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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公寓是一套单卧室的阁楼，坐落在街角上一座本世纪初建的仓库的三层楼上。这一区域以犯罪率高而著称，但据说天黑之前是安全的。仓库是一个浪荡公子在八十年代中买的，他花了不少钱去改造，把它隔成了六个单元，并雇了个精明的房地产商，作为雅皮士步入社会的起始住房推向市场。他赚的是来这儿过夜的热情的银行业与房地产业的年轻人的钱。
亚当讨厌这个地方。他六个月的租期还有三周到期，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只能被迫再延长六个月，因为事务所要求他们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也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另找一套公寓。
显然他也没有时间去买家具。一只可以随意怎么坐都行的没有扶手的质地很好的皮沙发对着古老的砖墙孤零零地放在地板上。两个坐袋——一个黄的一个蓝的——放在附近，这可以应付那些不速之客。沙发左边是面积不大的厨房区，有个快餐柜和三只柳条凳，沙发右边是卧室，里面是没有收拾的床和满地的衣服。七百平方英尺，每月一千三百块钱租金。亚当，作为九个月前的抢手货，他的工资是以六万年薪开始的。现在长到六万二。他的毛收入每月五千多一点，一千五是预扣的州与联邦的所得税。另外六百他从未见过的钱是库贝事务所扣下的退休基金，保证在五十五岁时可以提取，假如他在这之前还没被他们毁掉的话。在付了房租，水电，租一辆绅宝的每月四百块钱，偶尔买一些冷冻食品和一些好衣服后，亚当发现他还需要大约七百块钱，在这一部分中有些是花在女人身上的，但他结识的那些女友也同他一样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有新工作、新信用卡，通常坚持自己付款。这对于亚当来说也好。感谢他的父亲对于人寿保险的信念，他没有偿还学生贷款的负担。虽然他有些想买的东西，他还是坚持每月把五百元投入互惠基金。近期他不准备娶妻成家，他的目标是玩命干，玩命攒钱，四十岁就退休。
靠着砖墙边的是个铝合金的桌子，上面放着电视机。亚当坐在沙发里，只穿条短裤，拿着遥控器。屋里光线很暗，只有电视屏幕发出的无色的光。此时已过午夜。录像是他用了几年时间收集的片段——“三K党爆破手历险记”，他给起的名。开始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早晨，当前晚的爆炸把一座犹太教堂夷为平地之后，由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地方电视记者进行的简要新闻报道。这是已知在两个月之内的第四次以犹太人为目标的袭击事件。记者的身后是台轰隆作响的反向铲车，车斗里装满了瓦砾。她说联邦调查局没什么线索，而能对新闻界披露的就更少了。她沉重地宣称，三K党的恐吓宣传仍在继续。随后她宣布结束。
然后便是克雷默爆炸案。报道是以警报的喧嚣和警察把人群推出现场为开端。一个当地记者和他的摄影师及时赶到现场恰好使他们能拍到最初的混乱景象。可以看见有人向废墟中马文的办公室跑去，一团浓重的灰色烟尘停留在草坪前几棵小橡树的上方。那些树被震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但没有倒。烟尘凝固不动，看不出要消散的迹象。镜头外有人喊着火了，摄像机晃动着，然后镜头停在了隔壁建筑物前，浓烟从断裂的墙里拥了出来。记者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传进了话筒，他急迫而语无伦次地描述着整个触目惊心的现场。他时而指着这边时而指着那边，于是摄像机急速推拉作出为时已晚的反应。警察把他推开，他太激动了而顾不得理会。壮观的骚乱在格林维尔这个沉睡的城镇爆发，这正是他最重大的时刻。
三十分钟后，他从另一个角度描述马文·克雷默被人从废墟中七手八脚救出时声音已经比较镇静了。警察扩展了他们的警戒线，把人群一点点向后推，消防和救护人员抬着担架上的马文穿过事故现场。摄像机追随着救护车直到它开走。一个小时之后，还是这个角度，在消防队员用担架抬走两具小小的尸体时记者已经非常平静而且忧郁。
从爆炸现场到监狱前没有录像，这时萨姆·凯霍尔第一次一闪而过。他戴着手铐并且很快地被带进一辆等候的汽车里。
如同每次一样，亚当按键重放这段有萨姆的简短镜头。那是一九六七年，二十三年前，萨姆当时四十六岁。他深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是当时流行的式样。在他的左眼下有一块小纱布，摄像机是从右面拍的。他走得很快，一步步紧跟着押送人，因为人们在围观、拍照并且大声提问。他只有一次转向那些声音，如同每一次，亚当让画面定格，盯住他曾看过千百次的他的祖父的脸。图像是黑白的，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的目光总是相遇。
一九六七年，如果萨姆是四十六岁，那么埃迪就是二十四岁，亚当差不多三岁。他当时知道有亚当。那时的艾伦·凯霍尔，不久成为远方一个州的居民。在那里法官将批准给他一个新名字。他经常看这段录像，边看边纳闷在克雷默家的男孩子们被害的准确的时刻，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七点四十六分，他自己在哪儿。那时他家住在克兰顿的一所小房子里，他或许仍然熟睡在离他母亲的手表不远的地方。他快三岁了，而那对克雷默双胞胎只有五岁。
录像接下来是一些萨姆的短镜头，他被带进带出不同的汽车、监狱和法庭。他总是戴着手铐，而且养成了盯住前面几英尺外的地面的习惯。他面无表情，从不看记者，从不回答他们的提问，也从不说一个字。他动作很快，闪出门就钻进等候的车里。
他前两次受审的场面曾在每天的电视新闻报道中有详细记录。亚当多年来设法重新搞到了大多数的片段，并仔细地编辑这些材料。有一个大声咆哮着的脸，克洛维斯·布雷泽顿，萨姆的律师，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新闻界大发议论。就时间而言，布雷泽顿的镜头颇多，亚当瞧不起这个人。屏幕上有一串清晰的扫描法院外草坪的镜头，一群无声的旁观者，全副武装的州警察，还有披长袍的三K党徒，戴着他们的尖顶头罩和邪恶的面具。然后是萨姆短暂的几瞥，他总是在匆忙中，总是躲在一个高大的押解人后边疾走以躲避摄像机。在第二次开庭以及第二次陪审团因意见不同而无法判决后，马文·克雷默把他的轮椅停在威尔逊县法院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眼里衔着泪花，沉痛地控诉萨姆·凯霍尔和三K党还有墨守陈规的密西西比的司法系统。当摄像机转动时一个意外的事件在镜头前展开。马文突然认出不远处两个穿白袍的三K党徒，开始对他们叫骂，其中一个破口回骂，他的声音淹没在周围的声浪中。亚当用尽一切办法，仍无法分辨出那个三K党徒的话。那声回骂可能永远弄不清。两年前，还是在密执安法学院，亚当曾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当地记者，他的话筒离马文不远。据那个记者说，草地对面的回答似乎是他们要炸掉马文剩下的肢体。他们那些粗鲁残忍的言辞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马文变得暴怒起来，向那党徒骂出极下流的话。两个党徒悠闲地离去，而他转动着他座下的轮子，冲着他们大声吼叫。他声嘶力竭地叫骂哭喊。他的妻子和几个朋友试图制止他，但他挣脱出去，拼命地摇着轮椅，走了近二十英尺，他的妻子在后边追。摄像机跟著录下了一切，他冲出人行道进了草地，轮椅翻倒，马文四仰八叉地摔在草地上。当他滚向一棵树旁时盖在他断腿上的被子也掉了。他的妻子和朋友立刻赶到，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消失在那一小群人中。但仍能听见他的叫骂声。这时摄像机掉转镜头，抓住那两个三K党徒，一个呆立在那里，另一个笑着挡在第一个之前，一声非比寻常的痛哭从那一小群人中爆发。马文悲从中来，他像一个受了伤的疯子发出尖利的嚎叫，一种病态的声音。几声凄厉的哭嚎之后，录像转到了下一个镜头。
亚当头一次看到马文嚎叫与呻吟着在草地上滚时，他曾经热泪盈眶。后来，尽管那图像与声音仍然使他喉头发紧，但他早已不再落泪。这盘录像是他自己所作，只有他自己看过。可他看的次数太多了，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一年科技的进步是不可估量的，萨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的录像就清晰多了。那是一九八一年二月，在一个很小的小镇的一个热闹的广场上，有一座古雅的红砖建造的法院。天气严寒，或许因此使得看热闹的和举行示威的人来得不多。开庭第一天的报道中有一个短镜头，三个戴头罩的三K党徒在一个手提取暖器旁挤成一团，搓着手，看上去更像是狂欢节上的狂欢者而不像危险的恶棍流氓。十几个一律身着蓝色茄克的州警在一旁监视着他们。
由于当时民权运动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一种持续的斗争，萨姆的第三次开庭比前两次吸引了更多的媒体。他是个供认不讳的三K党徒，一个从自由乘车客和爆炸教堂的久远的年代里来的活生生的恐怖分子。他是那段臭名昭著的日子的残渣余孽，曾被追踪而如今即将被绳之以法。他不止一次被比作纳粹战犯。
萨姆在最后一次开庭前没有被拘禁。当时他是个自由的人，他的自由使他更难被摄像机捕捉到。屏幕上数次出现他闪身进入不同的法院大门的镜头。在第二次开庭过了十三年之后，萨姆虽老却不失风度。他的头发短而且整洁，只是灰白了。他略有些发福，但仍很匀称。在媒体追赶下他灵活老练地沿人行道行定并出入汽车。一架摄像机在他迈出法院旁门时捕捉到他，亚当在萨姆的目光刚好对着摄像机的瞬间定住了录像带。
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庭的录像中有很多镜头是围绕着一个趾高气扬的年轻检察官拍的，他名叫大卫·麦卡利斯特，一个着深色西眼，飞快一笑时露出一口整洁牙齿的英俊男人。他有无可置疑的政治野心，有相貌、头发、下巴、浑厚的嗓音、流利的话语，以及吸引镜头的能力。
在一九八九年，那次开庭的八年之后，大卫·麦卡利斯特当选密西西比州州长。不出大家所料，在他包罗万象的施政纲领里主张有更多的监狱，更长的刑期，坚决保留死刑。亚当讨厌他，但他知道过不了几个星期，也许几天后他可能就会坐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州长办公室里恳求特赦。
录像带结尾是再次戴上手铐的萨姆在陪审团宣判了他的死刑之后被带出了法庭。他面无表情。他的律师仍在震惊中，发表了一些内容平淡的评论。记者把萨姆在几天内将被转移到死回牢房的消息作为报道的结束。
亚当按下倒带按钮然后盯住空空的屏幕。在他没有扶手的沙发背后有三个装卡片的盒子，里面装着其余的故事；三次开庭的一大堆记录副本，这是亚当在佩珀代因上学时买的；上诉大战——自从萨姆被定罪人们就开始这样形容这场官司——的辩护状、申诉书以及其他文件的复印件；厚厚一摞精心复印、装订整齐并带有编目的上百篇报道三K党徒萨姆的历险生涯的报刊文章；有关死刑的材料与研究；在法学院做的笔记。他对他祖父的了解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多。
是啊，亚当知道他还没有触及皮毛。他按了另一个按钮，又一遍看他的录像。
七
埃迪·凯霍尔的葬礼是在萨姆被判死刑后不到一个月时发生的。葬礼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小教堂举行。只有不多几个朋友和相比人数更少的家庭成员参加。亚当坐在前排，夹在母亲和妹妹之问。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盯着不远处盖着盖的棺材。像往常一样，他母亲的表情僵硬而淡漠，眼中偶尔闪出泪花，不时用纸巾擦着。她和埃迪有过不知多少次的分手与和解，以至于孩子们都弄不清谁的衣服放在谁那儿。虽说他们的婚姻不曾有过暴力，却也是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离婚状态——离婚的威胁，离婚的计划，和孩子们严肃地谈论有关离婚的事，离婚的谈判，离婚的表格，放弃离婚，发誓不离婚，等等。在萨姆·凯霍尔第三次受审期间，亚当的母亲悄悄地把她的东西搬回了他们的小房子，并且尽可能地陪在埃迪身边。埃迪不再去工作，又一次退到他自己狭小阴暗的世界。亚当问他的母亲，她只简单解释说他爸爸显然正在经历着又一次“困难时期”。窗帘被拉上，百叶窗关起来，灯的插头拔下来，声音放到最低，电视关上，全家人忍受着埃迪的又一次困难时期。
陪审团裁决的三个星期后他死了。他在知道亚当会第一个到家的那天，在亚当的房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他在地板上留了一张字条指示亚当如何尽快在姑娘们到家之前把污物清理好。在厨房还找到了另一张字条。
卡门当时十四岁，比亚当小将近三岁。她的母亲是在密西西比怀上的她，在她的父母匆匆向西搬迁之后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在她出生的时候，埃迪已经合法地把他家人的姓从凯霍尔变成了霍尔。艾伦成了亚当。他们住在洛杉矶东部，三间一套的公寓，窗户上挂着肮脏的单子。亚当记得那单子上有好些破洞。那是他们许多临时住处的第一个。
