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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在强加于死监犯人的所有那些愚蠢、苛刻的监规之中最让萨姆恼火的便是那条“五英寸规定”。这一小本堂而皇之的监规对死监犯人在其囚室可以拥有的法律文件的数量进行了限制。规定要求文件摞在一起压紧后的厚度不得超过五英寸。萨姆的文件和其他犯人并无太大区别，然而经过九年的上诉战之后他累积的材料已经有满满一大纸箱。在这条五英寸规定的限制下他还怎么能进行得了分析研究和准备呢？
四下挥舞着码尺就像个乐队指挥似的帕克曾经几次进入萨姆的囚室，仔细用尺丈量文件。萨姆每次都超标，据帕克的估计，有一次被逮住时萨姆的文件竟有二十一英寸之厚。帕克每次都就此写一份违规报告，于是就有更多的文书档案材料进入了萨姆的档案。萨姆时常想是否他在中央行政办公楼中的档案也超过五英寸了呢。他希望如此。不过谁会在意呢？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九年半之久只是为了保住他的命以便有朝一日再要了这条命。除此之外他们对他还能做什么呢？
每次帕克都要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他的文件进行精简。萨姆通常寄几英寸的文件给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兄弟。有几次他也曾并非情愿地给E．加纳·古德曼寄过一两英寸。
眼下他的文件大约有十二英寸多，同时还在垫子下面放着高级法院最近的一份薄薄的案例汇编。他又把两英寸寄放在隔壁汉克·亨肖的书架上由他保管。此外他还有大约三英寸寄存在另一个邻居古利特的文件堆里。萨姆替亨肖和古利特审阅所有的文件和信件。亨肖由家人花钱雇了一位好律师。古利特却从华盛顿的一家大事务所请了一位从未出过庭的傻瓜。
还有一条不可理喻的“三本书规定”限制了犯人在囚室的藏书数量。这条监规明文规定死监犯人只能拥有三本以下的书籍。萨姆有十五本书，六本放在自己的囚室，其他九本则分散放在他在死监里的当事人那里。他没空看小说。他的藏书一水都是关于死刑和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法律书籍。
他刚刚吃了一份水煮猪肉、斑豆和玉米面包，正在读加州第九巡回法院的一个案例，该案的犯人在面对死刑时平静得使他的律师们认为他一定是疯了。所以他们连续上书声称他们的当事人确实已经疯到了不能被执行死刑的程度。由一批反对死刑的加州自由派组成的第九巡回法院欣然接受了这一新颖的辩护理由。死刑暂缓执行了。萨姆喜欢这个案例。他好多次都但愿自己的案子是由第九巡回法院受理而不是这个第五巡回法院。
隔壁的古利特说：“接风筝，萨姆。”于是萨姆走到栅栏边。放风筝是囚室不相邻的犯人唯一的联络方式。古利特把纸条递给了他。纸条来自和萨姆隔着七个门的一个令人同情的白人小伙子，人称他小牧师。他十四岁就成了一名乡村传教士，一个定期宣讲有罪者将受到地狱之火惩罚的人，然而他却犯下了奸杀教堂执事之妻的大罪，他的传教生涯就此中断，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再继续了。他如今二十四岁，在死监已经住了三年，最近又雄心勃勃地重操传播福音的旧业。纸条写着：
亲爱的萨姆：
我此刻正在这里为你祈祷。我相信上帝会干预并阻止此事。但是他如果没有做到，我会求他让你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把你速速带回家。
爱你的兰迪
真想不到，萨姆思量着，他们竟然已经在祈祷，盼我不受痛苦或任何折磨地速速回家。他在床边坐下，在一片纸上写了简短的回信。
亲爱的兰迪：
谢谢你为我祈祷。这是我需要的。我还需要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布朗斯坦论死刑》。书是绿色的。把它传过来。
萨姆
他把纸条递给J．B．古利特，胳膊伸在栅栏外等待那风筝顺着这排囚室一路传下去。已经快八点了，还是那么闷热，幸而外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夜晚会把室温降到将近八十度，加上嗡嗡直响的风扇，囚室会变得可以忍受。
萨姆日间已经收到了几只风筝，都是表示同情和期望的，并且都提出愿意尽力帮忙。音乐声已经轻下来，也听不到时而有人由于权利受到侵犯而发出的吼叫。这是死监变得更为平和的第二天。电视从早到晚地开着，但音量放得很低。A排变得引人注目地平静。
“我有了一个新律师，”萨姆把手伸出悬在走廊里，身子倚在两肘上，轻轻地说。除了短裤他什么也没穿。他们在囚室里交谈时，他能看到古利特的手和手腕，但从来看不到他的脸。每天萨姆在被带出去放风沿着监舍走过时都放慢步子，盯着他的同志们的眼睛不放。而他们也紧盯住他的眼睛。他们的脸已经被他记住，而且他也熟悉他们的嗓音。不过，一个人和你一壁之隔居住多年，彼此在就生死大事长谈时却只能看见对方的手，这真是一种残忍的事。
“这挺好，萨姆。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是啊。我看，是个极聪明的孩子。”
“你说谁？”古利特两手十指交叉，没有动弹。
“我的孙子。”萨姆声音压低，仅能让古利特一人听见。他是个可信赖的人，可以把秘密告诉他。
古利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他在仔细考虑这事。“你的孙子？”
“是。从芝加哥来，在一家大事务所做事。他认为我们可能还有机会。”
“你从没告诉我你有孙子。”
“我有二十年没见他了。昨天他才露面，告诉我他是个律师并且希望承办我的案子。”
“过去十年他在哪儿呢？”
“可能是在成长吧。他还是个孩子。我想是二十六岁。”
“你打算让一个二十六岁的毛孩子来接手你的案子？”
这话有点使萨姆不快。“都活到这份上了，我实在也没多少选择的余地。”
“见鬼，萨姆，你对法律的了解比他还多。”
“我清楚，不过在外面能有个正式的律师用正规的电脑打出申请书和上诉书再把它们提交给合适的法院，是件好事。能有个人上法庭去跟法官们辩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州政府据理力争，是有好处的。”
这话看来说服了古利特，因为他有几分钟没做声。他的手也安安静静。接着，他的所有指尖开始互相搓，这个动作当然是有事使他烦躁的表示。萨姆等候着。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萨姆。这事把我烦了一整天了。”
“什么事？”
“你知道，你在那儿，我在这儿，至今已有三年了。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你知道，你是我唯一信赖的人，如果他们把你带进走廊那头的毒气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好。我是说，我一向有你在旁边替我看法律文件，我永远也搞不懂那些文件资料，而你则总是给我提出忠告，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我信不过我那个从华盛顿请的律师。他从不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不知道自己的案子到底怎么样了。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一年就走还是五年后走，光这就能把我逼疯。要不是因为有你，我如今已经疯了。假如你这回没躲过去可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手由于百感交集而绞扭着。他的话说完了，手也安静下来。
萨姆点起一支烟，也递给古利特一支，这是死监里唯一他与之分享香烟的人。他的左邻汉克·亨肖不抽烟。他们抽了一会儿烟，各自对着走廊上面的一排窗户喷吐着烟雾。
萨姆终于开口说：“我哪儿也不会去，J．B．古利特。我的律师说我们会有机会取胜。”
“你相信他吗？”
“我想我信他。他是个精明的小伙子。”
“让自己的孙子当律师，那感觉一定很怪，老兄。我是想象不出来。”古利特三十一岁，已婚，无子女，并且经常抱怨他的老婆滥交男友。她是个冷酷的女人，从来没探视过他，有一次来信报喜说她怀了孕。古利特板着脸生了两天的气，后来才向萨姆承认他打了她许多年，而且自己也追逐了不少女人。一个月后她又来信道歉，说一个朋友借钱给她做了堕胎手术，还说她毕竟并不想离婚。古利特从来没那么快乐过。
“我想是有那么点奇怪，”萨姆说，“他看上去一点儿不像我，但他像他妈。”
“这个大公子就这么冒出来告诉你他是你失散已久的孙子？”
“不，起初没有。我们谈了一阵子，他的声音听起来耳熟，就像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便是你的儿子，对吗？”
“是的。他死了。”
“你儿子死了？”
“是的。”
绿皮书终于从小牧师处传过来了，另外还有一张字条，告诉萨姆他大前天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梦。他最近获得了一种解梦的特异功能，急不可待地想与萨姆分享。这个梦还在继续向他展示，一旦他把这些信息拼合在一起，就可以进行解析破译并说给萨姆。就他现在所知，这是一条好消息。
至少他停止唱歌了，萨姆看完字条，边在床边坐下边暗自说。这小牧师以前是所谓的福音歌手，此外还是词曲作者，他隔一阵子就歌兴大发，不分昼夜在监舍里扯着喉咙高唱小夜曲。他是个未经训练的男高音，总是跑调，但音量惊人。当他对着走廊大声试唱新曲时很快就激起了众怒。帕克常常得亲自出面制止骚乱。萨姆甚至威胁如果还不停止这种猫叫春他就采取法律手段，敦促法庭从速处决这小子，不过事后他对自己这样的施虐行为表示了歉意。可怜的小伙子只是精神错乱，若是萨姆能活得够长，他打算照他刚读过的加州那件案子的策略以神志失常为由替他上诉。
他躺在床上开始阅读。风扇吹动著书页并使闷热的空气流动起来，但没有几分钟他身下的床单就湿透了。他就这样在潮湿中睡了，直到近拂晓时死监才稍稍凉快了一些，床单也快干了。
十七
奥伯恩之家从来也不是什么家，过去有数十年是一座古雅的小教堂，黄砖建造并装有彩绘玻璃。它离孟菲斯闹市区只有几个街区，在一块不见阳光的空地上，周围有一道丑陋的铁索栅栏圈着。黄砖墙已被涂写得一塌糊涂，彩绘玻璃窗也被三合板所取代。教堂的会众多年前就已从内城东迁到更为安全的郊区。他们带走了教堂的桌椅和歌本，还把教堂的塔尖也一起搬了走。一名治安警卫沿栅栏走过来，准备开门。相邻的建筑是一座行将倒塌的公寓楼，后面隔着一条街是一片日渐衰败的由联邦政府兴建的贫民住宅区。奥伯恩之家的病人就来自这里。
她们全是十来岁的年轻母亲，她们的母亲无一例外也曾是十来岁的母亲，而父亲则普遍身分不详。她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五岁。最小的有十一岁。她们把婴儿揽在一侧胯上从贫民区来到这儿，有时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她们三四个结伴而来使她们的来访就像一次社交活动。而她们单独前来时则显得忐忑不安。她们聚集在旧时的内殿，这儿如今已是办理登记手续的接待室。她们带着幼儿等待登记，大一点的孩子就在椅子底下玩耍。她们同她们的朋友闲聊，朋友是从贫民区步行来到奥伯恩之家的其他女孩，因为汽车是稀罕物，况且她们太小还不能开车。
亚当把车放在旁边的一个小停车场，向那个警卫打听路怎么走。警卫细细打量着亚当，然后指指大门，那里有两个抱着孩子在吸烟的年轻姑娘。他从她们中间走过去时点点头，尽力显得有礼貌，但她们只是瞪着眼。他在里面看到六个同样的母亲坐在塑胶椅子上，一群小孩挤在她们脚边。桌子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指着一个门，告诉他走左边的过道。
莉的小办公室开着门，她正神情严肃地同病人谈话。她朝亚当一笑。“五分钟就好，”她说，手里拿着一块像是尿布的东西。那病人身边没有小孩，但看样子就快有了。
亚当沿着过道找到了男厕所。他出来时莉已在大厅等着他了。他们互吻了面颊。“你对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何看法？”她问。
“你们究竟在这儿做些什么呢？”他们穿过墙皮剥落、地毯破旧的狭小过道。
“奥伯恩之家是个非赢利机构，员工大多是志愿人员。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年轻母亲。”
“那一定很令人沮丧。”
“就看你是从什么角度看了。欢迎到我的办公室来。”莉朝门挥挥手，两人走了进去。墙壁上覆盖着彩色的图表，其中一幅画着各年龄段婴幼儿及其适应的食物，另一幅用简单明了的大字列出新生儿的常见病，还有一幅卡通式的图画盛赞避孕套的好处。亚当在椅子上坐下，审视地打量着四壁。
“所有的女孩都是从贫民区来的，你可以想象她们从家里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后指导。她们没有一个结过婚，都是和她们的母亲或姨妈或外祖母同住。二十年前一些修女为了指导这些女孩怎样抚养健康的婴儿而创办了奥伯恩之家。”
亚当朝那张避孕套广告点点头。“也教她们避孕？”
“是的。我们不是家庭计划设计人员，也不想做设计人，不过提一下计划生育并无害处。”
“你们做的也许应当不止是提一下。”
“也许吧。去年我国非婚生子占全部出生婴儿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此外每年都有更多的虐待和遗弃儿童的案件发生。你听了会伤心。这些小家伙有一些根本没有机会。”
“谁提供经费呢？”
“全是私人捐款。我们花一半的时间去设法筹款。在使用经费上我们是非常节省的。”
“像你这样的顾问有几位？”
“大约十二个。有些人一周来几个下午，还有人星期六来。我很幸运能腾出工夫全天来这儿工作。”
“一周几小时？”
“我不知道。谁去记这些事？我十点左右来，一直干到天黑以后才走。”
“你工作没有报酬？”
“是的。我想，你们那些人是把这叫做为了公益吧。”
