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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索说，他可能会让我在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担当部分的答辩任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十分漫不经心，好像一个角色在台上短短的旁白，但我却因此而大半夜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聪明的导师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但跟与戴克合伙相比，这件事更使我担心。
我到达特鲁蒂饭店时，天还未亮。我是那儿的第一个顾客。咖啡正在煮，糖纳子还很热。我们聊了几句，但她有事要忙。
我也有事要忙。我没有读报，就忙不迭地低下头来看我的笔记。我不时抬起头来，透过窗玻璃望着空空的停车场。我睁大眼睛，以便能发现坐在没有标志的汽车里的特工人员，像电影上一样正吸着不带滤嘴的香烟，喝着淡而无味的咖啡。有时候，戴克绝对可以信赖；有时候，他却又像他的外貌一样古怪。
他来得也很早。他在7时过几分买了咖啡，溜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店里的顾客已经半满。
“喂？”他说出了第一个词。
“咱们试1年，”我说。我已决定和他签一个协议，有效期仅为1年。而且协议上还得有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如不满意，可以从通知对方之日起，30天后终止协议。
他那几颗发亮的大板牙，立即龇了出来：他无法掩饰激动的心情。他隔着桌子伸出右手让我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时刻。但愿我能有和他一样的感受。
我还决定勒紧他的缰绳，不让他去追逐每一场灾难。只要努力工作，尽心尽意地为客户服务，我们定能赚到足够的钱，过一种像样的生活，而且还有希望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我将鼓励戴克努力学习争取通过资格考试，取得律师执照，以更高的敬业精神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切，当然，得一步一步进行。
而且，我也不会过于天真。指望戴克会远离医院，会和指望一个酒鬼远离酒吧一样困难，但我至少要尽力而为。
“你把档案弄出来啦？”他低声问，眼睛望着门口，这时正有两个卡车司机跨进门。
“是的。你呢？”
“我这个星期一直在把东西悄悄地向外移。”
我不想再听这一类话，便把话题转到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上，可戴克却又把它拉了回来，继续谈论我们新的冒险计划。我们于8点钟步行会事务所。戴克对停车场上的每辆车都要瞟一眼，仿佛它们里面全都塞满了枪手。
8点15分，布鲁索还没有来事务所。戴克和我就德拉蒙德答辩书中的论点谈了谈。这里的墙洞和电话都被人装了窃听器，除了法律，我们什么都不敢谈。
8点半，还是不见布鲁索的踪影。他昨天还特别说过，8点钟要来把案卷过一遍呢。黑尔法官的法庭在市中心区谢尔比县法院，从这儿去汽车要开20分钟，何况路上会不会塞车谁也说不准。戴克犹犹豫豫地拨通了布鲁索公寓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女秘书德鲁说，她8点钟就在等他了。她打了他车上的移动电话，还是没人接。他或许会直接去法院，在那儿等我们，她说。
我和戴克把案卷塞进公文包，于9点差一刻离开了事务所。他说他知道一条捷径，所以由他开车，我则在一旁浑身冒汗。我的手又潮又湿，喉咙发干。今天这个听证会，要是布鲁索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事实上，我将恨他一辈子。
“放松点，”戴克说。他伛偻着身子，操纵着方向盘，弯弯曲曲地绕过一辆辆汽车，穿过红灯。连他都能看出我是多么紧张多么害怕了！“我肯定布鲁索会来的。”他尽管嘴上这么说，但口气却没有丝毫信心。“而且即使他万一不来，你也会干得很漂亮，不就是辩论一个申请嘛，陪审团又不到场。”
“你闭上嘴，只管开你的车，戴克。当心，别把我们两个的小命报销掉。”
“火气不小，火气不小哇。”
我们已经到了车水马龙的中心地带。我看看表，吓了一跳。已经9点啦，真的。戴克从两个行人身边擦过，把车拐进一个小小的停车场。“看见那边那扇门吗？”他用手指着法院的一角说。谢尔比县法院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建筑，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看见了。”
