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士大街的中部有一幢匿名的玄武石建筑，它的大门是蓝色的，外面摆了一些绿色盆景植物。它没有名称，而那些熟悉它的人们很快就能找到它；那些不了解它的人们根本无意进去，只不过是从它的门前边路过而已。这就是布鲁克斯俱乐部，它从来不对外宣传。
然而，这里距英国政府所在的怀特霍尔大街不远，政府的公务员们却十分钟情这里的酒吧。7月22日中午，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就在这里宴请《每日电讯》报的编辑。
布赖恩·沃辛顿，48岁，有二十多年的记者工作生涯。两年前，加拿大业主在英国《泰晤士报》发现了这个人才，聘请他填补了《每日电讯》编辑的空缺。沃辛顿的工作经历是在国外，素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出现。年轻时，他的第一次体验实战，就是报道了福克兰群岛的战争，后来在1990—1991期间又对海湾战争进行了实地报道。
马奇班克斯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预定了一张桌子，远离其他人群，以避免谈话被人窃听。不是每个人都试图窃听别人谈话，而在布鲁克斯的酒吧里，也许人们从来没有偷听别人谈话的想法。然而，要改变陋习毕竟是件困难的事。
“我想，过去我可能提到过，我是在对外事务办公室工作。”马奇班克斯说，餐桌上的盘子里已经摆上了小虾。
“我记得你说过，”沃辛顿说。他仍然三心二意，盘算着是否要接受这个午宴。他每天总是从早晨10点一直工作到日落，而现在要花两个小时吃午饭，如果算上从加那利码头到伦敦西区的往返路程还需要三个小时，考虑这样做是否合算？
“实际上，我是在河下方查尔斯王大街对面的另一栋楼里办公。”马奇班克斯说。
“哦，”编辑说。他听说过沃克斯霍尔区的所有细节，却从没去过那里。或许，这顿午餐能有所收获。
“我特别关心俄罗斯问题。”
“我不嫉妒你，”沃辛顿说。他不停地吃着几片褐色的薄面包，直到把最后一片也消灭了。他身材魁梧，胃口极好。“我原以为形势会急剧恶化。”
“看起来有点像。由于切尔卡瑟佐夫的去世，似乎就要举行下一届总统的选举了。”
年轻的服务小姐端来了小羊排骨和蔬菜，还上了一壶红葡萄酒。当服务小姐走过来时，他们二人都不说话了。
“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服务小姐一走，沃辛就接着说。
“我们看得很准。这些年来，共产党已经失败了，改革派内部也是乱七八糟，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伊戈尔·科马罗夫赢得总统的宝座。”
“这样不好吗？我最新的印象是，他的谈话似乎涉及了一些实际内容。譬如，使货币恢复良性循环，结束目前的无秩序状态，打击黑手党等等。”
沃辛顿看起来是个很爽快的人，谈起话来像是在嘀嘀哒哒地发电报。
“很精彩，听起来也很动人。但是他仍然是个谜，有点令人琢磨不透。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他将如何贯彻他的意图？他说他看不起外国贷款，但是没有国外的贷款他如何搞活经济？更确切地说，他是否打算用毫无价值的卢布来偿还俄罗斯所有的外债？”
“他不会，”沃辛顿说。“你知道《每日电讯》在莫斯科有一名常驻记者，但是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撰写关于科马罗夫的稿件了。”
“现在，他不会正在写吧？”马奇班克斯反问道。“我们不知道。科马罗夫的一些公开发言非常极端，但是他私下又对访谈的人说他不会那么残忍。究竟哪一面是他的真面目？”
“我可以让我们在莫斯科的人找机会安排一次会面。”
“恐怕不会得到批准，”间谍头目马奇班克斯提醒他说，“我想，几乎每一名驻莫斯科的记者都定期与他们联系，而他很少批准与这些外国人与他的会面。他声称讨厌外国的新闻喉舌。”
“我知道这里还有甜饼呢。”沃辛顿说。“我想要一个。”
这个中年英国人很难抵御食欲的诱惑，他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急于要他想吃的食品。于是，服务小姐为他俩每人上了一份小甜饼。
“那么，你说应该如何接近他呢？”沃辛顿问道。
“他有一名公共关系顾问，他似乎很乐意听从他的建议。他名叫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天资聪慧，是美国常青藤联合会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假如想找机会的话，可以利用他一下。据我们所知，他每天都阅读西方出版物，特别喜欢你们杰斐逊先生撰写的文章。”
马克·杰斐逊是《每日电讯》报社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撰写的特约文章定期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他评论的对象是政治、国内外事件。他善于言辞，语言精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
沃辛顿脑子在思索着，嘴里还不断嚼着他钟情的小甜饼。
“这是个办法。”他最后同意了。
马奇班克斯兴奋地继续谈论着自己的计划。“你是知道的，驻莫斯科的记者多如牛毛。但是，如果有一位明星级的大腕作家来吹捧未来的领袖，那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沃辛顿考虑了一下，“也许我们应该将三位总统候选人都书面吹捧一下。这样可以保持他们的心理平衡。”
“好主意，”马奇班克斯嘴上说，他心里并不这么认为，“但是，科马罗夫似乎已经用某种方式迷惑了民众，而另外两个人物却无足轻重。我们上楼喝咖啡好吗？”
“好的，这个主意不错，”沃辛同意了，他们上楼被安排在一幅画像下面就坐。
“我看你对这件事真是很投入。你想从科马罗夫那里得到些什么？”
看到这位编辑如此直率，马奇班克斯露出了笑容。
“是的，我们想了解一些能解答我们上司疑问的事情。这些事情最好不要见报，因为他们也看《每日电讯》。这个人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打算怎么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俄罗斯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而科马罗夫一直认为俄罗斯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他打算怎样重新塑造一个辉煌的俄罗斯？一句话，揭穿这个人的面罩，看他的面罩后面究竟隐藏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秘密的计划？”
