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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到来的是鲁基人，之后来的是哥特人和格皮德人，接着是卡舒贝人，奥斯卡乃是他们的直系后裔。紧接着，波兰人派来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他带着十字架来了，被卡舒口人或普鲁策人用斧子砍死。此事发生在一个渔村，村名吉丹尼茨克。吉丹尼茨克演化为丹切克，丹切克又演化成丹切希①，后来成文时减少了一个字母“t”，今天称但泽·格但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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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Dantzig，后写作Danzig，今通译但泽，但是个错误的音译。以下叙述但泽的历史。
可是，在采用这个写法之前，波莫瑞人的公爵们继卡舒贝人之后来到吉丹尼茨克。他们的姓氏是：苏比斯劳斯、沙姆博尔、梅斯特温以及斯万托波尔卡等。这个村庄变成了小城镇。随后来了野蛮的普鲁策人，把这个城市破坏了一点。后来从远处来了勃兰登堡人，同样破坏了一点。波兰的包列斯拉夫也破坏了一点，骑士团同样用骑士的剑使尚未修复的损坏处又变得明显了。
数百年之久，波莫瑞人的公爵们，骑士团的首领们，波兰的国王们和另立的国王们，勃兰登堡的伯爵们以及弗沃克拉韦克的主教们轮班交换，玩弄着破坏与重建的游戏。建筑师和拆卸工程经营者有：奥托·博古萨和瓦尔德马尔·博古萨，海因里希·封·普洛茨克以及迪特里希·封·阿尔股贝格。后者建造的骑士城堡的所在地，也就是二十世纪有一些人守卫过的里维利乌斯广场那儿波兰邮局的所在地。
胡斯派教徒来了，这儿那儿放了一把火，又撤走了。接着，教团教士被赶出城，城堡被拆除，因为城内不必有城堡。波兰人接管了，情形并不坏。做成此事的国王名叫卡齐米尔茨，被称为“伟大者”，是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之子。接着来的是路德维希，路德维希之后是黑德维希。她嫁给立陶宛的耶吉埃洛，开始了耶吉埃洛时代。继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之后的是弗拉迪斯拉夫三世，随后又来了一个卡齐米尔茨。他虽说没有胃口却仍同骑士团打仗，前后十三年，挥霍了但泽商人的大笔金钱。约翰·阿尔布雷希特相反去同土耳其人周旋。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是“长者”西吉斯蒙德，亦称齐格蒙特·斯塔里。在历史书上，关于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一章后面是关于那个斯特凡·巴托里的一章，波兰人爱用他的姓名来给他们的远洋轮命名。可以从书上读到，他围困、炮轰这座城市有较长时间，但未能攻占它。之后来了瑞典人，他们也如此对待它。围困这座城市成了他们的一种乐趣，他们多次卷土重来。那时候，荷兰人、丹麦人、英格兰人都喜爱但泽湾，这些国家的许多船长驾船游戈在但泽停泊场，并因此而成了海上英雄。
奥利瓦和约——这听起来多漂亮，多有和平味儿！在那里，列强第一次发现波兰人的土地是非常适合于瓜分的。瑞典人，瑞典人，又是瑞典人——瑞典人的堑壕，瑞典人的饮料，瑞典人的跳跃。随后来了俄国人和萨克森人，因为可怜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藏身在这座城市里。由于这一个国王，有一千八百幢房屋被毁。莱什琴斯基逃到法国，因为他的女婿路易在那里。为此，但泽市民不得不支付整整一百万。
然后，波兰三次被瓜分。普鲁士人不请自来，在所有的城门上抹掉了波兰的国王之鹰，画上了他们的鸟。教师约翰内斯·法尔克刚创作了圣诞曲《啊，你快活的……》，法国人就来了。一个名叫拉普的拿破仑的将军，很不像样地包围了这座城市，但泽人不得不孝敬他两千万法郎。法国人时期是个可怕的时期，怀疑这一点并无必要。但这一时期只延续了七年。这时来了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炮轰仓库岛，把它变成一片火海。拿破仑想出来的自由国家就此结束。普鲁士人又找到机会，在所有的城门上用油漆漆上他们的鸟，把事情办得很麻利，还首次按普鲁士方式在城里布下第四步兵团、第一炮兵旅、第一工兵营以及第一轻骑兵团。曾经一度驻扎在但泽的有第三十步兵团、第十八步兵团、第三近卫步兵团、第四十四步兵团以及第三十三轻步兵团。那个著名的第一二八步兵团到一九二○年才撤走。为避免遗漏，还需报道如次：在普鲁士时期，第一炮兵旅扩大为东普鲁士第一炮兵团，下设第一要塞炮兵营和第二步炮营。此外还增添了波莫瑞第二步炮团，后又调换成西普鲁士第十六步炮团。第八重骑兵团在但泽城墙内驻扎的时间不长。在城墙外面，在朗富尔区，则一直驻扎着西普鲁士第十七训练营。
