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早上6点至下午4点。

  西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分成两个部分。比较老的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建成的。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正当巴德尔—迈因霍夫一帮人在德国掀起了恐怖的浪潮,监狱扩建了一个新的部分,设置了超现代化的保安系统,最坚固的钢筋水泥结构、电视扫描装置以及电子控制门和格栅。

  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被分别关在楼上的囚室里。1983年4月3日 (星期日)上午6点钟,典狱长把他俩唤醒了。

  “你们获释了。”他唐突地对他们说道,“你们在今天上午要乘飞机到以色列去。预定在8点钟起飞,准备好出发。我们在7点半钟动身到机场去。”

  10分钟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便给市长打电话。“我极为遗憾,市长先生。”他对那位西柏林市长说道,“从特格尔的民用机场起飞是办不到的。第一,根据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将由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一架飞机。而在我们自己的加托机场上,适用于我们自己飞机的加油和保养设施要好得多。第二,我们在尽力避免由新闻界人士蜂拥而入所引起的混乱状况,而我们在加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防止造成混乱,在特格尔机场,你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那位市长在私下里感到有些如释重负。如果英国人把整个这件事接过手去的话,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将是他们的责任。地区性选举即将来临,柏林是包括在内的。“那么,将军,你们想要我们干什么呢?”他问道。

  “伦敦已请我向你建议,让这两个家伙在莫阿比特监狱中登上一辆密闭的铁皮篷车直奔加托。你们的伙计在进入铁丝网界栏之后偷偷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当然,我们会为他们签字的。”

  新闻记者们郁郁寡欢。自从波恩在前一天傍晚宣布将在8点钟释放囚徒以来,有400多位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已聚集在莫阿比特监狱的外面。他们拼命想拍摄那两个人动身前往机场的照片。其余一群新闻记者正驻扎在特格尔的民用机场,在候机大楼高耸的瞭望台上为他们的远距离摄影机抢占有利的地位。他们全都注定要受挫。

  位于加托的英国基地是有其优越性的,它位于宽阔的哈弗尔河的西岸,紧靠置城市于重围之中的共产党东德的边界,是西柏林界栏范围内最靠近边沿而又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中,基地内就产生动静。在3点到4点之间,一架皇家空军的HS-125型喷气式专机从英国飞抵机场,空军的人把它称为“教员”。机上装了远程油箱,这样可使它加大航程,从柏林经慕尼黑、威尼斯和雅典飞抵特拉维夫是绰绰有余的,无需进入共产党国家的领空。“教员”号飞机的巡航速度每小时可达500英里,有四个多小时便可飞完2200英里的路程。“教员”号在着陆之后就被拖到一个僻静的机库,飞机在那儿经过了维修保养,并加了油。

  新闻记者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莫阿比特的监狱和特格尔的机场,以致谁也没有注意到,一架雅致的黑色SR-71型飞机在7点零3分整掠过城市远郊东德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降落在加托的主跑道上。这架飞机也很快被拖进了一间空着的机库之中,一队从滕珀尔霍夫来的美国空军机械师急匆匆地关上了大门以防有人窥探,并立即在飞机上干起活来。SR-71型飞机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释重负的奥沙利文上校终于看到自己是置身于他的同胞之中,下一个目的地便是他亲爱的美利坚合众国。

  他的乘客离开了机库,受到一位年轻的空军少校的欢迎,那位少校驾着一辆英吉普在等候他。

  “芒罗先生吗?”

  “是的。”

  芒罗掏出他的身份证,那位空军军官仔细察看着。“军官食堂中有两位先生在等着见你,先生。”

  那两位先生如果受到盘问的话,也许会表明自己是隶属于国防部的低级公务人员。但他俩谁都不愿意承认的是,他们在一所非常隐蔽的实验所中从事试验工作,实验室一旦做出研究成果的话,那项成果立即会被列为绝密等级。两个人衣冠楚楚,手里提着公文包。一个人戴着无框眼镜,并具有医学方面的资格,不然的话,在他和希波克拉底的行当分手之前,他是有这种资格的。另一位是他的助手,以前是一位男护士。

  “你有我所要的那种器具吗?”芒罗开门见山地说道。

  那位资历较深的人打开了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只并不比雪茄烟盒子大的扁盒子作为回答。他打开盒子,让芒罗看了放在里面一层棉花垫上的东西。“10个小时,”他说道,“不能再长了。”

  “那是很勉强的,”芒罗说道,“很勉强的。”

