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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出决定去炸掉那个激进犹太律师的办公室相当容易。参与此事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出钱的主儿，第二个是一个熟悉地形的当地人，第三个是个年轻的爱国狂热分子，他搞爆炸有一手，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他还有绝招，能不留痕迹地溜掉。这次爆炸后他潜逃国外，在北爱尔兰藏匿了六年。
律师名叫马文·克雷默，犹太人，其家族在密西西比州三角洲地区因经商致富，到他已是第四代。他住在滨河小城格林维尔的一栋建于南北战争前的老房子里。小城的犹太人口不多却有势力，历史上这里很少发生种族纠纷，是个宜于安居的地方。他从事律师职业是因为觉得经商没意思。像大多数德裔犹太人一样，他的家族已经顺乎自然地融入南方文化，并且自认为是地道的南方人，只不过碰巧宗教信仰不同罢了。反犹主义很少露头。一般说来，他们和其他有稳固社会地位的人士相处融洽，彼此相安无事。
马文有所不同。他的父亲在五十年代末送他北上到布兰代斯大学读书。他在那儿待了四年，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三年法学院。一九六四年他回到格林维尔时正赶上密西西比州成了民权运动的中心。马文也卷入了这场运动。他那小小的律师事务所开业不到一个月，马文就和他的两位布兰代斯大学同学一起因企图为黑人办理选民登记而被捕。他父亲勃然大怒，家人也觉得丢脸，可他却全不在乎。二十五岁那年，马文首次收到对他发出的死亡威胁，从此开始随身带枪。他还给他妻子，一个从孟菲斯来的姑娘，买了一把枪，并且叫他们的黑人女佣在皮包里也放上一把。克雷默夫妇有一对当时已两岁的双胞胎儿子。
一九六五年，马文·克雷默联合（那时尚无合伙人）律师事务所首次提起民权诉讼，指控地方官员在选举中采用多种歧视性做法。此事成了全州各报的头条新闻，马文的照片也被搞到了报纸上。他的大名还被列入了三K党拟加骚扰的犹太人名单。这个在北方受过犹太教育的激进犹太律师蓄一脸胡子，假仁假义地公然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与黑人为伍并且代表他们。这绝对容忍不得。
后来，谣传克雷默律师自己出钱为“自由乘车客”①等民权工作者付保释金。他提起诉讼反对公共设施只许白人使用。他出钱重建了被三K党炸毁的黑人教堂。有人目睹他把黑人请进家门。他到北方向犹太人团体讲演，动员他们投身这场斗争。他投书各家报纸，但很少被登载。克雷默律师正勇敢地走向死亡。
① 指一九六一年美国南部抗议长途汽车种族隔离的黑人民权运动分子。
克雷默家得以免受袭击是由于有一名守夜人在他家的花圃四周巡行。马文已经雇用他两年了。他以前是个警察并且武器齐备，克雷默家的人有意使所有格林维尔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神枪手在保护着他们。三K党自然知道这个守夜人的底细，也明白还是别打扰他的好。所以，他们决定去炸马文的办公室而不是他的家。
策划这次行动实际上没用多少时间，主要是因为参与的人少。出钱的那人叫杰里迈亚·道根，发言的主要是他。他神气活现、缺乏教养，是当时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首脑人物。他的前任已经被送入监牢，而杰里迈亚·道根正在享受着指挥爆炸行动的快乐。道根并不蠢。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后来也承认道根是个相当精明的恐怖分子，因为他把那些违法的活儿都委派给那些人数很少、独立存在的小组去干，小组中的职业杀手彼此完全独立行动。联邦调查局在利用线人打入三K党方面已经颇有经验，但道根只信任他的家人及有数的几个亲信。他拥有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最大的旧车行，从各种黑市交易中赚了大钱。他有时到农村的教堂去进行鼓动宣传。
这个小组的第二个成员是一个叫萨姆·凯霍尔的三K党徒。他来自密西西比州福特县的克兰顿，那地方在默里迪恩北边，开车三小时可到，再往北一小时则是孟菲斯。联邦调查局知道萨姆·凯霍尔其人，但并不了解他和道根的关系。联邦调查局认为他并不是危险人物，因为他所住的地区几乎没有三K党活动。福特县近期倒是有几只十字架被烧，但没有爆炸，没有杀人。联邦调查局知道萨姆·凯霍尔的父亲生前曾是三K党，不过这一家人大体上都不是活跃分子。道根把萨姆吸收进来是高明的一着。
克雷默的办公室被炸始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夜间的一个电话。道根怀疑他的电话被窃听，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所以他等到半夜才驾车到默里迪恩南边的一个加油站打公用电话。他还疑心联邦调查局跟踪他，他的猜疑没有错。他们是在监视他，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是往哪里打。
萨姆·凯霍尔在另一端静静地听着，问了一两个问题就挂断了。他回到床上，什么也没跟他老婆说。她也知道还是不闻不问的好。翌日晨，他早早离家开车到克兰顿城里。他在每天进早餐的咖啡馆吃了早餐，然后在福特县法院里的公共电话上打了一个电话。
两天后，在四月二十日那天的黄昏，萨姆离开了克兰顿，驱车两小时来到克利夫兰。这是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一座大学城，距格林维尔有一小时车程。他在一家热闹的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等了四十分钟，却未等到绿色的庞蒂亚克车。萨姆在一家便宜餐馆吃了炸鸡后便驱车往格林维尔去侦察马文·克雷默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两周前萨姆到格林维尔花一天时间进行了侦察，所以已经对这座城镇十分熟悉。他找到克雷默的办公室，然后开车经过马文那气派庄严的家，之后又去了那家犹太教堂。道根说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这教堂，但他们必须先教训这个犹太律师。凯霍尔晚十一点前又回到克利夫兰，才知道绿色庞蒂亚克没有停在购物中心，而停在了备用地点——六十一号公路上的一个卡车停车点。他在司机地垫下找到了车钥匙，开车在三角洲肥沃的农田里兜了一圈。他转上一条农庄车道，停车打开车后箱。在一个被报纸覆盖的硬纸箱里，他找到十五根炸药、三个雷管和一根引信。他又开车回到城里，在停车点的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里等待。
凌晨两点整，小组的第三个成员走进这个拥挤的咖啡馆，在萨姆对面坐了下来。他名叫罗利·韦奇，很年轻，不超过二十二岁，但在这场民权斗争中却是很受信任的老手。他自称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眼下住在山区里一处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尽管他从不吹牛，却几次告诉萨姆他衷心希望在这场为维护白人至上的斗争中牺牲。他的父亲是个三K党徒，同时也是拆房子的承包商，罗利·韦奇就是从他那儿学会如何使用炸药的。
萨姆·凯霍尔对罗利·韦奇了解甚少，并且不大相信他的话。他从没问过道根是在哪儿找到这毛孩子的。
他们啜饮着咖啡，闲聊了半个钟头。萨姆的杯子不时由于他心神不宁而抖动，罗利·韦奇的却是四平八稳。他的眼睛始终静静的，眨都不眨。他们已经共事过几次，萨姆·凯霍尔对他这么年轻就如此冷静大为惊讶。他曾向道根报告这小家伙从不紧张，甚至在他们靠近目标后，他安置炸药的时候也一样。
韦奇的车是从孟菲斯机场租的。他从后座拿出一只小袋子，锁了车，把车留在了卡车停车点。萨姆驾着庞蒂亚克车驶离了克利夫兰，沿六十一号公路向南开去。时值早上三点，公路上空空如也。在肖村以南几英里处，萨姆转上一条幽暗的沙石路把车停了下来。罗利叫他待在车里，自己下车检查炸药。萨姆听从他的安排留在车里。罗刊带着他的袋子走到车后箱把炸药、雷管和引信清点了一遍。他把他的袋子放在后箱里，关好箱盖，然后叫萨姆朝格林维尔驶去。
四点钟左右他们第一次驶过克雷默的办公室。大街上空荡荡的，一片昏暗。罗利说这将是他们最容易的一份活计。
“太遗憾了我们不能炸他的家，”他们从克雷默家旁边驶过时罗利轻声说。
“是啊。大遗憾了，”萨姆神经质地说，“可他有个守夜的，你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不过那守卫好办。”
“可能是吧。但是他家里有小孩，你知道。”
“应该趁他们还小就把他们宰了，”罗利说，“小犹太杂种长大了会变成大犹太杂种的。”
萨姆把车停在克雷默办公室后面的小街上。他熄了火，两人轻轻把后箱打开，取出纸盒和袋子，沿一道通往后门的树篱溜了过去。
萨姆撬开后门，几秒钟后他们就在里面了。两周前萨姆曾经借口问路在接待员面前出现，随后还借用过洗手间。顺中间的走廊进去，在洗手间和看来是克雷默办公室的房间之间有一个堆满旧档案和废旧法律文件的狭窄的储藏室。
“呆在门口看住那条小街，”罗利冷静地低声说。萨姆完全照办，他宁可充当望风的也不愿去处置炸药。
罗利迅速把纸箱放在储藏室地板上，然后便给炸药接引信。这一操作必须十分谨慎，萨姆每次等在一旁时都心跳加速。他总是背对炸药，以防万一出了差错。
他们在事务所里呆了不到五分钟，就回到小街上，若无其事地踱到那辆绿色庞蒂亚克车旁。他们成了战无不胜的人。每次都是这么轻而易举。他们曾经在杰克逊市炸过一家房地产经纪人的事务所，起因是经纪人把房子售给了一对黑人夫妻。那是一个犹太经纪人。他们还炸过一家小报社，原因是那家报纸的编辑对种族隔离间题发表了中立言论。经他们手炸毁的还有州里最大的犹太教堂。
他们在黑暗中驱车穿过小街，这辆绿色的庞蒂亚克在转入另一条街时前灯才亮起来。
在以前每次爆炸时，罗利使用的都是十五分钟后引爆的引信，那和鞭炮很相像，用一根火柴就能点燃。而且，作为行动的一部分，爆炸小组总是喜欢在炸药把目标炸开的当口在市郊摇下车窗。以前他们每次都是在相当远的地方，在从容脱逃时听到和感受到那些爆炸的声响和震动的。
但是今晚将会不同。萨姆拐错了一个弯，于是突然间他们被挡在一个铁道闸口前。一列货运火车从他们前面铿铿驶过，他们只好眼望着一闪一闪的灯光。相当长的一列货车。萨姆不止一次地看他的表。罗利一声没吭。火车过去了，不过萨姆又一次拐错了弯。他们拐到河边来了，远处有一座桥，沿街全是破败的房屋。萨姆又看了看表。五分钟之内大地便会震动，他但愿到爆炸发生时已经上了一条偏僻的公路，从容地行驶在黑暗之中。罗利动弹了一下，似乎对他的司机不耐烦起来，但没有说话。
又拐了一个弯，又是一条陌生的街。格林维尔不大，萨姆算计着只要他不断拐弯就总会拐回他熟悉的街道上。接下来他拐错了最后的一个弯。萨姆一发现他逆行进了一条单行道就马上踩了刹车。然而当他踩刹车时引擎熄了火。他把车挡放在空挡上，然后旋开点火开关。引擎转动正常，但车子就是发不动。接着他们闻到了汽油味。
“该死！”萨姆咬牙切齿地说，“该死！”
罗利身子放低坐在座位上，盯着车窗外面。
“该死！油路堵了！”他又一次转动钥匙，结果还是一样。
“别把电用光，”罗利镇静而缓慢地说。
萨姆差不多惊慌失措了。尽管他迷了路，他还是有理由相信他们离市区并不远。他深吸一口气，察看着街道。他瞟了一眼手表。四下里看不到别的车，一片寂静。这倒是适于搞爆炸的完美环境。他似乎可以看到导火线顺着木地板在燃烧。他似乎可以感到大地的震动。他似乎可以听到木板、石板、砖块和玻璃在爆裂时发出的轰响。见鬼，萨姆一面试图使自己镇静一面想，没准儿我们还会被迸起的碎块击中。
“照说道根应当给一辆像样点的车，”他喃喃自语。罗利没搭茬儿，只是继续盯着窗外的什么东西。从他们离开克雷默的事务所起至少已过了十五分钟，因而应该到爆炸的时间了。萨姆抹去脑门上的汗水，又一次点火起动。这一回，引擎顺利地起动了。他朝罗利咧嘴一笑，后者看上去完全无所谓。他把车往后倒了几英尺，然后加速开走。第一条街就很眼熟，驶过两个街区后他们上了大街。“你用的是哪种引信？”在他们拐弯上了离克雷默的事务所不到十个街区的第八十二号公路时，萨姆终于发问道。
罗利耸耸肩，仿佛那是他自己的事，萨姆不该问。他们在路过一辆停在那里的警车时放慢了速度，然而一到城边就加大了车速。没几分钟，格林维尔就被抛在了后面。
“你用的是哪种引信？”萨姆再次发问，强忍着心里的火。
“我试用了一种新玩意儿，”罗利回答，眼睛并不瞧他。
“什么？”
“你不会明白的，”罗利说，而萨姆越发恼火。
“一种定时装置？”又驶了几英里后，萨姆问。
“差不离吧。”
