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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上午，约翰·普雷斯顿刚要跟儿子一起出去，电话铃响了。
“普雷斯顿先生吗？我是达菲德·温·埃文斯。”
起初，他没有想起是谁，然后突然想起了星期五晚上的要求。
“我已经看了一下你那块金属，很有意思。你能来我这儿谈一下吗？”
“哎呀，真不巧，我在休假，”普雷斯顿说，“本周末怎么样？”
对方停了一下。“我看还是早点好，你能抽出点儿时间吗？”
“哦……啊，那么，你能不能在电话里把大意说一下？”
“最好还是当面谈一下。”温。埃文斯博士说。
普雷斯顿想了一下。今天要带汤米到温泽·萨法利公园去，公园也在伯克郡。“我下午来，大约5点钟，行吗？”
“就5点吧，”博士说，“在门口说找我，我让他们领你进来。”
克利洛夫教授住在共青团路一幢大楼里的最顶层，可以眺望莫斯科河全景。莫斯科大学就在南边。刚过晚上6点钟，卡尔波夫将军便来按门铃，教授自己来开了门。他打量着来访者，没有认出是谁。
“克利洛夫教授同志吗？”
“对。”
“我是卡尔波夫将军。我想，咱们能不能谈几句话？”
他递出自己的通行证，克利洛夫仔细地看着，看出了他的军衔以及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然后还给了他，并示意请进。他被领进一间家具豪华的客厅里。教授接过客人的大衣，请他坐下。他自己坐在卡尔波夫的对面，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是具有自己性格的人，不是那种在克格勃的将军面前就可以卑躬屈膝的人。
卡尔波夫意识到，这个教授是与众不同的。艾丽达·菲尔比，他可以从她嘴里套出司机的事；司机葛利高利叶夫，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高官显位镇住他；马尔琴柯，是个老搭档，又是酒鬼。但克利洛夫，在党内、在最高苏维埃、在科学院的地位都很高，是国家的杰出人物。他决定抓紧时间，单刀直人，不能心慈手软。只能如此。
“克利洛夫教授，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情况。我希望你告诉我关于你所知的‘曙光计划’的情况。”
克利洛夫教授坐在那里，好像被谁猛击了一下。然后，他勃然大怒。“卡尔波夫将军，你太过分了，”他厉声说道，“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相信你明白，”卡尔波夫心平气和地说，“我认为你应该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涉及面。”
克利洛夫教授断然地伸出一只手，以问代答地说：“请问，你有什么权力？”
“我的权力就是我的职位和我的工作。”卡尔波夫说。
“如果你没有总书记同志亲自签署的权力，你就什么权力也没有。”克利洛夫冷冷地说。他站起来向电话走去。“那好吧，我看还是让比你的权力还要大得多的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吧。”他拿起听筒，准备拨电话。
“恐怕这样做不明智，”卡尔波夫说，“你知道吗？你的一个同事、克格勃的退休上校菲尔比已经不见了。”
克利洛夫停止了拨电话。“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见了？”他问。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有些动摇起来。
“请坐下来，听我说。”卡尔波夫说。
院士坐了下来。远处一个通向里边的门开了一下又关上了。在开门的一瞬间，西方的摇滚音乐传了过来，门关上后又听不见了。
“我是说不见了，”卡尔波夫说，“从他家里不见了，辞退了司机，他妻子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在押宝，而且赌注非常大。但是，教授的脸上飘过一丝忧虑。然后，他镇定下来。“将军同志，我跟你谈不上讨论什么国家大事，我想你还是走吧。”
“并不那么容易，”卡尔波夫说，“告诉我，教授，你有个儿子，叫利奥尼德，对不对？”
话锋的突然一转，立时使教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呀，”他承认说，“有。那又怎么样？”
“那你听我说。”卡尔波夫说道。
在欧洲的另一端，在这温暖如春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约翰·普雷斯顿和他的儿子正驾车离开温泽·萨法利公园。
“咱们回家之前，我得去拜访一个人，”父亲说，“不远，时间也不会长。你去过奥尔德马斯顿吗？”