“这跟律师有所不同。我们做志愿工作是为证明自己和我们所挣的钱是正当的，我们是在对社会作出微薄贡献。我们此外还可赚许多钱，你了解的。这有一点区别。”
“这是有益社会的工作。”
“你怎么会找到这地方的？”
“不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是一个社交俱乐部的成员，那是个茶道俱乐部，我们一个月聚会一次，共享一顿美餐，同时讨论为不幸的人募捐。有一天，一个修女对我们讲了奥伯恩之家，于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了捐助对象。一件事又引出了另一件事。”
“你一分薪水也没有？”
“费尔普斯有很多的钱，亚当。事实上我还捐了不少钱给奥伯恩之家。我们如今每年在皮博迪饭店举办一次募捐会餐，出席者着礼服，喝香按酒。我让费尔普斯拉上他那些银行家朋友带上妻子出席并付款。去年我们募到二十万。”
“这些钱花在哪儿了？”
“有些用在日常开销上。我们雇有两名专职员工。房费虽然便宜但还是要花钱的。其余的钱用于婴儿必需品、医药费，以及宣传费。钱总是不够。”
“看来是你在管理这个地方？”
“不。我们雇了一个管理员。我只是一名顾问。”
亚当打量着她身后的广告，是那幅上面有一只巨大的黄色避孕套并无恶意地蜿蜒横陈在墙上的图。尽管有电视的大力宣传，有学校到处张贴的标语，还有电视中定时播出的由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摇滚歌星表演的音乐电视广告，他从最新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却得知十来岁的孩子并不使用这些小小的工具。他想象不出还有比整日坐在这狭小的办公室里同十五岁的母亲们探讨尿布疹的问题更糟糕的事情了。
“我佩服你的勇气，”他注视着挂有那幅婴儿食品广告的墙说。
莉点点头但没说话。她的眼睛流露出疲惫的样子，她该下班了。“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她说。
“去哪儿？”
“不知道。随便哪儿都行。”
“我今天见到萨姆了。跟他一起呆了两小时。”
莉把身体埋进椅子里，又缓缓地把脚抬起放在桌面上。同平常一样，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活领衬衫。
“我是他的律师了。”
“他在协议上签字啦？”
“对。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四页的协议。我们双方都签了字，所以现在就看我的了。”
“你害怕吗？”
“害怕。不过我能应付。今天下午我同《孟菲斯报》的一个记者谈了话。他们听说了我是萨姆·凯霍尔孙子的传言。”
“你告诉他什么？”
“我不可能完全否认这个传言，怎么可能呢？他想打听有关咱们家的种种问题，但我只告诉他一点点。我肯定他会到处打探并且会获得更多一些情况。”
“关于我呢？”
“我肯定没向他提你，但是他会着手去打听。我很抱歉。”
“你抱什么歉呢？”
“抱歉他们有可能揭露你的真实身分。你将作为萨姆·凯霍尔这样一个杀人犯、种族歧视主义者、反犹分子、恐怖分子、三K党徒和最年老的一个被送入毒气室像牲口一样给毒气熏死的人的女儿而蒙受耻辱。他们会把你赶出这个城市。”
“我有比这更惨的经历。”
“什么？”
“作为费尔普斯的妻子。”
亚当听到这话大笑起来，而莉只是勉强地微笑了一下。一个中年妇女来到门口告诉莉她要走了。莉跳起来，急忙把自己年轻英俊的侄子亚当·霍尔介绍了一番，告诉她他是芝加哥的律师，到这里来访问一段时间。这番话显然给那妇女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她退出了办公室，消失在大厅尽头。
“你不该向她作什么介绍，”亚当说。
“为什么不？”
“因为我的名字明天会上报——亚当·霍尔，芝加哥律师和萨姆·凯霍尔之孙。”
莉的嘴角挂下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她耸耸肩，似乎并不在乎，可亚当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真是愚蠢的错误，她心里在责怪自己。“谁理它？”她说着拿起手包和公文包，“咱们找一家餐馆吃饭去。”
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那是个意大利咖啡馆，家居布置，改装的凉台上有几张小小的桌子，不多的几盏灯，光线幽暗。他们在一个暗角里坐下，要了饮料，她点的冰茶，他点的矿泉水。侍者刚离去，莉就把身子倚在桌上说：“亚当，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是个酒鬼。”
他眯起眼睛，呆住了。他们前两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
“至今已有十年了，”她解释着，身体依然前倾靠在桌上。离他们最近的人在十五英尺以外。“原因当然很多，有些你恐怕能猜得出来。经过治疗，我出来时已滴酒不沾，并且坚持了大约一年。然后就旧病复发。我戒了三次酒。最后一次是在五年前。这事真不容易。”
“可你昨晚还喝了酒。好几杯。”
“我知道。还有前天晚上。不过今天我把酒瓶都倒空了，啤酒也倒掉了。我的公寓里已是滴酒无存。”
“那对我倒不错。但愿我不是你酒瘾复发的原因。”
“不，和你无关。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行吧。你将和我一起住几个月，你我会有一些难捱的时刻。你一定得帮帮我。”
“那当然，莉。我一来你就告诉我多好。我喝酒不多。喝不喝没关系。”
“酒精中毒就像一头怪兽。有时我可以看着他人喝酒而无动于衷。后来看到一个啤酒广告却能冒出一身大汗。看到杂志上一则我常爱喝的葡萄酒广告后，那渴望之强烈，简直能惹得我恶心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挣扎呀。”
饮料端来了，亚当却不敢碰那矿泉水。他把它倒在冰块上用小匙搅动着。“家族里有这种遗传吗？”他问，几乎确信这是有遗传性的。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小时萨姆会偷偷喝上一点酒，但他不让我们碰。我的外祖母是个酒鬼，所以我母亲从不碰酒。我在家里从没看见过这东西。”
“那你怎么喝上瘾的呢？”
“慢慢上瘾的。我离开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因为在埃迪和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被禁止的。那时我遇到了费尔普斯，他们家人都常在社交场合大量喝酒。喝酒起先是一种逃避，后来又成为一种支撑。”
“我会尽力而为的。对不起。”
“别对不起了。同你一起喝酒我很快活，不过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三度开戒，每次开始时都想着自己可以有所节制地喝一两杯。我在头一个月一天只喝一次葡萄酒并且给自己限量一杯。后来就成了一杯半，再后来两杯，然后是三杯。再以后就是旧病复发。我是个酒鬼，我这毛病永远改不掉了。”
亚当举起杯来和她碰杯。“为戒酒成功。让我们一起来把它戒掉吧。”他们喝了一大口饮料。
侍者是个学生，对他们该吃什么很快就提出了建议。他推荐了大师傅的烤饺子，推荐它只是因为它是全市最好的，而且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端上桌。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常纳闷你是怎么打发你的时间的，但我不敢问你，”亚当说。
“我曾经有过一份工作。我生了沃尔特，他上学后我觉得很无聊，所以费尔普斯就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司里给我找了个工作。高薪金，漂亮的办公室。我有个比我更了解我的工作的秘书。一年后我辞了职。亚当，我嫁的是富豪，所以我根本不该工作。费尔普斯的母亲被我领取薪水的事吓得要命。”
“富家女人整天都干些什么呢？”
“承担天下一切重担。首先她们必须保证丈夫外出是去上班了，然后必须作出一天的计划。她还得指导和督促仆人的工作。至于购物，那起码得分两部分——上午和下午——上午部分通常包括给第五大街打几次电话订购那些必需品。下午的购物有时其实是亲自完成，当然有司机在停车场等候。午餐要花去大半天时间，因为事先需要几个小时进行筹划，而落实至少得用两小时。正常情况下午餐是一次小型宴会，出席的是更多的同样苦恼着的人儿。接下来，作为一个有钱女人她还要担负社会责任。一周最少三次她得赴朋友家的茶会，在那里她们一面小口品尝着进口饼干一面对被遗弃婴儿或精神失常的母亲的悲惨处境唏嘘不已。然后是匆忙回家梳妆打扮一番迎候从办公室的争斗中返回的丈夫。她将与他在游泳池边同饮第一杯马提尼酒，而此时正有四个人在为他们准备晚餐。”
“性方面呢？”
“他太疲劳。再说，他也许还有情妇。”
“费尔普斯也是这样？”
“差不多，尽管在性事上他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生了一个孩子，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而且他在银行里有的是金发女郎供他享用。你无法相信，他那办公室净是些漂亮女人，洁白无瑕的牙齿、精心修饰的指甲，全穿超短裙，露着修长的腿。她们坐在漂亮的办公桌后面打电话闲聊，随时等候他的召唤。他在会议室旁边有一间小卧室。这人是个畜生。”
“所以你就放弃了富家女人的辛苦生活搬出来住了？”
“是的。我不是称职的富家女人，亚当。我恨做阔太太。短时间过过那种生活还觉得有趣，但我不适合。血型就不对。信不信由你，我们家在孟菲斯的社交圈子里并不出名。”
“你这是开玩笑？”
“我可以发誓。在这座城市，有前途、合格的富家女人必须出自豪门世家，最好是有个靠做棉花生意发财的高祖。我跟他们就是合不来。”
“不过你依然还在玩那种社交把戏。”
“不是的。我仍旧出头露面纯粹是为了费尔普斯。出入社交场合时能带一个与他年龄相当但有几丝白发、着晚礼服、佩戴钻石首饰、样子优雅的妻子，一个在和他那些无聊的朋友闲谈时谈吐得体、风韵成熟的妻子，对他来讲这很是重要。我们一年出去三次。我这个妻子是那种往日的优胜奖杯。”
“我看他希望要一个现在的优胜奖杯，那些身材优美的金发女郎之中的一个。”
“不会的。他们家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何况还关系到大笔家财的继承。费尔普斯在他父母面前绝不敢轻举妄动。等他父母过世后，他会立刻公开这件家丑。”
“我以为他父母恨你呢？”
“他们当然恨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婚姻能继续维持就是因为有他们在。离婚是丢人的事嘛。”
亚当大笑，不解地摇着头。“这真滑稽。”
“是啊，可是结果不错。皆大欢喜。他消受他的小姑娘。我找我感兴趣的男人。互不过问。”
“沃尔特怎么样？”
她慢慢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目光转向别处。“他怎么样？”她说，并不看亚当。
“你从来不谈他。”
“我知道，”她轻声说，视线仍旧对着房间那头的什么东西。
“让我猜猜看。更多不可外扬的家丑。更多的秘密。”
她哀伤地望望他，然后微微耸耸肩，仿佛在说，管他呢。
“他毕竟是我的亲表弟，”亚当说，“据我所知，如果没有其他意外发现，他就是我唯一的亲表弟。”
“你不会喜欢他的。”
“当然不会。他有一部分凯霍尔家的血统。”
“哪里，他完全是费尔普斯他们家的人。费尔普斯希望要个儿子，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儿子。费尔普斯自然没有工夫照顾他。银行的事总是太忙。他带他去乡村俱乐部想教他打高尔夫球，可并未奏效。沃尔特从来不喜欢运动。他们有一回去加拿大猎雉鸡，回家后一个星期谁也不理谁。他不是那种大姑娘似的男孩，但也不是运动型的。费尔普斯上预科学校时是出名的运动员——足球、橄榄球、拳击，样样都会。沃尔特想玩又没有天赋。费尔普斯便愈发逼迫他练，于是沃尔特反抗起来。所以，费尔普斯就用他特有的严加管教的方式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我儿子十五岁就离开了家。”
“他在哪儿上的大学？”
“他在康奈尔大学上了一年，然后就辍学不上了。”
“不上了？”
“是的。他上完大一就去了欧洲，而且从没回来过。”
亚当打量着她的脸，等她继续说。他啜了一口水，刚要开口，侍者出现了，他很快把一大碗生菜色拉摆在他们之问。
“他为什么留在欧洲？”
“他去了阿姆斯特丹，在那里堕入情网。”
“跟一个可爱的荷兰女孩？”
“一个可爱的荷兰男孩。”
“我明白了。”
她突然对色拉发生了兴趣，拨了一些在盘子里，开始把菜切成小块。亚当也学她的样子吃起来。两人沉默着吃了一会儿，馆子里客人逐渐增多，变得人声嘈杂。一对引人注目但神情疲惫的雅皮士男女在他们临近的小桌旁坐下来，点了烈性酒。
亚当往面包上涂了黄油，咬了一口，然后问：“费尔普斯怎么反应？”
她擦一擦嘴角。“费尔普斯和我上次一同旅行去了阿姆斯特丹寻找儿子。他已经离开那里两年。他写过几封信，也曾偶尔给我打电话，但那时所有联系都已中断。我们自然很焦急，所以飞过去，在旅馆住下，直到把他找着。”
“他在做什么？”
“在咖啡馆当侍者。双耳各佩一只耳环。他的头发剪掉了，服装怪模怪样，蹬一双可恨的木屐，还穿着毛袜。他讲一口地道的荷兰话。我们不想当众出丑，所以叫他到我们的旅馆来。他来了。结果很可怕，可怕极了。费尔普斯处理事情就像个白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我们回到家里。费尔普斯重新修改了他的遗嘱，取消了沃尔特的遗产继承权。”
“他再没回过家吗？”
“没有。我和他一年在巴黎见一面。我们都是单独前往，这是唯一的一条约定。我们住进一家令人愉快的旅馆，在一起过一星期，逛巴黎城，品尝美味佳肴，参观博物馆。这是我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日子。但是他憎恨孟菲斯。”
