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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枪杀地点不远处有一个饭店，里面有个人听见了那个妇女的尖叫声，他向窗外望去，然后借饭店经理的电话拨通了03，叫来了一辆救护车。
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原以为他们是在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对襟的蓝色夹克衫的前面有两个子弹孔，地下流淌着鲜血。救护车向着最近的医院急速行驶，车上的人同时给警察通了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谋杀案分部的瓦西里·洛帕京检查员闷闷不乐地盯着博特金医院外伤科推车上的尸体，而夜间值班的外科医生正在脱去他的橡胶手套。
“没希望了，”那位外科医生说，“一颗子弹打中了心脏，是近距离开的枪。子弹还留在体内的某个地方。尸体解剖时会找到的。”
洛帕京点点头。了不得！莫斯科城内有手枪的人太多了，足够重新装备一支部队。他知道，根本无法找到那支杀人的手枪，更不用说那支枪的主人了。他确信，外面的基赛尔尼大街上目睹枪杀案的那个妇女已经不见了。她似乎看见了两个杀手和一辆轿车，没有描述细节。
在台车上，死者那多雀斑的苍白面孔上愤怒地突起了姜黄色的络腮胡子，脸上带有略微吃惊的表情。一个勤务兵将一个绿色的单子盖在尸体上，从而遮住了他那双再也看不见东西的眼睛。
现在尸体身上的衣服全被脱掉了。衣服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有几件个人物品放在一个钢制的肾形状的盘子里。侦探走过来拿起夹克衫，看了看衣领内的商标。他的心情沉重了，是外国商标。
“你认识这些字吗？”他问那位外科医生。
医生凝视着夹克衫里镶着的标签。
他慢慢地读着一个运动用品商的名字：“邦德街。”
洛帕京指着衬衫的商标问：“这个呢？”
“马克斯和斯彭斯，”外科医生读出声来，“是在伦敦，”他友好地补充道，“我认为邦德街也在伦敦。”
俄语里，与人的排泄物和两性生殖器有关的骂人的词共有20多个，洛帕京脑子里全部过了一遍。
上帝！这是一名英国旅游者。坏事了，肯定是个英国记者。
他把个人物品翻了一遍。没有几件物品。当然，也没有硬币。俄罗斯硬币早就毫无价值了。有一块叠得很整齐的白手绢，一个小包，一个图章戒指和一块表。他假设，那个妇女的尖叫声把凶手吓跑了，使他们没来得及将手表从死者的左手腕上取下，或者将戒指从手指上抹下来。但是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最糟糕的是，没有钱包。他翻了一遍衣服。鞋子里面印有“教堂”的字样：普通的黑色系带鞋子。袜子是深灰色的，无商标；短裤里印的同样是“马克斯和斯彭斯”字样。
医生说：“领带毫无疑问也是来自伦敦某个街上的产品。”
洛帕京失望地又拿起了那件夹克衫。医院的勤杂工忽略了一样东西，在人们经常装眼镜的上兜里有个硬东西。他赶紧把它掏出来，是一个穿孔的硬塑料卡。
它是一把酒店的钥匙，不是那种老式的钥匙，是那种由计算机塑造的钥匙。为安全起见，钥匙上没有房间号码，这样可以防止小偷进入房间行窃。但是，钥匙上有国际酒店的徽标。
“电话在哪儿？”洛帕京问道。
假如不是在8月份，国际大酒店的经理本尼·斯文森就会一直呆在家里。可是，由于酒店来了许多旅游的客人，而且有两名工作人员因为热伤风请了病假，所以酒店经理一直工作到深夜。这时他自己酒店的接线员接通了电话。
“是警察打来的，斯文森先生。”
经理按下“连接”开关，在电话另一端是警察洛帕京。
“什么事？”
“您是经理吗？”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是哪位？”
“莫斯科民兵总队谋杀案分部的检查员洛帕京。”
斯文森的心情沉重了。对方说他是谋杀案分部的人。
“你们酒店是否住了一名英国旅游者？”
“当然有。好几个呢。至少有12个。你为什么要问这件事？”
“我给你描述一个人：一米七高，姜黄色短发，姜黄色胡子，身穿深蓝色对襟夹克衫，领带上印有可怕的斑纹。”
斯文森闭上了双眼，以吞咽动作抑制着强烈的感情。哎哟，不可能。只能是杰裴逊先生。晚上还在酒店大厅里见到他在等车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被抢劫了。现在博特金医院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在赛马场附近！”
“当然知道。但是你提到的是谋杀案分部。”
“恐怕他已经死了。似乎他的钱包和所有身份证件都被偷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印有你们酒店的房间钥匙。”
“请别走开，检查员。我马上就到。”
几分钟之后，本尼·斯文森坐在他的书桌前，心情惊恐万分。他做了20年酒店生意了，还从未遇到过客人被害的事情。
他唯一的业余爱好是打桥牌。他想起来他的一个桥牌搭档在英国大使馆工作。查阅了一下私人电话本，他找到了那位外交人员的住宅电话号码，然后拨通了电话。
“天哪，本尼，是那个记者吗？为《每日电讯》写稿的那个记者？我们不知道他到了莫斯科。不管怎样，还是要感谢你的。”
那位外交家放下了电话。他想这可真要引起惊慌了。英国公民一旦在国外遇到麻烦，不管是死是活，理所当然属于领事的负责范围，他感到应该在早晨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某个人。他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
1988年6月，莫斯科。
瓦列里·克鲁格洛夫回家已经10个月了。在国外招募的间谍回国后总是有改变主意和失去联系的危险，回国后可以销毁密码、隐显墨水和纸等在国外得到的秘密联络工具。招募方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公开指责那个间谍也毫无意义，而且显得残忍，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在敌人内部做反对暴君的工作需要头脑冷静，有些人并不具备这一点。
像兰利的其他人一样，蒙克从来不把反对莫斯科政体的人与美国的叛徒相提并论。后者是背叛了整个美国民族以及他们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政府。他一旦被捕，将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经过公平的审判，可以找最好的律师。苏联人要反对的是一个已征服了90％的国民、仅代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野蛮专制政府。一旦被捕，将遭受毒打，不经审判就会被枪毙，或者送进集中营劳改。
然而，克鲁格洛夫信守了他的诺言。他曾经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投递过三次从苏联外交部内部得到的高级政策性文件，从而使美国国防部在苏联人坐到谈判桌之前了解了他们的谈判方针。1987年到1988年期间，东欧卫星国开始公开反抗苏联的领导，波兰已经离开了她的怀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很热闹。这时迫在眉睫的是，要了解苏联将要采取的对策。重要的是了解莫斯科自身的感觉，他们自己都感到力量不足，人心涣散。克鲁格洛夫将这类信息透露给了美国人。
