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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芒罗坐在一间房子里，房门锁着。这儿是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的英国大使馆主楼，房间是安全可靠的，决不可能受到俄国人的电子监视，这就是他为什么向政务参赞借用这儿几个小时的原因。
他倾听着身前录音机上磁带的最后几句话。“……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马克西姆·鲁丁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
芒罗把录音机关掉。他向后倚着身子，轻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比20年前由奥利格·彭科夫斯基带过来的东西更为重要。
有关彭科夫斯基的事在秘密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犹如民间传说一般，克格勃对此始终怀恨在心。彭科夫斯基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少将，可以接触最高机密。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不再抱有幻想，便先是与美国人，然后与英国人打交道，主动要求提供情报。美国人怀疑这是个圈套，于是拒绝了他。英国人接受了他，“操纵”了他两年半的时间，直至他被克格勃诱捕、揭露、审判和处死。在他的那段时间中，他带来了秘密情报的大丰收，但尤为重要的是，那发生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那一个月之中，肯尼迪总统在古巴设置导弹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对抗，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全世界都为此而拍手称快。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彭科夫斯基的缘故，那位俄国领导人确切的实力和弱点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当危机最终完结时，苏联的导弹已运出了古巴，赫鲁晓夫威风扫地，肯尼迪成了一位英雄，而彭科夫斯基受到了怀疑。他在11月份被逮捕。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一次装门面的审判以后，他就一命呜呼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就倒台了，是被他自己的同僚们推翻的，表面是因为他在粮食政策上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他的冒险主义使他们吓得六神无主。而且在1963年的同一个冬天，肯尼迪也离开了人世，刚好在他获得成功之后的第十三个月。民主党人、暴君和间谍都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不过，即使是彭科夫斯基也从来没有钻到政治局的营垒中去。
芒罗把磁带盘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雅科夫列夫教授的声音对他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磁带的大部份录音是他在照本宣科。但在教授之后的讨论中，共有十个人的声音，至少有三个人是可以分辨出来的。鲁丁低沉的咆哮声是很熟悉的；至于维希纳耶夫的傲慢腔调，他以前是听见过的，当时是在观看电视上播送那个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情景；而他也曾在电影和录音带上听到克伦斯基元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上的喊叫声。
他的问题在于，当他把录音带送回伦敦作因人而异的声波纹分析时，该如何把录音带的来源掩盖起来？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他是必须这样做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在浴巾中发现了打字的便条之后到树林中秘密赴约的话，有人就会这样问：“为什么是你呢，芒罗？她是怎么认识你的呢？”要回避那个问题将是不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一个可能的来源，既要是可信的，又要是无法核对的。
他到莫斯科仅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但谁也无法怀疑他甚至对俄语中的俚语也十分精通，而这使他得益匪浅。两周前，捷克大使馆曾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当他听到身后有两位俄国人在窃窃私语时，他是在与一位印度随员交谈。他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道：“他是个牢骚满腹的家伙，自以为是应该混进最高权力机构的。”他曾顺着那两个说话的人的凝视目光看去，注意到他们正在盯着房间那边的一个俄国人，也许是在议论他。后来查了来宾的名册才证实那个人是安纳托利·克里沃伊，他是党的理论家维希纳耶夫的私人助手和得力干将。