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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吓坏了，他的父亲也是如此。
“发发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我的儿子。”他对孩子哀求道。
来自科威特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两人代表团彬彬有礼，他们向烟杂店老板作了自我介绍，并坚持希望他的儿子能对他们坦率地说真话。
烟店业主虽然知道客人告诉他的是假名字而不是他们的真名，但他明白他正与他的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说话。更糟糕的是，原来他的儿子在参加积极抵抗，这完全使他大吃一惊。他刚刚获悉儿子不是参加到正式的科威特抵抗运动，而是在一个他闻所未闻的怪异的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见在伊军卡车底下安放炸弹。这种事情会使任何父亲发作心脏病。
他们四人坐在位于凯番的烟杂店老板那座舒适的住宅的客厅里。其中一位客人解释说，他们不会去为难那个贝督的，只不过是想与他联系上，以便他们能够合作。
于是，那男孩把发生过的事情从头说起，即从他的朋友在准备向一辆疾驶而过的伊军卡车射击时被人从一个石堆后面拖了下来那一刻起。客人们静静地倾听着，只有那个提出要求的人偶尔插了几个小问题。那个戴着墨镜、没有说话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问者对学生小组与贝督会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别的兴趣。小伙子说出了地址，然后补充说：“我认为你们去那里找他是没什么意义的。他非常警觉。我们的一个人有一次去那里想与他谈话，但那地方上着锁。我们认为他不是住在那里，可他知道我们去过了。他警告我们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了。如果再这样的话，他说就不与我们联系了，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里，他点点头表示赞同。与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军人，他认为他认出了另一个受过训练的高手。
“你们下次什么时候会面？”他静静地问道。那孩子可以传递一个信息，这样就有机会邀请一次会谈。
“现在他只与我们其中一人联络，被联络人再通知大家。这也许要过一段时间。”
两个科威特人离开了。他们得到了两辆汽车的描述：一辆破旧的皮卡，显然是从乡下往城里运送水果的市场摊贩的伪装，以及一辆可在沙漠旅行的大马力四轮驱动吉普车。
阿布福阿德通过其在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对汽车号码进行了查核，但是追踪中断了。两个号码都是虚构的。惟一的线索只剩下了身份证——那人必须携带身份证以通过伊拉克人到处设置的路障和检查点。
通过委员会他联系上了内务部的一名公务员。他的运气来了。那人回忆起曾给一个来自贾赫拉的市场摊贩做过一份假身份证。那是六个星期之前他为百万富翁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帮的一个忙。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兴趣。那富翁在抵抗运动中是一个有影响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大家认为他仅仅限于提供资金，而不是参加行动。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充当那个神秘的、致命的贝督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国境的对面，美军武器如同潮水般地在涌进来。当9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流逝时，在利雅得老机场路上的沙特国防部大楼底下的第二层地下室的秘密小房间里工作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最后明白，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军力可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进攻。
在空中，多国部队空军司令查尔斯·霍纳中将已经建立起了一顶由经常性的空中巡逻所组成的钢铁防护伞，配备了能够快速抢占制空权的大量战斗机中队、攻击地面目标的战斗轰炸机队、空中加油机队。重型轰炸机队和对付坦克群的雷电攻击机队，足以从地面和空中摧毁来犯的伊拉克军队。
他拥有的空中技术能够通过雷达覆盖伊拉克境内的每一平方英寸土地，能感应到每一台重型金属设备在道路上的运动、穿越沙漠的运动或试图升空的运动，能截听到每一次通过电波传输的伊拉克人的谈话，并能确定任何热源。
在地面上，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知道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机械化部队、轻重装甲部队、炮兵和步兵，可迎战任何伊军的进攻纵队，拖住它、包围它和歼灭它。
在9月的最后一周，在即使是对盟国也不告诉的绝对保密的条件下，美国开始制订从防御转为进攻的作战计划。攻入伊拉克的计划也在制订了，尽管联合国的命令仍局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安全，仅此而已。
但他也有问题。其中一个是当他于六周前抵达利雅得时，伊拉克针对他布置的兵力、大炮和坦克是双倍于他的军力。另一个问题是在解放科威特时，他需要多国部队兵力比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兵力翻一番。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个牢记乔治·巴顿的格言的人：死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任何其他联军士兵都嫌太多。在他发动进攻之前，他有两个要求：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和实施空中打击，确保布置在边境北面的伊军“降低”百分之五十。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装备、更多的备品、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坦克、更多的部队、更多的飞机、更多的燃油、更多的粮食和更多更多的钱。然后他就告诉国会里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仑们，如果想打胜战争，那么最好是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
实际上，这些话是由更文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传过去的，但他把话说得婉转了一些。政客们喜欢与军人玩游戏，但不喜欢直接听到军人的语言。