5月份，克鲁格洛夫表明他需要一次会面。他搞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他想见他的老朋友贾森。哈里·冈特心烦意乱。
“雅尔塔的情况很糟糕，这里没人能安心睡觉。你是侥幸成功的，这次有可能是个陷阱。密码表明他是诚实的。但是，他也有被逮捕过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全部都招供了。这类事情你知道得太多了。”
“哈里，这些年来有100万美国旅游者参观莫斯科。今非昔比了，克格勃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如果隐蔽得好，一个人藏在100万人当中是不成问题的，除非你在现场被抓获。现在他们还敢折磨一名美国公民吗？我会伪装得很巧妙的，我会谨慎行事的。我懂俄语，但要装出不懂的样子。我只是导游带来的一名美国傻瓜。在没有确定是否有人监视之前，我是不会暴露身份的。相信我吧。”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基金会网络，其艺术内容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基金会正在组织一个学生团组赴莫斯科研究各类博物馆，重点是访问奥布克哈街上的著名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作为一名中年学者随团访问莫斯科，菲利普·彼得博士的背景资料和证件都是真实的。该学生团乘坐的飞机于6月中旬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蒙克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
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义不容辞地在机场接机，把他们安排在非常糟糕的俄罗斯酒店住宿，该酒店的面积非常大，但是却缺少酒店必备设施。来到莫斯科后的第三天，他们参观了东方艺术博物馆。蒙克在美国时就对该博物馆作过仔细的研究。在博物馆的两个玻璃陈列橱窗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他坚信假如有一伙人尾随克鲁格洛夫，他肯定会有所察觉。
20分钟后，他看见了克鲁格洛夫。蒙克忠实地跟随着导游走，克鲁格洛夫尾随在他们后面。在确信没有“尾巴”后，他朝博物馆的咖啡厅走去。
东方博物馆凑巧有个咖啡厅，咖啡厅里有洗手间。他们二人各自喝着自己的咖啡，但是蒙克捕捉到了克鲁格洛夫的眼神。假如这个人被克格勃逮捕过，而且经过严刑毒打后已招供，他的眼睛里肯定要泄露出某些神情，例如恐惧、绝望的眼神。克鲁格洛夫的眼里却充满了喜悦的神情。要么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双料”间谍，要么他就是清白的。蒙克起身进入了男厕所。克鲁格洛夫也进去了。一直等到最后一个上厕所的人都离开后，他俩拥抱在一起。
“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很好。我现在有自己的公寓了，有自己私人的空间感觉真好。我的孩子们可以来看我，我能留他们过夜了。”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吗？我指的是钱。”
“没有。我离开苏联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人人都在趁机大捞一把。所有的高级外交官都从国外带回来很多东西。我太天真了。”
“这么说事情真的在发生变化，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益于改变社会的事情，”蒙克说，“这个专制制度不久就要完蛋，你将永远生活在自由之中。不会太久了。”
进来了一些小学男孩，他们喧哗着，撒尿后，就离开了。这两个人一直在洗手，直到孩子们离去为止。蒙克没有关水管，他故意让水一直流淌着。这是一个老把戏，流水的响声通常可以掩盖说话人的声音，除非窃听器在很近的距离内，或者说话人提高了嗓音。
他们谈了10分钟，克鲁格洛夫把他带来的包裹交给了蒙克。里面有真实的文件，是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办公室拿出来的硬拷贝。
他们再一次拥抱，然后分手了。蒙克又重新加入到他的团队里。两天之后他与团队一起飞回了美国。离开苏联之前，他把那个包裹交给了美国大使馆内的CIA工作站。
白宫从得到的文件中获悉，苏联正在撤回其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古巴在内的各个国外援助计划。苏联的经济正在破裂，末日屈指可数。苏联再也无法利用第三世界这张底牌来勒索西方了。国务院喜欢这类消息。
这是蒙克第二次在苏联的国土上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家里正有提升职务的消息在等待着他。而且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即特工莱桑德准备去东柏林担任克格勃整个作战K分局的指挥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唯一有权接触苏联在西德工作的各个特工资料的人。
苏联国家大酒店的经理和英国大使馆内秘密情报站的站长均来到了博特金医院，他们到达的时间相差不到几秒钟。他们被带到停放尸体的小房间里，洛帕京检查员等候在那里。双方进行了介绍，麦克唐纳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大使馆的人。”
洛帕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死者的身份。这不成问题，斯文森已经带来了死者的护照，护照里的照片与死者面容相符。斯文森确认了死者身份后，又看了一眼死者的面容。
“死因是什么？”麦克唐纳问道。
“一颗子弹击中了心脏。”洛帕京回答道。
麦克唐纳再一次检查了外衣。“这里有两个子弹孔。”他轻声说。
他们都重新查看了外衣，确实有两个子弹孔。但是衬衫上只有一个孔。洛帕京又重新看了一眼死者的躯体，他的胸部只有一个子弹孔。
“另一颗子弹肯定打在钱包上，没穿透。”他笑了一下，“至少那帮混蛋不能使用全部的信用卡。”
“我要回酒店了。”斯文森说。显然他难以承受这么重的打击。假如这个人接受了酒店提供的豪华轿车就不会出这种事情了。
麦克唐纳陪他来到医院门口。“这件事对你来说太可怕了！”他同情地说，斯文森点点头。“现在咱们尽快清理一下他的物品。我想他在伦敦一定有妻子。要将个人的东西转交给她。也许你可以清理一下他的房间，整理一下他的箱子，好吗？上午我会派车去酒店的。真是太感谢你了。”
回到隔离房间后，麦克唐纳与洛帕京交谈起来。
“朋友，我有话要对你说。这是一件不妙的事情。死者曾经非常有名气，他是一名记者，这件事将会公开的。他的报社在莫斯科有一个办公室，他们将把他作为一个重大题材加以宣扬。而且，它所有的外国通讯社也会如此。为什么不让大使馆来处理这类事情？事实已经清楚了，不是吗？这是一个悲剧的劫路事件。几乎可以肯定，劫匪使用俄语叫过他，但是他不懂俄语。可以想像在他反抗时，劫匪开枪了。真惨啊。情况肯定是这样的，你说呢？”
洛帕京同意他的看法，“肯定是这种情况。我也这样认为。”
“那么你们负责查找杀人凶手。咱俩私下说，作为专业人员，我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让我们的领事人员负责尸体的遣返回国事宜。也由我们去和英国通讯社交涉，你同意吗？”
