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穿灰衣服的人，打定主意在今天深夜把那套戈兰钻石首饰盗出来。他知道只要首饰仍在房间的保险柜里，而主人又不在家，那就笃定能弄到手。他必须先把情况搞清楚，于是，他窥视着，等待着。
到了7点半，开始有动静了。又宽又大的美洲虎牌豪华型高级卧车从地下停车场威风凛凛地驶出来了，在门洞口停了一下，驾车人看了看街上来往的车辆，便上了马路，朝海德公园路口的方向驰去。
在这座堂皇住宅对面的路边，停着一辆租来的沃尔沃货车，方向盘后坐着吉姆·劳令斯，身着租来的灰色司机制服。他松了一口气。在贝尔格莱维亚街的对面，吉姆·劳令斯终于看到了他盼望的事情：丈夫开着车，妻子坐在旁边。他把自动档扳到“驾驶”位置上，尾随着那辆美洲虎牌豪华型高级卧车，从长长的停车行列中开了出来。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东方格林公园的上空已现出一抹鱼肚白，街灯仍然亮着。从5点开始，劳令斯就在这里监视着。虽然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但并没有人注意他。贝尔格莱维亚是伦敦西区最有钱的街区。一个人穿着司机制服，坐在货车中，车后还放四个衣箱和一个食品筐，而且又是在这12月31号的早晨，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许多有钱人都在准备离开首都，到乡间的家里去过年。
到海德公园路口，他与“美洲虎”距离大约50码时，一辆卡车插到他们中间。他们继续往前行驶，到花园巷时，劳令斯有点紧张了，他知道那里有库茨银行的一个分行，他担心“美洲虎”车中的夫妇把钻石首饰存到银行的夜间保险库里。
到马博尔门时，他才松了一口气。“美洲虎”没有掉头向南沿着花园巷奔银行开去，却向北一直驶向大昆博兰街、格鲁赛斯特街。看来，丰坦诺大楼九楼高级住宅的主人不打算把钻石首饰存在银行里，他们要么是随身带到乡下去，要么就是此刻留在家中。而劳令斯判定，一定是留在家里了。
他尾随着“美洲虎”，一直跟到汉顿路，看着它驶上了5号公路，才掉转车头向伦敦中心开回来。显然，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是到妻弟家——谢菲尔德大公家过年去了。大公家在北约克郡，汽车要整整跑6个小时。这样，至少可以给他24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他是足够的了。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一定能把丰坦诺大楼那个住宅给“端”了的，因为，他毕竟是伦敦最有名的保险柜盗贼之一。
上午，他把沃尔沃货车退给了出租公司，把制服还给了服装出租处，把四只空衣箱扔到柜橱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在王兹沃绥区一幢茶叶仓库改成的公寓的最上层，一套配有高级家具的单元。这一带是他的老家。不管他如何走运和发迹，他毕竟是一个南伦敦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虽然不如贝尔格莱维亚和美以费尔那样繁华，但这里是他的“领地”。跟那些与他类似的人一样，他不愿离开这块安全的领地。尽管在当地的黑社会和警察局看来，他——按照黑社会中对罪犯和恶棍的称呼——是有名的“脸儿”，然而，在这里他总有一种踏实的安全感。跟那些一帆风顺的恶棍一样，在这个领地中他始终保持着一副谦卑的形象，驾驶着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惟一与他的外表形象不相符的是他那豪华的房间。在这个黑社会的下层之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深思熟虑，小心翼翼，不露马脚。警方对他的反常虽然疑团丛生，但他的“卷宗”里却非常清白，只是在十几岁时有一小段审讯记录。他能够顺利得手而让人摸不透是怎么得手的，这使他的那些小字辈信徒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因而，他们便甘心为他当差跑腿儿。就是那些手持短枪、镐把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的强盗们，对他也敬畏三分。
出于需要，他必须有一个“门面”职业来掩饰赃款、脏物的来路。所有得手成功的“脸儿”都有一个合法的门面。最好的门面就是当小车司机、或开蔬菜水果店、或收购破铜烂铁之类。这种门面职业，既掩饰了脏钱黑利，又有了空闲的时间和藏身之处，也为雇用一名打手或保镖找到了理由。这些打手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愣家伙，他们也需要一种公开合法的幌子来掩盖给人当打手的勾当。
劳令斯开了一个废铜烂铁破汽车收购站，这就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设备优良的机械修配厂，接触各种各样的金属、电线、电瓶液等物。他还雇了两名彪形大汉，既可以在收购站干活，又可以在他遇到麻烦而可能受到其他地痞流氓袭击时当他的保镖。
劳令斯洗了澡、刮了脸，搅拌一些咖啡冲到咖啡壶中，这是今天上午第二次喝咖啡了。他把贝利·赖斯给他提供的草图又研究了一遍。
贝利是他的徒弟，23岁，聪明、伶俐、精干，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甚至相当出色的窃贼。在这个黑社会中，贝利还刚刚迈进门槛，他非常愿意替那些有名气的人效劳，但在干事时，他是决不盲目听从那些毫无价值的瞎指挥的。