所以，9月底正在制订的计划是完全保密的。结果表明该计划制订得很好。一直在抛出和平计划的联合国要等11月29日才授权多国部队可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发起进攻，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除非他们在1月15日前撤出。假如拖到11月底才开始计划的话，那就不可能及时完成计划的制订。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感到很为难。他当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么人和是干什么的，况且他也同情他的要求。但他有过承诺，他解释说，他不能违背诺言。即使是对他的科威特同胞和同胞抵抗运动成员，他也没有透露出那个贝督因人其实是一名英国军官。但他还是同意在某个地方给贝督因人留下一张纸条。他知道那人迟早会发现条子的。
第二天上午，他在基督教墓地里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大理石墓碑下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个人的意见，要求贝督因人同意会见阿布福阿德。
伊军的小分队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带队。当贝督因人从街角上转出来时，他们与他一样对对方的出现大吃一惊。
麦克·马丁已经把他的那辆微型卡车停在了一个上锁的车库里，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选定过夜的别墅走去。他太累了，且他的警惕性不同寻常地迟钝了。当他看见伊拉克人并且明白对方也看见了他时，他咒骂了一声。在他的战斗生涯中，警惕稍有松懈是会导致人员伤亡的。
时间早已进入了宵禁，尽管他已经相当习惯穿越在没有遵纪守法的市民踪影、只有伊军巡逻兵在巡视的空旷的街道，但他还是选择灯光暗淡的街道、越过黑暗的废弃场地、穿行在小巷子里，如同伊军士兵坚守在主要公路和十字路口相对应。这种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无事。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达，并针对常规军的无能提交了一份充满尖刻批评的报告之后，一些事情正在发生着变化。伊拉克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士兵开始在科威特市街头上出现了。
虽然不能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相提并论，但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要比被称为常规军的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静静地站在他们的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土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那位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拐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督？”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结束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这是一种受到高度珍藏的物品，也是财富的一种象征。到达科威特的士兵很快就拥有了手表——他们是白白拿来的。但贝督因人这个词语来自于比顿，意思是“没有”。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他那只空着的手去拍他那件沾满了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
那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是从他的卡车上搬来的一只西瓜那样的感觉。
“别碰我的睾丸。”老贝督因人尖利地说。
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的老婆才能碰我的睾丸。”贝督因人说。
其中两名战士大声哄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的步枪，其他人也学着做了。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当心点，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即使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微笑了。“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督因人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所有六个人都去看它。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他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在一起喝酒。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这是危险的间谍行动。当他的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随从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议题又冒了出来了。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人物吧。”
1967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做一次性的和最后的算账时，德洛尔作为一名不到20岁的战士，曾经在沙漠中蹲伏在他的巴顿坦克下等待着，他还记得外面的世界是如何把它局限在“啧、啧”的咕哝声中。
在一名20岁的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了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到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得，同是西方的媒体，在5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忧虑得使劲绞手，但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了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指责以色列是靠恶棍战术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像大卫·本-古里安那样的人所具有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那种耐心。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属同一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由他手下的一名教官向新招聘的特工学员讲课。但当他听到教员使用了“友好的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情的，除非也许是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是知道该如何去对付的。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能发觉吗？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我们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忽视了某一个人。