“同意，这样做似乎很明智。”
“我只需要他个人的东西。他们与本案已经无关系了。最重要的是钱包，希望能找到它。还有信用卡，我怀疑是否还有人敢使用它们。”
洛帕京看着肾形盘里放着的几样东西。
“这几样东西需要您签收。”他说。
“当然要签收。准备转交文书吧。”
医院的人拿来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了一个图章戒指、一块鳄鱼表带的金手表、一块叠好的手绢和一个里面装着东西的小包。麦克唐纳签收后，把它们带回了大使馆。
这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杀手在执行了他们上司命令的同时，无意中有两个失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拿走装着所有表明身份资料（包括身份证）的钱包并不惜一切代价拿走录音机。他们不知道，英国人在境内时身上不需要携带身份证，只是到国外旅游时使用护照，护照经常留在酒店里。杀手还忽略了上衣兜里的酒店的房间钥匙。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使有关人员在发生枪杀案后的两个小时内，就完全验证了死者的身份。
第二个意外事故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中一颗子弹根本没有击中钱包。他击中了挂在胸前夹克里面的录音机。子弹打中了录音机的敏感元件，把微型磁带撕成了碎片，录音机再也无法回放了。
检察员诺维科夫已经与爱国联盟武装党总部的管人事的头目约好于8月10日上午10点钟见面。他感到有点紧张，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
日林先生喜欢穿深灰色的三件套西服，举止很刻板，面部突出的特征是他那牙刷状的小胡子和眼上戴的无边眼镜。他外表给人的印象是他年轻时就是个官僚主义官员，事实也是如此。
“检察员，我的时间很紧张，请直说你的来意。”
“好的，先生。我正在调查一个我们认为有可能是罪犯的人。我们的一位目击者看见他在这附近晃悠。我很自然就联想到，他可能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夜间非法进入这里。”
日林淡淡地笑了：“我怀疑他进不来。检查员，现在世道很乱，这栋办公楼的安全警卫不得不特别严。”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日林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不到一秒钟。“天啊，是蔡塞夫。”
“是谁？”
“蔡塞夫，那个老清洁工。你说他是夜贼？不可能。”
“请您告诉我有关蔡塞夫的一些事情，好吗？”
“没什么可讲的。大约是一年前雇佣的。以前当过兵，似乎人还老实。在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晚上来打扫办公室的卫生。”
“最近没来吧？”
“他最近没出现。他两个晚上没来上班，我不得不另雇佣了一个人。战争使他成了鳏夫，但是他工作却非常仔细周到。”
“他什么时候不来上班的？”
日林走到一个橱柜前，从中抽出了一份档案。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东西都有档案记载。
“他的资料记录在这个工作表里。7月15日晚，他正常来上班，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离开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大概是黎明前。第二天晚上没有来，以后再也没来过。你的目击者肯定是看见他在下半夜离开这里的。非常正常，他不是在行窃，他是在打扫卫生。”
“这样一来，事情就都清楚了。”诺维科夫说。
“还不完全清楚，”日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说他是个夜贼？”
“他离开这里两天后，显然参与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的公寓的非法进入案件。房主认出他来了。一周之后，发现他死了。”
“真可耻，”日林说，“这类犯罪真让人恼火。你们这些人应该采取些措施。”
诺维科夫耸了耸肩：“我们在努力。但是他们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我们是想做些工作，但是上面不支持我们。”
“事情是会变化的，检查员，会发生变化的。”日林的眼里露出了救世主似的光芒。“从现在起再过六个月，伊戈尔·科马罗夫将成为我们的总统。那时你就会发现一些事情会得到改观。你看过他的发言吗？镇压犯罪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得到你的选票。”
“那还用说。您有这位清洁工的家庭住址吗？”
日林把地址迅速抄在一张纸上递给诺维科夫。
蔡塞夫的女儿哭得很伤心，但是她还是很顺从的。她看看照片上的人，点点头。然后她瞥了一眼靠在客厅墙上的那张轻便小床。至少屋里的空间会大一点了。诺维科夫离开了。他想通知沃尔斯基，但是这家显然没有钱举行葬礼。最好让莫斯科政府去处理吧。正像在他家里的情况一样，太平间的问题也是缺少空间的问题。
至少沃尔斯基可以结案了。对于谋杀案分部来说，蔡塞夫一案的资料也像其他97％的案件一样堆放在那里从此无人问津了。
1988年9月，兰利。
按照例行公事程序，苏联代表团成员的名单从美国国务院转交到了CIA。当理论物理学硅谷会议第一次讨论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根本没有希望通过这项提案。但是到1987年下半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开始见效，可以看出官方对莫斯科的态度有明显的缓和趋势。使会议组委会感到惊奇的是，苏联同意派一个小型代表团来参加会议。
代表团的名单和细节必须经过移民局的审查，移民局请国务院把关。苏联有关科学家姓名及其所做贡献的资料属于内部绝密文件，因此除了少数几位苏联明星科学家外，西方对其他科学家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当代表团名单转到兰利后，CIA把它交给了苏联／东欧分部，放到了蒙克面前。蒙克凑巧在场。蒙克的两名莫斯科特工通过秘密信件的约定存取点提供情报，工作得很出色，图尔金上校在东柏林提供了一整套有关克格勃在西德活动的分类材料。
蒙克按照惯例审查了准备参加11月加利福尼亚会议的苏联科学家代表的名单。CIA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单上的任何人，更不用说接近或招募他们了。
面对这个问题，他使用了他的最后一招。虽然CIA与它的国内对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情报机构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自从霍华德事件后，更多的是后者，但是他还是决定去找FBI。这是一个很少机会成功的尝试，但是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要求到美国避难并经批准的苏联侨民的名单要比CIA多得多。
难点不在于FBI是否同意提供协助，而是苏联是否允许在美国有亲戚的科学家离开苏联。这种希望很渺茫，因为克格勃认为在美国有亲属的家庭是安全防范的一个重大缺口。
