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上午11时稍差片刻的时候，亚当·芒罗正在革命广场地铁站换车，而一列十几辆长车身的黑色“吉尔”轿车，在离他西南方向1000英尺远的地方，正驶过克里姆林宫围墙中离他头顶上方100英尺高的鲍罗维茨基城门。苏联政治局即将开始举行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会议。
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四周有围墙环绕的三角形建筑群，它的顶角耸立着索巴金塔楼，面朝着正北方向。在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上，筑有一垛50英尺高的围墙，墙上散布着18座塔楼，由四扇城门连通宫内。
这个三角形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是供游览的地方，安分守己的人们成群结队去瞻仰教堂、大厅和早已作古的沙皇的宫殿；中间部份是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卫兵在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
那天上午，由手工制作的高级轿车发出低沉的颤动穿过了这片空场，驶向克里姆林宫北端的三幢大楼。这三幢大楼中最小的一幢楼就是位于东侧的克里姆林剧院。剧院后面，半映半掩耸立着部长会议的办公大楼，是政府的所在地，至少部长在这儿举行会议。然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真正当权者并不是部长会议，而是政治局——组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层的执政小集团。
第三幢楼规模最为庞大。大楼位于西侧，恰在宫墙上炮眼的后面，俯视着下面的亚历克山大罗夫斯基花园。大楼的形状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三角形。南端是古代的武器库，那是一座古代武器的博物馆。但在武器库的后面，内墙是被堵死的。如要到楼上去，必须从外面穿过一道高架锻铁栅栏，它跨越了部长会议大楼和武器库之间的空隙。
那天上午，高级轿车从锻铁栅门飞驶而过，停在通向这幢秘密大楼楼上的入口处。
武器库大楼上层的形状像一个空心的长方形，里面是一个狭长的庭院，南北走向，把整个大楼分成两排更为狭小的套间和办公室，连同顶楼在内共有四层。在三层楼上，位于内面东侧办公楼的中间是一间会议室，从那儿能俯视庭院，为了挡住人们窥探的目光而用屏障挡了起来。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局在那个会议室中举行例会，对2.5亿苏联公民发号施令。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那是名不虚传。尽管在理论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苏维埃联邦的国家，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由古到今俄罗斯沙皇对其他14个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实施铁腕统治的国家。俄国为了实施这个统治而使用和需要的三条胳膊是红军（一如既往，包括海军和空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拥有10万工作人员，30万武装部队和60万告密者）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党组织部控制着从北极地区到波斯的丘陵、从布伦斯威克的边缘到日本海沿岸各地党的干部的工作、思想、居住、学习和娱乐的每一个领域。而那不过是帝国内部的情况。
克里姆林宫武器库大楼中政治局的会议室大约有50英尺长，25英尺宽。与其中所蕴藏的权力相比，那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采用党魁们所喜爱的深色大理石作背景，但一张T字形的长桌占据了大部份的地方，桌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1982年6月10日的上午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议程，而只是收到开会的通知。而且，那些围桌而坐的人都觉察到，有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只有出了紧要的事情才会把他们都召集到这个顶层楼上来。
在丁字形会议桌首席的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马克西姆·鲁丁在他常坐的那张椅子中就座。
从表面上来看，马克西姆·鲁丁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于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这个头衔。但除了气候之外，在俄国没有一样东西看来是表里一致的。他真正的权力来自他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头衔。他以这个身份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的主席。他已是60岁的年纪，显得容貌粗犷，郁闷多虑，而又诡计多端。要不是诡计多端的话，他决计不会登上那张曾经由斯大林（他很少召集政治局会议）、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占据的宝座。
在他的左右两侧坐着来自作为他自己私人班底的秘书处的四位书记，那些人效忠于他本人，而这一点是高于一切的。
在房间中他身后靠北墙的每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位速记员，一位是男的，一位是女的，用速记写法记下所说的一言一语。
在另一张桌子旁，两位男子俯身在一架磁带录音机慢慢转动的胶带盘旁边——录音可用来复查校核。还有一架备用的录音机，在换胶带盘时可供接替。
政治局的其他十二位成员坐在T字形会议桌伸长部的两侧，一边六个，面前摆着便笺簿、玻璃水瓶和烟灰缸。
在桌子伸长部的尽头是一张单独的椅子。政治局成员们核对了人数，查明没有任何人缺席。那张空的椅子是惩罚性的座席，只有在那个房间中作最后一次露面的人才会坐在那张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批判，从而成为一个身败名裂的人。不久前，有人就曾葬身在卢比扬卡监狱的“黑墙”处。习惯的做法总是让受到谴责的人稍迟一会儿进场，临到他进入会场时就会发现所有的席位上都已坐满了人，而只有那张惩罚性的座位空着，那时他便心中有数了。
但在这天上午那张椅子是空的。人人都在场。
鲁丁向后倚着，半睁半闭着眼睛审视那十二个人，嘴上始终叼着卷烟，升起的烟雾从他的脸部飘过。他仍然十分喜爱那种老式的纸烟卷，一半是烟叶，一半是薄纸板卷筒，卷筒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掐了两次以过滤烟雾。他已吩咐助手为他一支接一支地递烟，并告诫他的医生不必多嘴。