那么，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芒罗核查了他的档案材料，查到了克里沃伊的履历。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党组织部中任职；在任命佩特罗夫担任要职之后不久，克里沃伊便出现在维希耶纳夫的班底之中。愤然离去吗？与佩特罗夫有个人恩怨之争吗？是受到冷遇而牢骚满腹吗？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一位驻在国外的情报站长来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克里沃伊，他沉思默想着。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他也许至少可以接触到维希纳耶夫的记录稿，也许甚至可以接触到录音带。而且他也许是在莫斯科，他的上司肯定是的。当东德总理在一个星期之前到这儿时，维希纳耶夫是在场的。
“对不起，安纳托利，你要改换门庭。”芒罗在把塞得鼓鼓的一只信封塞进内口袋时说道，并走上楼梯去见政务参赞。
“恐怕，我得与星期三的信使袋一起返回伦敦，”他对那位外交官说道，“那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刻不容缓。”
政务参赞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知道芒罗的差事，答应安排这件事。
外交信使袋实际上是一只大口袋，或者至少是几只小帆布袋，每星期三从莫斯科发往伦敦，而且总是利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来不搭乘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航班。女王陛下的信使队经常从伦敦飞往世界各地接收驻外使馆的邮袋，邮袋由于印有王冠和灵提的国徽而受到保护；信使队从伦敦派人来取邮袋。非常机密的材料装在一只金属文件盒里，由链条缚在信使的左手腕上；比较常规的材料装在帆布袋里。信使亲自上机舱检查邮袋是否安放妥贴。一旦进了机舱，那便是登上了英国的领土。但在到莫斯科去的情况下，信使是由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送的。
谁都抢着干这种护送的差事，因为那可以很快返回伦敦一趟去采办些货品，还可能乐滋滋地度过一个良宵。那位在那一周轮值护送的二等秘书为失却了他的机会而感到恼火，但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英国航空公司的300B型“空中客车”在下一个星期一从谢列梅捷沃机场
起飞了，那个机场在198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已焕然一新。飞机掉过机头便朝伦敦飞去。
坐在芒罗身边的那位信使长得身材矮小，但干净利落，是一位退伍的陆
军少校。他很快就旁若无人地搞起他的业余爱好了——在一份主要的日报上做填字游戏。“你得干点儿事情来消磨这些没完没了的空中旅行，”他对芒罗说道，“我们人人都有自己乘飞机时的嗜好。”
芒罗咕哝着，朝后越过机翼遥望远去的莫斯科城。在下面某个沐浴在阳光中的街道上，他那位心爱的女人正在她即将背叛的那些人之间工作着，活动着。她孑然一身，无人问津。
挪威的国土，从它东面的邻国瑞典孤立来看，像是史前时代印在化石上的一只巨手，从北极伸向丹麦和英国。那是一只右手，掌心向下朝着海洋，一只又粗又短的拇指向东紧贴着食指。它的首都——奥斯陆，就坐落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边缘。折断的前臂骨向北方伸展到特罗姆瑟和哈默菲斯特，插入北极的纵深地区，有些地方非常狭窄，以至于从海上到瑞典的边界只有40英里之遥。在一张轮廓鲜明的地图上，那只手看上去像是被神仙用大锤砸得粉碎似的，把骨骼和指节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西部的海岸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显得更为支离破碎，那儿该是那只手的下缘。这儿的陆地分裂成一千片碎块，海水流进了碎块之间的缝隙形成无数的河流、溪谷、海湾和峡谷；在悬崖峭壁直落波光粼粼的水面之处，狭窄的隘路婉蜒盘行。这些就是挪威海岸边的峡湾。就是在这些峡湾的源头，人类的一个种族在1500年前形成了，他们是海上驾船或是利用风帆航行的杰出航海家。在他们的盛世衰败之前，他们曾远航格林兰和美洲，征服了爱尔兰，殖民于英国和诺曼底，猎获西班牙和摩洛哥，并从地中海开辟到达冰岛的航道。他们是北欧的海盗，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在挪威的峡湾以捕鱼为生。
索尔·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船长，海轮的主人。在7月中旬的那个下午，他在从航运公司的总部返回旅馆的途中正漫步经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行人往往躲开一步为他让路：他体高6英尺3英寸，身躯就像老城区中的人行道一样宽阔，长着碧蓝的眼睛，蓄着胡须。因为是上岸，所以他身穿便衣，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有理由认为，他也许很快将在一艘新的船上当船长。他刚才已到位于轮船码头的北欧航运公司总部去拜访过了，总部现在已被抛在了身后。
在上了半年由公司出资安排的学习课程之后，他渴望回到海上去。学习的课目包括错综复杂的雷达、计算机导航和超级油轮技术。到总部去是为了从北欧航运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私人秘书手里取一份邀他在当天傍晚去赴宴的请帖。应邀赴宴的还有拉森的妻子，她已接到了电话通知，正从挪威乘飞机前来这儿，飞机票是由公司支付的。老头子破费了一点，拉森想道，肯定要有什么事情了。
