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章 南非旅程

 

  13日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抵达简·斯马茨机场。驻在当地的站长来接他。站长叫丹尼斯·格雷,瘦高个,黄头发。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个人监视着他,但并没有接近他。

  海关和入境只是一种手续。着陆30分钟后,两个英国人就驱车向北,朝着比勒陀利亚疾驰。

  普雷斯顿好奇地望着南非大草原的风光。这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条六车道的现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纵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两旁都是欧式的现代化农场和工厂。

  “我在勃哲斯巴克给你订了房间,”格雷说,“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伦敦通知我说,你愿意住旅馆,不愿意住公寓。”

  “对。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咱们先去登记一下。11点还约定与‘野兽’见面呢!”

  这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本来是加在范·邓·伯格将军头上的——一位警方将军、前国家保安局局长。在1979年的马尔德盖特丑闻之后,南非国家情报部队与保安警察融为一体的害人机关解体了,从而使职业情报人员和外事部门如释重负。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尝过国家保安局铁拳头的滋味。情报部队重新改组为全国情报局,亨利·皮埃纳尔将军从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位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 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400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

  将军的办公室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是两个官员。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

  这是一个相当讲究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用绿色的幔帘遮着

  皮埃纳尔将军又高又胖。他们进来后,他站起来,并走过来握手。格雷作了介绍,将军示意他们坐在皮椅上。侍从端来了咖啡。他们的谈话声音很小,格雷领会了意思,便起身告辞了。

  皮埃纳尔看了普雷斯顿一会儿。“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

  “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月开始在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入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么地方。”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 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月末,在塔兰托登陆。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

  那时,先是随着第六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月13日,我和C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德军赫尔曼·戈林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

  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 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1944年8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号集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344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

  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都跟他们在一起。

  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 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军官。他并不会说英语,但他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份识别牌,向他的手下人说了一些什么,他们都笑了。

  如果我想被送回国,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我交给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在一个又一个潮湿冰冷的牢房里,我被单独地关了五个月,受尽了残酷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企图使我承认是间谍。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便把我剥光衣服,扔进牢中。在春末(当时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但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开始垮下来,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地铺和稍好一点儿的食物。当然,按我们南非的标准,那种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后来,可能上边传下来什么话,1945年8月,他们把我装到卡车上,开出很远,最后,在德国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给英军。英军对我太好了,我在位于德国比勒菲尔德郊外的部队医院里治疗一个阶段后,便被送到英国。在格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军医院又治疗了三个月。最后,于1945年12月,搭乘法兰西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返回开普敦,于今年1月底抵达开普敦。

  正是在开普敦,我听说我的父亲——世上惟一的亲人——死去了。这沉痛的消息使我非常忧伤,身体又垮了下来,住进了开普敦的温伯格部队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

  我现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证明书。值此,我申请加入南非外事局。

  普雷斯顿合上卷宗,维尔扬抬起了头。

  “你看,”这位南非人说,“从那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是稳重的,虽然没有惊人的壮举,但也无可非议,熬到一秘。他在国外任过八次职,所有的国家都是坚定地亲西方的。这就不少了。但他是个光棍儿,干这一行是较合适的,只有大使级和部长级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认为他在这些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

  维尔扬靠过来敲着卷宗说:“你看到这些俄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搞错了,普雷斯顿先生。所以,他喜欢冰淇淋,并且拨错了电话号码,偶合而已。”

  “也许是。”普雷斯顿说。“这个自传,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维尔扬上尉摇了摇头。“你们的奈杰尔·欧文爵士一跟将军联系,我们就把这份档案调来了。我们审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每个名字、日期、地点、兵营、军事单位、战役和细节都是准确的。就是战前在慕赛基峡谷所种植的作物都考察过了。搞农业的人肯定了解这些。现在那里种西红柿和鳄梨。谁也编不出那些来,不可能。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怀疑,也只能是在国外。”

  普雷斯顿显得闷闷不乐的样子。窗外夜幕在降临。

  “好吧,”维尔扬说,“我在这儿帮助你。下面你想怎么干?”

  “我想从头开始,”普雷斯顿说,“这个地方,杜威尔斯克鲁弗,远吗?”

  “开车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你想到那儿去吗?”

  “对。咱们能早点儿动身吗?明早6点,怎么样?”

