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还能活10分钟的人正在开怀大笑。引起他开心的缘由是他的私人助手莫妮克·杰明讲给他听的一个幽默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他们在斯塔尔街的空间研究公司的一位同事。
这是1990年3月22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晚上，她正驱车把他送回家。他们两人是在7点差10分时离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乌可郊区他的办公室的。莫妮克驾驶那辆雷诺21型房车，她在几个月之前卖掉了她的雇主的大众汽车，因为他开车技术很糟糕，她担心他会因车祸而死于非命。
他的住宅位于福黎街旁边切里德鲁三栋公寓楼的中间的一栋。从他的办公室到他的住宅只有10分钟车程，但半路上他们在一家面包房停了下来。两人都走了进去，他买了一只最喜欢吃的乡间面包。风中夹着雨丝，他们弓着头，没有注意到跟在他们后面的那辆轿车。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
那辆没有标志的轿车里面坐着两个脸颊黝黑的人，已经在科学家后面跟踪了几个星期，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也从来没有接近过他，只是注视着。而他却没见过他们。其他人见过，但他不知道。
从那家面包店出来后，他把面包扔进了汽车后座，然后爬进汽车继续他的回家旅程。7点10分，莫妮克在离街边15米的那栋公寓楼的前面停住了汽车。她提议要陪他上楼，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她知道他要等他的女朋友海伦，不愿让她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海伦仅仅是一个好朋友，是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来和他做伴的，因为他的妻子在加拿大。
他钻出汽车。他那件配有腰带的风雨衣的领子与往常一样向上翻着。他提起那只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的黑色大帆布包，把它背到了肩上。帆布包重达15公斤还多，里面装满了纸：科技资料、项目书、数学计算和各种数据。这位科学家不相信保险箱，他不合逻辑地认为把所有的最新项目资料背在肩上才显得更为保险。
莫妮克最后看到的是：她的雇主站在玻璃门前，一个肩膀上背着他的包，那只面包夹在他另一条手臂之下，在掏他的钥匙。她注视着他走进门内，自动上锁的玻璃门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然后她就驾车离开了。
科学家住在这座八层公寓大厦的六楼。大楼后部装有两部电梯，楼梯环绕电梯盘旋而上，每一层楼面都有一扇消防门。他走进其中一部电梯，到达六楼时走了出来。楼面门厅里的灯泡在他步出电梯时自动亮了起来。他的一只手拎着叮当作响的钥匙串，另一只手抓着他的面包，身体因为背包的重量而向一边倾斜着，就这样他向左转弯，接着又是左转跨过黄褐色的地毯，走到自己的住宅前，把钥匙朝门锁插进去。他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逼近。
此时，那个杀手一直等候在电梯井的另一边。他静静地从电梯井旁转过来，手里握着一把装上了消音器的7.65的毫米贝雷塔自动手枪。枪外面套上了一只塑料袋，以防止跳出来的弹壳溅到地毯上。
一共五枪，从不到一米的距离射入了后脑和后颈，这已经绰绰有余了。科学家那高大、粗壮的身体向前一冲，倚在了他的门上，然后慢慢地下滑，倒在了地毯上。枪手甚至不想去做检查，没有这个必要。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在囚犯身上练习过，现在他明白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轻盈地跑下六层楼梯，到了楼后的外面，钻进那辆等候着的轿车里。一小时内杀手已经在他自己国家的大使馆里了，当天他就离开了比利时。
5分钟后，海伦来到了。起先她还以为她的情人心脏病发作了。她慌忙进 入房内打电话给了卫生保健员。然后她记起来他的医生就住在同一幢楼里，于是也向他发出了召唤。卫生保健员首先到达，医生也来了。卫生保健员试图去挪动那仍然俯卧在地上的沉重的身躯。当那人把手抽出来时，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几分钟后，他和那位医生宣告受害人已经死了。
楼层上四套公寓中惟一另一位住户走到了她的门边，这是一位老太太，刚才一直在听古典音乐会，隔着厚厚的实木门根本没有听到外面发生了什么。切里德鲁就是那种小区，邻里之间互不关心。
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是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博士，一位任性的天才，世界上著名的大炮设计师，是最近为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服务的武器设计制造商。布尔博士遭谋杀之后，欧洲大地开始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布鲁塞尔，比利时的反间谍机构承认，几个月以来布尔差不多每天都被一系列没有标志的轿车跟踪着，车内载有两个脸部黝黑的东地中海人长相的男人。
4月11日，英国海关在米德尔斯布勒码头上截获了八段巨型钢管。这些钢管铸造、加工得很精美，两头装有庞大的法兰，可用大号螺栓和螺帽把它们拼接组装起来。大获全胜的海关官员宣称这些钢管并不是如同提单和舱单所载明的用于石油化工厂的，而是由布尔设计的大炮炮筒的部件，且是运往伊拉克的。超级大炮事件由此诞生了，并将继续演下去，揭露出一些两面派的伎俩、几个情报机构卑鄙的行动、一些官僚主义的现象和政治上的奸诈手段。