在布克哈特①、劳施宁和格赖泽尔时期，在这个自由国家里只有穿绿制服的保安警察。到了一九三九年，在福斯特尔治下，情况大大变样。所有的砖砌兵营又住满了笑声朗朗的穿制服的男子，他们耍弄着各式武器。现在，可以一一列举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在但泽及其周围地区驻扎过的、或在但泽上船运往北极海前线的全部部队单位的名称了。可是，奥斯卡没有这样做，而是简洁地说，在这之后，如我们所知，来了个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他一见到这座完好的城市，就回想起他的各国的前辈，便一举把它轰得个烈火熊熊，好让继他而来的人们在重建中宣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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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克哈特是瑞士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37至1939年为国联派驻但泽的高级专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回继俄国人之后来的不是普鲁士人、萨克森人、瑞典人或法国人，这一回来的是波兰人。
波兰人带着行李铺盖从维尔纳、比亚韦斯托克和伦贝格①来寻找住房。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自称法因戈德的先生。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却总是装成一家许多口人都站在他周围而他也正在吩咐他们做这做那似的。法因戈德先生立即接管了殖民地商品店，领他的妻子卢芭去看十进天平、煤油罐、黄铜香肠杆和空钱柜，见了地窖里的存货后心花怒放，只不过他的妻子既没露面也不会答理他。他一到就雇用玛丽亚当售货员，话不绝口地把她介绍给他那位想象中的太太卢芭。这时，玛丽亚领法因戈德先生去见我们的马策拉特，他在地窖里的一块帐篷布上已经躺了三天，由于许多俄国人在各处街上试用自行车、缝纫机和女人，我们无法埋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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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三座城市划归苏联，后来比亚韦斯托克又划归波兰。
法国戈德先生一见到我们扔下不管的尸体，就伸出双手在头顶上猛击一掌，这同多年前奥斯卡见到过的玩具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所做的动作一样富于表现力。他在地窖里不仅呼唤他的妻子卢芭，还呼唤他的全家，他肯定看见他们都来了，因为他正叫着他们的名字：卢芭、列夫、雅库布、贝雷克、莱昂、门德尔以及宗尼亚，告诉被他叫到名字的那些人，躺在这里、死在这里的是谁。他紧接着又告诉我们，他方才呼唤的那些人，也都这样躺着，在进特雷布林卡①的焚尸炉之前都这样躺着，还有他的弟媳和他的弟媳的妹夫以及后者的五个孩子，所有这些人都这样躺着。只有他，法因戈德先生没有躺着，因为他得对他们进行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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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雷布林卡，德国纳粹分子设在波兰的一个灭绝营，从1942年建营到1943年10月关闭，用煤气杀害了七十万至九十万名犹太人。
他帮我们抬着马策拉特上了楼梯，进了店堂。这时，他的一家人又围在他身边了。他请他的太太卢芭帮玛丽亚擦洗尸体。卢芭没来帮忙，这一点法因戈德先生没有注意，因为他正忙于把地窖里的存货搬进店堂里去。曾经给特鲁钦斯基大娘擦洗的格雷夫太太这一回也不来帮我们了，因为她的寓所里满是俄国人，人家还听到她在唱歌哩！
老海兰德在占领的头几天就干起鞋匠师傅的活来了。他正在给俄国人在挺进途中跑穿了的靴子换鞋底，起先不愿再干钉棺材的活计。法国戈德先生跟他谈生意，用我家店里的德比牌香烟换老海兰德仓库里的一台电动机。于是，老海兰德撂下靴子，拿起别的工具以及最后的几块箱子板。