他们驶往克利夫兰，一路上完全沉默。在格林维尔的灯光慢慢消失在地平线上时的那几英里路上，萨姆隐约希望能看到一团火球或者听到远处传来的爆炸声。然而什么也没有。罗利甚至还乘机打了个盹儿。
他们到达时，那家卡车停车点的咖啡馆已经满座。罗利慢悠悠地从车上下来，把乘客座那头的车门关上。“下次见，”他面带笑容地朝开着的车窗内的萨姆说，接着便向他租来的车走去。萨姆目送着他大摇大摆地离去，又一次对罗利·韦奇的冷静感到惊异。
此时已是五点三十几分，东方幽暗的天空中隐隐露出一缕橙色的曙光。萨姆把绿色庞蒂亚克开上六十一号公路，朝南驶去。
克雷默爆炸事件的恐怖故事实际上从罗利和萨姆在克利夫兰分手之时才算开始。首先是露丝·克雷默枕边床头柜上的闹钟与往常一样在五点三十分铃声大作，这时露丝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得的病不轻。她有些低烧，太阳穴疼痛，恶心想吐。马文扶她到浴室，她在里面呆了三十分钟。一种厉害的感冒病毒已经在格林维尔流行了一个月，现在终于打通了进入克雷默家的路。
女佣在六点半钟叫醒了已经五岁大的双胞胎乔希和约翰，赶紧给他们洗澡穿衣并吃了早饭。马文认为最好还是照计划把他们送托儿所，让他们离开这栋房子，他希望这样他们就能躲开病毒。他打电话给一个医生朋友，请他开了药方，又把二十块钱留给女佣，让她一个小时后到药房去取药。他跟躺在浴室地上、头下垫着枕头、额上敷着冰袋的露丝说了再见，便带着孩子们离开了家。
他接手的案子不全是民权诉讼。在一九六七年的密西西比州，律师事务所光靠接那一类案子是难以生存的。他还受理一些刑事案件及离婚、地界分割、破产和不动产等普通的民事纠纷。尽管他的父亲几乎不跟他说话，而且克雷默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几乎从不提他的名字，马文还是把三分之一的办公时间用于处理家族的事务。这一天上午他的日程安排就是在九点身着律师袍为涉及他叔叔的不动产问题出庭辩护。
双胞胎喜欢爸爸的律师事务所，托儿所得八点钟才开课，所以马文在送孩子和上法院之前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办公。这种情况一个月里大概有一次。实际上几乎天天都有一个孩子会恳求马文把他们先带到办公室玩然后再去托儿所。
他们到办公室时大约是七点半钟，双胞胎进门就直奔秘书小姐的办公桌和桌上那一大摞等着裁切、复印、打钉并折叠成信封的打字纸。事务所的楼房结构不规则，是长期以来零增碎补的结果。前门进去是个小门厅，那儿的接待员办公桌几乎就在楼梯下面。四把为等候的客户准备的椅子紧靠着墙边。椅子下面散放着一些杂志。门厅左右两边都是律师的小办公室——马文现在已有三位助手为他工作。门厅直接通往从中间穿过一楼的走廊，所以从前门可以看到大约八十英尺之外的楼房后部。马文的办公室是楼下最大的一个房间，在左边最后一个门里。往前便是那间拥挤杂乱的储藏室。储藏室对面是马文的秘书海伦的办公室。海伦是个模样姣好的年轻女子，是马文十八个月来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
二楼上的几间狭窄的办公室属于另一位律师和两位秘书。三楼没有暖气空调，是堆放东西用的。
马文通常在七点半钟至八点之间到办公室，因为他喜欢在公司其他人来上班和电话铃声开始响之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光。同往常一样，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五这天他又是第一个到的。
他开了前门，开了灯，在门厅停下来。他告诫双胞胎不要把海伦的办公桌搞得乱七八糟，可他们已经直奔走廊，一句话也没听见。等马文第一次探头进去警告他们时，乔希已经拿起了剪刀而约翰则拿起了钉书机。马文暗暗发笑，随后走进他的办公室，很快便潜心钻研起来。
后来马文在医院时回想起来，他大约在八点差一刻时上三楼去找一份旧档案，他觉得这份档案对他正在准备的案子有现实意义。他上楼时还在自言自语。按事情的进展，是这份旧档案救了他一命。孩子们当时正在楼下的什么地方大笑。
炸药以每秒几千英尺的速度朝四面八方炸开。置于这座木结构建筑物中央的十五根炸药在数秒钟内就使楼房变成了碎片瓦砾。腾空而起的碎裂木头和其他碎片过了整整一分钟才落到地上。地面震动得像是发生了一次小地震，而且根据目击者事后所述，格林维尔闹市区上空的玻璃碴子纷纷落下，简直没完没了。
乔希和约翰离爆炸中心还不到十五英尺，所幸的是他们再也不会知道落在自己头上的是什么。他们没有受痛苦。当地的消防队员在八英尺深的瓦砾碎石下找到了他们那血肉模糊的尸体。马文先是被震到了三楼的天花板上，然后失去知觉的他随着天花板的碎片落到炸药在楼房中心炸成的冒烟的坑里。二十分钟之后他才被发现并被火速送往医院。没出三个小时他的两条腿便被齐膝截掉了。
爆炸发生的确切时间是七点四十六分，而这多少总是不幸之中的大幸。马文的秘书海伦此时正要从四个街区外的邮局离开，她感觉到了爆炸的震动。再过十分钟她就该在办公室里烧咖啡了。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年轻的助手大卫·卢克兰住在三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公寓里，当他听见并感到爆炸时他正要锁上他公寓的房门。再过十分钟他就会在他的二楼办公室拣选自己的邮件了。
爆炸时相邻的一栋办公楼也被引燃，虽然火势不大并且很快便被控制住，但这使得情形更加混乱。一时间浓烟滚滚，人们纷纷仓皇奔逃。
有两个行人受了伤。一块三英尺长的二英寸乘四英寸规格的木板落在一百码之外的人行道上，又弹起来，随后结结实实砸在了才从停好的车子上下来朝爆炸方向观望的塔尔顿太太脸上。她的鼻梁骨折并被严重划伤，不过到底是痊愈了。
第二个受伤者伤势很轻但关系重大。爆炸时这个名叫萨姆·凯霍尔的陌生人正慢慢地朝克雷默事务所走去，地面的震动使他脚下不稳跌倒在马路沿上。他挣扎着站起来时横飞的玻璃使他的脖子和左边面颊各挨了一下。他急忙弯腰跑到一棵树后，躲避周围如雨般落下的玻璃碎渣。他吃惊地望着眼前的这片废墟，接着便溜掉了。
血从他脸颊上滴下来，弄脏了他的衬衫。他心惊胆颤，事后这一切他很多都记不起来了。他开着那辆绿色庞蒂亚克，急速驶离市区，其实要是他多动动脑子并且注意一点，是有极大可能第二次从格林维尔安全逃脱的。两名巡逻车上的警察应爆炸案呼叫火速驶入闹市区之时遇到一辆绿色庞蒂亚克，这车子不知何故拒不靠边让路。巡逻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警察还按着喇叭高声咒骂，可那辆绿色庞蒂亚克就跟僵在了车流里似的一动不动。警察只好停下车，跑过去使劲把门拉开，于是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手铐铐到了萨姆的手腕上。他被粗鲁地推进警车的后座，押往监狱。庞蒂亚克也被扣留。
炸死克雷默家双胞胎的炸弹是极粗糙的一种。十五根炸药用灰色电缆管的胶带紧捆在一起。罗利·韦奇没有用引信，他是用一个上发条的便宜闹钟作定时器代替引爆装置的。他拆掉了闹钟分针，在钟面上的7和8之间钻了一个小洞，在洞里插了一根金属针，一旦横扫过来的时针触及它便会接通电路引爆炸弹。罗利需要的时间比引信能够提供的十五分钟更多。加之，他自认为是专家，所以希望试验新的设备。
也许是时针有些弯曲，也许是表盘不完全平，也许是罗利在狂热状态中把它绑得太紧，抑或不够紧，再不然就是金属针与表盘不相平齐。毕竟这回是罗利初次试用定时装置。也可能定时装置就是准确地照罗利的计划进行的。
不过管它是什么原因或借口，杰里迈亚·道根和三K党在密西西比州的爆炸攻势如今已经沾染了犹太人的鲜血。所以，考虑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这场攻势就此结束。
二
搬走死伤者之后，格林维尔警方立即在废墟周围实行戒严，不许人们进入。没过几小时杰克逊市联邦调查局人员接管了现场，一个拆除小组在天黑前开始彻底清理碎石瓦砾，十几个联邦调查局人员神情严肃地进行着这项单调乏味的工作：拣起每一块细小的碎片，仔细观察，又拿给别的同事看，然后集中收到一边以待他日拼接组合。城边的一座空闲的棉花仓库被租借来存放克雷默爆炸案现场的残片。
联邦调查局最初的假设后来得到确认。凶犯使用的是甘油炸药、一个定时装置和几根电线。那不过是一枚被粗粗组装而成的最低级的炸弹，安装者可算够运气没把自己炸死。
马文被迅速转送到孟菲斯的一家高级医院，他被列入病情严重但稳定的病人名单有三天之久。露丝·克雷默由于休克也住了院，先是在格林维尔，后来被救护车也转送到孟菲斯的同一家医院，克雷默夫妇同住一室而且同被施以大量镇定剂。数不胜数的医生和亲友在一旁值班守护。露丝在孟菲斯出生长大，因而有许多朋友前来看望。
克雷默律师事务所周围尘埃落定之后，邻居们，其中有些是商店老板及其他办公室的职员，清扫着人行道上的玻璃。他们一面观看警方和救援人员着手挖掘，一面窃窃私语。格林维尔城里盛传一名嫌疑犯已经落网。就在爆炸当天的午间，旁观的人群就全都知道了那人的名字叫萨姆·凯霍尔，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克兰顿，是三K党成员，他自己也在爆炸中受了伤。有一篇报道提供了凯霍尔在其他爆炸事件中所犯罪行的可怕细节，描述了种种令人发指的伤害行为及残缺不全的尸体，尽管那涉及的全是黑人。另一篇报道对格林维尔警方在爆炸后数秒钟就循踪抓获这个狂人的英勇之举备加赞颂。格林维尔电视台的午间新闻证实了大家已经得知的消息，那便是两名小男孩死亡，他们的父亲受重伤，而萨姆·凯霍尔已被拘留。
萨姆·凯霍尔差点就可以交三十美元获得保释。当被火速押往警察局时他已清醒过来，所以他向那两个盛怒的警察说足了好话，为自己没有为他们让路而一再道歉。他被控以很轻的罪名，随后被送往拘留所等候办理获释手续。那两个拘留他的警察则急速前往爆炸地点。
一个兼作狱医的看守带着一只破旧的急救药箱来看萨姆，给他把脸上已干的血迹洗去。血已经不流了。萨姆又重复了一遍他在酒吧打架的故事。狂暴的夜啊。狱医离开后一个小时，一个助理看守带着文件出现在拘留室的推拉窗前。给萨姆定的罪名是未给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让路，最高罚款是三十美元，如果他能以现金结清这笔账，那么一旦文字具结完毕并且车子验检通过他就可以自由离去了。萨姆神经质地在牢房里踱来踱去，不时瞟着他的表，轻轻挠着面颊上的伤口。
他一定得销声匿迹。这次被捕已被记录在案，用不了多久，这些乡巴佬就会把他的名字和爆炸联系在一起，而到那时，是的，他得逃走。他得离开密西西比州，或许和罗利一同逃亡巴西或某个地方。道根会给他们钱。他一旦离开格林维尔就先打电话给道根。他的车还在克利夫兰的卡车停车点停着。他将在那儿换车，然后到孟菲斯乘灰狗巴士。
这就是他的打算。在返回现场这事上，他简直就是个白痴。但他认为，只要他保持冷静，那些蠢货就会放了他。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助理看守拿了另一张表来。萨姆递给他三十元现金，换回一张收据。他跟着那人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拘留所的前台，收到一张两周后到格林维尔市法院出庭的传票。“车呢？”他一面折起传票一面问。
“他们会开过来，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萨姆看看表，等候了十五分钟。通过铁门上的小窗户，他望着在拘留所门前停车场进进出出的车。两个醉汉被一名粗壮的警察拖到台前。萨姆心神不安地等着。
从他背后的什么地方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慢吞吞地叫他：“凯霍尔先生。”他转过身，与一个小个子男人打了个照面，那人穿一身褪色很厉害的套装。一枚警徽在萨姆眼前晃动。
“我是艾维，格林维尔警察局的侦探，需要问你几个问题。”艾维朝沿走廊一字排开的木门挥挥手，于是萨姆顺从地跟在他后面。
自他隔着一张脏桌子和侦探艾维对面坐下那时起，萨姆就很少说话。艾维才四十出头，可已经头发灰白，眼角堆满皱纹了。他点起一支不加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又递给萨姆一支，然后问他的脸是怎么受的伤。萨姆摆弄着香烟，却不点它。他几年前就已戒了烟。尽管在这样的关口他也感到有种想要抽烟的冲动，但他只是拿烟轻轻在桌子上磕着。他眼睛看也不看艾维地说，也许是打架打的。
艾维在喉咙里短促地笑笑，似乎这样的回答是在意料之中，这下萨姆明白自己所面对的是行家了。现在他惶恐起来，双手开始颤抖。艾维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架在哪儿打的？跟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为什么你在离居住地三小时路程之外的格林维尔打架呢？你从哪儿弄到的这辆车？