几个星期内，超级大炮的零部件在欧洲各地开始露面。4月17日，土耳其宣布其已拦下了一辆装有运往伊拉克10米长钢管的匈牙利卡车，认为那根钢管是超级大炮的部件。同一天，希腊官员声称抓获了另一辆装载着钢铁部件的卡车，并以同谋的罪名把那个倒霉的英国司机拘留了几个星期。5月份，意大利方面查获了万吨部件，另有15吨在罗马附近的富齐尼工厂里被没收了。后者是用于那门超级大炮炮尾的钛钢合金部件。在意大利北方的布雷西亚的一个仓库里查出了更多的零配件。
接下来是德国人，他们在法兰克福和不来梅港查获的东西也被证明为现在已经是世人皆知的超级大炮的部件。
事实上，布尔为他的设计所做的订单是很高明的。组成炮筒的钢管确实是由两家英国公司制造的，即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和谢菲尔德铸造厂。但1990年4月遭截获的那八段钢管是五十二段中的最后一批，可组装成全套两条156米长的炮筒，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米口径可把与电话亭一般大的物体发射出去。 撑脚或支架来自希腊。组成反冲结构的管路、泵和阀门来自瑞士和意大利。炮 尾和炮闩来自奥地利和德国。推进剂来自比利时。总之，共有七个国家充当了承包商，但他们谁也不知道生产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传播媒介如获至宝。海关官员和英国司法机关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急切 地起诉那些无辜的涉嫌者。没人指出的是马儿已经脱缰逃跑了。那些被截获的仅仅是构成2、3、4号超级大炮的部件。
至于暗杀布尔，传媒抛出了一些荒唐的理论。可以预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又被扣上了应对一切负责的帽子。这又是一个谬论。尽管在过去，在特定的情况下，兰利（中情局所在地和代名词）也曾实施过对某些人的暗杀，但那些人几乎都属于同一类型：变节的情报官、叛徒和双重间谍。那种在中情局高层嗜杀成性的局长们的指使下，被同事枪杀的前中情局特工的尸体堆满了兰利门厅的说法听起来是很有趣的，但毫无真实性可言。
再者，布尔不是黑社会人物。他是著名的科学家，是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大炮的设计师和承包人，是一位美国公民，曾为美国工作过几年，并曾多次向他的美国军方朋友谈起过他的打算。如果说每一位曾为当初还不是美国的敌对国工作过的设计师和实业家都要被“消灭”的话，那么南、北美洲和欧洲约有五百个人符合这个条件。
在最近的十年里，兰利受到了监督委员会官僚主义体制的制约。没有书面签署的命令，任何情报官不得下达杀人的指令。对于像布尔那样的人，暗杀的签名必须来自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是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本本主义的前法官。要想从威廉·韦伯斯特那里得到一份杀人手令，其难度如同试图用一把钝茶匙从马里奥监狱越狱一样。
但是，毫无疑问，在是谁杀了布尔这个谜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当然是脱不了干系的。整个新闻媒介和布尔的大多数亲友都得出了这个结论。布尔曾为伊拉克工作过，而伊拉克是以色列的敌人。
在世界上主要情报机构中，摩萨德是最小、最冷酷无情和最雄心勃勃的。毫无疑问，它在过去执行过许多暗杀任务，使用三个基顿队中的一个——基顿这个词是希伯来语，是刺刀的意思。基顿队员来自摩萨德的战斗部，都是些隐蔽的、身手不凡的外勤特工队员。但即使摩萨德也有其做事的规矩。
摩萨德杀人有两种范畴。一种是“行动的需要”，当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紧急情况发生时，那个挡道的人必须被消灭，而且要快，要永久性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特工队长有权消灭使整个行动陷入危险境地的对手，事后再从特拉维夫的上司那里得到追认。另一种要杀的人是那些已经被列上处决名单的人。这份黑名单存放在两个地点：总理的私人保险箱和摩萨德局长的保险箱内。每一位新上任的总理按要求均需阅看这份名单。该名单上可能列有三十至八十个名字，他也许会在每一个名字旁签上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根据情况的变化，向摩萨德下达执行的命令，或者他也许会在每次执行新任务前坚持要协商一下。但无论何种情况，他必须签发处决命令。
广义说来，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残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纳粹高级将领，尽管这一类的人很少还活在世上。多年前，以色列开展过绑架和公审阿道夫·艾克曼的一次重大行动，因为以色列要搞成一个国际性的杀鸡儆猴的例子，而其他纳粹战犯则被悄悄地清除了。第二类差不多都是现代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像艾哈迈德·吉布里尔和阿布·尼德尔那样欠有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血债的阿拉伯人，也有几个非阿拉伯人。第三类，有可能包括了布尔的名字，是那些在为以色列的敌人工作的人，且他们的工作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对以色列和她的公民带来极大的危险。共同点是那些目标必须双手沾满鲜血，要么是事实的，要么是预期的。
如果要实施一次处决，那么总理会把案件交给一名司法调查官去办理。该调查官是如此地鲜为人知，以致只有极少数以色列司法人员听说过他，广大老百姓根本是闻所未闻。调查官将组成一个“法庭”，宣读罪名，出庭的有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被告律师。摩萨德的指控一旦被证实，案子就回到了总理那里，由总理签发命令。余下的事就由基顿队去执行。