24小时以前，贝利曾经穿着一家高级花店的制服，抱着一大束鲜花，来敲丰坦诺大楼九楼那套豪华住宅的房门。这身行头使贝利轻易地通过了大厅的登记处。从大厅一过，他就记住了门厅的布局、门房的位置和通向楼梯的路线。
开门的，正是太太菲欧娜女士。她一看到鲜花，脸上就放出惊喜的光彩。这束花是以贫穷老兵救济基金委员会的名义送来的，而菲欧娜女士恰是赞助人之一。当天晚上——1986年12月30日晚上——她正要去参加该会的庆祝舞会。劳令斯估计，即或她在舞会上向某个委员提及那束花的来历，别人也只能认为，大概是其他委员代表委员会赠送的。在门口，她审视着系花的标牌，叫道：“哎呀，多美啊！”带着一口她那个阶层所特有的明朗清脆的声调，接受了鲜花。然后，贝利拿出收据本和圆珠笔。菲欧娜女士两只手拿不了三样东西，便慌慌张张地回到客厅里，放下鲜花，让贝利一个人在小小的门道里等了几秒钟。
贝利长着一张娃娃脸，卷曲的金黄头发，蓝眼珠儿，羞答答的笑容，到哪儿都是讨人喜欢的。他认为，在这个大都市里，他可以赢得任何中年妇女的欢心；而他那孩子似的蓝眼睛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
在按门铃之前，他就在门外站了好一会儿，把门的外表、门框和过道的墙都看了一遍。他在寻找微型报警器——那玩意儿并不比胡桃大——以及黑色的按钮或开关之类，是作为关掉报警器用的。当他满意地确认没有后，才去按铃。
他一个人留在过道里，便又开始在门里面和墙上寻找报警器或开关，也没有。当女主人出来在收据上签字时，贝利发现了门上装着里外保险暗锁，这是有名的查情牌防盗锁。
菲欧娜接过收据本和圆珠笔，准备签字。不行，圆珠笔早就没有油了，笔尖上仅有的一点点油也在一块纸板上划光了。贝利不好意思地道歉。菲欧娜女士莞尔一笑，说了声没关系，她的手提包中有笔，便又回到里间去了。
贝利已经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门确实与报警系统相联。在开着的门轴缝里、合页的上边，有一个小小的凸棒，门边上正对着它有一个小插孔。他知道，在插孔里一定装着一个微型开关。门关上时，凸棒就进入插孔，两者接触在一起。防盗报警系统的电路接通后，一旦接触断离——门被打开时，微型开关就会接通报警器。贝利拿出超级胶管，向微型开关的孔里喷入一些胶，又用一个塑料和胶混合制成的小球将开关顶回去，只花了3秒钟。再过4秒钟，它就会变得像石头那样硬，微型开关就会失灵，凸棒再也不会使它发生作用了。
菲欧娜女士拿着签好的收据出来时，发现这位可爱的年轻人正靠门边站着，朝她歉意地笑了笑。他一边笑着，一边搓掉了小球沾到大拇指上的余胶。
事后，贝利向劳令斯详尽地描述了入口的布局，门房的位置，楼梯和电梯的位置，住宅的过道，门内小小门厅以及他所能看到的客厅的情况。
劳令斯一边呷着咖啡，一边信心十足地想道，四个小时以前，那套住宅的主人将衣箱提到走廊里，又回到窄小的门厅，打开了报警器。在通常的情况下，报警是不响的。他出了房门后将门关上，用钥匙将保险锁锁定，便满意地认为报警器已经接通，并且进入了戒备状态。是的，正常情况下，凸棒就会与微型开关接触，锁上之后，报警系统电路便接通，进入警戒状态。但是，由于凸棒与微型开关被隔离开了，至少使门上的警报系统失灵了。劳令斯自信，30分钟之内，他一定能把锁打开。屋内肯定还有其他机关，他要遇到一个破一个。
喝完咖啡，他伸手取下剪报簿。如同其他珠宝盗贼一样，他密切地注视着报上的社会动态栏。这本剪报是关于菲欧娜女士的社交活动，以及她头一天晚上参加庆祝舞会所佩戴的那套钻石首饰的来龙去脉的全部资料。吉姆·劳令斯边看边想：这是她最后一次享受这套钻石首饰的荣耀了。
在1000英里以外的东方，和平大路111号住宅四楼上的客厅中站着一位老人，他也在等待着午夜。那时刻将是1987年元旦——他的75岁寿辰。
现在已经时过中午，但他仍穿着睡衣。这些天，他没有必要早早就起来或赶到办公室去了。他已经没有班可上了。他的比他小30岁的苏联妻子艾丽达已经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到高尔基公园冰场上滑冰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
他从墙上的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满脸的皱纹显得更密集了。当年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已变得雪白、稀疏和毫无光泽。由于喝了一辈子酒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皮肤已经变得斑斑点点。镜中的双眼呆滞忧伤地望着自己。他感到自己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余生也只能是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他又回到窗前，向下俯视着路上的积雪，几个摇摇晃晃的老头子正在扫雪，而雪在晚上还要继续下。他暗暗想道，自己在贝鲁特摆脱了那毫无意义的流亡生活，来到这里，已经24年了。那时，他实在待不下去了。尼克·艾留特和公司其他的人把他的一切都抓过去了。最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那个现实，丢下了老婆孩子，来到了这里。