“我想见见他。”
莉仔细端详着他，热泪盈眶。“上帝保佑你。如果你是当真的，我很高兴你与我同去。”
“我是认真的。我不介意他是同性恋。我很乐意见见我的亲表弟。”
她深吸一口气，笑了。侍者把放在两只加热的盘子里的热气腾腾的烤饺子端上来，又把一个长形大蒜面包放在桌边，然后就离开了。
“沃尔特知道萨姆的事吗？”亚当问道。
“不。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
“那他知道我和卡门吗？知道埃迪吗？知道咱们家的光荣历史吗？”
“是的，知道一点。他小时我曾告诉他在加利福尼亚有他的表兄表妹，不过他们从没来过孟菲斯。费尔普斯自然得告诉一声他的加利福尼亚表亲社会地位低得多，因此不值得让他费心。沃尔特是让他父亲教成势利眼的，亚当，你必须了解这一点。他上的都是最有名的私立学校，去的是最好的乡村俱乐部，而且他们布思家的一大帮堂兄弟姊妹都是这副样子。他们全都是可悲可怜的人。”
“布思家的人对家里出了一个同性恋有何感想？”
“他们当然恨他。而他也恨他们。”
“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他不是坏孩子。他希望学习艺术和绘画。我一直坚持给他寄钱。”
“萨姆知道他有一个同性恋外孙吗？”
“我想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谁会去告诉他。”
“我恐怕不会去告诉他。”
“千万别。让他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
烤饺子已经凉得可以吃，他们静下来享受这美食。侍者又送上来一些水和茶。邻桌的男女要了一瓶红葡萄酒，莉的眼睛朝那边瞟了不止一次。
亚当揩揩嘴角，稍候片刻，身子倾近桌面。“我能问些你私人的事吗？”他轻声说。
“你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是有关私人的。”
“正是。所以我能再多问一个吗？”
“请便吧。”
“啊，我刚刚在想。今晚你告诉我你是个酒鬼，你丈夫是个畜生，而你儿于又是个同性恋。一顿饭告诉我这么些事已经够多。不过是否还有些事应该让我知道呢？”
“让我想想。是了，费尔普斯也是酒鬼，但他不承认。”
“还有呢？”
“他因为性骚扰曾两次被告。”
“好啦，不说布思家的事了。咱们家这边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吗？”
“咱们还没触及到表面呢，亚当。”
“我怕的就是这个。”
十八
拂晓前狂风雷暴扫过密西西比三角洲上空，萨姆被闪电的霹雳声惊醒。雨点重重地敲打着过道上打开的窗户。随后他便听到离囚室不远雨水已顺着窗户下的墙流下来。他那潮湿的床铺突然变得凉爽了。今天也许不会那么热了。大雨也许会绵延不绝遮住烈日，而且这一两天闷热的空气也许会被大风刮走。一下雨他就总是这样盼着，但是夏日的暴雨通常只是淋湿地面，骄阳一晒除了使空气更加闷热别无它长。
他抬起头，注视着雨水顺着窗户流下来积在地上。远处一盏黄灯的反光在积水上闪烁不定。死监除了这一点点微光漆黑一片。周围寂静无声。
萨姆喜爱下雨，尤其是在夜间，在夏季。密西西比州政府无比精明地把监狱建在了它所能找到的最炎热的地点。而且，按照烤箱的模式设计了严管区。对着外面的窗户自然出于安全的原因而建造得十分狭小毫无用处。这座小地狱的设计者还决定不安装任何一种换气设备，免得有小风吹进或潮气散出的可能。等这座他们自认是模范惩罚设施的地方建好，他们决定不给它装空调。它将骄傲地坐落在大豆和棉花的旁边，从地下吸收着同样的热量和湿气。而且当土地变得焦干，死监也会和那些庄稼一样被烤干。
不过，密西西比州政府无法操纵天气。每当下雨使空气凉爽，萨姆就暗自窃笑并作一番简短的祷告表示谢恩。毕竟还有上苍在主宰一切。州府一到雨天就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他站起身，挺直后背。他的床铺就是一块六英尺长、二点五英尺宽、四英才厚的泡沫塑料，或也可称作床垫。垫子放在牢牢固定在墙壁和地面上的金属床架上。垫子上蒙了两条床单。狱方冬季里有时发给毯子。在死监里背痛是很普遍的，但时间一长身体也习惯了，所以抱怨并不多。狱医可不被死监犯视为朋友。
他迈出两步，身体依靠在伸出栅栏的两肘上，倾听外面的风声和雷声，观察着雨滴从窗台上迸起散落在地上。如果能够越过这墙，走过墙外湿润的草地，在倾盆大雨中游荡在监狱的运动场上，赤裸而疯狂，浑身湿透，顺着头发胡子往下滴水，那该有多好。
死监的可怕就在于你每天都在一点点死去。等待在扼杀你的生命。你活在一个笼子里，每当一觉醒来你划掉了另一个日子，你会告诉自己现在死亡朝你又靠近了一天。
萨姆点燃一支烟，看着烟雾向上面的雨滴袅袅飘去。在我们荒谬的司法制度下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法庭的裁决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同一个法官对常见的争议能作出不同的结论。法庭可以把一项不着边际的上诉搁置多年不予理会，然后哪一天忽然接受上诉并批准赦免。死去的法官由想法迥异的法官继任。总统来了又去，各自任命他的同伙上法官席就座。最高法院忽东忽西，没有一定之规。
有时，死亡倒是受欢迎的。要是在死亡或在死监里活着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萨姆会迅速选中进毒气室。不过希望总是在前面，希望之光总在朦胧中闪耀，似乎在那司法丛林的巨大迷宫的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东西打动什么人的心弦，于是他的案子将随之发生逆转。客居死监的每个人都在梦想奇迹般的逆转从天而降。他们的梦想就这样支撑着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凄惨的日子。
萨姆最近在文章中看到全美有将近两千五百名在押犯被判死刑，但去年，即一九八九年，只有十六人被处决。而密西西比州自加里·吉尔摩坚持要在犹他州设置一支行刑队的那个一九七七年以来，仅仅有四名犯人被处决。这些数字使人有安全感。它们也加强了他继续上诉的决心。
在他对着栅栏吞云吐雾时，风雨平息下来。太阳升起时他吃了早饭，七点钟他打开电视收看早新闻。他刚要咬下一口冷面包片，猛然看见屏幕上的孟菲斯早新闻女播音员的背后出现了他的脸。她急切地报告了当日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萨姆·凯霍尔及其新律师的非同寻常的情况。他的新律师似乎是他失散多年的孙子，一个叫亚当·霍尔的年轻律师，他来自庞大的芝加哥库贝法律事务所，这家机构七年来一直在代理萨姆的案子。萨姆的照片至少是十年前的，是他们每次在电视或报纸上提及他的名字时使用的那同一张照片。亚当的照片看上去有点古怪。这显然不是他有意让拍的，是有人在户外趁其不备抓拍下来的。女播音员兴奋地圆睁双目，解释道，《孟菲斯报》今晨消息，亚当·霍尔已证实他事实上就是萨姆·凯霍尔的嫡亲孙子。她飞快地把萨姆的罪行作了简单的描述，其中两次提到他即将行刑的日期。此新闻将有后续报道，她许愿说，最快可能在“午间报道”节目中播出。接下来，她开始播放对昨晚杀人案件的晨间综述。
萨姆把面包片丢在书架旁的地上，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一只小虫几乎立刻就发现了，爬过来绕着兜了六圈之后决定这东西不值一吃。他的律师已经同报界谈过话了。他们在法学院都教了这些人什么？他们教不教对传媒要严加防范？
“萨姆，你在那儿吗？”这是古利特。
“是，我在这儿。”
“刚刚在四频道看到你了。”
“是呀，我看见了。”
“你生气吗？”
“我还好。”
“深吸一口气，萨姆，不会有事的。”
在被判以毒气处死的犯人中，“深吸一口气”是他们的口头禅，这只是他们想幽默一下而已。他们平常总是在有人生气时用这话说他。不过当这话出自警卫之口时那可就毫不可笑了。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诉讼中不止一次被作为死监对犯人进行虐待的例证提出。
萨姆与那只小虫英雄所见略同，也不再理会剩下的早餐。他边喝咖啡边盯着地面。
九点半，巡视警官帕克来监舍找萨姆。他放风的时间到了。雨早已停歇，太阳灼烤着密西西比三角洲。帕克带了两名警卫和一副脚镣。萨拇指指那锁链，问道：“它们是干嘛用的？”
“为了安全，萨姆。”
“我只是出去玩玩，不是吗？”
“不，萨姆。我们准备带你去法律图书馆。你的律师希望在那儿见你，那样你们谈话时身边好有法律书籍可查。好了，转过身。”
萨姆双手伸出门上的开口。帕克松松地给他铐上，然后开了门，萨姆迈进走廊。警卫蹲下给他上脚镣时萨姆问帕克：“我的放风怎么着了？”
“什么怎么着了？”
“什么时候让我放风？”
“过后放。”
“你昨天就这么说，结果就没给我放风。你昨天骗了我，你今天又在骗我，我要起诉你。”
“诉讼需要花好长时间，萨姆。要几年工夫呢。”
“我要求和狱长谈话。”
“我肯定他也想和你谈谈，萨姆。你现在到底想不想见你的律师？”
“我有见律师的权利，也有放风的权利。”
“别使坏，帕克！”汉克·亨肖从不到六英尺处大声嚷起来。
“你骗人，帕克！你骗人！”J．B．古利特从另一边帮腔。
“别激动，孩子们，”帕克冷静地说，“我们会照顾好老萨姆的。”
“是呀，要是有办法，你今天就会送他进毒气室，”亨肖吼叫着。
脚镣上好了，萨姆脚步蹒跚地回囚室取了一个卷宗。他把卷宗夹在胸前，在身边的帕克和身后两名警卫的陪同下，趔趔趄趄地朝监舍外走去。
“别轻饶他们，萨姆，”亨肖在他们离开时喊叫着。
在离开监舍的路上，声援萨姆的吼声和反对帕克的嘘声此起彼伏。他们通过了几道栅门，终于把A排监舍抛在了身后。
“狱长指示让你今天下午放风两小时，而且今后每天都是两小时，直到办完它为止，”在他们慢慢走过一条不长的过道时帕克说。
“直到办完什么为止？”
“那个事呗。”
“哪个事？”
帕克和多数警卫都把行刑称之为“事”。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帕克说。
“告诉狱长，他可真是招人疼。并且问问他如果那事办不成了我还是一天放风两小时，如何？你去问他时，还要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狗娘养的骗子。”
“他已经知道了。”
他们在一道栅墙前停下等待开门。他们过了这道门，又被两个警卫拦在门口。帕克迅速地在登记夹上注明了情况，随即出门朝等在那儿的一辆白色面包车走去。警卫抓住萨姆的胳臂把他连同脚上的链子一起从侧门拽上车。帕克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
“这东西有空调吗？”萨姆朝把车窗拉下的司机厉声问。
“有，”司机一边从严管区门前往后倒车，一边说。
“那就把那该死的东西打开，成吧？”
“住嘴吧，萨姆，”帕克口气不太坚定。
“关在一个没有空调的洞穴里整日流汗就够糟糕的，不过坐在这儿给闷死更是愚蠢之极。把那该死的东西打开。我有我的权利。”
“深吸一口气，萨姆，”帕克故意拖长腔调并向司机挤挤眼。
“你将为此付出代价，帕克。你会后悔你说了这话。”
司机打开一个开关，冷气开始吹起来。面包车又通过一道双重门，然后离开死监顺着一条土路缓缓前行。
尽管铐着手脚，这段短程外出旅行还是使他心神为之一爽。萨姆停止了抱怨，当即不再理会车上的其他乘客。雨水积存在路旁杂草丛生的排水沟里形成一个个水坑。他们曾经观看过的棉田如今已长得高过膝盖，杆和叶子变成了深绿。萨姆记起小时摘棉花的情景，但他很快便把这思绪驱散。他已经锻炼得可以让脑子忘记过去。偶尔眼前出现童年的回忆，他能迅速地将其从脑中逐出。
面包车行驶缓慢，他对此十分感激。他望见树下有两个犯人看着一个伙伴在太阳底下举重。他们四周有围墙，然而，能在室外走动和聊天，运动和休息，永远不必担忧进毒气室的事，水远不必为最后一次上诉的结果而焦虑，那有多么好啊。
法律图书馆由于太小，充其量只能算个室，连分馆都称不上。监狱法律图书馆的主馆在农场的深处，在另一营区里。这个图书室是供死监犯人专用的，坐落在一座行政办公楼的后面，只有一个门，没有窗户。萨姆在过去九年间到这里来过多次。这是一个小房间，藏有不少时下的法律书籍并提供最新判例资料。房间中央有一张破旧的会议桌，四壁排列着摆满书的书架。时不时会有一个犯人自愿充当图书馆员，然而好帮手难找，架上的图书很少放在该放的地方。这让萨姆大为恼火，因为他推崇整洁并且藐视非洲裔，他确信图书馆员里若非全部，也有多数都是黑人，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两个警卫在门口给萨姆卸下镣铐。
“你有两个小时，”帕克说。
“我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萨姆说，一边揉着手腕，好像手铐把它们勒伤了。
“当然了，萨姆。不过两小时后我会来接你，我敢打赌我们会把你这瘸腿的小毛驴送进车里的。”
帕克等警卫在门两侧站好后便把门打开。萨姆走进图书室，随手把身后的门评地关上。他把他的卷宗放在桌上，端详着他的律师。
亚当站在会议桌的远处一端，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等他的当事人。他听到外面有声音，随后看见萨姆进了房间，没跟警卫也没戴手铐。他身穿红色连身囚服站在那儿，他们之间没有了厚厚的金属隔板，他现在看上去个头矮小多了。
他们隔着桌子互相打量了一阵子，祖父与孙子，律师与当事人，陌生人与陌生人。这是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他们互相打量着但却不知该怎样对待另一方。
“你好，萨姆，”亚当边说边朝他走过去。
“早安。几小时前刚看到你我上了电视。”
“是啊。你看过报纸了吗？”
“还没看。报来得晚。”
亚当把早上的报纸从桌上推过去，萨姆把报纸截了下来。他双手捧着报，在一把椅子里坐下，将报纸举到离鼻子不到六英寸处。他读得很仔细，同时还对照研究着自己和亚当的照片。