如果指责摩萨德杀了布尔，那么这个问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漏洞百出的。确实，布尔是在为伊拉克工作，设计新的传统型大炮（其射程打不到以色列）、一个火箭项目（有一天也许能打到以色列）和一门巨炮（一点也不会使以色列担心）。但另有几百名科学家也在为伊拉克工作。有六家德国公司是伊拉克秘密毒气工厂的幕后策划者，其产品已经使萨达姆威胁到了以色列。德国人和巴西人在全力以赴研制萨德16火箭。法国人是为伊拉克研究原子弹的提议人和供应商。
布尔其人、其想法、其设计及其工作进展，引起了以色列的极大兴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死后，许多事实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为离家期间有人秘密地进入过自己的公寓而担忧。东西倒是没被拿走，但留下了外人进来过的痕迹：玻璃杯被动过了，窗户被打开了，一盘录像带被倒带后又被取出了录像机。他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向他发出警告。
这一切是摩萨德干的吗？理由不是很明显。事后，那两个在布鲁塞尔到处跟着他的、操浓重喉音的黑脸颊陌生人被媒体证实是正在等待下手时机的以色列刺客。这个理论的瑕疵之处在于摩萨德特工并不像潘可·维拉那样到处转悠。没错，摩萨德特工是在那里，但没人见过他们，布尔没见过，他的亲友没见过，比利时警方也没见过。他们在布鲁塞尔的特工队员长相酷似欧洲人——比利时人或美国人。是他们向比利时人透露情报说布尔被另一个小组跟踪着。
布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他以前曾为以色列工作过，喜欢那个国家及其人民，在以色列军中有许多朋友，但他老是管不住他的那张嘴。当有人用激将法对他说“布尔，我敢打赌你肯定搞不出萨德16火箭”时，布尔准会跳起来，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上三个小时，讲述他现在正在做什么、项目的进度到了什么阶段、还有什么困难，以及他希望如何去解决它们。对情报机构来说，他是他们梦想的对手。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他还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位以色列将军，向他们讲解了所有细节情况。这一切全被将军们手提箱内的录音设备给录了下来。他们为什么会去除掉一个如此丰富的内部情报源呢？
最后，摩萨德在对付科学家和实业家时还有另一个习惯，当然，这个习惯决不会用于恐怖分子：向对方发出最后一次警告，不是为了移动玻璃杯或为录像带倒带而进入房间，而是实质性的口头警告。即使是对于雅西亚·艾尔梅沙德博士，即为伊拉克建造第一台核反应堆，后来在1980年6月13日被杀死在巴黎梅里迪宾馆的埃及核物理学家，也是按照程序的。一名会说阿拉伯语的特工队长走进他的房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他再不撒手的话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埃及人告诉站在门口的陌生人让他滚蛋。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两个小时之后，梅沙德就死了。一年后，全套由法国人提供的奥西拉克1号和2号核设施毁于以色列的一次空袭。
布尔就不同了，他是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公民，一位热情和蔼、平易近人、喜欢喝威士忌的天才科学家。以色列人可以像朋友一样与他谈话，而且确实时常与他这样交谈。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派一位朋友去直接告诉他，即他必须止步，要不然 行刑队就会来追杀他。布尔是不会被追授国会勋章的，而且他已经告诉过以色列人和他的密友王乔治，即他想退出伊拉克——彻底退出。他已经做得够多了。在布尔身上发生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1928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湾。在中、小学期间他就显得聪明过人，并渴望获得成功，享誉世界。16岁时他就高中毕业了，但因为他是如此的年轻，惟一能接受他的高等学府是多伦多大学的工程系。他在大学时的成绩表明，他不但聪明，而且前程无量。22岁时他成为最年轻的物理学博士，是航空工程学抓住了他的想象力，尤其是弹道学——即对飞行体的研究，无论是弹射体或是火箭。就是因为这门学问，后来指引他走上了大炮设计的道路。
离开多伦多大学后，他加入了加拿大军械开发研究所——简称卡德，位于魁北克市郊外一个叫瓦尔卡蒂亚的安静的小镇里。50年代初，人们的目光不但瞄向天空，而且瞄向比天空更高的太空。当时的流行词语是火箭。就在那个时候，布尔显露出他不但技术高明，而且还有其他素质。他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与众不同、不受传统制约、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在卡德的十年时间里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想法，这个想法将在他以后的有生之年成为他的人生之梦。
与所有新想法一样，布尔的想法显得相当简单。当他关注50年代后期美国火箭的射程时，他明白这些看上去十分壮观的火箭十有八九仅仅是初级火箭。放在其上面的、尺码只是其零头的是二级和三级火箭，还有更小的锥体状载荷。巨大的初级火箭的目的在于把载荷送上150公里的高空，在这段高度里，空气最为稠密，地心吸力也最大。过了150公里这道关以后，只需很小的推力即可把人造卫星继续送上太空，进入离地球400至500公里的轨道。每次火箭升空后，其硕大和昂贵的整个初级火箭即被毁掉——焚毁，碎片溅入大洋之中。 布尔思考着，能否用一门巨炮的炮筒把二级、三级火箭连同有效载荷打上150公里的初始高空？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简单的、低成本的，且那门炮可以重复使用。于是他向金融人士提出了他的请求。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与政客和官僚主义者打交道，但他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的人品。他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他们。