1988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生产和出售筑路机械的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由伊拉克的运输部主办的。像绝大多数西方人那样，他也下榻在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就这些。
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包含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
命。幸好他保持着冷静，坐下来，去理事情的头绪。举例来说，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的，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的父亲像塞缨尔·霍洛兹维那样是于1935年从德国到达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虽然他永远不会明白，但两天前有两位伊拉克运输部的官员在那个公共食堂里有过一次对话。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讲述了他在前一年秋天对诺丁汉工厂的参观访问：哈里斯如何在头两天一直陪着他，然后消失了一天后，他又回来了。他曾打听哈里斯是否病了，是一位同事笑着告诉了他说哈里斯去参加了犹太教的赎罪日。
两名伊拉克公务员以后再也没去想过这件事，但旁边桌子的一个人却记住了。他把这次对话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他的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后来他考虑了一番后去查核了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先生，查到了他在拉希德宾馆的房间号码。
哈里斯坐在房间里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他有理由认为，即使那个匿名的送信人已经发现了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有一件事他们不可能已经知道了。在极为巧合的情况下，斯图尔特·哈里斯是一名“沙燕”。
根据本-古里安亲自下达的命令于1951年创建的以色列情报和特别行动研究所，在围墙外面被称为摩萨德，是希伯来语中“研究所”的意思。在围墙之内从来不曾、从来不会被这么称呼，而是叫做“局里”。在世界上的主要情报机构中，它是最小的。按在册工资单人员统计，它是很微小的。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大约有25000名自有职工，这还不包括所有驻外情报站人员。在高峰期时，像中情局和摩萨德那样负责国外情报搜集的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在全世界共有15000名外勤特工，在总部工作的约有3000人。但在任何时候，摩萨德只有1200至1500名雇员，外勤特工（被称为卡查）不足40人。
靠那么微薄的预算和那么微少的人员要开展行动和确保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中一个是它有能够深入到以色列人民群众中去的能力。以色列的人民仍具有大都市居民的眼光，并具有令人惊奇的各种才能、语言能力和五洲四海的地理知识。
第二个因素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帮手，希伯来语称之为“沙燕”。那就是散居在国外的犹太人（他们必须为父母双方都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也许会忠诚于他们所定居的国家，但也会同情以色列国。光是在伦敦就有600名沙燕，在英国其他地区有5000人，在美国的人数是该数字的十倍。他们从不被带去参加行动，只是应要求提供帮助，且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被要求提供的帮助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出生国或入籍国，背叛国家的事是不允许的。但他们能使行动的成本下降一成。
例如：摩萨德特工队抵达伦敦要开展一场对付巴勒斯坦隐蔽小组的行动，他们需要一辆小轿车。一个拥有一辆旧轿车的沙燕被要求把一辆合法的二手汽车留在某个地方，车钥匙放在汽车地毯下面。在行动结束后这辆小车被归还了。那位沙燕永远也不会知道汽车被用于了什么目的，他的记录本上记载着经同意为一位可能的客户出车。一个特工队需要一个“门面”。一位拥有房子的沙燕就出借了一间空店面，一位糖果商沙燕把糖果和巧克力放进了那个商店。他们需要一个联络站，一位房地产商沙燕提供了在他的财产登记本上归他所有的一处空办公室的钥匙。
斯图尔特·哈里斯去过以色列的埃利特胜地度假，当时在红岩酒吧里，他与一位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的快乐的以色列青年一起聊上了天。在后来一次交谈时，那以色列人带来了一个朋友，是一个年纪较大的人，那人从哈里斯那里诱出了他对以色列的态度。在假期结束时，哈里斯已同意如有任何事情用得上他的话，他愿意提供帮助。
所以斯图尔特·哈里斯坐在巴格达那家宾馆的房间里，越想越感到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封信很可能会惹是生非——在他想把它夹带出去时他会在机场被查获。偷偷地放进其他人的包里呢？他对于那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到了伦敦他如何去取回呢？
最后他镇定下来了，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外层信封和信纸在烟灰缸里烧了，捣碎余烬，倒进抽水马桶里放水冲掉了。然后他把内层信封放到了衣柜上格的备用毛毯下面，事先把那里擦干净了。如果他的房间遭到搜查，他可以发誓说他从来就不需要毛毯，从来就没爬上过柜子的最高一格，那封信肯定是前面一位客人留下的。
在一家文化用品商店里，他买了一只结实的牛皮纸信封、一只背面有胶水的标签和封口胶带；在一个邮电所里，他买了足以把一份杂志从巴格达寄到伦敦的邮票。他在展销会上选了一本赞美伊拉克成就的进步杂志，甚至在那只空白的信封上贴上了展览会的标志。
到了最后一天，在与他的两位同事一起赴机场之前，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把那封信夹在杂志里面装入了信封。他在信封上写上了在英国朗伊顿的一位叔叔的地址，并贴上了那个标签和邮票。他知道宾馆的大厅里有一只邮箱，下一次开邮箱的时间在四个小时之后。他合理地推测，即使信封被安全机关的侦探们用蒸汽开启时，他已经坐上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上空了。
有人说好运气给予勇敢者或笨蛋，或两者都给予。大厅由秘密警察监视着，观察着是否有伊拉克人走近离店的任何外国人，把什么东西塞给他们。哈里斯把那个信封放在他的衣服里面的左腋之下。角落里有一个拿着报纸的人在注视着，但在哈里斯把信投进邮箱时正好有一辆行李推车从他们之间通过。当那个观察者再次见到他时，哈里斯已经在服务台交钥匙了。
一星期之后邮件到了他叔叔家。哈里斯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度假，他有叔叔家的钥匙以防失火或失窃等意外情况。他用钥匙进了叔叔家，取到了这份邮件。然后他带着它去伦敦的以色列大使馆，要求面见他的联系人。
他被引入一个房间并被告知等着。一位中年人进来询问了他的名字并问他为什么想见“诺尔曼”。哈里斯作了解释，从口袋里取出航空信封放在了桌子上。那以色列外交官的脸变白了，又让他等着，自己走掉了。