在会议桌伸长部的左侧是瓦西里·佩特罗夫，49岁，是鲁丁手下的门徒，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来说是年轻了一些。他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党的组织部部长。鲁丁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困境之中可以指望佩特罗夫是靠得住的。
坐在佩特罗夫旁边的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他将站在鲁丁一边，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
他那面便是尤里·伊凡南科，长得身材修长，在53岁的年纪便变得残酷无情。他身穿伦敦裁剪的漂亮西服，犹如一只受伤的拇指那样翘着显得特别突出，似乎在向一帮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样深恶痛绝的人们显示他自己老于世故。伊凡南科是由鲁丁一手提拔起来担任克格勃的主席的，他将站在鲁丁的一边，因为反对派是些对伊凡南科恨之入骨的人物，他们都想把他搞掉。
在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就像勃列日涅夫离任后的政治局中半数的成员那样，他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是年轻的——他在55岁时成为党的理论家。他长得身材瘦小，信奉苦行主义，凡事百般刁难，主张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他又是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由于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怀着一种病态的憎恨而变得形容憔悴。
鲁丁心里明白，反对派将来自这儿。站在他一边的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63岁，国防部长兼红军总司令。他将惟红军的利益是从。
那样还剩下七个人，包括负责农业的科马罗夫。他坐在那儿，脸无血色，因为他像鲁丁和伊凡南科一样，约摸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位克格勃的头目不动声色，其余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鲁丁向站在会议室尽头门口的其中一位近卫军士兵打了个手势，让那位在外面惶恐战栗地等候着的人走进室内。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让我介绍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雅科夫列夫教授。”鲁丁高声地说道，那个人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到桌子的尽头，并站在那儿等候着，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这位教授是我们的高级农学家，农业部的粮食问题专家，科学院院士。他要给我们作一个报告。请讲吧，教授。”
鲁丁早在几天以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报告，此刻，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尽头那个人头顶上方的天花板。
伊凡南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西方的大号过滤嘴香烟。科马罗夫拭了一下他的眉宇，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位教授清了清他的嗓子。“同志们！”他犹豫不决地开始讲话了。谁也不曾对他们是同志持有异义。那位科学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讲稿，并直陈其辞地作起报告来了。
“去年12月份和今年的1月份，我们的长期气象预报卫星做出预测，冬季和早春将特别潮湿。为此，根据惯常的科学实践，农业部已经决定，我们供春播用的种子应该使用预防剂进行适当处理，以抑制也许由于潮湿而蔓延的真菌感染。这在以前已做过许多次了。所选用的拌合药剂是一种具有双重用途的药剂——一种可以防止发芽种子受到真菌侵袭的有机汞化合物和一种称为‘林丹’的杀菌剂兼驱鸟剂。在科学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冬小麦作物遇到霜冻而蒙受不幸的损失，苏联将需要从春小麦播种中收获至少1.4亿吨谷物，那就需要播下625万吨种子。”
所有的眼睛现在都盯在他身上，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政治局的成员可以觉察到，危险就在前面。只有科马罗夫，即那个负责农业的人，在痛苦中凝视着会议桌。有几双眼睛转而看着他，意识到有一种血腥的味道。
那位教授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继续说道：“按每吨种子使用2盎司有机汞种子拌药剂计算，就需要350吨拌合药剂。库存只有70吨。随即向古比雪夫生产这种药剂的工厂发出了一份订货单，要他们立即投产，补足所需要的280吨。”
“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吗？”佩特罗夫问道。
“是的，同志。所需要的吨数并不表明要有更多的工厂。古比雪夫的那个工厂是一个主要的化工厂，生产许多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产品。生产280吨这样的化学品要不了40个小时。”
“继续说吧。”鲁丁吩咐道。
“由于通讯联络中的混乱，工厂正在进行年度保养。如果拌合药剂要分发到联盟各地的127个种子拌药站，种子处理之后还要及时运回几千个国营和集体农庄进行播种，那样时间就很紧迫了。所以，从莫斯科派了一名年轻而又有干劲的党员干部去催办这件事情。看来，他命令工人们停下手上的活计，使工厂恢复了生产秩序，并重新开工了。”
“他没有按时办成这件事吗？”克伦斯基元帅用刺耳的声音说道。
“不是，元帅同志，工厂又开工了，尽管维修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怎么把事情干完。但又出了故障，一只漏斗的阀门坏了。林丹是一种药性很强的化学品，它加进有机汞化合物其余配方中的剂量必须严加控制。林丹漏斗上的那只阀门，尽管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开启三分之一，而实际上却完全打开了。整个280吨拌合药剂都受到影响。”
“质量管理怎么样呢？”一位在农村中土生土长的成员问道。
那位教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不要再受这个罪。