“进门以后上一段楼梯，右手第三个门就是法院。”
“你认为布鲁索会在那儿？”我问，声音相当微弱。
“肯定在，”他说，言不由衷。他猛踩刹车，将车停在路边。我跳出汽车拔腿就奔。“我停好车马上就来，”他在我身后喊道。我跃上一段水泥台阶，冲进门，又奔上另一段台阶，眼睛一眨，人已经站在法院大厅之中。
谢尔比县法院大楼尽管修建已经很久，但由于精心维护，庄严宏伟，气势如初。清一式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红木的双扇门擦得锃亮。宽阔的走廊幽暗寂静，两侧放着木头长凳，墙上挂着成就卓著的法学家们的照片。
我放慢脚步，走到哈维·黑尔法官大人的法庭前。门旁的一块铜板上写着：巡回法院第8庭。
法庭外面不见布鲁索的踪影。我推开门朝里面瞧，立马明白：我瞧不着他那又高又大又肥又胖的身体。他不在里面。
但法庭里并非空无一人。我的目光顺着铺了红地毯的过道，越过一排排擦得锃亮铺着坐垫的座椅，穿过低矮的弹簧门，我看见有不少人正在等着我。在一张又高又大的紫红色皮椅上，高高在上地坐着一个身穿黑袍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正满面怒容地望着门口。我想这准是哈维·黑尔法官。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只挂钟，在无声地宣告时间已是9时12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的指头在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在我的左侧，在将听众席与审判席、陪审团席和律师席隔开的栏杆外面，我看见坐着一群人，正眼巴巴地恭候我的到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外表和服装全都一模一样：短头发，黑西装，白衬衫，条子领带，铁板面孔，外加无耻的冷笑。
室内鸦雀无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擅自闯入了一个禁区。连法庭书记官和法警，似乎都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脚步沉重，膝盖发软，怀着低到零度的自信心，推门走进法庭。我喉咙发烧，语言干巴无力。“对不起，先生，我是来出席布莱克一案的听证会的。”
法官的表情依然如故，手指头在桌面上照敲不误。“你是谁？”
“呃，我叫鲁迪·贝勒。我在布鲁索·斯通事务所工作。”
“斯通先生在哪里？”他问。
“我不太清楚。他本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在我左边的律师堆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但我无暇理睬。黑尔法官的手指停止了敲击，身体挺了挺，失望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会不觉得奇怪呢？”他对着话筒说。
由于我和戴克准备自立门户，我决心在离开布鲁索事务所时，把布莱克一案随身带走。这是我的案子！谁都别想从我手上抢走。负责这件案子的是我，而非布鲁索。黑尔法官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尽管我此刻胆战心惊，但我立即拿定主意，现在不亮出我的底牌，更待何时。
“我想，你大概想建议把听证会推迟吧。”他说。
“不，大人。我已做好准备，就对方的申请进行辩论。”我竭尽全力，把每一个词都说得落地有声，同时走上律师席，把案卷放在我右侧的桌子上。
“你是律师？”他问。
“嗯，我刚通过资格考试。”
“但是，你还没有领到律师执照呢！”
我不知道怎么事前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过于自豪，才造成了这样的疏忽。而且，今天本来是由布鲁索唱主角，我只不过间或敲敲边鼓。“没有，大人，我下周宣誓。”
敌方阵营中的一员，此时大声清了清嗓门，想以此引起法官的注意。我转过头，看见一位身着海蓝色西装器宇轩昂的绅士，正装模作样地从座位上慢腾腾地站起来。“我请求法庭，”他说。说得那么轻松自如，好像已经说过100万遍。“列入记录。我是延利·布里特事务所的列奥·F．德拉蒙德，大利人寿保险公司法律顾问。”他一脸的严肃，仰着头朝他终身的朋友兼耶鲁同窗这么说。负责记录的法庭书记官，已经在重新忙乎她的指甲锉。
“我们反对这个年轻人出席听证会。”他手臂一挥，直指着我。语速缓慢，口气严肃，他已经引起了我的仇恨。“嘿，他甚至连律师执照都还没有拿到手呢。”
我恨他这种充满优越感的说话腔调，恨他这种愚蠢的吹毛求疵。这仅仅是就他们的申请进行辩论，又不是正式审理案件！
“大人，我下周就可以领到执照啦。”我说。愤怒使我的声音变得有力。
“那也不行，大人。”德拉蒙德摊开双手说，好像我的说法就那么可笑似的。真是狂妄至极！
“我已经通过资格考试啦，大人！”
“多了不起！”德拉蒙德厉声朝我斥道。