  “我设法从车队搞一辆车,6点到旅馆。”维尔扬说。

  在朝北通向津巴布韦的路上,汽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现代化的。维尔扬开来了一辆没有标记的舍瓦尔牌汽车,这种车通常是南非情报局使用的。汽车飞驰着,穿过奈尔斯特龙和波特吉特斯鲁斯,只用三个小时,就到了彼得斯堡。

  一路上,普雷斯顿有幸看到非洲广袤无垠的大地。这种景象,使那些适应了狭小天地的欧洲游客大为赞叹。

  在彼得斯堡,他们转向东方,在平坦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驶了50英里,淡蓝色的渺渺苍穹与无边无际的地平线遥相接应。直到他们到达叫做水牛岭的悬崖时,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赛基峡谷。当他们盘旋向下时,普雷斯顿发出一阵阵的惊叫。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着峡谷,一片葱笼茂密。在平展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万蜂箱一样的非洲小屋,屋周围是禽舍、牛栏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多数都分布在穆赛基谷底。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劈柴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儿童放牧着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妇女弓着腰在田间劳动。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非洲。

  道路高低回转地顺着悬崖爬向穆赛基谷底。在谷底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这就是杜威尔斯克鲁弗,意思是魔鬼沟。10分钟后,他们进入沟中,慢慢地从新小学校前驶过,来到勃塔街,这是小镇的主要街道。

  “你想到哪儿去?”维尔扬问。

  “老农马雷死的时候,一定留有遗嘱,”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这就必然有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说,要有个律师。咱们找一下,在杜威尔斯克鲁弗有没有律师?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维尔扬把车开到克斯坦斯修配厂的前院,指着马路对面的因姆波旅馆说:“去喝杯咖啡,也给我要一杯。我加满油,再打听一下。”

  5分钟后,他来到旅馆的前厅找到普雷斯顿。“有一位律师,”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是盎格鲁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马路对面,与修配厂隔两个门。今天上午他可能在。咱们去吧。”

  本森先生在办公室。维尔扬将装在塑料夹中的卡片向律师的秘书晃了晃,这一招儿立刻见效。她用南非语对着内部对讲机说了些什么,他们便立刻被领进本森先生的办公宦里。

  本森很和气,满面红光,穿着浅驼色西装。他用南非话向他俩问候。

  维尔扬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这位是普雷斯顿先生,从英国伦敦来。他想向你问个问题。”

  本森先生叫他们坐下,又回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请吧,”他打着手势说,“只要我知道的。”

  “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普雷斯顿问。

  本森诧异地看着他。“大老远的从伦敦来问我多大岁数?说实在的,我53岁。”

  “这么说来,1946年你大概是12岁?”

  “对。”

  “你能告诉我在那年谁是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的律师吗?”

  “当然,是我父亲。塞德里克·本森。”

  “他还在吗?”

  “在。80多岁了。15年前移交给我的。但他手脚还很灵活。”

  “跟他聊聊行吗?”

  本森先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大概是他父亲接的电话,因为儿子说来了客人,有一个伦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电话。

  “他住的地方离这儿6英里,但他还能开车。路上的人都很吃惊。他说马上就来。”

  “趁等着的时候,”普雷斯顿问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卷宗?看看你,噢,你父亲,是否为一个叫劳伦斯·马雷的当地农民主持过遗嘱,这个人那年1月份死的。”

  “试试看,”小本森说,“当然了,这位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师。但那些年,当地人通常都是待在当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请稍等一下。”

  他离开办公室。秘书送上来咖啡。10分钟后,外屋传来说话声。本森父子一起进来了。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子。老人满头白发,但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互相介绍之后,普雷斯顿解释了他的来意。老本森一句话没说,坐到桌后的椅子上,让他儿子拉过另一个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镜卡到鼻子上,从眼镜上面看着客人。

  “我记得劳伦斯·马雷,”他说, “嗯……对,是我们在他去世后主持的遗嘱。我亲自处理的。”

  儿子递给他一份用粉丝带扎着的又脏又黄的文件。老人掸掉灰尘,解开带子,把文件展开。他不出声地看起来。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 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

  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英里,找到了杜·普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羸弱而美丽的新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

  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一切。他们将把一些物件偷运过去,或者通过海关,或者通过不检查的地点。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只要记住一个接头暗号以及另一个备用暗号就可以,以防一旦某一个联系不上时使用。每个人将东西交给执行官后便回到我们的国土来, 并且立即隔离起来。除了执行官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但这一点,他们谁也不知道。指挥信使的是一位调度官,他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国的执行官手中。还要有一个供应官与其配合,及时提供运送物件。这个人要有四个助手,每人负责一项专门工作。一个人负责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个人自己要学会高级技术;第三个人负责提供制成品;第四个人负责通讯联络。重要的是,执行官要向我们报告进度、困难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准备就绪的时间。我们要在任何计划更动时,能够及时通知他,当然,还包括向他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关于通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的因素,不可能采用正常的通讯渠道或人员会面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广播波段,以密码的方式定时与执行官进行通讯。但是,为了使他在紧急时能与我们联系,他必须在英国某地有一台发报机。这是一台老式的发报机。这很危险,是一台战时使用的发报机。但必须有一台。你会看到我在里面提到过。”

  总书记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计划中所需要的每一个人。最后,他抬起头来。

  “你会得到这些人的,”他说,“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人地找出来,都是最好的,分别给以特殊使命。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计划’透露给我们在伦敦大使馆的克格勃人员。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没有说出来他的另一个担心,“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