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苏共总书记
自：H·A·R·菲尔比
1987年1月7日，星期四
莫斯科
首先，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将英国工党的历史及其强硬左派在过去25年间的渗透和最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提纲挈领地谈一下。我认为，只有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基础上，才能纵观过去几年的历史和今后数月的前景。
自从休·盖茨克尔陷入不可救药而死去之后，英国工党的发展几乎在踏步不前，它的历史已被莫斯科写出来了。当然，人人都知道，在工党的内部一直存在着竭诚亲苏的马列主义势力。但是，在该党的历史上，这股力量还是很小的，不能操纵事情的发展和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它左右不了该党领导阶层的选举和该党的领导力量。只要工党处于专断的克莱门特·艾特利或狂热的休·盖茨克尔的流毒影响之下，这种状况一定还会继续下去。这两个人的手中都攥着“清党名单”。按照这个名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或革命的追随者都是工党的败类，不能允许他们加入工党，更谈不上
在党内担任工作。
休·盖茨克尔1960年在斯卡博罗党代会上叫嚣为工党的（传统）精神“斗争、斗争、再斗争”。1963年1月他死了后，党的领导权落在哈罗德·威尔逊手里，他一直掌权13年。在这13年中，他的两个特点给工党带来很大影响：与艾特利不同的是，他名利熏心、好大喜功；与盖茨克尔不同的是，他尤忌斗争、主张妥协。针对他的这种特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政策，越来越深、越来越多地打入了工党内部。
多年以来，这一直是一项荆棘丛生、艰难困苦的工作。
1972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称全执委）里，亲苏的我们的朋友们采取投石问路的策略，设法通过了一个决议，从“清党名单”中划掉了“劳工研究部”。这个“劳工研究部”是有其名无其实，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团体。值得庆幸的是，该党中央对这项动议没有驳回。
下一年，即1973年，全执委中的强硬左派便全部吊销了“清党名单”。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党内马列主义小组的意料之外。那时，他们之中少数人是太嫩的新手，但多数都是30年代就亲苏的马列主义者。他们需要在工党内扩充势力。他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许多同路人都被排斥在工党之外，并且有一大批强硬左派政治活动者在寻求政治归宿。现在大门敞开了。正是这些人，不同年龄不同组织的人，大量地拥进了工党的队伍之中。
随着日月的流逝，大多数老党员，尽管他们在艾特利和盖茨克尔那些前途渺茫的岁月里一直在党内维持着党的光焰，也不得不告老还乡了。现在，已是新的一代——15年前很年轻，但现在已经成熟了的一代，组成了强硬左派，他们不仅在党内占有相当的势力，而且在各阶层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73年以来，在全执委中，强硬左派一直占绝对优势。而且正是通过这个有用的工具，使该党的党章和上层领导成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请允许我简单说明一下，总书记同志，我所说的“我们的朋友”在英国工党和工会运动中是指哪些人。他们包括两种人：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我所说的自觉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柔和左派，也不是托洛茨基派蜕化出来的人，这两种人都仇恨莫斯科，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我所指的是极强硬左派。这种人具有献身精神，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并不珍视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意味着毫无用处的英国共产党员。他们是莫斯科的坚定朋友，十有八九会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办事，甚至有些意图不能向他们讲明，他们也能去干。有些人则认为是在靠“觉悟”或为了“英国”而去干的。