坐在前排紧挨着卡门的是一个他们称之为莉姑姑的神秘女人。她刚刚被作为埃迪的姐姐，埃迪唯一的手足，介绍给亚当和卡门。虽说孩子们不允许提有关家族的问题，但莉这个名字仍会偶尔被提到。她住在孟菲斯，一次婚姻使她进入孟菲斯一个富有的家庭，育有一子，由于宿怨与埃迪一直没有联系。孩子们，尤其是亚当，渴望能见到亲戚，况且莉姑姑是唯一曾被提到过的，孩子们对她有许多幻想。他们总想见到她，但埃迪却说她不是好人而不让见。他们的母亲小声告诉他们，莉实在是个好人，有一天她会带他们去孟菲斯见她。
反而是莉去了加州，和他们一起埋葬了埃迪。葬礼后她住了两个星期，与侄子侄女混得很熟。他们爱她，因为她漂亮又潇洒，穿着牛仔裤与T恤，赤脚在沙滩漫步。她带他们逛商店，看电影，在海岸边作长长的散步。她用许多理由解释为什么没有早来。她说她想来，也答应过，只是埃迪不许她来。他们从前打过架，他不愿意见她。
最后，还是和亚当坐在码头上一起观看夕阳沉入太平洋的莉姑姑谈到了她的父亲，萨姆·凯霍尔。海浪在他们脚下轻柔地拍打着，莉给亚当讲述了当他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曾在密西西比那个小镇呆过的一段不长的时期。她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膝盖，揭开了他们家族悲惨的历史。她赤裸裸地列出萨姆参加三K党活动的细节，克雷默的爆炸案，以及那些终于把他送进密西西比死牢的审判。她的口述中虽说有不少的漏洞，但她很有策略地包含了所有要点。
对于一个刚刚丧父、尚不成熟的十六岁少年，亚当接受整个事情的表现却非常得当。他问了几个问题，海上的冷风吹来，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但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听，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只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个可怕的故事给他一种奇特的安慰。在他的世界之外竟有一个家族在那里！或许他根本不是与常人不同。或许他也有不少可以分享人生经历的叔伯姑姨表兄弟姊妹。或许也有几栋由真正的祖先建造的老房子，还有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农场。他终归还是有来历的。
但是莉是聪明人，她及时觉察到他的兴趣所在。她解释说凯霍尔家族是个奇特而秘密的家族，他们自我封闭，回避与外人接触。他们不是那种到了圣诞节就团圆，逢七月四日国庆必聚会的友好热情之人。她住在离克兰顿只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却从未见过他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日暮时分去海堤成了一种仪式。他们会先在市场上买些红葡萄当零食，把籽吐进大海，直到天全黑下来。莉给他讲了在密西西比与她的弟弟埃迪度过的孩提时代。他们住在离克兰顿仅十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农场里，那里有可以钓鱼的池塘和可以骑的小马。萨姆是个和蔼的父亲，不是专制的却也实在不能说是亲切的。她的母亲多病而且不喜欢萨姆，但她溺爱她的孩子。她失去过一个孩子，一个新生儿，那时莉六岁，埃迪差不多四岁。她几乎一年都没走出她的卧房。萨姆雇了个黑女人照顾埃迪和莉。一九七七年她母亲死于癌症，那也是凯霍尔全家最后一次相聚。埃迪曾偷偷跑回家乡去参加葬礼，不过他设法避开了所有的人。三年后萨姆最后一次被捕并被判刑。
关于她自己的生活莉没有讲多少。十八岁时，中学毕业典礼结束后一个星期她就匆匆离家直奔纳什维尔，打算录制唱片一举成名。不知怎么回事她遇上了费尔普斯·布思，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生，家里开着银行。他们最后在孟菲斯结婚安了家，开始了一种看来并不快乐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儿子，沃尔特，他显然相当反叛，现住阿姆斯特丹。关于莉的情况细节只有这些。
亚当拿不准莉是否改过姓。他怀疑她改过，可谁又能责怪她呢？
像来时一样，莉悄悄地离开了。没有拥抱也没有告别，天亮之前她溜出他们家走了。两天后她打来了电话，鼓励亚当和卡门写信来，他们也热切地照办了，可是再也没有了她的信和电话，重新建立联系的保证渐渐地烟消云散。他们的妈妈有一个解释。她说莉是个好人，可不管怎么说她也是凯霍尔家的人，天生就有些忧郁古怪。亚当的梦碎了。
在他从佩琅代因毕业的那个夏天，亚当和一个朋友开车穿过半个国家去基韦斯特。他们在孟菲斯与莉姑姑一起住了两个晚上。她独自住在公寓式管理的一套宽敞、现代化的私人套房里，房子坐落在可以俯瞰河上风光的陡峭河岸上。他们在阳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他们三个，吃家里烤的比萨饼，喝啤酒，看过往的驳船，几乎无所不谈，只是从不提及家庭。亚当对于将要上的法学院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莉也有一大堆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她活泼、幽默、健谈，是个称职的女主人和姑姑。当他们拥抱告别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并且央告他再来。
亚当和他的朋友避开了密西西比，取道向东，穿过田纳西州和云雾山。据亚当估算，他们曾一度离帕契曼的死囚牢和萨姆·凯霍尔不到一百英里。那是四年前，一九八六年的夏天，那时他已经收集了整整一大箱有关他祖父的材料，录像带也差不多完成了。
昨晚在电话中的谈话不长。亚当说他会在孟菲斯住几个月，会很高兴去看她。莉邀请他去她的老地方，那个有四间卧房和一个半工女佣的峭岸上的家。她坚持让他住在她那儿。然后他说他将在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工作，实际上他将致力于萨姆的案子。电话的另一头半天没有了声音，接着是个不那么坚定的邀请，无论如何要去她家，他们一起谈谈这件事。
时间已过九点，亚当一面瞟着他的黑色敞篷绅宝一面按下她的门铃。这一排建筑共有二十套，紧密地连在一起，一色红瓦的房顶。一面宽阔的砖墙，墙头上是粗重的铁栏杆，保护着社区不受从孟菲斯市区来的威胁。一名武装警卫守着唯一的大门。要不是房子另一面有河上的景色，这些房子实际上不值多少钱。
莉打开门，他们相互吻了一下面颊。“欢迎，”她说，看了看停车场，锁上了他身后的门，“累了吧？”
“还可以，应该十个钟头的路我走了十二个钟头。我不是很急。”
“你饿不饿？”
“不，我几个小时前吃过。”他跟着她进了书房，两人面面相对，琢磨着说什么合适。她差不多五十岁了，四年来她老了很多。头发已是灰褐各半，并且长了很多。她把头发在脑后紧紧地扎成了个马尾。她淡蓝色的眼睛有点发红并且神色焦虑，眼角多了许多皱纹。她穿着宽松的活领棉布衬衫和褪色牛仔裤。莉仍然很潇洒。
“真高兴见到你，”她说，带着亲切的微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咱们坐到阳台上去。”她拉着他的手穿过一扇玻璃门来到一个木结构阳台上，吊在木梁上的篮子里种着蕨类植物和九重葛。河就从他们下面流过。他们坐在白色的柳条摇椅里。“卡门好吗？”她边问边从一个陶水罐里给亚当倒了一杯冰茶。
“挺好，还在伯克利的研究生院。我们每星期通一次话。她很认真地在和一个小伙子交朋友。”
“她学什么呢？我忘了。”
“心理学。想拿个博士，然后也许教书。”茶的柠檬味太重却不够甜。亚当慢慢地咂着。空气闷热。“马上就十点了，”他说，“为什么这么热？”
“欢迎来到孟菲斯，亲爱的，整个九月都会很烤人。”
“我受不了。”
“你多少会习惯的。我们大量喝茶并呆在屋里。你母亲怎么样？”
“还在波特兰，现在嫁给了一个做木材生意发了财的男人。我见过他一次。他大概六十五岁，说七十岁也像。她四十七岁，看上去像四十。一对漂亮的夫妻。他们飞来飞去，圣巴斯、南部法国、米兰，所有富人都得去看看的地方。她非常幸福。她的孩子长大了，埃迪死了，她的过去已经被彻底埋葬。她有的是钱而且生活得非常正常。”
“你对她太刻薄。”
“我对她太宽容了。她确实不愿意有我在她身边，因为我让她痛苦地联想起我的父亲和他倒霉的家庭。”
“你母亲爱你，亚当。”
“天哪，那可是好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就是知道。”
“我没想到你和我母亲这么亲密。”
“我们并不是亲密。别激动，亚当，轻松点。”
“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仅此而已，我需要强烈点的饮料。”
“放松些。趁你在这儿咱们开开心。”
“我不是来开心的，莉姑姑。”
“就叫我莉，行吗？”
“行。我明天要去看萨姆。”
她小心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站起来离开阳台。她回来时带了一瓶杰克·丹尼尔威士忌，往两个杯子里都倒了许多。她一口气喝下了她那杯，望着远处的河面。“为什么？”她终于问。
“为什么不？因为他是我的祖父。因为他要死了。因为我是律师而他需要帮助。”
“他甚至不认识你。”
“明天他会的。”
“所以你会告诉他？”
“是的，我当然要告诉他。信不信？我真打算把凯霍尔家的一个深藏不露的肮脏秘密公开。对此你怎么看？”
莉用双手捧着杯子慢慢地摇摇头。“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着，并不看亚当。
“还没有，但很高兴知道你也关心他。”
“我是关心。”
“真的吗？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别提这些，亚当，你不理解。”
“好的，很公平。给我解释一下，我在听，我希望理解。”
“我们不能谈点别的吗，亲爱的？我对这件事还没有心理准备。”
“不。”
“我们可以以后再谈，我保证。我只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以为我们只是聊天说笑。”
“对不起，莉。我烦透了聊天和秘密。我没有过去，因为我的父亲轻易地把它抹去了。我想知道它，莉。我想知道到底有多糟。”
“糟透了，”她的声音像耳语，几乎是对她自己讲。
“好的，我是个大人了，我能承受这些。我的父亲在他必须面对这些之前就在我面前溜掉了，所以恐怕除你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实情了。”
“给我一些时间。”
“没有时间了。明天我就要和他面对面了。”亚当一口气喝了一大口，然后用袖子擦擦嘴。“二十三年前，《新闻周刊》说萨姆的父亲也是个三K党徒，是吗？”
“是的，我的祖父。”
“还有几个叔叔和堂兄弟也是。”
“他妈的一大帮。”
“《新闻周刊》还说在福特县人人都知道萨姆在五十年代初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而且从未因此而被捕，从未在监狱里呆一天。是真的吗？”
“这和现在有关系吗，亚当？那是你出生之前好多年的事。”
“所以真有那么回事？”
“是的，有那么回事。”
“你知道情况？”
“我看见的。”
“你看见的！”亚当似乎无法相信地闭上了眼。他喘着粗气，把身子缩进了摇椅。一艘拖船的汽笛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目光随着它走向下游，直到它从一座桥下穿过。波旁威士忌开始起作用了。
“咱们说点别的吧，”莉温和地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说，仍然望着河流，“我就爱上了历史。我对多少年前人们生活的方式着迷——拓荒者、马车队、淘金潮、牛仔和印第安人、西部移民。曾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说他祖父的祖父抢劫过火车并把钱埋在了墨西哥。他要拉起一帮人跑去找钱。我们知道他是瞎编，但是非常好玩、我经常想象我的祖先，记得我曾因为似乎没有祖先而困惑过。”
“埃迪怎么说的？”
“他告诉我他们全死光了，说人们在家族史上浪费的时间比其他的事都多。每次我问有关家族的问题，我母亲就会把我推到一边叫我把嘴闭上，因为再问有可能惹恼他，也许他会因此情绪低落，在他的卧房里呆上一个月。我的整个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父亲身边都是如履薄冰般提心吊胆。长大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他是个非常怪僻的人，非常不幸，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自杀。”
她晃动着杯子里的冰块喝下最后一口。“事儿还多着呢，亚当。”
“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
莉轻轻拿起水罐注满了他们的杯子。亚当兑进波旁威士忌。几分钟过去后，他们边喝边望着河边路上的车流。
“你去过死囚牢吗？”他问，仍然盯着河上的灯光。