1961年，他的运气来了。麦吉尔大学找上门来了，因为该大学预见到了一些有趣的宣传。美国陆军因其自身的利益也来找他了。作为美国炮兵卫士的陆军此时正与空军较劲，因为空军在抢夺对所有射程高度超过150公里的火箭和弹射器的控制权。布尔用他们的联合基金，在巴巴多斯的一个岛上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研究中心。陆军给了他一整套库存的16英寸海军炮（世界上最大的口径）、一条备用炮筒、一台小型雷达瞄准器、一台起重机和几辆卡车，麦吉尔大学设立了一个金属加工车间。这好像是小工厂想搞高科技，但布尔搞成了。
他那令人惊奇的创造发明开始了，这年他33岁，害羞、缺乏自信、衣衫不整、富有创造力，且仍是一个自行其是的人。他把巴巴多斯的研究课题称为高空研究项目，英文缩写为哈普。那门老旧的海军炮已被架了起来，布尔开始了对弹射体的研究工作。他根据麦吉尔大学校徽图案上的那只纹章鸟，把那些弹射体称为欧洲燕。布尔想比任何人更快、更省钱地把仪器载荷送上地球轨道。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任何人体都无法承受被从大炮中发射出来的压力，但他正确地预见到将来百分之九十的空间科学研究工作将由机器去完成，而不是人工。
在肯尼迪执政的美国，受到俄罗斯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登月航行的挑战，追求在卡纳维拉尔角创造出更多的荣耀，但结果毫无意义地尝试先是把老鼠、狗、猴子，最后把人类送上了太空。
在巴巴多斯，布尔继续为他那门惟一的大炮和欧洲燕弹射体而奋斗。1964年，他把一只欧洲燕打上了92公里高度，然后把他的大炮炮筒加长了10米（只花费41000美元），使36米的新炮筒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炮筒。由此，他把180公斤的载荷送上了神奇的150公里空中。
他把冒出来的问题逐个解决了，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火药。在小型火炮中，火药在一微秒时间内从固体膨胀成气体时，对弹射体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推力。气体试图从容器中逸出，但除了炮筒口无处可去，于是就把炮弹向前推出。但如果炮筒像布尔的大炮那么长的话，那么就需要一种缓慢燃烧的火药，以免炸破炮筒。他需要一种能把他的弹射体从这门大炮炮筒持续加速推射出去的火药。布尔完成了这种设想的设计。
1966年，加拿大国防部里的官僚主义们不满意布尔的工作，他们敦促部长抽去他的资金。布尔申诉说，他可以以卡纳维拉尔角成本的零头把仪器载荷送上太空。但他的申诉毫无用处。美国陆军为保护其自身利益，把布尔从巴巴多斯转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龙马。那年的11月，他在那里把一个载荷发上了180公里的高空，这个记录保持了十五年。
但在1967年，加拿大方面完全撤出了，即政府和麦吉尔大学双双撤出。美国陆军也跟着撤出了。哈普项目关闭了。布尔在横跨佛蒙特州北部和他的家乡加拿大之间的国境线上的高潮买下了一座房子，办起了一个纯属咨询性质的公司。他的公司起名为空间研究公司。
哈普项目留下了两个后话。1990年时，在卡纳维拉尔角的宇航项目中，每一公斤仪器送上太空需花费10000美元。至临死那天，布尔知道他可以以每公斤600美元的成本完成。
1988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劳伦斯利弗莫国家实验室开始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涉及一门巨炮，但炮筒的口径只有4英寸，长度只有50米。最后，该项目花 费几亿美元，希望能建造一门比它大得多的炮，以把载荷发送到太空。项目的名字为超高研究项目，其英文缩写为夏普（SHARP）。
布尔在国境线上的高潮生活、工作了十年，期间他抛开了他那未完成的梦，即能把载荷发射到太空的大炮，转向他的第二个强项——更有利可图的传统火炮。他从主要问题入手：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陆军炮兵都以155毫米榴弹野战炮为常用主战兵器。布尔知道在炮火交战中，射程远的一方是赢家，他可以坐在远处把敌人炸得稀巴烂，而自己则毫发无损。布尔下决心要增加155毫米野战炮的射程，提高其精度。他从弹药着手。以前有人尝试过对弹药的改进，但没人成功过。
四年内布尔取得了突破。在控制试验中，布尔研制的炮弹的射程达到了同样155毫米标准炮的一倍半，精度更高，爆炸力相同，炸成了4700块碎片，而北约炮弹只炸成1350块碎片。但北约不感兴趣。谢天谢地，幸好苏联也不感兴趣。
布尔没有受到阻止，他继续努力，开发出一种新型的远射程炮弹。北约还是不感兴趣，宁愿喜欢原来军火商提供的短程炮弹。但是如果说列强对此不屑一顾的话，其他国家则刮目相看。各种军事代表团蜂拥着来到高潮与布尔洽谈，这些代表团包括以色列、埃及、委内瑞拉、智利和伊朗。他也作为顾问为英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提供其他火炮的咨询服务，其中美国的军事科学家更加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1972年，他悄悄地加入了美国籍。第二年他开始了对155口径野战炮的改进。两年后他又取得了突破，他发现加农炮炮筒的最佳长度既不能大于也不能小于其口径的四十五倍。他对标准的155毫米野战炮进行了优化的全新设计，并把它称之为GC－45。这种新火炮配上远程炮弹后，其射程可超过整个社会主义武库的任何大炮。但是，如果说他在盼望订货合同的话，那么他失望了。五角大楼又站在了大炮说客的一边，欣赏他们推介的价格高七倍的火箭助推炮弹。其实两种炮弹的功能是类似的。