代表团名单上的八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在FBI寻求避难者的记录中也出现了。经核查发现有一个名字是偶然相同的；在巴尔的摩的那家与将要到来的苏联科学家毫无关系；另一个名字有些奇怪。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里曾有一名俄罗斯犹太人难民通过维也纳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经批准后她在美国生了个儿子，但是她的儿子却注册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叶夫格尼亚·罗津娜现在住在纽约，她为她的儿子起名为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蒙克知道那是伊凡的儿子的意思。显然这个男孩是婚外之子。他是在美国结合的产物还是在奥地利临时难民营的产物，或者更早一些？苏联科学家名单上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教授（博士）。这个名字不一般，蒙克以前从未见过。他乘“美铁”到了纽约，寻找罗津娜太太。
检查员诺维科夫想在下班后喝啤酒时，把好消息告诉他的同事沃尔斯基。他们再一次选了上次吃饭的那个食堂：那里的啤酒便宜。
“猜猜看，我在哪儿呆了一上午？”
“在床上与一位慕男狂芭蕾舞女在一起。”
“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我在爱国武装联盟的总部。”
“什么？在他们保留在鱼巷的那个垃圾堆里？”
“不，那里只是摆样子的。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在环路大街附近一个非常漂亮的别墅里。顺便说一下，啤酒应你请客。我为你破了案了。”
“哪个案子？”
“那个在明斯克公路旁边的树林里发现的老头。他曾是爱国武装联盟总部的清洁工，后来作为兼职夜贼挣点钱。这是详细资料。”
沃尔斯基将诺维科夫给他的那单独一页纸浏览了一遍。“爱国武装联盟最近的日子不好过。”他说。
“为什么这么说？”
“上个月科马罗夫的私人秘书去河里游泳淹死了。”
“是自杀吗？”
“不是，不是自杀。他下河游泳，再也没有上来。上个星期，有人在下游把他捞上来了。我们有一个聪明的病理学家，他发现了一个结婚戒指，那上面有他的名字。”
“这位聪明的病理学家说他是什么时候下水的？”
“大约7月中旬。”
诺维科夫细想了一下。他应该买啤酒了。他毕竟是要向那位英国人收取1000英镑的。现在他还要额外再给他一点。是白给的。
1988年9月，纽约。
她大约有40岁，皮肤较黑，充满活力，很漂亮。当她从学校接回了儿子到家时，蒙克正在公寓楼的大厅里等她。
当蒙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移民局的官员时，她顿时严肃起来。对于任何非美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即使他的证件十分完善，一听到移民局这个字眼，足以使他担心起来，假如不是害怕的话。她别无选择，只好让他进屋。
她的家面积不大，却很干净，当她的儿子在厨房里聚精会神地做家庭作业时，她和蒙克坐在客厅里谈话。她戒备心很强，处于守势。但是蒙克与她八年前争取进入美国时所遇到的那些生硬的、面无表情的官员不一样。他脸上露出了迷人和自信的笑容，她开始松了一口气。
“您知道我们公务员是怎样工作的吧，罗津娜太太。我们一天到晚总是与档案打交道。如果档案齐全，老板会很高兴。那么后来会怎样呢？不怎么样。它们只会放在档案文件里慢慢积攒灰尘。但是如果它们不见了，老板就会变得急躁不安。因此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就被派出来收集细节材料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她问道，“我的证件齐全。我的职业是经济师和翻译。我支付我的生活费，我交纳税款。我不欠美国任何东酉。”
“夫人，这些我们都知道。您的证件没有什么违规之处。你是一位公民，一个自然人。所有的事情都井然有序。只是您给您的小伊凡注册了一个不同的名宇。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给他起了他父亲的姓。”
“当然可以。你看，现在已经是1988年了。对我们来说，没结婚的两个人生的儿子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档案毕竟是档案。您能告诉我他父亲的姓名吗？求您了。”
“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她说。
瞧！正是名单上的名字。在整个苏联几乎不会有与他重名的。
“您当时很爱他，对吗？”
她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朦胧的神色，似乎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之中。“是的。”她低声说。
“请给我讲讲伊凡。”
蒙克有几项特殊的才能，其中之一就是能说服人们与他交谈。他们谈了两个小时有关孩子父亲的事情，直到那个男孩手里拿着整齐的数学作业从厨房里跑出来为止。
伊凡的父亲193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市，是一名大学物理教师。他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父亲奇迹般地躲过了战前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但是在1942年的德国封锁期间不幸遇难。母亲怀里抱着五岁的瓦尼奥脱险了。1942年她乘一辆卡车跨过拉多加湖上的寒冰，离开了那个供应不足的城市。母子在乌拉尔山脉的一个小镇里定居了。孩子在那里渐渐长大了，孩子的母亲下定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像他父亲那样有才气的人。
18岁那年，他来到莫斯科试图进入苏联高等教育机构中最有名望的技术院校——物理技术研究院。使他惊奇的是，他竟然被录取了。虽然他的地位微贱，但是他父亲的名气，他母亲的精心培育，也许是遗传基因，当然主要是他的个人努力终于打翻了平衡。在这所学院平凡的名称后面培养了核武器领域里最尖端技术的设计人员。
六年后，这个年轻人在某个科学城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城市很保密，以至于几年都过去了，西方人还从未听说过它。阿尔扎马斯—16立刻成为这位年轻才子的一个有特别恩典的家，也是一座监狱。
按照苏联的标准，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很奢侈的。他住在一套小公寓，公寓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属于他自己的；公寓周围的商店比苏联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好；他的工资待遇较高，研究设备可以无限使用。所有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不属于他的是离开那个地方的权利。