  上午阳光灿烂,时间是7点半钟。海防总队的“猎人”号飞机仍然在“弗雷亚”号油轮上方高达15000英尺的空中连续不断地盘旋着。除了监视油轮之外,它的任务之中还包括监视前一天中午的油膜。大面积的油层还在水面缓慢地浮动,仍然超出清洗剂喷洒船的工作范围,因为情况不允许喷洒船驶入“弗雷亚”号周围的水域。

  在排放原油之后,油膜顺着流速为一节的潮水朝油轮的东北方向慢慢地朝荷兰的北部海岸漂去。但在晚上,油层就停止了漂动,潮水已转为退落,微风在几个地方已改变了风向。到了黎明前,油膜又返回来了,直至流经“弗雷亚”号而恰恰滞留在油轮以南的水面上,离荷兰和比利时一侧有2海里远。所有的拖驳和消防船都满载浓缩乳化剂,从沃伦泉实验所借来的科学家们在这些船上祈求,海面上会保持风平浪静直至他们可以投入作业。风向的突然改变,气候的恶化,都可能使大面积的油膜破裂,而被风暴吹向欧洲大陆或是英国的海滩。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气象工作者,都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一股冷风正从丹麦海峡向这儿逼近,挟带而来的冷空气即将驱散那股不合时宜的热浪,很可能会造成风雨交加的局面。历时24小时的一场风暴将在平静的海面上激起怒涛,而使油膜变得无法控制。生态学者祈求,即将降临的寒潮将只不过在海面上形成浓雾而已。

  在“弗雷亚”号船上,当指针逐分逐秒地移向8点钟时,人的神经变得愈加紧张起来。安德鲁·德雷克由两位随身带着冲锋枪的人扶持着,以防再次受到那位挪威船长的袭击,他已允许拉森船长使用他自己的急救药箱医治手上的伤痛。船长疼得脸色发白,他已尽力从肿胀的手掌皮肉中取出了像玻璃和塑料碎片一类的东西,然后把手包扎了起来,并用一条粗陋的悬带套在脖子上把手吊起来。斯沃博达从船舱的另一端望着他,他额头上有一块不大的橡皮膏盖住了伤口。

  “你是一位勇敢的人,索尔·拉森,我对你会说那样的话。”他说道,“但情况依然如故。我仍然能用船上的油泵把这艘油轮上的所有石油排光。临到放油的中途,那儿海面上的海军将会对它开炮而了结这件事情。如果德国人再次食言的话,我在9点钟就采取那样的行动。”

  正是7点半钟的时候,莫阿比特监狱外面严阵以待的新闻记者有了报偿。克莱恩·莫阿比特大街上的双扇门第一次启开了,露出一辆两侧没有门窗的铁皮篷车。摄影记者从马路对面的窗户那儿拍摄了所能拍到的照片,但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成群结队的汽车开动了起来,不管那辆篷车驶往何处,他们都将紧随不舍。在此同时,外场实况转播小组转动着他们的摄影机,无线电播音员们慷慨激昂地对着话筒喋喋不休。即令当他们开始播音时,他们的话语被径直发回他们各自的首都,其中包括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首都。

  他的声音在“弗雷亚”号的接待舱中发出了回响。安德鲁·德雷克坐在那儿收听无线电广播,而这一切就是他一手挑起来的。

  “他们上路了。”他带着满意的神情说道,“现在不用等候多长时间了。该去告诉他们如何在特拉维夫接待那两个人的最后细节问题。”

  他动身前往驾驶台。有两个人留下来看守“弗雷亚”号的船长。船长颓然倒在桌子旁的椅子上,衰竭的大脑在挣扎着忍受手伤流血不止而引起的阵阵剧痛。

  那辆铁皮篷车由摩托车警卫为前导,一路响着警报器飞速穿过了加托英国基地高达12英尺的钢丝网大门。当第一辆挤满新闻记者的汽车试图紧跟着穿过门去时,栏杆便很快放了下来。那辆汽车戛然而停,轮胎发出吱吱的叫声。双扇栅门也关上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愤愤不平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在钢丝网跟前嚷嚷着要求入内。

  加托不仅设有一个空军基地,那儿还有一支陆军部队,司令官是一位陆军准将。门岗是从宪兵队派来的,四位彪形大汉头戴红色的大盖帽,帽檐一直压到鼻梁,完全无动于衷,漠然处之。