我们当时住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那套住房里，东西已经被原来的邻居和外来的波兰人搬走了。后来我们才被赶出来，法因戈德先生便把地窖留给我们住。老海兰德把厨房同起居室之间的门从铰链处拆卸下来，因为起居室通卧室的门已经卸下做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棺材。老海兰德在下面院子里抽着德比牌香烟，做成了一口箱子。我们待在楼下，我把人家留在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顶在破碎的窗户前，看到那老头马马虎虎地钉着箱子，并且不按规矩做成一头小的形状，我非常生气。
奥斯卡再也看不到马策拉特了，因为人家把这口箱子抬到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上去时，维特洛牌人造黄油箱的盖子已经钉在箱子上面了，虽说马策拉特生前不仅不吃人造黄油，而且讨厌把它用于烹调。
玛丽亚请法因戈德先生陪我们去，因为她害怕大街上的俄国兵。法因戈德盘腿坐在柜台上，用勺舀着纸杯里的人造蜂蜜，起先表示有顾虑，害怕他的太太卢芭猜疑，但后来大概又得到了他太太的允许，便从柜台上滑下来，把人造蜂蜜给了我。我把它给了小库尔特，小库尔特吃了个精光。这时，法因戈德先生也让玛丽亚帮他穿上了一件灰兔皮的黑大衣。他戴上一顶大礼帽，是从前马策拉特去参加婚礼或葬礼时戴的，对他来说实在太小，随后锁上店门，关照他的老婆谁来也不许开门。
老海兰德不肯把平板车拉到市立公墓去。他说他还要给靴子换底，没有时间。他只肯去近一点的地方。到了马克斯·哈尔贝广场，那里的废墟还在冒烟，他就向左拐进布勒森路，我预感到这是在朝萨斯佩方向走。俄国人坐在房屋前单薄的二月天的阳光下，对手表和怀表进行分类，用沙擦银匙，用胸罩作护耳，骑自行车做花样表演，用油画、落地钟、浴缸、收音机和衣帽架布成一条障碍地带，在这中间绕来绕去，让车子走出“8”字形、蜗牛形和螺旋形来，果断地躲开别人从窗户里扔出来的儿童车、吊灯之类东西，他们的灵巧博得了喝彩声。我们走过时，这游戏停了几秒钟。几个军装外面套女装的士兵帮忙推车，也想对玛丽亚做出非礼的举动，但受到了会俄语又有证件的法因戈德先生的斥责。一个头戴女士帽的士兵送我们一只鸟笼，笼内横杆上站着一只活的虎皮鹦鹉。在平板车边上跑跑跳跳的小库尔特马上伸手，想去拔那彩色羽毛。玛丽亚不敢不收这礼物，她把鸟笼举起，不让小库尔特够着，递给了坐在平板车上的我。奥斯卡嫌虎皮鹦鹉太花哨，便连笼带鸟一起放到了马策拉特那加大了的人造黄油箱上。我坐在车子的后缘，荡着两条腿，瞧着法因戈德的脸。这张脸上道道皱纹，像在冥思苦想，末了变得愁眉不展，仿佛这位先生在复核一道除不尽的复杂算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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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为：重新盘算一项实现不了的复杂计划。
我在铁皮上敲了几段，节奏轻松愉快，想驱散法因戈德脑子里阴郁的想法。但他保存着满脸皱纹，目光投向我不知道的地方，也许投向遥远的加利曾。他唯独看不见我的鼓。奥斯卡于是不再敲，让人只听到平板车的车轮声和玛丽亚的哭泣声。
多么柔和的冬天呀，我想着。这时，朗富尔区的最后几幢房屋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背后。我看了几眼虎皮鹦鹉，它面对飞机场上空下午的太阳，正竖起了羽毛。
飞机场警卫森严，通往布勒森的路被封锁了。一名军官同法因戈德先生说话，交谈时，他把礼帽夹在叉开的手指间，露出了稀薄的红金色头发，随风飘拂。那名军官敲了敲马策拉特的箱子像是在作检查，用手指逗弄几下虎皮鹦鹉，便放我们通行，但派了两个至多十七岁、头戴太小的船形帽、手执太大的机关枪的小伙子监视或陪同我们。
老海兰德拉着车，连头都不回。他能在拉车时不停车便用一只手点燃香烟。天空中悬挂着飞机。引擎声清晰可闻，因为这是在二月底、三月初。只有在太阳附近逗留着几小片云，渐渐地变得苍白。轰炸机朝赫拉半岛飞去，或从那里飞回，因为那里还有第二军的残部在作战。
天气和飞机的隆隆声使我悲哀。还有什么比布满忽而隆隆作响忽而响声消失的飞机的三月天空更使人无聊、令人厌烦的呢？此外，那两个俄国小伙子一路上还使劲保持齐步走，但白费力气。
行车途中，先过石子路，后过有弹坑的柏油路，颠簸之下，匆促钉成的箱子上有几块板条松了，我们又是逆风而行，可以闻到马策拉特的死人味。我们抵达萨斯佩公墓时，奥斯卡高兴了。
我们不能把车一直拉到铁栅栏围住的高地，离公墓不远处一辆横卧着的烧毁了的T－34坦克挡住了去路。其余的坦克在向新航道方向驶去时不得不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公墓围墙也被碾倒了。法因戈德先生请老海兰德抬起中间微弯的棺材，让他在后头走，费劲地走过被碾倒的公墓围墙的碎石，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倒下和倾斜的墓碑中间走过最后一段路。老海兰德贪婪地吸着他的香烟，把烟喷向棺材的末端。我托着虎皮鹦鹉笼子。玛丽亚拖着两把铁锹。小库尔特拿着十字镐，前后左右摆弄着，撞在灰色花岗岩石上，弄得自己很危险，直到玛丽亚把镐夺走，同那两个男人一样使劲地去挖坟坑。