“那既是巧合又是过失，”他坦白地说道，“在工厂停产期间，负责分析和质量管理的总化学师正在索契度假，不在厂里。打电报去把他唤回来了。但由于古比雪夫地区大雾，他不得不改道而乘火车返回。他回厂时，生产任务已完成了。”
“拌合药剂没有经过试验吗？”佩特罗夫用怀疑的声调问道。
那位教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懊丧。
“那位化学师坚持要做质量管理试验，而那位从莫斯科去的年轻官员想要把全部产品立即发运。接着发生了一次争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那位化学师想在每10袋药剂中抽查1袋，总共是28袋。那位官员坚持只能留1袋给他作试验。那时候就犯下了第三个错误。新的袋子与去年留下来的70吨备用药剂堆在一起。在仓库中，其中有一位装卸工，在收到要送1袋药剂到化验室作试验的报表之后，便挑选了1袋陈年的药剂。试验结果证明药剂完全是合格的，于是这批货就全都发运了。”
他的汇报到此结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也许会尽力解释接连发生了三次差错，一次是机械故障，一次是两个人在重压之下判断失误，还有一次是库房里的人粗枝大叶，三次差错组合在一起便造成了灾难。但那并非是他的差事，他并不想为别人找些站不住脚的借口。
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
维希纳耶夫发言了，尖刻的言辞一针见血。“有机汞化合物中林丹的成分过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问道。
“同志，那对田里发芽的种子来说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作用，而不是起保护的作用。如果麦苗能长出来的话，那也是稀稀拉拉的，会长出一种褐色的斑点。这样受到感染的麦秆上实际上不会长出任何粮食。”
“春播受到影响的作物有多少？”维希纳耶夫冷若冰霜地问道。
“大约恰好是五分之四，同志，70吨库存的药剂完全是好端端的。280吨新的药剂都受到那只出毛病的漏斗阀门的影响。”
“那么，有毒的药剂都与种子作了拌合并播种了吗？”
“是的，同志。”
两分钟之后，那位教授被打发走了，去开始他那湮没无闻的幽寂生活。
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科马罗夫。“原谅我的无知，同志，看来你事先知道一点这件事情。那位弄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官员已怎么啦？”他使用了俄语中一个粗鲁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指人行道上的一堆狗屎。
伊凡南科插话道。“他在我们的手里，”他说道，“还有那位擅离职守的分析化学师、智力很低的仓库保管员和维修部门的几位工程师。工程师们声称，在他们完工之前曾坚决要求签发命令他们收工的书面指示，而且拿到了书面指示。”
“至于这位官员，他开口说话了没有？”维希纳耶夫问道。
伊凡南科考虑了一下，心中想起那位穷困潦倒的人的样子，他是被囚禁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无所不谈。”他说道。
“他是位破坏者，还是位法西斯的特务呢？”
“不是，”伊凡南科叹了一口气说道，“只不过是一位白痴，一位野心勃勃的官僚主义者，竭力想提前完成任务。关于那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知道了那个人的脑袋瓜里装些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都能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那位郁郁寡欢的科马罗夫。“我们已经知道，从预期的1亿吨冬小麦中只能保全5000万吨。现在看来，今年10月份我们将从春小麦中收获多少吨呢？”
科马罗夫对鲁丁扫了一眼，鲁丁略微点了一下头。
“从1.4亿吨春播小麦和其他粮食的指标中，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指望收成会超过5000万吨。”他轻声说道。与会者在令人惊愕的可怖气氛中坐着。 “那意味着两季作物的总产量是1亿吨，”佩特罗夫低声悄语，“全国短缺1.4亿吨。我们应该能够对付短缺5000万吨，甚至7000万吨。我们以前是经历过的，忍受一下粮食短缺的苦楚，从别的地方尽力去购买一些。不过，这个……”
鲁丁结束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这儿面临着像我们历史上所曾遇到过的那样的严重问题，中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在内。我建议休会，分头搜集一些意见。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当十三个人和尽头桌子旁的四位助手站起来时，佩特罗夫转身面向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伊凡南科。“这并不是意味着粮食短缺，”他喃喃说道，“这意味着饥荒。”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走到楼下司机驾驶的“吉尔”牌高级轿车跟前，仍然在沉思着所获得的消息——一位弱不禁风的农业学教授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一个大国下面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星期之后，当亚当·芒罗坐在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大剧院楼厅中时，他的念头不是放在农作物上，而是在爱情上面，而他钟爱的又不是他身旁那位兴高采烈的使馆女秘书。他是被她说服了之后才带她来看芭蕾舞演出的。 他并不是一位芭蕾舞迷，尽管他承认自己喜爱一些芭蕾舞曲。但优美高雅的击脚跳和变身跳，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转身跳，并没有使他感到激动。演到《吉赛尔》第二幕——傍晚的供品——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
那曾经是一桩美好的事情，是毕生一遇的爱情。他当时24岁，很快就要满25岁了；而她19岁，长得皮肤黝黑，十分可爱。由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只得秘密相爱，在暮色朦胧的街上幽会，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她，并把她带到夏洛滕堡西端自己的小公寓里而不被任何人觉察。他们纵欲相爱，侃侃而谈；她为他煮晚饭；他们再一次同床做爱。
起先，他们的私通具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质，就像已婚的夫妇抛弃各自的配偶私奔，而这又使这种性爱别有风味。