他每年有一次休假的机会，休假的地点是上级安排好的，花费仅是通常价钱的几分之一。假期结束后，再回到那带刺的铁丝网里面去，那里面通信要经过检查，电话上安装了窃听设备，朋友之间的交往受到监视。
在他30岁之前，他遇到了瓦利娅，并娶她为妻。瓦利姬是一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和英语老师。她教会了他英语，因此他可以阅读大量的西方原版书刊。开始时，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的婚姻由于某个原因出现了裂痕：他们急于要个孩子，但是怎么也怀不上。
1977年秋天，伊凡·布利诺夫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基斯洛沃茨克矿泉疗养地度假时遇到了叶夫格尼亚·罗津娜。在那个豪华的笼子里面有规定，夫妻双方必须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休假。
罗津娜四岁，比他整整小10岁，她与明斯克的丈夫离婚了，没小孩。她很可爱，但是较傲慢，经常收听外台广播（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经常阅读新奇的杂志，例如《波兰》，该杂志在华沙印刷，与那些枯燥、教条的苏联杂志不同，它的内容比较自由，丰富多彩。那位闭关自守的科学家被她迷住了。他们同意进行书信来往，但是布利诺夫知道他的信件将受到检查（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许多秘密），因此他让她把信寄给在阿尔扎马斯—16工作的一个有通信自由的朋友那里。
1978年他们再一次见面，这一次是在黑海的索契度假区。布利诺夫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而他与罗津娜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了友情的范围。1979年他们又在雅尔塔第三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双方都意识到他们仍在相爱，但是那是一个毫无结局的爱情。
他觉得他不能抛弃他的妻子。假如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在追求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是没有其他人在追求她，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15年来，她一直是一名忠诚的妻子。如果爱情已经死亡，那就顺其自然吧。他们仍然是朋友，他不愿意用离婚来羞辱她，至少不会发生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小团体里。
罗津娜同意了，但是由于另一种理由。她告诉他一件以前从未提过的事情。假如他们结婚，那将毁了他的事业。她是犹太人，仅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已经向（苏联的）签证和登记处提出申请，准备移居以色列。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有一条新的特许令。他们亲吻，做爱后分手了，以后彼此再也没见过面。
“其它的事情你就了解了。”她说。
“你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里向我们大使馆提出了避难申请？”
“是的。”
“那么伊凡·布利诺夫呢？”
“在雅尔塔度假之后的六个星期后，我发现我怀了他的孩子。伊凡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是一名美国公民。至少他将在自由的环境里长大。”
“你从未写信告诉过他真情吗？”
“为什么要与他联系？”她痛苦地问道，“他是有家室的人。他生活在奢侈的监狱里，像任何一名在劳改营里的罪犯一样。我能做什么呢？使他回想起这所有的一切？明明知道他无法实现，为什么还要让他在那里苦苦追求？”
“你给你的儿子说过他父亲的事吗？”
“说过。我对他说他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事情都在发生变化，”蒙克和蔼地说，“他现在也许能自由地来往于莫斯科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去莫斯科。他是个生意人。你可以给那位在阿尔扎马斯—16有通信自由的那个人写一封信。请孩子的父亲到莫斯科来。”
“为什么？告诉他什么？”
“他应该知道有关他儿子的事情，”蒙克说，“让孩子写。我来安排孩子的父亲收到这封信。”
在孩子睡觉之前，小男孩用俄语写了两页纸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爸爸……”
格雷西·菲尔德在11日中午之前回到了使馆。他敲开了麦克唐纳的门，却发现站长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去泡沫会议室吗？”年纪较长的人问。菲尔德点点头。
当他们来到A会议室后，菲尔德将一张照片扔在桌子上，一个老头死亡后拍摄的面部照片。那张照片是在树林里发现死者的现场拍照的，与切尔诺夫调查员在大使馆拿到的那张类似。
“你看见你的人了？”麦可唐纳问道。
“是的。他是爱国武装联盟总部的清洁工。”
“清洁工？”
“对，是打扫办公室的清洁工。像切斯特顿式的隐身人一样。每周除了一天外，天天晚上去上班。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晚上约10点上班，上下左右逐个打扫办公室。这就解释了他又脏又穷的原因。他住在一个贫民窟里。挣点小钱。还有更多的消息。”
菲尔德把尼基塔·阿科波夫的事又叙述了一遍。科马罗夫的私人秘书在7月中旬下河游泳淹死了。
麦克唐纳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
“我们的工作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他说，“但是现在咱们还应该进行这样的假设。阿科波夫把那份文件忘在他的书桌上。那个老清洁工看见了，翻了翻文件，他不喜欢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就把它偷走了。这样能说得通吗？”
“挑不出来毛病，乔克。第二天发现那份文件不见了。阿科波夫被解聘，但是由于他已经看过那份文件，不能留下他这个活口。他与两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去游泳，那两个人把他按到了水下面。”
“也许，他们是在一个大水桶里干的。事后把他拖到了河里。”麦克唐纳咕哝着，“清洁工再也不出现了，他们终于明白了。接着就是四处搜捕他。但是清洁工早就把文件扔到西莉亚·斯通的车里了。”
“为什么扔到她的车里呢，乔克？”
“我们永远也解不开这个谜。那个清洁工肯定知道她是大使馆的人。他说为了啤酒要把它交给大使先生。到底是什么该死的啤酒啊？”
“他们到底还是找到他了，”菲尔德提示道，“他们殴打他，他最后全部招供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干掉并抛弃了。他们是如何找到西莉亚·斯通的公寓的呢？”
“很可能是跟踪她。就从这里开始跟踪。她并没有察觉到。找到她的住处后，用钱收买了门卫，检查了她的车。文件不在车里，他们就进入了她的房间。这时正好她进屋了。”