布尔遭侮辱发生在1976年，事情开始时他完全是无辜的。当时在中情局纵容下，他应邀去帮助正在与莫斯科支持下的古巴雇佣军在安哥拉打仗的南非改进他们的大炮和炮弹。布尔对政治的无知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去了南非，发觉他喜欢上了南非，并与南非人相处融洽。南非因实施种族隔离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孤儿这个事实并没有使他担忧。依照他那不断完善的GC－45长炮筒远射程榴弹炮，他帮助他们重新设计了大炮。后来，南非人用那些加农炮炸毁了苏制大炮，打退了苏联人和古巴人。
回到美国后，布尔继续交付装运他的炮弹。然而在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了武器禁运，当吉米·卡特当上总统后，布尔被捕了，罪名是向被禁国家出口产品。中情局像扔一只烫手的土豆那样把他扔掉了。他被劝说要守口如瓶，承认有罪。这只是一个手续问题，他被这样告知说：他会得到从轻发落的。 1980年10月16日，一名美国法官判处布尔监禁一年，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5000美元。
他实际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伍监狱待了四个月零十七天。但对布尔来说，问题并不在这里。使他愤怒的是他所遭受的羞辱和丢脸，再加上被出卖的感觉。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他据理问道。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了美国，入了她的国籍，听从了中情局的劝告。当他在阿伦伍监狱服刑期间，他的公司——空间研究公司——倒闭了。
出狱后，他永久地离开了美国和加拿大，移居去了布鲁塞尔，在一个没有电梯的公寓楼的一室一厨套房里重新开始了他的事业。朋友们后来说，自那场官司之后他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他永远不会原谅中情局，永远不会原谅美国；但他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争取一次听证会，争取一声对他的道歉。
当布尔在布鲁塞尔期间，其他地区发生了一些事情。南非人用他的设计并对其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开发出一种叫G－5的拖曳式榴弹炮，以及一种叫G－6 的自行式加农炮。这两种火炮使用远程炮弹时均能达到45公里的射程。由于这笔生意他与南非人谈得不好，布尔连一分钱的使用权费也没得到。
在这些大炮的客户中，有一位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是这些加农炮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打垮了伊朗狂热分子的挑衅，最后在法奥的沼泽地里打败了他们。但萨达姆·侯赛因做了一些手脚，尤其是在法奥战役。他在炮弹里添加了毒气。
后来布尔又为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工作，把南斯拉夫陆军的苏制130毫米大炮改造成配备远程炮弹的新型155毫米加农炮。虽然布尔活着的时候没能看到这一切，但就是这些大炮，在南斯拉夫解体时被塞尔维亚人继承后，将在内战中炸平克罗地亚和穆斯林的城市。
1987年，他获悉美国还是想研制能把载荷送上太空的加农炮，但布尔断然拒绝了这笔生意。
那年冬天，布尔接到了从伊拉克驻波恩大使馆打来的一个电话：布尔博士是否愿意作为伊拉克的客人访问巴格达？他所不知道的是，80年代中期，伊拉克亲眼目睹了止血行动，那是美国发起的旨在切断伊朗武器进口的所有源泉。随后发生了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狂热分子袭击美国驻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兵营，造成美军士兵大量伤亡的事件。伊拉克的反应是，虽然止血行动使他们在与伊朗人的战争中获利，但是如果美国人能那样对付伊朗，那么他们也能那样对付伊拉克。此后，伊拉克下决心停止进口武器，转而尽一切可能进口武器制造技术。布尔是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他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招募布尔的任务交给了工业与军工部（简称军工部）第二把手阿莫·萨蒂。当布尔于1988年1月抵达巴格达时，阿莫·萨蒂这位能说英语、法语、德语、当然还有阿拉伯语的潇洒的、具有大都市外交家、科学家风度的伊拉克高级官员愚弄了他。阿莫·萨蒂说，伊拉克人想借助布尔的帮助实现他们把用于和平目的的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梦想。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设计出能把载荷送上去的火箭。为他们工作的埃及和巴西科学家曾建议第一步应该是把5枚飞毛腿导弹捆绑起来。这种导弹伊拉克已从苏联买了900枚。但这里有许多技术问题。他们需要一台超级计算机。布尔能否帮助他们？
布尔喜欢问题——它们是他存在的理由，是他的用武之地。他没有超级计算机，但他本人就是一台有两条腿的超级计算机。此外，他告诉阿莫·萨蒂，如果伊拉克想成为第一个把人造卫星送上天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还有另一种方法——比从零开始研制火箭更快、更简便、更省钱的方法。布尔说，只要300万美元，他就能生产出能承担这项任务的一门巨炮。这将是一个五年计划项目。他可以击败美国在利弗莫的项目。这将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胜利。萨蒂博士羡慕得两眼放光，表示将把这个想法向政府报告，并竭力举荐，同时说：布尔博士是否愿意参观一下伊拉克的火炮？