  “你们不能这样干!”一位《明镜》周刊派来的摄影记者怒不可遏,大声嚷道,“我们坚决要求看到那两位囚犯起飞。”

  “这是对的,德国佬,”法罗上士轻松自在地说道,“我已接到命令。”

  记者们都拥到公用电话亭去向他们的编辑发牢骚。他们向市长抱怨,市长诚挚地表示同情,答应立即与加托的基地司令官联系。当电话铃声沉寂下来时,他朝后躺着,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在基地里面,亚当·芒罗走进了停放着“教员”号飞机的机库,陪同他的是一位负责飞机维修保养的空军中校。

  “飞机怎么样?”芒罗向负责装配的技术准尉问道。

  “百分之百,先生。”那位老资格的机械师答道。

  “不,飞机有毛病。”芒罗说道,“我认为,如果你打开其中一只发动机罩看看里面的情况,你会发现那儿的电路发生了故障,需要很好修理一下。”

  那位准尉以诧异的目光望着那位陌生人,然后把目光移到了他的上司身上。

  “按他说的办,巴克先生。”空军中校说道,“肯定得由机务方面的原因而推迟起飞。‘教员’号在一段时间以内决不能准备好起飞。不过,德国当局肯定会相信那是真的。打开机舱干活吧。”

  巴克准尉为皇家空军维修飞机已有30年了,空军中校的命令是无法违背的,即使那道命令是由一位微不足道的老百姓口中说出来的,而那个人应该感到害臊,穿那么一身衣服,别提连胡子也不刮了。

  典狱长阿洛伊斯·布鲁克纳是驾着自己的汽车到这儿来的,他要目睹他的囚徒移交到英国人的手里,并看着他们起飞前往以色列。当他听说飞机还没有准备就绪时,他感到恼火,坚决要求亲眼看看飞机。他在皇家空军基地司令的陪同下走进了机库,看到巴克准尉的脑袋和肩膀都埋进了“教员”号飞机右舷的发动机中。

  “怎么啦?”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巴克准尉把他的头拔了出来。“电气短路,先生。”他对那位官员说道,“刚才试车时才发现的。时间不会太长。”

  “这些人必须在8点钟起飞,还有10分钟的时间。”那位德国人说道,“在9点钟,‘弗雷亚’号上的恐怖分子将要排放10万吨的石油。”

  “尽我的最大努力,先生。好了,就让我干活吧。”准尉说道。

  基地司令官领着布鲁克纳先生走出了机库。他对于来自伦敦的命令是什么意思也一无所知,但既然是命令,他就想遵命不误。

  “我们干嘛不到军官食堂去喝一杯上乘的茶水呢?”他提议道。

  “我不想喝茶。”神情沮丧的布鲁克纳先生说道,“我想看到飞机好端端地起飞开到特拉维夫去。不过,我得先给市长打个电话。”

  “那么,军官食堂正是个地方。”空军中校说道,“顺便说一句,既然囚徒们确实再也不能在篷子车久留,我已命令他们转移到亚历山大兵营的宪兵队禁闭室中。他们在那儿会很舒适自在的。”

  时值7点55分,皇家空军基地司令向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广播记者亲自介绍了情况,说明“教员”号发生了机务故障。7分钟之后,他的报道便作为一则特别快讯编入了上午8点钟的新闻广播节目之中。

  “弗雷亚”号油轮上的人听到了这则消息。“他们最好赶快!”斯沃博达说道。

  亚当·芒罗和两位老百姓恰在8点钟之后走进了宪兵队的禁闭室。那个单位不大,只是偶尔用来监禁陆军中的拘留犯,一排共有四个国室。米什金在第一个囚室中,拉扎雷夫在第四个。那位资历较浅的老百姓让芒罗和他的同事走进通向囚室的走廊,随后关上了门,自己背靠门站着。

  “最后一次审讯。”他对宪兵队那位怒气冲冲的主管军士说道,“情报机构的人。”他轻轻拍着自己鼻子的一侧。宪兵队的那位军士耸耸肩膀便回到了他的文书室去。

  芒罗走进了第一个囚室。列夫·米什金穿着便衣,正坐在睡铺的边沿抽香烟。他已被告知自己终于要到以色列去了,但他仍然感到忐忑不安,他还没有获悉以往三天中所发生的许多情况。