在1961年的夏天，柏林的树林里枝叶茂盛、鲜花怒放。一些年轻人有的在湖面上泛舟荡桨，有的从岸边游向湖心。这时，事情给搞僵了，的确是令人沮丧。当时，他向她提出求婚，而她几乎同意了。要不是以后冒出了柏林墙的话，她也许还是会同意的。柏林墙是1961年8月14日建成的。柏林墙还会加高。这在一个星期之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恰在那个时候，她拿定了主意，而他们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性关系。她告诉他，她不能对她的双亲所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听任不管，不能坐视他们蒙受耻辱，不能坐视她的父亲会丢失深受信任的工作，不能坐视她的母亲会失去在艰难时世之中等待了多年的、十分心爱的公寓。她不能毁了她的胞弟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前途。最后，她无法忍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所热爱的祖国。这样，她就离去了。他望着她从阴影中穿过柏林墙中最后尚未接通的地段溜回到了东方，她显得悲痛欲绝、形影相吊、伤心惨目，而又长得如花似玉。
他没有再见到她，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他用苏格兰人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特性把她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曾爱过而且仍然爱着一位名叫瓦伦蒂娜的俄国姑娘，她当时是参加柏林四国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兼速记员。正如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那是严重的不轨之举。
在瓦伦蒂娜离去之后，柏林便变得索然寡味。一年之后，他被路透社调到巴黎。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正当他返回伦敦到舰队街总部坐冷板凳时，一位他曾在柏林结识的老百姓着意要去看望他以继续保持往来，那个人曾在英国设在那儿的总部，即原先希特勒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任职。曾经举行过一次聚餐，而另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体育场来的那个熟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说声“请原谅”便走开了。
新来的人态度友好，并没有说明来意。但到喝第二杯白兰地酒时，他便直陈其辞。“‘企业’中我的一些同事，”他带着一种使人可以疑云顿消的羞怯神情说道，“想知道你能不能为我们帮点儿忙。”
芒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企业”这个字眼。以后他将学到那套词汇。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报业务存在一种奇特而又存有戒心，但极为重要的联盟关系；对于那个联盟中的人来说，秘密情报局始终被称为“企业”。对于它的雇员来说，在反间谍部门中工作的那些人是“同事”。位于吉尼亚吉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是“公司”，其中的工作人员是“堂兄弟”。而其对立面，则称为“敌手”，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是以旧时契卡的奠基人——列宁的秘密警察首领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而命名的。这座大楼始终被认为是“中心”，而“铁幕”以东的领土则是“集团”。
伦敦餐厅中的会晤发生在1964年的12月份，所提出的建议是“到‘集团’中去临时跑一趟”。这项提议随后在伦敦切尔西区一套小型公寓中进一步确定了下来。他在1965年的春天办了这件事，而表面上他是在东德报道有关莱比锡博览会的情况。
那是一趟苦差使。他适时离开了莱比锡，驱车奔赴德累斯顿靠近艾尔伯蒂尼姆博物馆的地方碰头。他感到内口袋中的一包东西像是五本《圣经》那样。似乎人人都在望着他。
那位东德的军官迟到了半个小时，他知道俄国人在萨克森山坡上部署战术火箭的方法。两位人民警察，毫无疑问，此时似乎正在监视着他。在附近公园中某个树丛之中，互换包裹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汽车那儿，朝西南方向动身前往格拉的交叉路口和巴伐利亚的边防检查站。
在德雷斯顿的郊外，一位当地的汽车司机从右前方撞上了他的汽车，尽管芒罗走的路线是对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那包东西转移到后排座位与车尾行李箱之间的储藏处，东西还在他那件运动茄克衫的胸袋之中。
他在当地一个警察站中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两个小时，无时无刻都害怕有人下令说：“请把你的口袋翻过来，先生。”紧贴他的胸骨那儿放着足够的证据可送他到波特马劳改营待上25年。最终他获准离去了。
那时，电瓶中的电耗尽了，四位人民警察不得不推车使他起动。右前方的那只轮子由于轮子中的滚珠轴承损坏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提议，他也许可以待一个晚上再走，并把车轮修好。他以自己的签证到午夜就要过期为理由（事实上是这样）又动身了。他在午夜前10分钟到达位于东德的普劳恩和西德的霍夫之间萨勒河上的边卡，一路上每小时驱车20英里，前轮刺耳的尖叫声响彻了夜空。当他驾着嚓嘎嚓嘎作响的汽车通过另一侧的巴伐利亚州卫兵卡时，他已汗流浃背了。
一年之后，他离开了路透社，接受了别人的建议，作为一名年长的申请者参加文职官员选拔考试。当时他的年纪已是三十岁。
对于想要加入国家行政机构的任何人来说，文职官员选拔考试是必不可免的。根据考试的成绩，财政部首先择优录取，那样，它即使把英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也能在学术论证上无懈可击。随后轮到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进行挑选。由于芒罗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外交机构，而这通常是为“企业”招收工作人员而作的掩护。
在以后的16年中，他专攻经济情报和苏联问题，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国家。他曾在土耳其和奥地利、墨西哥担任过外交职务。
1967年，他刚满31岁的时候就结了婚。但在度过了蜜月之后，这个结合变得越来越没有爱情可言：那是一个错误。婚后第六年便悄悄地离婚了。从那以后，当然有过暧昧的两性关系，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为“企业”所知道的。他一直是单身的。