“没有，”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在那儿呆了差不多十年，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是最后那次审判之后不久。六个月后他给我回信让我别去，说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死囚牢里。我又写了两封，他一封也没回。”
“我很难过。”
“别难过。我心里非常内疚，亚当，要我谈这些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可能在孟菲斯呆一段时间。”
“我想让你住在这儿。我们互相需要，”她迟疑地说，用食指搅了一下杯中的饮料，“我是说他就要死了，是不是？”
“看样子是的。”
“什么时候？”
“两到三个月。他的上诉实际上已是山穷水尽。找不出更多的理由了。”
“你为什么要卷入这件事？”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抗争的机会。今后的几个月我会拼命工作，同时祈祷奇迹出现。”
“我也会祈祷的，”她说，又喝了一口。
“我们能谈点别的事吗？”他问，突然看着她。
“当然。”
“你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准备住在这儿的话，就应当先问清楚。”
“我自己住。我的丈夫住在我们乡下的房子里。”
“他是一个人住吗？我只是好奇。”
“有时是。他喜欢年轻姑娘，二十刚出头的，通常是他银行的职员。我去那儿之前会打电话。他如果来这儿也会先打电话。”
“这倒不错而且方便。这个协议是谁牵头定的？”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我们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了不起的婚姻。”
“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真的。我用他的钱，同时不过问他的私生活。我们一起出席少数必要的社交活动，他很快活。”
“你快活吗？”
“多数时间。”
“如果他欺骗你，你为什么不去打离婚官司让他输个精光？我会代理你。”
“离婚是没有用的。费尔普斯来自一个正统而古板的豪门世家，钱多得要命。守旧的孟菲斯上流社会嘛。在有些这样的世家之间互相通婚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他家其实希望费尔普斯和他五表妹结婚的。可他却被我的魅力所征服。他的家庭极力反对这门婚姻，所以如果现在离婚那将是一种痛苦的证明，承认他们家当初是对的。此外，那些人非常自豪于他们的贵族血统，一次讨厌的离婚会使他们蒙受羞辱。我喜欢这种独立的生活，用他的钱但按我自己的选择生活。”
“你爱过他吗？”
“当然。我们结婚时曾疯狂地相爱。顺便说说，我们是私奔的。那是一九六三年，我们曾想举行一个有他的贵族家庭和我的平民家庭参加的盛大婚礼，但没有实现。他的母亲不肯和我说话，而我父亲正在忙着烧十字架。那时费尔普斯并不知道我父亲是三K党徒，当然，我也拼命要保住这个秘密。”
“他发现了吗？”
“在爸爸因为爆炸案被捕时我告诉了他。他依序告诉了他的父亲，这件事缓慢而小心地在布思家里传开。那些人在保守秘密上是非常专业化的。这也是他家唯一和咱们凯霍尔家相同的地方。”
“看来只有几个人知道你是萨姆的女儿？”
“非常少。我愿意保持这种状态。”
“你觉得丢脸因为——”
“见鬼，我是为我的父亲觉得丢脸！轮到谁还不都是这样？”她的言词突然变得尖锐刻薄。“我希望你不要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这个在死监里受罪的可怜老头就要为他的罪孽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我不认为他应该死。”
“我也不认为。可他的确杀了不少人——克雷默家的双胞胎和他们的父亲，还有你的父亲，天晓得另外还有谁。他应该在牢里过完他的余生。”
“你一点也不同情他？”
“偶尔会。如果我这天高兴而且阳光明媚，我没准儿就会想起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件快乐的小事。可那种时候太少了，亚当。他给我的生活和他周围人的生活带来许多痛苦。他教我们恨所有的人。他对待我们的母亲很卑鄙。他整个该死的家族都卑鄙。”
“那咱们就杀了他算了，怎么样？”
“我可没那么说，亚当。而且你这么说并不公平。我每时每刻都想着他，每天都为他祈祷。我对着四壁问过无数次，为什么我父亲会成为这么可怕的人，他是怎么变的。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现在正坐在阳台上的好老头，拿着烟斗和手杖，也许杯子里再斟一点波旁酒？当然，是为了健胃。为什么我的父亲非得去当三K党徒，杀死无辜的孩子也毁了他自己的家？”
“也许他并不是蓄意杀人。”
“他们死了，是不是？陪审团说是他干的。他们给炸成碎片并排埋在一座小小的坟墓里。谁管他是不是蓄意去杀了他们？他在场，亚当。”
“这会是非常重要的。”
莉跳起来抓住他的手。“上这儿来，”她坚持着。他们几步走到阳台的边上。她指着几个街区以外的孟菲斯地平线。“你看那个平顶的建筑，面朝着河的那座，离我们最近的。就在那儿，三四个街区远。”
“看到了，”他回答得很慢。
“最高的一层是十五层，对吧？现在从右边，往下数六层。你跟得上我吗？”
“跟得上。”亚当点点头，顺从地数着。那是一座华丽的高楼。
“现在从左边数四个窗户。有一扇亮着灯。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猜猜谁住在那儿。”
“我怎么知道？”
“露丝·克雷默。”
“露丝·克雷默！孩子的母亲？”
“就是她。”
“你认识她？”
“我们遇到过一次，极偶然的。她只知道我是莉·布思，是那个声名狼藉的费尔普斯·布思的妻子，仅此而已。那是为芭蕾舞剧团或者什么别的事而举行的一次大张旗鼓的募捐会。我一向都尽量避免和她见面。”
“这真是一个小地方。”
“它可能是比较小。如果你去问她关于萨姆的事，她会说什么呢？”
亚当望着远方的灯火。“我不知道。我读过些报道，说她仍然怀恨在心。”
“怀恨？她失去了她整个的家庭。她一直没再婚。你想她会关心我父亲炸死她孩子是不是蓄意的问题吗？当然不。她只知道他们死了，亚当，死了二十三年了。她知道他们死于我父亲安置的一枚炸弹，如果他当时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他那些愚蠢的哥儿们深夜在外面兜风，小乔希和约翰就不会死。他们现在将会是二十八岁，也许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结了婚，会有一两个孩子让露丝和马文解闷儿。她才不关心那炸弹蓄意要去炸谁，亚当，她只知道那炸弹在那儿并且它爆炸了。她的孩子们死了。这才是最要紧的。”
莉回身坐进她的摇椅。她摇晃着她的冰块喝了一口。“别误会，亚当。我反对死刑。我可能是这个国家里仅有的一个父亲关在死监里的五十岁的白人妇女。死刑是野蛮、不道德的，是对人的歧视，残酷而不文明——我赞同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别忘记受害者，明白吗？他们有权力要求报复，这份权力是他们应得的。”
“露丝·克雷默要报复吗？”
“据各方面的报道，是的。她不再对媒体多说，但是她在各种受害者团体中很活跃。几年前曾有人引述她的话：执行萨姆·凯霍尔的死刑时她会到场旁观。”
“这可不算宽容。”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要求过宽恕。”
亚当转过身背对河坐在栏杆边上。他看了一眼市区的楼群，然后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脚。莉又长长地喝了一口。
“那么，莉姑姑，我们将干些什么呢？”
“把姑姑省了。”
“好的，莉。我就在这儿了。我不打算就离开的。明天我去见萨姆，在我离开时我希望成为他的律师。”
“你是否打算把这事瞒住？”
“你是指我其实是凯霍尔家人这件事吗？我不打算告诉什么人，但这秘密要能长久保住倒怪了。它所涉及的是死监里的犯人，萨姆的名气不小。新闻媒体很快就会开始刨根问底。”
莉盘起腿望着河流。“会伤害到你吗？”她轻声问。
“当然不会。我是个律师。律师为猥亵少年犯、暗杀者、毒品犯、强奸犯和恐怖分子辩护。我们不是受欢迎的人。我怎么会被他是我的祖父这一事实所伤害？”
“你的事务所知道吗？”
“我昨天告诉了他们。他们其实本不高兴，但后来改变了态度。实际上，我在他们雇我的时候对他们隐瞒了此事。我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没事了。”
“要是萨姆不同意呢？”
“那样我们就都安全了，不是吗？谁也不会知道了，你会受到保护。我会回到芝加哥去等着看有线电视新闻网关于执行死刑的精彩场面的采访报道。然后我会选在秋天一个阴冷的日子里开车过来，在他的坟前放一束花，很可能看着墓碑再次问自己为什么他要干这样的事以及他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邪恶之徒，而我又为什么偏偏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你知道，这些问题我们问了多少年了。我会邀你与我同去。那可以算是一次家庭团聚，知道吗？只有我们凯霍尔家的人穿过墓地，带着廉价的花束和厚厚的太阳镜以兔有人认出我们。”
“别说了，”她说，亚当看见她已是泪流满面，泪水流到她的下巴上，她用手指擦着。
“对不起，”他说，转身望着另一艘驳船缓缓从北边驶过河上背阴的地方，“对不起，莉。”
八
时过二十三年，他终于就要回到他出生的州了，感觉不到特别的欢欣，也没有特别的恐惧。他开车很小心，时速五十五英里而且拒绝超车。公路变窄降低进入密西西比三角洲平原，亚当看见一条堤坝蜿蜒曲折向右延伸，最后在一英里远的地方消失在视野之外。他从容地穿过一个叫沃兹的小村庄。这是六十一号公路沿途大大小小城镇中的第一个。他随着车流向南。
通过大量的研究，他知道这条高速公路几十年来作为一条主要通道输送了三角洲千百万的贫困黑人向北迁移，去孟菲斯、圣路易斯、芝加哥和底特律，去那些可以找到工作和体面住房的地方。布鲁斯歌曲就是从这些城镇和农庄，从那些摇摇欲坠的枪楼和布满灰尘的乡间小铺，从那些六十一号公路边上花里胡哨的有自动点唱机的小酒吧中诞生并且向北方传播的。这音乐在孟菲斯找到了家，在那里与教会及乡村音乐交融为一体，派生出摇滚乐。他在听着一盘泥水乐队的老录音带时进入了那个声名狼藉的蒂尼卡县，据说这里是全国最穷的地方。
音乐也不能使他平静。他谢绝了莉的早饭，说是不饿，现在他却觉得胃里好像打了个结，而且越向前走那个结就越大。
在蒂尼卡镇的北边，农田越发广阔，一望无垠。大豆和棉花高已及膝。农田远处有一小队红的绿的后面挂着犁的拖拉机在无尽的一排排绿叶茂盛的作物间穿行。虽然还不到九点钟，天气已经又热又问了。大地非常干燥，每一架犁的后面都扬起一团烟尘。一架给大田撒药的飞机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轻轻掠过这片田地的上空，滑翔着向上飞去。车流拥挤而且缓慢，有时碰上某种巨型怪物似的约翰·第尔农机把公路当沙漠般旁若无人地向前一点点蠕动，你几乎就得被迫停下来。
亚当很有耐心。他的约会定在十点钟，就是晚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克拉克斯代尔，他离开了六十一号公路转入四十九号公路向东南方向开去，穿过几个很小的移民村落，穿过更多的大豆地。他驶过一架架眼下闲着但正等待丰收的轧棉机，驶过赤贫的排房和肮脏的活动房屋，这些房屋因为某种原因都紧靠着高速公路。他偶尔也驶过一座好房子，但它总是远离公路耸立在一片高大的橡树和榆树的浓密树荫之中，而且通常会有一个铁栅栏围起的游泳池在房子一边。人人都可以看得出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路标指示州监狱在前方五英里的地方，亚当下意识地放慢了车速。一分钟后，他追上了一辆在公路上大摇大摆慢吞吞的拖拉机，他不想超车只是跟在后边。拖拉机的司机，一个戴顶脏帽子的白人老头，比划着让他超过去。亚当摆摆手，继续以二十英里的时速跟在铁犁后面。附近没有其他的车辆，一块泥从拖拉机的后轮胎上进起，落在绅宝前面几英寸的地方。他把车速又减慢了一些。前面的司机扭转过身子，又一次挥手让他超过。他的嘴在动，脸上现出怒容，似乎这是他的高速路，而且他讨厌有个笨蛋跟着他的拖拉机。亚当微笑着又摇了摇手，仍然呆在后边。
几分钟后他看见了监狱。路边没有高高的铁丝网，也没有闪闪发光的锋利的铁刺去防备犯人逃跑，没有武装的警卫在塔楼上监视，也没有一伙伙的囚徒冲着过路人喊叫。亚当看到道路右边有个入口，密西西比州立监狱几个字横亘在入口的拱门上。入口旁边是几座建筑，全部面向高速公路而且显而易见没有守卫。
亚当再次向拖拉机的司机招手，然后驶离高速公路。他做了个深呼吸，打量着这个入口。一位穿制服的女人从警卫室走出来站在拱门下盯住他。亚当缓慢地开到她身边，摇低窗户。
“早啊，”她说。她的胯上挂着一支枪，手里拿着个纸夹。另一个警卫从屋里望着。“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个律师，来见死监里的一个委托人，”亚当心虚地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尖锐而紧张。沉着点，他对自己说。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死监里的人，先生。”
“对不起，我说错了吗？”