萨姆一言不发。艾维向他发出的一连串问题全都是萨姆不能回答的，因为谎话会导致更多的谎话，这样不出几秒钟他就会落进艾维的圈套。
“我希望跟律师谈谈，”萨姆终于说。
“好极了，萨姆。我想这的确是你该做的。”艾维又点了一支骆驼烟，冲着天花板喷出浓浓的烟雾。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小小的爆炸案，萨姆。你知道这事吗？”艾维问，他的声音稍有抬高，带着嘲弄的口气。
“不。”
“真惨。有人把一个姓克雷默的本地律师的办公室炸得支离破碎。大约在两小时前出的事。你知道，这也许是三K党的杰作。我们这儿附近并没有三K党，不过克雷默先生是犹太人。我猜，你对此事一无所知，是吧？”
“是的。”
“真的，真是凄惨，萨姆。你知道，克雷默先生有两个小男孩，乔希和约翰。也是命该如此，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办公室和他们的爸爸在一起。”
萨姆屏住气望着艾维。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吧，他的眼神在说。
“这两个小男孩是一对双胞胎，才五岁，简直可爱极了，可被炸得粉碎，萨姆。死状可怕极了，萨姆。”
萨姆缓缓垂下头，下巴差一点抵到了胸口。他被打垮了。两项谋杀罪、律师、审判、法官、陪审团、监狱，所有这些都向他一齐袭来，他闭上了眼睛。
“他们的爸爸也许运气会好。他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手术。男孩们已经停放在殡仪馆了。真是个悲剧，萨姆。你恐怕不知道炸弹的事，对不对，萨姆？”
“不知道。我想见律师。”
“当然可以。”艾维慢慢起身，离开了房问。
萨姆脸上的玻璃碴被医生取出，送到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化验报告不出所料，就是那栋办公楼正面窗户上的玻璃。由绿色的庞蒂亚克很快追查到默里迪恩的杰里迈亚·道根。在车后箱里发现了一根十五分钟的引信。一名送货人前来报告警方，他曾在凌晨四时左右看到这辆车在克雷默事务所附近。
联邦调查局立即告知新闻界萨姆·凯霍尔早就是三K党成员，而且他还是其他数桩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他们觉得案子已破，因而对格林维尔警察局大加嘉奖。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亲自就此案发表了讲话。
爆炸后两天，克雷默家的双胞胎被安葬在一个小小的墓园里。格林维尔的一百四十六名犹太居民，除了马文和其他六人，全部出席了葬礼。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摄影师是其人数的两倍多。
萨姆次日早上在他小小的囚室里看到了照片和报道。头脑愚钝的助理看守拉里·杰克·波尔克此时已是萨姆的朋友，因为正如他早些时曾小声告诉萨姆的，他的几个表兄弟都是三K党而且他自己也总想加入，只是他的老婆不支持。他每天清早都给萨姆送来新鲜的咖啡和报纸。波尔克早已表示了他对萨姆爆炸技术的赞赏。
除了出于要利用波尔克的需要而勉强应付几句，萨姆实际上一言不发。爆炸后的第二天他便被控犯有两桩一级谋杀罪，所以他满脑子都是毒气室的景象。他拒绝同艾维和其他警察讲话，对联邦调查局的人也一样。自然有记者来采访，不过都没通过波尔克这一关。萨姆打电话给他妻子嘱咐她锁上大门待在克兰顿。他独自坐在他的空心砖结构的囚室里，开始写日记。
如果罗利·韦奇被发现与爆炸有牵连，那么他会被警察自行找到。萨姆·凯霍尔曾作为三K党员发誓，对他来说立誓是神圣的。他永远永远不会告发三K党人。他热切希望杰里迈亚·道根对自己誓言的态度也和他一样。
爆炸案两天后，一个留着鬈发、名叫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律师首次在格林维尔出现。他形迹诡秘，是三K党秘密成员，在杰克逊市一带由于总是代理形形色色的暴徒杀手而臭名昭著。他想竞选州长，声称将施行维护白种人利益的政纲，声称联邦调查局罪大恶极，声称黑人应当受到保护但要与白人隔离，等等等等。杰里迈亚·道根派他来为萨姆·凯霍尔辩护，不过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叫萨姆闭上嘴巴。由于绿色庞蒂亚克的关系，道根已被联邦调查局监视，所以他担心会被以同谋犯的罪名起诉。
同谋犯，克洛维斯单刀直入对他的新客户解释道，罪名就跟直接动手的人是一样的。萨姆默默地听着。他听说过克洛维斯，但对他还不太信任。
“你看，萨姆，”克洛维斯像对一年级新生那样解释着，“我知道是谁安装的炸弹。道根告诉我了。如果我计算得准确，知情的就咱们四个人——我、你、道根和韦奇。道根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韦奇是永远不会被找到的。他们没有交谈过，但这小子机敏得很，此刻恐怕已经跑到外国了。这样就剩下你和道根了。坦白说，我预料道根现在随时会被起诉。不过警方要给他定罪是很难的，除非他们能证实是你们合伙把那个犹太人的办公室炸掉的。而他们只有一个途径可以证实这一点，就是你告诉他们。”
“所以就由我全承担了？”萨姆问。
“不。你只要绝口不提道根。否认一切。对那车子的事我们会编造一个故事。让我来操心这个。我会设法把案子挪到其他县审理，也许挪到山区或者没有犹太人的某个地方。只要咱们有一个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我就会把这案子料理得妥妥当当，你我二人会因此案的胜诉而成为英雄的。就让我来操持此事吧。”
“你不认为我会被判罪吧？”
“哪里会。听着，萨姆，相信我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全是由爱国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全是你这样的人，萨姆。全是白人。全都担心他们的小孩会被迫跟黑鬼的小孩一起上学。全都是好人，萨姆。我们将从中挑选十二人，把他们送上陪审席，向他们说明那些臭犹太人如何鼓吹所有那些有关民权的胡说八道。相信我，萨姆，事情会很顺利的，”克洛维斯说着，隔着摇摇晃晃的桌子探身过去拍拍萨姆的手臂，又说，“相信我，萨姆，这样的案子我以前就办成过。”
那天晚些时候，萨姆被带上手铐，在一群格林维尔警察的簇拥下钻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巡逻车。从监狱到车前他被一小群摄影记者频频拍照。另外一群执着的人则在法院前等候萨姆和他的随从人员到来。
他和他的新任律师，可敬的克洛维斯·布雷泽顿一起在法官面前报到，律师提出放弃预审，但办理了其他一些无须开口的例行法律手续。萨姆离开监狱不到二十分钟就又回来了。克洛维斯答应过几天再回来与他着手谋划对策，随后就赶忙去到记者面前作了一番精彩的表演。
格林维尔的新闻媒介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才算冷下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萨姆·凯霍尔和杰里迈亚·道根双双被以一级谋杀罪起诉。当地地区检察长高声宣布他将要求对犯人处以死刑。罗利·韦奇的名字始终没有提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
克洛维斯如今同时代理两名被告，他据理力争，成功地达到了转移审判地点的目的，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案子在离格林维尔两百英里远的内特尔斯县开庭。结果审判成了闹剧。三K党竟在法院前的草坪上安营扎寨，几乎一小时来一次闹哄哄的抗议。他们从其他州用船运来三K党徒，甚至还请来一些客人讲演。萨姆·凯霍尔和杰里迈亚·道根被视为白人至上主义的象征，因而他们可爱的名字被他们蒙面的崇拜者千百次地呼叫着。
新闻界关注并等待着事情的进展。法庭上报刊记者挤得满满的，所以，运气差些的就只好在前面草坪上的树荫下等待。他们注视着三K党徒并聆听演讲，而知道有记者旁观和拍照，那些演讲者就更是没完没了。
法庭里面事情的进展对萨姆·凯霍尔和杰里迈亚·道根而言颇为顺利。克洛维斯施展神通，搞到了十二个白人爱国者——他更乐意这样称呼他们——坐在陪审席上，随后便开始针对起诉书论据的重大漏洞发难。最重要的证据是间接推测出来的——没有人真正看见萨姆·凯霍尔安装炸弹。克洛维斯在开场白中大声指出了这点，赢得极佳效果。萨姆·凯霍尔实际上是受雇于道根，出差到格林维尔办事，他只是碰巧在这个最为不幸的时刻来到了克雷默办公楼的附近。当克洛维斯想起那两个可爱的小男孩时他差点落了泪。
车后箱里那根炸药的引信极有可能是前车主、默里迪恩的脏土承包商卡森·詹金斯先生留下的。卡森·詹金斯先生出庭作证说他干的这一行不时要用炸药，所以那引信显而易见只是他卖车给道根时忘在车后箱里的。卡森·詹金斯先生是教堂主日学校的义务教师，他个子不高，寡言少语，工作努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社会中坚。他还是三K党，不过联邦调查局不知道。他的证词被克洛维斯安排得滴水不漏。
萨姆的车曾经放在克利夫兰卡车停车点这一事实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始终没发现。他在狱中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时就指示妻子叫他儿子埃迪·凯霍尔立即驱车前往克利夫兰取车。在这件事上的幸运对于被告一方意义重大。
不过克洛维斯·布雷泽顿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很简单，既然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当事人曾共谋做过任何事情，那你们，内特尔斯的陪审员们，怎么可以把这两个人送去处死呢？
开庭四天之后陪审团退席商议如何判罪去了。克洛维斯向他的当事人保证，结果一定是无罪释放。原告方差不多也是一样的看法。三K党徒们风闻胜利在望，在前面草坪上更是加紧了攻势。
结果是既非无罪释放，亦非判定有罪。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名陪审员坚持自己的立场迫切要求判罪。经过一天半的商议，陪审团向法官报告，意见不统一且僵局无望打破。法庭宣布审判结果为未决。于是，五个月来萨姆第一次得以回家。
六个月后案子再度开庭审理，地点在另一农村地区，是距格林维尔四小时车程的威尔逊县，此地与第一回的审判地相距一百英里。在第一个审判地有人申诉三K党对未来的陪审员加以骚扰，所以法官，出于何种原因始终不明，将审判地改在一个到处都是三K党及其支持者的地区。陪审团还是清一色白人并且当然没有犹太人。克洛维斯老调重弹，连原先所用的妙语警句都一成不变。卡森·詹金斯先生则把原先的谎言重述一遍。
这次审判的策略有所改变，然而徒劳无益。地区检察官放弃处以死刑的意见，只是坚持要求使杀人罪名成立。不处死刑，并且陪审团如果愿意，可以选择按过失杀人给凯霍尔和道根定罪，罪名还是杀人但罪过却轻得多。
第二次审判有些新情况。马文·克雷默坐着轮椅，在前排盯着陪审团听了整整三天。露丝强撑着去看了第一次的审判但回到格林维尔家里就再次因为激动过度而住进医院。马文自从爆炸以后动了几次手术，他的医生不许他到内特尔斯观看那种场面。
大部分陪审员都不敢看他。他们的眼睛避而不看旁听席，作为陪审员，他们对证人作证的关注出乎寻常。然而有个年轻的妇人、一对双胞胎的母亲沙伦·卡佩珀却不由自主地不时瞟一眼马文，有许多次他们的视线相遇。他用目光恳求她主持公道。
沙伦·卡佩珀是陪审团十二人中唯一从一开始就投票主张定罪的。一连两天她遭到其他陪审员的谩骂和斥责。他们指名道姓地把她骂得哭出来，可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第二次审判陪审团以十一比一的票数相持不下。法官宣布审判未决，大家各自打道回府。马文·克雷默返回格林维尔，随后去孟菲斯继续做更多的手术。克洛维斯·布雷泽顿在新闻界面前丑态百出。地区检察官对于重新开庭未作许诺。萨姆·凯霍尔悄悄回到克兰顿，郑重发誓不再与杰里迈亚·道根打交道。而这位三K党党首本人却以凯旋的姿态返回默里迪恩，在那里向他的追随者吹嘘这场维护白人至上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善已战胜恶，等等等等。
罗利·韦奇的名字只有一次被提起。那是在第二次审判时道根借午餐休息低声告诉萨姆说那小鬼捎来的口信已经收到。捎信人是陌生人，他是在法庭外面的走廊里对道根的妻子说的。口信简单明了。韦奇就在附近，在树林里，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只要道根或萨姆提到他的名字，那他们的房子和家人就会被炸弹送进地狱。