在布尔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他就解决把5枚飞毛腿捆绑起来以作为洲际或太空初级运载火箭的问题，为陆军设计两门新型大炮，以及为他的能把载荷送上地球轨道的超级大炮提出一个正式项目建议书。在南非时，布尔没去注意他要为之服务的那个政权的性质，这次朋友们已经告诉过他萨达姆·侯赛因有中东地区最血腥人物的记录。但1988年期间，世界上有数以千计享有盛誉的大公司和几十个政府在与出手大方的伊拉克做生意。对布尔来说，诱饵是他的大炮，他的敬爱的大炮，他的人生之梦。现在终于有了一位支持者准备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并使他能够加入到精英科学家的行列。
1988年3月，阿莫·萨蒂派遣一名外交官到布鲁塞尔与布尔洽谈。火炮设计师说，他已经在解决伊拉克的初级火箭的技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很愿意由他的公司——重新成立的空间研究公司出面签约。业务谈成了。伊拉克人明白布尔为一门大炮要价300万美元真是太傻了；他们主动把价格提高到了1000万美元，但要求加快进度。
当布尔工作时，其速度快得令人惊奇。在一个月之内他把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自由职业专家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担任伊拉克工作小组组长的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考利的英国项目工程师。布尔把位于伊拉克北方萨德16基地的火箭项目命名为青鸟项目。超级大炮的任务被称为巴比伦项目。
到了5月份，巴比伦项目的确切规格已被制定出来了。这将是一台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炮筒口径1米，长度156米，总重1665吨，高度相当于华盛顿纪念碑。布尔向巴格达阐明，他想研制出一个较小的样板，一台350毫米口径、重量仅为113吨的微型巴比伦。但用这门炮可以测试对火箭也有用处的鼻状锥体。伊拉克人喜欢这个主意——他们也需要鼻状锥体技术。
对伊拉克贪得无厌的胃口具有重大意义的鼻状锥体技术似乎被布尔忘掉了。在他希望最终能看到他的人生梦想得以实现的满腔热情之中，他也许只是把它隐藏起来了。为防止载荷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导致焚毁，鼻状锥体需用非常先进的技术对其进行设计。但是在太空中进入轨道的载荷不会回来，它们留在轨道上。
1988年5月下旬，克里斯托弗·考利已经在向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公司下 达第一批订单了，求购能够组装微型巴比伦炮筒的钢管。全尺码巴比伦1号、2 号、3号和4号炮筒的管件将在下一步订购。其他奇形怪状的钢铁部件的订单也发到了欧洲各地。
布尔的工作进度是令人惊异的。两个月之内他就完成了国有企业需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到1988年底，他完成了为伊拉克设计的两种新型火炮——自行炮，南非供货的是拖曳大炮。这两种新大炮是如此地威力强大，它们能摧毁周边的伊朗、土耳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炮兵阵地，因为这些国家使用的是从北约和美国采购的大炮。
经过不懈的努力，布尔还解决了把5枚飞毛腿捆绑起来组成初级青鸟火箭的问题。该火箭被起名为阿贝德，即“信徒”。他还发现伊拉克人和巴西人在搞萨德16研究中使用的是错误数据。他把自己新计算的数据交了出去，留给巴西人去继续进行。
1989年5月，世界上大多数军火制造商、新闻媒介和政府观察员及情报机构均参加了在巴格达举办的兵器展览会。与会者对展出的两台巨炮的样板模型表示了相当大的兴趣。12月份，阿贝德的试射引起了传媒大吹大擂的宣传报道，使西方的军事分析家们感到如坐针毡。伊拉克电视台播放出来的镜头是：巨大的三级火箭从安巴空间研究基地呼啸着腾空而起，升上蓝天，渐渐消失了。三天后，华盛顿承认该火箭看来是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分析家们研究得更为详细。如果阿贝德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也可以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忽然间，西方情报机关感到原先的观点，即萨达姆·侯赛因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他要想构成严重威胁还需好多年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
面对呼啸升空的火箭，西方各国震惊了。三大情报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都认为，在伊拉克的那两个系统中，巴比伦炮只是一个赏心说目的玩具，而青鸟火箭才是真正的威胁。三个情报局都搞错了。不起作用的是阿贝德。
布尔知道为什么，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伊拉克人。阿贝德呼啸着升上了12000米后就从视线中消失了。二级火箭没能与初级火箭脱离，三级火箭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假体。伊拉克的业务出了差错，引起了布尔的极度忧虑，而不是以色列人。好几次他提出要退出伊拉克，快点退出。他的头脑中产生了某种担心，他想退出伊拉克。他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太晚了。
1990年2月15日，在库尔德山区萨森的宫殿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召开了一次内层顾问小组的全会。他喜欢萨森。它座落在一个山头上，透过三层窗玻璃，他能够俯视周围的乡间景色，在那里，库尔德农民们蜷缩在他们的棚屋和茅舍里以求度过寒冷的冬季。这里离哈拉布贾这个遭受过恐怖的城镇不是很远。1988年的3月17和18两天，他曾经下命令在那里处罚被指控与伊朗人相勾结的70000名公民。当他的炮兵结束轰击后，库尔德5000条狗死去了，另有7000终生致残。就他个人来说，他对从炮弹里喷发出来的氢化物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帮助他获得和制造毒气（包括塔本和沙林神经毒气）技术的德国公司得到了他的感谢。那次受赞赏的毒气是与多年前在犹太人身上使用过并很有可能再次使用的齐克隆—B相类似的。