我圆睁双眼，直视着他。他站在他那一伙人中间，3个同伙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面前摊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还有1个坐在他们身后。5个大人全都在朝我怒目而视，无一例外。
“这确实了不起，德拉蒙德先生。不信，就去问问谢尔·波依金。”我说。德拉蒙德的脸上露出了一点儿紧张的神色，现出了明显的畏缩的神情。事实上，被告5人律师团人人脸上都有畏缩的表情。
我确实是在奚落他们，而且我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道理。谢尔·波依金是我的同窗，是我们班上光荣地被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录用的两个学生之一。在同窗3年中，我们相互鄙视，但上个月一起参加了资格考试。他的名字没有在上周六的报纸上出现。我可以肯定，这个大名鼎鼎的事务所，现在一定在为新招聘的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居然在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而感到有那么一点儿羞愧。
德拉蒙德怒气冲冲，而我却笑脸相迎。在我们这样站着对视的这短短几秒钟里，我上了意义无比巨大的一课：他也不过是个人而已。他也许是个传奇式的出庭辩护律师，在他的腰带上刻着纪念胜利的许多个V宇形凹痕，但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人。他不敢跨到过道这边来抽我耳光，因为我将用鞭子抽他的屁股加以还击。他无法伤害我。他那小小的一帮仆从也无法伤害我。
法庭过道我这一边和他那一边一样高低。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一样大小。
“坐下！”法官大人对着麦克风低声怒吼。“你们两个都坐下。”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上面坐下。“有一个问题，贝勒先生。谁将代表你们事务所，承办这一案件？”
“我，法官大人。”
“斯通先生他人呢？”
“我说不准。不过这是我的案子，这些当事人是我的委托人。斯通先生是代表我起诉的，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通过资格考试。”
“很好。我们继续进行。列入记录。”他说，眼睛朝书记官瞧了瞧，书记官早已在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这是被告方提出的撤消案件申请，所以德拉蒙德先生首先发言。我将给每一方15分钟时间进行辩论，然后本人将对此做周密的考虑。我不希望在这儿呆一个上午。大家都同意吗？”
人人都点头。被告律师席上的那几位先生，与游乐射击场上摇摇摆摆的木头鸭子十分相似，点头的动作整齐划一，无人抢先无人拖后。列奥·德拉蒙德走到法庭中央一个活动讲台前，开始为他的申请进行辩护。他讲话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没讲几分钟，就令人感到厌烦。他把那份长篇大论的答辩书的主要观点，又不厌其烦地概述了一遍。其主旨是：起诉大利保险公司是不适当的，因为骨髓移植并不包括在承保范围之列。此外，唐尼·雷·布莱克已经成年，不再是布莱克家的一员，是否应属于承保范围，这也是问题。
坦率地说，我对此人的表演颇感失望。我本来还以为可以目睹这位了不起的列奥·德拉蒙德耍出点儿耀眼夺目的把戏呢。在昨天之前，我一直在急巴巴地盼着这一场前哨战。我想看看教养有素的律师德拉蒙德如何与吵吵嚷嚷的布鲁索争斗。
可是现在，要不是心里紧张，我听着听着准会打起瞌睡。他一口气不停地讲了15分钟。黑尔法官垂着头在看一篇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份杂志。20分钟啦，他还在啰嗦。戴克对我说过，他听说德拉蒙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小时收费为250美元，出庭时则为350。这个价格比纽约和华盛顿低得多，但在孟菲斯却已是高不可攀了。他是有充分的理由，讲话慢慢腾腾翻来覆去的。收取这样高的费用，把问题讲透讲全事无巨细毫不遗漏，甚至讲得单调无味，也是很合算的嘛。
他手下3位律师在拍纸簿上不停地龙飞凤舞，显然是在拼命记下他们的头儿所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先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便是起草答辩书，然后是把答辩书反复改几次，然后又答复我的答辩书，然后便是现在了，他们正在记录德拉蒙德的辩护词，而辩护词却又是直接摘自他们起草的答辩书！但他们这样干有利可图。据戴克估计，延利·布里特付给手下律师的费用，在办公室工作大概是每小时150美元，出席听证会和审讯可能还要再高一些。如果戴克的估计正确，那么这3个年轻的机器人，在这儿乱画乱涂1小时，每人就可拿到大约200美元。合计600美元。再加上德拉蒙德的350，我现在看着的精彩表演，几乎值到每小时1000美元！