第二种朋友是英国工党内部起着决定作用的强硬左派。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或情感上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们堪称为类似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在特定的或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不折不扣地、或接近地贯彻苏联对英国或西方盟国的外交政策的意图。他们是一些不需要别人的教导、甚至不愿意被人教导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念、变异爱国主义、破坏观念、个人突出思想所驱使的人，屈于威胁压力的人，自高自大的人，或乐于随帮跟影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都与我们苏维埃的利益并行不悖。他们形成了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忠的代理人。当然，他们都自称是民主的追随者。令人高兴的是，当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把“民主”理解成多党制，统治机构必须定期由广大群众秘密选举而产生。既然我们的强硬左派朋友们都是俗体凡胎，就必定要食人间烟火，睡觉、做梦，每天醒着时还要为左派方针而工作，所以，他们要一个“选举出的民主”，由他们或与他们具有相同思想的人掌权。英国的舆论界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
总书记同志，我现在想谈一下多年来强硬左派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干扰，这就是两条道路共存、并行长入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在强硬左派的思想中存在了几十年，直到10年以前的1976年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才得以解决。
强硬左派多年来要在英国推行的两条道路就是“议会道路”和“工业道路”。前一条道路就是潜移默化地接管工党，以其作为工具来掌握政权而制造一个真正的革命社会。另一条道路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走上街头，从而产生革命的社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在英国，真正的马列主义中流砥柱是在工会运动之中，工会的中坚分子总是比工党在议院里的中坚分子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一直是工会一方起主导作用并且在1976年使其力量达到顶峰的原因。 1974年希恩政府倒台、威尔逊重新掌权时，他也知道不能指望工会。如果他把工会推上来，就会使工党破裂并且丢掉交椅。那时工会发动了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冲天涨的人头税，使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和财政上都陷于困境而不能自拔。
到1976年4月，哈罗德·威尔逊失去了对工会和经济的控制。经济学家们看得很清楚：大动荡到来了。威尔逊宣布，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把政权拱手交给杰姆斯·卡拉汉。当年夏末，英国经济濒临危机，需要国际货币基金会给以大量的紧急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不理睬，认为不符合条件。在10月的工党代表大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只好书面请求工会的负责人遏制工资和接受削减公用开支。
菲尔比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多事之秋，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当英国工会的负责人与莫斯科接触和聆听如何办的指示时，他一直是一个秘密聆听者和得力的参谋。遗憾的是，他很清楚，自17世纪内战以来，英国一直没有被革命势力所掌握；自从那时以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媚外。他又回到打字机旁。
您会比我更清楚地记得，当时莫斯科的建议是：工会要重视卡拉汉政府要求节制的号召。不到两周，工会的战斗意志就垮下去了，对政府与工会达成的“社会协约”作了让步。时至今日，英国自己还仍然蒙在鼓里。所以，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您应该了解的情况，因为它与下述情况有关。
应该重视财政大臣的要求，避免把数百万的工人推到街头去与军队和警察对峙。这里有一个原因，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原因。正如那时克利洛夫教授所竭力争辩的那样，所有的历史教训都证明，只有在革命者打入军队和警察之中、并使其大多数人拒绝服从长官的命令而支持游行示威者之时，群众运动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杂牌民主。在英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尽管多年来一再努力，以便在工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在英国从未取得成功。原因在于——我认为也是对的——英国士兵和警察仍然效忠于女皇、王权和英国政府（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权力），并且服从他们长官的命令。只要有这种状态存在，任何想从大街上而不是从议院内去改变英国历史的企图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旦失败，它会使我们真正的朋友的事业倒退，不倒退半个世纪的话，也要倒退几十年。