托德·马克斯显然花了将近一个晚上的工夫去挖掘材料并疯狂地打电话。他已经证实有一个艾伦·凯霍尔于一九六四年出生在福特县的克兰顿，在出生证上所列的父亲姓名是埃迪·凯霍尔。他核对了埃迪·凯霍尔的出生证，发现他的父亲是萨姆·凯霍尔，和眼下关在死监里的那人是同一人。他在报道中说亚当·霍尔已经证实他父亲在加州改了名，并证实了他的祖父是萨姆·凯霍尔。托德·马克斯虽然小心地避免直接引述亚当的原话，但还是违背了他们的约定。从他的报道中人们可以看出他俩是谈过话的。
报道引述不愿透露姓名者提供的消息说明了在一九六七年萨姆被捕后埃迪和他的家人如何离开克兰顿飞赴加利福尼亚州，埃迪后来就在那里自杀身亡。追踪到此中断，显而易见托德·马克斯当天晚上已没有时间，不可能从加州取证。不愿透露姓名者的消息未提及萨姆的女儿住在孟菲斯，因而莉未被点名。由于贝克·库利、加纳·古德曼、菲利普·奈菲、卢卡斯·曼，以及杰克逊市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律师对此事的表态是一连串的无可奉告，致使报道后半部分没了底气。不过，托德·马克斯的报道结尾还算有力，那是由于他在重述克雷默爆炸案始末时竭尽渲染之能事。
这篇报道登在报纸头版，在头条新闻之上。萨姆的一张旧照片登在右边，与其并列的是亚当那张古怪的半身照。数小时前当他坐在阳台上观看大清早河上来往的船只时，莉把这张报纸带给了他。他们喝着咖啡和果汁，把报道反复读了好几遍。经过大量分析，亚当肯定托德·马克斯事先在皮博迪饭店马路对面埋伏了一名摄影师，当亚当在他们昨天简短的会见后离开饭店踏上人行道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上装和领带绝对是他昨天穿的。
“你跟这个小丑谈过话吗？”萨姆不快地说，边把报纸放在桌上。亚当在他对面坐下来。
“我们见过面。”
“为什么？”
“因为他打电话到我们在孟菲斯的办事处，说他听到一些传言，而我希望他写出真相以正视听。这没什么了不起。”
“咱们的照片登在头版也没什么了不起吗？”
“你以前就上过嘛。”
“那你呢？”
“我确实没让他拍。那是偷拍的，你知道。不过我觉得我看上去很帅。”
“是你向他证实了那些事实？”
“是我。我们约好那只是背景材料，他不能引用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同时他也不能用我作为他的消息来源。他违背了我们的约定，在我背后捣鬼，而且还埋伏了一个摄影师偷拍照片，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孟菲斯报》讲话。”
萨姆看了一会儿报纸。他缓和下来，讲话像以往一样慢条斯理，脸上还带着一点笑意。“你向他证实了你是我的孙子？”
“是的。我实在无法否认这一点，是不是？”
“你希望否认吗？”
“看看报纸吧，萨姆。若是我希望否认，那这还会上报纸头版吗？”
这回答让萨姆觉得满意，脸上的笑意更明显了。他咬住嘴唇，瞪一眼亚当，随后便有条不紊地剥开未开启的一盒香烟的外包装。亚当则拿眼睛瞟了一圈，寻找着窗户。
第一支烟点燃后，萨姆说：“跟新闻界离远点。他们无情无义，又非常愚蠢。他们说瞎话，还出些粗心大意的错误。”
“可我是律师，萨姆。自然免不了和新闻界打交道。”
“我知道，是不容易，不过你自己要尽量把握住。我不希望此类事再度发生。”
亚当笑着把手伸进公文包，抽出了几份文件。“我有一个救你命的极好的主意。”他搓搓双手，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现在可以着手工作了。
“我听听。”
“你可能也猜得出，我已经做了大量研究。”
“那是你拿了报酬就该做的。”
“是的。后来我萌生出一个绝妙的小念头，我打算星期一就提出一个新的请求。我的理论很简单。至今还在采用毒气室处死的仅有五个州，而密西西比州是其中之一，对吧？”
“对。”
“密西西比州议会一九八四年通过了一条法律，容许死刑犯可以在注射致死药剂或毒气室处死之间进行选择。但这条新法律只适用于那些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之后被判死刑的人，并不适用于你。”
“你说的没错。我想死监里的家伙有半数可以选择，尽管那是多年以后的事。”
“州议会赞成采用注射致死剂的原因之一是为使处死方式更合乎人道。我对这一法律的立法过程进行了研究，许多讨论都和本州使用毒气室处死所带来的问题有关。理由很简单：使行刑更加迅速并且不带来痛苦，那么依据宪法提出死刑惨无人道的主张将会减少。注射致死剂招致的司法问题比较少，因而使死刑更易于施行。我们的想法是，既然州里已正式同意采纳注射致死剂方式，那就是说毒气室处死已经过时。而它为什么过时了呢？因为它是一种残忍的杀人方式。”
萨姆边喷吐着烟雾边思考这个问题，片刻之后他慢慢点点头。“接着讲下去，”他说。
“我们攻击的是以毒气室处死作为行刑方法这一点。”
“你的攻击仅限于密西西比州吧？”
“也许吧。我知道特迪·多伊尔·米克斯和梅纳德·托尔都出过问题。”
萨姆鼻子哼了一声，隔着桌子喷出一口烟。“问题？你可以这么说。”
“你知道多少？”
“听我说。他们死在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我们终日坐在囚室里，思索着死亡的问题。死监里的每个人都清楚那些小伙子出了什么事。”
“把他们的事跟我说说。”
萨姆身子前倾，两肘撑在桌上，心不在焉地瞪着面前的报纸。“米克斯是密西西比州十年里第一个被处决的人，他们简直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时是一九八二年。我在这儿已住了将近两年，在那之前我们一直是生活在梦幻世界里。我们从没想过毒气室、氰化钾药丸以及最后的一餐。我们是被判了死刑，然而，见鬼，他们并不打算杀死任何人，所以何必要担心呢？但是米克斯使我们清醒了。他们处死了他，因而他们当然可以处死我们其余人。”
“他出了什么事？”亚当阅读过十来篇报告，上面记述了特迪·多伊尔·米克斯那次被搞得一塌糊涂的处决，不过他希望听听萨姆的说法。
“一切都搞错了。你见过毒气室吗？”
“还没有。”
“毒气室边上有个小房间，那是行刑人调配毒气药液的地方。他应该从他的小实验室取一罐硫酸放进通往毒气室底部的管子里。处决米克斯时，那个行刑人喝醉了。”
“帮帮忙，萨姆。”
“是的，我没看见他。但大家都知道他醉了。州法指定了一名正式的行刑人，但典狱长及其手下的一伙直到离行刑只有几个钟头时才想起这个事。别忘了，没有人想到米克斯会死。我们全都在等待最后一刻下达的暂缓行刑的命令，因为他已经躲过去两次了。然而没有暂缓令，他们在最后一刻才乱作一团设法去找那个州派的行刑人。他们找到了他，但他喝醉了。他是个管子工，依我看。不管怎样，他第一次调配的药液没起作用。他把药罐放进管子，拉下拉杆，于是大家等着米克斯深吸一口气然后死去。米克斯尽可能久地憋着气，然后吸了一口气。什么也没发生。他们等待着。米克斯等待着。见证人等待着。大家慢慢转头看着行刑人，他也等待着，同时还诅咒着。他回到小屋里，又调配了一份硫酸。接着他还得从管道里取出旧罐，这花去十分钟之久。典狱长和卢卡斯·曼以及其余的无赖们站在四周，烦躁不安地边等待边咒骂着这个喝醉酒的管子工，而他终于把那个新罐子装了进去并且拉了拉杆。这一回硫酸终于流到了它该去的地方——绑着米克斯的椅子下面的一个碗里。行刑人拉下第二个拉杆，使也在椅子下面但悬在硫酸上方的氰化钾药九落下来。药丸落下来后果真有气体开始飘向上面，老米克斯在那儿再次憋住气。要知道，你可以看到那气雾。他最后还是把气吸了一鼻子，于是开始颤抖抽搐，并持续了好久。不知什么原因，有一根从毒气室地上直通到天花板的金属杆正好在椅子后面。大约在米克斯刚刚静下来不再动弹，大家以为他已死掉时，他的头却开始前后猛烈摆动，撞着那根金属杆，拼命地撞着。他的眼球上翻，嘴张得老大，嘴角吐出白沫，他的后脑勺就那么撞着那金属杆，看着真恶心。”
“处死他用了多长时间？”
“谁知道。按狱医的说法，他是立即死亡并且毫无痛苦。根据一些目击者所言，米克斯抽搐、喘气及猛撞他的脑袋足有五分钟。”
米克斯的处决为废除死刑主义者提供了大量的弹药。毫无疑问他是经受了极大痛苦，因此许多报告写到了他的死。萨姆的说法与那些见证人的陈述惊人地一致。
“谁告诉你这些情况的？”
“许多警卫都谈到了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对我说的，但话传起来是很快的。大家喧嚷了一通，若不是米克斯生前那么叫人看不起，闹得还会厉害。人人都讨厌他。而且那个年幼的受害者被他折磨得极惨，所以很难让人对他生出同情。”
“他被处决时你在哪里？”
“在我的第一间囚室，D排监舍，在远离毒气室的另一端。那一夜他们把所有人，帕契曼的每个犯人都锁上了。执行时间在午夜刚过，这有点可笑，因为州里有一整天可以执行死刑。死刑通知书并没有规定在某个钟点，只是规定了某个日子。所以这些积极过分的浑蛋只是心痒难熬，想尽快执行。他们把行刑预定在午夜才过一分钟。这样一来，如果下了暂缓令，他们就有一整天可以让他们的律师设法使暂缓撤消。巴斯特·莫克就是这样走的。他们把他半夜绑在了椅子上，这时电话铃响了，于是他们把他又送回了囚室，他就在那儿等了六个小时，浑身汗如雨下，与此同时律师们正从一个法院奔向另一个法院。终于在太阳升起时他们最后一次把他绑在里面。我猜你知道他的临终遗言是什么。”
亚当摇摇头。“我不知道。”
“巴斯特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出色的家伙。奈菲问他有没有遗言，他说有，实际上他真是有话要说。他说，他们为他做的最后一餐的牛排太生。奈菲咕噜了些什么，好像是说他会去跟厨师谈谈这事。接下来巴斯特问起政府有没有在最后时刻答应给他暂缓。奈菲说没有。然后巴斯特说：‘那好，告诉这个狗杂种，别想要我投他的票。’他们砰地关上了门，给他施放了毒气。”
萨姆对此显然津津乐道，可亚当却是勉强地尴尬一笑。萨姆又点燃一支香烟，他则瞧了一下记录本。
特迪·多伊尔·米克斯处决后四年，梅纳德·托尔的上诉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回毒气室又该派上用场了。托尔的案子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一个公益项目。年轻律师彼得·威森伯格在E．加纳·古德曼的监督下作托尔的代理。威森伯格和古德曼两人都是行刑见证人，这次处决在许多地方都和米克斯那次非常相似。亚当虽然没和古德曼讨论过托尔的行刑过程，但他研究过档案材料，阅读了威森伯格和古德曼的见证报告。
“梅纳德·托尔怎么样？”亚当问。
“他是个非洲裔，好战分子，在一次抢劫中杀了一群人，并且理所当然地把一切归罪于制度。他一向标榜自己是一名非洲战士。他威胁过我几次，不过多数情况都只是耍赖。”
“耍赖？”
“是呀，就是指一个家伙说话恶声恶气，说的都是无赖话。这在非洲裔中是常见的。他们全是无辜的，你知道。他妈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他们被关押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是黑人，而制度却是白人的，并且即使他们强奸杀人，那也是他人的过错。永远、总是他人的过错。”
“所以他走了你挺高兴？”
“我可没这么说。杀人是不对的。非洲裔杀人不对。盎格鲁裔杀人不对。而密西西比州政府的人杀掉死监的犯人也不对。我过去所做的事不对，那你怎能用杀掉我的办法来纠正我的错误呢？”
“托尔受苦了吗？”
“跟米克斯一样。他们找到一个新的行刑人，他第一次就弄对了。毒气袭向托尔，于是他抽搐起来，就像米克斯一样开始把脑袋往金属杆上撞，只是托尔的头显然比米克斯的更坚硬，因为他不停地用头撞着，没完没了。末了奈菲和他手下的警卫们真急了，这小子就是不死，而场面越来越不雅观，所以他们事实上把证人都赶出了见证室。那场面真是不堪入目。”
“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他过了十分钟才死掉。”
“就我所知，他确实苦苦挣扎过。当然，典狱长和狱医说死亡是瞬间完成并且没有痛苦。典型化的说法。不过与托尔那次比较，他们的确在程序上稍有一点改动。在对我的朋友莫克动手之前，他们已经设计出这种可爱的皮带和皮带扣，用它可以把犯人的头固定在那该死的金属杆上。莫克以及后来的江布·帕里斯被处决时，他们的头被绑得紧紧的，一点都不能动弹，更别说撞那金属杆了。这一手真妙，你不觉得吗？这样一来奈菲和那些见证人就好过多了，因为他们现在不必非得再去看那么多的痛苦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萨姆？那是一种可怕的死亡方式。我们攻击这种方式。我们寻找将为那几次处决情况作证的证人并设法说服一名法官裁决毒气室处决违背宪法。”
“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请求注射致死剂呢？这有什么意义？说我不愿意在毒气室里死，但是，没什么，注射致死剂还不错，我这么说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傻。把我放在轮床上，给我注射毒药。我还是会死，对吧？我弄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对了。但是我们赢得了时间。我们攻击毒气室，争取到临时的暂缓行刑令，然后再通过高级法院就此提出上诉。我们可以让案子拖延许多年。”
“已经这样做过。”
“你说已经这样做过是什么意思？”
“得克萨斯州，一九八三年，拉尔森案。同样的理由被提出但没有结果。法庭说毒气室已使用五十年，这种方式已被证明在杀人方面相当有效。”
“是，不过有一点大不一样。”
“什么？”
“这里不是得克萨斯。米克斯、托尔、莫克以及帕里斯都不是在得克萨斯被毒气处死的。此外，顺便提提，得克萨斯已经开始采用注射致死剂方式。他们放弃他们的毒气室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杀人方式。多数使用毒气室的州已经引进了更新的技术代替它们。”
萨姆站起来走到桌子另一端。“好，等轮到我的时候，我他妈的一定要死于最新技术。”他沿桌子踱着步，来回走了三四趟，然后停下了脚步。“从房间这头到那头是十八英尺。我可以走十八步都碰不上栅栏。你想象得出一天二十三个小时呆在一间六英尺宽九英尺长的囚室里是什么滋味吗？这就是自由，老兄。”他又踱了几步，边喷吐着烟雾边走来走去。
