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布鲁索说,他可能会让我在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担当部分的答辩任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一个角色在台上短短的旁白,但我却因此而大半夜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聪明的导师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但跟与戴克合伙相比,这件事更使我担心。

  我到达特鲁蒂饭店时,天还未亮。我是那儿的第一个顾客。咖啡正在煮,糖纳子还很热。我们聊了几句,但她有事要忙。

  我也有事要忙。我没有读报,就忙不迭地低下头来看我的笔记。我不时抬起头来,透过窗玻璃望着空空的停车场。我睁大眼睛,以便能发现坐在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的特工人员,像电影上一样正吸着不带滤嘴的香烟,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有时候,戴克绝对可以信赖;有时候,他却又像他的外貌一样古怪。

  他来得也很早。他在7时过几分买了咖啡,溜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店里的顾客已经半满。

  “喂?”他说出了第一个词。

  “咱们试1年,”我说。我已决定和他签一个协议,有效期仅为1年。而且协议上还得有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如不满意,可以从通知对方之日起,30天后终止协议。

  他那几颗发亮的大板牙,立即龇了出来: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他隔着桌子伸出右手让我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时刻。但愿我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我还决定勒紧他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定能赚到足够的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我将鼓励戴克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切,当然,得一步一步进行。

  而且,我也不会过于天真。指望戴克会远离医院,会和指望一个酒鬼远离酒吧一样困难,但我至少要尽力而为。

  “你把档案弄出来啦?”他低声问,眼睛望着门口,这时正有两个卡车司机跨进门。

  “是的。你呢?”

  “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把东西悄悄地向外移。”

  我不想再听这一类话,便把话题转到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可戴克却又把它拉了回来,继续谈论我们新的冒险计划。我们于8点钟步行会事务所。戴克对停车场上的每辆车都要瞟一眼,仿佛它们里面全都塞满了枪手。

  8点15分,布鲁索还没有来事务所。戴克和我就德拉蒙德答辩书中的论点谈了谈。这里的墙洞和电话都被人装了窃听器,除了法律,我们什么都不敢谈。

  8点半,还是不见布鲁索的踪影。他昨天还特别说过,8点钟要来把案卷过一遍呢。黑尔法官的法庭在市中心区谢尔比县法院,从这儿去汽车要开20分钟,何况路上会不会塞车谁也说不准。戴克犹犹豫豫地拨通了布鲁索公寓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女秘书德鲁说,她8点钟就在等他了。她打了他车上的移动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或许会直接去法院,在那儿等我们,她说。

  我和戴克把案卷塞进公文包,于9点差一刻离开了事务所。他说他知道一条捷径,所以由他开车,我则在一旁浑身冒汗。我的手又潮又湿,喉咙发干。今天这个听证会,要是布鲁索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事实上,我将恨他一辈子。

  “放松点,”戴克说。他伛偻着身子,操纵着方向盘,弯弯曲曲地绕过一辆辆汽车,穿过红灯。连他都能看出我是多么紧张多么害怕了!“我肯定布鲁索会来的。”他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口气却没有丝毫信心。“而且即使他万一不来,你也会干得很漂亮,不就是辩论一个申请嘛,陪审团又不到场。”

  “你闭上嘴,只管开你的车,戴克。当心,别把我们两个的小命报销掉。”

  “火气不小,火气不小哇。”

  我们已经到了车水马龙的中心地带。我看看表,吓了一跳。已经9点啦,真的。戴克从两个行人身边擦过,把车拐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看见那边那扇门吗?”他用手指着法院的一角说。谢尔比县法院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这样干会拿到大把的钞票。德拉蒙德闲扯了31分钟,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目的也即在此。

  我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比他简短。我的辩论必须清楚明了,击中要害。这样肯定能赢得一些人的赞赏。

  我紧张地开始讲述与对方要求法庭驳回起诉有关的几个基本观点。听着我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黑尔法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光下垂,似乎我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笨蛋。怀疑使他面部歪曲,但至少他没有开口。我竭力避开他的眼睛。

  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十分明显的案子,要求法庭驳回起诉,很少会获得法官恩准。我虽然紧张笨拙,但我坚信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吃力地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提纲上的内容,全是对方了解的事实,没有一点新东西。法官大人听了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对德拉蒙德一样,对我十分腻烦,又埋头钻研他的杂志。我讲完时,德拉蒙德要求法官给他5分钟,反驳我的发言,他的那位老朋友用手朝讲台一挥,表示同意。

  德拉蒙德又不知所云地浪费了大家宝贵的11分钟。他想澄清他想到的几个问题,但他用来澄清问题的方式,却使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堕入五里雾中。