位于格林广场2号的使馆大楼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但它那古典的线条并没有显示出防御工事的坚固，以及隐藏在地下室里的摩萨德伦敦情报站的建筑技术。就在这个地下要塞里，一名年轻人受到了紧急召唤。
哈里斯等了又等。尽管他并不知道，但实际上他坐在那里、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信封的形象正在被人通过单面镜子审视着。在核对记录以确认他是一名真正的沙燕而不是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时，他也在被拍摄照片。当档案上的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的照片与坐在单面镜子后的人相符合后，那位年轻的特工才最后进入了房间。
他微笑着自我介绍叫拉斐，并请哈里斯从头说起，从埃拉特度假时说起。于是哈里斯告诉了他。拉斐知道埃拉特（他刚刚看过了整卷档案），但他需要核对。当讲到伊拉克时，他提起了兴致。他先是提了几个小问题，让哈里斯慢慢说来。然后正式提问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问题，直至哈里斯把他在巴格达的所作所为重复了好几遍。拉斐没作记录，整个谈话都由录音机录下来了。最后他用墙上的电话与隔壁的一位资深特工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希伯来语。
他的最后一件事是向斯图尔特·哈里斯再三表示感谢，称赞他的勇气和冷静，叮嘱他千万不要把整个事情向任何人提及，并祝愿他平安返家。然后哈里斯就被引出去了。
一个戴着防爆头盔、穿着防弹衣和戴着手套的人把信取走了。信件被用X 光机拍了照片。以色列使馆已经有一个人死于邮件炸弹，它再也不想失去另一个了。
最后，这封信被拆开了。里面有两张半透明的航空信笺，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拉斐不会讲阿拉伯语，更不用说阅读了。伦敦情报站也没有任何人懂阿拉伯语，至少不能阅读这种蜘蛛般的阿拉伯文字。拉斐发了一份高度加密的无线电报告给了特拉维夫，然后以在摩萨德内被称为纳卡（NAKA）的正式的和标准的格式写了一封更为详尽的报告。那封信件和报告被装进了外交信使袋内并搭上了埃尔阿尔航空公司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夜航班机。一名摩托车收发员和一名武装警卫直接到飞机旁迎接信使，并接过了要送往位于索尔国王大道那栋大楼的帆布邮袋。刚过早饭时候，邮袋就送到摩萨德总部大楼内，出现在伊拉克科科长——一位叫大卫·沙龙的年轻能干的特工前面。
他确实能说、能读阿拉伯语，他从信中两张薄纸上读到的内容给他留下了如同当时与伞兵们一起训练时在内格夫沙漠上空第一次跳出飞机时一样的感觉。
他避开秘书和文字处理器，用他自己的打字机打出那封信的希伯来语译文。然后他拿上原文和译文，加上由拉斐写的关于摩萨德如何碰上这件事的报告，去见他的顶头上司——中东处处长。
信中所述的大意是，写信人是伊拉克政权高层集团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愿意为金钱而为以色列工作——只为金钱。为联系方便，在巴格达一家大邮局里的一个邮政信箱可以作为回信地址等。
那天晚上，在科比·德洛尔的私人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他和战斗部主任沙米·格桑，还有中东处处长埃坦·哈达尔——大卫·沙龙的顶头上司，那天上午沙龙就是把巴格达的来信交给他的。沙龙本人也被叫来了。
从一开始格桑就持悲观态度。
“这是假的。”他说。“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喧哗、那么拙劣、那么明显的陷阱。科比，我可不会派遣我手下的任何特工去那里核查，那是让那名特工去送死。我甚至也不会派遣一名奥特到巴格达去试图接触。”
奥特是摩萨德使用的一个阿拉伯人，去接触一名阿拉伯同胞以建立初始的联系，是一名低级的中间人，比一名羽毛丰满的以色列外勤特工更可牺牲。
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是想把一名高级特工诱到巴格达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和公开处决。
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我认为沙米几乎肯定是对的。派一个人去那里将是不可思议的。”
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说它是一个陷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沙龙说。
“只有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只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彭科夫斯基。”
彭科夫斯基是让世界各情报机关震惊的为美英服务的苏联间谍。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似地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噬噬响着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他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中，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去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使用一名本国人，一名受过特别训练的人，一名长相酷似目标国的人，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进去，并有一个对他出国期间的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后，才能够爬到能接触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十年卧底。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作为一个在外边度过一段时光再返回来的叙利亚人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的科亨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和将军们的知心朋友。这些军政要员在科亨经常为他们慷慨大方设置的豪宴和聚会上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入者是极为危险的也是极为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过去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的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在1990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的缘故。