真走运，我心想，这里是沙质土，也没冻住，一边到北墙后面去寻找扬·布朗斯基站过的位置。想必是在这一带吧！但已经不能确定了，季节的变换使那时新刷的石灰风化变灰，同萨斯佩所有的围墙没有区别了。我由后栅栏门回来，抬头望了望伤残的松树，为了不去转无关紧要的念头，我想，他们正在埋葬马策拉特吧。我寻找并且部分地找出了这个环境的意义，在相同的沙土地下躺着那一对施卡特牌友，布朗斯基和马策拉特，尽管没有我可怜的妈妈跟他们做伴。
一些葬礼总让人联想起另一些葬礼！
征服沙土，当然需要熟练的掘墓人。玛丽亚停下休息，喘着粗气，靠十字镐支撑着。她又放声哭了，因为她看到小库尔特正在远距离外用石头扔笼里的虎皮鹦鹉。小库尔特扔不中，他扔得太远。玛丽亚使劲哭，真哭，因为她失去了马策拉特，因为按照我的看法，她在马策拉特身上看到了某些他没有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她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将永远值得她爱的。法因戈德先生讲着安慰话，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挖土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老海兰德仿佛在寻找金子，他均匀地使着铁锹，把铲起的沙土扔到身后，隔相等的间距喷出一口烟来。稍远处，两个年轻俄国人坐在公墓围墙上，迎风闲聊。此外还有飞机和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太阳。
他们想挖一米深。奥斯卡懒散而又无计可施地站在老化的花岗岩之间，伤残的松树之间，马策拉特的寡妻和朝虎皮鹦鹉扔石头的小库尔特之间。
我该不该呢？你现在二十一周岁，奥斯卡。你该不该呢？你现在是个孤儿。你终于该这样了。自从你可怜的妈妈不在的时候起，你就是一个半孤儿。当时你本应该打定主意的。后来，他们让你的假想父亲躺在地球表层下面。你当时成了个假想的全孤儿，站在此地，站在这片叫做萨斯佩的沙土地上，手拿一个氧化的弹壳。天在下雨，一架容克52正在降落。当时，如果不在雨中，便是在运输机降落的轰鸣声中，这个“我该不该”的问题不是已经一清二楚了吗？你却对自己说，这是雨声，这是引擎的噪声；这种单调声你可以在念任何一篇文字时把它加进去。你需要把事情弄得更加清楚，而不是假定如何如何。
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呢？现在他们在替马策拉特——你的第二个假想的父亲挖洞。据你所知，再没有第三个假想的父亲了。然而，你为什么还在耍弄这两只绿玻璃瓶呢：我应该，我不应该？你还要问谁呢？问伤残的松树吗？它们自己都成问题呢。
我找到了一个狭长的铸铁十字架，上面有风化的花饰和表层剥落的字母：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在沙土里——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在飞帘草和喜沙草之间——我应该——找到三或四个——我不应该——碟子大小的、铁锈正在剥落的金属花冠——我应该——从前也许呈现为橡树叶或者月桂——或者我不应该——瞄准——我应该——竖立着的十字架末端——或者我——它的直径——不应该——也许有四厘米——不——我站到离它两米以外——应该——开始扔——不——扔在一边了——我应该再一次——铁十字架大倾斜了——我应该——她叫马蒂尔德·孔克尔或者隆克尔——我该叫她孔克尔还是叫她隆克尔——这是第六次，我允许自己扔七次，六次不中，扔七次——应该，把它挂在上面——应该——给马蒂尔德戴上花冠——应该——月桂献给孔克尔小姐——我应该吗？我问年轻的隆克尔小姐——对，马蒂尔德说；她死得很早，终年二十七岁，生于一八六八年。我二十一周岁，我第七次尝试时扔中了。我把那个“我应该不应该？”简化为一个已经证明、戴上花冠、扔中目标、已经赢获的“我应该！”了。
当奥斯卡舌上有了“我应该！”心中有了“我应该！”并向那几个掩埋死者的人走去时，虎皮鹦鹉嘎嘎叫，小库尔特扔中了它，黄绿色的羽毛纷纷落下。我暗自问道，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促使我的儿子这么久地用小石子去扔一只虎皮鹦鹉，直到最后扔中并给了他一个答复才肯罢休呢？
他们已经把箱子推到了大约二十一分米深的坑边。老海兰德想赶快干，却又不得不等着，因为玛丽亚在做天主教祈祷。法因戈德先生把大礼帽举在胸前，眼睛去远望加利曾。小库尔特现在也走近前来。他可能在扔中目标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但是跟奥斯卡一样坚定地走近坟坑。