亚当打量着这个身后带着一缕烟、沿着桌边踱步的弱小身躯。他赤脚穿一双海军蓝色橡胶拖鞋，走路时吱吱直响。他突然停下来，使劲拉出一本书，把它重重地扔到桌上，开始动作夸张地翻动书页。经过几分钟的仔细查找，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随后用了五分钟时间阅读。
“就是这儿，”他喃喃自语，“我知道我以前读过这一段的。”
“那是什么？”
“是一九八四年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件案例。案犯叫吉米·奥尔德，他显然并不想死。他们只好把他拖进毒气室，他连哭带叫，又踢又踹，费好半天才把他绑上。他们猛地关上门，施放了毒气，他的下巴一下子垂到胸口上。接着他的脑袋向后仰起，开始抽搐。他的脸转向见证人，他们只看见他的白眼球，然后他开始流口水。他的头不停地摇来晃去，同时浑身抖动，口吐白沫。这种情形就这么持续着，过了好久，直到见证人中的一个记者呕吐起来。典狱长也看不下去了，于是拉上了黑布帘，这样目击证人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他们估计吉米折腾了十四分钟才断气。”
“听上去真残酷。”
萨姆合上书，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书架。他点了一支烟，端详着天花板。“事实上所有的毒气室都是很久以前由盐湖城的伊顿金属制品厂建造的。我读过一篇东西说密苏里州的毒气室是里面的犯人自己建造的。不过我们的小毒气室是伊顿制品，它们基本上是一样的——不锈钢造，八角形，左一个右一个的窗户，可供人们观看处决过程。其实毒气室里面不大，只有一把上面都是皮带的木椅。椅子下面是一只金属制的碗，碗上面悬挂着一只装氰化物药丸的小口袋，是由行刑人用操纵杆控制的。他还控制着罐装的硫酸，罐装硫酸通过管道流到碗里，当流满一碗时，他就拉动拉杆让氰化物药丸掉下来。这样就导致毒气生成，当然也导致了死亡，当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使死亡既无痛苦又相当快捷。”
“这是不是设计来取代电椅的呢？”
“是啊。回到二三十年代，那时无论哪个州都有一把电椅，它可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有一把活动电椅，干脆可以装进拖车拉到各县巡回使用。他们把车停在地方监狱门前，把戴着脚镣手铐的犯人带出来在拖车外排成大队，然后匆匆处决。这是减缓监狱拥挤的有效途径。”他摇摇头，似乎无法置信。“不管怎么说，他们反正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些关于犯人备受折磨的可怕报道。这是最重的惩罚，对吧？不是最重的酷刑。而且不止在密西西比州。许多州都在使用这些陈旧简陋的电椅，让一帮酒精中毒的麻痹症患者去拉开关，因而发生了种种问题。他们会把一个可怜的家伙绑上，拉开开关，使他突然遭受重重的但重得还不到家的一击，那家伙内部已经烤焦可还不死，结果他们就等几分钟后再给他一击。这过程可能会持续十五分钟。他们老是不把电极接好，所以从眼睛耳朵里往外迸火星的事并不少见。我读过一篇报告，说有个家伙接受的电压不对。蒸汽在他头部蓄积膨胀，眼珠子暴出来，七窍出血，满脸都是。人受了电刑，皮肤烫得很，他们要过好一会儿才能去碰这家伙，因此过去他们只好等他冷却之后才能确定他是否已经死掉。许多报道都提及有些人挨了第一下电击先是坐着不动，过一会儿又开始呼吸。所以他们当然还得再受一击。这样的情况可能会重复上四五次。那真是可怕，所以那个军医才发明了毒气室作为一种更为人道的杀人方式。现在，正像你所说的，由于又有了注射致死剂，这种方式也过时了。”
萨姆唯一的听众亚当听得入了迷。“在密西西比州的毒气室里处死过多少人？”他问。
“这里第一次用它是在一九五四年前后。从那时到一九七○年之间处死了三十五人。没有女的。一九七二年自弗曼后就一直闲着没用，到一九八二年对特迪·多伊尔·米克斯使用后又用了三次，所以加起来是三十九个。我将是第四十个。”
他又开始踱步，这回慢多了。“这是一种效果非常差的杀人方式，”他说，样子更像一个登堂授课的教授，“而且危险。不止对那绑在椅子上的可怜的家伙危险，就是对毒气室外面的那些人也危险。这些该死的设施都已陈旧不堪，多少都有些漏气。密封条和垫圈有的已经腐蚀碎裂，而要建一个不会漏气的毒气室造价又高得承受不了。对于行刑人或任何一个站在附近的人，一点点泄漏都可能致其于死地。在毒气室外的小屋里总是站着一些人——奈菲、卢卡斯·曼，或许还有一名牧师、狱医及一两个警卫。小屋有两扇门，行刑时这门总是关着。如果有毒气从毒气室漏进小屋，它很可能会袭向奈菲或卢卡斯·曼，而他们会当下倒地，一命呜呼。这主意想起来还真不错。”
“见证人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他们却一无所知。在他们和毒气室之间除隔了一排已经很旧并且同样可能漏气的窗户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们也是在一间关着门的小屋里，如果有毒气漏进来，不管漏多少，那些伸着脖子呆看的傻瓜也会被毒气熏死。
“不过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他们在你胸口放了一根线，那线从毒气室上的一个小洞通到外面，一名医生在这儿监听你的心跳。一旦医生说这家伙已经死亡，他们就把毒气室顶上的一个阀门打开，让毒气散发掉。大部分都会散掉。他们会等十五分钟左右，然后把门打开。用于排空毒气室的外面的冷空气会引起麻烦，因为冷空气与剩余的毒气混合，凝结在房间里一切物体的表面。对于进去的每个人那里都是一个死亡陷阱。这极为危险，但那些乡巴佬大多数都想象不到这有多严重。氰酸残余物附在每一样东西上——墙壁、窗户、地板、天花板、门，当然啦，还有那个死去的家伙。
“他们用氨水喷洒毒气室和那尸体，以中和残余的毒气，接着戴着氧气面罩的搬运小组，或不管什么称呼，走进去。他们会用氨水或者漂白水第二次冲洗尸体，因为毒气会从皮肤毛孔渗出。他此时还绑在椅子上，他们把他的衣服剪开，放进一只袋子，然后烧掉。过去，他们允许犯人只穿一条短裤，那样他们会省点事。不过如今他们变得更讨人喜欢，甚至准许我们可以随意穿。所以如果我走到了那一步，还真得为选择穿戴费上一番工夫呢。”
萨姆一想到这儿，竟朝地上啐了一口。他低声咒骂着，脚步重重地在桌子那一头踱来踱去。
“尸体怎么样了呢？”亚当问，为自己追问这样的敏感问题有些羞愧，但仍然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结果。
萨姆咕哝了一两声，接着把烟叼在嘴里。“你知道我都有哪些衣服？”
“不知道。”
“两套红色连身囚衣、四五套干净内衣，还有一双像橡胶厂火灾后处理品大拍卖中没人要的那种漂亮的小橡胶拖鞋。我绝不穿着那么一套红色囚衣死。我想实行我的宪法权利，赤条条走进毒气室。那不知会有多壮观？你可以想象那些笨蛋推着我走，把我绑在毒气室里，同时又拼命避免碰着我的阴茎的那副模样。等他们把我绑好，我会伸手把那监控我心跳的小玩意儿拿开，把它放在我的睾丸上。瞧那个医生会不会喜欢这样？而且我一定要确保见证人都能看见我的光屁股。我想这就是我准备做的。”
“那尸体怎么样了？”亚当再次问。
“这个嘛，一等把尸体充分清洗并消毒后，他们就给它穿好囚衣，把它从椅子上搬出来，放进尸袋。他们把尸袋放上担架，抬进救护车，运到某个丧葬馆。在这儿移交给他的家属。大多数家属都会接收犯人尸体。”
萨姆此时背对亚当，身体靠著书架，面向墙壁说着。他沉默下来，好一会不说也不动，呆望着墙角，默想着那四个他熟悉的已经去了毒气室的人。在死监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在你的时刻到来时决不可穿着红色囚衣进毒气室。你决不可让那些人称心如意，穿着他们强迫你穿的衣服让他们把你杀死。
或许他那个给他每月供应香烟的兄弟会支援他一件衬衫或一条裤子。要有一双新袜子则更好。什么都行，就是不要橡胶拖鞋。他宁肯打赤脚也不要穿那该死的玩意儿。
他转身慢慢朝亚当这头走来，在椅子上坐下。“我喜欢这个主意，”他非常平静从容地说，“值得一试。”
“很好。咱们着手工作吧。我希望你找到更多像北卡罗来纳州的吉米·奥尔德这样的案例。咱们要把已知的每一件悲惨的、被搞得一塌糊涂的毒气室行刑案例都翻出来。我们要把这些案例全部列在上诉书里。我希望你列出有可能为米克斯和托尔的行刑过程作证的人的名单。也许连莫克和帕里斯都包括在内。”
萨姆已经站起来，一边从书架上抽书，一边喃喃自语。他把书堆在桌上，有数十本，然后埋头查找起来。
十九
波浪滚滚的麦田绵延数里，地势至山脚开始逐渐升高。田野尽头巍巍的远山连成一线。一个占地一百多英亩的纳粹据点坐落在田野上方蜿蜒延伸的山谷里，背靠着犹如屏障的层层山峦，俯视着面前方圆数里的景色风光。营地周围的铁丝网都被树篱和灌木丛所遮掩。其射击场和格斗训练场也同样加以伪装，以防范空中侦察。地面上只有两座不惹眼的小木屋，从外面看上去样子就像供钓鱼人用的屋子。但是在木屋下面，深藏在山底下，有两个升降机井通向一座由自然洞穴和人工洞穴组成的迷宫。宽得足够让高尔夫车过去的通道将四面八方十二个不同的房间连起来。其中一间用作印刷厂。两间储藏武器弹药。较大的三个房间用作居室。还有一间小图书室。中央大厅是最大的一间，那是一座高四十英尺的洞穴，专供成员们集会讲演和看电影。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据点，有可以通过卫星接收世界各地电视新闻的碟形天线，有与其他据点连接以迅速交流情报的电脑，有传真机、蜂窝式电话，以及各种眼下最时髦的电子设备。
据点每日收到的报纸不下十种，报纸都被送到图书室隔壁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由一个叫罗兰的人先过目。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据点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其他几个负责维修这个地方的人。报纸从城里送来时通常是上午九点左右，罗兰给自己冲上一大杯咖啡然后便开始阅读。这并不是打杂的活计。他曾经多次周游世界，会讲四种语言，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如果有哪则报道引起他的注意，他就做个记号，过后把它复制一份并送去输入电脑。
他的兴趣则有点特别。他很少看体育版，从不看征聘广告。对时装、风尚、生活、吹捧文章，以及有关的版面他只是大致浏览一下，并无好奇心。他收集的报道都和那些与他的组织相类似的团体——雅利安、其他纳粹组织及三K党之类有关。近来他在许多来自德国和东欧的报道上作了标记，颇为法西斯主义在那些地方的兴起而激动。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每年至少在这个伟大的国家住上一个月。他留心那些政治家的动向，注意他们对仇恨罪行的深切关注及他们对像他的组织这样的团体的权利加以限制的意图。他监视最高法院，跟踪他们对在美国的光头党的审判及他们对三K党徒的迫害折磨。
他平常每天上午花两个小时获取最新消息，决定哪些报道应当留作将来参考。这是例行公事，但他却觉得其乐无穷。
这天早上的情形有所不同。当头一眼看到一家旧金山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萨姆·凯霍尔的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时他就知道事情不妙。这篇报道只有三段，但已经把这条全美最老的死监犯人将由其孙子担任代理律师的热门新闻交代得一清二楚。罗兰读了三遍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便在上面作了标记准备保留。一小时过去后，他已经看到五六篇同样的报道。有两张报纸都登了年轻的亚当·霍尔那张昨天出现在《孟菲斯报》头版上的快照。
罗兰跟踪萨姆·凯霍尔的案子已经多年，跟踪原因也不止一个。其一，像这种有关一名年老的六十年代三K党恐怖分子在死监等待赦免的案子平常就是他们的电脑所感兴趣的那种类型。关于萨姆的打印材料已经有一英尺之厚。尽管罗兰并不是律师，他却与司法界普遍的意见一致，认为萨姆的上诉已到穷途末路，他这回难逃一死。这样的结果倒正中罗兰下怀，不过他把自己的看法藏在心里。萨姆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看来是个英雄，而且罗兰自己的那一小伙纳粹分子也已受邀参加临刑前的示威活动。他们与萨姆没有直接联系，因为他从不给他们回信，但他是一种象征，他们要利用他的死大做文章。
罗兰姓福钦，有蒂博多一带卡琼家族的血统。他没有社会安全号码，从不报税，在政府看来他根本就不存在。他有三本伪造精美的护照，其中一本是德国的，另一本据说是由爱尔兰共和国签发的。罗兰出入国境，通过验证检查毫无困难。
罗兰的众多化名中另有一个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从未向别人透露过，那便是罗利·韦奇。一九六七年，在克雷默爆炸事件之后他逃离美国，曾在北爱尔兰居住，后来还在利比亚、慕尼黑、贝尔法斯特和黎巴嫩住过。为了观察对萨姆和道根的审判，他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曾两次短期返美。那时他已经有完备的证件可以自由旅行了。
这以后他还有数度短期返美，每回都是为了处理凯霍尔一案的混乱局面。不过随着时光流逝，他对这事已不再那么担心。为了传播纳粹主义的信息，他搬进这个地堡已有三年。他不再把自己视为三K党徒。如今他已是个自豪的法西斯分子。
在结束上午的阅读时，他在十份报纸中发现有七份登了有关萨姆的报道。他把这些报纸放进一只金属筐，然后决定上去看太阳。他给他的泡沫塑料杯里加了咖啡，乘电梯上升八十英尺来到一座木屋的门厅。今天是个好天，天气凉爽，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他顺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上走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俯瞰到下面的山谷。远处是无边的麦田。