有一起私通事件他从来没有向“企业”汇报过，而要是这件事的原委和他隐瞒此事的做法透漏出去的话，他将会当即被解雇的。他在加入情报局时，就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必须写一份完整的自传，接着由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一次口试。这一程序每过五年便重复一次。在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中，肯定有与从铁幕后面来的人有任何感情上的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牵连，或者有关那种事情与别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什么牵连。第一次他被盘问时，他内心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很反感，恰如在塞浦路斯的橄榄树林中所曾发生过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在瓦伦蒂娜的事情上，即使“对手”知道这件事，也是决不会被人收买的；他相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试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他就是不想让任何别的人刺探他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份，更不用说保管档案的职员了。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从而违犯了规章制度。一旦陷入了说谎的困境，他就不得不照样撒谎下去，在16年的时间中，他重复了三次这样的谎话，并没有由于撒了谎而出什么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出什么事情。他对此是有把握的。那次男女私通是一项秘密，早已石沉大海，湮没无闻。那将始终是这样的。
要是他并没有像这样深陷在浮想之中，以及不是像他身旁那位姑娘那样对芭蕾舞感到出神的话，他也许会注意到某种东西。从剧院左侧墙上很高的一个私人包厢中，他正受到别人的注目。在幕间休息的电灯点亮之前，那位观察的人便已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桌旁的十三个人都不动声色，各怀戒心，意识到农业学教授的报告可能会触发一场自从赫鲁晓夫倒台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派别斗争。
鲁丁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左侧，党组织部的佩特罗夫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中，他那边过去便是克格勃的伊凡南科。外交部的赖可夫翻弄着他的文件，理论家维希纳耶夫和红军的克伦斯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
鲁丁审视着其余的七个人，心里盘算着要是斗争爆发的话他们将何去何从。有三位不是俄罗斯人：维托塔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查瓦兹，格鲁吉亚人，来自第比利斯；穆哈默德，塔吉克人，属于东方人，生下来就是一位穆斯林。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让步，但事实上，每一个人为他的一席之地都曾付出了代价。鲁丁知道，他们都已是完全俄罗斯化的，代价是昂贵的，比一位大俄罗斯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他们都曾是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而其中两个人现在还兼任着那个职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强令推行坚决镇压自己民族同胞、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分子、诗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纲领——只要他们哪怕是暗示不要百分之百地接受大俄罗斯对他们的统治。没有莫斯科的保护，他们谁也无法回去。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每一个人都将与保证他们幸存的一派，也就是说，与获胜的一派站在一起。鲁丁对于 派别斗争的前景，并不抱赞赏的态度，但自从他第一次独自在自己的书房中读了雅科夫列夫教授的报告以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样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俄罗斯人。管农业的科马罗夫，仍然极为忐忑不安；斯蒂潘诺夫，工会的负责人；舒希金，负责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还有皮特里耶诺夫，在经济和工业计划方面负有特殊的任务。
“同志们，”鲁丁慢慢地开始说道，“你们都已从容不迫地研究了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你们都已注意到了科马罗夫的一份报告，大意是说，今年9、10月份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将比指标歉收将近1.4亿吨。让我们首先考虑事关重大的问题。苏联靠不到1亿吨的粮食能不能维持一年的生计？”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气氛是激烈的，言辞是刻薄的，但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粮食这样奇缺将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食品匮乏。即使国家进口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城市制作面包，但农村中也将几乎所剩无几。当冬天的牧场为积雪所覆盖而牲口没有饲料时，屠宰牲口将使苏联的四足牲口丧失殆尽。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畜牧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将使城市挨饿。
最后，鲁丁打断了他们的话。“很好，如果我们坚持承认，在粮食以及几个月之后在肉类的方面将面临饥荒的话，在全国的纪律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佩特罗夫打破了接着出现的沉寂。他承认，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骚动情绪，这从最近接连发生小规模的闹事和退党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通过党的机器中无数的触须，这些情况都在中央委员会中向他作了汇报。在面临一次货真价实的饥荒时，许多党的干部可能会与无产者站在一起。
