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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意见听取会继续召开。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但私下里却希望整个事件能得以尽快结束。与坐在他两侧的那两位处长一样，他也有工作要做。
“谢谢你为我们提醒了１９８５年的事件，”他说，“虽然我感觉到有人也许会指出，对情报界来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丹尼斯·冈特并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他有权回忆他的科长在谍报生涯中的任何插曲，以试图说服委员会建议领导改变决定。他也知道蒂莫西·爱德华兹去提出建议的可能性很小，但到意见听取会结束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而且他希望能感动那两位处长。他站起身，走到档案科的文员那里，向他要另一份卷宗。
山姆·麦克里迪感到闷热，也有点厌烦了。与冈特不同，他知道他的前途渺茫。 他坚持要求召开一次意见听取会纯粹是出于对抗。他把身体靠向椅背，让思绪飘移开去。不管丹尼斯·冈特要说什么，反正那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已经有３０年了，他一直在世纪大厦和秘密情报局这个小天地里度过，就像是他的全部生涯。他甚至已经不止一次地纳闷过，当初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奇异的阴影中的天地。他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背景从来不曾使他指望过有一天他会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
他生于１９３９年春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是伦敦南部一名牛奶工人的儿子。他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只有一两个零星的记忆片断。 自１９４０年法国沦陷后，当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实施夏季的大规模空袭时，襁褓中的他与母亲一起被疏散出伦敦。当时的情景他是没有一丝一毫印象的，那全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他们于１９４０年秋天回到了在贫困但干净的诺布利街上的那座小小的房子里，但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参军上战场了。
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家里有一张父母的结婚相片。她披着一身白纱，还拿着花束。她身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身材挺拔，穿着一套得体的深色西服，钮扣孔里还插着一株石竹花。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面的一只银镜框里，而且母亲每天要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后来，又有一张照片放在了壁炉架上的另一头。那是一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身穿一件中士军服。
他的母亲每天出门，搭乘公交车去为那些中产阶级的富人家里打扫卫生。她还带来要洗涤的衣物被褥。他还能记起家里的小厨房总是蒸汽腾腾的，因为她全夜忙碌着，为的是到早上时能做好准备。
有一次，那肯定是１９４４年，那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回家来，一把抱起他把他举到了空中，而他则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又离家加入诺曼底海滩的登陆部队，并在进攻卡昂时阵亡。山姆记得那年的夏天母亲一直在哭泣，而他努力想对她说一些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也跟着哭了起来，虽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哭。
第二年１月，他开始上幼儿园，这样他母亲就可以每天去克罗伊顿，用不着把他托给维阿姨照看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维阿姨在街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常常让他把手指头伸到果汁缸里浸一下再放到嘴里去舔。
那一年的春天，德国的Ｖ－１火箭开始雨点般地袭击伦敦，是从被他们当做跳板的低地国家发射的。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也就是他６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个身着空袭民防队员制服的人来到了幼儿园，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钢盔，手里提着一副防毒面具。
那天曾有过一场空袭，孩子们是在地窖里度过上午的，这比上课有趣得多了。 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教室里。
来人与女国长进行了一番耳语交谈，然后她把他叫出教室，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教室后面她自己的起居室里，给他吃饼干。幼小的他等在那个房间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直至巴纳多博士派来的那位好心人到来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后来，他们告诉他，那里已经没有银框相片了，他的家已被炸成了废墟。
他在巴纳多孤儿院里勤奋学习，通过了全部考试，并作为一名小鬼加入了陆军。
１８岁那年，他被派往马来亚，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由英国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未经宣布的丛林战。他被分配到情报处任一名办事员。
一天，他去向他的处长提出了一项建议。这位上校处长是一名职业情报官，听了后立即说：“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于是他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
在当地的马来华人帮助下，反间谍人员抓住了恐怖分子的一名头目。麦克里迪建议把假情报透露到华人居住区，说那人已全盘招认，并将择日解往新加坡。
当恐怖分子朝押送车队发起袭击时，那辆囚车原来里面有装甲，还暗藏着几挺架在三角架上的机关枪。伏击战结束时，共有１６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２０几名受伤。后来，马来侦察员们清剿了其余的恐怖分子。
山姆·麦克里迪又在科隆坡继续当了一年情报员，然后退伍回到了英国。他交给处长的那份建议报告当然是存档了，但某个部门的某个人肯定看到过它。 当他在劳务交易所（那时候不叫劳务市场）排队等待时，他感觉到手臂上被拍了一下。一位穿花呢西服、戴棕色毡帽的中年男士，邀他到附近的酒店去喝一杯。
又经过两个星期和另外三次面谈，他被招募进了“企业”。此后的３０年岁月里，“企业”构成了他所拥有过的惟一的家庭……
他听到有人在提起他的名字，赶紧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最好还是注意听。他提醒自己。他们在谈论的事情是关系到你的生涯呢。
是丹尼斯·冈特，手里还拿着一本宽大的卷宗。
“我认为，先生们，我们也许应该积极地回顾一下１９８６年的一系列事件，光是这些也许就应该重新考虑山姆·麦克里迪的提早退休问题。至少就我们来说，这些事件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开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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