从那以后，便开始努力改变英国革命的这个薄弱环节，着手于在警察和军队内开展工会活动，但没有收到成效。杰姆斯·卡拉汉过去曾是警察联合会的顾问，他不允许开展这样的活动。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后，这种活动便被抛出了窗外。
我们的朋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自从控制了大批都市的权力后，通过出版社和宣传工具，在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中，他们或者亲自地或者利用托洛茨基小派别中的激进年轻人作为突击队，开展不屈不挠的运动，来贬低、诋毁和破坏英国警察。目的当然是为了削弱或摧毁英国大众对警察的信赖，而这些警察却是世界上最和蔼和纪律最严明的。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显著。偶尔靠揭露当地的弊端、抨击当地的腐败和警察的暴行等，取得了一点成绩，并发动了几次组织严密的骚乱。但整个英国的工人阶级却是顽固地墨守成规和服从法制，而中产阶级也总是站在警察的一边。
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点，靠“工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发动千百万群众走上街头去推翻选举的政府，完全是蠢人的举动。现在应该走的道路是“议会道路”，不知不觉地、迂回曲折地开展工作。归根结底，这是最有效的途径。这种通过议会道路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途径，现在已经踏上了胜利的进程。这种结果应归功于强硬左派打入工党内部运动的巨大胜利，归功于工党结构的巨大变化，归功于1983年大选悲剧以来我们真正的朋友所采取的自我否定政策的胜利。
由于与1976年秋季所贯彻的工业道路分道扬镳，我们在工党内的马列主义朋友们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控制了该党的命运，采取了有效的方案，三年前废除了“清党名单”。工党始终像是一个三脚架一样靠着三条腿：工会、选区工党（每个选区一个，构成了英国的选举模式）和议会工党，即大选中选出的工党议员们。党的领导人总是从他们之中产生。在三者中，工会是最强的势力。这股势力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一，他们是党的财经来源，从千百万工人工资中扣除的钱中征得一部分充实到他们的金库中去。二，他们在党代会上实行“团体选举”，由工会全国执委会来代表成千上万未经复查的成员进行选举。这种集体投票的办法可以使任何决议得以通过，并能使党的最重要的全国执委会的三分之一都得以当选。工会选举执委会是绝对说了算数的，他们是由决定工会政策的脱产活动分子和官员所组成的。他们是金字塔的顶尖，中层由地区干部组成，底层由支部干部组成。这样，在广大工会于部之间，强硬左派分子是主要力量，实际上，他们已经成功地 掌握了权力。
在这个任务中，我们朋友的伟大同盟军是广大普通工会成员。这些成员对事物漠不关心，不愿意参加工会支部会议，这样，参加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们就可以控制几千个支部、几百个地区和全国执委会。目前，附属于工党的80个工会中，其中10个最大的工会控制着工会选举的半数以上，而这10个中的9个都是由强硬左派掌权的，但在70年代初却只有两个。这些成果只是靠千百万英国工人中那些不到1万人的杰出人物来取得的。
经过对选举团在选举党的新领导的作用的描述，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强硬左派所控制的工会选举的重要性。工会在选举团中操纵百分之四十的选票。 其次是选区工党。在这些选区工党中，核心是总管理委员会，它不仅负责该选区党的日常事务，而且还有另一重大职能：为议院在工党挑选候选人。
在1973年至1983年的10年中，极左派强硬路线的年轻积极分子开始进入选区，通过在选区内召开一连串的枯燥的马拉松会议，开除了旧的干部，一个又一个地控制了总管理委员会。由于选区接二连三地落入新强硬左派的手中，代表这些选区的大部分中央议员都变得越来越强硬，而且，他们还不容易被驱逐。
为了争取强硬左派的真正胜利，必须削弱议员的独立性，把他们从选民利益的代表者变成总管理委员会的驯服工具。这一目的在1979年被布赖顿的强硬左派实现了。依靠他们的管理委员会通过了年度选举议员的新规定，这个规定造成了权力大转移。一大群核心议员退出去了，组成了社会民主党，其他人落选了，从而脱离了政界。最有资格的核心议员也不得不辞职。虽然还是议会工党，但却被闭割成只有一种职能：只是议员，只能选举工党领导的议员。把三个权力集中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81年，在强硬左派的努力下，又一次实现了这一目的。由于创立了选举团，其中议会党掌握了选票的百分之三十，选区党占百分之三十，工会占百分之四十。在必要和需要时，选举团就选出新领导，并且每年给以确认。这最后的职能对现在的计划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一点，我将给以说明。