但还有第二个原因，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如果一个阿拉伯国家在购买美国的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了解这笔交易的细节，而且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者上去是比较容易接近的，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寻欢作乐的场所时去接近他呢？那就是为什么在1990年时摩萨德的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进行的缘故。
然而所有渗入者中的大师是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的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得她们的西德部长们和雇主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在使用一个叫泽埃夫·古尔·阿利赫的人时又干得极为漂亮。1921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6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被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待了两年，以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参加由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闪米特人（犹太人）的德国人，对他是可以吐露一切的。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在六日战争之后被与埃及战俘做了交换。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索尔格就已经是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认为索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也承认的。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索尔格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
他的最漂亮的那次行动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行动。1941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满洲里基地入侵苏联？索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4万名蒙古军团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亚洲的炮火又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索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了，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是慢得枯燥，也可能是快得出奇。为这个目的，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的社区，寻找对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该官员看上去似乎是清醒过来了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或者不管怎么说是可被招募的。
出国访问的团组也被仔细做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被拉到一旁，聊聊过去的时光，是否有策反的机会。当有才干的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的人员”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随随便便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和越来越熟络，直至“朋友”建议该人能否帮他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份无足轻重的、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情报。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自拔了。且被策反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想招供和投进那个政权并不存在的仁慈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样被招募去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是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干脆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他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性关系或者同性恋关系，或者干脆是因为听到了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招募了。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迪耶夫斯基，是确因清醒过来的原因而改变立场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是因为他们心灵空虚，深信自己是真正的重要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最古怪的被称为“闯进来”。如同这个短语的意思所指，对方径直闯了进来，出乎意料，事先也未打过招呼，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情报机构对闯进来的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这样，当1960年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在莫斯科的美国人那里，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充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简短的三十个月生涯中，他把5500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特工机构，且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必须打出来的整副牌，如同一名扑克选手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那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有机会时他拒绝离开苏联去西方。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关剥去了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其他三个人用不着告诉关于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任何事。在情报界里有他的一分传奇。