“没这么个地方叫死监。我们在加严管制区关着他们那一帮人，简称严管区。找遍这块地方，你也找不着死监。”
“好吧。”
“姓名？”她问，边查看着纸夹。
“亚当·霍尔。”
“你的委托人？”
“萨姆·凯霍尔。”他在期待着某种反应，可是警卫毫不在乎。她翻过那页纸说：“就呆在这儿。”
入口变为一条两旁有树荫和一些小房子的马路。这里不像是监狱——倒像是一座小镇上一条充满生机的小街，随时都会从街角跑出一群骑自行车和滑旱冰的孩子们。右边是一座有着前廊与花坛的古老建筑。一个牌子写着此地是访客中心，就像有纪念品和柠檬水出售给那些热切的旅游者似的。一辆白色小卡车载着三个黑人青年从他身边驶过而没有减速，车门上印着密西西比州惩戒所。
亚当瞥见警卫站在他的车后，她边走近他的车窗边写下些什么。“伊利诺斯州哪里？”她问。
“芝加哥。”
“有没有照相机、枪或录音机？”
“没有。”
她伸进车窗在挡风玻璃后放了一张卡片，又看了一眼她的纸夹说：“有个通知说你应该去见卢卡斯·曼。”
“那是谁？”
“他是本监狱律师。”
“我不知道我该去见他。”
她举着一张纸离他的脸有三尺远。“这上面说的。第三个街口左转，往前开，然后绕到红砖房背后。”她用手指着。
“他要干什么？”
她哼了一声，耸耸肩，然后摇着头回到警卫室。天下律师都一样蠢。
亚当轻轻踩了一下油门，经过访客中心驶入林荫道。两面都是整洁的白色木结构房屋，他后来得知监狱守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与他们的家人住在这儿。他按她的指示把车停在一座旧砖房前。两个穿白色条纹蓝囚裤的犯人在擦房前的台阶。亚当尽量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走进了房子。
他费了点劲才找到卢卡斯·曼的没有标志的办公室。一个秘书向他微笑，打开了另一扇门。那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曼先生正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打电话。
“坐吧，”秘书在关上他身后的门时轻轻对他说。曼拿着电话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亚当把公文包放在椅子上，自己站在后边。办公室又大又干净。两个长方形窗户对着高速公路，使屋里光线充足。左边墙上挂着一张镶在大镜框里的照片，看着挺面熟，一位英俊的有个大下巴的年轻人带着真诚的微笑。这是大卫·麦卡利斯特，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亚当怀疑他的标准像会挂在每一间政府办公室里，没准连他领地上所有的走廊、壁橱和厕所里都有。
卢卡斯·曼拉着电话线走到窗前，背对着桌子和亚当。他实在不像个律师。他大约有五十五六岁，飘垂的深灰头发，大概用了什么方法把头发固定在脖子后边。他的穿着时新别致——两兜卡其布工作衫浆得笔挺，一条混合色拉色的领带松松地挂在脖子上。领口第一个扣不系，露出里面灰色的全棉T恤；棕色丝光卡其裤同样浆得笔挺，一走路窸窸直响，翻起的一寸裤边恰到好处地露出一道窄窄的白袜子；平底皮便鞋光洁无暇。卢卡斯显然很知道怎么打扮，而且显然他所致力的律师业务也是不同的。如果他的左耳垂上再戴个小耳环，那他就该是个不折不扣试图在他后半生顺应潮流的老年嬉皮士。
办公室用代代相袭的政府家具布置得很整洁：一张旧办公桌放得很是地方，三把金属椅上铺着化纤的垫子，靠墙是一排不配套的档案柜。亚当站在椅子后边试图让自己镇静。难道每一位探监的律师都要经过这样的会见？肯定不是。这里关着五千个犯人。加纳·古德曼没有提到过要见卢卡斯·曼。
这个名字似乎耳熟。在他的几箱审判记录和剪报上他见过卢卡斯·曼这个名字，他拼命想回忆起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在死刑诉讼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亚当知道得很清楚州检察长是他的敌人，只是他不知把卢卡斯放在什么位置。
曼突然放下电话把一只手伸给亚当。“很高兴见到你，霍尔先生。请坐，”他指着一张椅子用柔和愉快的拖腔说，“谢谢你路过这里。”
亚当坐了下来。“确实，非常高兴见到你，”他紧张地回答，“什么事？”
“有两件事。首先，我只是想见到你并问好。我在这里做了十二年的律师。在这令人作呕的地方，我主要是经手些民事诉讼，你知道，各种荒唐的诉讼都是由我们的客人提出的——犯人权益、伤害案，诸如此类吧。似乎天天有人控告我们。依照法令，我也参与一点死刑案的工作，并且我知道你是来见萨姆的。”
“非常正确。”
“他雇佣了你吗？”
“还没确定。”
“我想是没有。这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除非你确实已代理这个犯人，否则就不能探视，我知道萨姆成功地结束了库贝事务所的代理。”
“所以我不能见他？”亚当问，几乎有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你不应该去。昨天我和加纳·古德曼谈了很久。几年前在梅纳德·托尔处死刑时我和他认识的。你熟悉那个案子吗？”
“不清楚。”
“一九八六年。那是我经历的第二个死刑案，”他的口气似乎像是他曾亲自按了开关。他坐在桌子边上俯视着亚当。他的右腿在桌边晃动，浆过的裤子轻轻响着。“我经历过四个，你知道。萨姆可能是第五个。无论如何，古德曼代理梅纳德·托尔时我们认识的。他是个好绅士，也是个凶猛的辩护手。”
“谢谢，”亚当想不出如何回答。
“从我个人来说，我讨厌它们。”
“你反对死刑？”
“大多数时候是的。事实上我经历了所有阶段。每回我们这里杀人时我都觉得全世界发了狂。然后，每次，我都会回顾那些案情，我会想起那些罪行是多么残酷可怕。我经历的第一个死刑案是特迪·多伊尔·米克斯，一个流浪汉，他把一个小男孩强奸致残，并杀死了他。在他走进毒气室时并没人为他难过。但是，嘿，听着，我有数不清的战争故事。或许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好吗？”
“当然，”亚当没作任何承诺。他想不出什么时候他会有兴趣来听那些暴力凶杀犯的案情和他们被处死刑的故事。
“我告诉古德曼我不认为你应该获准去见萨姆。他听了一会儿便作了解释，我必须说，他的话非常含糊，他说你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所以你至少应该获准去探视一次。他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使你如此特殊，明白我的意思吗？”卢卡斯边说边揉着他的下巴，似乎他已经解开了这个谜，“我们的政策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于严管区。但是只要我请求，典狱长就会照办。”他的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悬在半空中。
“我，哦，真的需要见他，”亚当的声音几乎颤抖起来。
“是呵，他需要一个律师。坦白地说，我很高兴你来。我们从没有处死过任何一个自己的律师没有到场的犯人。直到处决前最后一分钟都有行使各种法律手段的问题，如果萨姆有律师，那会让我感觉好一些。”他绕过桌子坐在另一边，打开一份卷宗细看里面的一张纸条。亚当边等边试图调整自己的呼吸。
“我们对死刑犯的家庭背景要做相当仔细的调查，”卢卡斯说，仍在看卷宗，但说话的语调却透出严肃的警告，“尤其是当上诉驳回刑期逼近时。你了解他家人的情况吗？”
亚当胃里的结突然变得像篮球那么大。他竭力用耸肩和摇头来表示他什么也不了解。
“你打算和萨姆的家人谈谈吗？”
还是没有反应，只是又同样笨拙地耸耸肩，此刻他的肩膀是那么沉重。
“我是说，在这些案子中，一般当死刑期将近时就需要与犯人家属进行大量的接触。你或许也想和这些家属接触。萨姆在孟菲斯有个女儿，莉·布思夫人。如果你需要，我有她的地址。”卢卡斯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亚当呆若木鸡，不能动弹。“你大概不认识她吧，是吗？”
亚当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萨姆有一个儿子，埃迪·凯霍尔，但那个可怜的人在一九八一年自杀了。住在加利福尼亚。埃迪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生在密西西比的克兰顿，已经不小了。说来也怪，根据我的法律界姓名录，这也是你的生日。上面说你是同一天生在孟菲斯。埃迪还留下一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女儿。这些就是萨姆的孙子辈。我会试着和他们联系，如果你——”
“埃迪·凯霍尔是我的父亲，”亚当脱口说出，然后深深地出了口气，他往椅子里缩了缩身子盯着桌面。他的心在狂跳，但是起码他又能呼吸了，肩头顿时轻松了。他甚至能挤出一丝微笑。
曼的脸上毫无表情。他考虑了长长的一分钟，然后口气里带着些许满意说：“我多少猜到了一点。”他立刻开始翻手里的文件，似乎里面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在死监里萨姆是个非常孤独的人，我时常纳闷觉得他的家庭不可思议。他也有来信但几乎没有家信。实际上没有人来探视他，没有他想见的人。如此被家庭忽略对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囚犯来说是有些不寻常，尤其还是个白人。我并不是在打听人家的私事，你明白吗？”
“当然不是。”
卢卡斯没有理会。“我们必须为行刑作准备，霍尔先生。比如说尸体如何处理，怎么安葬等等。这些时候就需要家属参与。昨天和古德曼谈过之后，我便请我们在杰克逊市的人去调查了一下他的家庭。这很容易。他们同时查了你的档案，并且立刻发现田纳西州没有关于亚当·霍尔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出生的记录。从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这并不难。”
“我已经不再隐瞒。”
“你什么时候知道萨姆的事的？”
“九年前。我的姑姑莉·布思在我们埋葬了我的父亲之后告诉了我。”
“你和萨姆有过任何接触吗？”
“没有。”
卢卡斯合上卷宗向后靠在他吱吱作响的椅背上。“因此萨姆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和为什么来这儿。”
“不错。”
“哇。”他对着天花板吹了一声口哨。
亚当放松了一些并且直起了身子。现在秘密已经说出，要不是想起莉害怕她被人发现，他会觉得十分轻松。“今天我能和他会见多久？”他问。
“嗯，霍尔先生——”
“叫我亚当，好吗？”
“当然，亚当，我们对待死监其实有两套规矩。”
“对不起，但是门口的警卫告诉我没有死监。”
“按官方口径，是没有。你不会从任何一位警卫或其他职员嘴里听到，只有加严管制区或严管区或十七囚区。不管怎样，在一个死监犯死期将至时，我们总是把规矩放宽。与律师见面通常限制在一天一小时，不过萨姆的情况不同，你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我猜想你会有很多要说的。”
“就是说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如果愿意，你可以呆一整天。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尽量提供方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随意进出。我到过另外五个州的死监，相信我，我们这里对死刑犯最好。老天，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在处死犯人前会把那个倒霉鬼从牢房提出来放在一个被称作死房子的地方关三天。多残忍。我们可不那么干。萨姆在大日子来到之前会受到特殊的待遇。”
“大日子？”
“是呀。从今天起四个星期，你知道吗？八月八号。”卢卡斯伸手从桌角拿过一份文件，递给亚当。“这是今天早晨到的。第五巡回法院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撤消了延缓行刑令。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刚刚定下新的死刑执行日期，八月八号。”
亚当没有看那文件。“四个星期，”他惊呆了。
“恐怕是的。大约一个小时之前我把复印件送给了萨姆，所以他正心情不好呢。”
“四个星期，”亚当重复着，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他溜了一眼法庭裁决。案名为：密西西比州控萨姆·凯霍尔案。“我想我最好去见他，你说呢？”他想也没想地说。
“是呀，看，亚当，我不是坏人，明白吗？”他慢慢起身，走到桌边轻轻坐下，把双臂抱在胸前俯视着亚当。“我只是尽我的本分，明白吗？我之所以要介入是因为我必须监督这里并确保事情按手册规定合法进行。尽管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情况会变得疯狂而且紧张，所有的人都会给我打电话——典狱长、他的助手、检察长办公室、州长、你，还有上百个其他人。所以我会处于中心地位，虽说我不情愿。这就是这份工作中最令人不愉快的地方。我只希望你能明白，如果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在，好吗？我会公正真诚地对待你。”