他越过尼布鲁维肯河上的桥梁到旅馆的停车场上去取他租来的汽车，并驱车到了37公里以外的飞机场。当莉萨·拉森携带着短途旅行包来到候机大厅时，他像心花怒放的圣伯纳德那样温情脉脉地迎候了她，把她拎起了地面，活像拎一个小姑娘那样。她长得小巧玲珑，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柔软的栗色卷发，显得体态婀娜多姿，使人看不出她已是38岁的妇女了。他深深地爱着她。
早在20年前，他才25岁，当时他是一位身材颀长的二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在奥斯陆遇见了她。她在冰上滑倒了，他把她像布娃娃那样搀扶了起来。她头戴一顶用毛皮装饰的兜帽，帽子几乎盖住了长着红鼻子的小脸蛋。当她向他表示谢意时，他只看到她的一双眼睛，透过雪花和皮毛在朝外张望，就像冬天森林中雪鼠明亮的眼睛那样。打那以后，在他们的恋爱、结婚和其间的岁月中，他一直称呼她为“雪鼠”。
他驱车把她送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一路上喋喋不休地询问着远在挪威西海岸的澳勒松家中的情况，询问着他们两位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有何进步。
在南方，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飞机沿着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大圆航线上飞了过去。索尔·拉森对此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
那天傍晚的宴会将在有名的奥罗拉地下餐厅中举行，餐厅位于古城区中，是由一座老王宫的地下贮藏室改建而成的。当索尔和莉萨到达那儿时，有人指点他们沿着狭窄的梯级走到地下室中去。店主人伦纳德正在底下等着他们。
“温纳斯特鲁姆先生已到了这儿了。”他说道，并把他们领到其中一小间餐室之中。那间餐室像是一座幽静的小山洞，拱顶是用500年的古砖砌成的，室内横架着一张笨重的餐桌，年代久远的木料亮锃锃的，铸铁烛台上的蜡烛放射着光芒。当他们走进去时，拉森的雇主——哈拉尔德·温纳斯特鲁姆蹒跚着站起身来，拥抱了一下莉萨，并与她的丈夫握了握手。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航海为业的人之中，哈拉尔德·温纳斯特鲁姆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似乎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现在已75岁了，又短又硬的眉毛已成了灰白色，显得参差不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斯德哥尔摩，从他的父亲手上继承了六艘小货轮。除了希腊人和在香港的中国人所经营的船队之外，他在35年的时间之中建立了一支规模最大的私营油轮船队。北欧航运公司就是他创建的，在50年代的中期，拥有从干货轮到油轮的各种船舶。他为迎接60年代的石油繁荣拨款建造了油轮。这是凭借他自己的判断，而他的主张常常是与潮流背道而驰的。
他们坐着，吃着，而温纳斯特鲁姆只是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询问有关家庭的情况。他自己结婚已4O年了，结果在4年前他的妻子先去世了。他们并没有孩子。但如果他有儿子的话，他会愿意让他像桌子对面那位身材魁梧的挪威人那样成为一名水手之杰；他还特别喜欢莉萨。
鲑鱼是按瑞典的烹调方法用盐水和波萝腌制过的，味道鲜美；来自斯德哥尔摩盐碱滩上的嫩鸭特别可口。索尔坐在那儿喝着甜酒，而温纳斯特鲁姆则闷闷不乐地呷着他那球形玻璃杯中的白开水。“该死的医生现在只让我喝这种东西。”
当他们喝完酒后他才开始言归正传。
“三年前，索尔，回到1979年的时间，我自己说了三条预言。一是1982年年底，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二是美国总统缩减美国石油能源和副产品的政策将会失败；三是苏联将会从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出国变成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入国。有人对我说我是发疯了，但我是正确的。”
索尔·拉森点点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及其在1973年冬季使石油价格上涨三倍，曾造成世界性的市场萧条，那几乎使西方世界的经济濒临崩溃，也使油轮造船业在七年的时间中一蹶不振，使成百万吨才造了一半的油轮半途而废，成为毫无用处、不经济而又蚀本的废物。谁能提前三年预见到1979年至1982年期间所发生的事件，那就是一种胆识：随着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世代结仇的宗派，石油输出国组织便分崩离析；伊朗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尼日利亚四分五裂；激进的石油生产国以任何价格倾销石油，以为大量购买军火提供资金；鉴于普通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赋予了他们滥用世界资源而寻欢作乐的权利，美国的石油消耗量在螺旋式地上升；苏联本土的石油工业由于技术落后而在不断下降，产量很低，从而迫使俄国再次变成一个石油输入。这三个因素在1982年的夏季促成了现在的油轮造船业的开始繁荣。