起初，他觉得就像回到了家里一样——一个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家。他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新生活，真诚地相信这里的哲学和最后的胜利。有什么可不相信的呢？为此，他花费了27年为之效劳。在6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他曾经感到欢欣和顺利。当然，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他还是受人尊重的佼佼者，五大明星之一。
另外几位是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布莱克。他们都深深地打入了英国机构的内部，而后又背叛出来。伯吉斯是一个酒鬼和鸡奸狂，早早就见了阎王爷。麦克莱恩先是失去了信心，后来自1951年起，就一直住在莫斯科。到1963年，他感到厌烦透顶，那时，梅林达也逃了过来，住在这所房子里，他便把一切都发泄到她的身上。麦克莱恩后来变得失望和愤恨，终于身患癌症，含着对主子的仇恨，也背负着主子对他的仇恨死去了。布伦特受到打击，又声名狼藉地回到英国。这样，就剩下他和布莱克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妒忌布莱克的。布莱克完全同化了，踌躇满志。布莱克邀请他和艾丽达一起去过年。当然了，布莱克是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背景的，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犹太人。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被同化。过了头5年，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而且口笔相应。但他仍然保留着明显的英国佬派头。此外，他开始恨这个社会，这里完全是一个死也不会改变的异国他乡的社会。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来了7年之后，他在政治上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全都是谎言。他能看破这一点也确实不简单。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活力都花费在一个谎言上了。为了谎言而说谎，为了谎言而背叛，抛弃了那块“绿色的和偷快的国土”，一切都是为了谎言。
多年来，作为一种权利和待遇，他一直能直接看到英国各类杂志和报纸。他向有关方面报告鼓舞人心的罢工消息的同时，也关心着板球比赛的记录；在准备破坏性反情报的同时，也观察杂志上那些他所熟悉的旧地；给克格勃高级人物，甚至包括主席本人当参谋，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颠覆那个小岛的同时，也不引人注意地坐在国家饭店酒吧的高凳上，聆听着英国人用母语饶有风趣的谈笑。在过去的15年，一直有一种失望的空虚感，吸烟饮酒，寻花问柳都不能排遣这种惆怅情绪。他对自己说，太晚了，永远也回不去了。可是，可是……
门铃响了。他觉得有点奇怪。和平大路111号位于莫斯科中心的一个僻静地点，归克格勃所有，居民大都是克格勃的人和少部分外交部的人员，任何来访者都得在门口登记。不会是艾丽达，她有钥匙。
他打开门，有个人站在那里，看起来很年轻，也很结实，穿着剪裁合体的大衣，戴着皮帽子，没有帽徽。那人的脸显得冷漠，但不是由于外面的冷风。因为脚上的鞋表明，那人是由温暖的车中进入这温暖的大楼的，鞋上一点儿冰雪的痕迹也没有。那人深邃碧蓝的眼睛盯着他，既看不出友好，也看不出敌视。
“菲尔比上校同志吗？”那人问。
菲尔比不禁一愣。他的挚友们，像布莱克夫妇以及其他几个人，管他叫基姆；而别人呢，多年来都称他化名。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物管他叫菲尔比。他在退休名单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克格勃上校。
“正是。”
“我是巴甫洛夫少校，第九局的，下属于苏共总书记办事处。”
菲尔比知道克格勃的第九局，这个局负责管理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办公大楼、住宅大楼的警卫人员。在党的机关大楼内和举行仪典时，在服装方面，帽子上都戴有明显的铁蓝色条带，佩着肩章和领章。他们就是过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但成为私人卫兵时，就穿起剪裁精致的便服。他们必须是身体健壮、受过良好训练、忠于职守的人，并且随身佩带武器。
“哦。”菲尔比说。
“这是给您的，上校同志。”少校递过来一只质地精美的长信封，菲尔比接了过来。
“还有这个。”巴甫洛夫少校说着，又递过来一小块硬纸片，上面有个电话号码。
“谢谢。”菲尔比说。
少校再也没说什么，稍微低了低头，然后转身，顺着走廊走了。一会儿，菲尔比从他的窗口看到一辆乌黑锃亮的海鸥牌轿车从门口开走了，车上挂着中央委员会显眼的号码牌，开头的字母是MOC吉姆。
劳令斯用一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社会杂志上那幅照片。尽管这幅照片是一年以前拍的，但也可以看出这就是今天早晨所看到的、跟丈夫一起乘车朝伦敦以北去的那个女人。她站在受褒奖的行列中，旁边向她祝贺的正是亚历山德拉公主。当时她佩带的正是那套戈兰钻石。