沃辛顿沉思起来：“如果有秘密计划，他为什么要向杰斐逊透露详情呢？”
“永远解释不了。人们会因激动而失去自制的。”
“怎么与这位库兹涅佐夫联系？”
“你们在莫斯科的人一定认识他。杰斐逊的亲笔信会很受欢迎的。”
当他们走下宽敞的楼梯来到楼下时，沃辛顿说：“好吧。我心中有数了。如果他有事要说，我会与你们驻莫斯科的办公室联系的。”
“如果这个计划行得通。我还想与杰斐逊交代几句。”
“责令他保守秘密？他可是个刺头！”
“那么，我就是专门对付刺头的橄榄油了。”马奇班克斯说。
他们在人行道上分了手。沃辛顿的司机发现他出来了，赶忙把车从对面的停车场开了过来，司机将把他送回加那利码头。间谍头目决定散步回去，以便消化一下胃里的那块甜饼和酒。
1985年9月，华盛顿。早在1984年，在他开始做苏联间谍之前，埃姆斯就申请了CIA苏联分部罗马情报站站长的职务。1985年9月，他得知他已经得到了这个职务。
这就使他感到进退两难。当时，他不知道克格勃已经迫不及待，迅速地收拾了他所透露的所有叛徒，使他自己被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罗马去意味着他将离开兰利，再无法接触到那301份档案和CIA苏联／东欧分部下属的反情报小组。另一方面，罗马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居住地，职位也很重要。他征求了俄国人的意见。
俄国人同意他去罗马。原因之一是他们眼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将花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逮捕及审讯工作。埃姆斯已经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收获，而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铃铛小组在莫斯科只做了极其少量的相关工作。要完成所有的资料分析工作将花费数年时间。
在过渡时期，埃姆斯又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在他后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给苏联外交官丘瓦欣提供的情报里，有在兰利登记注册的几乎每一个间谍的背景材料。不仅有每个人的简历、任职情况和工作成果，而且还有照片。克格勃预先掌握了这些资料后，不管这些CIA的间谍出现在何时何地，他们立即就能被发现。
此外，俄国人认为罗马是欧洲分部的要害部位之一，埃姆斯可以掌握CIA及其盟国在西班牙至希腊之间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军事活动，这个地区对于莫斯科来说至关重要。
最后他们还知道，在罗马与他接头要比在华盛顿容易得多，因为在华盛顿他们一直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十分危险。因而，他们催促他尽快上任。
还是在那个9月，埃姆斯启程去语言学校，开始学习意大利语。
兰利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只是此刻还未降临。他们在俄罗斯的最优秀的特务中有两三个人似乎失去了联系，这件事令人烦恼，但还不是灾难性的结局。
埃姆斯交给克格勃的许多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是关于刚调到苏联／东欧分部的一个年轻人的资料。埃姆斯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在办公室到处传有关于他的佳话，人们认为他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他的名字就叫贾森·蒙克。
老根纳季长年累月地在那些森林的树丛里采集蘑菇。退休后，他利用天然的免费资源弥补他那不充足的退休金，他把新鲜蘑菇卖给莫斯科最好的饭店，或者把蘑菇风干后卖给为数不多的熟食店。
采蘑菇最好是在清晨，尽可能在黎明前进行。蘑菇是在夜间生长的，黎明后就成为各种野鼠和松鼠进攻的对象，更糟糕的还会遭受其他采蘑菇人的袭击。
7月24日清晨，根纳季和往常一样骑上他的自行车，带着他的狗离开了他居住的小村庄，奔向他所熟悉的大森林。在夏天，温暖潮湿的夜晚抚育了繁茂的蘑菇。他估计，天亮前他就能采集到满满的一大篮蘑菇。
他选择的森林就在通往明斯克公路的旁边，公路上一辆辆卡车轰鸣着向白俄罗斯首府的方向驶去。他骑车进入了森林，将他的自行车放在一棵较易辨认的大树旁边，然后拿上他的灯芯草篮子采蘑菇去了。
半个小时之后，他已经采集了大半篮蘑菇，此时的太阳正冉冉升起。突然，他的狗汪汪地狂叫着朝一片灌木丛奔去。他的狗经过了特殊的训练，能够嗅出蘑菇的味道，显然它发现了别的什么东西。
当他接近狗叫的地方时，一股浓浓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太熟悉那种味道了。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从波兰中部维斯瓦河到柏林的数年征战中，他难道还没有闻够那股死尸腐烂的味道吗？
尸体是被抛弃或者是生前爬到那里死亡的。他是一名骨瘦如柴的老头，全身上下伤痕累累，眼睛和嘴是张开的。眼珠已被林子里的鸟叼走了。三颗钢牙在露水珠下闪闪发光。尸体的上身裸露着，附近堆放着一件旧外罩。根纳季又闻了一次，他推测：尸体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他迟疑了一会儿。他这把年纪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但采集蘑菇毕竟是更重要些，他此时此刻还顾不上想尸体的事了。他可以听见100码之外，树林外面公路上卡车的隆隆声，它们正离开莫斯科朝着明斯克方向驶去。
他把蘑菇篮子装满后，骑车返回了村庄。回家后他把蘑菇从篮子里倒出来，摊开、晒在阳光下。然后，他跑到当地镇政府办公室，准备报告此事。办公室很小，而且没有人，但是有一部电话。
他拿起电话按下了02号码，接电话的一方是警察局的中央控制办公室。
“我发现了一具尸体。”他说。
“姓名？”那边问道。
“我怎么知道他的姓名，他死了！”
“白痴，不是他的姓名，是你的姓名。”
“你是想让我挂机吗？”根纳季说。