“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温纳斯特鲁姆接着说道，“去年9月份，我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一艘崭新的超级油轮。在交易场所，他们都说我是发疯了。我的船队中有一半躺在斯特罗姆施塔德海湾里，而我又订购一艘新的油轮。但我不是发疯。你知道有关东岸石油公司的事情吗？”
拉森又点点头。10年前，一家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为基地的小石油公司，转到了雄心勃勃的克林特·布莱克的手中。在IO年的时间中，它已发展壮大，以至于即将兼并七姐妹公司——世界石油卡特尔中的庞然大物。
“嗯，到明年，也就是1983年的夏季，克林特·布莱克将要拥有欧洲市场。那是一个难于对付而又拥挤不堪的市场，但他认为他能把它敲下来。他正在欧洲各地的高速公路上兴建几千个加油站，销售他自己那种牌子的汽油和润滑油。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就需要油轮吨位。我已把一份为期七年从中东运原油到西欧的合同拿到了手。他已经在鹿特丹建造他自己的炼油厂，就在埃索、美孚、雪弗龙等石油公司的旁边。新的油轮就派那个用场。油轮很大，是超现代化的，造价很贵，却是划算的。它在一年之内可从阿拉伯海湾地区到鹿特丹跑上五六趟。在五年时间内，它将可以分期偿还投资。但那并不是我建造这艘油轮的原因。它将是最大的，最好的，又是我的旗舰，我的纪念碑。而你将成为它的船长。”
索尔·拉森默不作声地坐着。莉萨的手偷偷伸过桌面放在他的手上面，轻轻地捏着。两年前，拉森知道，因为他是挪威人，所以他决不可能成为一艘悬挂瑞典国旗的船只的船长。但自从前一年签订哥德堡协议以来，瑞典的船主可以为杰出的斯堪的纳维亚籍但非瑞典籍的高级雇员申请瑞典的荣誉公民资格，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担任船长的职务。他代表拉森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了成功。
咖啡送了上来，他们带着欣赏的神情呷着咖啡。
“我是在日本的石川岛播磨造船厂建造这艘油轮的，”温纳斯特鲁姆说道，“世界上只有这个造船厂建造得起来。他们有干船坞。”
两个人都知道，在船台上造船然后使船滑到水中去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体积和重量的因素太大了。现在，巨轮是在巨大的干船坞中建造的，这样，在轮船造好后可以下水时，就通过船坞的闸门把海水放进来，轮船便从龙骨墩上直接浮起来，并从船坞里下水。
“去年11月4号就开工了。”温纳斯特鲁姆告诉他们。“龙骨是1月30日安置的。船的样子现在就出来了。它在11月1日就可以浮起来。经过三个月时间在码头组装和出海试航之后，到明年2月2号它就可以起航。你将站在它的驾驶台上，索尔。”
“谢谢你！”拉森说道。“你将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啊，是的。我已考虑过了。你还记得中世纪的北欧传说吗？我们要给它取一个使海神尼翁高兴的名字。”温纳斯特鲁姆轻声说道。他正紧紧抓住那只水杯，眼睛盯着身前铸铁烛台上蜡烛的火焰。“因为尼翁管制火和水，而火和水是油轮船长的两个大敌；也就是爆炸和海洋本身。”
他杯子中的水和蜡烛的火光映在老人的眼睛中，恰如当年他无可奈何地坐在救生艇中时火光和海水曾映在他的眼睛中那样。那是1942年的往事。他平生第一次当船长，他的油轮在大西洋中部烧得火光冲天，他在离油轮四链远的洋面上看着他的船员在他周围的海面上受尽折磨。
索尔·拉森凝视着他的保护人，心中怀疑那位老人是否会真的相信这个神话；莉萨，由于是位妇女，确信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最后，温纳斯特鲁姆宽舒地休息着，不耐烦地把玻璃杯推到一边，在供他备用的玻璃杯中注满了红葡萄酒。
“所以，我们将根据尼翁的女儿‘弗雷亚’来取名，她是所有的女神中最漂亮的一个。我们将称它为‘弗雷亚’号。”他举起了酒杯，说：“为‘弗雷亚’号干杯。”
他们都饮了酒。
“当它航行的时候，”温纳斯特鲁姆说道，“世界上的人还从未见过像它那样的油轮；而当它不能再航行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将决不会再看到像它那样的油轮。”
拉森知道，世界上两艘最大的油轮是法国壳牌石油公司的“贝拉马雅”号和“巴蒂勒斯”号，两艘都刚超过50万吨。
“它的载重量是多少，‘弗雷亚’号？”拉森问道。“它能装多少原油呢？”
“啊，是的，我忘了提那一点了，”老船主淘气似地说道，“它将运载100万吨原油。”
索尔·拉森听到他身旁的妻子倒吸一口气时发出的嘶嘶声。
“那是大的，”他最终说道，“那是很大的。”
“世界上从来未有过的最大油轮。”温纳斯特鲁姆说道。
两天以后，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从加拿大的多伦多飞抵伦敦的希思罗机场。机上的旅客之中有一位名叫阿扎玛特·克里姆，他是一位移民的儿子，出生在加拿大。他像安德鲁·德雷克一样，已把他的名字英国化了，称为“阿瑟·克里明斯”。他是德雷克几年前所发现与他具有完全相同信念的人中的一个。
当他从海关走出来时，德雷克正在等着迎接他，他俩一起驱车前往德雷克位于贝斯沃特路的公寓。