孩子立刻睁大眼睛。“炸弹制造厂？”他问。
“它不只是一个炸弹制造厂，”普雷斯顿纠正说，“是一个研究机构。”
“噢，天啊，没去过。咱们到那儿去吗？他们让咱们进吗？”
“嗯，他们会让我进去，你得在停车场坐在车里等着。但时间不会长。”
他拐向北边，开上M4号公路。
“你儿子是九周前从加拿大回来的。他是陪一个贸易代表团当翻译的。”卡尔波夫将军平静地说。
克利洛夫点点头。“怎么了？”
“他在那儿时，我的一个反间人员注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花费大量时间（据判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想跟我们代表团的团员套近乎，主要是想找年轻的团员、秘书、翻译等。这个人被拍了照，最后发现他是一个策反人员，不是加拿大的，而是美国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结果，我们布置了盯梢，发现这个人约你的儿子利奥尼德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会了面。两人在一起时间不长，但却打得一团火热。”
教授的脸气得有点抽搐了，似乎连话都说不好了。“你好大胆，竟敢来要挟我，一位科学院和最高苏维埃委员，想讹诈！我要向党报告。你知道党的纪律，只有党才能管党。你可以是一个克格勃的将军，但你超越你的权限十万八千里了，卡尔波夫将军！”
叶夫杰尼·卡尔波夫坐在那里，看着桌子，谦恭地听他讲下去。
“你是说，我儿子在加拿大时奸污了一个外国姑娘，那个姑娘原来是美国人。这一点他并不知道，这完全是两码事。可能是疏忽大意，但没有再犯。那么，他被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姑娘拉过去了吗？”
“没有。”卡尔波夫承认。
“他出卖国家机密了吗？”
“没有。”
“那么，将军同志，除了在一起待了一会儿，年轻人，不小心，你什么辫子也没抓着。他应该受到批评；但你的反间人员更要受到批评。他们应该警告他。至于卧室的事，在苏联，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有史以来，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总是要做那些事的……”
卡尔波夫打开文件包，从里面的一捆照片中抽出一大张照片，放在桌子上。克利洛夫教授看着它，嘴里的话停住了，脸上出现红色，然后，又消失了，苍老的脸在灯下显得一片灰暗。他摇了几次头。
“对不起，”卡尔波夫很温和地说，“非常对不起。是对这位美国小伙子盯的梢，不是你儿子。我们并没有希望能发展到这种地步。”
“我不信。”教授沉闷地说。
“我也有儿子，”卡尔波夫小声地说，“我想我能理解，或尽量理解。你是怎么想的。”
院士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低声说：“请原谅。”便离开房间。
卡尔波夫叹了口气，把照片放回包中。门开了时，他听到走廊那边传来爵士乐的声音，音乐突然停了，传来吵嚷声——两个人的声音，都是怒气冲冲的。一个是父亲的吼声，另一个声音较尖，是年轻人的声音。随着“啪”的一个嘴巴声，争吵声停止了。几秒钟后，克利洛夫教授又回到屋里，自己坐了下来，眼神暗淡，低垂着双肩。
“你打算怎么办？”他小声问。
卡尔波夫叹息一声。“我的责任很清楚。正如你说的，只有党才可以管党。按我的权力，我可以把报告和照片交给党中央。你是懂得法律的。你知道他们是怎样对待‘大有作为的青年人’的，是五年，不能赦免，而且有严格的食物管制。一旦关进去，恐怕没有不漏风的。尔后，这个年轻人就会——怎么说呢？完全变了样。一个娇生惯养的小伙子在那种环境里是活不了的。”
“但是……”教授提示地说。
“但是，我可以制造一个机会，设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我有这个权力，我可以创造条件，让美国人等得不耐烦，便派人来与利奥尼德接关系。我有权将计就计，利用你儿子来控制一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等待的阶段里，我可以把这些材料保留在我自己的保险柜里。这种等待可能要长时间。我有权采取行动。对，我有这个权力。”
“那么，交换条件呢？”
“我想你知道。”
“关于‘曙光计划’，你想知道什么？”
“从头说起。”
普雷斯顿拐进了奥尔德马斯顿的大门，在客人停车处找到一个空位，走出车来。
“对不起，汤米，不能再往里了。就在这儿等我。我想时间不会长的。”
天已黄昏。他穿过几扇门来到收发台前，那里有两个人，检查了他的身份证，打电话问温·埃文斯博士。博士让他到办公室见面。办公室还要上三层楼。他被领进并示意让他坐在办公桌对面。