三
一九七○年露丝和马文·克雷默分居。后来，也是在这一年，马文进了精神病院，一九七一年他自杀身亡。露丝回到孟菲斯和她的双亲同住。尽管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少，但还是作出很大努力敦促举行第三次审判。实际上当格林维尔犹太人被激起强烈义愤，群情为之沸然之时，地区检察官却显然对屡次失败已经厌烦，失去了对起诉凯霍尔和道根的热情。
马文被葬在他的儿子们旁边。为了纪念乔希和约翰，人们新建了一座公园并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光阴荏苒，他们惨死的悲剧已在一定程度上不再那么骇人听闻。年复一年，格林维尔谈论这件爆炸案的人越来越少了。
尽管联邦调查局施加过压力，第三次审判并未成为现实。原告方没有新的证据。法官无疑又要改变审判地点。起诉看来没有希望，但联邦调查局依然不肯罢休。
由于萨姆无意再干，罗利也不见踪影，道根的爆炸攻势难以推展。他继续身着三K党长袍，到处演讲，并且开始想象自己是一派重要的政治势力。北方的记者们对他露骨的种族挑衅发生兴趣，而他则总是乐此不疲地戴上面罩接受采访大放厥词。一时间他居然也小有名气，这令他极为得意。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道根只不过成了一个迅速衰亡的组织中的身着长袍的恶棍之一。黑人投票选举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公立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南方各地的联邦法官正在逐渐打破种族之间的界线。民权已经在密西西比州开始实现，三K党被可悲地证明无法把黑人隔绝在他们所属的地方。道根焚烧十字架时连苍蝇都吸引不来。
一九七九年对悬置未决的克雷默爆炸案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大卫·麦卡利斯特当选为格林维尔地区检察官。二十七岁的大卫成了该州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地区检察官。他十来岁时就曾站在人群中观看联邦调查局在克雷默事务所的废墟之中搜索，因而才当选不久他就发誓要将那些恐怖分子缉拿归案。
其二是杰里迈亚·道根因偷漏所得税被起诉。由于多年来在避开联邦调查局的追究上十分成功，使他一时大意撞上了国内税务局。调查进行了八个月，结果是拿出了一份对他长达三十页的起诉书。根据起诉，道根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和漏报至少十万美元的所得税。起诉书中罗列八十六条罪名，最高可判二十八年监禁。
道根已是罪责难逃，于是他的律师（不是原来那位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立即着手寻求进行折衷交易的可能。联邦调查局乘机插手此案。
通过一系列与道很及其律师面红耳赤、争执激烈的会谈，政府方提出一项交易，即道根如作证指控萨姆是克雷默爆炸案的凶犯，则可免服因偷税被判监禁的徒刑。一天牢也不用坐，但要判处长期缓刑并支付高额罚款。道根已有十年多没和萨姆说过话了，也不再积极参与三K党的活动。有许多原因促使他考虑这笔交易，何况这关系到他是继续做自由人还是到监牢里服刑十来年的问题。
为了促其入彀，国内税务局查封了他的资产并筹划搞一次精心安排的火灾物品廉价拍卖。为了帮助他作出决定，大卫·麦卡利斯特还说服格林维尔的一个大陪审团再次就克雷默爆炸案对道根和他的同伙萨姆·凯霍尔进行起诉。
道根屈服了，接受了这笔交易。
萨姆在福特县安静地生活了十二年之后再度发现自己处于被起诉和逮捕并面临审判与可能被送入毒气室的境地。他被迫以他的房子和小农场为抵押贷款雇了一名律师。克洛维斯·布雷泽顿已另谋高就，而道根则不再是盟友。
自前两次审判以来密西西比州已发生巨变。黑人登记选举的人数一再刷新记录，这些新选民选出了黑人官员。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已经罕见。州里如今已有两名黑人法官、两名黑人县行政司法长官，而在法院的走廊里不时可见到黑人律师杂在他们的白人弟兄之间进进出出。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正式结束。许多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州民忆及往事时都奇怪所有那些小题大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对让所有的人享有基本权利就那么抵制？尽管前面路还长，比起一九六七年，一九八○年的密西西比州已然大不相同。对此，萨姆·凯霍尔心里是明白的。
他从孟菲斯雇来一个有丰富出庭经验的律师，名字叫本杰明·凯斯。他们的第一招是借拖延这么多年又重新审判他未免有失公允为由要求撤消起诉。这一论据很有说服力，因而还是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作出决定才算了结此事。该院以六比三的多数投票裁定原告方可以进行起诉。
于是便起诉了。对萨姆·凯霍尔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在该州东北角的山城湖源县的一个寒冷的小法庭开庭。关于这次审判有不少东西值得一说。有一位年轻的地区检察官大卫·麦卡利斯特在法庭上表现精彩，不过他一得闲就和记者们混在一起却令人反感。他相貌英俊，口才好又富有同情心。然而事情越来越明显，这场审判另有所图。大卫·麦卡利斯特先生在政治上是有更大野心的。
陪审团中有八个白人和四个黑人。玻璃取样、引信、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及所有其他照片与展示物都得自于前面的两次审判。
此外就是杰里迈亚·道根的证词，此君穿着一件粗斜纹布衬衫登上证人席，脸上带着一副谦卑相，口气沉重地向陪审团讲述他如何与萨姆·凯霍尔坐在那儿共谋爆炸克雷默先生的办公室。萨姆目不转睛地瞪着他，注意他说的每个字，但道根却把目光避开。萨姆的律师对道根责问了半天时间，迫使他承认了与政府达成的交易。然而损失已不可挽回。
提出罗利·韦奇的问题对于为萨姆辩护并无益处，因为那样做无异于承认萨姆确实携带炸弹去了格林维尔。萨姆将不得不承认他是同谋，而根据法律这与安放炸药者的罪名是同等的。为了向陪审团说明事情的始末萨姆就必须出面作证，而无论他还是他的辩护律师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萨姆经不起那种咄咄逼人的反复盘问，因为他会被迫不断说谎以求自圆其说。
何况，事已至此，也没人会相信突然冒出来的这段关于另外一个以前从未提及并且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暴徒的故事。萨姆知道扯上罗利·韦奇也是无济于事，所以他始终未向自己的律师透露此人的姓名。
审判结束之时，在挤满听众的法庭里，大卫·麦卡利斯特面对陪审团做了结辩。他谈到自己幼年在格林维尔有些犹太人朋友。他并不知道他们与旁人不同。他认识克雷默家族的一些人，都是工作勤奋并对这座城市知恩图报的好百姓。他也曾和黑人小孩一起玩耍，知道他们是可交的朋友。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上一所学校而自己得去上另一所。他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那是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早晨，他感到大地的颤动，便朝着烟雾腾起的闹市区方向跑去。他站在警察封锁线后面等了足足三小时。他看到消防队员找到马文·克雷默时的忙乱，看到他们发现两个孩子时在碎石堆里挤作一团。当蒙着白被单的小尸体被缓缓抬到救护车上时他不禁泪流满面。
这是一场出色的表演，当大卫·麦卡利斯特结束讲话时法庭里一片静默。有几个陪审员拭着眼角。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萨姆·凯霍尔被判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企图谋杀罪。两天后，陪审团又回到法庭，宣布对他的死刑判决。
他被移送到帕契曼州立监狱，开始等待进毒气室行刑。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九日，他首次踏进死监之门。
四
在芝加哥，库瑞维茨与贝恩法律事务所①的将近三百名律师相安无事地一起生存于同一个屋顶下。准确地说是两百八十六名，尽管保持这个记录很难，因为任何时间都有成打的人因为数不清的原因离开，同时还有近两打腼腆的、初来乍到刚接受过就职训练的新人急不可耐地加入进来。尽管规模庞大，库贝法律事务所却比不上其他事务所的扩张速度，也未能兼并其他城市较小的事务所，而从对手那里挖客户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芝加哥只落得个排名第三。它在六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但拍纸簿的笺头因没有伦敦的地址而使年轻的合伙律师们甚觉脸上无光。
① 以下简称库贝法律事务所。
虽然锋芒已有所收敛，库贝事务所仍以代理恶性诉讼案件著称。它下面也有些负责房地产、税务及反垄断等性质较温和的法律业务的部门，不过它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每当事务所吸收新人，它找的都是那些在模拟审判和辩论中得分最高、脑瓜最灵的法学院毕业生。它要的是那些可以立刻养成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早已使之完善的那种猛烈攻击作风的男性青年（女性只作为点缀）。
还有一个虽小但挺不错的单位负责处理原告的人身伤害案件，官司打得好他们会从赔偿费中拿到百分之五十，其余留给客户。有个相当大的部门是为白领罪犯作辩护的，不过白领被合为了得到库贝事务所的支持也得有相当高的纯利收入才行。还有两个最大的部门，一个代理商业诉讼，一个代理保险赔偿。除了那些当事人是原告的工作以外——而这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微不足道——事务所赚的钱是按钟点收费得来的。有关保险的业务为两百块一小时，如果情况允许还要多。刑事犯罪辩护为三百块，大银行四百块，有钱的大公司客户给那些懒散而又心不在焉的内聘律师的费用甚至是五百美元一小时。
库贝事务所靠小时赚钱如印钞票，在芝加哥建立了它的王朝。它的办公室尽管时髦但并不豪华。他们在市区第三高的大楼顶层整整占了一层。
同多数大公司一样，库贝法律事务所在有了太多的钱之后就觉得有义务建立一个小的公益部门来完成它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值得骄傲的是它有一位专司公益事务的合伙律师，加纳·古德曼。他是个古怪的社会改良家。他在六十一层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和两个秘书，此外还跟一位诉讼律师共有一个助手。事务所烫金的小册子中列了不少事实来说明事务所鼓励律师们致力于公益事业。小册子上公布着上一年度，即一九八九年，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们为那些付不起钱的顾客捐献了几乎六万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这里有贫民区小孩、死刑犯、非法移民、吸毒犯，当然，事务所也深切地关心着处于困境的无家可归者。小册子上甚至登了一张照片，两个年轻的律师，脱去茄克衫，挽起袖子，松开领带，汗流浃背，眼里满是同情，他们正在一处看来像是垃圾掩埋场的地方与一群少数民族儿童一起干着低贱的零活儿。律师们在拯救社会。
亚当·霍尔从容地沿着六十一层的走廊朝古德曼的办公室走去，在他的薄薄的卷宗中就有这样一本小册子。他与另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律师点头打招呼。事务所举行圣诞晚会时，门口就发放名片卡。一些合伙律师几乎互不相识。一些助手一年也可能只见一两面。他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小房间，秘书停止了打字，似有似无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他要找古德曼先生，她礼貌地向一排椅子点点头，让他坐下等。他比约会的上午十点钟提前了五分钟到达，似乎这很重要。其实这里是公益部门，不必考虑时间，不必考虑计价钟点，不必考虑业绩奖金。这里与其他部门不同，古德曼不许在他墙上挂钟。