那天上午，他站在客厅的窗前朝下凝视着。他已经执政十六年，掌握了无可争议的权力，他已经被迫惩罚了许多人，但他也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他倾听着从南方飞过来的护航直升机队发出的咋喀咋咯声，而他的化妆师慌慌张张地为他调整那块绿头巾。他喜欢把它围在军装的V字形领口之上，以遮住他的 脸颊。当一切满意之后，他拿起了他的随身武器——一把伊拉克制造的镀金贝雷塔手枪，把它插进栓在皮带上的枪套里。他以前对一名内阁部长使用过这支手枪，以后也许还要使用。他总是带着它。
一名仆从在门上敲了敲，通知总统他所召集的人已经等在会议室里了。当他步入那个装有能俯视雪景的大块窗玻璃的长房间时，房间里的人全体起立。
只有在萨森，他那遭暗杀的恐惧才会消失。他知道这个宫殿设有他的儿子库赛统帅的总统卫队的三道防线，没人能够接近这些大窗户。屋顶装有法国克罗泰尔防空导弹，且他的战斗机在山区上空巡逻着。
他在T形会议桌上首中央那把御座般的椅子里落座了。在他两侧的是他最信任的四名助手，左右各两名。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对他所喜爱的人只有一个品质要求：忠诚。绝对忠诚、完全忠诚、奴隶般的忠诚。经验告诉他，这个品质是分层次的。最上面是家庭，其次是宗族，然后是部族。有一句阿拉伯老话说：“我和我的兄弟对付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对付外人。”他相信这话。这话有道理。
他出身于一个叫底格里特的小镇的贫民区和底格里蒂部族。现在，他的家庭成员和底格里蒂部族中有一大帮人在伊拉克身居要职，执掌大权，他们的任何失误、残忍和行为过度都可得到饶恕，只要他们对他忠心。他的精神变态的二儿子乌代不是打死了一名仆人而又得到了饶恕吗？
坐在他右边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他的副总统；再右边是他的女婿侯赛因· 卡米尔，军工部头头，负责武器采购。左边坐的有塔哈·拉马丹总理；再往左是萨多恩·哈马迪副总理，一名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但他惟一能宽容人之处是宗教信仰。他的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就是一名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只要他能按吩咐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军队的高级将领坐在靠近T字横条的附近。他们是统帅共和国卫队、步兵、装甲兵、炮兵和工程兵的将军。
再远处坐着四名专家，就是因为他们的报告，才使他召集了这次会议。坐在桌子右边的两位专家是；阿莫·萨蒂博士，技术专家，也是他女婿的副手；在他旁边的是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准将。与他们面对面的是负责国外情报局的伊斯梅尔·乌贝蒂博士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这三名谍报头子有着明确的工作分工：乌贝蒂博士主管国外的情报工作；拉曼尼准将反击国外组织在伊拉克的谍报活动；卡蒂布负责维持国内治安，采用由大量的线人组成的天罗地网，以及位于巴格达西郊的阿布格雷布监狱和秘密警察局总部底下那个被戏称为体育馆的审讯中心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来对付遭拘捕的反抗 者，以粉碎一切可能的反抗。许多人都向萨达姆·侯赛因反映秘密警察局头子的残忍，但他总是一笑了之。谣传说是他本人给卡蒂布起了个“穆阿齐”——即折磨者——的浑号。当然了，卡蒂布是底格里蒂人，是忠心耿耿的。
有些独裁者在讨论敏感事情时喜欢把知情者圈得很小，萨达姆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干肮脏的事情，他们都应该知道。这样没人会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不知道。”这种方法使他周围的人都明白：“如果我倒了，你们全都得倒。”
当大家重新落座后，总统朝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点了点头。后者让萨蒂博士汇报。那位技术权威在读报告时没有抬起过他的眼睛，明智的人是不会去盯视萨达姆的脸的。总统声称他可以通过眼睛洞悉对方的灵魂，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盯视他的眼睛也许意味着勇气、蔑视和不忠。如果被总统怀疑为不忠，那么肇事者通常会死得很惨。
萨蒂博士读完报告后，萨达姆想了一会儿。
“这个人，这个加拿大人，他知道多少？”
“不是全部，但也是够多的了。我相信他可以据此推算出来，赛义德。”
“多久？”
“很快，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赛义德。”
“而且他一直在向以色列人谈起？”
“经常谈起，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回答说。“他是他们多年的老朋友，访问过特拉维夫，并向他们的炮兵参谋们做过有关弹道学的学术报告。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有的可能是摩萨德的，尽管他也许不知道。”
“少了他我们能完成那个项目吗？”萨达姆·侯赛因问道。
侯赛因·卡米尔插话了：“他是一个怪人，他坚持随身携带着装有他的重要技术资料的一只大帆布包。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反间谍人员去看一看他的资料并把它们复印下来。”
“那么，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总统的目光转向了哈桑·拉曼尼，他的反间谍局局长。