博士从眼镜上面看着他。“我可以问问你从哪儿搞到这玩意儿的吗？”他问道，手指着那块很重的、像铅似的金属盘。那东西现在正放在一只密封的玻璃罐里。
“星期四的凌晨，在格拉斯哥，从一个人那儿搞来的。另外的圆盘怎么样？”
“啊，那只是普通的铝，没什么新奇的，只是为了保护这个完好无缺的。使我感兴趣的是它。”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普雷斯顿问。
温·埃文斯博士似乎对这个天真的问题吃了一惊。“我当然知道它是什么了，” 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纯钋制的圆盘。”
普雷斯顿皱起眉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金属。
“好吧，开头是1月初，菲尔比打了两份备忘录报告交给了总书记。在报告中，菲尔比认为，在英国工党的内部存在着一个强硬左派，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完全控制该党的机器。这个观点跟我的很吻合。”
“我也是。”卡尔波夫说。
“菲尔比研究得更深入。他声称，在强硬左派之中作为核心的是一些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想掌握该党。但在英国下次大选之前，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想在尔后，在工党选举得手之际再采取行动。简言之，就是等到尼尔·金诺克先生选举取胜之时，推翻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代替他的将是英国第一个马列主义首相，并将实行完全与苏联外交和国防利益相一致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在单方面核裁军和驱逐所有美国军队方面，尤其如此。”
“可行，”卡尔波夫将军点头说，“这样，就叫你们四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策划如何以最好的办法使这次选举取胜？”
克利洛夫教授吃惊地抬起头。“对，有菲尔比、马尔琴柯将军、我和洛哥夫博士。”
“象棋大师？”
“也是物理学家。”克利洛夫补充说。“我们制定了‘曙光计划’，这个计划要使几百万人都能坚定地赞成单方面核裁军观点，从而可能会使英国选举产生广泛的动荡。”
“你说是——可能？”
“对。这个计划主要是洛哥夫的主意，他竭力主张那么干。马尔琴柯同意了，但有保留。菲尔比呢？咳，谁也说不出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只是连连地点头和微笑，察颜观色，看风使舵。”
“菲尔比就是这样，”卡尔波夫有同感地说，“那么，那天你出席了吗？”
“出席了。3月12日。我反对这个计划。总书记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是委婉地表示出来的。他命令把所有的记录和文件都销毁，并且嘱咐我们几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告诉我，你为什么反对它？”
“在我看来，这是蛮干，很危险。别的且不说，它是完完全全违背《第四秘密议定书》的。一旦‘议定书’被破坏了，天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第四秘密议定书》？”
“对。国际防止核扩散条约的附件，这你当然会记得了。”
“一个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卡尔波夫文质彬彬地说，“请提示一下。”
“我从来没听说过钋。”普雷斯顿说。
“没有？是啊，你大概没听说过。”温·埃文斯博士说。“我是说，你在工作台上是找不到它的，它很稀少。”
“那么，它有什么用处，博士？”
“这个，有时……记住，仅仅偶尔地——用于医疗。格拉斯哥的这个人是不是要去参加医疗会议或什么展览啊？”
“不是，”普雷斯顿肯定地说，“他根本不是要去参加什么医疗会议。”
“这样，你从他手中拿来之前，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是用于医疗目的。既然他不去参加任何医疗会议，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用作其他用途。除了这两种作用外，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还不知道钋有什么别的用处。”
“另一个用处是什么？”
“这么大的一块钋，其本身什么用处也没有。但是，与另一种叫做锂的金属盘合到一起的话，其合成物就可以形成一个引发器。”
“一个什么？”
“一个引发器。”
“天啊，那又是什么东西呀？”