在沙龙提及这个名字以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镀金的、二十四克拉的叛徒？这能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长久地、严肃地盯了沙龙一会儿。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情……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负责外勤特工行动的那个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我们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让我过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我希望你知道你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回信极为仔细地起草了。几名内勤专家把它写好了——至少是希伯来语文字。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一开始，大卫·沙龙首先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写信人表示了感谢，并使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到了写信人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写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件已经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惊奇和怀疑。他说，他们知道写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沙龙继续向写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被建立起来，那么费用支付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适应。请问写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这些是其要点。
沙龙最后给了写信人一个在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该地址是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由罗马情报站报过来的一处实际上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放弃了的地址。如果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的话，他们就会被发现，行动也将被取消。
二十个问题是经精心挑选的，也是在多次搔头皮之后才想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是不想再知道的。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答案的真实性可在有了结果时作鉴定。还有四件事是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的，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让我们看看这个家伙的官位到底有多高。”在看阅那份问题清单时科比·德洛尔说。
最后从特拉维夫大学的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让他把信件的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名字，如果在巴格达的写信人不反对的话，那么他被称呼为“耶利哥”不知是不是会介意？
那封信被从以色列设有使馆的惟一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在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的国家里的一个邮政信箱发信，是危险得令人可怕的。“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显然耶利哥根本不知道密信的书写。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种关系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被采取了。信封也许与炸弹连在一起或者涂有毒药。当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时，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时作核对，如果确实会发生的话。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可行。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中的内容即使遭截取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点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好，我还会写信给你。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耶利哥也许是个真心实意的人的观点在上升。如果那样的话，就需采取紧急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一个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和邮政信箱的方法通讯了。那只能很快制造一场灾难。需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不会遭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的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他不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一名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一名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也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如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抓住，他只不过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的。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工作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应该告诉他们，他没有间谍安插在被委派到巴格达的任何国家使馆里，且因为这件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于是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得到了他们驻在巴格达的使馆人员清单。没人相符合，没人以前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可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也没有。