  芒罗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已几乎到了怕与他会面的程度。要不是这个家伙,要不是他为了实现某种渺茫的梦想而疯狂图谋刺杀尤里·伊凡南科,他亲爱的瓦伦蒂娜甚至现在就会在整理行装,动身前往罗马尼亚参加党的会议,并到马马亚海滩去休假,准备登上那艘把她送往自由的小船。他又一次看到了他心爱的女人正穿过玻璃门走到莫斯科大街上去时的背影,又看到了那位身穿军用胶布雨衣的汉子直起身子开始尾随着她。

  “我是一位医生。”他用俄语说道,“你那些坚决要求释放你们的朋友们还坚持着,你们的身体要保持健康而可以旅行。”

  米什金站起身来,并耸了耸肩膀。他对于四只结实的指尖猛捅他的太阳神经丝毫无防备,没有料到在他吸气时有一只小罐子放到了他的鼻子下面,也无法使自己在吸气时不吸入从罐子喷口射出来的烟雾。当令人昏迷的气体吸入肺部时,他的双腿一声不响地弯曲了起来,芒罗没等他跌倒在地便抓住了他腋窝下方的部位,并把他小心翼翼地放倒在睡铺上。

  “药性只有5分钟,”从部里来的那位老百姓说道,“然后他会醒来,感到有些头晕,但没有不良的影响。你的动作最好要快。”

  芒罗打开了公文包,取出装皮下注射器的那只盒子、棉花团和一小瓶乙醚,他把棉花团在乙醚中浸湿之后便在囚徒右前臂的一块皮肤上消毒,对着先举起注射器,推着柱塞直至一小股液体冒了出来,把全部气泡都排空了。 注射花了不到3秒钟的时间,可以确保列夫·米什金在几乎两个小时之中受到 药性的影响,比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这段时间已无法缩短了。

  两个人随手关上了囚室的门,走到戴维·拉扎雷夫那儿去,他正在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什么也没有听见。那股喷出的烟雾具有同样神速的效应,过了两分钟,他便被打了一针。

  陪同芒罗的那位老百姓把手伸进他的胸袋之中,掏出一只扁平的锡盒子。他端着那只盒子伸出手。“我现在要离开你了。”他冷若冰霜地说道,“我领了薪水不是干这种事情的。”

  两位飞机劫持者谁也不知道,也决不会知道给他们注射的是什么东西。事实上,那是两种麻醉药的混合剂,英国人称这两种麻醉药为杜冷丁和海西恩,美国人称之为麦佩里定和东度著硷。这两种药混合在一起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效应。这两种药可使患者保持清醒,尽管稍许有些昏昏欲睡,还能使他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它们还具有缩短时间的作用,这样,当患者从几乎长达两个小时的药效中恢复过来时,他的印象之中只是头晕了几秒钟的时间。最后,它们会造成记忆力完全消失,这样在药性消退时,患者对于那段时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完全漠然无知。只有看了时钟才会使他知道,时间已消逝了。

  芒罗重新走进了米什金的囚室。他扶着那位年轻人使他背靠墙壁坐在床上。“喂!”他说道。

  “喂!”米什金边说边微笑了起来。他们在用俄语说话,但米什金将是决不会记得的。

  芒罗打开他那只扁平的锡盒子,取出一粒分成两半的胶囊剂,样子像鱼雷,称为“斯潘休尔”,就像治感冒常用的那种药丸,他把两端旋拢在一起。“我想要你服一粒这种药丸。”他说道,并连同一杯水把药丸递了过去。

  “肯定的。”米什金说道,毫不犹豫地便把药丸吞了下去。

  芒罗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由电池操动的挂钟,调好了背面的定时器,然后把钟挂在墙上。指针对着8点钟,但不在走动。

  他任凭米什金坐在自己的床上,接着回到了另一个人的四室中。5分钟之后,事情就干完了,他收拾好公文包便离开了囚室的走廊。

  “在飞机作好起飞准备之前,让他们独自待着。”他在走过文书室时对办公桌旁的宪兵队军土说道,“任何人也不准与他们会面。这是基地司令官的命令。”

  安德鲁·德雷克算是第一次亲自出马与荷兰总理简·格雷林通话。以后,英国的语言专家将根据磁带录音鉴定为他的口音源自英格兰地区布兰福德市方圆20英里的范围内,但到那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到达以色列的条件是这样的,”德雷克说道,“在从柏林起飞之后的一个小时以内,我将期待从戈伦总理口中获得一项保证,确保这些条件得到遵守。如果不遵守这些条件,我的朋友们的获释将被视为无效。第一,两人应在别人引领下步下飞机,并慢步从本-古里安机场候机大楼顶上的瞭望台前走过。第二,瞭望台的通道应对公众开放。以色列保安力量不应控制瞭望人员的身份或对公众进行甄别。第三,如果囚犯被人冒名顶替,或者如果由面貌相似的演员扮演他们的角色的话,我将在几个小时以内就会知道。第四,在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之前三小时,以色列电台应公布飞机到达的时间,并向公众宣布,凡是希望前去目睹他们到达的人,都将受到欢迎。广播应使用希伯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完了。”