坐在几位律师身后的那个人，年纪比较大，和德拉蒙德差不多。他没有在拍纸簿上涂涂抹抹，所以肯定不是律师。他或许是大利公司的一位代表，或许是公司的一位专职律师。
我把戴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他用拍纸簿在我肩上拍了拍，我这才想起他的存在。他在我身后，一只手正从围栏上向我伸来。他想和我联络。在那本拍纸簿上，他写了两行字：“这家伙枯燥得要死，别脱开你写的提纲。压缩在10分钟之内。未见布鲁索？”
我没有转身，只是摇了摇头。似乎布鲁索可能就在这法庭里，只是谁也看他不见。
德拉蒙德讲了31分钟，总算结束了他的长篇独白。他那读书写字专用的眼镜，耷拉在鼻尖上。他是给学生讲课的教授！他趾高气扬地走回到座位上，对自己严密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逻辑和惊人的概括能力，无比满足万分陶醉。他手下的那几个机器人，像听到号令似的，一齐把头朝他伸了过去，对他精彩的辩护，迅速表示由衷的赞美。全是一些马屁精！难怪他会这样目中无人，得意忘形。
我把拍纸簿放在讲台上，眼睛望着黑尔法官。此刻，他对我将要说的话，显得特别感兴趣。无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会凝神倾听。我虽然怕得要死，但既然已成了过河小卒，我只有拼命向前。
这件官司其实很简单。大利公司的拒绝，剥夺了我的委托人可能会保住性命的唯一医疗措施。公司的做法将把唐尼·雷·布莱克置于死地。我们是正确的一方，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一想到他那憔悴的面孔和瘦弱的身体，我全身就充满力量。他的形象使我愤怒难平。
大利公司的律师们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用鸡毛蒜皮来转移法官和未来陪审团的视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这样干会拿到大把的钞票。德拉蒙德闲扯了31分钟，却等于什么也没说，目的也即在此。
我对事实的陈述和对法律的解释，必须比他简短。我的辩论必须清楚明了，击中要害。这样肯定能赢得一些人的赞赏。
我紧张地开始讲述与对方要求法庭驳回起诉有关的几个基本观点。听着我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黑尔法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光下垂，似乎我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的笨蛋。怀疑使他面部歪曲，但至少他没有开口。我竭力避开他的眼睛。
原告和被告双方争议十分明显的案子，要求法庭驳回起诉，很少会获得法官恩准。我虽然紧张笨拙，但我坚信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吃力地一页一页地讲述着提纲上的内容，全是对方了解的事实，没有一点新东西。法官大人听了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对德拉蒙德一样，对我十分腻烦，又埋头钻研他的杂志。我讲完时，德拉蒙德要求法官给他5分钟，反驳我的发言，他的那位老朋友用手朝讲台一挥，表示同意。
德拉蒙德又不知所云地浪费了大家宝贵的11分钟。他想澄清他想到的几个问题，但他用来澄清问题的方式，却使我们其余的人全都堕入五里雾中。
“双方律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黑尔边说边站了起来，一转眼就消失在法庭后面。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位于何处，便站在那儿准备跟在德拉蒙德先生后面与他同行。他倒是十分客气，甚至还用手搭住我的肩膀，夸奖我干得如何出色。
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法官已脱去长袍。他站在办公桌后面，用手朝两张椅子指了指。“请进。请坐。”室内光线暗淡，格调高雅，窗子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地上铺着紫红地毯，书架上一排排厚书一直堆到天花板。
我们坐下，他在思考。过了一会，他说：“这桩官司使我感到很烦，贝勒先生。我不想用毫无意义这个词，但是，坦率地说，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并未获得任何印象。这一类的官司，我真是腻透了。”