对方叹了一口气。“先别挂机！只要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现在的位置就行了。”
根纳季照办了。控制办公室的警察迅速在地图上查到了出事的地点。它位于莫斯科市区内，虽然在最西边，但在仍然在莫斯科的管辖范围之内。
“在原地等着。一名军官将去见你。”
根纳季原地待命，等了半个小时。来者是一名穿制服的年轻检查员，还有其他两名民兵。他们是乘坐普通的黄蓝色吉普车来的。
“你就是那个发现尸体的人？”陆军中尉问到。
“是的。”根纳季回答到。
“好吧，咱们走吧。在哪儿？”
“在树林里。”
此刻，坐在警察的吉普车里的根纳季感到自己很重要。
他们在根纳季建议的地方下了车，排成一行在树林里搜索前进。很纳季找到了他曾经停放过自行车的那棵白桦树，然后顺着小道走下去。不久他们就闻到了那种气味。
“他在那里，”根纳季指着那个土丘说，“尸体的味道很难闻，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三个警察靠近了尸体，仔细查看。
“看看他的裤子兜里有没有什么东西，”那名军官对他一名手下的士兵命令道。他又对另一名士兵说，“去检查一下那边的外罩。”
一名士兵检查了死者两个侧边的裤兜，什么也没有找到。然后，他用皮鞋尖把尸体挑翻过来，下面全是蠕动的蛆。他检查了后裤兜，然后他摇了摇头，颤颤磕磕地退了回去。另外一名士兵把外罩也同样翻了一遍。
“什么都没有？没有身份证？”陆军中尉问道。
“什么都没有。钱、手绢、钥匙、证件全都没有。”
他们听到公路上机动车的轰鸣声。
“闯了车祸就逃走了？”其中一名警察提示说。
“这离公路有多远？”军官问道。
“约有100米。”根纳季回答道。
“车祸后，肇事司机逃走时会很匆忙，他们不会把死者从100米远以外的地方拖到这里来的。不管怎样，在这样的树林中，拖10米还是有可能的。”中尉分析道。
接着，他又对手下的一名士兵说：“沿着这条道走到公路上去，看看路边有没有被轧辗碎的自行车或被撞坏的轿车。也许他是在其它地方被车撞伤后，自己爬到这里来的。在公路上呆着，一会儿把救护车带过来。”
军官用他的手机请求再派一名调查员、一名摄影师和一名法医人员到现场。他所看到的死亡结果很可能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他还要求派一辆救护车来，尽管他已明确地告诉他们人已经死了。一名士兵离开了树林向公路走去，剩下的人走到离臭气较远的地方，等待其他人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先是一辆淡黄色的吉普车奔驰而来，车上载着三个穿便装的人。士兵挥手示意他们停车，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步行进了树林。其中一个侦探向中尉点了点头。
“谁发现的死者？”
“那边那个采蘑菇的人。”
侦探朝根纳季走过来。
“把事情经过再从头到尾给我讲一遍。”
摄影师先拍了照，然后医生戴上薄纱口罩，迅速进行验尸检查。他直起身来，把橡胶手套从手上拽下来。
“该买瓶好酒犒劳我了。我确定这是谋杀。实验室会告诉我们更详细的结果。他死之前，受到过严刑拷打。但可能不是在这里。祝贺你，沃洛佳，你今天的第一个死尸案已经有眉目了。”他提到死尸时，使用了俄罗斯警察和黑社会常用的俚语。
从救护车上下来了两个勤务兵，他们抬着一副担架穿林而来。医生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他们把尸体装进了尸体袋，并迅速拉上了袋口的拉链。然后，抬着尸体朝路边的救护车走去。
“我没事了吧？”根纳季问道。
“还没完事呢！”侦探说，“我们还需要你到警察局去，协助我们录口供。”
警车沿着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向回走了3 英里，他们把根纳季带回到警察的领地——西区警察总部。运尸体的车继续向前，要把尸体送到市中心的第二医学研究所的太平间去。到达太平间后，尸体暂时被放入冷藏柜内，还不能立即检查。因为那里法医的人数远远满足不了要求，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985年10月，也门。
10月中旬，贾森·蒙克进入了也门。虽然这个国家又小又穷，但是也门人民共和国有个一流的飞机场，它早先是皇家空军的军事基地。那里不但可以，而且确实降落过大型喷气式飞机。
虽然蒙克的西班牙护照及其相关的联合国旅行证件引起了移民局的极大兴趣，但是最终并未引起其怀疑，半小时候后。他紧握着拳头顺利地过了关卡。
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确实向罗马通报了有关他要到来的消息，但是，他们通知的日期比蒙克实际到达的日期整整晚了一周。因此，没有车去机场接他。他乘出租车来到了新建的法国大酒店，这个酒店位于连接亚丁和大陆的岬角上。尽管他有完善的证件，而且他预计不会遇到真正的西班牙人，但是他还是十分清楚自己的境地，他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间谍活动都是由大使馆内的军官执行的，他们对外公开的职务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因此，一旦出事，他们可以利用外交人员的豁免权渡过难关。
有一些军官是“公开的”，他们毫不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地反情报人员了解并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真正的任务却被巧妙地隐瞒了起来。在一个敌对国的领土上建立的情报站里，总是有一些“非公开”的军官，他们的对外身份只是贸易、文化、档案或新闻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非公开军官在街上被跟踪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隐蔽的接头地点或参加秘密的会议，而那些公开的军官则容易被跟踪。
然而，一个不能以外交工作掩护自己的间谍，是无法享受维也纳有关外交豁免权的协议了。如果一名外交人员暴露了真实身份，他可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除出境。他的国家将抗议他的人被无辜驱逐，反过来，他的国家也要驱逐一个对方国家的外交人员。这种针锋相对的游戏结束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但是，参与秘密间谍活动则是非法的。对于这类间谍来说，暴露身份就意味着要受到可怕的折磨、长期的集中营生活或者孤独地死亡，一切取决于他被捕的国家。即使指派他来工作的上司或组织也几乎是无能为力。
