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卷(36-40)

 

  三十六

  退役上校乔治·纽金特对奈菲的心脏病发作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安。那老家伙在星期一上午干得还不错,他度过了危险期,正在很安静地休息,反正再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得场病对他来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奈菲是个好人,只是已经老朽无用,不过是在熬他的养老金而已。纽金特眼下正在争取监狱负责人的位置,他需要明确自己的策略。

  他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离凯霍尔的行刑时间只剩下九天了,由于刑期定在下周三午夜过后一分钟开始,所以如果那仅有一分钟的一天不作数的话,实际上只有八天了。事实上下周二是最后一天。

  他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笔记本,皮封面上很讲究地印着密密西比规程几个字。那是他的杰作,是他两周来辛勤整理的结果。当奈菲把以前有关执行死刑的一堆杂乱无章的管理规定、简介和核对清单一古脑丢给他时,他着实吃了一惊,他们竟能如此这般地执行死刑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过,现在终于有了详尽的计划,而且在他看来是一份经过精心推敲的完美计划。那份材料足有两英寸厚,一百八十多页,里面当然要处处都可见到他本人的大名。

  卢卡斯·曼在周一早晨八点十五分走进办公室。“你迟到了,”纽金特厉声说道,俨然一副总领一切的派头。曼只是一名普通律师,而纽金特是行刑队队长;曼对自己的工作很是知足,纽金特则野心勃勃,而且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一直被这种野心驱使着。

  “那又怎么样,”曼站在桌子前的一张椅子旁说。纽金特仍然穿着他的标准服装,一条熨得没有一丝皱折的深橄榄色裤子和一件浆得笔挺的颜色相同的衬衣,里面穿件灰色T恤,脚上的浅黄色牛皮靴擦得锃亮,他走到自己的桌子前站下。曼很讨厌他。

  “我们还有八天时间,”纽金特说,好像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件事。

  “我记得是九天,”曼说,两人都站在那里。

  “下周三不能算,我们只剩八天了。”

  “随你怎么说吧。”

  纽金特直挺挺地在椅子上坐下。“今天有两件事。第一,我这里有一份手册,是我为执行死刑整理出来的,是一份非常完备的规程,结构非常严谨,带有索引和注释,我希望你能仔细核对一下里面的各项规定,看看是否有不合时宜的地方。”

  曼望着那黑色活页夹子却并没去动它。

  “第二,我每天要一份有关全部申诉情况的报告。就我所知,至今天早晨为止还没有遇到什么法律上的障碍。”

  “没错,先生,”曼答道。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一份有关最新动态的书面汇报。”

  “那你就请个私人律师吧,先生。你并非我的老板,我要是写一点供你早晨喝咖啡消遣的东西就不得好死。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会同你讲,但我不会给你写书面材料。”

  唉,多么令人扫兴的平民生活,纽金特渴望着军队中的纪律,该死的律师。“好吧,请你核对一下这份规程好吗?”

  曼把它打开翻了几页。“我说,没有这东西我们也已经执行过四次死刑了。”

  “坦率地讲,我对此感到很吃惊。”

  “坦率地讲,我没有这种感觉。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很有成效。”

  “你瞧,卢卡斯,我并非喜欢那种事,”纽金特若有所思地说,“是菲利普要我做的。我希望能够缓期,我真是那样想的,可如果缓不了的话,我们就必须作好准备。我希望这一切能够顺利进行。”

  曼听出来他显然是在扯谎,但还是把那份规程拿了起来。纽金特还不曾亲眼见过执行死刑,他现在不是按天计算时间,而是在按小时计算时间,他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萨姆被绑在椅子上吸毒气的样子。

  卢卡斯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在走廊里他遇到州里的行刑人比尔·蒙代,不用说是去找纽金特密谈的。

  亚当刚好在下午三点前几分钟到了图书室。这一天是在莉因酒后驾车遇到麻烦引起的惊恐中开始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让他高兴。

  上午他一到办公室便先倒了杯咖啡。他坐在桌前喝着咖啡,一方面想缓解一下头痛,一方面想研究一下案情。大约过了有十分钟的样子,达琳给他送来了分别从新奥尔良和地区法院发来的传真。他的两个上诉又以失败告终。第五巡回法院支持联邦法院就萨拇指控毒气室残酷、过时因而违反宪法的上诉所作出的裁决。地区法院驳回了就本杰明·凯斯在初审中辩护不力提出的上诉。亚当的头痛顿时烟消云散。不到一小时,死刑书记官理查德·奥兰德先生从华盛顿打过电话来询问亚当的上诉计划,同时还要了解辩方提交其他诉状的可能性,他告诉亚当只剩下八个工作日了,好像亚当需要他提醒似的。奥兰德来电话半小时后,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的书记官又来电话询问他准备何时就地区法院的裁决提起上诉。