对萨姆的死，罗兰已经梦想了二十三年。他俩共有一个秘密，只有萨姆被处死才能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卸去。他非常敬佩这个人。萨姆不像道根，他坚守了自己的誓言，始终没有说出来。历经三次审判，几度更换律师，无数次的上诉及提审，萨姆从未屈服过。他是个可敬的人，可罗兰却要他死。啊，是的，在头两次审判期间他迫于无奈曾递话威胁萨姆和道根，不过那已过去好久了。道根在压力下崩溃了，他招了供并作证指控萨姆。于是道根便死了。
这个小伙子让他不安。和所有别的人一样，罗兰也失去了萨姆的儿子及其家人的线索。他知道那个在孟菲斯的女儿，但那个儿子却失踪了。可是现在这个——这个来自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犹太律师事务所的相貌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律师无端杀出来，准备搭救他的祖父。罗兰对行刑的情况有充分了解，所以他理解律师们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都会尝试各种办法解救自己的当事人。萨姆要是会吐口，就是现在这种时候，而且会在他孙子在场的时候说出。
他把一个石子扔下山坡，看着它跳出了自己的视野。他必须走一趟孟菲斯。
星期六对芝加哥的库贝法律事务所来说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又一个辛苦的日子，但在孟菲斯分部情形却轻松一些。亚当九点到办公室时发现另外只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助理在工作。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拉下了百叶窗。
他和萨姆昨天一起工作了两小时，到帕克带着脚镣手铐回到法律图书室时他们已经在桌上摆满了几十部法律书和律师的记事簿。帕克不耐烦地等着萨姆慢条斯理地把书放回书架。
亚当重新看了一遍他们的笔记。他进入电脑着手自己的研究分析，又对诉状作了第三次修改。他已经给加纳·古德曼传真了一份诉状，后者修改后又传了回来。
古德曼对此项申诉是否能在听证时得到公正对待并不乐观，不过案子进行到这一步上已没什么可损失。万一联邦法院果真举行紧急听证会，古德曼已准备好就梅纳德·托尔的受刑情况出庭作证。他和彼得·韦森伯格目睹了这次行刑。事实上，韦森伯格因为受不了一个大活人被毒气处死的场面才从律师事务所辞职去教书的。他的祖父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的祖母却不那么幸运。古德曼答应与韦森伯格取得联系，并且相信他也会出来作证的。
到中午时，亚当在办公室已经呆得烦了。他打开他的门，听不到有脚步声。其他的律师已经都走了。他也离开了办公楼。
他向西驶去，过河进入阿肯色州，途经西孟菲斯的卡车停车点和跑狗场，终于驶出拥挤的车流来到到处是农田的乡问。他驶过厄尔、帕金和威恩的小村庄开始进入山区。他在一家乡村杂货店停下来喝了一瓶可乐，三个穿褪色工装裤的老人坐在门口忍着酷热打苍蝇。他放低头顶上的车篷，加大车速开走了。
两小时后他再次停车，这回停在芒廷维尤城，买了个三明治并打听了一下道路。人家告诉他卡利科岩就在前面不远，过了白河就到了。那条路风景宜人，盘旋穿过欧扎克斯山麓，穿过茂密的树林，越过山涧小溪。傍在道路左边如蛇般蜿蜒前行的白河河面上点缀着一只只钓鳟鱼的小船。
卡利科岩是坐落在岸边高地上的一座小城。沿着河东岸靠近桥头有三个渔人码头。亚当把车停在河边，向第一个码头那儿的一个称作卡利科小游艇船坞的旅游用品商店走去。商店是被粗大的缆绳拴在岸边的一座浮动建筑。一排空空的出租小船被绳子拴在一起靠在码头边。唯一的一个加油泵散发着刺鼻的汽油味儿。一块牌子上列着租船、导游、船具和钓鱼执照的价目。
亚当走上那有遮篷的码头，观赏着数英尺外的河面。一个两手脏乎乎的年轻人从后面房间出来，问他是否可以帮上忙。他上下打量着亚当，显然看出他不是来钓鱼的。
“我想找温·莱特纳。”
年轻人的上衣口袋上面绣着他的名字“罗恩”，不过名字上面遮着些许油污。罗恩返身走回房间，一边朝一间小店的纱门喊着：“莱特纳先生！”然后罗恩便不见了。
温·莱特纳是个大块头，身高有六英尺多，骨骼粗大，超重相当厉害。按古德曼所述他有喝啤酒的嗜好，亚当瞟了一眼他的大肚子不由想起这一点。他已经近七十岁，一顶标有EVIRUDF机船发动机商标的帽子下面是一头整齐但稀疏的灰白头发。至少有三张特工莱特纳的新闻照片分开放在亚当的卷宗中，在每张照片上他都是一副标准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打扮——深色套装，白色衬衫，窄窄的领带，军人发型。那时他苗条得多。
“是啊，先生，”他擦着嘴角的面包屑，边从纱门中出来边大声说，“我就是温·莱特纳。”他嗓音低沉，笑容令人愉快。
亚当伸出手，说：“我是亚当·霍尔。很高兴见到你。”
莱特纳握住他的手，热情地摇着。他的前臂肌肉发达，二头肌高高隆起。“是，先生，”他声音隆隆地说，“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幸亏码头上除了罗恩没有别人——他的人看不见，却在他的房间里正用工具弄出一片声响来。亚当有点紧张，说：“噢，我是个律师，我代理萨姆·凯霍尔。”
莱特纳笑得更厉害了，露出两排大黄牙来。“这是件对你很适合的工作嘛，是不是啊？”他边说边放声大笑，并且在亚当的背上拍了一下。
“我看也是，”亚当局促不安地说，恐怕他再来一下，“我想跟你谈谈萨姆的事。”
莱特纳突然间严肃起来。他用一只多肉的手掌摸着下巴，眯起眼睛打量着亚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小子。我知道萨姆是你的祖父。你一定觉得很难对付，而且会越来越难，”说着他又笑了，“萨姆也一样会觉得越来越难对付。”他的眼睛闪着快活的光，似乎他刚刚说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笑话，希望亚当听了会笑得直不起腰。
亚当没领会他话里的幽默。“萨姆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你知道，”他说，确信莱特纳已经从报上得知行刑日期。
一只沉重的手掌猛然间落在亚当的肩头，把他推向商店那边。“进去吧，小子。咱们来谈谈萨姆。要啤酒吗？”
“不，谢谢。”他们走进一个狭窄的房问。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悬挂着钓鱼用具，东倒西歪的货架上摆满饼干、沙丁鱼罐头、罐装香肠、面包、猪肉青豆和杯形小蛋糕——全是在河上玩一天所必须的。屋角还立着一个冷饮柜。
“坐吧，”莱特纳说，朝靠近现金出纳机的角落一挥手。亚当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椅上坐下，莱特纳则伸手到冰柜里，摸出一瓶啤酒来。“你真的不来一杯吗？”
“过会儿也许喝点。”这时已经将近五点了。
他拧开瓶盖，头一口就喝了至少三分之一，咂咂嘴，然后坐在一把无疑是从一辆定制的货车上卸下来的旧船长皮椅上。“他们终于还是打算把老萨姆给干掉是不是？”他问。
“他们正在拼命争取。”
“胜算如何？”
“不太妙。我们可以提出通常那种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上诉，不过时间已经很紧了。”
“萨姆并不是坏人，”莱特纳语气中带着一些遗憾，随后又喝了长长的一大口啤酒冲走了那点憾意。地板由于下面甲板随着河流浮动而发出轻轻的吱嘎声。
“你在密西西比州呆了多久？”亚当问。
“五年。胡佛在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后给我打来电话。一九六四年，我们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投入工作。在克雷默事件发生后三K党似乎变得灰心丧气。”
“那时你负责什么工作？”
“胡佛先生的指示具体明确。他告诉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渗入三K党。他要把三K党搞垮。说实话，我们在密西西比州的行动开始得很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胡佛憎恨肯尼迪兄弟①，而他们又催逼很紧，于是他就故意拖延。不过那三个小伙子失踪后，我们立刻开始了行动。一九六四年对密西西比来说是热闹的一年。”
① 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我是那一年出生的。”
“是啊，报纸说你生在克兰顿。”
亚当点点头。“我有好久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的父母告诉我我出生在孟菲斯。”
门吱地响了一声，罗恩走进店里来。他瞧瞧他们，随后便细看起那些饼干和沙丁鱼来。他们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瞟了亚当一眼，好像在说：“继续谈。我没在听。”
“你要什么？”莱特纳冲他喊了一声。
他用脏手抓起一听维也纳香肠，给他们看了一下。莱特纳点点头，朝门挥挥手。罗恩慢悠悠地向门口走，一路还打量着小蛋糕和土豆片。
“他好管闲事得要命，”他走后莱特纳说，“我跟加纳·古德曼谈过几次。那是多年前了。那是个怪人。”
“他是我的上司。是他把你的名字给我的，他说你会跟我谈的。”
“谈什么？”莱特纳问，又喝了一口。
“谈克雷默案件。”
“克雷默案件已经结案了。只剩下萨姆和毒气室的约会问题了。”
“你希望他被处死吗？”
说话声随脚步声而来，接着门又开了。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走进来，于是莱特纳站起来。他们需要食物和其他供应，他俩用了十分钟之久边购物边讨论哪儿的鱼肯吃鱼饵。莱特纳由于有顾客在场，小心地把啤酒放在柜台下面。
亚当从冷饮柜取出一罐无酒精饮料，走出小店。他顺着河边的木板码头前行，在汽油泵旁停住了脚步。在离桥不远处的一只船上有两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在钓鱼，这情景使亚当突然想起自己有生以来还从没有钓过鱼。他的父亲在世时不是那种兴趣广泛喜爱休闲的人。而且他还总也保不住他的工作。亚当此刻都记不起父亲用他一生的时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顾客离开了，门砰地关上了。莱特纳脚步笨重地走到汽油泵前。“你喜欢钓鳟鱼？”他问，一边观赏着河上的风光。
“不。从没钓过。”
“咱们去转一圈吧。我得到下游两英里处去查看一下。那儿的鱼大概会很多。”
莱特纳搬来他的冰柜，小心地放进船里。他从码头下到船里时那船剧烈地从一侧向另一侧晃动起来，他一把抓住了马达。“下来呀，”他朝亚当吼了一声，后者正打量着自己和船之间的那三十英寸的空隙。“抓住缆绳，”莱特纳又吼了一声，指指一根拴在锚上的细绳。
亚当解开缆绳，紧张地跳到船里，他的脚刚刚踩到船板，那船就晃起来。他滑倒在地，头撞在船底木板上，差点就进河里去游泳了。莱特纳一边拽起发动机的拉绳一边哈哈大笑。罗恩当然观看了这一幕，他正在码头上咧嘴傻笑。亚当虽然觉得挺尴尬，却也笑着，仿佛真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似的。莱特纳扳动引擎，船头向上翘起，接着他们便离开了码头。
亚当抓紧船两侧的扶手，他们加大马力破浪前进，从桥下一穿而过。卡利科岩很快就被甩在后面。河流在两岸景色优美的山峰和悬崖峭壁之间蜿蜒向前流去。莱特纳一手掌舵，一手举瓶饮着鲜啤酒。几分钟过后，亚当放松了一点，设法保持着平衡从冰柜中取出了一瓶啤酒。酒瓶冰凉。他用右手拿瓶，左手抓着船帮。莱特纳在他身后哼唱着什么。马达的轰鸣使他们无法交谈。
他们经过一个钓鳟鱼的小码头，看到一群显然是城里来的人正在边数点着鱼边喝着啤酒。后来他们又经过一队橡皮筏，上面都是样子肮脏的十来岁孩子，他们正在边吸着什么东西边晒太阳，还冲其他那些勤劳钓鱼的人挥着手。
船终于放慢了速度，莱特纳小心地把舵转弯，似乎他能看见下面的鱼，必须把船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他关掉引擎。“你想钓鱼还是喝啤酒？”他问，眼睛盯着水面。
“喝啤酒。”
“我能猜得到。”他一拿起鱼竿在一处朝着河岸方向的地方下竿，啤酒瓶对他就变得次要了。亚当观看了片刻，发现不会立刻有结果，便躺下来，把脚吊在水面上。这只船坐着不舒服。
“你多久钓一次鱼？”他问。
“每天都钓。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知道，是为顾客服务的一部分。我必须清楚哪里的鱼好上钩。”
“这份工作不好干。”
“那总得有人来干。”
“什么原因使你来到卡利科岩的？”
“七五年我犯了一场心脏病，因而就从局里退休了。拿到了很优厚的退休金及一切待遇，但是，见鬼，整天无所事事呆着让人烦躁。我老婆和我发现了这个地方，同时发现这家小游艇船坞待转手。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所以我就呆在这儿了。递给我一瓶啤酒。”
亚当去拿啤酒时他又下了一竿。亚当很快数清冰柜里还剩十四瓶。船在河面上漂浮着，莱特纳抓住一只桨。他一手钓鱼一手划船，还得让膝间夹着的一瓶才打开的啤酒保持一定的平衡。这就是钓鱼向导的生活。
他们在树荫下缓缓漂流，太阳开恩有一阵子没露面。莱特纳使钓鱼看上去显得挺容易。只见他手腕轻轻一抖甩出鱼竿，一下就把鱼饵投到了他想投的地方。但是这儿的鱼不愿上钩。他便转而朝河中心下竿。
“萨姆不是坏人，”他又说了一遍。
“你认为他应当被处死吗？”
“这事不由我定呀，小子。州民们希望有死刑，所以这一条才载入书中。人们都说萨姆有罪，然后又说他应当被处决，所以我算老几？”
“可你有你的看法。”
“这有什么用？我的看法一钱不值。”
“你为什么说萨姆不是坏人？”