  “斯沃博达先生,”简·格雷林急忙插话道,“所有这些要求都已引起了注意,并将立即转达以色列政府。我相信,他们将会同意的。请不要中断联络。我从西柏林的英国人那儿收到了紧急消息。”

  “说吧!”德雷克傲慢地说道。

  “在加托机场飞机库中为专机维修的皇家空军机械师,已报告了一起严重的电气故障,故障是在今天上午的一次试车过程中发生在其中一台发动机上的。我请你相信,这决不是耍花招。他们正在拼命排除故障,但将耽搁一两个小时。”

  “如果这是耍花招,那将使你的海滩上再蒙上一层10万吨的原油。”德雷克厉声说道。

  “那不是要花招。”格雷林急切地说道,“所有的飞机都偶尔会有机务故障。皇家空军的飞机恰在现在发生这种故障是灾难性的。但故障已经发生,故障会被排除的,现在正在排除之中,即令是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刻。”

  当德雷克思考的时候,出现了一会儿的静默。“我想要由四位不同国籍的电台记者目睹起飞的情景,各人都应与他的总部保持直通联络。我想要每位记者对起飞作现场实况报道。他们必须来自‘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的法国广播电视局。所有电台都用英语广播,都要在起飞之后的5分钟时间内进行广播。”

  简·格雷林听起来像是如释重负的样子。“我将确保加托机场的皇家空军人员允许这四位记者目睹起飞的场面。”他说道。

  “他们最好是这样。”德雷克说道,“我将把放油的期限放宽3个小时。在中午,我们开始把10万吨原油排入海中。”

  线路切断时响起了咔哒一声。

  那个星期天上午,本亚明·戈伦总理正坐在耶路撒冷他自己那间办公室的桌子旁。安息日已经过去,那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时间也是在10点钟过后,比西欧时间要迟两个小时。荷兰总理的电话几乎还没有挂断,“摩萨德”的特工小组已在把从“弗雷亚” 号上发出的信息传回到以色列去,这些特工人员在鹿特丹的一间公寓中栖身,他们比外交渠道要快一个多小时。

  总理的安全事务私人顾问给他送来了“弗雷亚”号无线电通话的记录稿,并一声不响地把稿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戈伦很快阅读了稿子。

  “他们的用意何在呢?”他问道。

  “他们在采取防备措施,以防止有人冒名顶替囚犯。”顾问说道,“那种手法是明摆着的:让两位年轻人化装一下,使人初看起来像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随之而进行冒名顶替。”

  “那么,谁将在这儿——以色列——辨认真正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呢?”

  安全顾问耸了耸肩膀。“站在瞭望台上的某个人,”他说道,“他们在这儿必须有位一眼就认得出那两个人的同伙,更可能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能够认得出来的某个人。”

  “认出来以后呢?”

  “可以设想,某种信息或信号必须传递到某个宣传部门以进行广播,以向‘弗雷亚’号上的人证实,他们的朋友已安全抵达以色列。收不到那个信息,他们将认为自己是上当了,并开始采取他们的行动。”

  “他们一伙的另外一个人吗?在这儿?以色列?我不准备接受那个。”本亚明 ·戈伦说道,“我们也许不得不为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做东道主,但再也不能有任何别的人。我想要把那个瞭望台置于秘密监视之下。当那两个人到达时,如果瞭望台上有任何人从他们身上收到信息的话,我想要对他盯梢。必须允许他把信息传送出去,然后把他抓起来。”

  在“弗雷亚”号油轮上,上午的时间过得特别慢,使人难以忍受。每隔15分钟,安德鲁·德雷克便在他那架便携式收音机的整个波段上搜索,收听“美国之音”或英国广播公司“世界节目”的英语新闻广播。每个电台都播送着同样的消息:飞机没有起飞,机械师仍然在“教员”号出故障的发动机上工作。