在民主的国家里，将进行一次公平的审判，而且监狱里也有人道主义的待遇。在专制的国家里，根本没有人权，那里的一些人从未听说过人权二字。南也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甚至在1985年美国在那里还没有大使馆。
也门10月份的天气仍然十分炎热。礼拜五是休息日，这一天没有人上班。蒙克内心在想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里，一个体格健壮的俄国军官不上班时会干什么呢？游泳倒是一个很合理的主意。
由于安全的原因，他没有与纽约那位最初提供消息的人，即与那个联邦调查局官员一起吃饭的那位老同学再次接触。假如有他的帮助，可以进一步掌握索洛明少校的外貌特征，甚至可以画一张人物肖像，甚至也可以一起回到也门，实地辨认出索洛明。但是，他估计提供消息的人也是一名吹牛大王。
要找到俄国人并不费劲，市里面到处都能找到。显然他们可以与西方欧洲阵营的人自由交往，这一点在莫斯科是不允许的。也许是炎热的气候把苏联顾问小组的人都赶出了房间，他们无法日夜呆在他们的大院里。
岩石酒店和新法国大酒店都拥有充满魅力的游泳池。此外还有阿比扬海滩，那里有婉蜒的沙滩和起伏的海浪，所有的外国人在下班后或节假日常去那里游泳。况且，在市里面还有一个PX风格的俄罗斯物资供应所，那里允许外国人去购物，苏联人也需要外币。
他很快就发现：出入上述场所的人几乎全是俄罗斯的军官。会讲阿拉伯语的俄罗斯人屈指可数，会讲英语的也不多。会讲其中一种语言的人，必须是上过了某种特殊的学校，即培养军官的学校。普通士兵和军士们不可能懂其中任何一种语言，因此无法与也门人交流。佩戴着非现役职衔的人可能仅限于机械师和厨师。勤务兵是雇佣当地的也门人。俄国士兵没有钱，无法去亚丁的高级娱乐场所消费。军官的津贴里却有硬通货币。
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美国人，发现了那个貌似索洛明的俄国人在岩石酒店独自喝酒。俄国人的确喜欢喝酒，并且他们喜欢扎堆喝酒。在法国大酒店游泳池的俄国人群，肯定无懈可击。为什么索洛明要独自饮酒？那天晚上仅仅是个意外情况吗？或者他就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
这里可能有另一条线索。那个美国人曾把那个俄国人描述为高个子、黑头发、杏仁状眼睛、体格健壮的人。他具备东方人的特征，但是他也有个高鼻梁。兰利的语言学专家根据他的名宇推断：他应该是苏联远东某个地方的人。蒙克知道俄罗斯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公开鄙视任何一个非纯种的俄罗斯人。或许，索洛明就是对那些嘲笑他亚洲血统的人怀恨在心。
天黑以后，蒙克找遍了俄罗斯的物资供应所、游泳池和酒吧，目标再也没有出现。那里的俄罗斯军官全部是单身居住，晚上几乎都要出来消遣。
第三天，他身着拳击短裤，肩膀上搭了条毛巾，在阿比扬海滩闲逛时，看见一个人走出了海滩。
这个人约6英尺高，膀大腰圆，不太年轻，约有40岁。他头发乌黑，像大乌鸦的翅膀。但是，当他举起手臂，挤出头发上的水时，腋窝下却很少有体毛。东方人一般很少有体毛，而黑头发的白种人通常体毛很多。
他走到沙滩旁，找到他的毛巾，面朝大海仰卧在沙滩上。他戴上一副墨镜，仰望着天空，不久便陷入了沉思。
蒙克匆匆脱去他的衬衫，向下边的海边走去，就好像第一次闯海游泳的人一样。海滩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很自然地，在离那个俄国人1码远的地方找了块空地。他拿出钱包，然后用他的衬衫裹住钱包，再用毛巾包住。用他的脚尖蹭脱掉了凉鞋，把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起。然后他四处张望起来。最后他抬头看了看那个俄国人。
“麻烦您再呆几分钟，好吗？”
那个俄国人瞥他了一眼，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帮我看一下东西好吗？别让那些阿拉伯人把它们偷走了！”
那个俄国人再一次点了点头，然后又继续凝视着海洋。蒙克跑下海滩，在海里畅游了10多分钟。他浑身滴着水上了岸，朝那个黑发俄国人微笑着。
“谢谢。”
那个人第三次点了点头。
蒙克用毛巾擦干了身子，坐了下来。“美丽的大海，优美的海滩，只可惜，拥有它的却是这些人。”
“哪些人？”俄国人第一次用英语开口说话了。
“阿拉伯人，也门人。虽然我在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已经不能容忍他们了。都是些无用的人。”
俄国人的那双眼睛在墨镜后面望着他，但是蒙克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两分钟之后，他继续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我正在教他们使用基本的工具和拖拉机，目的是为了增加他们的食品产量，让他们有饭吃。却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摔坏或撞坏了。在这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和联合国的钱。”
蒙克的英语很流利，但是带着西班牙口音。
“您是英国人吗？”那个俄国人终于开口说话了。
“不，我是西班牙人。是执行联合国的食品和农业计划的援助人员。您呢？也是联合国的人吗？”
那个俄国人咕哝着说出了否定的答案。“我是苏联人。”他说。
“晤，这里的气候要比你们那里热一些，而对我来说，这里和我们那儿几乎一样。我恨不得马上就能够回家，真的不想再呆下去了。”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俄国人说，“我喜欢寒冷的气候。”
“你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了吗？”
“已经呆了两年，还要再呆一年。”
蒙克大笑起来。“天啊，我们也要再呆一年，而我可呆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这里呆着真没意义。晤，我得走了。你在这里已经呆了两年了，肯定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饭后消遣，喝点酒？有没有夜总会？”
俄国人嘲笑地对他说：“没有什么夜总会。岩石饭店的酒吧非常安静。”