亚当浏览着他的卷宗，看着小册子忍不住发笑。他又看了一遍自己的履历——大学就读于佩珀代因，在密执安上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编辑，以及他做的有关残酷的及非正常刑罚案例的笔记，对近来死刑案例的评论。一份很短的履历，他毕竟才只有二十六岁。他受雇于库贝事务所才满九个月。
他一边读两篇冗长的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恢复死刑的决定，一边作笔记。他看了看表，又接着读。秘书终于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谢绝了。
E．加纳·古德曼的办公室是个凌乱不堪的书房。它虽然宽大却很拥挤，四壁都是被书压弯的书架，布满灰尘的卷宗堆了一地，办公室中间的桌子上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成堆的文件。废弃物、垃圾，及信件等覆盖了桌子下面的地毯。如果不是紧闭着的木制百叶窗，从宽敞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气势恢宏的密执安湖。显然古德曼先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的窗前。
他是一位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有着满头浓密的灰发的老人。他的白衬衫浆得笔挺。一个绿色佩斯利花呢蝴蝶领结端端正正地打在颌下，这是他的标志。古德曼没站起来但用手势表达了冷冷的问候。
亚当把卷宗呈给古德曼，然后坐到房中唯一的空椅子上，紧张地等着。古德曼边看边捋着胡须，摆弄着领结。
“你为什么想做公益工作？”长时间的沉默后，古德曼喃喃地问。他没有从卷宗上抬起眼睛。隐藏在天花板内的扬声器中轻柔地飘出古典吉它乐曲。
亚当很不舒服地挪动着身子。“啊，各种原因。”
“让我来猜猜。你想为人类服务，给你的社区一些回报，或者，没准你在这个按钟点收费的黑店呆的时间太长了而觉得内疚，你想清洁你的灵魂，弄脏你的手，做些高尚的工作去帮助他人。”古德曼小而亮的蓝眼睛从他架在鼻梁上的黑框老花眼镜的上边向亚当飞快地一瞥。“说对了一条吗？”
“不太对。”
古德曼继续审视着卷宗。“你曾在埃米特·威科夫手下干过？”他正在读一封威科夫的信，他是亚当的上司。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不错的律师，我对他没有特殊的兴趣，不过他在刑法方面颇有见地，你知道。他是咱们这里处理白领犯罪业务的三个尖子之一，尽管他相当粗暴，你说呢？”
“他还行。”
“你在他手下干了多久？”
“从九个月前，我一来就在他手下。”
“所以你来了九个月了。”
“是的，先生。”
“你觉得怎么样？”古德曼合上卷宗并盯着亚当。他慢慢地摘下眼镜然后捻着嘴里的烟斗。
“我喜欢这工作，极富挑战性。”
“当然。你为什么选中了库贝事务所？我是说，凭你的文凭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为什么来这儿？”
“我想做的是刑事诉讼，这个事务所有声望。”
“有多少家事务所邀你去工作？没什么，我只是好奇。”
“有几家。”
“都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还有一家在丹佛。纽约的事务所我没去面谈。”
“我们付你多少钱？”
亚当又一次挪动着身体，古德曼毕竟是个合伙律师，他当然知道事务所付多少给新来的。“六万左右。你拿多少？”
这句话让老人开心，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们付我四十万美元一年让我把他们的时间捐掉，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并且去大讲所谓律师的社会责任心。四十万，你能相信吗？”
亚当曾听到过些传闻。“你不是在抱怨吧？”
“不，我是城里最走运的律师，霍尔先生。人家付我大把的钞票让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并且不用打卡上班，也不用担心收钱的事。这是律师的梦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仍逼着自己每星期干六十个小时。你知道，我马上就七十岁了。”
事务所中有些关于古德曼的传闻，据说他在还算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压力下，沉溺于酒和药片，差点丢了性命。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戒酒，在此期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后来他说服其他合伙律师相信留用他是值得的。他需要的只是一间不须按常规办事的办公室。
“你在为埃米特·威科夫做哪一类的工作？”古德曼问。
“一大堆研究工作。现在他正为一批国防部的承包商辩护，这占了我大部分时间。上周我还出庭为当事人的申诉作辩护。”说这话时亚当带着明显的得意，通常新手在第一年里只有坐办公桌的份儿。
“是真正的申诉？”古德曼问，口气里多了些敬意。
“是的，先生。”
“在一间真正的法庭里？”
“是的，先生。”
“在一位真正的法官面前？”
“你说得对。”
“谁赢了？”
“法官的裁决对控方有利，但他们是险胜。我确实也让法官挺紧张。”古德曼微笑了，但转瞬即逝。他再次打开卷宗。
“威科夫附了一封推荐信力举你，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他承认才能，”亚当微笑着说。
“我想这更可能是个重要的请求，霍尔先生。你想要办哪件案子？”
亚当收起了笑容并清了清嗓子。他忽然紧张起来，决定架起二郎腿。“那是，嗯，怎么说呢，是个死刑案。”
“死刑案？”古德曼重复着。
“是的，先生。”
“为什么？”
“我反对死刑。”
“我们就不反对吗，霍尔先生？我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处理过二十来件这种该死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卷入这样的事？”
“我读过你的书。我只想尽点力。”
古德曼又一次合上了卷宗，倚着桌子。两张纸滑落到地板上。“你太年轻，也太嫩了。”
“或许我会使你吃惊。”
“听着，霍尔，这可不是在救济所里开导酒鬼。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压力会极大，孩子，这可不是好玩的。”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看着古德曼，眼睛一眨也不眨。附近有个电话在响，他们都没理会。
“是个什么案子？你为库贝事务所找到了一个新客户？”古德曼问。
“凯霍尔案，”亚当艰难地说道。
古德曼摇摇头，用力地拉了拉他的领结。“萨姆·凯霍尔刚解雇了我们。第五巡回法院上星期作出裁决，他确实有权结束我们的代理。”
“我读过那个裁决意见，知道第五巡回法院说了些什么。那人需要个律师。”
“不，他不需要。在三个月内有没有律师他都得死。坦率地说，这辈子不用再跟他打交道让我松了口气。”
“他需要个律师，”亚当重复着。
“他自己代表自己，凭良心说，他还真他妈的不错。打印他自己的申诉和答辩状，自己进行研究。我听说他还在给死回牢的伙伴儿出主意，当然只限于白人了。”
“我研究过他的全部档案。”
E．加纳·古德曼慢慢转动着他的眼镜，考虑着。“那可是半吨纸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案子吸引着我。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我读了所有关于这个人的文字材料。刚才你曾问我为什么选择库贝事务所，怎么说呢，实情是我想承办凯霍尔的案子。我相信事务所是为了公益才受理它，对么，有八年了吧？”
“七年，可像二十年似的。与凯霍尔先生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
“可以理解，是吗？我是说他几乎被单独监禁了十年。”
“别跟我讲监狱的生活，霍尔先生。你见过监狱内部是什么样吗？”
“没有。”
“我见过，我去过六个州的死囚牢。我还被萨姆·凯霍尔臭骂过，当时他被镣铐拴在椅子上。他可不是个可爱的人。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他恨所有的人。你要是碰上他他也恨你。”
“不见得吧。”
“你是个律师，霍尔先生。他恨律师比恨黑人和犹太人更甚。将近十年来他面对死亡，他自认为是律师阴谋的牺牲品。见鬼，两年来他一直试图解雇我们。这个事务所花了超过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时间就是争取让他活着，但他考虑得更多的却是解雇我们。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大老远地跑到帕契曼他却不肯见我们。他是个疯子，霍尔先生，给你自己另找个项目，比方受虐待的儿童或者别的什么。”
“不，谢谢。我的兴趣在于死刑案例，而且我有点摆脱不了萨姆·凯霍尔的故事。”
古德曼小心地把眼镜架回鼻子尖上，慢慢地把双脚移到桌子角上，双手在浆得笔挺的衬衫上十指交叉。“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对萨姆·凯霍尔如此着迷吗？”
“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案子吗？三K党、人权运动、爆炸、饱受折磨的地方，其背景又是美国历史上那么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像是在古代，可实际上却是在二十五年前。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风扇在他的头顶慢慢地转着，一分钟过去了。
古德曼把他的脚放回到地板上，用肘支着桌子。“霍尔先生，我赞赏你对公益事业的兴趣，我向你保证会有很多事情可做。但你需要另找个项目。这不是模拟法庭上的竞争。”
“我也不是个法学院的学生。”
“萨姆·凯霍尔已经有效地结束了我们的服务，霍尔先生。你似乎还没搞明白。”
“我希望有机会见到他。”
“干什么？”
“我想说服他允许我代理他。”
“真的吗？”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站起来灵巧地绕过成堆的卷宗走向窗口。又是一次深呼吸。古德曼看着，等着。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古德曼先生。除了埃米特·威科夫之外没人知道这秘密，我是不得已才告诉他的。你一定要保密，行吗？”
“我在听。”
“就是说你答应了？”
“是的，我答应了，”古德曼说得很慢，咬着烟斗柄。
亚当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向外看了一眼，看见密执安湖上的一只帆船。他极快地说：“我和萨姆·凯霍尔是亲戚。”
古德曼并没退缩。“我说呢。什么亲戚？”
“他有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他在父亲因爆炸而被捕之后带着耻辱离开了密西西比。他逃到加利福尼亚，改了名字，试图忘记过去。可是这段家族的往事一直折磨着他。他的父亲一九八一年被判有罪之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古德曼坐在椅子边上。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
古德曼犹豫了一下。“萨姆·凯霍尔是你的祖父？”
“是的，我在快满十七岁时才知道。我们埋葬父亲之后姑姑告诉了我。”
“哇。”
“你保证不说出去。”
“当然。”古德曼把屁股挪到了桌子的边上，并把脚放在了椅子上。他凝望着百叶窗问：“萨姆知道吗？”
“不。我出生在密西西比的福特县，一个叫克兰顿的镇子。我当时的名字叫艾伦·凯霍尔，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密西西比。我的父母从不提起那个地方。我母亲相信，从那天起直到她写信通知狱中的萨姆他的儿子死了，埃迪和萨姆始终都没有联系过。他也不曾回信。”