“你以为萨姆会让我代理他？”
“是的，我是这么以为的。”
“四个星期内执行死刑的机会有多大？”
“一半对一半。你从来不知道在最后一分钟法庭会干什么。我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着手准备。我们有一系列工作要照着清单逐一落实。”
“类似一种为死亡制作的蓝图。”
“差不多。别以为我们喜欢它。”
“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在恪尽职守，对吧？”
“这是这个州的法律。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处死罪犯，那得有人去执行。”
亚当把法庭裁决放进他的公文包然后站在卢卡斯面前。“谢谢，就算是为了你的好客。”
“没什么。你见过萨姆之后，我需要知道结果。”
“我会给你一份代理协议副本，如果他签字的话。”
“我需要的就是那个。”
他们握了握手，亚当朝门口走去。
“还有一件事，”卢卡斯说，“他们把萨姆带进探视室时，你要请看守除去手铐。我肯定会让他们执行。这对萨姆意义重大。”
“谢谢。”
“祝你好运。”
九
亚当走出楼房，又从刚才那两个依然在无精打采地擦着同一处台阶的犯人旁边走过。外面的气温升高了至少十度。他在楼前的台阶上停下脚，望着不到一百码处一伙囚犯正沿着高速公路拣垃圾。骑在马上的武装警卫在路边沟里监视他们。过往的车辆并没有减速，只是稍微绕一下。亚当纳闷犯了什么罪的人可以在铁丝网外那么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干活。似乎除了他没人关心这事。
他选取捷径走向他的车，光是打开车门发动汽车那么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全身。他从卢卡斯办公室后面停车场的车道向左拐，然后驶入监狱的主要干道，又驶过那排房前花木繁茂的漂亮白房子。一个多么文明的小社区。路边的箭头指示去十七囚区向左。他慢慢拐过去，立刻上了一条土路，并很快就见到一片围墙和铁丝网上锋利的尖刺。
帕契曼的死监建于一九五四年，官方命名为加严管制区，或简称严管区。按照惯例在内侧墙上挂着一块金属板，上面列着日期，当然，有州长的名字及各位曾参与过建设的重要人物及早就被遗忘了的官员们，当然还有建筑师和施工者。这就是当时的工艺水平——红砖砌成的单层平顶建筑从中心延伸成两个长方形。
亚当把车停在砂土地的停车场上的两辆车之间，打量看那建筑。从外面看不见铁栏杆，也没有警卫在周围巡逻。如果不是围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它很可能被当作一所郊区小学。建筑物的一端有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子，一个囚犯独自在没草的球场上对着变了形的篮板运球投篮。
亚当面前的围墙起码有十二英尺高，顶部装有几股绞在一起的粗粗的带刺的铁丝网和一圈令人生畏的闪闪发光的尖刺。围墙笔直，到拐角处与一座岗楼相接，警卫在岗楼上向四下了望。围墙从四面围住死监，相当对称地在每一拐角都耸立着一座岗楼，岗楼顶有玻璃的了望哨台。围墙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监是建在棉花地中间的。
亚当下了车，突然感到一种被幽闭的恐惧，于是用劲握住那薄薄的公文包的提手。透过大门上的锁链，他凝望着那在炎热中的平顶建筑，这就是他们杀人的地方。他小心地脱去外衣，只见衬衣早已湿透并贴在胸前。胃里的撞击又回来了，而且异常猛烈。因为两腿发软，膝盖发抖，他向警卫室迈出的头几步慢而笨拙。当他走到岗楼前抬头望着时，他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皮鞋已满是灰尘。一个穿制服的和蔼女人用绳子系下来一只像是洗车用的那种红桶。“把你的钥匙放进桶里，”她身子探出栏杆，简单地说了一句。围墙顶部带刺的铁丝网在她下面离她还有五英尺。
亚当立刻照办。他小心地把他的钥匙放进红桶，桶里已经有了十来个钥匙链。他看着桶被提起，几秒钟后停下，她把绳子系好，于是小桶被无辜悬吊在半空。如果吹来一阵微风它就会晃动，只是在这闷热的真空中连呼吸的空气都不够，风早已死去许多年。
警卫检查完亚当，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开关或扳了杠杆，亚当不知是谁，但一阵嗡嗡声传来，面前两扇沉重的用锁链连着的大门向两边滑动了数尺使他能够进入。他在土路上走了十五步停下来时身后的大门关上了。他学到了监狱安全制度的第一条基本规程——每个守卫着的出入口都有两道上锁的门。
当第一道门在他身后关上并自动锁上后，第二道门才进入开启程序并顺着围墙滑动。正当这一切发生时，一个胳膊有亚当的腿那么粗的矮胖警卫出现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并沿着砖路向入口处踱来。他腆着肚子，梗着粗脖子，似乎在等待亚当，而亚当正在等着通过入口处。
他伸过巨大的黑手自我介绍：“警官帕克。”亚当与他握了握手并立刻注意到他脚下有一双闪亮的牛仔皮靴。
“亚当·霍尔，”他说，努力让自己尽量自然地把手收回。
“来看萨姆，”帕克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先生，”亚当奇怪是否这里所有人都径直称他为萨姆。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他们开始向那建筑物慢慢走去。
“是，”亚当看着近处几扇开着的窗户问，“所有死监的囚犯都在这儿吗？”
“没错。今儿有四十七，上星期少了一个。”
他们走近大门。“少了一个？”
“对。最高法院变了卦，只好把他挪到普通牢房。我必须搜你的身。”他们站在门口，亚当紧张地四下看了看，想看明白帕克想在什么地方给他搜身。
“把腿分开一点，”帕克说，已经把公文包拿过去放在水泥地上。此刻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平底皮鞋呆在原地不动。虽然他有些晕头转向，而且一时手足无措，但亚当在这可怕的时刻想不起有人曾要求他分开双腿，哪怕只是分开一点点。
帕克是个专家。他熟练地拍拍袜子，轻巧地向上移到抖得不轻的膝盖，接着很快搜了腰部四周，又在腋下迅速搜了一遍，似乎亚当会穿着肩套，里面藏着一只小手枪。警官帕克对亚当第一次的搜身很仁慈地只用了几秒钟便告结束。帕克用他粗笨的右手灵巧地伸进公文包，然后交还给亚当。“今天看萨姆可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我听说了，”亚当回答，又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他面向铁门，似乎现在该是进死监的时候了。
“这边走，”帕克低声说，走下台阶顺草地转过墙角。亚当顺从地跟着他，沿着又一条红砖铺的小路走到一个普通的没什么特点的门前。门口长满了杂草，门上没有任何牌子和标志。
“这是什么地方？”亚当问。他粗粗地记得古德曼对于这个地方的描述，但此时此刻所有的细节都变得模糊不清。
“会议室。”帕克用钥匙打开门。亚当进去之前先看了一眼四周，希望判明自己的位置。这扇门挨着牢区中部。亚当的感觉是警卫和他们的主管们不喜欢律师们四下闲逛窥视。所以才把出入口设在外面。
他深深吸了口气走进房问。没有别的律师来探视他们的当事人，这使亚当觉得特别受鼓舞。这次会见可能会有吵闹甚至也许很激动，他宁愿这一切私下里进行。至少此刻房间里是空的。房间很大，足够几个律师在这里会见当事人并讨论案情。这房间看来有三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水泥地，日光灯十分明亮。房间远处是一整面红砖墙，顶端有三个窗户，就像牢区外墙一样。很明显这间会议室是事后才想到并增建的。
一个不大的窗式空调器在愤怒地咆哮着，但产生的冷气却少得可怜。房间被砖和金属板的隔墙整齐地分隔开，律师在一边而囚犯在另一边。隔断下部是三英尺的砖墙，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台面给律师放他们的拍纸簿并记录他们和委托人的谈话。直抵天花板的一面厚厚的金属材料做的明亮的绿色隔板结实地立在台面上。
亚当慢慢地走到房间的一头，墙边是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绿色和灰色的废旧公家椅子，还有折叠式的、窄小的咖啡椅。
“我得锁上这扇门，”帕克迈步出门时说，“我们会把萨姆带来。”门砰地关上了，留下亚当一个人在屋里。他立刻在房间的一头找好了一个位置，万一再来一个律师，肯定会选择房间的另一端，这样大家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隐私。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台前，把外衣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拿出他的拍纸簿，拔出笔帽，然后开始啃指甲。他试图停止这个动作，但他做不到。他胃里在翻江倒海，他的两腿止不住地哆嗦。透过隔板他研究着犯人那边的座位——同样的木制台子，同样的一排旧椅子。在隔板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窄长的窗口，四英寸乘十英寸，通过这个小孔，他将与萨姆·凯霍尔面对面。
他紧张地等待着，不断地告诫自己要镇静，别紧张，放轻松，他能处理好这一切。他在拍纸簿上涂抹着什么，但说实话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他卷起袖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着窃听器或摄像机，但这个地方太简单太朴素，他无法想象会有谁在这儿搞窃听。如果警官帕克是一种象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该是很悠闲的，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他研究了两边的空椅子，猜想有多少绝望的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这里和他们的律师相见，听上几句抱有希望的话。时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有多少紧急的请求从这个隔板的窗口里传递过？有多少律师就坐在他现在坐的位置上告诉他的当事人他已无能为力，死刑将如期执行？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但是让亚当镇静了不少。他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个律师，受过良好的训练，才思敏捷，而且还有强大的库贝事务所作为后盾。他可以担当此任。他的腿渐渐不再发抖，并且不再啃指甲了。
门突然喀啦一响，惊得他浑身一哆嗦。门慢慢地被推开，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卫迈步走进房间犯人座一侧。他身后就是穿着鲜亮的红色连衣裤、戴手铐的萨姆·凯霍尔。他阴沉着脸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眯着眼睛向隔板这边望来，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亚当身上。另一个警卫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律师对面。他很瘦，苍白，比两个警卫矮了六英寸，但他们似乎并不难为他。
“你是谁？”他盯着亚当，而亚当此刻正在啃着指甲。
一个警卫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萨姆的身后，另一个警卫把他按在椅子里。他始终盯着亚当。警卫转身走开，在将要离开时亚当开口了：“请你们除去他的手铐，可以吗？”
“不，先生，我们不能。”
亚当困难地咽了口唾液。“除去它们，好吗，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一会儿，”他说着，试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警卫们相互看了一眼，似乎从未听到过这种要求。他们很快拿出钥匙，摘除了手铐。
萨姆并没有被感动。在警卫开关门的声音中，他仍然透过隔板上的窗口瞪着亚当。门在砰的一声巨响中关上了。
他们单独在一起了，这是凯霍尔式的家庭团聚。空调轰隆轰隆地响着，漫长的一分钟里这是唯一的声响。虽说他努力鼓足勇气，却仍无法使自己的目光与萨姆相对超过两秒钟。他忙乎着往纸上记下些重要的笔记，在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每一行字时他能感觉到萨姆灼热的目光。
最后，亚当从窗口递过一张名片。“我叫亚当·霍尔。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总部在芝加哥，孟菲斯设有分部。”