几位非俄罗斯人点头表示同意。在他们的加盟共和国中，中央集权总是比俄罗斯本身内部的集权来说要稍差一些。
“我们可以从六个东欧的卫星国身上捞一些。”皮特里耶诺夫提议道，甚至没有费心劳神把东欧人称为兄弟般的同志。
“波兰和罗马尼亚首先会大发雷霆。”舒希金辩驳道，他是负责与东欧联络的人。“也许匈牙利会跟着干起来。”
“红军可以对付他们！”克伦斯基元帅咆哮着说。
“一次不能对付三个。现在不行了。”鲁丁说道。
“我们只是在谈论总计征集1000万吨粮食的问题，”科马罗夫说道，“那是不够的。”
“斯蒂潘诺夫同志？”鲁丁问道。
工会是受国家控制的，它的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一旦在今冬明春一直到夏天确实发生饥荒的话，”他说道，一边注视着自己的铅笔，“要担保不爆发骚乱将是不可能的。也许是大规模的。”
伊凡南科一言不发，凝视着自己右手食指和拇指间夹着的西方大号过滤嘴香烟，他鼻孔中嗅到的味道不仅仅是烟味。有许多次，他嗅到了恐惧的气息——在逮捕的程序中，在审讯室中，在他大本营的走廊中。他现在已嗅到了这种气息。他和他周围的人是有权势的，享有特权的，而且是受到保护的。但他对他们都了如指掌，因为，他设有档案。他对自己并无任何后顾之忧，就像没有灵魂的人那样不懂得什么是害怕。他也知道，他们都对一样东西比起战争来说都更为害怕——苏联的无产者忍受了长期的苦难，他们忍耐着，在赤贫面前像老黄牛那样驯顺，如果他们一旦突然变得狂暴起来……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公众“闹事”及其镇压是他所管辖的范围。
“我能够，”他心平气和地说道，“对付一个诺沃切尔卡斯克。”从桌子边传来一阵倒吸一口气的嘶嘶声。“我能够对付10个，甚至20个。但克格勃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也无法对付50个。”
提到诺沃切尔卡斯克，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把鬼魂都从糊壁纸里招了出来。在1962年6月2日，几乎恰好是在20年以前，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这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中爆发了工人骚动。20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政府中的一个部提高了肉类和黄油的价格，而另一个部恰巧将规模庞大的布德涅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资削减了百分之三十，这愚蠢的巧合引起了这场骚动。在随之而来的骚动过程中，大声喊叫的工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达三天之久，这在苏联是闻所未闻的现象。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他们讥笑当地党的领导人，使他们浑身哆嗦着钻进自己的总部而自作囚徒。他们的叫喊声淹没了一位苏军上将的声音，他们向荷枪实弹的士兵队伍冲击，用泥巴向坦克发起攻击，以致观察孔都被堵塞住了，迫使坦克戛然而停。
莫斯科的反应是强烈的。通往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每一条线路，每一条道路，每一条电话，每一条小路都被封锁了。那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样消息就不会泄露出去。克格勃不得不派出两个师的特种部队去了结这件事情，并肃清闹事者。有86位老百姓在街上被枪杀，有300多人受伤。没有一个人返回自己的家中，也没有一个人是在当地埋葬的。不仅是受伤的人，而且死伤者的所有家属——不论伤亡者是男的、女的还是年幼的孩子，都被遣送到古拉格的劳改营去，惟恐他们不断查问自己的亲属，而使这件事情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每一个痕迹都被抹掉了，但事隔20年之久，克里姆林宫中的人对这件事依然历历在目。
当伊凡南科放过炮之后，会议桌的四周又是一片沉寂。鲁丁打破了这个局面。
“那么，很好，结论看来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将不得不史无前例地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科马罗夫同志，我们最低限度将需要从国外进口多少粮食才能避免这场灾难呢？”
“总书记，如果我们在农村留下最起码的、必不可少的粮食，而且动用我们所有的3000万吨国家储备粮，我们将需要从国外进口5500万吨粮食。那将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在大丰收年景的全部余粮。”科马罗夫答道。
“他们决不会把余粮卖给我们的。”克伦斯基大声说道。
“他们不是傻瓜，元帅同志，”伊凡南科轻声插话道，“他们的‘秃鹰’号卫星肯定已向他们预报我们的春小麦出了问题。不过，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多大的问题，现在还不会。但到了秋季，他们会了解得相当清楚的。而且他们是贪婪的，始终贪得无厌，要捞更多的钱。我可以提高西伯利亚和科雷马金矿的生产水平，从莫尔多维亚劳改营调运更多的劳力到那儿去。至于买这样一批粮食的钱，我们是能够筹集起来的。”
“我在有一点上同意你的意见，”鲁丁说道，“但另一点上不能表示同意，伊凡南科同志。他们可能有粮食，我们可能有黄金，但有一个可能，不过是可能性而已，这一次他们将要求我们做出让步。”
听到“让步”这个词，每一个人都僵住了。
“要到谈判才会知道，”鲁丁说道，“但是，那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可能性。他们可能会在军事领域里要求让步……”
“怎么也不行。”克伦斯基大声说道，他站起了身子，面孔涨得通红。
“我们已别无选择的余地了，”鲁丁辩驳道，“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范围内发生严重的饥荒是无法避免的，那将会阻挡苏联的进步，并由此而使马列主义统治全球的计划推迟1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粮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在军事方面硬要我们做出让步，我们可能会不得不同意使进程推迟两三年的时间，但只是为了在恢复元气之后更好地前进。”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的嘁嘁喳喳声。鲁丁行将获得与会者的赞同。 然后，维希纳耶夫开始说话了。当嘁嘁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缓慢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同志们，”他通情达理地开始说道，“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我提议，要做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结论尚为时过早。我提议休会，直到两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再议。在此过程中，我们大家都仔细考虑一下所说过的话和所提出的建议。”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赢得了时间，正如鲁丁私下里担心他会来这一手的那样。与会者同意休会，暂不做出决议：表决结果是10票对3票。