他停了停，望着我，等着瞧我的反应，但我却根本不知该说什么。
“我倾向于同意被告的要求，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他拉开一个抽屉，慢慢取出了几个药瓶。在我们的注视之下，他仔细地把药瓶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对我说：“也许你可以向联邦法院重新起诉，真的，你到别的地方去起诉吧。等着我审的案子实在太多啦。”他一颗一颗地数着药丸，从4只塑料瓶中至少取出了12颗。
“对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间。”他说完便朝房间对面右侧的一扇小门走去。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心绪茫然，呆呆地瞧着那几只药瓶，恨不得他在洗手间里吃药时一口噎死。跨进办公室后，德拉蒙德还没有开过口，现在，仿佛是收到了什么信号，他突然站了起来，将屁股搁到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上，低头望着我，满脸是笑，热情如火。
“听着，鲁迪，我是个收费很贵的律师，我的事务所是个收费很贵的事务所，”他用低低的令人信任的声音说，像是在向我透露一条秘密信息。“我们接到这一类案子的时候，首先要做点计算，估计一下辩护的费用。我们在把计算结果告诉委托人之前，手指头决不动一动。我已经办过许许多多案件，我对费用的估计可以准确到八九不离十。”他扭了一下身子，准备亮出底牌。“我已经告诉大利保险公司，从目前到审讯结束，这件案子的律师辩护费将会在5万至7万5之问。”
他等着我表示这个数字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而我却只是瞪着他的领带看。从对面洗手间传来一阵抽水马桶抽水的哗哗声。
“所以嘛，大利公司才授权我，向你和你的委托人提出支付7万5在庭外和解的建议。”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大堆胡思乱想立刻从我脑海里掠过，其中最大的便是2万5千美元这一巨大的数字。我的律师费！它就近在眼前。
等一等。他的老搭档哈维法官即将撤消这个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如此慷慨地提出给我这笔钱？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那套老把戏。哈维先用严厉的措词，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列奥再用一块天鹅绒，在我身上轻轻地揉搓。在这个办公室里，他们这样一唱一和，轮番出击，不知道干了多少次！
“这决不意味着大利公司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说。“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建议，有效期仅为今后48小时。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快做决定。如果不接受，那你我之间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他们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这笔账很简单嘛。大利公司可以省点钱，而且不必冒被陪审团做出胡乱裁决的风险。他们不喜欢被人起诉，你懂吗？他们的高级行政人员，不愿意出庭作证浪费时间。他们喜欢安安静静，尽可能避免这样的公开曝光。保险行业里的竞争可是你死我活呀，他们不愿意让对手听到风声。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此案了结，理由真是多得很哪。让你的委托人拿了这笔钱然后就不声不响，理由也同样是多得很哪。再说，这笔钱里的一大半，都无需交税，真的。”
他心平气和。即使我大谈这个案子的意义，大骂他的委托人是如何混账，他也会满面微笑，不住点头表示同意。他就像从鸭子背上往下淌的水，我说什么也不会起作用。他此刻只是一心想让我同意收下这笔钱，我哪怕骂他老婆偷人，他也决不会生气翻脸。
对面的门开了，法官大人从他专用的小洗手间踱了出来。现在轮到列奥的膀胱发涨了，他于是钻进了洗手间。一个刚下场，另一个又登台。
“血压高，”黑尔在桌子后面坐下，整理药瓶，自言自语。高得还不够，我想说。