劳令斯每采取一次行动之前都要进行几个月的研究。他对这套钻石的来龙去脉比他自己的生辰八字还要清楚。
1905年，年轻的马盖特伯爵从南非归来，带回四块未经琢磨的大钻石。1912年结婚时，他让伦敦的卡梯叶宝石店给加工，以作为送给年轻夫人的礼物。卡梯叶又委托阿姆斯特丹的阿斯彻宝石店加工。阿斯彻宝石店自从成功地加工了巨大的库里南钻石后，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宝石店。
四块钻石被加工成两对一样的梨形宝石，每块都是58个面；一对每只重10克拉，另一对每只重20克拉。回到伦敦后，卡梯叶宝石店镶上白金，配上40个小钻石，制成一套钻石首饰；以一块大的梨形钻石为中心做成一副头饰，以另一块大的为核心做成一副垂饰；用两块小的为核心做成一副耳坠儿。在做成之前，伯爵的父亲——谢菲尔德的第七大公去世了，因此，伯爵承袭了大公头衔。由于谢菲尔德大公家姓戈兰，这套钻石便被称之为戈兰钻石。
1936年第八大公去世时，又把这套钻石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944年生；一个儿子，1949年生。这个女儿今年33岁。吉姆·劳令斯用放大镜端详的正是这个女儿。
“你将与它永别了，亲爱的。”劳令斯在自言自语。随即，他把当晚要用的家伙又检查了一遍。
哈罗德·菲尔比用餐刀打开信封，抽出信，摊在客厅的桌子上。他很受感动。这是苏共总书记的亲笔信。这位苏联领导的字体规范、整洁，当然，是俄文。跟信封一样，信纸质地也很优良，但信纸上没有印名头。一定是在家里写的。他家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26号——这座雄伟豪华、富丽堂皇的大厦，自从斯大林时代起就一直是党的最上层领导在莫斯科的居舍。
信的右上角写着：1986年12月31日上午。信的正文是：
亲爱的菲尔比：
不久前你在宴会上说的话使我大为关注。即：“在莫斯科，总是过高地估计英国政治的稳定性，当前，这种倾向尤为严重。”我非常希望你能对这句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并请写成书面形式，直接送交我本人，不要留任何副本，也不要用秘书代笔。写成之后，按巴甫洛夫少校给你的电话号码直接通知他本人，他便会到你家来取。明天是你的寿辰，谨表祝贺。
你真诚的
信的结尾是签名。
菲尔比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看来，26号那天克留什科夫为克格勃老工作人员举行的招待会还是被窃听了。他有点半信半疑，因为，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克留什科夫，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完完全全是总书记一手提拔上来的。虽然克留什科夫有着大校的军衔，但根本不是行伍出身，也不是情报工作人员，而是硬干上来的党的机关干部。现任苏联领导当克格勃主席的时候，克留什科夫是被提拔上来的干部之一。
菲尔比又看了一遍信，然后把信推到一边。他想，这老头子的脾气还没改，言简意赅，字字千斤，没有客套话，滴水不漏，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连菲尔比的生日都点到了。说明事前是查了档案，做了点准备的。菲尔比有点受宠若惊。这是一位最冷漠的人，能得到他的亲笔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有多少人看到他的信就觉得不胜荣幸而感动不已呢！
几年前，事情就不同了。那时，这位现领导来到克格勃当主席时，菲尔比早就在那里多年了，并一直被视为明星。他经常做关于西方情报机构概况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专题演讲。跟其他党的领导者履新后一样，这位新主席在重要的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菲尔比呢，虽然被推崇为五大明星之一，但也意识到，在这阴谋丛生的社会中，在上层找一个后台是很有用的。新主席是一位老谋深算、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对英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关注，一种特殊的兴趣。那些年里，他曾多次找菲尔比听取解释或分析英国的事件、人物背景和可能的反响，菲尔比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看起来，这位克格勃的主席想核实一下那些本家的英国通以及他的旧办公室——鲍利斯·波诺马列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交给他的材料是否准确，以便对其他的批评给以反驳。有好几次，在英国问题上他都非常重视菲尔比私下里出的主意。
菲尔比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同这位全苏的新沙皇直接见面了。上一次还是在欢送他离开克格勃回到中央委员会的招待会上见的面。他表面上是去当书记，实际上是行将就木的前任准备后事和筹划自己的势力。现在，他又来找菲尔比出谋划策了。
他的沉思被艾丽达和孩子们的归来打断了。由于滑冰，他们的脸上泛起红润，不停地吵吵嚷嚷。在1975年，梅林达已经去世很久了，克格勃上层注意到，他的乱嫖和酗酒带来很坏的影响（至少给机关丢脸），所以，便指定艾丽达搬到他这里来住。她当时是克格勃的女干部。与众不同的是，她是犹太人，34岁，皮肤黝黑而健壮。当年他们就结了婚。结婚以后，他那出类拔萃的气质显示了征服力，她真的爱上了他，并且委婉地拒绝向克格勃汇报他的情况。档案处的负责人束手无策，只好向上级如实汇报，上级也表示不再过问他的一切。两年以后，他们有了个男孩，不久，又一个男孩降生。