尤里·伊凡南科走到了底层，刚刚要跨进正在等候着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肘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克里姆林宫卫队中一位身材高大、服饰漂亮的少校。“总书记同志想在他的私邸中与你说句话，主席同志。”他轻声说道。随着，少校二话不说便转身朝大楼中背离大门口的一条走廊中走去。伊凡南科跟在后面。
那位少校身穿非常合身的巴拉瑟亚军服呢上衣、浅黄褐色马裤呢裤子和闪闪发亮的皮靴。伊凡南科在尾随着他时心中想起，如果有朝一日，政治局中有人要坐那张惩罚性椅子的话，随后将由他属下的克格勃特种部队进行逮捕。那支部队被称为边防军，他们佩带饰有翠绿色镶带的军帽和肩章，在帽檐上方是由剑和盾组成的克格勃徽记。但如果单是他伊凡南科本人将遭到拘捕的话，就不会让克格勃来干这项差事，就如30年之前不能信任他们来逮捕拉夫连季·贝利亚一样。那就将是这些漂亮而又高傲的克里姆林宫高级卫士来担任这项任务，他们是最高权力宝座周围的禁卫军。也许就是这位走在他身前而又神态自恃的少校，而且他将毫不手软。
他们走进一架外人不得乘坐的电梯，升上了三层楼。伊凡南科被引进了马克西姆·鲁丁的私邸。
斯大林以前曾隐居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心，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停止了这种做法，而宁愿让自己和亲朋好友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尽头的公寓大楼里。从外面来看，这些大楼是难以形容的，不过寓所里面陈设豪华。但早在两年前，鲁丁在妻子去世时迁回了克里姆林宫。
对于这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来说，这套公寓是比较朴素的。公寓共有六个房间，其中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铺着大理石的浴室、书房、起居室、餐室和卧室。鲁丁单身居住，吃得很少，并没有享用奢华的高级品，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清洁工和始终形影不离的米夏照料。米夏是一位身躯笨重但走动起来无声无息的退伍军人，他从不开口说话，但总是寸步不离。
当伊凡南科随着米夏悄悄的手势而走进书房时，他发现马克西姆·鲁丁和瓦西里·佩特罗夫已经在里面了。鲁丁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不用开场白便开始说了起来。
“我请你们两位到这儿来，是因为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年纪大了，而且我吸烟太多。两个星期之前，我到孔策沃去请医生看病，他们作了些检查。现在他们又要我回去。”
佩特罗夫用敏锐的目光对伊凡南科扫了一眼。克格勃的头目仍然无动于衷。他知道有关到莫斯科西南方向森林中那家索价特别昂贵的诊所去看病的事。那儿有一位医生曾向他作了汇报。
“接班的问题还没有办妥，我们都很明白，”鲁丁继续说道，“我们也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维希纳耶夫想接班。”鲁丁转身面向伊凡南科。“如果他接上班的话，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的年纪是够轻的，那你就完 了。他决不会赞成让一位职业家接管克格勃。他将用他自己的人——克里沃伊——来替换你。”
伊凡南科伸直了他的双手，反过来凝视着鲁丁。早在三年前，鲁丁破除苏俄长期以来让一位政党的杰出人物担任克格勃的主席这一传统——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伊和安德罗波夫——他们都是保安系统以外的党的干部来领导克格勃。只有职业家伊凡·谢洛夫经过浴血奋战而差一点爬上了宝座。然后，鲁丁从安德罗波夫的几名高级助手中选拔了伊凡南科，并赞成由他当新的首领。那不仅是打破了传统的做法。伊凡南科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警察和间谍头子这份差事来说是很年轻的。再说，他早在20年以前曾在华盛顿充任特工，这对政治局中那帮憎恨外国人的官员来说总是一个涉嫌的渊源。他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喜欢西方的高雅，而且他在私下里对于教条持有某种保留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谁也不敢提到这件事。至少对于维希纳耶夫来说，那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如果他接班的话，不管是现在还是任何时候，那也将点你的牌，瓦西里·亚历克赛维奇。”鲁丁对佩特罗夫说道。在私下里，他乐意用他们熟悉的、源于父名的姓称呼他的两位门徒，但在公开场合，是决计不能这样做的。
佩特罗夫点头会意。他和安纳托利·克里沃伊共同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工作。克里沃伊年岁较高，资历较深，他曾指望获得高位，但当出现空缺时，鲁丁选中了佩特罗夫担任那项职务，而这将导致迟早会在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克里沃伊在怨恨之际便追随了维希纳耶夫，并任职作为党的理论家的首席顾问和得力助手。但克里沃伊仍然对佩特罗夫的职位垂涎三尺。
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都没有忘记，正是维希纳耶夫的前任——党的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凑集了在1963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多数票。
鲁丁让他的话更深人人心。“尤里，你知道我不能让你当我的接班人，根据你的经历是不行的。”
伊凡南科低下他的脑袋，他在那方面并无任何幻想。
“但是，” 鲁丁接着说道，“你和瓦西里一起能够使这个国家保持稳定，如果你们团结一致并支持我的话。明年，不管是按哪一种方式，我要卸任了。我卸任时，我想要你，瓦西里，坐上这把交椅。”