一件未能确定的事折磨着我。方才作出决定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确实是我的儿子吗？他是下决心认我为唯一的真正的父亲并爱我吗？他现在——为时太晚了——下决心敲铁皮鼓吗？难道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处死我的假想的父亲奥斯卡，他用一枚党徽杀死了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原因是奥斯卡厌恶父亲们这个词儿？父亲们跟儿子们之间的好感是值得追求的，不过，他会不会在表达这种天真的好感时也把它变成致命的一击呢？
当老海兰德把箱子连同马策拉特、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马策拉特肚子里的俄国机关枪的子弹一起推进而不是慢慢放进坟坑里去的时候，奥斯卡承认他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人根据一切或然性不仅是他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的现实的父亲，因为奥斯卡厌恶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
当我从水泥地上抓起那块水果糖时党徽的别针已经打开了，这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把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手里发现这枚徽章，而他就把他的党徽放到了舌头上，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党，被我，被他的儿子，因为这种情况必须结束了！
老海兰德又开始铲土。小库尔特笨拙但热心地帮他铲。我从来不爱马策拉特。有时我喜欢他。他更多地是以厨师的身份而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关照过我。他是个好厨师。如果我今天有时还惦记马策拉特的话，那么，我痛失的是他烧的柯尼斯贝格肉九子、酸味猪腰、鲤鱼加萝卜和鲜奶油，还有青菜鳗鱼汤、卡塞尔排骨加酸菜以及各种令人难忘的星期日煎肉，这至今犹在我舌上齿间哩！他把感情化作鲜汤，而我们却忘了把一把厨房用的勺放在他的棺材里，也忘了放一副施卡特牌在他的棺材里。他的烹调手艺比玩牌手艺高明。但他玩牌毕竟比扬·布朗斯基强，同我可怜的妈妈几乎不分高下。这是他的能耐，也是他的悲剧。
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虽说他待她不坏，从不揍她，当她忍不住吵起架来时，他也多半让步。他也没有把我交给帝国卫生部，并且在邮局不再送信的时候在那封公函上签了字。我在电灯泡下出生时，他决定要我做买卖。为了不站在柜台后面，奥斯卡有十七年之久站在大约一百只红白漆铁皮鼓后面。现在，马策拉特躺倒了，再也不会站起来了。老海兰德正在铲土掩埋他，一边抽着马策拉特的德比牌香烟。奥斯卡现在要是能接管店铺就好了。但半路杀出个法因戈德先生，同他那许多口人的无形家庭一起接管了商店。剩给我的是玛丽亚、小库尔特以及对这两个人应负的责任。玛丽亚一直还在真心痛哭，做着天主教祷告。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或者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坚定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瞎聊天的年轻俄国人。老海兰德快快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奥斯卡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从脖子上取下铁皮，不再说“我该不该呢？”而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砰砰作响。我把鼓棒也扔过去。鼓棒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会如何评价我的行为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体形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还在出声。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自己不再出声，只露出一点白漆。