“谢谢。顺便说一下，我叫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马丁内斯。”
他伸出了手，俄国人迟疑了一下，还是同他握手致意。“彼得，”他说，“或者叫我彼得·索洛明。”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那个俄国人回到了岩石酒店。
顾名思义，这个前殖民地旅馆是建造在一块岩石上的，连着大街的台阶直通到旅馆的顶层，那里有一个面积不大的酒吧，可以看到码头的全景。蒙克要了一张靠近窗户的桌子，坐下来向外凝视着码头的夜景。通过窗子里的玻璃反射，他可以看见索洛明进了酒吧。只是一直等他喝完了杯里的酒，才转过身来。
“晤，彼得，我们再一次见面了。来和我一起喝酒吧？”
他示意他坐到桌子的另一张椅子上。那个俄国人迟疑了一下，然后还是坐下了。然后，他举起了啤酒杯向蒙克祝酒。
蒙克也举起了酒杯，笑了笑说：“金钱、工作和爱情，你可以随意颠倒这三者的顺序。”
那个俄国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笑得是那么甜美。
他们开始海阔天空地聊天了，他们都认为无法与也门人一起工作，看见他们毁坏机器设备时都感到很气愤，他俩都觉得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毫无意义。他们也谈起了遥远的家乡。
蒙克对他讲述了他的出生地，安达卢西亚的故事。在那里你可以在同一天里，既体验内华达山脉高山滑雪的滋味，又可以享受下面温泉游泳的乐趣。索洛明描述了冰天雪地里深山老林的景象，那里仍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老虎、狐狸、狼和鹿，它们仍然是老练猎手的猎物。
他们连续四个夜晚在一起喝酒谈天，彼此谈得很投机。
在第三天，蒙克见到了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计划负责人，他是一名荷兰人，正在南也门巡回视察。罗马的CIA情报站已经得到了一份有关该计划的详细报告，蒙克早已将其背下来了。此外由于他是在农村长大的，他所掌握的农业知识有助于他对问题的解释，因此那个荷兰人对他印象很深，高度赞扬他的才能。
经过许多次深夜交谈，他听说了并了解到了关于彼得·索洛明少校的许多事情。
1945年索洛明出生在一个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恝角地带，南边紧邻北朝鲜。那个地方是滨海边疆区，他出生的城镇叫乌苏里斯克。他父亲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但是他教他的儿子讲的却是他们部落的语言，尤迪语。他一旦有时间，就带他的儿子回到大森林去。因此，儿子对抚育他成长的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忘不了他所熟悉的森林、大山、河流和动物。
在19世纪俄罗斯人最后征服尤迪人之前，作家阿尔谢尼耶夫曾访问过这片被包围的土地，并且写了一本关于该民族的专著，这本书很有名，至今仍在俄罗斯流传。书名为《远东虎》。与西部和南部的矮个子、相貌平平的亚洲人不同，尤迪人个头很高，面部特征很突出。许多世纪前，他们前辈中的一些人向北跨过苏纳罗斯海峡，进入了当今的阿拉斯加，然后又向南，遍布加拿大，成为当今的苏人和夏安人。
望着桌子对面的西伯利亚的魁梧大汉，蒙克眼前仿佛出现了普拉特河和保德河上水牛猎手的面孔。
年轻时的索洛明面临着两种选择：当工人或当兵。他乘上北去的火车到哈巴罗夫斯克应征入伍。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到部队度过三年军事生涯，两年之后，挑选最好的士兵授军士军衔。他的表现很出众，所以选送到军事学校学习。又过了两年之后，他晋升为中尉。
他当了七年中尉和上尉，然后在他33岁时被提升为少校。那时他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孩子。面对着种族歧视的威胁，他靠自我奋斗，不断进取。曾经有好几次，他凭借他那强有力的拳头解决了争端。
1983年，他第一次被派到国外也门就职。他知道，他的大多数同事们都喜欢这个差使。虽然这里环境艰苦，气候炎热，缺少娱乐设施，但是他们的住房很宽敞，这一点与苏联大不一样，在苏联他们大部分人是挤在破旧的英式营房里。这里有丰富的食物，能在海滩上烤烧羊肉和鲜鱼。他们可以游泳，使用文档目录，预定欧洲的服装、影像制品和音乐磁带。
彼得·索洛明十分欣赏这所有的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费文化带给他的喜悦。然而，他对自己所服务的政体显然有些不满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可也深深知道：他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这个俄国人来说，要达到今天这个职位，他必须通过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考验，先要成为青年团的一员，然后再入党。假如他要以上校的身份在海外任职，必须首先加入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苏军明确规定了的。他内心对此愤愤不平。
1982年，也就是在他到也门任职的前一年，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领袖的职位上，索洛明先被调到莫斯科国防部行政处工作，后来到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
那么，这又有何意义？
第五个晚上，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时，蒙克得到了答案。
在那里，有一名副部长物色他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的任务是那位副部长正挪用国防预算资金，要沿河滨为自己建造一所豪华的郊外别墅。
这位副部长不顾党纪国法和做人的基本道德，命令100名士兵在河滨的丛林里为他建造奢侈的别墅。索洛明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厨具，这些橱柜被镶嵌进墙里，十分华丽，令随军的家属们羡慕不已。他也看到了每个屋里都安装了日本产的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安装的是从斯德哥尔摩进口的、固定的镀金浴具，鸡尾酒酒吧里放满了苏格兰威士忌等陈年佳酿。这种亲身体验，使他开始厌倦他效忠的党派和政体了。有这种感觉的苏联军官绝对不止他一个。许多人，开始时都是忠心耿耿地效力于苏联的卫士，现在已经发生了转变，变得仇视苏联的腐败和专制制度。