“因此，科马罗夫知道他的珍贵文件丢失了，”菲尔德说，“他知道谁把它拿走了，他知道清洁工把它扔到哪里了。但是他不知道谁碰巧把文件从车里拿走了。西莉亚可能已经将它抛弃了。俄罗斯的每一个怪人，都可以给权大位尊的人们递请愿书。请愿书多得就像秋天的落叶。或许科马罗夫并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后果。”
“他现在知道了。”麦克唐纳说。
他从兜里拿出来一个小录音机，这是他从喜欢用录音机听音乐的一个秘书那里借来的。然后，他取出一个微型磁带，放进录音机里。
“那是什么？”菲尔德问。
“我的朋友，这是对科马罗夫访谈的全部录音，一共两面，每面一小时。”
“我以为杀手把录音机拿走了。”
“他们确实把它拿走了。他们还用一颗子弹击中了它。我在杰裴逊右手边胸部内衣的口袋里发现了塑料和金属碎片。子弹打中的不是钱包，而是录音机。因此，它的磁带再也无法放音了。”
“但是…”
“但是那个蠢货肯定在街上站住了，把这个宝贵的访谈磁带抽出来，放进去了一盘新磁带。这是在他的裤兜里一个小袋子里发现的。我认为它能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听听吧。”
他打开录音机，屋里顿时充满了那个已去世的记者的声音。“主席先生，关于对外事物问题，特别是有关与苏联其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您打算如何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
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当他翻译完毕后，有一段更长时间的停顿，接着是地毯上的脚步声。录音机被关上了。
“有人站起来离开了房间。”麦克唐纳说。
录音机又重新打开了，他们可以听到科马罗夫回答的声音。他们无法知道杰裴逊究竟把录音机关了多久。但是，就在关机之前，他们能听到库兹涅佐夫开始说：“我肯定主席不会离开太久……”
“我搞不明白。”菲尔德说。
“这非常简单，格雷西。那天整个晚上，我在博克斯堡亲自翻译了那份黑色宣言。是我把它翻译成‘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的词语的。他写的就是这个意思。马奇班克斯读了那份黑色宣言的翻译稿。他肯定对那位编辑提到过这个词语，而编辑又对杰裴逊引用了它。杰裴逊喜欢这比喻，因此昨天晚上他又对科马罗夫使用了这个字眼。科马罗夫这个家伙发现自己听到的正是他说过的话。我以前从未听到有人使用这个词语。”
菲尔德拿过来录音机，把那一段又重放了一遍。杰裴逊讲完后，库兹涅佐夫开始翻译，他确实使用的是“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的词语。
“上帝啊，”菲尔德低声说，“科马罗夫肯定认为杰裴逊看过他用俄语写的那篇文章。他肯定推断杰裴逊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他是来测试他的反应的。你认为是黑色卫队干的事吗？”
“不，我认为是格里申召集他的黑社会同伙干的。行动非常迅速。如果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会把他从街上抓回去慢慢审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干掉他，取回磁带。”
“乔克，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飞回伦敦。我们准备动手了。我们了解清楚了，科马罗夫也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头儿曾说过，他需要证据来证明它不是伪造的。为了那份恶魔的宣言，已经死了三个人了。我真不知道他还想要多少血腥的证据。”
1988年，圣何塞。
硅谷真的是一条山谷，夹在两座山之间，西面是圣克鲁斯山，东面是汉弥尔顿山脉。它的起点是圣克拉拉，一直延伸到门洛公园，这是1988年的界限。1988年之后，它已经扩展了。叫它硅谷这个绰号是因为这里聚集的企业数量令人惊奇，这里有一千至两千家工业企业和研究单位，它们都致力于高科技的尖端项目的研究和生产。
1988年11月的国际科学会议在硅谷的主要城市圣何塞举行，该城市原先是一个西班牙教区小镇，现在已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以宝塔为特色的大都市。苏联代表团的八名团员下榻在圣何塞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办理入住手续时，蒙克就在酒店大厅里。
这八名基本团员由一个阵容更大的保护团陪同着。有一些人来自纽约的苏联大使馆，一名来自旧金山的领事馆，四名来自莫斯科。
蒙克坐在那里，他面前放着一杯冰茶。蒙克穿着一件花呢上衣，身旁放了一本《新科学家》杂志，他正在现场观察情况。保护人员总共五名，显然都是来自克格勃。
来这里之前，蒙克与一位来自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高级核物理学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这位美国物理学家为终于有机会见到苏联物理学家布利诺夫教授而欣喜若狂。
“你必须认识到的这个人是个谜，在过去的十年里他逐渐显露头角。”这位技术专家在利弗莫尔对他说过，“早在十年前进行科学交流时我们就开始听到有关他的传说。他是苏联境内的一颗明星，但是那帮幽灵般的人不让他在国外发表文章。我们知道他得到了列宁奖章，同时还获得许多其它的奖。他肯定收到过众多的国外讲学的邀请，我们就给他发过两封邀请信。但是我们不得不把信寄给科学院常务委员会。他们总是说：把这事忘了吧。他已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想他肯定想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我们毕竟都是人啊。因此很可能是科学院把邀请函扣下了。现在他要来了，他将讲述先进粒子物理学的理论，我一定要去听。”
我也去。蒙克想。
他一直等到那位科学家发言完毕，接着是热烈的掌声。蒙克在听众席里听了他的演讲，在喝咖啡时四处走动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像外星人一样，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东西。
在苏联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蒙克一直等到布利诺夫教授回到了他的房间，这时他敲响了教授的房门。
“谁呀？”一个人用英语问。
“客房服务员！”蒙克回答到。
门开了，但是只开到门上链条开口那么大。布利诺夫教授朝外望了一眼。他看见一个穿西服的人，他手里端了个碗，碗里展示的是水果，水果上面覆盖了一条粉色缎带。
“我没有要客房服务。”
“先生，您是没要客房服务。我是夜间经理。请接受经理的致意。”
在美国呆了五天了，布利诺夫教授仍然对这个奇怪社会里的无限物质消费感到不知所措。他所认可的只有科学交谈和严密的安全措施。但是免费送一碗水果真是一件希奇事。他不想显得失礼，于是打开了门上的链条，克格勃曾经嘱咐过他不要这样做。蒙克进屋后，放下水果，转身关上了门。科学家的眼里露出了警觉的目光。
“我知道你是谁。你现在就出去，否则我要按警铃叫我们的人来了。”
蒙克微笑着开始用俄语交谈了：“教授，我肯定要出去的，按您的要求，随时都可以走。但是在我走之前，我想让你看一件东西。先看完这封信后再按警铃。”