萨姆耐心地从正面到反面察看着那张名片。亚当留心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手皱纹很多，而且被烟熏成了深黄色。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唯一的颜色是来自像粘在脸上的盐和胡椒一样的五天不曾刮的胡子茬。他的头发很长，灰白，而且油腻，光滑地梳在脑后。亚当很快明白了他和录像中定格的形象完全不同，也同一九八一年受审时他自己最后那些有名的照片不同。他如今已是一个相当老的老人了，不健康的皮肤，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年龄与苦难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前额上。他脸上唯一吸引人的那双锐利、湛蓝的眼睛正从名片上抬起。“你们这些犹太小子从不打退堂鼓，是吗？”他的声调愉快、平静，听不出里面有怒气。
“我不是犹太人，”亚当说，不再躲闪萨姆的凝视。
“那么你怎么会给库贝事务所干事？”他把名片放在一边。此时他的语调温和而缓慢，带着一个在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中单独生存了九年半的人所能有的耐心。
“我们雇人主张机会均等。”
“很好，我想你们做事一律恰当而合法，完全符合所有的民权决议和那些联邦改良法案。”
“当然。”
“库贝事务所现在有多少合伙律师？”
亚当耸耸肩。这个数字每年都不同。“在一百五十左右。”
“一百五十个合伙律师，有多少是妇女？”
亚当本想去数又迟疑了一下。“我实在不知道，也许有十二名。”
“十二名？”萨姆重复着，嘴唇几乎不动。他的手稳稳地握在一起，眼睛一眨也不眨。“所以妇女合伙律师不到百分之十。你们有多少黑鬼合伙律师？”
“咱们能不能称呼他们黑人？”
“啊，当然，但是这个称呼也过时了，他们现在愿意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你在政治上那么正确，肯定足以能明白这一点。”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你们有多少非洲裔美国人合伙律师？”
“我想是四个。”
“少于百分之三。我的天哪，库贝事务所，提倡民权公正和政治活动自由的伟大堡垒，事实上是在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亚当仍在他的纸上胡乱涂抹。当然他可以辩解，将近三分之一的助手是妇女，而且事务所尽了最大努力去聘法学院最优秀的黑人学生，以至使两位在最后一分钟失去了工作机会的白人男士控告他们歧视白人。
“你们有多少犹太裔美国人合伙律师？百分之八十？”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可重要得很。我总是觉得让这些明显的带有偏见的人来代理我使我尴尬。”
“很多人会发现雇用本事务所很合适。”
萨姆小心地从他的连衣裤上唯一看得见的口袋里掏出一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连衣裤没有系扣子，露出胸前厚厚的一层灰白的胸毛。连衣裤用的是很薄的棉布。亚当无法想象这里没有空调怎么生活。
他点着了烟并向房顶喷了一口。“我以为我和你们的人已经没关系了。”
“不是他们派我来的，我自愿来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个律师，而且——”
“你怎么这么紧张？”
亚当连忙把手指从牙缝中拔出，并让两腿停止哆嗦。“我一点也没紧张。”
“你就是紧张了。我在这儿见过不知多少律师，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紧张的。怎么了，孩子？你怕我穿过这隔板把你抓住？”
亚当嘟囔着并试图挤出点笑容。“别开玩笑，我没紧张。”
“你多大了？”
“二十六。”
“你像二十二。什么时候从法学院毕业的？”
“去年。”
“太棒了。犹太混蛋送了个新手来拯救我。我早就知道他们背地里盼着我死，现在证实了。我杀了些犹太人，现在他们想杀我。我从来都是对的。”
“你承认你杀死了克雷默家的孩子？”
“这他妈的是什么问题？陪审团说是我干的。过去九年来，各上诉法庭都说陪审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你他妈的是谁？问我这种问题？”
“你需要个律师，凯霍尔先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需要的可多了，孩子，但我他妈的肯定不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热情的小童子军给我忠告。你是危险的，孩子，而且你太笨了，没有自知之明。”这些话同样是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的，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进一个嵌在台子里的烟灰缸里。他的眼睛偶尔眨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
亚当还是在记着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笔记，并试图透过隔板上的窗口与萨姆的目光相遇。“听着，凯霍尔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在道德信念上是坚决反对死刑的。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训练，研读了第八修正案的文件，我能给你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萨姆重复着，“多大方。你知道吗？孩子，现在每个星期起码会有三个律师提出要免费代理我，都是大律师，有名的律师，有钱的律师，一些真正狡猾的蛇。他们全都巴不得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推敲所有那些最后关头的请求和申诉，接受采访，抢镜头，在最后的时刻拉着我的手，接着观看他们用毒气处死我，然后再开记者招待会，和书商签约，和电影制作人签约，或许会签约拍个反映正宗三K党谋杀犯萨姆·凯霍尔的生活与时代的电视系列剧。你看，孩子，我有名气，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传奇。当他们临近杀死我的时刻，我会变得更有名气。因此，律师需要我。我值大把的钱。一个病态的国家，对吗？”
亚当摇摇头。“你所说的那些我都不想要，我保证。我要写个书面保证。我要签一个完全保密协议。”
萨姆笑了笑。“是啊，等我死了谁会去执行它？”
“你的家人，”亚当说。
“别提我的家人，”萨姆断然地说。
“我的动机非常单纯，凯霍尔先生。我的事务所代理了你七年，所以我几乎知道你档案中的一切。我也对你的背景做过深入研究。”
“你们都一样。有上百个蠢驴记者鉴定过我的裤衩。有不少人都似乎对我所知甚多，可是眼下所有这些知识加起来对我都毫无用处了。我只剩下四个星期了。你知道吗？”
“我有一份裁决书复印件。”
“再过四个星期，然后他们就会毒死我。”
“所以咱们还是着手工作。我向你保证除非你授权给我，否则我不会向新闻界说一句话。我不会重复你告诉我的任何事，我也不会和任何书商或制片人签约。我发誓。”
萨姆又点燃一支烟，盯住了台子的某一个地方。他用右手的拇指挠右边的鬓角，烟头离他的头发只有一英寸。很长的时间只听见窗户上的空调器在轰轰作响。萨姆抽着烟，沉思着。亚当在纸上胡乱地涂抹着，他的腿不再抖了，胃也不再疼痛，为此他颇感得意。尴尬的沉默使他想到萨姆可能就是这样坐着边吸烟边想事，在可怕的沉默中度过了多少天。他想得不错。
“你对巴罗尼熟悉吗？”萨姆很快地问。
“巴罗尼？”
“是的，巴罗尼，上个星期第九巡回法院判下来的，加利福尼亚的案子。”
亚当从他的记忆里搜寻巴罗尼的线索。“我也许看到过。”
“你也许看到过？你受过良好的训练，阅读广泛，等等，现在你说你也许看到过巴罗尼的案子。你是什么样的二把刀律师？”
“我不是二把刀律师。”
“对的，对的。那么关于得克萨斯州控艾克斯案呢？你当然看过这一个？”
“是什么时候判下来的？”
“六个星期之内。”
“什么法院？”
“第五巡回法院。”
“与第八修正案有关？”
“别犯傻，”萨姆满脸不屑地嘟囔着，“你认为我会花时间去读有关言论自由的案子？到时候是我自己的屁股坐在那边，老天，是我自己的手腕子脚脖子给捆得紧紧的，是我自己的鼻子给毒气熏着。”
“不，我不记得艾克斯。”
“你都看过什么？”
“所有重要的案子。”
“你看过贝尔富特的案子？”
“当然？”
“说说贝尔富特。”
“这是什么，小测验？”
“这是我想知道的。贝尔富特是哪儿人？”萨姆问。
“我记不得了。但是案名是贝尔富特控埃斯特尔，是一件划时代的案子，一九八三年最高法院裁定死刑犯在申诉时不得将有确凿根据的要求留在日后提出。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噢，噢，你读过它。不使你吃惊吗，同一个法院竟可以随时改变想法。想想吧，两个世纪来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合法的死刑。他们说死刑是合乎宪法的，在第八修正案中有明确的规定。而到了一九七二年，美国最高法院却对同样的、没经过修改的宪法有了新的解释并把死刑列为非法。接着，在一九七六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说死刑其实最终是符合宪法的。这全都是穿着同样黑袍的一群蠢货在华盛顿同一座楼房里干的事。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同一部宪法下又一次改变了规则。里根手下的小子们没有耐心阅读太多的申诉，所以他们宣布要关闭某些通道。我觉得不可理解。”
“好多人都不理解。”
“那么杜拉尼呢？”萨姆问，狠狠地吸了口烟。屋子里几乎没有空气流通，烟雾在他们的头顶上聚积着。
“哪里的？”
“路易斯安那。你肯定读过。”
“我是肯定读过。事实上，我读过的案子可能比你多，但我不想费心去记住它们，除非我用得着。”
“在什么地方用？”
“请求或申诉。”
“那么说你经手过死刑案。有多少？”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对他们派你来这事感到不放心？那些库贝事务所的犹太佬律师们送你来是为了在我身上积累经验，对吗？让你获得实践经验，以后可以写在你的履历上。”
“我告诉过你——不是他们派我来这儿的。”
“加纳·古德曼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是的，他和你的岁数差不多。”
“那么他活不了多久了，是不是？泰纳呢？”
“泰纳先生很好。我会转达你的问候。”
“噢，请你务必转达。告诉他我实在想他，事实上是想他们两个。他妈的，几乎用了我两年的时间去解雇他们。”
“为了你他们俩干得几乎脱了一层皮。”
“叫他们给我寄帐单来。”萨姆自己咯咯地笑出声来，这是他进来后第一次笑。他不时地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点着另一根。“事实是，霍尔先生，我讨厌律师。”
“那是美国人的习惯。”
“律师追逐我，起诉我，控告我，迫害我，强迫我，最后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等我到了这里，他们追逼我，更加强迫我，欺骗我，现在他们又用你这个盲目的、根本不知道该死的法院门朝哪面开的新手来替他们对付我。”
“没准我会让你惊奇的。”
“你要是能把你的屁眼和地上的洞分清，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惊奇，孩子，你将会是库贝事务所里第一个拥有这种知识的小丑。”
“是他们使你能有七年时间不进那个毒气室。”
“那我就该感激涕零了？这个死监里有十五个居民比我的资历更长。为什么我就该是下一个？我来这里九年半。特里蒙特来了十四年。当然，他是非洲裔美国人，这对他有用。你该知道，他们有更多的权力。要想处死他们更难，因为无论他们干了什么都是别人的错。”
“那不是事实。”
“你他妈的知道什么是事实？一年前你还在学校，还整天穿着条褪色牛仔裤和你那些充满幻想的伙伴们在高兴的时候喝啤酒。你还没有生活过，孩子，别对我说什么是事实。”
“所以你希望尽快把非洲裔美国人处死？”
“不是个坏主意。实际上那伙流氓多数都想进毒气室。”
“我相信在死监里这是少数的意见。”
“你可以这么说。”
“而你，当然，是不同的，并且不属于这里。”
“对，我不属于这里。我是个政治犯，我是被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送进来的。”
“我们能否讨论一下你是否有罪？”
“不。但是我没干过陪审团加给我的罪名。”
“那么说你有一个同案犯，是另一个人放的炸弹？”
萨姆用他的中指搓着他前额深深的皱纹，像是在冥思苦想什么。不，他是突然深陷到一种拖延时间的沉思中。会议室比他的牢房要凉快得多。谈话漫无目的，但总是在和一个人谈话，而不是和警卫或隔壁看不见的难友说话。他要尽量地拖延，使这次谈话越长越好。
亚当研究着他的笔记，准备着下边该说什么。他们随便地聊了二十分钟，东拉西扯，没什么明确的方向。他决定在临走前一定要把他们的家族史挑明。但他不知从何开始。
又过了几分钟，谁也不看谁。萨姆又点燃了一支蒙特克莱。
“你为什么烟抽得这么凶？”亚当终于开口了。
“我情愿死于肺癌。这是死监里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一天多少盒？”
“三到四盒。”
又过了一分钟。萨姆不紧不慢地抽完他的烟，和蔼地问：“你在哪儿上的学？”
