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