“有什么重要事情吗，基姆？”她问。
他正把信揣在兜里。他摇了摇头。她帮着两个男孩脱下厚厚的棉衣。
“没什么事，亲爱的。”他说。
但她看得出他正在想事情。她很清楚，跟他争执是没用的。她走过来，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今晚上到布莱克家可别喝多了。”
“我尽量少喝。”他笑着说。
说心里话，他想让自己最后一次痛痛快快地喝一顿。他是从一次聚会上开始喝酒的。一个喝了一辈子酒的人，不喝死是扔不了酒壶的。医生上百次地劝他戒酒，但他老是不听。别人曾强迫他戒烟，可他不但没戒住，反而吸得更厉害了。假若不是酒宴的话，他说不喝还是可以做到的。他也清楚，今晚的会餐之后，他不得不再戒一个时候了。
他回想到在克留什科夫宴会桌上说过的话以及他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他知道在英国工党核心的深部正在发生着什么事以及他们的目的。别人搞到了一大堆情报，杂乱无章。几年来，他对这些情报进行了研究。作为一种待遇，这些材料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手中。只有他，才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综合，只有对照英国群众的心理进行分析，才能透过这些现象看出实质来。如果他想把头脑中的想法毫无遗漏地说出来，他就必须用文字把这些现象描绘出来。要竭尽全力给这位苏联领导人准备一份最详尽的材料。周末，他可以把艾丽达和孩子们打发到乡间的家去，以便从周末开始一个人在家中写材料。在那以前，再最后痛饮一次。
当天晚上9点到10点，吉姆·劳令斯一直坐在另一辆出租小汽车里，停在丰坦诺大楼的外面。他穿着一件裁制精美的夜和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专注地观察着这座大楼上的灯光。作为他的目标的那一家是黑着的。但他高兴地看到，楼上和楼下两家的灯都亮着。从窗上映出的身影来看，各家的新年庆祝会已经开始了。
10点钟，他小心谨慎地把车停在两幢楼房以外的胡同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丰坦诺大楼的正门。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门虽关着，但没锁。里边大厅的左侧，正像贝利·赖斯说的那样，是门房。门房里，值夜班的正在看一台日本袖珍电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好像要说什么。
劳令斯提着一大瓶香槟酒，瓶上系着大绸带。他摆了摆手，似醉非醉地打招呼 ：“晚安。”接着又急忙补充说：“啊，新年好！”如果老门房要证件或问他到哪去，他想那也没关系，楼里至少有六家在开联欢会，又有一半是开门晚会，老门房怎么能查出来宾名单呢？
“喂——啊，谢谢，新年好。”老门房答道。穿夜礼服的人已经走过去了，他回头又去看电视。
劳令斯沿楼梯上到二楼，然后乘电梯到九楼。10点零5分，他便站在他要找的那家门口了。
正如贝利汇报的那样，外面没有警报器，门锁是查情牌暗锁。在查情锁的上方20厘米处，有一个日常用的自合弹簧锁。这种查情牌暗锁一共有十种计算数字和排列，有五排锁簧。但对于好锁匠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只要把两排半锁簧摸准就可以了，另外两排半是相同的，只不过方向相反而已，这样，主人的钥匙在里面、外面都能把它锁上和打开。
劳令斯16岁离开学校后，就在艾伯特叔叔的五金店里跟叔叔一起干了10年活。五金店是叔叔的“门面”，他当时是有名的撬门贼，这就给年轻的劳令斯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他熟悉了市场上每一种锁和大部分小型保险柜的构造和特点。经过10年不断地操作和艾伯特叔叔的专门指教，劳令斯可以打开现有的任何锁。
他从裤兜中掏出自制的一串12把万能钥匙，从中选了3把，一个一个地试着。他把一串上的第6把插到锁中，试探着锁内的压力，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把扁钢挫，加工万能钥匙。只花了10分钟，就制出了头两排半锁簧的钥匙攀构形。又花了15分钟，把相反的两排半也制出来了。他把制好的钥匙插进查情牌锁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拧着。锁开了。他等了60秒钟，以防贝利用塑胶堵住的插孔万一没有堵结实。铃没有响。他松了一口气，便开始用一条细钢丝开上面的弹簧锁。只用1分钟，门就轻轻地开了。里面一片黑，但走廊的灯使他能看清门厅内的轮廓。门厅约有8平方英尺，铺着地毯。他猜测，在哪个地方一定有一块踏板，但不能太靠近门，以防主人自己踏上。
他跨到门厅内，紧靠着墙，轻轻地在身后合上门，打开门厅灯。左手是一个门，半开着，看去显然是厕所；右手是另一个门，可以肯定是大衣橱，里面准有报警系统控制装置，不必管它。他从胸前兜里掏出一把钳子，弯下身去，把地毯的一边拉起来。方地毯掀开后，看到门厅正中间有一块踏板。找的就是它。他把地毯轻轻地放回原处，绕过踏板，打开前面的高门。正如贝利所说的，恰是通向客厅的门。他在客厅门口站了几分钟，认出了电灯开关，并打开了灯。这是很危险的，但他是在距离地面九层的楼上，而房主人又到约克郡去了。在这布满机关的房间里做活，他没有必要用钢笔电筒照明。