  9点钟过后不久,由德雷克指定作为起飞见证人的四位电台记者获准进入加托基地,他们由宪兵护送到军官食堂,并在那儿享用咖啡和饼干。他们与位于柏林的总部建立了直通电话,通过总部又与各自的国家开通了无线电广播线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遇到过亚当·芒罗。芒罗已借用了基地司令的私人办公室,正在与伦敦通话。

  在“阿盖尔”号巡洋舰的背阴一侧,“短剑”、“长剑”和“短弯刀”三艘快速巡逻艇在系泊处待命。法龙少校在“短剑”号上把特种快艇勤务处的12名突击队员召集了起来。

  “我们必须设想,当局即将让那两个杂种离去,”他对他们说道,“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柏林起飞前往以色列。他们将在四个半小时之后到达那儿。所以,在今天傍晚,或者是今天夜里,如果他们说话算数的话,那些恐怖分子将撤离‘弗雷亚’号。他们朝哪个方向去,我们还不知道,但也许是朝荷兰方向去。在那一侧的海面上没有船只。当他们离开‘弗雷亚’号3海里远时,皇家海军的专家将登上‘弗雷亚’号去排除炸药,离那么远时,小型低功率发射式引爆器就无法引爆炸药。但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捉拿那些杂种,而我想对付那个叫‘斯沃博达’的家伙。他是我的, 懂吗?”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点着头,有几个人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行动,而他们已被剥夺了这一次机会。现在,他们捕获猎物的本能是很强烈的。

  “他们搞到的汽艇比我们的快艇要慢得多。”法龙继续说道,“他们将先驶出去8海里,但我估计,在他们离到达海岸还有三四海里的地方,我们将赶上他们。我们在空中有‘猎人’号飞机,与‘阿盖尔’号是可以联络上的。‘阿盖尔’号将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航向。我们在接近他们时将使用探照灯。我们找到他们之后,就把他们于掉。伦敦说,没有任何人对俘虏感兴趣。不要问我为什么;也许他们想要那些人的老命,其中的原因我们是搞不清楚的。他们已把这个差事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把事情办成。”

  在几海里以外的地方,迈克·曼宁上校也在注视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随着时钟的滴答声逝去。他也在焦急地等待来自柏林的消息——机械师们已完成“教员”号飞机发动机的修理工作。在半夜三更时,他在自己的睡舱中无法入睡,等待着那道令人胆战心凉的命令——发射炮弹,摧毁“弗雷亚”号和它的船员,而当时传来的消息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美国政府已突然改变了它前一天日落时所持的态度,远非是反对释放被关押在莫阿比特监狱中的囚徒,远非是准备摧毁“弗雷亚”号以求阻挠释放囚徒,华盛顿现在并不反对。但他现在主要是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一阵阵纯粹是宽舒的感情波涛。给他下达的杀人命令已经被撤销,除非……除非仍然会出某种岔子。只有到了两位乌克兰的犹太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的时候,他才会对他那道葬送“弗雷亚”号油轮的命令已成为历史而感到完全放心。

  9点45分,被关押在加托基地亚历山大兵营四室中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已从他们在8点钟服用的麻醉剂的效应中清醒过来。几乎在此同时,亚当·芒罗挂在各个囚室墙上的时钟开始走动起来,秒针开始沿着表盘转动。

  米什金摇摇头,并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他感到昏昏欲睡,头脑中稍微有些迷迷糊糊。他把此归因于晚上没有睡好觉,有几个小时无法入眠,而且心情又激动。他对墙上的时钟扫了一眼,时间是8点零2分。他知道,当他和戴维·拉扎雷夫被人领着穿过文书室朝四室走去时,那儿的时钟表明时间是8点整。他伸了个懒腰,从睡铺上一骨碌下了地,开始在囚室里踱起步来。5分钟之后,拉扎雷夫在走廊的另 一头也做出了与此非常相似的举动。

  亚当·芒罗闲逛着走进了机库,巴克准尉仍然在“教员”号右舷那台发动机上摆弄着。

  “怎么样啦,巴克先生?”芒罗问道。

  那位服役时间已很长的机械师从发动机的内腔中钻了出来,带着恼怒的神情俯视着那位平民百姓。

  “先生,我能问一下,我应该这样演多长时间的戏?发动机好极了。”

  芒罗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10点半,”他说道,“再过整整一个小时,我要你给机务人员办公室和军官食堂打电话,报告飞机已修好了,可以随时起飞。”

  “那是11点半,先生。”巴克准尉说道。

  在囚室中,戴维·拉扎雷夫又扫视了一下墙上的挂钟。他想,他一直在踱步已有30分钟了,但时钟上面才指着9点钟。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但看来像才是短暂的一瞬间。诚然,身陷囹圄,时间对于意识来说在要着奇特的花招。时钟毕竟是准确的。

  他和米什金都万万没有想到,时钟转动的速度加快了一倍以赶上他们一生中所耽误的100分钟时间,或者两只时钟注定要在11点半完全与囚室外面的时钟相同步。

  在11点钟,简·格雷林正在从海牙给西柏林的市长打电话。“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市长先生?”

