，他开口说：“行，完全可以。南斯拉夫人会觉得这种说法通情达理：一个新主顾想先买两门迫击炮、两具火箭筒作为样品试用一下，如果质量满意，再来大批订货。这是名正言顺的。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和他们关系极好，而且他们办事速度也快。不过，实话告诉你，眼下有一个其他问题。”
“什么问题？”
“最终使用人证书。”贝克答道。“我过去在波恩有个熟人，是个东非国家的外交官。此人只要给他一笔钱，再为他弄上几个他喜欢的那种金发碧眼的德国美人儿，他什么证书都愿意替你办。不巧他两周前调任回国了，我一时还没找到可以代替他的人。”
“南斯拉夫人是否特别注意买主是谁呢？”
贝克晃了晃脑袋。
“不，只要‘最终使用人证书’符合规格，他们从来不多加过问。但是不管怎么说，得有份证明，上面必须盖着地道的政府大印。总之，至少要说得过去才行。”
香农沉恩丁一会儿。他听说过，巴黎有个家伙有一回曾吹嘘说，他和某个国家使馆有关系，能从那儿弄到“最终使用人证书”。
“假如我从一个非洲国家替你弄上一份货真价实的证书，有用吗？”他问。
贝克吸了一口雪茄。
“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给你把货价报一下：60迫击炮每门 1100美元，两门也就是2200美元，炮弹每发24美元。问题是你要的炮弹数量太少，能否将迫击炮弹订货从100发提高到300发呢？那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谁也不会只买100发炮弹，即使仅仅是为了试射。”
“好吧，”香农说，“就买300发，不能再多了，否则超出预算，我的佣金就会减少了。”
实际上他的佣金根本不会少，因为预算中给他留了余地，他大可不必担心工资会出问题。不过，他知道这么一开口，贝克就不会再讨价还价了。
“行，”贝克说，“这样，炮弹一共是7200美元。火箭筒每具1000美元，两具就是2000，火箭弹每枚42.5美元，你要40枚……让我看看是……”
“1700美元，”香农说了出来，“全部订货总共为13100美元。”
“猫儿，还得再加百分之十，算是帮你搞份出境执照的手续费。这与‘最终使用人证书’无关。如果是我替你弄的证书，那就得加百分之二十的钱。我们还是实际一点吧，你要买的东西并不多，但我要花的跑腿钱多少都一样，其实我应该为这么一点订货收你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才对。所以总数是14400美元，就算14500吧，嗯？”
“不行，就是14400。”香农答道。“我把证书弄到后寄给你，同时附上百分之五十的押金。等我看到东西在南斯拉夫装箱待运后，再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钱；船离码头时，把最后百分之二十五给你，怎么样？”
贝克内心渴望香农能将钱全部预付给他。但他不是合法商人，和施林克尔不同，他一没有办公室，二没有货栈，连个经商地址都没有，他只能作为掮客，借用一个他熟悉的合法商人的名字行事。作为黑市商人，他也就只好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了——佣金低和预算少。
在这行买卖中，掮客玩弄的一条最古老的诡计是：答应下一笔军火订货，假装信心十足，尽力让顾客相信他是绝对诚实可靠的，再争取多弄一些预付款，然后便逃之夭夭。不少黑人来欧洲购买军火时，都曾上过这种当。不过贝克清楚，香农是绝对不可能中此圈套的。再说，14400美元的百分之五十实在太少，不值得为此而永远销声匿迹。
“好吧，一收到你的‘最终使用人证书’，我就着手行动。”
两人起身离开餐厅。
“从你开始申请购买到装船得花多长时间？”香农问。
“大约30到35天。”贝克回答说。“顺便问一下，你搞到船了吗？”
“还没有，我估计你是需要船名的，到时候我随证书一起寄给你。”
“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船，我倒听说有一条非常好的船可以出租，2000西德马克一天，你啥也甭操心，船员、食品，应有尽有，你要上哪就上哪，要多保密都行。”
香农盘算了一下。船将在地中海停泊20天，驶向目的地需要20天，回来得20天，一共是60天时间，这样就是12万马克，折合1.5万英镑，比买条船便宜，划得来。问题是他不愿意让一个外人除了控制部份军火订货外，还掌握船，知道行动目的地。那样的话，势必要让贝克或者联系租船的那个人最终成为参与行动的同伙。
“可以考虑，”他试探着说，“那条船叫什么名字？”
“桑·安德烈亚号。”
香农立刻凉了半截，他曾听塞姆勒说过这条船。
“是在塞浦路斯登记注册的吗？”他又问。
“不错。”
“别提它了。”他干脆地说。
当他们走出餐厅时，香农摹地瞥见约翰·施林克尔正在一个单间餐室里吃饭。起先他疑心这家伙是在跟踪他，但很快发现还有一个人在和施林克尔一道吃饭，看样子像是他的大主顾。香农扭头大步走出餐厅。
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他和贝克握手告别。
“我会给你写信的，”他说，“可别叫我失望。”
“别担心，猫儿，相信我好啦。”贝克答道。接着，他转身匆匆走出大街。
“蠢猪才会信任你呢！”香农喃喃地说着走回旅馆里。
当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那个和施林克尔一起就餐的客人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似曾在哪里见过那张脸，但又记不清究竟是在哪儿见过的。快睡着时，他终于回忆起，此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他飞回伦敦。这是第九天的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