科学家疑惑地拿过那封孩子写的信，看了第一行字。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抗议道，“你强行进来了，而且……”
“咱们就谈5分钟，然后我就走。轻点声，不要吵闹。请先听我说。罗津娜现在在纽约。”蒙克说。
教授不说话了，他惊得目瞪口呆。他今年50岁，灰色的头发，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一些。他弯腰去取眼镜以便看信。他把眼镜架在鼻梁上了。他从眼镜的上方窥视蒙克，然后慢慢坐在床上。
“是罗津娜吗？她在这里？在美国？”
“你们在雅尔塔度过最后一个假日后，她收到允许她赴以色列的许可证。她在奥地利的临时难民营里与我们使馆取得了联系，我们给她签了到美国的签证。在难民营时，她意识到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请读信吧。”
教授在困惑中慢慢读着那封信。当他读完信时，他手里举着那两页纸，两眼直盯着对面的墙。他将他的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两行热泪慢慢地涌出了眼眶，顺脸颊滴下来了。
“我有个儿子，”他低声说，“上帝啊，我有个儿子。”
蒙克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那个男孩的头上戴着一顶垒球帽，笑得很开心。他脸上有雀斑，掉了一颗牙。
“他的名字叫伊凡·耶·布利诺夫，”蒙克说，“他从未见过你，只是从索契那里见过一张已经褪色的照片。但是他很爱你。”
“我有一个儿子。”这位能设计氢弹的人重复说。
“你还有妻子。”蒙克低声说。
布利诺夫摇摇头：“瓦利姬去年患癌症去世了。”
蒙克的心跳了一下。他是个自由人了。他可能想留在美国。原先的计划没料到这一点。
布利诺夫先发制人了。“你想让我干什么？”
“从现在起还有两年时间，我们想让你接受到西方讲课的邀请，呆在这里。不管你在哪里，我们都将用飞机把你接到美国。这里的生活将非常优越。我们将为你提供在一所重点大学任高级教授的职务，在森林里为你安排一栋大房子，两辆轿车。罗津娜和伊凡将与你永远住在一起。他们俩都非常爱你，我想你也很爱他们。”
“你说的是两年。”
“是的，再在阿尔扎马斯—16呆两年。我们需要了解它全部的情况。你懂吗？”
布利诺夫点点头。在黎明之前，蒙克教他记住了东柏林的地址，收下了那罐剃须泡沫，在那里的悬浮微粒中藏有一小瓶，里面的隐现墨水能写一封信。渗透到阿尔扎马斯—16肯定没问题。还将有一次会面和移交，自那时起一年后他将带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逃离苏联。
当蒙克走出酒店大厅时，一个声音在悄悄地对他说：“你是头等卑鄙的人。你应该让他现在就留在这里。”另一个声音说：“你不是在进行家庭团聚的慈善活动。你是一名间谍，那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的职责就是这些。”真正的贾森·蒙克发誓总有一天要让伊凡·伊万诺维奇·布利诺夫来到美国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山姆大叔将弥补他在那两年当中每时每刻所作出的牺牲。
两天后，在博克斯堡亨利·库姆斯爵士的顶层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这里被诙谐地称为光明文化宫，这个称号来源于很久以前去世的一个名叫尤尼·布卢姆的老战士。他曾是东方通，在北京时他发现有座建筑物是起的这个名字。这使他想起了自己在世纪大厦的总部。于是这个名字诞生了。
参加会议的还有东半球和西半球分局的两名分局长、俄罗斯分部的部长马奇班克斯和麦克唐纳。麦克唐纳汇报了近一个小时，他的上司偶尔作些补充。
“好吧，请各位先生发表意见、”局长最后说。
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很统一。他们不得不相信黑色宣言真是被偷出来的，它确实是科马罗夫执政后打算实施的宏伟蓝图，即建立一党专制的暴政以便对外实施侵略，对内有计划地灭种和屠杀。
“乔克，你必须把你所讲的内容写一份书面报告。请在今晚之前交上来。然后，我再进一步向上汇报。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我们在兰利的同事知道此事。肖恩，你负责处理这事，好吗？”
西半球分局局长点点头。局长站起来了。
“该死的交易，一定不能让它成功。我们的政治家们必须为我们开绿灯，以便采取措施使科马罗夫完全停止他的活动。”
结果并非如此。就在8月末的一天，亨利·库姆斯爵士奉命去参见查尔斯国王大街外事办公室的高级公务员。
作为常务副部长，雷金纳德·帕菲特爵士只不过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同事而已，但是他是所谓的五位哲人之一，其他四位分别工作于财政部、国防部、内阁办公室和内务办公室。这五个人将有权向首相推荐情报局局长的接班人。这位副部长和情报局长很早之前就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友好，他们二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上个月你们的人从俄罗斯带回来的那份该死的文件。”帕菲特说。
“是黑色宣言。”
“对，是它。很好听的标题。是你命名的吗，亨利？”
“是我的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翻译的。似乎很合适。”
“黑色这个词用得很不恰当。我们只让美国人分享了这一情报，没告诉其他任何人。这份文件已经转到了上层。我们的老板（他指的是英国外交部长）去托斯卡纳度假之前已经看过了。美国国务卿也看过了。不用说，革命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们准备有所反应吗，雷吉？”
“这正是问题所在。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反应是官方性质的，而不能针对国外的反对派政治家。”他敲着他桌上那份外事办复印的宣言稿说。“从官方来说，这份文件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双方都知道它确实存在。”
“由于它毫无疑问是被偷来的，从官方来说，我们很难拥有它。恐怕按照常识，政府是无法作出反应的。”
“那是指官方，”亨利·库姆斯小声抱怨着，“我们的政府非常明智地利用我的情报服务，其目的毫无疑问就是为了有能力作出反应，必要时，可以是非官方的反应。”
“亨利，你肯定是指某种形式的隐蔽行动？”
使用“隐蔽行动”这几个字眼时，雷金纳德爵士的表情仿佛是看见一个傻瓜打开了一扇窗户，放进来的却是煤气厂的怪味。
“以前我们曾悄悄地破坏过那些邪恶的狂人的如意算盘，雷吉。这是我们的工作，你是知道的。”
“但是成功的事例不多，亨利。问题就在这里。大西洋两岸的所有政治家们似乎都有一种观念，即某个行动在某个时刻无论似乎隐蔽得多么好，将来它终究是要暴露的。一旦露馅，政治家们将非常难堪。”
“我们的美国朋友为自己设置了许多防范‘门’，例如水门、伊朗门、反政府门等。我们自己可以回忆起那些泄露的情况，接着就是调查委员会的查问和他们讨厌的报告，议会里的小动作，向伊拉克运送武器等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亨利？”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胆量。”