  “我不知道。”那位感到十分恼火的柏林官员大声说道,“英国人说,他们快要把那台该死的发动机修好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从民航机场用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从航线上抽出一架飞机来只是运两位乘客到以色列去,但我们会支付额外的费用的。”

  “嗯,我要告诉你,再过一个小时,‘弗雷亚’号上的那些疯子将排放10万吨的石油。”简·格雷林说道,“我的政府将要英国人对此负责。”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从柏林传来的声音说道,“整个这件事是胡闹。”

  在11点半,巴克准尉关上了发动机罩,并爬了下来。他走到一架墙式电话机跟前给军官食堂打了电话。基地司令接了电话。“飞机准备好了。”机械师说道。

  那位皇家空军的军官转身面向聚在他周围的人,包括那位莫阿比特监狱的典狱长和四位广播电台的记者。记者们手持与他们的总部相连通的电话筒。

  “故障已经排除了,”他说道,“飞机将在15分钟之内起飞。”

  他们透过食堂的窗户,观看到了那架雅致的小型专机在被牵引到阳光之中。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爬上了飞机,接着起动了两台发动机。

  典狱长走进囚犯的牢房,告诉他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他的手表指示的时间是11点35分。墙上的挂钟也指着这个时间。 两位囚犯仍然一言不发,被押上了宪兵队的英吉普车,随同那位德国狱吏乘车穿过了柏油碎石路面,来到等候着的喷气式飞机跟前。他们没有回顾一下便登上了舷梯,在座位上坐定了下来。他们后面跟着一位空军的军需军士,在“教员”号飞往本-古里安机场的途中,他将成为惟一的另一位乘客。

  在11点45分,贾维斯空军中校打开了两只油门,“教员”号从加托机场的跑道上升空了。遵照空中交通控制官员的指令,飞机利索地转入了从西柏林飞往慕尼黑的南行空中走廊,并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了。

  不到两分钟时间,四位广播电台的记者都从加托的军官食堂向他们的听众作了现场实况广播。他们的声音传到了世界各地,向听众报告,在“弗雷亚”号首次提出要求的48小时之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已踏上了航程,正在向以色列、向自由飞去。

  在“弗雷亚”号高级船员和水手们的家中,家人们都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在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各地的30户家宅中,母亲和妻子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孩子们都问妈妈为什么在哭泣。

  在“阿盖尔”号西侧构成一道屏障的拖船和清洗剂喷洒船队中,这则消息也传播了开来,大家都松了口气。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船员,对自己无法对付10万吨海上溢油都没有丝毫的疑问。

  在得克萨斯,石油巨头克林特·布莱克沐浴在星期天上午的阳光中,他在吃早餐时,从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中听到了这则消息,他大声喊叫了起来:“该死的,也正是时候啦。”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高耸在鹿特丹市区的顶层套间中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他带着满意的神情笑了起来。

  从爱尔兰到铁幕的每一家报馆中,各家日报的星期一上午版都正在编排之中。许多撰稿人都在汇总从星期五深更半夜最初袭击“弗雷亚”号直到此时此刻的全部情况。报纸上都为登载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抵达以色列和“弗雷亚”号油轮获释的消息留出了版面。在10点钟付印第一版之前还来得及把大部分如何收场的消息包括进去。

  在欧洲时间的12点20分,以色列国同意恪守由“弗雷亚”号提出的要求,即4个小时之后在本-古里安机场接待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时对公众开放,并可供人辨认他们的身份。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住在离本-古里安机场3英里的阿维亚旅馆中,他在旅馆六层楼上的房间中从电讯设备传送的收音机上听到了这则消息。他向后躺着,松了一口气。他是在上一个星期五临近傍晚时到达以色列的,指望在星期六看到他游击队的老战友抵达这儿。然而,他从无线电中听到了德国政府在半夜三更变了卦,推迟到了星期六,接着听到了将在中午排放石油的消息。他曾咬着自己的手指甲,感到无能为力,而又无法休息,直到终究传来了释放他们的最后决定。现在对他来说,在“教员”号于欧洲时间4点15分、特拉维夫时间6点15分着陆之前,时间在随着时钟的滴答声缓慢地消逝而去。