阿扎玛特·克里姆是一位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说话声音清脆。他的父亲与德雷克的父亲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与红军并肩作战的，而不是与红军打仗。他对于俄罗斯的忠诚并没有使他有任何收获。他由于在战斗中被德国人俘虏过，他和他的民族被指控为与德国人相勾结。那显然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整个鞑靼民族被驱逐到东部的荒山野岭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没有暖气、用于运牲畜的卡车中，更多的人由于缺吃少穿而死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寒风刺骨的荒野上。在一所德国的劳改营中，成吉思·克里姆曾听说他的全家人都已离开了人世。在1945年被加拿大人解放之后，他很幸运，没有被送回去处决或关进奴役营中。他与一位加拿大军官交上了朋友，那位军官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位牧马骑手。有一天在一个奥地利的养马场上，他对那位鞑靼族战士驯马的高超本领和非凡的骑术
表示钦佩。那位加拿大军官为克里姆办好了移居加拿大的批准手续。克里姆在加拿大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阿扎玛特现在已是30岁的人了，像德雷克一样，由于他父亲的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对克里姆林宫怀有深仇大恨。
德雷克在公寓中对自己的计划作了一番解释，那位鞑靼人同意与他一起参与这项行动。他们共同对那项计划作了最后的修订，图谋在英格兰北部抢劫一家银行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
在总部听取亚当·芒罗汇报的人是他的顶头上司巴里·弗恩代尔——苏联处处长。几年以前，弗恩代尔曾在现场执勤。当奥利格·彭科夫斯基陪同苏联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他曾协助向那位俄国变节者面面俱到地盘问详细的情况。他是个矮胖子，面色红润，神情快活。在他兴高采烈、看起来像是天真烂漫的外表背后，却隐藏着敏捷的头脑和对于苏联事务的渊博知识。
他的办公室设在“企业”总部大楼的五层楼上。他在那儿从头到尾听了从莫斯科捎来的录音带。听完之后，他开始使劲擦着他的眼镜，激动地用单足跳跃着。
“天哪，我亲爱的伙计，我亲爱的亚当，多么不平凡的事情，这确实是无价之宝。”
“如果那是真的。”芒罗小心翼翼地说道。
弗恩代尔为之一怔，似乎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是的，当然，如果那是真的。好了，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它搞到手的。”
芒罗小心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除了他声称录音带是来自阿纳托利·克里沃伊之外，其余每一样细节都是真的。
“克里沃伊？是的，是的，当然听说过他的情况，”弗恩代尔说道，“嗯，好了，我得把这个材料翻译成英语，把它拿给局长看。这可能是确实很重要的。明天你不能返回莫斯科去，你知道。你有地方可以住宿吗？你的俱乐部吗？很好，一流的。嗯，好了，你顺便来玩，吃一点好的东西，在俱乐部待上几天。”
弗恩代尔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当晚他不能返回家中，而要在城里过夜——他那幢并不华丽的家宅位于伦敦西部远郊的平纳。她理解他所干的工作，对他这样离家不归已习以为常了。
然后，他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把录音带的内容译成了英语。他的俄语是流利的，但并没有芒罗所具有的那种对于语气和调门异常敏锐的听觉，而那种听觉是通晓两种语言的一个标志。但他的俄语是够好的了。对于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以及随后十三位政治局成员简短而又惊愕的反应，都一字不漏地翻译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弗恩代尔尽管彻夜未眠，但刮了胡子，用了早餐，一如既往显得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他用内线电话给奈杰尔·欧文爵士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明要求见他。10分钟之后，他便到了局长的身边。
奈杰尔·欧文爵士默默地阅读了记录稿，放下稿子，并注视着摆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那盘录音带。
“这是真的吗？”他问道。
巴里·弗恩代尔收起了他的欢快面容。作为一位同僚，他认识奈杰尔·欧文已好多年了；他的朋友晋升到最高的职位并被封为爵士，并没有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丝毫的变化。
“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将需要进行大量的核查工作。那是可能的。亚当对我说，就在两个星期之前，他在捷克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曾与这位克里沃伊见过一面。如果克里沃伊实在想过来的话，那要看他的运气了。彭科夫斯基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相同的：遇见了一位与这一行毫不相干的外交官，随后安排了秘密会晤。当然，他将受到很大的怀疑直至他的情报得到核实为止。那就是我想在这儿办的事。”
“把事情说清楚。”奈杰尔爵士说道。