  “双方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黑尔边说边站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法庭后面。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何处,便站在那儿准备跟在德拉蒙德先生后面与他同行。他倒是十分客气,甚至还用手搭住我的肩膀,夸奖我干得如何出色。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法官已脱去长袍。他站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朝两张椅子指了指。“请进。请坐。”室内光线暗淡,格调高雅,窗子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地上铺着紫红地毯,书架上一排排厚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坐下,他在思考。过了一会,他说:“这桩官司使我感到很烦,贝勒先生。我不想用毫无意义这个词,但是,坦率地说,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并未获得任何印象。这一类的官司,我真是腻透了。”

  他停了停,望着我,等着瞧我的反应,但我却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我倾向于同意被告的要求,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他拉开一个抽屉,慢慢取出了几个药瓶。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他仔细地把药瓶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对我说:“也许你可以向联邦法院重新起诉,真的,你到别的地方去起诉吧。等着我审的案子实在太多啦。”他一颗一颗地数着药丸,从4只塑料瓶中至少取出了12颗。

  “对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间。”他说完便朝房间对面右侧的一扇小门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心绪茫然,呆呆地瞧着那几只药瓶,恨不得他在洗手间里吃药时一口噎死。跨进办公室后,德拉蒙德还没有开过口,现在,仿佛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他突然站了起来,将屁股搁到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上,低头望着我,满脸是笑,热情如火。

  “听着,鲁迪,我是个收费很贵的律师,我的事务所是个收费很贵的事务所,”他用低低的令人信任的声音说,像是在向我透露一条秘密信息。“我们接到这一类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点计算,估计一下辩护的费用。我们在把计算结果告诉委托人之前,手指头决不动一动。我已经办过许许多多案件,我对费用的估计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他扭了一下身子,准备亮出底牌。“我已经告诉大利保险公司,从目前到审讯结束,这件案子的律师辩护费将会在5万至7万5之问。”

  他等着我表示这个数字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我却只是瞪着他的领带看。从对面洗手间传来一阵抽水马桶抽水的哗哗声。

  “所以嘛,大利公司才授权我,向你和你的委托人提出支付7万5在庭外和解的建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大堆胡思乱想立刻从我脑海里掠过,其中最大的便是2万5千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我的律师费!它就近在眼前。

  等一等。他的老搭档哈维法官即将撤消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地提出给我这笔钱?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套老把戏。哈维先用严厉的措词,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列奥再用一块天鹅绒,在我身上轻轻地揉搓。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轮番出击,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这决不意味着大利公司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说。“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建议,有效期仅为今后48小时。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快做决定。如果不接受,那你我之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他们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这笔账很简单嘛。大利公司可以省点钱,而且不必冒被陪审团做出胡乱裁决的风险。他们不喜欢被人起诉,你懂吗?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不愿意出庭作证浪费时间。他们喜欢安安静静,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公开曝光。保险行业里的竞争可是你死我活呀,他们不愿意让对手听到风声。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此案了结,理由真是多得很哪。让你的委托人拿了这笔钱然后就不声不响,理由也同样是多得很哪。再说,这笔钱里的一大半,都无需交税,真的。”

  他心平气和。即使我大谈这个案子的意义,大骂他的委托人是如何混账,他也会满面微笑,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他就像从鸭子背上往下淌的水,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他此刻只是一心想让我同意收下这笔钱,我哪怕骂他老婆偷人,他也决不会生气翻脸。

  对面的门开了,法官大人从他专用的小洗手间踱了出来。现在轮到列奥的膀胱发涨了,他于是钻进了洗手间。一个刚下场,另一个又登台。

  “血压高,”黑尔在桌子后面坐下,整理药瓶,自言自语。高得还不够,我想说。

  “这桩案子意思不大,小伙子。我或许可以给列奥加点压力,让他提出个解决办法。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嘛,你知道。别的法官不干这种事,可是我干。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就想把它办掉,干吗要拖拖拉拉呀。保险公司可能会丢给你一点钱,他们可不乐意让列奥1分钟收1000块呀。”他哈哈大笑,好像这真的很有趣似的。他笑得满脸通红,开始咳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列奥在厕所里的模样。他一定是脸贴在门上,竖着耳朵偷听我们的谈话。那里即使装了一个传声器,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他咬个不停,一直咬出了眼泪。我等到他停止咳嗽,才开口说:“刚才他提出把本案的辩护费给我结案。”

  黑尔是个蹩脚演员。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多少?”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

  “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_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