“法学院在密执安。大学在佩珀代因。”
“那是在什么地方？”
“加利福尼亚。”
“你是在那儿长大的吗？”
“是。”
“多少个州有死刑？”
“三十八个州。虽说多数并不实行。似乎只在南方比较流行，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
“你知道我们尊敬的州议会修改了法律。现在我们可以死于致命的一针。这样就更人道了。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不会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判决是在几年前。我得去吸毒气。”
“也许不会。”
“你是二十六岁？”
“是。”
“一九六四年生的。”
“对的。”
萨姆从烟盒里又拿出一支烟，在台子上磕了几下。“在什么地方出生？”
“孟菲斯，”亚当没有看他。
“你不懂，孩子。这个州需要来一次死刑，而我恰好是最近的一个牺牲品。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处死人就像杀个苍蝇一样，而我们这个州的良民百姓们弄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小小毒气室至今没有被使用。暴力罪行越多，就有越多的人企盼死刑。那会让他们感觉好些，好像司法系统正在努力消除谋杀案件。政客们在竞选时许下诺言，要建更多的监狱，实行更严厉的刑法和更多的死刑。这也是为什么那帮杰克逊的小丑们表决通过以致命注射方式处决。那应该是更人道，更不使人反感，因而更容易实行。你明白吗？”
亚当微微点点头。
“现在是该执行死刑的时候了，我的劫数就要到了。所以他们玩命地赶，你阻止不了他们。”
“我们总可以试试。我要争取这个机会。”
萨姆终于点燃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两唇之间的小缝中徐徐吐出。他用双肘支撑着将身子微微向前探了一点，从隔板的窗口中向外凝视着。“你从加利福尼亚的哪一部分来？”
“南洛杉矶。”亚当瞥了一眼那双锐利的眼睛，移开了目光。
“你的家还在那里？”
一阵轻微的痛苦在他的前胸扩散，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萨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喷出一口烟。
“我父亲死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并向椅子里缩了缩。
长长的一分钟过去了，萨姆安稳地坐在他的椅子边上。最后他问：“你的母亲呢？”
“她住在波特兰，又嫁人了。”
“你的妹妹在哪儿？”他问。
亚当闭上眼睛垂下头。“她在上大学，”他喃喃地说。
“我想她是叫卡门，对吗？”萨姆柔声问。
亚当点点头。“你怎么知道的？”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萨姆从隔板前退回，缩进那张金属折叠椅里。手里的烟头掉在地板上，他看也没看。“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坚定而严厉。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
“声音。你的声音像你的父亲。你为什么来这儿？”
“埃迪送我来的。”
他们的目光匆匆相遇，这次是萨姆先移开了。他慢慢向前探了一下，把双肘放在两个膝盖上。他凝视着地上的某一点，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
然后他用右手捂住了眼睛。
十
菲利普·奈菲已经六十三岁了，还有十九个月退休。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作为一个主管在州监狱服务了二十七年。在他任内已熬过了六任州长、成百的州立法委员、上千件囚犯提起的诉讼、数不清的联邦法院的干预，以及他自己都记不清的死刑。
典狱长，他愿意别人这么称呼他（虽然这个官衔在密西西比州法典的正式术语中并不存在），是一位纯血统的黎巴嫩人，父母是二十年代的移民，定居在三角洲。他们在克拉克斯代尔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而他的母亲也以她自己做的黎巴嫩甜点而小有名气。他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到外州上大学，回来后，由于早已忘记了的原因，他跻身于司法部门。
他讨厌死刑。他可以理解社会对于死刑的渴望，很久以前他还可以记住所有关于其必要性的贫乏理由。比如说它是一种威慑力，它消灭了杀人者，它是最终的判决，它是圣经意志的体现，它是对公众因果报应心理的满足，它可以解除受害者家庭极度的痛苦。迫不得已时，他会像任何一位原告一样巧言相辩。实际上他自己只相信其中的一两条。
但是实际处死人的责任是他的，他鄙视他职责中这可怕的一面。他奈菲必须陪着被判有罪的犯人从牢房走到所谓的隔离室，在那儿度过死前最后的时间。他奈菲必须领着他进入隔壁的毒气室，指导刽子手把犯人的腿、手臂和头都用皮带固定好。“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在二十七年中他曾这样问过二十二遍。他有责任告诉看守锁上毒气室的门，他有责任向刽子手点头示意，好让他拉下拉杆把致命的毒气放进去。头两个犯人处死时他是看着他们的脸直到他们死，后来他决定还是看着毒气室后边那间小屋里的见证人的脸。他必须去挑选见证人。他必须做上百件列在如何合法地杀死死囚犯的手册上的事项，包括宣布死亡，把尸体从毒气室搬走，并喷洒除去死者衣服上的毒气的药物，等等等等。
他曾在杰克逊的州立法委员会作过一次证，讲他对于死刑的意见。他有更好的主意，他解释给那些聋子们听，他的计划是把判了刑的杀人犯严密地关押在加严管制区里，使他们不能再去杀人，也无法逃跑，而且一辈子也不让他们有资格获得假释。他们最终将死在死监里，但不是死在州政府的手中。
这次作证在报纸上成了大标题而且他本人几乎被炒了鱿鱼。
十九个月零四天，他一边用手指梳理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一边想着，眼睛看着最新的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意见。卢卡斯·曼坐在桌子对面等待着。
“四个星期，”奈菲说，把意见放在一边，“还有多少可申诉的？”他从容而缓慢地问。
“到了通常说的垂死挣扎了，”曼回答。
“这裁决书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今天一早。萨姆将会上诉最高法院，他们也许不会理会。这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你的意见呢，顾问？”
“对他有利的辩护理由全都提过了。我看他在四个星期内是否会被处决的问题上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那可是不少。”
“我有预感这回他可能没机会了。”
在死刑这一轮盘赌的无止境运转中，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几乎就等于确定了。运作程序就要开始启动。每一步的程序都要经过磋商。在没完没了的多少年的上诉和延期之后，最后四个星期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你和萨姆谈过吗？”典狱长问。
“简要谈了。我今天早晨给了他一份裁决书副本。”
“加纳·古德曼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要送一个年轻的助手来和萨姆谈谈。你过问这件事了吗？”
“我和加纳谈过，也和那助手谈过。他的名字叫亚当·霍尔，我们在这儿说话时他正在和萨姆会见。那应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见。萨姆是他的祖父。”
“他的什么！”
“你听见我的话了。萨姆·凯霍尔是亚当·霍尔的爷爷。我们昨天做了些有关亚当·霍尔的常规背景调查，发现了几点不明确之处。我给杰克逊的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弄到了一大堆有关材料。今天早晨我和他对证，他承认了。我想他并不打算隐瞒。”
“可是他们的姓不一样啊。”
“说来话长。从亚当会走路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萨姆因为炸弹事件被捕后他的父亲就从这个州消失了。他迁往西部，改名换姓，四处飘泊，工作时有时无，似乎是个真正的失败者，一九八一年自杀。不管怎么说，亚当进了大学，成绩优异。在最好的十所大学之一的密执安上的法学院，当过校法学评论的编辑。在我们的搭档库贝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今天早晨他出现在这里和他的祖父团聚。”
现在奈菲把两只手都插进头发，摇着头。“多棒啊。就像我们还嫌名声不够大，需要更多的白痴记者问更愚蠢的问题。”
“他们正在见面。我肯定萨姆能允许那孩子代理他。我确实希望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处死过没有律师的犯人。”
“我们应当处理掉某些没有犯人的律师，”奈菲勉强挤出笑容说。传说他恨律师，卢卡斯对此并不介意。他理解。有一次他算过，奈菲在诉讼中被人列为被告的次数比密西西比州历史上任何人都多。他有权利恨律师。
“我还有十九个月就退休了，”他说，就像卢卡斯从未听说过似的，“萨姆之后是谁？”
卢卡斯想了一会，试着归纳一下四十七名犯人的大量申诉。“没有，真的。比萨人四个月前差点就完了，但他获准延期执行。大概延缓一年，不过他的案子还有其他的问题。我看两年之内不会再有死刑。”
“比萨人？我不明白。”
“马尔科姆·佛瑞尔。在一个星期之内他杀了三个送比萨饼的男孩。在法庭上他申述抢劫不是动机，他只不过是太饿了。”
奈菲举起双手敲着脑袋。“是的，是的，我记起来了。他是萨姆之后死期最近的一个？”
“可能。这事不好说。”
“我知道。”奈非撑了一下，离开桌子，走向一扇窗户，把鞋留在了桌子下边。他把手插进口袋里，用脚趾抠进地毯，沉思了一会。在执行上一次死刑后他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医生说他的心脏有点震颤。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星期，看着监视器上的小震颤，向他的太太保证他再也不去经历另一次死刑。要是过了萨姆这次他还能活得好好的，他就可以拿全额退休金退休了。
他转过身盯着他的朋友卢卡斯。“我不打算经手这一个，我要把责任推给另一个人，我的一个下属，一个年轻人，一个好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一个从未见识过这种场面的人，一个手心发痒想粘上些鲜血的人。”
“不会是纽金特吧？”
“就是那个人。退休上校乔治·纽金特，我信任的助手。”
“他是个怪物。”
“对，但他是我们这头的怪物，卢卡斯。他极其热衷于细节、纪律、组织，见鬼，他是最佳人选。我会把手册给他，告诉他我的要求，他会出色地完成处死萨姆的任务。他将是最好的。”
乔治·纽金特是帕契曼监狱的主管助理。他在对一批新科犯人举办了一期极成功的训练营后赢得了自己的名声。那是一次长达六个星期的残酷严厉的折磨，当时纽金待穿着他的黑靴子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骂人像是在操练新兵，动辄用轮奸威胁那些犯有极小过失的犯人。这些新科犯人很少有再回到帕契曼的。
“纽金特是疯子，奈菲。他早晚会伤害什么人的。”
“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准备让他去伤害萨姆，该怎么就怎么呗。按书上指示做。天知道纽金特有多么热爱遵从书本。他是最好的人选，卢卡斯。这会是一次无可挑剔的死刑。”
对于卢卡斯来说这无关宏旨。他耸耸肩说：“你是老板。”
“谢谢，”来菲说，“看住纽金特，行吗？我这头的事由我盯着他，法律上的事你来把关。我们会办好这件事的。”
“这将是迄今最轰动的一次处决，”卢卡斯说。
“我知道。我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我老了。”
卢卡斯收拾起桌上的材料向门口走去。“等那个孩子走了后我会给你打电话。他应该在走之前来见我。”
“我很愿意见他，”奈菲说。
“他是个好孩子。”
“有的家庭，哼。”
这个好孩子和他的判了罪的祖父静静地沉默了十五分钟，房间中唯一的声音是负担过重的空调器困难的喘息。亚当走到通风口挥了挥手，那儿多少有一股凉气。他抱着双臂靠在台子边上眼睛盯着门，尽量离萨姆远些。这时门开了，帕克警官把头探进门。他说只不过看看是不是有事，先看了亚当一眼，环视了一下房间，最后透过隔板目光落在萨姆身上，萨姆正坐在那儿用手捂着脸。
“我们很好，”亚当说，并没有看萨姆。
“好，好，”帕克连忙关上门，锁好。亚当慢慢回到他的椅子上。他把椅子向前挪了挪，身子用肘支撑着更靠近隔板。萨姆有两分钟没有留意他，然后坐起来用袖口擦擦眼睛。他们互相望着。
“我们需要谈谈，”亚当静静地说。
萨姆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用另一只袖口又擦了擦眼睛。他把烟放在两唇之间，打火时他的手在发抖。他极快地吐出一口烟雾。