弗恩代尔又开始擦拭他的眼镜。他用手帕在镜片上转动的速度，人们这样说，是与他思维的步调成正比的。而他此时正在拼命擦拭着。
“首先，对于芒罗，”他说道，“一旦发现那是个圈套，那么第二次会晤就要跳出这个圈套。我想让他在这儿休假，直到我们把录音带的事情办完。‘对手’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会试图在政府之间制造事端。”
“他可以享受休假吗？”奈杰尔爵士问道。
“是的，他确实可以休假的，他在5月底被匆忙调到莫斯科，他应该有两周的暑假。”
“那么，就让他现在休假吧。但他应该保持联系，而且不能离开英国。巴里，在这件事理出个眉目之前不能让他逛到国外去。”
“然后就是录音带本身的事，”弗恩代尔说道，“那可以分成两部份。雅科夫列夫的报告和政治局成员的声音。就我所知，我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雅科夫列夫讲话，所以，就不可能对他进行声波纹分析试验。但他所说的内容是高度技术性的。我想请化学拌种技术方面的一些专家来核对那一部份讲话。农业部中有一个精干的班子是处理那种事情的。任何人都没有必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要了解那件事，但必须使我相信由于林丹的漏斗阀门失灵而造成这种事故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你记得一个月以前我们的‘堂克弟’借给我们的档案吗？”奈杰尔爵士说道。“记得‘秃鹰’卫星拍摄的照片吗？”
“当然。”
“将症状与明白无误的解释作一对照。还有别的什么吗？”
“第二部份可进行声波纹分析。”弗恩代尔说道。“我想把那一部份割成许多小段，这样谁也用不着知道是在谈论什么问题。比肯斯菲尔德的语言实验室可以检查词汇、句法、方言。乡音等。但决定性的问题是比较声波纹。”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两个人都知道，人的说话声音在化成一系列电子寄存的尖峰信号和脉冲之后，就与指纹一样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两种声音会是相像的。
“很好。”他说道，“不过，巴里，我坚持两点。眼下来说，除了你、我和芒罗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如果那是假冒的，我们不想使人空欢喜一场；如果那不是假的，那将是非常爆炸性的。搞技术的人谁也不能知道整个内容。第二，我不想再次听到阿纳托利·克里沃伊的名宇。为这个宝贵人物想出一个代号，将来就用代号。”
两小时之后，巴里·弗恩代尔唤芒罗到他的俱乐部中共进午餐。电话打通之后，他们就使用习以为常的商业行语。
“总经理对销售报告感到特别高兴，”弗恩代尔对芒罗说道，“他很高兴。你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这样可以使我们对报告进行透彻的分析，看看我们从这儿怎么下手。你对休假的地点有什么想法吗？”
芒罗没有任何想法，但他明白，这不是一项请求，而是一道命令。
“我想回苏格兰待一段时间，”他说道，“在夏季，我总是想沿着海岸从洛查伯步行走到萨瑟兰去。”
弗恩代尔欣喜若狂。“苏格兰高地，美丽的苏格兰峡谷，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是非常优美的。我自己从来就受不了花费体力的事，但我相信，你会从中得到享受的。与我保持联系，比如说，每隔一天，你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对吗？”
一个星期之后，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靠他的红十字会旅行证件到了英国。他是乘火车跨越欧洲大陆的，车票是由德雷克付的钱，而德雷克已几乎到了财源枯竭的地步。
卡明斯基和克里姆都被作了介绍，卡明斯基领受了指示。
“你得学习英语，”德雷克告诉他，“早晨，中午和晚上。书和唱片都有，比你以前学任何东西都要更快。同时，我将为你办好一些像样的证件。你不能永远用红十字会的证件旅行。要到我把事情办成，而你又能用英语表达思想的时候才能离开公寓。”
亚当·芒罗花了10天时间在苏格兰高地步行，途经因弗内斯、罗斯和克罗马蒂，最终到达萨瑟兰郡。当他第六次打电话到巴里·弗恩代尔位于伦敦郊区的家中时，他已到达洛钦弗镇，北明奇海峡在此向西伸展到刘伊斯岛。
“你打电话来使我很高兴，”弗恩代尔在电话中说道，“你能回到办公室来吗？总经理想说句话。”
芒罗答应不出一个小时就动身，乘火车到了因弗内斯。他从那儿就可以搭乘返回伦敦的班机。
谢菲尔德是约克郡的钢铁重镇。7月下旬的那天上午，阳光灿烂，诺曼·皮克林在城郊的家中吻别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驱车离家到银行去上班，而他就是银行的经理。
20分钟之后，一辆标有一家电气用具公司名称的小运货车停在那幢房子跟前，从车子里走出两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来。一个人把一只很大的纸板箱搬到前门跟前，他的同伴手拿着一块带夹紧装置的书写板。皮克林夫人出来开门，两个人走了进去。左邻右舍谁也没有在意。
10分钟之后，那个手持书写板的人走出门来驱车离开了。他的同伴在表面上像是留下来安装和试验他们交付的电气用具。
在那之后半个小时，运货车停在离银行两个街口远的地方。那位司机并没有穿他那件白大褂，而是身穿一套炭灰色的西服，手里拿的不是书写板，而是一只大公文包。他走进银行，向其中一位女职员掏出一只信封，她看了一下，注意到上面写着皮克林先生亲启的字样，便把信封送到里面去给他。那位商人耐心地等候着。