“当即就完成了，赛义德热依斯。上个月他在这里访问期间。当时他喝多了威士忌。那酒被下了药，他沉睡不醒。我们拿走了他的包，复印了里面的每一份资料。我们还把他的技术会谈全录了音。复印件，还有录音整理稿都已经移交给了我们的萨蒂博士同志。”
总统的目光又转回到那位科学家：“现在，我再问一遍，少了他你能完成那个项目吗？”
“能，赛义德热依斯，我相信我们能完成。他的有些计算只有他才能看懂，但我让我们最优秀的数学家对它们做了一个月的研究。现在他们能读懂了。余下的工作工程师们能干的。”
侯赛因·卡米尔向他的副手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你最好是没有搞错，朋友。
“他现在在干什么？”总统问。
乌贝蒂博士回答：“他正在努力为我们的阿贝德项目搞一枚三级火箭。但是，他要失败的。”
“你在那边有人，很好的人，是吗？”
“是的，赛义德。我们的人已经在布鲁塞尔跟了他有十个月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办公室里接待以色列代表团。我们还有他的住宅钥匙。”
“那么就这样干吧。在他回来时。”
“立即照办，赛义德热依斯。”
乌贝蒂博士想象着他在布鲁塞尔的四人盯梢小组。其中一个人以前干过这种事情，他将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三名情报官和萨蒂博士退出去了，其他人则留了下来。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萨达姆·侯赛因转向他的女婿。
“那个，另一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保证，在年底时完成，阿布库赛。”
作为家庭成员，卡米尔可以使用更为亲近的称呼“我的父亲”。这提醒了与会者谁是家庭成员谁不是家庭成员。
总统咕哝了一声。“我们将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一处要塞；不是现在的地方，无论多秘密都不行。要一个没人能知道的新的隐蔽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知道，这里在座的也不是全部能知道。这不是民用，而是军用工程项目。你能做吗？”
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挺直了腰干，凝视着总统的胸部。“我很荣幸，赛义德热依斯。”
“负责工程的那个人，应该是你部下的优秀人才，最优秀的人才。”
“我知道那个人，赛义德。一名上校，擅长土建和伪装工程。那位俄罗斯教官斯台潘诺夫说他是他在马斯基洛夫卡教过的最优秀学员。”
“那就带他来见我。不要来这里，在巴格达。我亲自向他布置任务。他是复兴党的优秀党员吧，这位上校？是忠于党，忠于我的吧？”
“绝对忠于，赛义德。他会为您而死。”
“你们大家也都应该这样的，我希望。”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地说：“但愿不致会发生那样的事。”
3月17日，布鲁塞尔。布尔的心情显得沮丧。两年多以前，自他抵达巴格达时起，他就听信了——因为这也是他要相信的——火箭项目和巴比伦大炮是为了把装有仪器的小型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如果伊拉克这样做到了，那么他就能够看到伊拉克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争了光，而且，通过为其他国家施放通讯卫星和气象卫星，伊拉克还可获得可观的利润。如他所知，该计划是用巴比伦炮把载有人造卫星的弹射体向东南方向发射出去，越过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南印度洋上空，进入地球轨道。那就是他设计这门巨炮的目的。他已经迫使自己同意他的同事们的观点，即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这么认为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一门军用大炮。于是，布尔在伊拉克的工作小组用各种借口订购炮筒、炮尾和反冲机构。只有他，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知道真相。
其实事情很简单：巴比伦大炮不能被作为武器发射传统的爆炸性炮弹，无论炮弹多么巨大都不行。有一点，炮筒长达156米的巴比伦巨炮如果不安装支架则无法保持其刚性。由二十六段钢管组成的炮筒需每隔一段用支架支撑，如同他所预见到的，即使把炮筒安放在四十五度的山坡上也无法保证其刚性。如果没有这些支架，炮筒就会像湿面条那样下垂，在钢管接头处开裂时，炮筒就折断了。而且炮筒无法做俯仰调节，也无法做左右旋转，因此它无法瞄准不同的目标。如果要改变其角度，做上、下或左、右调整，那么就要把大炮拆卸，这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即使是清理和重装弹药也要花上两天时间。再者，重复发射会磨损价格昂贵的炮筒。最后，巴比伦巨炮无法躲避对方的反击。巨炮每发射一次，炮口将会窜出一股90米长的火焰，空中的每一颗人造卫星和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现，几秒钟之后其地图坐标就会被美国人确定，而且其回响震波可被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精密地震仪所测到。所以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这不能被用作一件武器。
他的问题是，在伊拉克待了两年之后，他已经明白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科学技术只有一个用处：它将被用于战争。因此，为什么他还要去资助巴比伦项目？它只能发一次威，随即对方的战斗轰炸机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且它只能发射人造卫星或传统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