他夜晚自学英语，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的世界新闻节目。虽然这两个电台的节目也用俄语广播，但是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他听到的消息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思想截然不同，实际上西方并不想与苏联开战。
来到也门后，他更加仇恨他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拥挤在一些狭小、破旧不堪的房屋里，而那些有权有势的特权人物们却享受着豪华的大厦、漂亮的别墅。他们花着我们的血汗钱，过着像王子一样的生活。我的妻子连一把好的吹风机或者一双高质量的鞋都买不起，而他们却挥霍几十亿资金疯狂地建造洋楼和大厦……”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蒙克抱有希望地说。西伯利亚人却无望地摇了摇头。
自从那年3月以来，戈尔巴乔夫就开始执政了。但是，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主动愿意改革的，直到1987年的后半年，才开始有点起色。另外，索洛明已经两年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国土了。
“根本没有什么变化，那些高层人物尽是胡说八道！埃斯特万，你听我说，自从我搬到莫斯科以后，我看到的浪费现象和肆意挥霍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蒙克说：“但是，新上来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或许能改变些什么，我并不这样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俄国人民会推翻这种专制的政体，他们将自主地投票选举自己的领袖，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这个时刻，不久就要来临了……”
“时间太长了。进展太缓慢了！”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暗地策反活动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的国家里，一名忠诚的苏联军官得到策反的信息后，随时会向他们的大使汇报，结果可能导致一场外交事件。然而，在暴政的体制下，他也有可能被长期监禁，直至默默地死亡。蒙克在索洛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我的朋友，你可以帮助它加速其变化！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它彻底地发生变化！按照你希望的方向变化！”
索洛明有意识地盯着蒙克看了足足有扣秒钟。蒙克反过来也凝视着他。
最后俄国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想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彼得，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会将我出卖？那样，你也许知道那些人在我死去之前会怎样折磨我！那么，你也将独自在那专制的政体下，继续生活吧！”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我不会向那些畜牲出卖任何一个人的。但是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简直是疯了。我警告你，那他妈的要小心一些！”
“也许，你更应该小心一些！我有事，得赶紧走了。重要的是，你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你整天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怀恨在心，却无任何行动。这样下去，不是都疯了吗？”
俄国人站起身来，他没喝他的啤酒。“我是必须考虑考虑。”他喃喃地说。
蒙克仍然使用俄语说：“明天晚上见吧。如果你自己如约而来，咱们就谈谈；如果你带着卫兵一起来，那么我就必死无疑了。如果你不来，我将乘下一个航班离开这个地方。”
索洛明少校大踏步地径直走了。
按照所有标准的工作程序，蒙克应该尽快离开也门。想到也门的骚乱和可怕的秘密警察，他现在进退两难。既没得到否定答复，也没得到肯定回答。最后，他拿定了主意，再等待24个小时。
24个小时后，少校准时赴约，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又过了两天。蒙克带来了藏在化妆品里的基本通信工具：隐显墨水、安全的地址以及那些含有隐藏意义的普通短语。索洛明不会在也门呆很长时间了，还有一年时间他将回到莫斯科。到那时候，如果愿意，他还可以随时通信联络。
他们分手时，握手持续了好几秒钟。
“祝你好运，我的朋友。”蒙克说。
“用我们家乡话说，祝你捕到好猎物！”西伯利亚人回答道。
为了防止被人看见他俩一起离开岩石酒店，蒙克坐着没动。他思索着，新招募的人需要个化名。
天空中群星闪烁，那耀眼的光芒只有在热带的地方才能见到。蒙克在群星中选中了猎户星座。新招募间谍的化名——猎户星座就这样诞生了。
8月2日，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收到了英国记者马克·杰斐逊发来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信是用伦敦《每日电讯》的抬头稿纸写的。虽然是用传真发给该报社莫斯科分社的，但它又被人工递给了爱国武装联盟党的总部。