“该死，该死，该死，”古德曼喃喃地说。
“还有好多，古德曼先生。这是个病态的家庭。”
“不是你的错。”
“听我的母亲说，萨姆的父亲曾是个活跃的三K党成员，参与过私刑处死那种事。所以我的血统非常差。”
“你的父亲不是那样。”
“我父亲是自杀的。细节就不说了，不过是我发现的尸体，并且在我母亲和妹妹回来之前收拾干净了一切。”
“当时你是十七岁？”
“几乎十七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九年前。我的姑姑，埃迪的姐姐，告诉我真相之后，我开始对萨姆·凯霍尔肮脏的历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挖掘旧的报纸杂志上的报道，那上面有不少材料。我读了三次审判的全部记录，研究了受理上诉的决定。上法学院时我就研究了这个事务所对萨姆·凯霍尔的代理情况。你和华莱士·泰纳的工作堪称典范。”
“非常高兴能得到你的认可。”
“我读过第八修正案和死刑诉讼的成百本书和上千篇文章，其中有你四本书，我没说错吧，以及许多文章。我知道我是个新手，但我的研究无懈可击。”
“那么你认为萨姆将信任你，让你作他的律师？”
“我不知道。但不管我喜欢与否，他是我的祖父，我必须去见他。”
“以前没接触过？”
“没有，我是三岁的时候离开的，完全不记得他。数不清多少次我想给他写信，但从来没写成过。我说不出为什么。”
“可以理解。”
“没什么可理解的，古德曼先生。我自己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一直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我上了法学院，因为我感觉到有一种模糊的召唤要我去帮助社会。有人需要我，我猜想那个人就是我疯狂的祖父。有四家单位请我去工作，我选择了这家事务所，因为它有勇气免费代理我祖父。”
“你应该在我们聘用你之前就把这些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我明白。可谁也没有问过是否我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一名客户。”
“你该说点什么。”
“他们会不会解聘我？”
“我说不准。过去的九个月你都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儿，每周工作九十个小时，睡在办公室，吃在图书馆，为了律师资格考试拼命啃书本。你知道的，这就是你们为我们新手设计的训练课程。”
“很可笑，是吗？”
“我还算顽强。”亚当把百叶窗拨开个缝隙以便更好地看看湖上的景致。古德曼看着他。
“你为什么不打开百叶窗？”亚当问，“这么棒的景色。”
“我以前看过。”
“我愿为这样的景色去死。我的小房间一扇窗户都没有。”
“努力地工作，更努力地挣钱，有一天这一切都是你的。”
“不会是我的。”
“要离开我们，霍尔先生？”
“也许，迟早会。不过这是我的又一个秘密，知道吗？我计划用两年时间狠狠地一搏，然后就走人。没准自己开业，在那儿也不用按钟点办事。我想干些公益工作，有些像你。”
“就是说才过九个月你就已经不对库贝事务所抱任何幻想了。”
“还没有，但是我会的。我不想把我的一生耗费在代理有钱的无赖和反复无常的公司上面。”
“那么你肯定来错了地方。”
亚当离开了窗户走到桌旁。他俯视着古德曼。“我是来错了地方，因此我要求调动。威科夫会同意送我到咱们在孟菲斯的小办事处呆几个月，所以我可以为凯霍尔的案子做些事。类似于一种休假，当然是带全薪的。”
“还有吗？”
“差不多就是这些。这件事会行得通。我只是个下层的新手，在这儿可有可无。没人会想起我。他妈的，有那么多拼命想发迹的年轻人正巴不得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收取二十个小时的费用。”
古德曼的表情放松了，现出了温和的微笑。他摇了摇头，似乎这感动了他。“这都是你计划好了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你选择了这间事务所是因为它代理萨姆·凯霍尔，也是因为它在孟菲斯设有办事处。”
亚当点点头，但脸上没有笑容。“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刻什么时候或以何种方式来临，不过，是的，也可以说我是有计划的。可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三个月之后他就得死了，没准会更早。”
“但我必须做点什么，古德曼先生。要是事务所不许我插手这个案子，那我也许会辞职，自己去试试。”
古德曼摇摇头跳了起来。“别那么干，霍尔先生。我们能找出办法的，我会把这些向丹尼尔·罗森汇报，他是主管合伙律师。我想他会批准。”
“他的名声实在吓人。”
“那是当然。但我能和他说上话。”
“如果有你和威科夫推荐，他能同意，是不是？”
“当然。你饿不饿？”古德曼伸手拿他的外套。
“有点。”
“出去买个三明治。”
在街角的小饭馆里，拥挤的午餐时间还没开始。合伙律师与新手在窗前找了张可以看到街景的小桌子。街上车流缓慢，无数行人就在几码远之外匆匆而过。侍者给古德曼先生送来一份油腻的鲁本三明治，亚当则是一碗鸡汤。
“在密西西比，死囚牢里有多少犯人？”古德曼问。
“四十八，是上个月的数字。二十五个黑人，二十三个白人。上次执行死刑是两年前的威利·帕里斯。萨姆·凯霍尔可能就是下一个，除非有一个小奇迹发生。”
古德曼迅速咬下一大口，用餐巾擦了擦嘴。“依我看得有一个大奇迹。从法律的角度已经没有多少补救的余地。”
“依惯例，最后临刑前还可以提出种种申诉。”
“这套策略留待以后咱们再作讨论。我猜想你从未到过帕契曼。”
“没有。自从我知道了真相我就想回密西西比，但从未成行。”
“那是密西西比三角洲中部的一个大农场，有讽刺意义的是它离格林维尔不远。面积大约有一万七千英亩。那儿可能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它坐落在四十九号高速公路西侧，像一个小村子。有好多建筑物和房屋。前部是所有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围铁丝网。大约有三十个不同的营区散布在农场各处，全部围着铁丝网并戒备森严。每个营区都和其他的严格分开。有些相距数英里。你开车经过不同的营区，它们全都被链条和带刺的铁丝网围着，全都有上百个囚犯无所事事地囚禁在里面。根据类别，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国服，看上去似乎全是黑人少年，有的只是在闲逛，有的玩篮球，有的只是坐在建筑物的走廊上。偶尔也可以看见一张白人的脸。你独自坐在车里，慢慢地开过，沿着一条砂石路经过那些营区和带刺的铁丝网，就会看到一座样子单调的平顶建筑物。它被高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还有卫兵在岗楼上看守，是个挺现代化的设施。它有个正式名称，但所有的人都愿意简称它为死监。”
“听起来似乎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我本以为那可能是个地牢。你知道，黑暗、阴冷，并且从上面往下滴水。可它只是一片棉花地中间的一栋平顶建筑。实际上，它没有其他州的死囚牢那么差。”
“我想去看看那个死监。”
“你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看那种地方。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全是些沮丧的等死的人。我去之前是六十岁，看过之后我整个星期无法入睡。”他咂了口咖啡。“我想象不出你到了那儿会有什么感觉。即使你代理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个死监也够糟的了。”
“他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你打算怎么和他说——”
“我不知道。我在考虑，但我肯定我能对付的。”
古德曼摇摇头。“真不可思议。”
“整个家族都不可思议。”
“我现在想起来萨姆是有两个孩子，好像一个是女儿，时隔太久了，你知道，主要是泰纳办的案子。”
“他的女儿是我的姑姑。莉·凯霍尔·布思。她试图忘记娘家的姓。她嫁给了孟菲斯的豪门世家，丈夫拥有一两家银行，他们从不向任何人谈起她的父亲。”
“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波特兰。她几年前再嫁，我们每年通两次话，委婉点说我们的关系有些功能障碍。”
“你怎么读得起佩珀代因大学？”
“人寿保险。我父亲很难保持住一份工作，但是他很聪明地保住了他的人寿保险。他自杀前几年保险金就已经到期了。”
“萨姆从不谈及他的家庭。”
“他的家庭也从不谈及他。他的太太，我的祖母，在他被判为有罪后没几年就死了，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进行家族研究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母亲那里一点点挤出来的，她试图忘记过去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我不知道一般的家庭都是什么样，古德曼先生，反正我们家很少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家中有两个以上的人偶然相遇，最不愿提的话题就是过去。这个家有不少见不得人的秘密。”
古德曼边小口吃着土豆片边专心地听着。“你提起过一个姐妹。”
“是的，我有个妹妹，卡门。她二十三岁，是个活泼美丽的姑娘，在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她生在洛杉矶，所以她不像我们那样改过姓名。我们常联系。”
“她知道吗？”
“她知道。我的姑姑在父亲的葬礼后先告诉了我。然后，母亲让我去告诉卡门，当时她刚十四岁。她从未表示过任何对萨姆·凯霍尔的兴趣。坦率地说，我们家的其他成员都希望他能静悄悄地消失。”
“他们的愿望快实现了。”
“但不会是静悄悄的，对吗，古德曼先生？”
“不会的，决不会安静的。在那个短而可怕的时刻，萨姆·凯霍尔将是这个国家被议论最多的人。我们会重新看到那部老片子、爆炸冲击波、法庭的审判及场外三K党的示威。关于死刑的辩论会重新爆发。新闻记者会拥向帕契曼进行采访。接着，他们就会处死他。两天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每次都是这样。”
亚当搅着碗里的汤，小心地捞起一小块鸡，仔细看了一会，又把它放回汤里。他并不饿。古德曼又吃完一片土豆片，用餐巾碰了碰嘴角。
“霍尔先生，我想你不会以为你能让这件事不被张扬出去吧？”
“我曾考虑过。”
“算了吧。”
“我母亲求我不要去干，我妹妹不愿和我谈这件事。我在孟菲斯的姑姑认定我们全会因暴露了自己是凯霍尔家族成员的身分而倒霉一辈子，其实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极小的。当新闻界查过你的底细后，他们会弄到一张你坐在祖父的膝盖上的旧黑白照片，那印出来可不得了。霍尔先生，想想吧，被遗忘了的孙子在最后一刻介入，作出英雄式的努力，在时钟停摆的瞬间，去挽救他不幸的老祖父。”
“我倒有些喜欢这些。”
“是不坏，真的，它会使咱们这个可爱的小事务所倍受瞩目。”
“也带来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
“我想不会，亚当。库贝没有胆小鬼。我们已经在粗俗混乱的芝加哥法律界中幸存下来并且取得了成功。我们在这个城市以凶悍著称、我们有最厚的脸皮。你不用为事务所担心。”
“因此你会同意的。”
古德曼把餐巾放到桌上，又咂了一口咖啡。“噢，真是个好主意，假设你的祖父会同意，如果你能让他签字，或者我该说重新签字，我们就有事可做了。你在第一线，我们从这里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会始终在背后支持你。这样能行。然后他们还是会杀了他，而你则将永远不能从中解脱。我曾经看着我的三个当事人被处死，霍尔先生，其中一个就死在密西西比。你将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亚当点点头微笑着望着人行道上的行人。
古德曼接着说：“他们杀他的时候我们会在场支持你。你不必独自去承受这一切。”
“这案子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是吧？”