房间是长方形，约25英尺长、18英尺宽，满铺地毯，家具豪华典雅。正对着他的是朝南的几扇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大街。右边墙上，有一个石砌壁炉和煤气木柴炉，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向卧室的，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通向客房；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向餐室和厨房的。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10分钟，把墙壁和天花板看了个遍。原因很简单：很可能还有贝利·赖斯没有看到的静电运动警报器，它可以探测出任何进到室内的身体的热能或运动。如果铃响了，他能在3秒钟内离开那里。
铃没有响。报警系统用电线与门相联，或者与窗户相联，但他并不想去触动窗户，或许，它也是一个踏板。他肯定，保险柜一定在这个屋里或卧室里，而且一定在外墙上，因为内墙的厚度不够。
快到11点时，他看到了，在对面两扇大窗户的中间有一块8英尺宽的墙壁，墙上有一面金色框子的镜子，它不是像画框一样稍稍前倾地挂着，遮出一条阴影，而是紧紧地贴在墙上，像是嵌进墙里的。
他用钳子把地毯掀起一边，沿墙脚走过去，看到一根从墙围板引出来的像丝线一样的细电线，这是通向踏板的，踏板一定在屋子中间。快到镜子跟前时，他看到正下方又是一块踏板。他想把它移开，但一转念，又把旁边的咖啡桌搬过来放在上面，四条腿正好压不着踏板。他知道，家具是不会放在踏板上的，如果紧靠墙或站在家具上，就会平安无事。
镜子是靠磁性附着器吸在墙上的，也连着电线。这不成问题。附着器有两块磁铁，一块在墙上，一块在镜框上。他把一块薄磁片插到附着器的两块磁铁中间，紧紧地把插进去的磁片与墙上的磁铁按住，将镜子拿了下来。墙上的磁铁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它仍与另一块磁铁接触着。由于没有断离，便发不出警报。
劳令斯乐了——墙上的保险箱是小巧玲珑的汉伯牌D型。他知道，这种保险箱的门是用半英寸厚的高强度硬化钢制成的，门的连接轴是一条硬化钢棍，与门连在一起，上下都插到门框里。门锁的机件包括三根硬化钢制锁栓，从门上插进门框中1英寸半深。在门面钢板的里面是一只两英寸厚的铁板盒，装着三根锁栓，一根垂直的控制栓制约着锁栓的运动和三个组合号码盘。现在，眼前对着他的正是组合号码盘。
劳令斯根本不想在锁上打主意。他另有妙方——在组合号码盘另一侧靠近连接轴的地方，把门自上而下切开。这样，剩下门的百分之六十，上面带着号码盘和三个锁栓，锁栓仍然在门框中锁着，而门的另外百分之四十却可以掀开，足可以伸进一只手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他小心地回到门厅里，他带来的那瓶香槟刚才留在那里了。他把香槟拿过来，蹲在咖啡桌上，拧开假瓶子，倒出里面的东西。除了一个小盒中棉花包着的雷管外，还有一套小磁铁和一盘家用5安培花线。他还带来一段CLC。
劳令斯知道，切割半英寸厚钢板的最好方法是应用门罗理论。门罗是“型金属行电原理”的发现者。他手中拿的东西，商业名称是荷电线性切割装置，简称CLC，包括一段V型金属，虽然硬，但还容易加工，外面包着塑料炸药。这种装置是英国三家公司生产的，一家是国营的，两家是私人的。只有用特殊的介绍信才能买到CLC，但作为职业盗贼，他与一家私营公司有内线关系。
劳令斯熟练而迅速地干着，把CLC弄成需要的长度，在汉伯牌保险箱的门上靠近连接轴的一侧自上而下地装好。在CLC的一端插进雷管，从雷管引出两条绕着的铜线，把铜线打开并远远地分开，以防短路。每根铜线又与带来的花线盘的两个头接好，花线的另一端是一个三脚插头。他把花线展开，小心地沿着墙拉到拐向客厅的过道里。爆炸时，过道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他又小心地走进厨房，从口袋中拿出一只大塑料袋，装满了水。把一袋子水用摁钉按到墙上，正好挡住了保险箱门上的炸药。艾伯特叔叔告诉过他，毛垫子可以挡住鸟和电视的声音，但爆炸声最好的消音方法是水。
现在是差20分12点。楼上的晚会越来越喧闹了，甚至在这幢以独门独户为特点的豪华公寓里，他都可以清楚地听到喊叫声和跳舞声。他退到过道里。最后一步就是打开电视。他又在过道里的墙上装了一个插座，看看确实是关着的，便把插头插上，等待着。
午夜还差1分钟时，上面的吵闹声更厉害了，一个人突然喊肃静，吵闹声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在安静中，他可以听到客厅里他打开的电视的声音。电视里的传统苏格兰节目——民歌和高地舞蹈，改换成了一个静静的时钟的图像，即伦敦议院塔上的大时钟，被人们误称为大本钟。在这个时钟的后边是一个巨大的钟，那才是真正的大本钟。在午夜前的短暂时刻里，全国人民都在向杯中斟酒的时候，电视评论员利用这点时间哇啦哇啦地讲着什么。
报时器响了起来。报时器响完之后，静了瞬间，大本钟响了：咚！这午夜的第一响，如同雷鸣一般，在全国两千万家庭中回荡着，也波及到丰坦诺大楼的十楼上，接着便被一片欢呼声淹没了。而在九楼上，当第一声“咚”响过之后，吉姆·劳令斯便“啪”地一下合上了电门。
传来平平常常的一声响。除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没有听到。他等了60秒钟，拔掉插头，小心地回到保险箱前，边走边收拾工具和盘绕电线。