“1968年7月1日，”克利洛夫教授说，“当时世界上的三个核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了防止核扩散条约。条约规定，三个签约国不得将能够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材料转让给其他不掌握这种技术和材料的国家。你记得这事吗？”
“记得，”卡尔波夫说，“我想起来了。”
“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举行签字仪式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但后来还签订了四个秘密议定书，作为该条约的附件，签字时一个新闻记者也没有。每个议定书都展望了将来的一种危险性，只是一种预测，当时在技术上还不可能，只是认为将来或许有一天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在过去的一些年中，头三个议定书已经成了历史，不是由于使这种危险变为不可能，就是由于在威胁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防御措施。但是，在80年代初，《第四秘密议定书》——几个议定书中最秘密的一个，却成了最大的危险。”
“《第四秘密议定书》所预测的到底是什么呢？”卡尔波夫问。
克利洛夫叹了一口气。“这个信息就得依靠洛哥夫博士了。你知道，他是原子物理学家，这是他的研究范畴。《第四秘密议定书》预测了生产原子弹方面技术发展的前景，认为在制造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简单。很显然，已经向这个趋向发展了。一方面，这种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但是制造起来很复杂，而且体积很大。然而在另一方面的科学技术却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基本的原子弹，像1945年扔到日本的巨型原子弹，现在可以造得很小，可以装到手提箱中，而且很简单。只要事先造成12个预制件就行了，跟小孩子的建筑玩具盒差不多。”
“可是，这正是《第四秘密议定书》所禁止的？”
克利洛夫教授摇着头。“不仅如此。任何签约国都不得将组装好的原子装置秘密携入他国领土的城市中用于爆炸目的，比如炸毁租借的房屋或住宅。”
“没有4分钟警告，”卡尔波夫说，“无法用雷达探测，无法使用反导弹，找不到案犯，只是住宅大楼地下室的一枚百万吨级爆炸？”
“是这样，”教授点头说，“所以我才说它是最大的危险。尽管西方社会是不堪一击的，但我们也不是完全可以幸免的。一旦《第四秘密议定书》被破坏了，那么，所有的火箭和电子防御措施、大部分军工设备都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这正是‘曙光计划’的预期目的。”
克利洛夫点头。他似乎有点不愿讲下去了。
卡尔波夫催促说：“那么，既然已经决定罢手不干了，整个计划就已经成了我们行话所说的‘归档’了。”
克利洛夫好像也相中了这个词。“对，现在已经归档了。”
“那么，请问，它究竟要怎么样呢？”卡尔波夫追问说。
“是这样，‘曙光计划’是要渗透到英国一名高级苏联特务，租一座地方上的别墅，作为该计划的执行官和掩蔽所。为了他，再用一些交通员偷运去十来件原子弹部件，组装起一颗1500吨的小型原子弹。”
“这么小？广岛的还10000吨哪！”
“并不打算造成大规模的破坏。那样就会取消大选了。只想制造一起原子弹事件，引起混乱，使百分之十的浮动选票倒向单方面核裁军一派，并且支持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工党。”
“对不起，”卡尔波夫说，“请继续说。”
“这个装置要在大选的前六天引爆，”教授说，“地点很关键。选的是萨福克郡本特沃特斯美国空军基地，显然是FS战斗机基地。这种战斗机携带小型战术核武器，以对付我们入侵西欧的重型坦克师。”
卡尔波夫点着头。他知道本特沃特斯，这个情报准确。
克利洛夫教授继续说：“执行官将奉命在当日凌晨用汽车把装好的原子弹送到基地的铁丝网边。整个基地好像是在伦德尔沙姆树林的中间。要使炸弹在拂晓前爆炸。因为装置很小，破坏仅限于基地本身、伦德尔沙姆树林、三个小村和一个别墅区、海滨以及一个鸟禽禁捕区。还有些原子尘。由于基地紧靠萨福克海岸线，原子尘云将被西风吹过北海，当到达荷兰海岸线时，百分之九十的尘粒都要变为惰性的或落入海中。目的不是造成生态上的灾难，而是制造恐惧和对美国的仇恨浪潮。”
“他们可能不会相信，”卡尔波夫说，“有许多地方会出错的，执行官可能被活捉。”
克利洛夫教授摇了摇头。“洛哥夫都考虑到了。他筹划得像一场棋赛。令人担心的执行官将被告知，他按了钮之后，定时器还留有两个小时，以便他尽快驱车逃走。实际上，定时器是一个密封的东西，一按立刻就引爆。”