“几乎是。我们以后再讨论策略。我先去见丹尼尔·罗森。他可能要和你进行一次长谈。其次，你得去见萨姆，可以算是个小小的重逢。这是最难的部分。第三，他如果同意了，我们就着手工作。”
“谢谢。”
“别谢我，亚当。我怀疑这件事结束后我们是否还能友好相处。”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五
会议很快就组织好了。E．加纳·古德曼打了第一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必须参加的人就都到齐了。他们在丹尼尔·罗森隔壁的一间小小的不常用的会议室中开了四个小时的会。这是罗森的地盘，因此亚当很是不安。
都说丹尼尔·罗森是个魔鬼，虽说两次心脏病敲掉了他的一些棱角．让他温和了点。三十年来，他一直是个残酷的讼棍，最下贱，最卑鄙，而且毋庸置疑也是芝加哥最能干的法庭闹事者。在得心脏病之前，他是以他非人的工作钟点而著称——每周九十小时，在午夜还与秘书、助手们无休止地工作，挖掘查找资料。几任妻子都离他而去。要有四位秘书同时用玩命的速度工作才能跟上他的进度。丹尼尔·罗森曾是库贝事务所的灵魂和心脏，但如今再也不是了。他的医生只允许他在办公室每周工作五十小时，而且禁止他出庭。
现在，已六十五岁并且日益发胖的罗森被他亲爱的同事们一致推选为事务所这群温顺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责任是监督那个使库贝事务所运转的颇为繁琐的官僚机构。这是一项荣誉，其他合伙律师在赠与他这项荣誉时就这么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这项荣誉简直成了灾难。被迫从他极度热爱并需要的战场退出后，罗森对于事务所业务的管理也跟准备一场收费高昂的官司相类似。他会为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秘书和办事员们严加盘问，他与其他合伙律师针锋相对，可以为有关事务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谈阔论数小时。既然被医生监禁在办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轻助手们叫来，然后找茬，看他们忍受压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着小会议桌坐在正对着亚当的座位上，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着个生死攸关的秘密。E．加纳·古德曼坐在亚当的下手，摆弄着他的领结，搔着他的胡须。当他用电话告诉罗森有关亚当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时，罗森的愚蠢反应是预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间的一头，耳边贴着一个火柴盒大的手提电话。他将近五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无数电话中度过。
罗森小心地打开放在亚当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去年我们和你面谈时你为什么不说你祖父的事？”他单刀直入并恶狠狠地盯着对方。
“因为你们没有问我，”亚当回答。古德曼曾告诫过亚当这个会可能不会很顺利。但他和威科夫会占上风。
“别自作聪明，”罗森咆哮起来。
“别这样，丹尼尔，”古德曼说着把眼睛转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着天花板摇头。
“霍尔先生，你不认为你应该告诉我们你与我们的一个客户是亲戚吗？你当然相信我们是有权利知道这件事的，不是吗，霍尔先生？”他这种轻蔑的口吻通常是为那些撒谎和要花招的见证人预备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们的人全都问到了，”亚当回答，非常镇定，“记得吗？安全审查，指纹鉴定，甚至谈到了测谎器。”
“是的，霍尔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当你申请工作时你的祖父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而你他妈的知道应该告诉我们。”罗森嗓音浑厚，声调抑扬顿挫就像个有戏剧天才的演员。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当。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亚当不慌不忙地说。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来这里求职时就已经知道他是个客户。”
“那么我道歉，”亚当说，“这个事务所有上千个客户，全都是有钱的，都为我们的服务而付出了巨额费用。我从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义务诉讼也能招来麻烦。”
“你这是欺诈，霍尔先生。你有预谋地选择了这个事务所，因为它当时在代理你的祖父。现在，你又突然来要求接手此案，这使我们处境尴尬。”
“什么处境尴尬？”埃米特·威科夫问，一边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进口袋里，“听着，丹尼尔，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个律师，该死的。”
“他自己的孙子？”罗森问。
“谁管他是不是他的孙子。这个人一只脚已经进了坟墓，他需要个律师。”
“他解雇了我们，记得不？”罗森掉转了枪口。
“是啊，但他总是可以重新聘我们的，值得试一试，会好起来的。”
“听着，埃米特，考虑这个事务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个新来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让人家拒绝，并把他的当事人处死，我可没想过这样的主意。坦率地说，应该把霍尔先生从库贝事务所开除。”
“噢，太棒了，丹尼尔，”威科夫说，“标准的倔老头对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谁去代理凯霍尔？想想他吧，这个人需要个律师，亚当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
“上帝帮助他，”罗森喃喃地说。
E．加纳·古德曼决定说几句了。他两手握紧放在桌上，瞪着罗森说：“事务所的形象？平心而论，你以为我们真像一伙低薪的社会工作者在热情地帮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济贫民的尼姑？”威尔夫冷笑着在一边帮腔。
“这件事怎么会伤害我们事务所的形象？”古德曼问。
罗森从不知道什么叫让步。“非常简单，加纳，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们也许会虐待他们，设法毁了他们，让他们一天工作二十小时，但我们不会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送他们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诉讼有多复杂难弄的，他妈的，你写过书的，你怎么能指望霍尔先生能胜任？”
“我将督导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错，”威科夫继续敲边鼓，“你知道，他已经把全部档案材料都背下来了，丹尼尔。”
“这样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说，“相信我，丹尼尔，这种事我经得多了，我会始终参与办案。”
“我也会抽上几个小时帮帮忙，”威科夫补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时飞过去。”
古德曼猛然转过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业？”
“当然了，我有良心。”
亚当没有理会他们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尔·罗森。他想说，来吧，解雇我吧。来吧，罗森先生，开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继续过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处决了呢？”罗森向着古德曼发问。
“我们曾经失去过他们，丹尼尔，你是知道的，从我负责公益以来有三个。”
“他的机会怎么样？”
“非常小。他现在能活着全凭着第五巡回法院的延缓执行令的效力。这个延缓可能随时被撤消，然后新的死刑执行期被确定。可能在夏末。”
“没有多久了。”
“是的，我们为他操办上诉已有七年，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上诉了。”
“有那么多人在死囚牢，我们为什么非去代理这个王八蛋？”罗森问。
“说来话长，但是和现在的事完全无关。”
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作了些显然很重要的笔记。“你不会认为你能瞒得住这件事吧？”
“也许。”
“也许，妈的。在他们杀死他之前，他们会把他炒成个名人。媒体的记者们会像一群狼一样围着他。你会被发现的，霍尔先生。”
“那又怎样？”
“怎样？那会成为特大新闻的，霍尔先生。你想想那头版标题吧——失散多年的孙子回乡挽救祖父。”
“别说了，丹尼尔，”古德曼说。
但他还继续说：“新闻界会充分利用它，你难道看不见，霍尔先生？他们会揭露你的身分并渲染你的家人如何疯狂。”
“但是我们热爱新闻界，是不是，罗森先生？”亚当平静地问，“我们是出庭律师。我们不是应该在镜头前表演的吗？你难道从不——”
“这点说得非常好，”古德曼插进来，“丹尼尔，也许你不该劝告这个年轻人回避新闻界。对你搞的一些花招噱头我们可以讲出不少故事来。”
“对，求你了，丹尼尔，别的你尽可以教给这孩子，就是不要讲关于媒体的废话，”威科夫说，不怀好意地咧了咧嘴，“是你写的书。”
有那么一瞬间罗森显得有些尴尬，亚当仔细观察着他。
“我个人相当喜欢这样的安排。”古德曼一边摆弄着领结一边研究着罗森身后的书架。“关于这事有不少可说的，实际上，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小公益部门大为有利。试想，一个年轻律师为挽救死回牢里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杀人犯而玩命地拼搏，而且他是我们——库贝事务所——的律师。不错，会有大量报道，但那能有什么害处呢？”
“要是你问我的话，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主意，”威科夫说着，他口袋里的迷你大哥大开始响起来，他把电话贴在下巴上转身躲到一边去。
“如果他死了呢，我们是不是显得挺无能？”罗森问古德曼。
“他本来就要死的，对吧？所以他在死囚牢里，”古德曼解释说。
威科夫结束了他的通话，把电话放进口袋。“我得走了，”他说着便匆匆向门口走，神色有点紧张，“我们谈到哪儿了？”
“我还是不喜欢，”罗森说。
“丹尼尔，丹尼尔，从来都是个老倔头。”威科夫停在桌子的一端，用双手支着桌子。“你明知道这是个好主意，你不高兴只是因为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
“确实是这样，他骗了咱们，现在又利用咱们。”
亚当深深吸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理智些，丹尼尔，他的面谈是在一年前，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老兄。忘了它吧。我们手头有好多紧迫的事要做。他聪明，工作非常努力，办事沉稳，又做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有他是我们的福气。是的，他的家庭很糟，但我们肯定不准备把凡是家庭功能有障碍的律师都从这里开除吧。”威科夫冲亚当笑了笑。“附带说一句，所有的秘书都觉得他挺帅。我说把他送到南方去几个月，然后尽快让他回来。我需要他。我得走了。”他消失在门外，关上了身后的门。