“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我们还剩十四瓶啤酒。”
莱特纳笑起来，脸上重又现出那种开朗宽展的笑容。他就着瓶子大口喝着啤酒，眼睛离开鱼线，顺着河面望过去。“你要明白，萨姆在我们看来本不值得担心。他并没有积极参与那些真正恶劣的行径，至少起初没有。那三个民权运动分子失踪时我们气势凶猛地展开了调查。我们在这个地方到处撒钱，不久就在三K党内收买了形形色色的线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些无知的粗人，身无分文，我们就利用他们对金钱的需求。如果我们不用金钱开道，那三个小伙子的下落是永远查不出来的。根据我的记忆，大约化了三万块钱，虽然我并不直接与线人打交道。见鬼，小子，他们竟被埋进了河堤里。我们找到了他们，你知道，这使我们给人留下了好印象。我们终于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拘捕了一大帮人，但很难给他们定罪。暴力活动继续猖獗。他们炸毁黑人教堂和黑人住宅，其频繁程度简直叫我们查都查不过来。那就像在打一场战争。情况越来越严重，胡佛先生也越来越愤怒，于是我们就更加大把地到处撒钱。
“听着，小子，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有用的东西，你明白吗？”
“为什么不？”
“有些事我可以说，有些事我不能。”
“萨姆不是一个人炸的克雷默事务所，是不是？”
莱特纳又笑了，同时端详着他的鱼线。鱼竿搁在他的膝盖上。“不管怎样，到六五年底六六年初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广泛的线人情报网。其实事情做起来并不那么难。我们得知某个家伙是三K党徒，于是就跟踪他。我们夜间跟他回家，在他身后用我们的车灯晃他，把车停在他家门前。这一来通常就能把他吓个半死。然后我们又跟他去上班，有时我们会去跟他的老板谈话，把证件到处亮，样子好像我们就要把什么人枪毙似的。我们会去同他父母谈话，出示我们的证件，让他们看见我们身着深色套装，听见我们的北方口音，而这些可怜的乡下佬简直当场就会在我们面前垮掉。如果这家伙去教堂，我们会找个星期天尾随他，等第二天我们就会去跟他的牧师谈话。我们会告诉他我们听到有可怕的传言说某某先生是三K党的积极分子，并且问这牧师关于此事他是否有所了解。我们表现得好像参加三K党就是犯罪。如果这家伙有十来岁的孩子，我们会尾随他们去赴约会，在电影院坐在他们后面，当他们在树林中停车调情时把他们抓住。这些举动纯属骚扰，但确实有效。最后我们会打电话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或趁他单独一人时把他拦住，然后给他一些钱。我们会许诺不再去打搅他，而这一招总是很见效。一般而言，他们此时已经从精神上被摧毁，迫不及待地要跟我们合作。小子，信不信由你，我见过他们痛哭流涕。实际上他们痛哭是在最后去教堂祈祷忏悔自己的罪恶的时候。”莱特纳朝着钓鱼线的方向笑起来，那根线不见一点动静。
亚当啜饮着啤酒。要是他们把酒都喝光，或许最终能叫他松口。
“有一回有这样一个家伙，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我们捉住他和他的黑人情妇上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我是说，这些家伙在外面焚烧十字架，朝黑人住宅开枪，同时却疯狂地到处与他们的黑人女友偷情。真不能理解这些黑女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事。不管怎样，他在树林深处有一间打猎时用的小屋，他把它当作爱巢。一天下午他抽空到那儿与她偷欢，完事后他正准备走，一开前门，我们拍下了他的照片，把她也拍下了，然后我们就去和他谈话。他是某个乡村教堂的执事，还是领袖人物，真正的栋梁，你知道，但我们跟他谈话就像对一条狗。我们把那女人赶开，让他在那小屋里坐下，不多久他就哭起来。以后他成了我们最好的证人之一。不过他后来进了监狱。”
“为什么？”
“看来当他到处与他的女友偷情时，他的老婆跟在他家农场干活的一个黑人小伙子正干着同样的勾当。太太怀了孕，婴儿却是黑白混血，所以我们这个线人跑到医院杀死了这对母子。他在帕契曼监狱呆了十五年。”
“好嘛。”
“那些日子里被我们带回定罪的并不多，但是把他们吓唬得到了不敢再胡作非为的地步。暴力活动大大减缓，直到道根决定把犹太人作为追逐对象为止。我得承认，他的行动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没有线索可循。”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精得很。他从过去所吃的苦头中得知他自己的人会向我们告密，所以决定用一个不惹眼的小组执行任务。”
“小组？那是说里面不止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吧。”
“那是说里面有萨姆和别的什么人？”
莱特纳鼻子里哼了一声，马上又轻声笑笑，并断定鱼已转移他方。他把鱼竿和绕线轮放进船里，猛地一拽发动机上的拉绳。他们又一次顺流疾驶而下。亚当的脚仍然搭在船帮上，所以他的鹿皮鞋和露出的脚踝很快就弄湿了。他啜饮着啤酒。太阳终于开始消失在山的背后，他欣赏着河上的美景。
下一站是悬崖下的一片平静的水面，有一条绳子从崖顶垂下来。莱特纳下了竿又收竿，一无所获，然后他充当起审问者的角色。他问了上百个有关亚当及其家人的问题，诸如飞往西部、新身分、自杀事件，等等。他解释说萨姆被拘留时他们调查过他的家庭，知道他有个儿子刚离开城里，但是由于埃迪看上去没什么危害，他们就没再继续追查。他们转而把时间用在监视萨姆的兄弟和堂兄弟上。他对亚当的青少年时代发生了兴趣，问他在对自己的亲属实际上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是如何长大的。
亚当问了一些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含混不清并且话题立即被转到许多有关他过去的问题上。亚当是在跟一个有二十五年提问经验的人打交道。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巡查地点离卡利科岩不远，他们在那里直钓到天黑。亚当在灌了五瓶啤酒之后鼓起勇气下了一竿。莱特纳是一个耐心的教练，不出几分钟亚当就钓到了一条非常可观的鳟鱼。在这短暂的幕间插曲中，他们忘记了萨姆、三K党，以及往日留下的其他梦魇，只是专心地钓着鱼。他们喝着，钓着。
莱特纳太太名叫艾琳，她落落大方地欢迎丈夫和他带来的这位不速之客。莱特纳在罗恩开车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介绍说艾琳对临时来访的客人已经习惯。当他们走进前门递给她一串鳟鱼时，她看起来的确处之泰然。
莱特纳家在城北一英里处，是河边的一栋小房子。后面的凉台为了防止小虫子进入封上了纱窗，凉台下面不远便是旖旎秀美的河景。他们坐在凉台上的藤编摇椅里，又开始喝新的一巡啤酒，而艾琳则煎鱼去了。
端菜摆桌对亚当是一种新体验，而吃自己钩的鱼那感受更棒。莱特纳在亚当大嚼大喝时向他断言，吃自己捉的鱼滋味总是更美。饭吃到一半，莱特纳改而喝威士忌。亚当谢绝了。他只想要一杯水，但男子气概却促使他继续饮啤酒。在这种时刻他不能显得软弱无能，否则莱特纳一定会教训他一番。
艾琳一边啜饮着葡萄酒一边讲着在密西西比州时的事。她曾有几次受到恐吓，他们的子女拒绝来探望他们。他们双双都是俄亥俄州人，他们的家人时常为他们的安全担心。那才真叫过日子啊，她不止一次带着对刺激性生活的明显渴望说。她为丈夫和他在争取民权的战斗中的表现感到特别骄傲。
饭后，她离开他们，到这栋房子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已经近十点钟，亚当准备好要睡了。莱特纳扶着一根横木站起来，道声失陪去了卫生间。过了那么一会儿，他又托着两只盛有新鲜威士忌的高脚杯返回来，递了一杯给亚当，然后重新坐到他的摇椅早。
有一会儿工夫，他们只是默默地边摇着摇椅边饮着酒，后来莱特纳开口说：“所以你确信萨姆是有帮手的？”
“他当然是有帮手的。”亚当十分清楚他的舌头大了，吐字也不利索。莱特纳讲话却异常清晰。
“是什么使你这么肯定？”
亚当放下那只沉重的杯子，发誓不再喝酒。“联邦调查局在爆炸后搜查了萨姆的房子，对吧？”
“对。”
“萨姆在格林维尔被拘留时你们这些家伙也接到了搜查令。”
“我当时在那儿，小子。我们派了十二名工作人员进去，搜查了三天。”
“结果一无所获。”
“你可以这么说。”
“没有炸药的痕迹。没有雷管、引信、引爆装置的痕迹。没有爆炸时使用的任何设备或材料的痕迹。对吧？”
“没错。那么你的观点是？”
“萨姆对炸药一无所知，也没有使用这些东西的前科。”
“不，我得说他使用炸药的历史相当长。根据我的记忆，克雷默案是第六次爆炸。当时，那些疯狂的浑蛋不要命地进行爆炸活动，小子，我们阻止不了他们。你当时不在，可我却置身其中。我们已经用骚扰和渗透的办法把三K党搞得不敢乱动，这时却突如其来地爆发了又一场战争，于是炸弹扔得到处都是。凡是该打听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我们用尽一切手段威胁那些原来的告密者，然而却没有任何线索。我们的线人也没有线索。那就像三K党的另一分支没跟原有的组织打招呼就侵入了密西西比州。”
“你知道萨姆的事吗？”
“他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录上有。根据我的记忆，他的父亲就是三K党，可能还有一两个兄弟也是。所以我们掌握了他们的名字。不过他们看上去没有危害。他们居住在该州北部，那个地区从没听说发生过严重的三K党暴力事件。他们或许焚烧过一些十字架，或朝一些房子开过枪，但是与道根及其匪帮无法相比。我们忙于对付那些杀人凶手，没工夫去调查州里的每个可能是三K党的人。”
“那你怎么解释萨姆突然转而进行暴力活动呢？”
“无法解释。他不是纯洁的唱诗班少年，是吧？他以前就杀过人。”
“你能肯定吗？”
“你听我说，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曾枪杀了他农场的一名黑人雇工。他没为此事蹲过一天监狱。我实际也不能肯定，不过我认为他从未因此事被捕过。也许还有过另一次杀人行为。被害人是另一个黑人。”
“我宁愿没听见你刚才的话。”
“问他去。看这个老浑蛋有没有胆量向他的孙子承认他干的事。”他又喝了一口。“他是个暴力分子，小子，所以他肯定有能力去安放炸弹和杀人。别天真了。”
“我不是天真。我只是想设法救他一命。”
“为什么？他杀了两个完全无辜的小男孩。两个孩子。你明白吗？”
“他是因为谋杀被定的罪。但是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州里杀他也是错的。”
“我才不信这种蠢话。对这些人来说死刑还太好了呢，太干净太利落了。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所以他们有时间祈祷和道别。而那些被害人呢？他们有多少时间去作准备？”
“这么说你希望萨姆被处决了？”
“是的。我希望他们全都被处决。”
“我想你说过他不是坏人的。”
“我说了谎。萨姆·凯霍尔是一个冷血杀手。他的确有罪。除此之外，你对他一被监禁爆炸活动就立刻中止这一事实还能有其他解释吗？”
“或许他们在克雷默案件之后吓住了呢？”
“他们？他们到底是谁？”
“萨姆和他的同伙。还有道根。”
“好。我可以奉陪。咱们就假设萨姆有一个从犯。”
“不。咱们假设萨姆是从犯，而另一个家伙是那个爆炸专家。”
“专家？那都是制作很粗的炸弹，小子。前五次的只不过是用一根引线捆在一起的几根炸药棒。你擦一根火柴，不要命地跑，十五分钟后，砰！克雷默案的炸弹也无非是个接上闹钟的不伦不类的装置。他们在安装时炸弹没爆炸那是他们的运气。”
“你认为炸弹是故意设置在那个时刻爆炸的吗？”
“陪审团是这样看的。道根说他们打算炸死马文·克雷默。”
“那为什么萨姆还在附近徘徊呢？为什么他离炸弹那么近，以致让爆炸碎片击中了呢？”
“你得去问萨姆，我肯定你已经问过了。是他声称有一个同谋的吗？”
“他没有。”
“那就好办了。如果你的当事人都说没有，你还有什么可追究的？”
“因为我认为我的当事人是在撒谎。”
“那对你的当事人可太糟糕了。既然他希望用说谎来保护某个人不被识破，那你还在乎什么？”
“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莱特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咕哝了些什么，又喝了一口。“我怎么就该知道？我不想知道，行了吧？我打心眼里就不关心萨姆是在撒谎还是在说实话。不过要是他跟你，他的律师和孙子，都不说实话，那依我说就把他用毒气弄死拉倒。”
亚当一气喝了一大口酒，眼睛凝视着黑暗。实际上他有时也感到这种到处了解情况以证实他自己的当事人在向他撒谎的举动挺傻。他得再试一试，然后就谈点别的问题。“你难道不相信那些看见萨姆和另外一个人的证人吗？”
“不。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完全不可靠。那个卡车停车点的家伙是隔了好久才站出来讲话的。而另外一个家伙事发时刚从一家下等酒馆出来。他们都不可信赖。”
“你相信道根吗？”
“陪审团相信。”
“我不是问陪审团怎么样。”
莱特纳的呼吸终于沉重起来，他似乎在变得衰老。“道根是个疯子也是个天才。他说安放炸弹的目的是杀人，我信他的话。别忘了，亚当，他们几乎把维克斯堡的一大家子人全都炸死。我想不起这家人姓——”
“平德。可你老是在说‘他们’干这干那。”
“我只是在随着你说，知道了吧。我们在假设萨姆有个跟他一起的同伙。他们半夜三更把炸弹安在平德家的房子里。一大家人可能全都被炸死。”
“萨姆说他把炸弹放在了车库因而就不会有人伤着。”
“萨姆把这告诉你了？他承认是他干的了？那你为什么还来问我有没有同谋犯？听上去你好像应该听听你当事人的话。那杂种是有罪的，亚当。听听他的吧。”
亚当又喝了一口，他的眼皮沉重起来。他看了看他的表，可什么都看不见。“跟我说说录音带的情况，”他说着打了个哈欠。