杰斐逊在信中明确地表示：他个人对伊戈尔·科马罗夫十分钦佩，赞美他在反动乱、反腐败和反犯罪等方面所表现的姿态和决心，而且他已经对于该党领袖在最近几个月内的发言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说随着俄罗斯总统最近的不幸去世，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再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他希望能在8月上旬访问莫斯科。为了照顾面子，他肯定还将采访左派和中间派的未来总统候选人。然而，这仅仅是在做表面文章而已。很显然，外界真正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已经在竞争中获胜的伊戈尔·科马罗夫身上。如果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能设法引见他与科马罗夫先生的会面，他，杰斐逊，将不胜感激。他承诺，将在《每日电讯》以及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联合组织的报刊头版上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库兹涅佐夫的父亲曾在联合国任职数年。那时，他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把他的儿子送到康奈尔大学读书直到毕业。因此，库兹涅佐夫对美国要比对欧洲了解得更清楚。然而，他也肯定了解伦敦。
他还知道，美国新闻界更趋向于新闻自由化，他们在以前的会见中一直对他的老板持敌对态度。科马罗夫最后一次会见美国人是在一年以前，当时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充满敌意。自那以后，科马罗夫拒绝接见的人中，更多的是美国的新闻记者。
但是，伦敦就不同了。伦敦几家主要报纸和两家国家级杂志是坚决的保守派，虽然对右派的保守程度还远远达不到伊戈尔·科马罗夫在他的公开声明中所表现的那样。
“总统先生，我建议对马克·杰斐逊破例。”在第二天的周会上他对科马罗夫说。
“这个人是谁？”科马罗夫问道。他讨厌所有的新闻记者，包括俄国新闻记者。他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没有必要回答。
“总统先生，我这里准备了一份有关他的情况的档案。”库兹涅佐夫边说边递给他一个细长的文件夹。“您可以看出，他支持恢复本国的死刑方案。他还极力反对英国加入正在走下坡路的欧洲联盟。他是一名坚定的保守分子。他最后一次提到您时说，您是伦敦应该支持的，并应该进行贸易往来的那类俄罗斯领袖。”
科马罗夫咕哝着表示同意。他的答复，当天作为急件送到了《每日电讯》的莫斯科分社办公室。根据急件内容，科马罗夫定于8月9日在莫斯科与杰斐逊先生会面。
索洛明少校和蒙克都没预料到他会提前九个月结束在亚丁的任务。1月13日，也门两个相互对立的核心派别之间爆发了一场武装冲突。这场内战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所有的外国使节，包括俄罗斯人，不得不撤离也门。从1月15日开始，撤离行动一共花了六天时间。彼得·索洛明与其他外交人员一起乘船离开了也门。
由于飞机场被大火烧毁了，海路成了撤离也门惟一的直接通道。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凑巧正从红海南端驶来，向澳大利亚驶去，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巡回访问作准备。此时，正停在中途的亚丁湾附近。亚丁的英国大使馆向伦敦的舰队司令发出了求救急电。伦敦将此件交给了女王的私人秘书。他与君主商讨之后，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命令大不列颠号游艇尽全力救援。
两天后，索洛明少校与其他俄国军官一起，急急忙忙地奔向阿比扬海滩。这时，大不列颠号游艇正停靠在那里，英国水兵将他们从齐腰深的海水中拽上游艇。一个小时之内，那些被吓呆的俄国人已经被安排在游艇上女王宽敞的私人客厅里，他们正在打开借来的铺盖卷。
大不列颠号第一次执行救援任务就装了431名难民，此后，在连续的救援行动中，一共从阿比扬海滩上救助了55个国家的1086人。在撤离行动的间隙期间，它还穿过非洲好望角到吉布提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索洛明和他的同事们再转道大马士革，然后从那儿乘飞机回到莫斯科。
当时，没人知道索洛明回去后会如何行事。一方面，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水手们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遇难人员主动伸出了友谊的援助之手；另一方面，是在莫斯科那些令人沮丧的妄想狂的严厉盘问。
所有CIA的人都知道，他们招募的某一个人已经提前三个月返回莫斯科了。他有可能会与他们取得联系，也有永远失去联系的可能。
在那年的整整一个冬天里，CIA苏联分部的作战部门逐步被瓦解了。在俄罗斯境外为CIA效力的俄罗斯间谍，逐个秘密地因下列不同的理由被召回国内：你母亲生病了；你的儿子在学校表现很差，需要父亲的帮助；正在准备召开一个军衔评定会议等等。他们都一个个地中了圈套，分别返回了苏联。他们一旦踏上苏联的土地，就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带到格里申上校的新基地——远离卢比扬卡监狱，又隶属于该监狱的分支机构受审。兰利却对这些人员的被捕一无所知，它仅知道他们的人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至于那些在苏联境内工作的CIA间谍，他们早已停止了发送常规的所谓“生活信息。”
在苏联境内，无法在办公室给某人打电话，无人请他们喝咖啡。因为所有的电话都安装了窃听器，所有的外交人员都受到监视。外国人，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被辨认出来，因为他们的装束与众不同。所以间谍之间的联系必须特别小心，通常很少相互交往。必须取得联系时，他们往往采取秘密信箱的“投递”方式。这种基本伎俩听起来很原始，而至今仍在使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生前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投递情报的。投递物被放在一个小型的容器里，然后再存放在一个隐蔽的地点，例如一个空的排水管里，某个石缝里或者树洞里。
间谍先将一封信或者一卷微型胶卷放进隐蔽地点，而后用粉笔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做个标记，以便通知他的雇主，他已经在某地投放了情报。大使馆的车路过此地时，可以很容易地透过车窗发现间谍做的标记。由于车后面常有当地反情报人员的跟踪，大使馆车里的人即使发现了信号，也不能立即停车，要继续行驶，从长计议。