两位年纪较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起鲁丁的前任曾这样直陈其辞。贝利亚曾试图夺权，而被他那些深受迫害的同事们逮捕和处决了；马林科夫身败名裂，赫鲁晓夫也同样如此。勃列日涅夫使他们大家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仍然捉摸不定。
鲁丁站起身来，表示接见到此结束。“最后一件事，”他说道，“维希纳耶夫居心叵测，他即将在这次糟糕的小麦问题上图谋在我身上搞一次苏斯洛夫式的袭击。如果他成功的话，我们都完了，也许俄国也完了。因为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他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现在我必须了解他正在干些什么，他会突然提出些什么东西，他在试图招收哪些兵马。为我把情况摸清楚，在14天以内摸清。”
克格勃的总部（即“中心”）是一幢庞大的办公大楼，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尽头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占据了广场整个北端的街面。这幢大楼实际上是一个空心的方形建筑，正面和两翼都供克格勃使用，背面的大楼是卢比扬卡审讯中心和监狱。两个单位相互靠得很近，只有内院是互相隔开的，这样就能使审讯者完全可以驾驭他们的工作。
主席的办公室是在三层楼上，位于大门口的左侧。但他总是乘高级轿车来的，由司机开车，带着保镖，从侧门出入。那间办公室十分宽敞，陈设华丽，墙上饰有红木镶格板，铺着昂贵的东方地毯。一面墙上挂着所必需的列宁肖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本人的相片。房间中有四扇高大的窗户俯视着广场，窗户上都悬着帘子，玻璃是防弹的。观察者透过窗户肯定会再次看到“契卡”奠基人的塑像，那座青铜像高达20英尺，耸立在广场的中心，没有视力的双眼凝视着通向革命广场的马克思大街。
伊凡南科不喜欢苏联官场那一套浓重、浮夸、摆设过多以及锦缎似的装饰，但他对于办公室又不能不适应那种铺张的作法。只有那张办公桌的摆设，是他从前任安德罗波夫那儿继承来的，他对此表示赞赏。那张桌子很大，上面摆着七部电话机。最重要的是那部“克里姆雪夫卡”机子，直接使他可与克里姆林宫和鲁丁通话。其次是“弗尔图希卡”机子，漆成标志克格勃的绿颜色，可使他与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通话。其余的电话机通过高频线路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各地的主要克格勃代表沟通联络。剩下的电话机接通国防部和它的情报同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所有的机子都通过不同的电话总机。
他就是用最后提到的那部电话机接电话的，在6月底三天前的那个下午，他为这个电话已等候了十天。
电话很简短，是由一位自称阿克迪的人打来的。伊凡南科曾吩咐电话总机受理阿克迪的电话，并直接把电话接通，通话只有三言两语。
“最好当面谈，”伊凡南科简短地说道，“现在不行，这儿不行，今晚在我的家里。”他放下听筒。
苏联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从不把工作带回家中去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扮演两种明显不同的角色：他们有自己的官场生活和自己的私生活；如果可能的话，那两种角色是决不会交融在一起的。爬得越高，界线就越是分明。如同黑手党党徒那样，妻子和儿女根本不能插手官场那一套通常并不怎么高雅的事务，甚至倾听一下公务性质的谈话也不行，而政治局的头目与那些党徒是很相像的。
伊凡南科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为什么政治局中已爬上来的官僚们不信任他的原因。出于最世故的原因，他没有家眷；他也不想住在与其他人靠近的地方，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平时，每天都心满意足地居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西端的公寓中，相互挨得很近，在周末，就住到茹科夫卡和乌索沃周围相邻的别墅之中。苏联特权阶层中的成员从来不喜欢相互离得很远。
在接管克格勃之后不久，尤里·伊凡南科便在阿巴特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旧房子。这儿位于莫斯科城的中心，在革命前是为商人们所偏爱的优美住宅区。克格勃属下的建筑工、油漆工和室内装饰师，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把那幢房子整旧如新。要不是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的话，那在苏俄是一项望尘莫及的奇迹。尽管配备了最现代化的保安和告警设备，这幢房子还是恢复了昔日的高雅气派。
随后，伊凡南科也毫不费力地用西方的家具——苏维埃最高地位的标志——来布置内室。厨房是最新型的加利福尼亚方便设施，整个厨房由西尔斯·罗布克邮购公司装箱空运到莫斯科。起居室和卧室采用途经芬兰运来的瑞典松木镶板，浴室用大理石和瓷砖装饰得非常典雅。
伊凡南科自己只占用楼上一层，那儿有一套设备齐全的房间，其中包括一间书房兼音乐室，配备有菲利浦立体声墙式音响设备，还有一间图书室，既有外文书籍又有禁书。外文中有英语、法语和德语，这些外语他全都能说。在起居室中有一间与餐室相通，卧室连通着桑那浴室，这些就组成了楼上的整个一层楼面。
司机、保镖和贴身男仆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全都住在底层，底层还设有车库。
阿克迪来的时候穿着一身便衣，尽管要是穿上他平常穿的红军少将制服的话，他会感到更自在一些。他长得体格结实，面色红润。他是伊凡南科安插在军队中的特工之一。他向前倾着身子坐在伊凡南科起居室中的椅子上，说话的时候人蹲坐在座椅的边沿上。瘦削的克格勃头目宽舒地朝后倚着身子，提了几个问题，在一本便笺簿上偶尔作了些笔记。那位少将说完之后，伊凡南科向他道了谢，站起身来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转瞬之间房门便打开了，贴身男仆赶来引领客人从侧墙中的门走出去。男仆长得相貌堂堂，白肤金发，是一位年轻的警卫员。
伊凡南科对所听到的消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越发感到疲倦和懊丧。这么说来，维希纳耶夫是在干那样的勾当。他将在上午去告诉马克西姆·鲁丁。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洗了澡，身上散发出伦敦一种昂贵的浴油的芬芳气息。他用一件丝织浴衣裹住身子，嘴里呷着一种法国白兰地陈酒。他最终回到了卧室里，把电灯都熄灭了，只剩下屋角里的一盏小灯亮着，摊开身子躺在宽阔的床罩上。他拿起床边的电话听筒，按了一个呼叫按钮。立即便有人答话。
“瓦洛佳，”他轻声说道，对弗拉基米尔采用温情脉脉的呢称，“到楼上这儿来，好吗？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