“什么录音带？”莱特纳问，也打了个哈欠。
“萨姆受审时他们放的那盘联邦调查局的录音带。上面有道根和韦恩·格雷夫斯关于炸死克雷默的谈话。”
“我们有许多录音带。他们的打击目标有许多，而克雷默只是其中之一。见鬼，我们有一盘带子上录了两个三K党徒谈论在一座犹太教堂举行婚礼时把教堂炸掉。他们想把门都插上，再把瓦斯灌进暖气管，那样就可以把所有来宾都消灭了。可恶的浑蛋。这不是道根，只是他手下的一对白痴在胡说八道，所以我们就放过去了。韦恩·格雷夫斯也是个在我们这儿领取津贴的三K党，他允许我们录下他的电话。一天晚上他给道根打了个电话，说他打的是公用电话，然后他们就谈起打击克雷默的事。他们还谈到了其他的目标。这段录音在审判萨姆时很起作用。不过，这些录音带并没有帮我们制止过任何一起爆炸，也没有帮我们识破萨姆。”
“你们本来不知道萨姆卷入了此案？”
“一无所知。如果这个傻瓜及时离开格林维尔，他也许至今还是自由人。”
“克雷默知不知道自己是打击目标？”
“我们告诉了他。不过他那时对威胁已经习惯。他雇了一个警卫看家。”他言词开始含混不清，下巴也垂下来了。
亚当道了声失陪，小心翼翼地摸到卫生间。回到凉台上时，他听到了沉重的鼾声。莱特纳已经倒在椅子上，手里还拿着酒杯。亚当替他拿掉酒杯，离开凉台去找沙发了。
二十
近中午时的天气是热，但坐在没有空调及其他必备条件的处理军用吉普的前座上简直热到了极点。亚当大汗淋漓，始终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以防万一把艾琳做的早餐吐出来时能及时开门。
他醒来时是在地板上，旁边是张窄窄的沙发。昨晚他把这间挨着厨房的洗衣间错当作了小书房，而沙发其实是张沙发凳，莱特纳大笑着解释说那是他用来坐在上面脱靴子的。艾琳找遍整栋房子最后才发现了他。亚当连声道歉，直到他们夫妇俩都请他住嘴为止。艾琳坚持早餐要多吃。按照莱特纳家的规矩，这天是他们一周中该吃猪肉的一天。亚当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大喝冰水，艾琳哼唱着在煎咸肉，而莱特纳在看报纸。她还做了炒鸡蛋，调制了血玛丽酒。
伏特加虽然使他的头疼有所减轻，却镇不住他那翻腾的胃。当他们在那条崎岖不平的路上朝卡利科岩颠簸前进时，亚当害怕自己会恶心呕吐起来。
尽管昨晚是莱特纳先躺倒的，今天一早他却精力特别充沛，全然没有宿醉的痕迹。他吃了一满盘黄油和饼干，但只饮了一杯血玛丽。他读报很认真，还不时发表一番评论，亚当估计他是那种贪杯并不伤身的酒徒，虽然每天晚上都醉倒但摆脱醉意却毫不费力。
卡利科岩城外的村庄出现在眼前。道路突然变得平坦了，亚当的胃也不再折腾。“昨晚很对不起，”莱特纳说。
“什么事？”亚当问。
“关于萨姆的事。我太苛刻了。我知道他是你的祖父，你非常担心他。在有些事上我说了谎。我真的不希望萨姆被处死。他不是坏人。”
“我会转告他的。”
“行啊。我肯定他会激动。”
他们进了城，转弯朝桥驶去。“还有个事，”莱特纳说，“我们一直怀疑萨姆有个同伙。”
亚当笑了，目光向车窗外望去。他们途经一座小教堂时看到一些老人盛装打扮站在树荫下。
“为什么？”亚当问。
“同样的理由，萨姆没有搞爆炸的前科。他以前并没有卷入三K党暴力活动。那两个证人，尤其是那个克利夫兰的卡车司机，一直使我们很伤脑筋。这个司机没有理由撒谎，他似乎对自己的眼力也非常肯定。萨姆看上去就是不像那种会自己去搞爆炸活动的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
“我真不知道。”他们在河边停下来，亚当打开他那侧车门以防万一。莱特纳靠在驾驶盘上，侧过头对着亚当。“在第三或第四次爆炸，我想也许是杰克逊市那次教堂被炸之后，纽约和华盛顿的一些犹太大人物拜见了杰克逊总统，后者于是召见胡佛先生，接着我便接到了胡佛的电话。我前往华盛顿见了胡佛先生和总统，他们把我狠狠训斥了一番。我重整决心回到密西西比州。我们过分严厉地教训了我们的线人。我是说我们伤了一些人。我们作了种种尝试，却徒劳无益。我们的线人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搞爆炸。只有道根知道，但他显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不过第五次爆炸之后我想是炸报社的那次，我们有了一次机会。”
莱特纳把他那边的车门打开，下车走到吉普车前面。亚当也走过去，俩人望着河水从卡利科岩城区缓缓流过。“你想喝啤酒吗？我店里有冰镇的。”
“不，拜托了。我现在有点恶心。”
“开个玩笑而已。总之，道根经营着这家规模庞大的旧车行，他有个负责洗车拖地的雇员是个不识字的老黑人。我们以前曾小心谨慎地接近过这个老人，但他态度并不友好。可是后来他突然告诉我们的人说两天前看到道根和另一个人把什么东西放进一辆绿色庞蒂亚克的后车箱里。他说他等待机会打开车箱一看才知是炸药。次日他听说又发生了一起爆炸。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许多人跟踪监视道根，所以他估计这情况值得跟我们说说。道根的助手是个叫弗吉尔的三K党徒，也是他的雇员。所以我便去找弗吉尔。我凌晨三点上他家，拼命敲门，你知道，我们在那些日子里一向都是这样。不久，他开了灯，来到门口。我带了大约八个人，我们一起把证件亮给他看。他吓得要死。我告诉他我们知道他前一晚曾运送炸药去杰克逊市，还说他有望坐牢三十年。你可以听到他老婆隔着纱窗门在里面哭。弗吉尔浑身发抖，自己也险些哭出来。我把名片留给他并命他当天中午之前给我打电话，我们威胁他不许透露风声给道根或其他人。我告诉他，我们会对他实行全天二十四小时监视。
“我怀疑弗吉尔回去睡觉没有。几小时后他来找我时眼睛又红又肿。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说这几次爆炸不是道根以往的那帮人。他了解得不多，然而就从他所听到的道根的只言片语里已经可以肯定那个爆炸者是从别的州来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这家伙偶尔从不知什么地方来一趟，估计对爆炸很在行。道根选择目标，进行策划，然后叫这家伙来，他潜入城里，爆炸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相信他吗？”
“基本上信。他的话很有道理。那一定是个新来的人，因为那时我们的线人已经遍布三K党。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
“弗吉尔后来如何？”
“我在他身上费了一些时间，也付了他一些钱，你知道，这是照平常规矩办事。他们总是要钱。我后来相信他对执行爆炸的人是谁的确一无所知。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卷入，不承认曾去送车和炸药，我们也没逼迫他承认。我们要找的不是他。”
“他卷入克雷默一案了吗？”
“没有。道根这一次用了旁的人。他有时似乎具有第六感觉，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水搅浑，改变例行程序。”
“弗吉尔怀疑的人听起来肯定不像是萨姆·凯霍尔，是不是？”亚当问。
“是不像。”
“那你们就没怀疑到谁吗？”
“没有。”
“得了吧，温。你们这些家伙肯定多少知道一点。”
“我发誓。我们真不知道。我们遇上弗吉尔不久，克雷默就被炸了，于是一切就都结束了。假使萨姆有一个同伙，那这个同伙也已经离开他了。”
“后来联邦调查局再没听说过什么消息？”
“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逮到了萨姆，他有极其明显的犯罪嫌疑。”
“那你们这些家伙当然急于了结这个案子喽。”
“那是当然。而且，记住，爆炸从此停止。自萨姆被捕后就再没发生过一次爆炸，这你别忘了。我们逮住了我们要的人。胡佛先生高兴。犹太人高兴。总统高兴。后来的十四年，他们无法给他确定罪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爆炸活动的停止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那道根在揭发萨姆时为什么不揭发出真正的爆炸犯呢？”
他们已经慢慢下到堤岸边高出水面仅仅数英寸处。亚当的车就停在附近。莱特纳清清嗓子，往河里啐了一口。“你是想指证一个还没落网的恐怖分子吗？”
亚当想了一下。莱特纳笑了，露出他的大黄牙来，接着便轻轻笑着向码头走去。“来杯啤酒吧。”
“不。拜托了。我得走了。”
莱特纳停住脚，他们握了手，许愿以后再见。亚当邀他去孟菲斯，莱特纳则请他回卡利科岩再来钓鱼饮酒。亚当的邀请此刻并没有被欣然接受。他又托莱特纳向艾琳致意，再次为醉倒在洗衣间而道歉，然后又再次感谢他的一席谈话。
他离开了身后的小城，打起精神顺着曲折蜿蜒的山路驱车前行，同时仍然留心不让他的胃受到震动。
他走进公寓时，莉正在努力做一道面食。桌上摆着瓷器、银器和鲜花。食谱上是意大利烤馅饼，可厨房里的情况进行得并不太妙。她在过去的一周里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是个糟糕的厨师，而现在她正在用行动证明这一点。料理台上散放着锅碗瓢盆。她那不常穿的围裙上沾满番茄酱。他俩互吻面颊时她大笑着说万一搞得更糟糕冰箱里还有冷冻比萨饼。
“你脸色坏极了，”她突然间凝视着他的双眼说。
“夜里睡得不好。”
“你身上有酒味。”
“我早餐喝了两杯血玛丽。现在我还需要再来一杯。”
“酒吧关门了。”她操起刀准备切菜，下一个受害者是一条黄瓜。“你上那儿去干嘛？”
“跟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人一起喝醉了。在地板上挨着他的洗衣机和干衣机睡了一夜。”
“多好啊。”她的手只差一厘米就被割出血来。她急忙从案板上抽回手，查看着手指。“你看过那张《孟菲斯报》了吗？”
“没有。我需要看吗？”
“是的。报纸就在那边。”她朝餐台的一角点点头。
“有坏消息吗？”
“你看了就知道。”
亚当拿起《孟菲斯报》周日版，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在第二摞的头版他突然间与自己的笑脸面面相对。这是一张熟悉的照片，是不久前他在密执安大学法学院读二年级时拍的。这篇报道占了半页，同他的照片并列的还有许多别人的，萨姆自然在内，也少不了马文·克雷默、乔希·克雷默和约翰·克雷默、露丝·克雷默、大卫·麦卡利斯特、首席检察官罗克斯伯勒、奈菲、道根，和马文的父亲埃利奥特·克雷默这些有关的人物。
托德·马克斯一直没闲着。他的报道以简述该案历史开篇，接着笔锋陡然转到案件现状，把他两天前的那篇同样的报道翻新了一下。关于亚当的经历他又有一些发现，诸如在佩珀代因学院和密执安大学法学院就读，担任法学评论的编辑以及受雇于库贝法律事务所的短暂经历。奈菲没讲多少，只是说行刑将依据法律进行。与其相反，麦卡利斯特的话充满智慧。二十三年来克雷默事件有如一个梦魇一直缠住他不放，他严肃地说，自从案件发生他就无一日不在思考此事。主持对萨姆·凯霍尔提起公诉并对该杀人凶手绳之以法是他的荣幸，并且只有将萨姆执行死刑才有可能结束密西西比州历史上这可怕的一章。不，经过反复考虑他说，赦免根本不可能。那样做对克雷默家一对年幼的男孩太不公平，等等，等等。
史蒂夫·罗克斯伯勒显然也很乐于接受采访。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战萨姆·凯霍尔和他的律师阻挠行刑的最后努力。他和他的下属人员准备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以执行民众的意愿。这件事已经拖得够久，他不止一次地反复说，伸张正义的时刻到了。不，他并不担忧凯霍尔先生临刑前利用合法手段进行的抵制。他对自己作为律师——人民的律师——的工作能力有充分信心。
萨姆·凯霍尔拒绝发表评论，马克斯解释说，而亚当·霍尔则是没能联络上，好像亚当本来急着要发表谈话只是没能找到他人。
受害者家属的意见既有趣又令人沮丧。埃利奥特·克雷默，如今已有七十七岁，仍在工作，照托德·马克斯的描述，他尽管有心脏疾患却依然动作轻捷、身体健康。他仍然愤恨不已，不仅指责三K党和萨姆·凯霍尔杀死了他的两个孙子，而且把马文的死也归咎于他们。他二十三年来一直在等待萨姆被处决，此事刻不容缓，不管何时执行都不嫌早。他对司法体系大肆挞伐，斥责其居然让一个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的罪犯多活了将近十年。他不能保证到场目睹行刑，这要由他的医生来定，他说，不过他希望能去。他希望在场亲眼看着他们把萨姆·凯霍尔绑到椅子上。
露丝·克雷默的态度稍微温和一些。许多创伤已被时间抚平，她说，执行死刑之后她会有什么感觉她也说不准。什么也不能使她的儿子复活。她没什么可对托德·马克斯说的。
亚当折起报纸，把它放在椅子旁边。他突然觉得自己脆弱的胃被罗克斯伯勒和麦卡利斯特纠起了一个硬结。作为希望救萨姆一命的律师，看到对手那么迫不及待地要打这最后一仗使他感到惊恐。他是个新兵，他们却是老手。特别是罗克斯伯勒以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手下还有一班经验丰富的人，其中包括一位人称“死亡博士”的著名专家，他是个热衷于死刑并且在这方面很懂行的律师。亚当却除了一系列上诉失败的记录和祈求奇迹出现的祷告外别无所有。此刻他觉得自己完全不堪一击，毫无希望取胜。
莉端着一杯浓咖啡坐到他旁边。“你好像非常焦虑不安，”她说，抚弄着他的手臂。
“我那个鳟鱼码头的伙伴一点帮不了忙。”
“听那个克雷默老头的口气坚决得很。”
亚当揉着太阳穴，试图减轻疼痛。“我需要吃止疼药。”
“来片镇静安眠的‘为你安’吧？”
“好极了。”
“你到底饿不饿？”
“不饿。我的胃不好受。”
“那好。晚餐到此结束。食谱出了点问题。除了冷冻比萨饼就没别的了。”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适合我吃的，只有‘为你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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