烟雾正消散，装水的塑料袋已不见了，地上只是些湿漉漉的碎片。像一个巨人用一把利斧猛劈一下似的，保险箱的门从上到下齐刷刷地裂开了。劳令斯用手将残留的烟扇散，用戴着手套的手把门的小半截拉开。铁皮盒已被炸裂了，但另一边的锁栓却仍然牢牢地嵌在框中。从打开的半截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东西：一个现金盒和一只丝绒口袋。
他掏出口袋，解开扎绳，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咖啡桌上。在电灯下，那些东西晶莹耀眼，好像里面包着一团火似的。这就是戈兰钻石。
劳令斯把工具又装进假香槟瓶子里，装进去线盘、空雷管盒、摁钉和剩余的CLC。他还没有意识到所面临的麻烦。垂饰和耳坠儿能装到裤兜里，但头饰却比他想像得又宽又高。他环顾一下房间，想找一个能装头饰而又不引人注意的东西。几步之外的柜子上正好有一个。那是一只公文箱。他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沙发里——几个钱包、一些信用卡、几只笔、通讯簿和两个文件夹。公文箱恰好适用。整套戈兰钻石和香槟瓶都装进去了。离开联欢会却拎着一个文件箱，让人看到一定会感到诧异。
劳令斯把客厅又环视了一下，便关了灯，退到门厅里，关上门。他一退到走廊里，便把查情牌暗锁又锁上了。1分钟后，他大步地走过门房，来到午夜的大街上。老门房连看都没看一眼。
1月1号那天晚上快到半夜时，哈罗德·菲尔比才在莫斯科的家中客厅里坐下来。头天晚上在布莱克家，他是大喝了一顿，但喝得并不痛快。要写的东西一直在头脑里索绕着。今天上午，他才慢慢地从酒中醒过来。现在，艾丽达和孩子都睡着了，他才得以安静下来考虑问题。
屋子那边传来咕咕声，菲尔比走过去。在屋角上有一个大鸟笼，他透过栅栏看着里边带夹板的鸽子，他一直喜欢的宠物。在贝鲁特时，他养了一只雌狐；到这个住宅后，他养过几只金丝鸟和小鹦鹉。鸽子在笼子底上一晃一晃地走着，带夹板的腿使它很不方便。
“好吧，老朋友，”菲尔比向笼子里说，“不久就会把它拿掉的，那时你就又能飞了。”
他回到桌旁。一定要写得像个样才行，他反复地提醒自己，总书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想骗他，是很难的。1983年，空军把南朝鲜的喷气式客机击毁，空军的一些元老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其中几个人已经葬身勘察加半岛那永久冻土之下了。由于健康的原因，总书记有时只能坐在轮椅里，但他仍然是苏联不可争议的首脑，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他的大脑仍很机敏，什么也逃不过他那暗淡无光的灰眼睛。
菲尔比拿起笔和纸，开始打草稿。
莫斯科这个夜晚的四个钟头之后，在伦敦还没过午夜，丰坦诺大楼那所住宅的主人只身一人回到首都。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有50多岁。他把车一直开进地下停车场，用自己的塑料电子卡片打开门，然后，提着自己的衣箱乘电梯上到九楼。
他情绪很不好。他已经开了六个钟头的车。提前三天离开了小舅子那庄园似的家，行前还跟妻子吵了一架。她很犟，但非常喜欢马，贪恋乡下生活。而他却厌烦乡下。她陶醉于跟弟弟——第十大公——一起驰骋在约克郡那无垠的隆冬荒野上，却把他一个人孤单单、凄清清地丢在家中。更使他讨厌的是，尽管自己是崇尚男子大丈夫正统观念而得意的人，而他那混蛋小舅子却是一个同性恋者。
新年晚宴简直让他烦透了。妻子的老友们把他围在中间，总是谈论打猎、钓鱼和射击，整个席间都是大公和那些狐朋狗友的尖啸刺耳的狂笑。今天上午，他跟妻子谈了谈，然而他们越说越不投机。最后达成协议，他在喝完下午茶后回南边去；而她则愿待多久就待多久，也可能是一个月。
他进入自己家的门厅便停住了。报警系统应该重复地发出“噼——噼——”的尖叫声，一直延续30秒，然后是连续的警报声。那时，他就可以去把控制器关掉。这个鬼东西，他想，一定是不好使了。
他走到衣橱那儿，用自己的钥匙把警报系统关掉。然后走进客厅，打开电灯。
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地看着室内的景象，衣箱仍留在身后的门厅里。
那些湿漉漉的碎片在温暖的屋中早已干了，电视也关着。第一眼看到的是正面那烧焦的墙和裂开的保险箱门。他几步跨过去，看了看保险箱里面。毫无疑问，钻石不见了。他又向四周看了看，他的东西散乱地堆在壁炉旁的沙发里，地毯被沿着墙边掀了起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地坐在炉旁的另一只沙发里，面如白纸。
“啊，天哪——”他绝望地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他惊呆了，在沙发里坐了足足有10分钟，喘着粗气，傻愣愣地看着这惨景。末了，他站起来走向电话，用颤抖的手拨了一个号码。另一端电话响了又响，但没人接。
第二天上午快到11点时，约翰·普雷斯顿朝着他上班的总部走去。他从米拉贝利餐馆前面绕过街角。这个高级餐馆，没有几个职员能够吃得起。
今天是星期五。大多数机关都获准从星期四——即新年，法定假日——一直休息到周末。但是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却专门让他来，他只好来了。他猜想着这位“五局”的副总局长要谈什么。