  在“弗雷亚”油轮上,安德鲁·德雷克听到了飞机起飞的消息,他那疲惫不堪的面容中流露出了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35分钟之后,以色列国表示同意他的要求,那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他们已经上路了,”他对拉森说道,“4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平安到达特拉维夫。在那以后再过4 小时,如果下雾的话还可以提前一些,我们就将撤离了。海军会上船来救你的。你那只手可以得到妥善的治疗,你可以领回你的船员和油轮……你应该是幸福的。”

  那位挪威船长向后躺在他的椅子里,眼睛里显出了深陷的黑眸,他不想让那位年轻人看到自己睡着了而感到得意起来。对于他来说,事情还仍然没有结束。在讨 厌的炸药从他的船舱中清除出去之前,在最后一位恐怖分子离开他的油轮之前,事情是不会了结的。他知道自己几乎要垮下来了,手上的剧痛已稳定下来成了一种单调而又引起轰鸣的抽痛,沿着手臂一直痛及肩膀,全身传遍了一阵阵筋疲力尽的倦意,直至他感到头昏脑胀为止。但他仍然不肯闭上自己的眼睛。

  他怀着蔑视的神态抬起目光望着那位乌克兰人,“汤姆·凯勒呢?”他问道。

  “谁?”

  “我的三副,星期五上午你在甲板上枪毙的那个人。”

  德雷克笑了起来。“汤姆·凯勒与其余的人一起待在下面。”他说道,“打枪是装模作样的,我自己的一位伙伴穿上了凯勒的衣服。子弹是空包弹。”

  那位挪威人咕哝了一声。德雷克兴致勃勃地从对面望着他。“我是够慷慨大方的,”他说道,“因为我已经获胜了。我给整个西欧造成了一种他们无法面临的威胁,一种他们怎么也无法摆脱的交易。总而言之,我使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但你几乎把我打垮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从今天上午6点钟你毁了引爆器以来,那些突击队员可以在他们所愿意的任何时候来袭击这艘油轮。幸亏他们不知道那个情况。要是你向他们发出信号的话,他们也许会这样干的。你是一位勇敢的人,索尔·拉森。你想要什么吗?”

  “只要你们离开我的油轮。”拉森说道。

  “现在很快了,很快了,船长。”

  在威尼斯的上空,贾维斯空军中校稍微移动了一下操纵器,疾飞的银燕朝东南方向偏转了几度航向而朝着亚得里亚海作长距离的飞行。

  “乘客怎么样?”他向那位军需军士问道。

  “安静地坐在那儿,在观看风景。”军需军士从他的肩膀上方说道。

  “使他们保持像那样坐着。”驾驶员说道,“他们上次乘飞机旅行时,到头来开枪打死了机长。”

  军需军士笑了起来。“我会监视他们的。”他应允道。

  副驾驶员轻轻拍着自己膝盖上的航线图。“离着陆还有3个小时。”他说道。

  从加托播送的无线电广播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被听到了。在莫斯科,这则消息被译成俄语,译文送到了一套私人公寓的一张桌子上,公寓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特权阶层住宅区的一端。有两个人在下午2点钟稍过片刻时坐在桌旁吃午饭。

  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阅读了打字的译文,用一只胖乎乎的拳头猛捶桌子。“他们把他们放走了,”他大声说道,“他们让步了。德国人和英国人已经屈服了。两位犹太年轻人已在到特拉维夫去的途中了。”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一声不响地从他同伴的手上接过译稿阅读了起来。他不禁冷淡地微微一笑。

  “那么,今天晚上,当我们把库库希金上校和他们的证据摆在政治局面前时,马克西姆·鲁丁就将完蛋。”他说道,“表示不信任的提议将获得通过,那是毫无疑问的。到午夜前,尼古拉,苏联就将是我们的。用不了一年时间,整个欧洲。”

  红军的元帅倒了满满两小杯斯托里契纳雅伏特加酒。他把一杯朝党的理论家推去,并举起了自己那杯酒。 “为红军的胜利干杯!”

  维希纳耶夫举起了他的玻璃杯,这种烈酒他是几乎从来不沾边的,但事情是有例外的。“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世界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