然而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1988年时有一个机构是在巴格达的，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得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一个叫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的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推定他是愿意提供帮助的。
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验证时发觉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诉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及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是这出闹剧的导演，要么耶利哥是在彻底背叛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关于巴格达的一位客户订购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的业务。显然，大卫在信中说，稍微多一点耐心是需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已经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因为他的母亲得了重病。是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并当即获准了三个星期的事假飞回智利。他在家里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后同意承担这个危险的工作。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的感情是强烈的。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不问缘由就把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出借了，训练组去那里工作了。
训练一名去敌对的地区操纵隐蔽间谍的卡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们向那位30岁的智利人传授书信密写和基本密码、微型照相和微缩胶卷。他们把他带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去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如携带着犯罪的材料。他们告诉他万一他认为已被跟踪了时，要取消约会和接取情报，待以后再进行。
他们向他示范如何使用藏在假钢笔内的化学燃料，以便在洗手间里或在一个角落里在几秒钟之内销毁犯罪证据。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去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做“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呜、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述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或者收取信件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一个邮筒——在一道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在一块墓碑下面、在一个树洞里或在一块旗杆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子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托住了自己的额头，他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自由地活着的话，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的整个期间，他们没一个人知道他回到巴格达以后将要干些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知道。那个智利人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干些什么。
在伦敦停留时，蒙卡达被带到了希斯罗机场旁的五角宾馆。在那里，他遇见了沙米·格桑和大卫·沙龙，他们告诉了他。
“不要试图去查明他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达。“这件工作留给我们去做。只要建立和使用邮筒就行了。我们会寄给你需要答案的问卷。你是看不懂它们的——全是阿拉伯语。我们认为耶利哥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千万不要把我们寄给你的材料试着去翻译。只要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你对他的邮筒即可，不要忘记标上合适的粉笔记号，这样他就知道了该到哪个邮筒去取。当你看到了他的粉笔记号时，你就去他对你的邮筒，把他的答复取回来。”
在一个单独的卧室里，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领到了他的新行李，里面有一架看上去像是普遍游客使用的PENTAX照相机，但装有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胶卷，加上一只看不出什么名堂的铝合金支架，这个架子可把照相机架在一张纸上方一个恰好合适的距离之上。照相机已经预先设定了这个焦距。他的洗漱用具盒内包含了伪装成剃须香水的化学燃料以及各种无色墨水。那只信纸袋里放置着各种经过处理的用于书信密写的纸张。
最后，他们告诉互相通讯的方法，是他在智利受训期间由他们设立起来的。他的信件内容应该是他对象棋的爱好——他原来就是一个棋迷，通信的对象是他的笔友——在纽约的联合国大楼总秘书处工作的乌干达人简斯汀·波可莫。他发出去的信一定要放进联合国外交邮袋从巴格达带往纽约。回信也由波可莫从纽约发过来。
虽然本茨·蒙卡达不知道，但实际上在纽约确有一个叫波可莫的乌干达人。在邮件收发室里也有一名摩萨德的卡查实施对邮件的截取。
波可莫来信的信纸背面经处理后，会显示出摩萨德的问题清单。在没有旁人在场时，要把清单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并放到业经同意的其中一个邮筒里去，让耶利哥去收取。耶利哥的回复很可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每一页纸都要拍照十次，以免万一弄脏，然后把胶卷寄送给波可莫。
回到巴格达后，这位紧张得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的年轻的智利人建立了六个邮筒，大都在断墙残垣或破败的房子上松动的砖头后面、小巷子里的旗杆石下面，还有一个是在一家废弃店铺的石头窗沿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为会被令人可怕的秘密警察团团围住，但巴格达市民表现得与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当他在巡游时根本没人去注意过他。他看上去显然是一个好奇的外国游客，穿行在老市区、亚美尼亚区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农贸市场、在老墓地等地方，寻找着没人会想到去看一看的败瓦颓墙和松动的旗杆石。