“那么你真的是艾伦，”他用一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
“我想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是。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知道。”
“你生于一九六四年。”
“非常正确。”
“我的长孙。”
亚当点点头看着别处。
“你是一九六七年消失的。”
“差不多吧。你知道我不记得这些。我最早的记忆是从加州开始的。”
“我听说埃迪去了加利福尼亚，然后有了另一个孩子。有人后来告诉我她的名字叫卡门。我这些年里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知道你们全都在南加州的什么地方，但他确实很成功地消失了。”
“我小时候我们到处搬家，我觉得他很难保住一份工作。”
“你原来不知道我？”
“不知道，家里从来不提起。我是在他的葬礼后才发现的。”
“谁告诉你的？”
“莉。”
萨姆紧紧地闭了一下眼睛，又喷出一口烟。“她好吗？”
“我想，不错。”
“你为什么要去给库贝事务所干事？”
“那是一个挺好的事务所。”
“你知道他们代理我吗？”
“知道。”
“看来这些都是你计划的？”
“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
“可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你总是有原因的。”
“原因很明显。你是我的祖父，行了吧。喜欢不喜欢都一样，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现在我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应该离开。”
“我不离开，萨姆。我已经准备了好长的时间。”
“为的什么？”
“你需要合法的代理人，你需要帮助，所以我来了。”
“帮助我也没用了。他们决心毒死我，知道吧，原因很多。你不必卷到这里面。”
“为什么不？”
“嗯。第一，这事没有希望。你搅进去了肯定会受到伤害而且不会成功。第二，你的真实身份就会暴露。那将是挺尴尬的事情。如果你仍然是亚当·霍尔，生活对于你会好得多。”
“我是亚当·霍尔，我不准备改变它。同样，我是你的孙子，我们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对吧？所以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会让你的家庭非常尴尬。埃迪把你们保护得很好。别糟蹋了他的努力。”
“我的保护层已经被糟蹋了。我的事务所已经知道这件事。我告诉了卢卡斯，而且——”
“那个混蛋会告诉所有的人。一分钟也别相信他。”
“是这样，萨姆，你不理解。我不在乎他是否告诉别人。我也不在乎全世界是否知道我是你的孙子。对于这些肮脏的家族小秘密我早就受够了。我是个大人了，能够独立思考。此外我是律师，我的脸皮会越来越厚。我会处理得好。”
萨姆在他的椅子里放松了一些，似乎有点高兴地望着地板傻笑了一下。这是那种大人看到孩子整个一副小大人的表现而露出的笑容。他嘟囔着什么然后慢慢地点点头。“你其实不懂，孩子，”他仍然坚持着，但语调却是耐心而有分寸的。
“那就解释给我听，”亚当说。
“那话可就长了。”
“我们有四个星期。四个星期中你可以讲不少东西。”
“确切地说，你真想听的是什么？”
亚当把支撑他的双肘向前挪了挪，把笔和纸放好。他的眼睛离隔板上的窗口只有几英寸。“首先，我想谈谈案子——申诉、策略、审判、爆炸、那天晚上你和谁在一起——”
“那个晚上没人和我在一起。”
“这咱们可以以后再谈。”
“咱们现在就谈。就我一个人，你听清了吗？”
“好的。第二，我想知道我的家庭情况。”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为什么要隐瞒起来？我想知道你的父亲和祖父，还有你的兄弟和表亲。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可能不喜欢他们，但我有权力知道他们。我长这么大一直被剥夺了了解的权力，现在我要知道。”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噢，是吗。这么说，萨姆，你给关在这个死监里就挺值得一说。这是一个非常排他的社会。事实上你是白人，中产阶级，快七十岁了，这就使事情更加值得一说了。我要知道你是为什么和如何来这儿的。是什么使你干了那些事？我们家有多少三K党徒？为什么？有多少人像这样被他们所杀？”
“那么你觉得我会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是啊，我是这么想的，你会改变主意的。我是你的孙子，萨姆，是还关心你的唯一在世的、还喘气的亲属。你会讲的，萨姆，你会跟我讲的。”
“行了，既然我会这么多嘴，还有别的什么可讨论的吗？”
“埃迪。”
萨姆深深地吸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你想知道的不多，是吗？”他温和地说。亚当在他的纸上瞎划着什么。
现在是点燃另一支香烟的时候了，萨姆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一程序。又一股蓝色的烟雾腾起，使得萦绕在他头顶上的烟雾更浓。他的手又稳住了。“等我们谈完了埃迪，你还想谈谁？”
“我不知道。那已经够咱们忙四个星期的了。”
“我们什么时候谈谈你？”
“什么时候都行。”亚当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薄薄的卷宗。他把一张纸和一只笔从窗口递过去。“这是律师代理协议。在最下边签上字。”
萨姆没有去碰它，而是远远地读着。“这么说我又和库贝事务所签约了。”
“差不多。”
“什么意思，差不多？这么说我同意让那帮犹太佬再一次代理我。我费了那么大劲才甩掉他们，而且，妈的，我甚至没有付给他们钱。”
“这个协议是和我签，萨姆，行了吧。除非你愿意，你永远也不会见那些家伙了。”
“我不愿意。”
“好。只是我碰巧为这家事务所工作，所以协议必须和事务所签。这容易。”
“噢，乐观的年轻人。什么事都容易。我坐在这儿离毒气室不到一百英尺，时钟在那面墙上嘀嘀嗒嗒地走，越来越响，还说所有的事都容易。”
“签了那个见鬼的文件，萨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工作。从法律上讲，没有那个协议，我无法为你做任何事。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
“开始的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
“把克雷默爆炸案过一遍，非常仔细，一步一步地来。”
“那已经做过上千次了。”
“我们再做一次。我有厚厚的一本问题。”
“那些问题都问过了。”
“是啊，萨姆，可是那些问题没有被回答过，对吗？”
萨姆把烟蒂叼在嘴上。
“何况我还没有问过，对不？”
“你以为我说谎？”
“你说呢？”
“没有。”
“但你没有讲出整个的故事，对不？”
“这又有什么不同，法律顾问？你总该看过贝特曼案吧。”
“是的，我记得贝特曼。其中有不少疑点。”
“标准的律师。”
“如果有新的证据，就会有办法呈送法庭。我们现在要做的，萨姆，就是设法混淆情况，以使某些法官在某些地方再而三地重新考虑。然后他就会批准一项延缓令，以便了解更多情况。”
“我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孩子。”
“亚当，行吗，叫我亚当。”
“好的，那你就叫我爷爷。我估计你要上诉到州长。”
“是的。”
萨姆向前挪了挪椅子接近隔板，用他右手的食指点着亚当的鼻子。他的脸忽然严厉起来，眼睛眯着。“你听我说，亚当，”他咆哮着，手指戳来戳去，“如果我签了这张纸，你永远不能和那个浑蛋谈话，永远。你明白吗？”
亚当看着他的手指什么也没说。
萨姆接着说：“他是个婊子养的冒牌货。他的卑鄙、下流、彻底腐化全都被一副有漂亮笑容和梳理整洁的头发的面具所掩盖。全是因为他我如今才坐在这个死监里。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你和他联系，你就再别做我的律师了。”
“那就是说我已是你的律师了。”
萨姆把手指放下，放松了一点。“我也许会给你这个机会，让你拿我练习练习。你知道，亚当，法律界实在是乱七八糟。如果我是个一心谋生、安分守己、按时纳税、遵纪守法的自由人，那不会有律师肯在我身上花时间的，除非我有钱。可我现在在这里，是个定了罪的杀人犯，被判了死刑，在我名下没有一分钱，而全国的律师却都来求我，想要代理我。大律师，有钱的律师，有长长的名字，前面有缩写，后面有数字，大名鼎鼎的律师，他们拥有自己的喷气式飞机和电视节目。对此，你能解释吗？”
“当然不能。这些我也不关心。”
“你进入的是一个病态的行业。”
“大多数的律师是正直勤奋的。”
“不错。死监里我的大多数同伴如果不是被错误地判罪，他们也可能是牧师或传教士。”
“州长或许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
“那他们还是现在就把我送进毒气室吧。那个目空一切的浑蛋或许正想看我被处死，然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把行刑的每个细节公之于众。他是条没骨头的虫子，都是因为我才爬到这么高。要是他能从我身上挤出奶来他也会干的。你离他远点。”
“我们以后讨论这件事。”
“我们现在就讨论，在我签这张纸之前你得向我保证。”
“还有条件？”
“是的。我希望在这儿加上一条，讲明如果我决定解雇你，你和你的事务所不得反对。那样会容易些。”
“让我看看。”
协议又从窗口递出，亚当在纸的最下边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一段。他把纸还给了萨姆，萨姆把纸放在台子上，仔细地读了一遍。
“你还没签名，”亚当说。
“我还在考虑。”
“在你考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问几个问题？”
“你问吧。”
“你在什么地方学会的爆破？”
“到处都学。”
“在克雷默之前起码有五起爆炸，全是同一类型，都是很初级的——炸药、雷管、导火线。当然克雷默案有所不同，因为用了定时器。谁教给你制造炸弹的？”
“你放过鞭炮吗？”
“当然。”
“同样的原理。用火柴点着导火线，拼命地跑，就炸了。”
“定时器可有点复杂了。谁教你如何接线的？”
“我母亲。你计划什么时候再来这儿？”
“明天。”
“好。我的打算是这样。我需要有点时间考虑这事。现在我不想谈，我他妈的实在是不愿意回答一大堆问题。让我看看这个文件，修改一下，然后我们明天再见面。”
“那太浪费时间了。”
“我在这里浪费了将近十年了。我还会在乎另一天？”
“我要是不能正式代理你，他们可能不允许我明天再来。今天是照顾。”
“这帮家伙真棒，是吧？告诉他们二十四小时内你是我的律师。他们会让你进来的。”
“我们有一大堆问题要讨论，萨姆。我想马上开始。”
“我需要考虑，可以吧。如果你在单间里独自呆上九年，你就会真正成为善于分析思考的人。不过不能快，明白吗？把事情分类整理出眉目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了，你给我的刺激不小。”
“好的。”
“明天我会好点儿。我们明天再谈。我答应你。”
“好吧。”亚当盖上笔帽放进口袋，把卷宗放回公文包，然后在椅子上换了个姿势。“今后的两个月里我将呆在孟菲斯。”
“孟菲斯？我以为你住在芝加哥。”
“我们在孟菲斯有一个不大的办事处。我会在那里工作。电话在名片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
“这件事完了之后你会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会回芝加哥。”
“你结婚了吗？”
“没有。”
“卡门呢？”
“没有。”
“她什么样？”
亚当把双手放在脑后端详着他们头顶上的烟雾。“她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长得挺像妈妈。”
“伊芙琳过去曾经是个美丽的姑娘。”
“她现在仍然美丽。”
“我一直觉得埃迪能娶到她挺福气的，虽说我不喜欢她的家庭。”
亚当心说她肯定也不喜欢埃迪的家庭。萨姆的下巴几乎垂到了胸前。他揉揉眼睛捏捏鼻梁。“这件家务事得费一些力气，是不是？”他看也没看地说。
“是的。”
“有些事我不能讲。”
“你会讲的。你欠着我的，萨姆。而且你欠着你自己。”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且你也不会想知道那一切。”
“那你就试试吧。我烦透了秘密。”
“你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
“那样我才能设法把情况弄清楚。”
“那是浪费时间。”
“这得由我来决定，是不是？”
萨姆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站了起来。他深深吸了口气透过隔板向下看着亚当。“我要走了。”
他们的视线透过隔板的窗口相遇了。“好的，”亚当说，“我能给你带点什么东西吗？”
“不用。你回来就行了。”
“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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