“这桩案子意思不大，小伙子。我或许可以给列奥加点压力，让他提出个解决办法。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部分内容嘛，你知道。别的法官不干这种事，可是我干。接到案子的第一天，我就想把它办掉，干吗要拖拖拉拉呀。保险公司可能会丢给你一点钱，他们可不乐意让列奥1分钟收1000块呀。”他哈哈大笑，好像这真的很有趣似的。他笑得满脸通红，开始咳嗽。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列奥在厕所里的模样。他一定是脸贴在门上，竖着耳朵偷听我们的谈话。那里即使装了一个传声器，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
他咬个不停，一直咬出了眼泪。我等到他停止咳嗽，才开口说：“刚才他提出把本案的辩护费给我结案。”
黑尔是个蹩脚演员。他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多少？”
“7万5。”
他把嘴巴张得老大。“哇！嗳，孩子，你要不答应，你就是个疯子啦！”
“你真这样想？”我装模作样地问。
“7万5。哇，这可是一大笔啊！这可不像是列奥开的价嘛！”
“他很了不起。”
“把这笔钱收下，孩子。这一行我干了一辈子啦，你应该听我的话。”
洗手间的门开了，列奥又回到我们中间。法官大人瞪着列奥叫道：“7万5哪！”听他那么喊，你还会以为，这笔钱要从黑尔办公室的预算中开支呢。
“这是委托人的意思嘛，”列奥解释道。他的手被人捆着，他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一拉一唱，又自说自话了半天。我脑子里头乱成一团，很少搭腔。离开法官办公室时，列奥匈着我的肩，把我一直送到门口。
我在走廊里找到戴克，他正在打电话。我便在附近的一张凳上坐下，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混乱的思路理理清。本来该是布鲁索出席听证会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在他面前演了同样的双簧？不，这不可能。对方打我的埋伏，怎么准备得这么快？他们很可能为他设计了另一种把戏。
我对两件事深信不疑。首先，黑尔想撤消这个案子，这确实不是故作姿态。他年老体弱，在法官的位子上已坐了很久，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自己做错做对，毫不在乎。而再到别的法院重新起诉，又谈何容易。其次，德拉蒙德追不及待地想把案子了结。他惊恐万状，怕得要命，因为他的委托人干了一件卑鄙的勾当，而且人赃俱获＿
在过去20分钟里，戴克已经打了11个电话，却还是没有布鲁索的消息。在返回事务所的途中，我把出现在黑尔办公室的荒诞镜头，重新放了一遍。戴克是个心很活的人，马上要我接受对方的条件。他说得倒也头头是道：现在无论多少钱都救不了唐尼·雷的命，所以我们应该把能搞到的钱一把抓过来，让多特和巴迪的日子过得容易些。
戴克说，他听人有根有据地说过，有许多案件在黑尔手上审判得很不公正。作为一个现任法官，对于支持修正侵权法，他异乎寻常地直言不讳。他厌恶原告，戴克说过不止一次。案子很难在他手上得到公正的审理。咱们把钱拿过来算了，戴克说。
我们走进事务所休息时，德鲁正眼泪汪汪地在哭泣。人人都在找布鲁索，这使她焦急万分，歇斯底里。她边哭边骂，睫毛油伴着眼泪沿着双颊往下流。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说，肯定是出了什么麻烦。
由于本身就是一个坏蛋，布鲁索总是和一些有问题的危险人物为伍。即使在机场某一部汽车的行李箱里发现他肥胖的身体，我也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戴克想的也是如此。那帮歹徒正在追踪他。
我也在追踪他。我给尤吉酒家打电话找普林斯。他一定知道布鲁索现在何处。接电话的是尤吉的经理比利，此人跟我很熟。只不过讲了几句，我就知道普林斯看来也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却没有碰上好运气。比利既担心又着急。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刚刚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戴克走遍了所有的办公室，把全部人马招到一起。我们聚集在会议室——我，戴克，托克塞，雷奇，4个女秘书和2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马屁精。还有一位律师尼柯拉斯，目前不在孟菲斯。大家相互核对着和布鲁索最后一次碰头时做的笔记：有什么可疑的事？他今天原本打算做什么？他今天可能要见什么人？最后一个和他交谈的人是谁？会议室里有一种惊恐的气氛。尽管德鲁在不停地号哭，却一点也没有使混乱有所减轻。她知道的只是：肯定出了事。
会议中断了，我们默默地走回各自的办公室，锁上门。戴克当然是跟着我。我们不着边际地扯了一会，两个人讲话都很谨慎，即使真的有人在窃听，也别想听到我们不愿他知道的事。11时30分，我们悄悄地溜出后门，开车去吃午饭。
我们永远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