末了，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什么两样。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越来越多，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便是证明。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喊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甚至迫使一直坐在围墙上、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的年轻俄国人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这吓人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生效。鼻血见少。老海兰德又去铲土，坟边沙土已经不多，这时鼻血也完全止住了。但我仍旧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嚓嚓声、沙沙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修好了坟墓，从别人的坟上拔出一个长苔藓的、无铭文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大约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抱起不能走路的奥斯卡，背着他，领着其余的人以及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走过被碾倒的围墙，沿着坦克车辙，来到电车轨道上横卧着一辆坦克的地方，找到了那辆手推车。我回头朝萨斯佩公墓望去。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两手空空，两个俄国人头戴太小的船形帽，肩背太大的机关枪，海滩松树伛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高空中，飞机从赫拉飞来，朝赫拉飞去。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T－34弄黑他的手套。太阳连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附近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直了身子。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谁还见到过第二个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唯独好格尔·莱奥安然无恙。”他兴致勃勃，腾出一只手，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怜悯我们，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任其随风飘动。他照例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随后问：“你们看到主了吗？你们看到主了吗？”谁也没有看到。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我不知是为了什么。
舒格尔·莱奥向奥斯卡走来，老海兰德已让他躺在了平板车上。莱奥的脸像是碎裂了。风吹鼓了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喊道，摇晃笼里的虎皮鹦鹉。“快来看天主呀，他在长个儿，看哪，他在长个儿！”
结果他连同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飞翔，舞蹈，踉跄，跌倒，同吱吱叫的鸟一起逃跑，自己也变成了鸟，展翅，横越田野，朝里泽尔菲尔德方向飞去。我们听到他的喊声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不得不再装上子弹时，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当奥斯卡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这只鸟、这声音、这乌鸦——莱奥宣告：“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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