我所说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导致了1983年的大选。大权即将到手时，我们的朋友犯了两个错误，违背了列宁主义关于谨慎和隐蔽的精辟教导。他们有点太公开、太露骨了，急于求成，过早地号召进行大选，从而导致他们的败露。强硬左派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巩固、提高和加强团结。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过早地强行贯彻历史上极左强硬派的主张，使党陷入了混乱之中。更糟糕的是，让英国公众看到了强硬左派的庐山真面目。
您可能记得，1983年的选举，对于现在强硬左派掌权的工党来说，确实是一场灾难。然而我认为，这种下场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性伪装，因为，它使他们变得更坚韧不拔和有了自我认识。这一点，工党内我们的朋友在过去的40个月中也是一致承认的。
首先，1983年的650个选区中，工党赢得了209个。这看起来并不坏。在这209名工党议员中，100名是坚定的左派，40名是强硬左派。这可能有点少，但今天的议会工党还是有史以来在众议院中最左的。
其次，在民意测验中的失败对于那些认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结束了的傻瓜们是当头棒喝。他们很快就认识到，经过1979年到1983年为取得工党领导权的艰苦而又必要的斗争之后，现在已是重新团结起来、医治创伤的时候了。同时要严密注视下一次选举。这个程序已于1983年10月在工党代表大会上由强硬左派精心制定出来了，并从那时开始贯彻了。
第三，他们都认识到了列宁关于真正的革命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要进行秘密工作的教导的重要性。从而，在整个过去的40个月中，强硬左派的中心工作已经转入地下。这种工作在70年代初期、中期都开展得很好。而且，他们一直在适当地控制着火候。他们还花费很大气力来整顿个人纪律，至今没有发现违纪现象。实际上，从1983年10月开始，强硬左派才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经常强调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党的文件中也规定了一些措施。现在，不管是上层，还是中层，都已被我们的马列主义朋友纳入了正常轨道。这种更隐蔽的夺权已成为现实。
现在，各个委员会的领导权要么在强硬左派手里，要么只靠一次紧急会议就可以争取过来。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有时在选举中处于绝对优势时，他们往往总是满足于使委员会的领导权落在温和左派手中，甚至是落在中间派手中。中间派，除10多个怀疑论者外，实际上都由于强硬左派的新的团结和他们自身烦恼的解除而放下了武器。然而，铁拳仍然藏在丝绒手套之中。
在选区一级，地方选区工党的领导权仍在继续悄悄地被强硬左派夺取过来，并没有引起公众和舆论界的注意。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工会运动中也是这种大好形势。10个大工会中的8个和其他70个工会中的一半都属于强硬左派，但外部表现比1983年都有意地显现得少一些。
总之，整个英国工党现在都属于强硬左派掌权，或者是直接地通过温和左派，通过驯顺的中间派，或者通过某个紧急会议就可以把某个委员会篡夺过来。而各级党员、工会、舆论以及给工党投票的那些广大选民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另外，40个月来，强硬左派一直把下一次大选当做一场军事活动。在英国议院中要赢得简单多数需要325个席位，或330个。现在有十分把握的是210个。另外120个——1979年或1983年失去的——是可以争取的，并已安排好了目标。
在英国，一个政府连任两届后，即使这个掌权的政府并非不被人们欢迎，但人们也总觉得应该换换才好。这已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实际情况。但英国人只想换上他们信得过的人。在过去的40个月中，我们的朋友在工党内部绞尽了脑汁，一心想使工党赢回这个信任。从最近的公众民意测验来看，这个运动基本上是顺利的，因为在朝的保守党与工党的百分数差别已相差无几。考虑到英国的体制，80个空席位往往决定选举的结果，而百分之十五的浮动选票又影响空缺席位倾向这一方或那一方。因而，工党便有机会在下一次大选中上台。
在这份备忘录的结尾，总书记同志，我想说明一下，一旦大选中出现这种形势，则我们的强硬左派朋友就准备在工党取胜之际推翻尼尔·金诺克的领导，安排上他们自己的马列主义首相，并贯彻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
您忠诚的哈罗德·阿德林·罗素·菲尔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