过了两分钟，那位经理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向外张望，他的目光落在正等候着的商人身上。
“帕廷顿先生吗？”他问道。“请进。”
安德鲁·德雷克只是在身后的门关上之后才开口说话。他说话的声音中丝毫也没有他家乡约克郡的痕迹，而是带有一点源自欧洲大陆的喉音。他的头发染成了红色，厚边框的染色镜片在某种程度上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想开立一个账户，”他说道，“还要用现金提款。”
皮克林感到疑惑不解，他的主管职员应该能办理这笔交易。
“一个大额账户，又是一笔很大的交易。”德雷克说道。他把一张支票推到桌面那边。那是一张银行支票，是那种可以从柜台上拿到的支票。支票是皮克林自己那家银行的支行——伦敦的霍尔本支行开出的，开立的款项达30000英镑。
“原来如此。”皮克林说道。这样一大笔钱当然是经理的差事。“提款吗？”
“20000英镑现款。”
“20000英镑现款吗？”皮克林问道。他伸手去拿电话机。“嗯，当然，我得给霍尔本支行打个电话，还要……”
“我想那是不必要的。”德雷克说道，把一份当天早晨的伦敦《泰晤士报》推到桌子那边。皮克林目不转睛地看着报纸，德雷克接着递给他的东西甚至使他更是瞪大眼睛凝视了。那是一张照片，是用波拉罗伊德照相机拍摄的。他认出了上面是他的妻子，他才在60分钟之前与她分手的，而她此刻吓得圆睁着眼睛坐在他自己那张放在火炉边的椅子上。他可以认出照片上的一部分是他自己家的起居室。他的妻子用一只胳膊紧紧搂着孩子，摊在她膝盖上的就是刚才那份《泰晤士报》。
“一个小时以前拍的照片。”德雷克说道。
皮克林的腹部紧缩了起来。那张照片的摄影质量是不会得奖的，但前景中一位男子肩膀的轮廓和对着他家眷的那支锯短了枪管的枪是相当清晰的。
“如果你要报警的话，”德雷克轻声说道，“警察会跑到这儿来，但不会到你的家里去。不等他们闯进来，你就没命了。过一个小时，不早也不晚，那个人就会扣动扳机，杀死你的妻子和孩子。除非我打电话去说我已拿到钞票平安离开了。请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是准备好丧命的。我们是‘红军派’”
皮克林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的办公桌下面，离他膝盖只有1英尺远的地方，装着一个与无声警报器相连的按钮。他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就把膝盖移开了。
“给你的主管职员打个电话，”德雷克说道，“吩咐他开立一个账户，把支票上的钱记在账户的贷方，开一张提取20000英镑的支票。告诉他，你已给伦敦打过电话，一切都是好端端的。如果他表示惊奇的话，告诉他那笔钱是用于一项规模很大的贸易促进活动，其中支付奖金的钱将用现金。振作精神，把事情办妥。”
那位主管职员确实大吃一惊，但他的经理像是泰然自若，也许稍许有些屈从的样子，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正常的。他面前那位身穿浅黑色西服的人显得轻松自在，热情友好。甚至他俩面前都摆着一杯经理的雪梨酒，尽管那位商人还戴着一副薄手套——对这样暖和的天来说，戴手套是件怪事。半小时之后，那位主管职员从保管库中把钱拿来放在办公桌上就走开了。
德雷克不动声色地把钱装进了公文包。
“还剩下半个小时，”他告诉皮克林，“再过25分钟我将打个电话，我的同事一点儿也不会伤害你的家眷的。如果你在那时候之前报警的话，他会先开枪的，然后，就让他碰运气去与警察周旋了。”
当他走了之后，皮克林先生呆若木鸡似地坐了半个小时。事实上，德雷克过了5分钟便从公用电话亭中打电话到那幢房子里。克里姆接了电话，对那位双手和踝关节被绑在一起而躺在地板上的女人略微一笑便离开了。两个人谁也没有用那一辆在前一天偷来的运货车。克里姆用的是那辆停放在街道远处随即可起动的摩托车。德雷克从运货车中取了一顶摩托车防护帽以掩盖他那火红色的头发，骑上了停放在运货车附近的第二辆摩托车。两个人在半小时以内便离开了谢菲尔德。他们把车子扔在伦敦的北部，重新在德雷克的公寓中相遇。他在家中把头发上的红色染发剂冲洗干净，又把那副眼镜摔得粉碎。
芒罗赶上了第二天早晨从因弗内斯向南飞的航班。航空小姐在收拾好用餐的塑料托盘之后，便分发刚从伦敦捎来的报纸。芒罗由于坐在飞机的后座，没有拿到《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但拿到了一份《每日快报》。报纸的标题是有关两位身份不详的人，据信是属于“红军派”的德国人，从谢菲尔德银行抢劫了20000英镑。
“该死的杂种！”芒罗邻座那位来自北海石油钻探队的英国人说道。他轻轻敲着《每日快报》的标题。“该死的共党分子，我要把他们都吊死。”
芒罗承认，将来肯定必须考虑绞刑的问题。
在希思罗机场，他乘出租汽车到了靠近办公室的地方，直接被人引进巴里·弗恩代尔的办公室。
“亚当，你看上去判若两人了。”
巴里让芒罗坐下，并请他喝咖啡。
“嗯，好了，录音带的问题。你肯定非常想知道，事实上，我亲爱的伙计，那是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都核对过了。苏联农业部中发生了令人可怕的大改组，有六七位高级官员被撵走了，包括那个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人，我们认为他肯定是个倒霉鬼。那有助于证实这件事。不过，声音是真的，毫无疑问，试验室的伙计这样说的。现在谈大事情。我们的宝贵人物中有一位在列宁格勒的郊外工作，他设法开车到城外去跑了一趟。北面那儿没有长出多少小麦，但还有一点，他把汽车停下来去解手，顺便偷拔了一棵受感染的麦苗。三天前，麦苗用邮袋带来了。昨天晚上，我从实验室得到了报告。他们证实，麦苗的根部中含有过量的林丹。所以，我们如愿以偿了。你已发现了我们的美国‘堂兄弟’们美其名日‘宝藏’的好东西。事实上，是24K金。顺便说一句，局长想见你。你今天晚上要回莫斯科去。”