“这个词虽然未加修饰，但是用得很准确。你一直有巧妙用词的天才。我认为假如这个人能执政，英国和美国政府将来都不会与他扩展贸易往来或提供贷款援助。仅此而已。至于主动采取措施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那位常任副部长陪同情报局长走到门口。他那蓝色眼睛闪烁的目光与情报头目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神态非常严肃。“亨利，这件事答案非常明确，绝对不行。”
当他的轿车载着他飞速地穿过寂静的泰晤士河码头返回博克斯堡十字路口时，亨利·库姆斯爵士别无选择，只好接受政府内部已经决定的现实。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双方只要握手言和就行了，各自可以保留斟酌处理权。但是他们会经常回来纠缠那些签字的人。伦敦或华盛顿的人都不愿意为其隐蔽服务部门签署采取“主动措施”的命令，以便阻止伊戈尔·科马罗夫前进的步伐。
1989年7月，弗拉基米尔。
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博士已经来过一次莫斯科了，当时表面上他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东方艺术和古老的俄罗斯遗迹。在莫斯科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他甚至连眉毛都没抬。
12个月之后，有更多的国外旅游者涌入莫斯科，对他们的控制就更加放松了。蒙克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再次使用彼得博士的名字。他决定就这么办。
布利诺夫教授在信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他已经拿到了美国人想要的所有科学问题的答案，内容极其丰富。在蒙克与布利诺夫教授在费尔蒙特酒店他的房间里接触之前，美国最高层学术界专家就经过紧张的讨论，而后拟订了一张清单。伊凡·布利诺夫把这张清单带走了。现在他准备递交这份清单。他的问题是他无法去莫斯科，怕引起怀疑。
高尔基是充满科学研究机构的另一个城市，从阿尔扎马斯—16乘火车到那里仅需要90分钟，布利诺夫去那里不成问题。经过本人多次抗议后，克格勃已经取消了他离开核能研究区时身后跟随的“尾巴”。按说他已经去过了加利福尼亚，为什么不能去高尔基？而且政委还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如果没有监视，他可以乘火车继续向远走，到大教堂城市弗拉基米尔去。然而他最远只能到那里了，因为他晚上必须赶回来。他将日期定在7月19日中午，地点是圣母升天大教堂西楼座下面。
蒙克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弗拉基米尔城。它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因两个宏伟的大教堂而闻名。其中较大的那个教堂是圣母升天教堂，里面有许多15世纪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的作品；较小的叫圣迪米特里角教堂。
兰利的研究部门找不到那一天要去弗拉基米尔附近旅游的团组。作为旅游者单独一个人去很危险：因为没有团队的掩护。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迷恋于俄罗斯老式教堂建筑的狂热者组成的团组，他们准备于7月中旬访问莫斯科，19日乘长途汽车去扎戈尔斯克参观那个神话般的三位一体的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彼得博士加入了这个团组。
彼得博士满头银灰色卷发，他手举着旅行指南放在鼻子前面。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游览了克里姆林宫的华丽教堂。第三天活动结束时，他们的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告诉他们明天早晨七点半在酒店大厅等候开往扎戈尔斯克的长途汽车。
第二天早晨7时15分时，蒙克派人给导游送了一张请假条，他说由于自己胃疼得很厉害，他想吃过药后卧床休息。8点钟，他悄悄地离开了酒店，步行到喀山车站，买了一张去弗拉基米尔的火车票。快到11点钟时，他到达了那个教堂城市。
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那里已经有许多旅游团了。由于弗拉迪米尔没有国家机密，旅游者几乎不受到监视。他买了一张城市交通图，绕着圣迪米特里角教堂漫步，欣赏着教堂墙壁上1300个浅浮雕，其中有野兽、鸟、花、希腊神话中的狮身骛首的怪兽、圣徒和先知。在差10分钟12点时，他漫步300米向圣母升天教堂走去，他独自一人在西楼座下面欣赏鲁布廖夫的壁画。他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蒙克想，假如他被跟踪了，那我就是死定了。
“教授，你好，你身体好吗？”他平静地问候他，眼睛没有离开那生气勃勃的壁画。
“我很好，但是有点紧张。”布利诺夫说。
“我们不都一样紧张吗？我给你带来了一些东西。一封罗津娜写的长信。另一封是小伊凡写的，还有几张他在学校里画的画。顺便说一下，你儿子肯定遗传了你的大脑细胞。他的数学老师说他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那位科学家，虽然吓得额头上滴下了汗珠，他还是喜出望外。
“慢慢跟着我走，”蒙克说，“眼睛一直看壁画。”
他向前走着。似乎要看完全部的拱顶。一群法国旅游者走开了，只剩下他两人了。他把从美国带来的信件包裹和为美国核物理学准备的第二份任务清单交给了教授。教授把它们放入了外衣内兜里。教授给蒙克带来的东西要多得多——是他在阿尔扎马斯—16拷贝的1英寸厚的一捆文件。
蒙克不喜欢它，因为没有地方放它。他把它塞到衬衣下面，把它转到背后。他们握手，双方都露出了笑容。
“鼓起勇气，伊凡·伊万诺维奇，不会太久了。还有一年的时间。”
他们二人分手了。布利诺夫返回高尔基，然后回到他那阔气的笼子里去；蒙克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在长途客车从扎戈尔斯克返回之前，他已经回到了床上，教授交给他的东西已经存放在美国大使馆里了。每个人都很同情他，对他失去了一个欣赏人间珍品的机会表示遗憾。7月20日，该团组乘飞机离开莫斯科飞往纽约，途经基地上空。
在同一个晚上，另一架喷气式飞机进入了肯尼迪机场，但是它是从罗马飞来的。飞机上的乘客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他在意大利呆了三年后，又返回兰利，继续为克格勃做间谍工作。他比三年前更富了，拥有200万美元。离开罗马之前，他把莫斯科给他的九页纸的任务清单都背下来了，然后把信件烧了。其中主要的任务是寻找更多的被CIA控制的苏联境内的特工，重点是克格勃人员、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人员、高级公务员和科学家。信里有一条附言：集中精力调查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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