他记住了六个不同的地点，三个用于他给耶利哥的信件，另三个用于耶利哥给他的回信。他还选定了六个地点——墙上、大门上、百叶窗上，在其中三处，粉笔记号将提醒耶利哥有给他的信件，另三个可由耶利哥发信号表示某个邮筒里有他的答复等待着收取。每一个粉笔记号对应一个不同的邮筒。他把这些邮筒和粉笔记号的地点写得如此之准确，以致耶利哥只能凭这种书面描述才能找到它们。
他一直在注视尾巴，驾车的或步行的。有一次他受到了监视，但那是马马虎虎的，也是例行的，看来秘密警察只是偶然选几天跟踪外交官。第二天就没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当他把六个邮筒和六个粉笔记号地点全都建立之后，他用一架打字机把详情打了出来，并用心记住了所有细节。他销毁了打字机色带，对打在纸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销毁了底稿，把胶卷寄给了波可莫先生。经位于纽约东河岸上的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收发室，这个小包裹回到了特拉维夫的大卫·沙龙手里。
事件的风险在于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耶利哥。那就意味着要给巴格达那个该死的邮政信箱发去最后一封信。沙龙写给他的“朋友”说，他需要的资料将准确地在十四天以后，即1988年8月18日的中午寄达那个邮政信箱，且需在一小时内取走。
这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确切的书面指示于8月16日到了蒙卡达的手中。18日12点差5分，他进入邮局，问了一下方向就走到了那个邮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进去了。没人来拦住他或逮捕他。一小时后，耶利哥用钥匙打开信箱把包裹取走了。他也没有被拦住或逮捕。
安全的通讯联络渠道建立起来后，信息就开始流通了。耶利哥坚持要对特拉维夫需求的每一批情报标价，如果钱存入了，情报就会发出。他指定了在维也纳的一家相当隐蔽的银行——位于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边的巴尔加塞的温克勒银行，并报出了一个账号。特拉维夫同意了，并立即对那家银行进行了调查。那里是有一个与此吻合的一个账户，因为特拉维夫第一笔转进去的20000 美元没被带着问号退回转账行。
摩萨德建议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万一事情出岔子时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应”。耶利哥一口回绝了。他继续告戒：如果以任何方式试图去勘查那些邮筒或靠近他，或者不汇款，他将立即关闭渠道。
摩萨德同意了，但用其他途径做了尝试。心理的画像画出来了。他的笔迹被做了研究、伊拉克的要人名单被排出来并被做了研究。内勤专家们能做出的全部猜测为：耶利哥是一个中年人，受过中等教育，也许能说一点结结巴巴的英语，有军人或类似军人的背景。
“这样的推测符合伊拉克高层集团的一半官员、复兴党的前五十名要员，还有张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尔不满地大声嚷嚷着说。
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产品是纯金的，内容涉及到政务、传统武器、军事进展、高级将领人事变动、兵器采购、火箭、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两次企图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政变。只是对于伊拉克的核研究项目，耶利哥才显得吞吞吐吐。当然，他被问及了这个问题。核研究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伊拉克的物理学家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那样的人才知晓。如果施压大多是会招致暴露的，他这样报告说。
1989年秋天，耶利哥告诉特拉维夫说，格里·布尔已受到怀疑，并在布鲁塞尔被来自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盯上了。当时利用布尔作为获取伊拉克火箭项目进度情报的另一条渠道的摩萨德，想办法尽他们可能去警告他。他们绝对不可能去把他们所知道的事去当面告诉他——那等于告诉他，他们在伊拉克高层有一份财产，这样的财产任何情报机构都不想让它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鲁塞尔情报站的卡查转弯抹角地间接留下了一些信号：给录像带倒了带、把玻璃杯移了位、把天井的窗户打开了，甚至还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一络女人的长发。
那位火炮设计师变得忧虑了。但程度还不够。当耶利哥关于要消灭布尔的情报到达时已为时太晚。暗杀已经执行了。
耶利哥的情报给摩萨德描绘了一幅几乎是完整的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军队集结图。他告诉了关于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并确认了当时被判终生监禁的乔纳森·波拉德已经传递给他们的图示证据。
摩萨德记着这些已知的情报并推测美国人肯定也已经知道了，他们等待着美国的反应。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学项目、核项目和细菌项目陆续取得进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维夫保持着沉默。
到1990年8月，100万美元已从摩萨德转给了在维也纳的那个账户上。他是昂贵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维夫认为他是值得的。
然后就发生了入侵科威特，不可预见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在8月2日通过决议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之后，联合国认为不应该在巴格达保留一个机构以继续支持萨达姆。8月7日，西亚经济委员会突然关闭，其外交人员被召回了。
本茨·蒙卡达在撤走之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他在一个邮筒里留下一封信，告诉耶利哥他要走了，联系就此中断。然而，他有可能回来，因此耶利哥应该继续去巡视粉笔记号的地点。然后他就离开了。年轻的智利人在伦敦进行了全面汇报，直至肚子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倒出来给大卫·沙龙了。
这样，科比·德洛尔就能正视着奇普·巴怕的脸说谎了。当时，他没操纵在巴格达的“财产”。承认他从来不曾弄清那个叛徒的名字以及他现在甚至失去了联系，这太令人难堪了。但是，诚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万一美国人发觉……事后想起来，也许他确实应该提及耶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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