当罗森在他的拍纸簿上涂抹时屋里静极了，后来他放弃了并合上了卷宗。亚当几乎都为他难过了，这是个伟大的斗士，芝加哥法律界的传奇人物，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大律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曾经驾驭左右陪审团，吓倒对手，威胁法官，现在坐在这儿像个簿记员，竟为了委派新手承办公益诉讼项目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亚当从中看到了幽默、讽刺，还有可怜。
“我将同意它，霍尔先生，”罗森低沉的声音极富戏剧性，几乎像在耳语，好像这一切使他受到了极大挫折，“但是我向你保证，你办完凯霍尔的事回到芝加哥时，我将建议你结束与库贝事务所的合同。”
“也许没有那个必要，”亚当迅速回答。
“你向我们介绍你自己时作了假，”罗森继续说。
“我说过对不起了，再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此外，你是头自作聪明的驴，狂妄而固执。”
“你也是，罗森先生。找出一个不狂妄而固执的辩护律师给我看。”
“确实挺聪明。享受凯霍尔的案子吧，霍尔先生，因为这将是你在这间事务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你想要我享受行刑过程？”
“放松些，丹尼，”古德曼温和地说，“放松些吧，这里谁也不会被解聘。”
罗森用一个手指头愤怒地指着古德曼。“我发誓我会建议解聘他。”
“好的。你能做的也就是建议，丹尼尔。我会把它提交给委员会，我们再大吵一回，行了吧。”
“我等不了，”罗森跳起来咆哮，“我现在就去游说。我会在这个周末投我的那一票。再见！”他冲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并排坐着一声不响，只让目光越过桌子对面那排空着的椅子，停留在那些厚厚的整齐地靠墙排列的法律书籍上。他们听着用力关门后那砰然的回声。
“谢谢，”亚当终于说。
“他不是个坏人，真的，”古德曼说。
“很迷人，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现在的境况不好，实在是失落沮丧。我们不知道如何对他才好。”
“退休怎么样？”
“曾经考虑过，但是还没有一个合伙律师是被迫退休的。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希望能避免开这样的先例。”
“他是不是真的要解聘我？”
“别着急，亚当。我担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没有说出你的身分是不对，但那是个很小的过失，并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过失。你年轻，受了惊吓，天真，而且你是想帮忙。别为罗森担心。我不敢确定三个月后他是否仍在这个位子上。”
“在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佩服我。”
“可以看得出来。”
亚当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围着桌子踱步。古德曼拔出钢笔开始做笔记。“没有多少时间了，亚当，”他说。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能走？”
“明天。今天晚上我要收拾一下，要开十个小时的车。”
“档案重一百多磅，现在正在赶印。我明天给你邮寄过去。”
“告诉我一些孟菲斯办事处的情况。”
“一个小时前我和他们通过话。主管合伙人是贝克·库利。他正在等着你。他们会给你准备一小间办公室和一位秘书，需要什么他们会尽力帮助。在起诉之前他们没有太多可做的事。”
“那儿有多少律师？”
“十二个。这是我们十年前兼并的一个小事务所。谁也不记得确实的原因。当然，是些好孩子，好律师，是一个老事务所剩下的人，当初因为棉花和谷物商人云集于此而繁荣。我认为那是与芝加哥相连的纽带。不管怎么说，在信笺上多个地址也挺好。你到过孟菲斯吗？”
“我生在那儿，记得吗？”
“噢，是的。”
“我去过一次，数年前去看过我的姑姑。”
“那是个水乡古城，相当悠闲自在。你会喜欢的。”
亚当坐在桌子对面正对古德曼的座位上。“今后的几个月里我怎么可能去欣赏风光呢？”
“说得好。你必须尽快去一趟死监。”
“我后天会去那儿的。”
“好。我会给典狱长打电话。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奈非，黎巴嫩裔，够怪的。黎巴嫩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为数不少。无论如何，他是个老朋友。我会告诉他你要去。”
“典狱长是你的朋友？”
“是的，这要追回到数年前，一个叫梅纳德·托尔的坏男孩儿，他是这场战争中的第一个受害者。我想他是在一九八六年被处死的，之后我和典狱长成了朋友。如果你肯相信，他是反对死刑的。”
“我不相信。”
“他讨厌死刑。你会学到一些东西，亚当，死刑在这个国家可能很普通，但是被迫去执行它的人并不支持它。你就要见到这些人了：那些与囚徒接近的警卫，那些为了有效地行刑而必须事先计划的行政管理人员们，那些要在一个月之前就得进行行刑演习的监狱员工们。那是世界上一个特殊的小角落，一个非常压抑的角落。”
“我都等不及了。”
“我会跟典狱长谈一谈，并拿到探视许可。他们一般会给你两个小时。当然，如果萨姆不想要律师，也许五分钟就够了。”
“他会和我谈的，你说呢？”
“我相信会的。我想象不出那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但他会跟你谈话的。也许要两次探视之后才能让他签字，你能行的。”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的他？”
“两年前。华莱士·泰纳和我去的。你需要去泰纳那儿摸摸底。在过去的六年里，他是这个案子的指定律师。”
亚当点点头，开始考虑下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他一直在采用泰纳的研究成果。
“我们先以什么理由起诉？”
“我们以后再谈这些。泰纳和我将在明天一早碰头再审查一遍这个案子。不过，一切都得等到我们听到你的消息之后再说。如果我们不能代理他，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亚当正在想报纸上的照片，黑白的是一九六七年萨姆被捕时拍的，还有杂志上的照片，彩色的是一九八一年第三次开庭所拍，另外他还把一些电视片段剪接成了一个关于萨姆的三十分钟的录像片。“他什么样子？”
古德曼把他的笔放在桌子上，摆弄着他的领结。“中等身材，消瘦——在死监里你很难看见胖子——神经质并且营养不良。他烟抽得很凶，在那里这很普通，因为没有什么可干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走向死亡。烟的牌子挺古怪，好像叫蒙特克莱，蓝色的烟盒。在我的记忆里，他头发灰白并且多油。这些人不是每天都洗澡。他后边的头发较长，可那是两年前了，脱落的不多。胡子也是灰白的。他有不少皱纹，怎么说他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加上他烟抽得太多。你会注意到在死监里白人看起来不如黑人。他们一天监禁二十三个小时，所以似乎被漂白了。很苍白，公平地说，几乎是病态。萨姆是蓝眼睛，五官端正。我想萨姆·凯霍尔曾是个英俊的家伙。”
“我在父亲死后知道了关于萨姆的事，我问了母亲无数个问题。她没有给我多少答案，但她确实告诉过我萨姆和我的父亲在相貌上不怎么相似。”
“你和萨姆也一点也不像，这是不是你正要问的？”
“是呀，我猜想。”
“他从你学会走路就没见过你，亚当。他不会认出你的。没有那么容易。你不得不自己告诉他。”
亚当目光茫然地盯着桌面。“你是对的。他会说什么？”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估计他会因震惊而说不出多少。但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读过很多东西，表达能力不错。他会考虑了再说。也许需要几分钟。”
“你像是有点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他是一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而且对于他的行为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
“你确信他有罪。”
古德曼嘟囔了一下并笑了笑，他在考虑如何回答。为了决定萨姆·凯霍尔是否有罪已经进行了三次审判。至今九年了，这个案子经过各上诉法庭的反复推敲，也被众多的法官复审过。数不清的报纸杂志的文章调查了爆炸事件及其相关的背景。“陪审团是那么考虑的。我猜想这是最关键的。”
“可是你呢？你怎么想？”
“你看过档案，亚当，这个案子你研究了好长时间。毫无疑问萨姆参与了那次爆炸。”
“但是？”
“有数不清的但是。什么时候都有但是。”
“他没有操作爆炸物的历史。”
“确实。但他是三K党恐怖主义者，他们搞起爆炸像一群魔鬼。萨姆给关起来后爆炸就停止了。”
“但是在克雷默之前有过一次爆炸，一位见证人声称他看见两个人在一辆绿色的庞蒂亚克车里。”
“确实。但是见证人未被允许在法庭上作证，而且那个见证人是在凌晨三点刚离开酒吧。”
“但是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卡车司机，声称他看见萨姆在克雷默爆炸前的几小时正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咖啡馆和另一个人谈话。”
“确实。但是卡车司机三年来什么也没再说，并且在最后一次开庭时没有被允许作证。太遥远了。”
“那么谁是萨姆的同谋？”
“我怀疑我们会不会知道。亚当，记在心里，这是一个上了三次法庭的人，他还从没有上证人席指认过谁。他事实上什么也没对警察讲过，对他的辩护律师也只讲过一点，和他的陪审团则一个字也没说过。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们。”
“你认为他是单独行动的吗？”
“不。他有人帮助。萨姆心里揣着一些难解的秘密，亚当。他永远不会说的。他要遵守三K党的誓言，他抱着一种偏颇、浪漫的观念，把这当作他永远不应违背的神圣誓言。他的父亲就是个三K党徒，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别提醒我这个。”
“对不起。无论如何，在这场游戏中去发掘新的证据已经太晚了。如果事实上他有个同谋，他应该很久以前就讲出来。也许他应该告诉联邦调查局。也许他不该拒绝地区检察官的说合。我不知道，但是当你已被指控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并且面临死刑时，你就会开始交代了。你会和盘托出，亚当。你会只顾保住你自己，让你的同伴去操心他自己。”
“要是没有同案犯呢？”
“有的。”古德曼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隔着桌子递给亚当。他看了之后说：“温·莱特纳。这个名字挺熟。”
“莱特纳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克雷默案子的官员。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欧扎克的一条可钓到鳟鱼的河旁。他喜欢讲述当年在密西西比州三K党和人权运动时期的战斗故事。”
“他会和我谈吗？”
“噢，当然。他是个啤酒桶，等他喝到半酣就会讲出那些惊人的故事来。他不会泄漏任何机密，但对于克雷默爆炸案他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我一直怀疑他知道的要比他讲出的多。”
亚当析起纸条放进口袋。他看了一眼手表，快下午六点了。“我得赶快走。我要收拾一下，还有好多事。”
“我明天会把档案寄过去。你在见过萨姆之后立刻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我能说句话吗？”
“当然。”
“尽管他们是那样，我还是要代表我的家人——我的拒绝谈论萨姆的母亲，我的只是低声念叨他名字的妹妹和我那在孟菲斯的拒不承认曾姓凯霍尔的姑姑——一还代表我故去的父亲，对你和事务所所做的一切说声谢谢。我非常尊敬你。”
“不客气。我也尊敬你。现在到密西西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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