可怜的彼得罗夫斯基，卡尔波夫想道。“可靠性怎么样？”他问。
“在爆炸的同一天晚上，”克利洛夫说，“一位显然是苏联秘密特务的人将要飞到布拉格召开世界记者招待会，他叫内厄姆·威萨博士，以色列原子物理学家，他是为我们工作的。“
卡尔波夫将军脸上显出傻呆呆的样子。他说：“你说的事真新鲜。”他了解威萨的情况。那人曾有一个儿子，并望子成龙。他的儿子是以色列部队的军官，1982年驻扎在贝鲁特。当长枪党蹂躏萨布拉和沙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时，年轻的威萨中尉竭力进行调停，于是，被子弹击毙。一份精心编排的证据交给了十分痛心的父亲，说杀死他儿子的正是以色列的子弹。他父亲早就是以色列全国自由同盟的反对分子。此后，又稍稍向左偏了偏，从而同意为苏联效劳。
“无论如何，威萨博士将向世界宣布，在发展超小型核弹头方面，他曾与美国进行过多年的互访合作。这似乎是真的。但他将接着说，他曾多次警告美国人说，这种超小型核弹头还不够稳定，不能使用。而美国人急于使用这些新的核弹头，以便使F5战斗机能携带更多的燃料，从而增加航程。据估计，在爆炸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选前五天讲这些话，就会在英国掀起反美浪潮，这种浪潮之汹涌，不是保守党所能阻止的。”
卡尔波夫点着头。“对，我想会这样的。洛哥夫的智囊中还有什么妙主意吗？”
“多着哪！”克利洛夫不快地说，“他认为美国一定会歇斯底里地矢口否认，这样，在选举前的第四天，总书记就要向全世界声明，如果美国要一意孤行、蠢蠢欲动，那是他们自己的事；然而，从他总书记这方面讲，为了保护苏联人民，就不得不号召所有的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了。那天晚上，我们的一位与金诺克先生非常接近的朋友将怂恿工党领袖飞到莫斯科，谒见总书记，谋求和平。他稍有犹豫的话，我们的大使就会邀他到使馆来。在记者们的闪闪相机前，他不一定会拒绝。这样，他就会在几分钟之内办完签证，第二天凌晨就会搭乘苏联民航飞机飞来。总书记将当着全世界新闻记者的面接见他。几小时后，他们就将分手，两人的脸上都将是郁郁不乐的样子。”
“毫无疑问地会让他看一看发展目标。”卡尔波夫推测说。
“说得对。但是，傍晚，他还在回伦敦的飞机上时，总书记就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声明：鉴于英国工党领袖的强烈要求，他——总书记要让所有的部队准备好随时出击。这样，金诺克一到伦敦，就会成为世界注目的新闻人物。在大选的头一天，他将向全英国就永远彻底与核狂人脱离关系的问题发表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说。据估计，大选前几天的一系列事件，会粉碎美国的传统同盟，使美国在欧洲同情者面前孤立起来，使百分之十的选票能倒向工党，使工党上台。尔后，强硬左派就会把权力接管过来。将军，这就是‘曙光计划’。”
卡尔波夫站起来。“你对我太好了，教授，你非常明智。保持缄默，我也如此。正如你说的，现在已归档了。你儿子的材料我会存在我自己的保险柜中很长一段时间的。再见，我想我不会再来麻烦你了。”
海鸥轿车载着他开出来，进入共青团路，他仰身靠在枕上。啊——对，计划很美好，他想，但是，有时间吗？跟总书记一样，他也清楚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定在6月，还有60天。毕竟，总书记的信息都是通过他的在伦敦使馆驻地而传递的。
他在脑子里全盘思虑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认为，是很好，太好了。只要能成功的话……而结果将是悲惨的。
“引发器嘛，亲爱的，就是炸弹的雷管。”温·埃文斯博士说。
“啊！”普雷斯顿说。他有点失望。以前，英国出现过许多次炸弹。虽然是在个别地方，但很让人讨厌。在爱尔兰，他也见过许多炸弹，听说过雷管、起爆药、导火索等，但没听说过引发器。另外，好像这位俄国的谢苗诺夫是在给苏格兰的一个恐怖小组运送配件。哪个小组呢？塔坦军？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活动小分队呢？俄国人的接头很奇怪。看来这次格拉斯哥之行还是值得的。
“这个……哦，钋和锂制的引发器，能不能用在谋杀某个人的炸弹上呢？”他问。
“啊，可以，可以这样说，小伙子，”这位威尔士教授说，“引发器就是一个使原子弹爆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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