1981年夏天，他来到这里。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时间，一多半都花费到“五局”的事情上了。他一直在这个局的F分局担任极端政治组织（极左的和极右的）的调查工作，研究这些组织以及它们的负责人员。有两年，他在F 分局一处D科当科长，掌管调查极左分子向英国工党内部渗透的情况。他把调查结果写成了报告。两周以前——即圣诞节之前交上去了。他没想到会批阅得这么快。
他在传达室打了个招呼，出示了证件。证件检查过后，又跟副总局长办公室联系了一下，知道是约来会面的，便允许他进来了。
他登上了大楼的最顶层。他感到遗憾的是，他见不到总局长本人。他喜欢总局长伯纳德·亨明斯爵士。但是，这个老头子病了，到办公室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总局长不在时，局里的常务工作便愈来愈多地转移到野心勃勃的副总局长手里。这在“五局”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件事，使局里那些老资格的人员大为扫兴。
伯纳德爵士很早就是“五局”的人，并且干过外勤工作，很理解和同情那些被派到大街上对可疑分子进行监视、对敌对情报员和渗透颠覆组织进行盯梢的工作人员。哈考特·史密斯是个大学毕业生，只获得一等毕业生的资格，主要是一直当办公室头头，从这个机关调到那个机关，但在晋升的阶梯上却是一帆风顺。
哈考特·史密斯的打扮跟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普雷斯顿。普雷斯顿对这种热情存有戒心。外面早有流传，他接待其他人时也这么热情，但一周以后，就一脚把他们踢出去。
哈考特·史密斯让普雷斯顿坐在写字台前，自己坐在桌后。普雷斯顿的报告放在登记簿上。
“你瞧，约翰，这是你的报告。当然，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报告和你的工作都是很重视的。”
“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不必客气，”哈考特·史密斯接着说下去，“节日里，我花费了好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办公室里研读和考虑你的报告。”
普雷斯顿想，最好还是别发言。
“这个报告，我怎么说呢，相当激进……都那么肯定吗？问题是，这也是我们这里每提出一项建议性政策时我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都绝对正确？有水分没有？这也是我应该问的问题。”
“是这样，布赖恩，这个调查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的人打进去很深，非常深，我所举的事实都是真的。”
“啊，约翰，我没有否认你列举的事实，但你从这些事实所做的结论……”
“是符合逻辑的，我认为。”普雷斯顿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原则，我过去研究过。”哈考特·史密斯接着说。“但是，往往不总是靠确凿证据就能站得住脚的，你说是吗？比如这件事……”
他在报告中找到那个地方，用指头顺行指点着。“英国革命宣言，很极端，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布赖恩，很极端。这些都是很极端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你的报告中加上一个英国革命宣言的附件，不是更有用吗？”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出来。那是某些人头脑中一系列的想法， 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
哈考特·史密斯遗憾地喷着牙。“想法……”他说，好像这个字眼刺痛了他，“对，是想法。但是，你知道，约翰，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人的脑瓜里都有很多想法，不一定都是友好的。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些想法为基础去提出政策、措施和反措施……”
普雷斯顿刚要张口，哈考特·史密斯止住了他，站了起来，表明会见到此为止。“听我说，约翰，这个报告在我这儿再放几天。我还得考虑考虑，或许我还要搜集些意见，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顺便问一下，你喜欢一处D科吗？”
“很喜欢。”普雷斯顿说着，也站了起来。
“我可能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哈考特·史密斯说。
普雷斯顿离去后，哈考特·史密斯把他关上的门盯了好半天，好像想什么想得出了神。他自己认为，这份报告是很伤脑筋的，而且有一天可能对自己有危险。但是，简单地将它绞碎销毁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科长正式呈递上来的，有登记号。
哈考特· 史密斯想了好长时间，然后拿起红笔，在普雷斯顿报告的封面上小心地写了几个字，按铃叫来了秘书。
“梅布尔，”秘书进来后他对她说，“请你亲自把它送到档案室去，现在就去。”
姑娘朝封面上扫了一眼，上面写着“不转发”，以及哈考特·史密斯的简单签名。在局里，“不转发”的意思就是把它存在档案室，埋在纸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