之后，再由一名非公开身份的军官，设法躲过一切监视，最终将情报取回。并且，他很可能在投放地点留下一些钱或者留下进一步的指令。然后在某个地方，他同样也做一个粉笔记号，表明收到了情报或其他信息。投放情报的间谍开车路过此地时，一看到这些记号，就知道他的情报已被取走，或者还有些东西等待他去领取。他将在夜深人静时，再去取回留给他的东西。
间谍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他的上线保持数月乃至数年的联系，而他们之间可能从没见过面，即使见面，有些也是互不相识。
如果该间谍要离开首都，无法与使馆人员联系，或者他没有任何可投递的情报，按规定他应该定期发送“生活信息”。在首都，使馆人员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更多的粉笔记号，可以根据记号的形状和位置判断他们的意思：我很好，但是现在没有可提供的情报；或者我很担心，我已被监视，等等。
当间谍位于苏联的边远地区，无法为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留下秘密的标记时，他们最喜欢利用各大报纸上的短篇广告刊登生活信息：鲍里斯有一拉布拉多小狗要出售，联系电话……。这样一则广告与其它众多广告并无多大区别，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而在大使馆内，间谍头目可以看懂其中的内涵。这些广告普通字面的意思都可以被翻译成有特定含义的词句。拉布拉多小狗的意思可理解为“我很好，”而另一种狗的意思是“我已陷入困境。”“娇媚”的意思是“我下周回莫斯科，将恢复正常投递。”“令人愉快”的意思或许是“我至少一个月内无法返回莫斯科。”
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活信息必须一直出现。假如没有了“生活信息”，很可能预示着间谍出问题了。也许是间谍得了心脏病，也许出了车祸，或者住院了。假如所有的生活信息都消失了，那么问题就大了！
从1985年到1986的秋冬，就发生了这类问题。所有的间谍都停止联系了。戈迪夫斯基发送了一条令人绝望的信息：“我深陷困境”，然后英国人把他救了出来。博克汉少校感到苗头不对，自己跑到美国大使馆避难。其他12个人都消失了。
每一位在兰利或在国外的间谍小头目，都知道自己控制的间谍失踪了，而且都把消息汇报上去了。凯里·乔丹和苏联／东欧分部的负责人掌握了全局情况，他们意识到：严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克格勃采取了那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搜捕了所有间谍，反而救了埃姆斯的命。CIA认为：如果叛徒仍然隐藏在兰利的关键部门，那么没有人胆敢对所有的间谍发动如此闪电式的袭击。因此，他们根据自己想当然的推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他们这支精锐的队伍里不可能存在叛徒。然而他们必须进行一次疯狂的搜索，但是搜索目标却不是在他们兰利的内部，而是其它的地方。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爱德华·李·霍华德——早期一场惨败的关键人物，后来安全地隐藏在莫斯科。CIA的苏联／东欧分部曾打算派霍华德到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任职，向他讲述了该分部的所有作战详情。就在他任职前夕，他被发现有经济问题，而且他还有吸毒嗜好。
CIA忘记了马基雅弗利式的为人准则，他们解雇了他，但是允许他有四处走动的自由。两年时间里没告诉任何人。在那一段时间里，霍华德整天坐在公园的板凳上，苦思冥想：如何去投靠俄国人？最后CIA向FBI承认了真相，联邦调查局勃然大怒，亲自将他监视起来。后来还是FBI把事情搞糟了。他们捕捉不到他的踪影，但是他却发现了他们的意图。1985年9月，霍华德进入了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两天之内经哈瓦那转送到了莫斯科。
经核对，霍华德可能出卖了三名，甚至六名下落不明效力CIA的间谍。事实是，他只出卖了他了解的那三名间谍。但是在六个月以前，他们已经被埃姆斯泄露给俄国人了。结果，这三个人都是被出卖了两次。
另一条线索来自苏联人本身。克格勃急于保护他们的地下工作者，因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分散注意力和故意透露假情报活动，其目的在于将CIA的注意力引入歧途。他们成功了。东柏林假装泄露一条真情报：CIA的一些密码已经被破译，其无线电信号已经被截获了。
这些密码是从CIA在维吉尼亚沃伦顿的一台大型秘密发射机中发出的。CIA对在沃伦顿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年的详细检查，丝毫没有发现泄露密码的痕迹。假如密码被破译了，克格勃自然也会了解其它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其它事情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可以确定密码尚未被破译。
克格勃精心培植的第三个种子是他们辉煌的侦探工作。他们得知，兰利普遍流行骄傲自满情绪，有一个报告曾暗示“每一项行动都在其内部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换句话说，所有这14名间谍都突然决定像白痴一样表现他们自己。
并不是所有的兰利人都感到心安理得。其中之一是凯里·乔丹，另一个人是格斯·哈瑟维。在更低的一个层次，蒙克通过内部秘密情报得知，他所在的分部正在被逐步瓦解。
CIA对那301份记录所有秘密细节的档案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总共有198人看过这些档案。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果你深入苏联内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你最不需要的事情，是让198名完全陌生的人阅读你的档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