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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及时成立了。至少在目前，它是在合乎人道地治理着这个国家。
欧洲各国报纸几乎没有提到这场政变，惟有法国《世界报》登出一则消息报道说：赞格罗军队中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在前夜发动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总统。由一个民族调解委员会在举行国民选举前暂时治理这个国家。这家报纸丝毫未提及，赞格罗的新政府拒绝一支苏联地质勘探队的入境申请；也未提及，新政府已把勘探水晶山地区的新规划列入了日程。
大个子詹尼·杜普里和小马克·弗拉明克被安葬在位于半岛顶端上的一片棕榈树下，海风从海湾方向吹来，轻轻地抚弄着棕榈树叶。根据他们生前的请求，人们未在他们的坟墓上留下任何标明他们身份的墓志铭。
约翰尼的遗体被他自己的乡亲们抬走了。乡亲们对着他的遗容痛哭流涕，然后按本民族的风俗安葬了他。
西蒙·恩丁和詹姆斯·曼森爵士对于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事务中曾经扮演过角色这一点默不作声。他们确实也没什么东西说得出口。
香农把身上剩下来的5000英镑行动经费全部给了让·巴普蒂斯特·郎加拉蒂。这个科西嘉人去了欧洲，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是说他去了布隆迪，打算在那儿训练胡图族游击队，后者正在开展斗争，试图推翻米库贝鲁的图西族独裁政权。朗加拉蒂在海滩上与香农分手时曾说，他这样做“确实不是为了钱，过去也根本不是为的钱”。
香农用基思·布朗这个名字给热那亚的庞提先生去了几封信，要求他将“托斯卡那号”的产权股票均分成两份，要求他分别给沃尔登伯格船长和库尔特·塞姆勒。一年后，沃尔登伯格用自己的股份做抵押，借钱从塞姆勒手中买下了另一半股份。
塞姆勒又奔向另一个战场。在苏丹南方，当时他正和隆·格雷戈里以及另一个雇佣兵在一起布雷，准备炸毁一辆苏丹人的坦克，结果不慎引起地雷走火爆炸，塞姆勒和格雷戈里身负重伤。不久，塞姆勒死在丛林中，惟有格雷戈里侥幸存活，在英国大使馆的帮助下，辗转回到了家。塞姆勒的最后一件事，是请朗加拉蒂通知他存款的银行，从他的户头上提出5000英镑汇给杜普里的住在南非开普省帕尔市的双亲；将另外5000英镑汇给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区克莱恩大街上开酒吧的安娜。
卡洛·香农死于政变后的一个月，正是当初告诉朱莉娅·曼森的、他所乐意的那种死法：躺在那儿，手中握着枪，胸口中了一弹，嘴里含着鲜血。只是结束生命的那支枪和那颗子弹，都是他自己的。他自杀的原因，既不是被危险吓倒，更不是恐惧会在战斗中丧生，而是由于他过去形影不离的伴侣——香烟。
他是从巴黎外科大夫邓奥依斯那儿得知他不久就将与世长辞。邓奥依斯大夫当时对他说，他多则再活一年，少则六个月，这完全取决于他是否生活得轻松、舒适；而临终前的那个月，他将是极其痛苦的。
当咳嗽越来越厉害时，他独自一人带着枪和一个塞满打字稿的大信封，悄悄走进了丛林。几周后，人们把这封信转给了他在伦敦的一个朋友。
据那些亲眼看着他独自走进丛林、后来又亲手把他抬回城里安葬的土著村民们说，他当时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那些靠种植木薯为生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们，自然不会知道他当时吹的是什么曲。
那是一支小调，名叫《西班牙的哈莱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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