芒罗与奈杰尔·欧文爵士的会见是友好的，但很短暂。
“干得好，”局长说道，“根据我的理解，你的下次碰头时间将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芒罗点点头。
“这也许是一项长期的行动，”奈杰尔爵士接下去说道，“你是新近才到莫斯科的，这样快就办成了一件好事情。如果你待上几年时间的话，谁也不会瞠目吃惊。我想要你催他提供更多的情报，我们所能挤得出来的所有情报，以防万一这个家伙变卦。你需要任何帮助、任何支持吗？”
“不要，谢谢你，”芒罗说道，“那位宝贵人物已经冒险尝试了，而在同时又坚持只能与我接头。在这个阶段，我不想让其他的人插进来把他吓跑了。我认为，他也不能像彭科夫斯基那样到处旅行。维希纳耶夫从来不出去旅行的。因此，克里沃伊也没有理由出去旅行。我得单独对付这件事。”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很好，你可以这样干。”
当芒罗离开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把办公桌上的案卷翻了过来，那是芒罗的个人档案材料。他对芒罗是有疑虑的。那个人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与大家合伙干就会感到不自在，是一个可以在苏格兰的山岭中单独步行而解闷的人。
“企业”中有一句格言：有老牌特务，也有大胆的特务，但并没有既老牌又大胆的特务。奈杰尔爵士是一位老牌的特务，但他赞赏谨慎。这个芒罗是从外面转来的，是位出其不意而来的不速之客。而且事情发展得很快。但另一方面，录音带是真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他办公桌上当晚到唐宁街去见首相的传令单也是真的。当录音带经检验合格之后，他当然已告知了外交大臣，而这就是汇报的结果。
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的黑色大门，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门之一。它位于白厅旁边一条死胡同的右侧，位于离入口处三分之二远的地段，巷子的两侧耸立着内阁办公厅和外交部两幢雄伟的大厦。
这扇门上印着素雅的白色“10”宇，还装着黄铜的门环；门前由一位手无寸铁的普通警员看守着。旅游者们围在那儿相互拍照，观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信差和知名人士。
事实上，说话无足轻重的人才从前门进入，而达官贵人常常是使用侧门的。称为10号门牌的那幢房子与内阁办公厅的大楼成直角相交，房子的后部几乎是相互连通的，在黑色的栏杆后面圈着一块不大的草坪。在后墙角几乎相接的地方，有一条通向一扇小侧门的走道把空隙遮盖了起来。
7月底最后一天的傍晚，秘密情报局局长在内阁大臣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的陪同下，正是从这扇门走进去的。他们俩被直接引上三楼，穿过内阁会议厅走进了首相的私人办公室。
首相已阅读了政治局会议录音带的记录稿，稿子是由外交大臣交给她的。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通知道美国人？”她直截了当地问道。
“还没有，夫人，”奈杰尔爵士答道，“我们最终证实它的真实可靠性才有三天的时间。”
“我想要你亲自去办这件事。”首相说道。奈杰尔爵士倾了倾他的头。“苏联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小麦饥荒，它所带来的政治前景当然是无法估量的；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余粮生产国，美国从一开始就应该插手这件事。”
“我不希望‘堂兄弟’在我们这个特工身上插手，”奈杰尔爵士说道，“操纵这个宝贵人物可能是非常微妙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自己单独来处理这件事。”
“他们会竭力插上一手吗？”首相问道。
“他们会的，夫人，他们会的。我们联合指挥过彭科夫斯基，尽管他是由我们招收过来的。但其中是有原因的。这一次我认为，我们应该单枪匹马来干。”
首相很快认识到控制这样一位特工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因为他是一位可以接触政治局记录稿的人物。
“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她说道，“就说是我决定的，我将亲自与马修斯总统来谈这件事。与此同时，我想要你在明天乘飞机到华盛顿去一趟，把录音带，或者至少是逐字抄录的稿子递给他们，我无论如何想在今天晚上与马修斯总统通话。”
奈杰尔爵士和朱利安爵士起身告辞了。
“最后一点，”首相说道，“我完全理解你不便让我知道这位特工的身份。你将告诉罗伯特·本森他是谁吗？”
“肯定不会说的，夫人。”秘密情报局局长不仅断然拒绝告知他自己的首相或是外交大臣有关这位俄国人的身份，他甚至也不愿意告诉他们有关操纵那位特工的芒罗的情况。美国人将知道谁是芒罗，但决不会知道他操纵的是谁。在莫斯科的“堂兄弟”也不应盯芒罗的梢。他也将注意到那个问题的。
“那么，假设这位俄国变节者有一个代号，我可以知道一下吗？”首相问道。
“当然，夫人，现在这位变节者在每一份档案里都被称为是‘夜莺’。”
所有苏联籍的特工都是以禽鸟的名字命名的，而“夜莺”恰巧是禽鸟名册N部分中的第一只鸥鸟，但首相并不知道这一点。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那是多么得体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