  亚当对两家法院的两位死刑书记官说他会尽快办理上诉事宜,力争今天就把诉状递上去。他静下来思考这件事时,觉得这真是个令人诚惶诚恐的执法程序,你的一举一动都被那些人留心着。在这个阶段,法院和大法官们都会时刻关注着你的下一步动作,不时会有书记官打电话来询问你的打算。个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又令人心寒,他们关心的并非是萨姆能否抓住使死刑得以缓解的绝好抗辩材料,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应对措施。死刑书记官们已经得到上峰的指令,要他们密切注意着正在一天天减少的日子,以便法院能够及时作出裁决,通常是不利于案犯的裁决。这些法官们并不热衷于在凌晨三点阅读答辩状,他们要求在正式上诉材料到达之前尽可能早地将全部最后上诉材料的影印件摆到他们的案头上。

  临近中午时分,费尔普斯从办公室给他来了个电话告诉他还没有找到莉。他已经询问了方圆百里内所有的戒毒所和康复机构,没有一家接受过名叫莉·布思的人。他说自己仍在继续寻找,但眼下有很多会要开,还说了些别的什么。

  萨姆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监狱图书馆,精神状态还好。他已经在正午时分看到了电视上报道的不利消息,看到了杰克逊市电视台的倒计时在算计着他的日子,只有九天了。他坐在桌前有些茫然地望着亚当。“带了爱斯基摩派吗?”他像个渴望糖果的小孩子般可怜兮兮地问。

  亚当伸手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小小的冷藏瓶并放在桌子上打开。“在大门口差点给没收,后来警卫又撕开包装威胁说要给倒掉,现在可以享用了。”

  萨姆伸手便拿起一只,欣赏了好一会儿才把外皮剥开,他先是用舌头舔着外层的巧克力,然后才咬了一大口,他闭上眼睛慢慢地在嘴里咀嚼着。

  几分钟后他吃完了第一只爱斯基摩派,又接着吃第二只。“今天不走运吧,”他一边舔着冰淇淋的边角一边说道。

  亚当把一些文件推给他。“这是那两份裁决,很简单,也很明确,根本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法院里对你友善的人不是很多,萨姆。”

  “我知道,但至少还有其他人喜欢我,我不要看那些废话,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们要证明你的精神状况完全不适于执行死刑,因为你年事已高,已经不能完全理解对你进行这种惩罚的意义。”

  “没用的。”

  “你在周六还很赞同这个想法,出了什么事吗?”

  “根本不顶事。”

  “为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精神失常,我很清楚为什么要处死我。你已经做了一个律师所能做的一切——凭空杜撰出一些荒唐的论点,再找些古里古怪的专家给以证明。”他咬了一大口冰淇淋并舔了舔嘴唇。

  “你要我放弃吗?”亚当马上问道

  萨姆打量了一会儿自己那焦黄的指甲盖。“也许是吧,”他说着一面用舌头很麻利地舔着自己的手指。

  亚当坐进他旁边的椅子里,正好面对着自己本应坐的律师位子。他仔细地审视着萨姆。“怎么回事,萨姆?”

  “不知道,我一直在考虑一些事。”

  “说给我听听。”

  “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个最要好的朋友给车撞死了。他当时二十六岁,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新置的家业以及在前面等着他的全部生活,突然间就走了。我已经超过他四十三岁了。我大哥死时五十六岁,我已超过他十三岁。我老了,亚当,已是风烛残年,我累了,我想还是放弃吧。”

  “别这样,萨姆。”

  “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好处吧。你的压力就此可以解除,下周你就不用再劳神去拼命做那些没用的上诉了,当这一切过去时你也不会有失败的感觉,我也用不着在剩下的几天里再去祈求什么奇迹的发生,而是可以安心地做做准备,我们可以在一起多呆些时间,我的死会让许多人感到欣慰——克雷默一家、麦卡利斯特、罗克斯伯勒,还有那百分之八十的赞同死刑的美国人。我的死会成为法律和秩序的又一辉煌时刻,我也可以稍微体面些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显得像个贪生怕死、绝望透顶的人,这一切都很令人鼓舞。”

  “你到底是怎么了,萨姆?上周六你还在准备抗争到底。”

  “我对这种努力厌倦了,我已经上了年纪,活得够本了,即便你救了我这具皮囊又能怎么样?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哪儿也不能去,亚当,那时你又会回芝哥去埋头于你的事业,当然你肯定会随时回来,我们会互相通信和寄贺卡,可我仍不得不住在死监里,而你不会,你不明白这些。”

  “我们不能退缩,萨姆,我们还有机会。”

  “这事由不得你,”他吃完了第二只爱斯基摩派后用袖子擦擦嘴说道。

  “我不喜欢你这样,萨姆,我喜欢你那种不顾一切、点火就着、咄咄逼人的样子。”

  “我累了,明白吗?”

  “你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就杀死你,你一定要抗争到最后一刻,萨姆。”

  “为什么?”

  “因为那种做法是错误的,政府杀人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但我们总归是会输的。”

  “可能输,也可能会赢。你已经挣扎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在最后一个星期却要退却?”

  “因为一切都过去了,亚当,已经没有指望了。”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不能退缩,请不要放弃希望,上帝,我正在取得进展,我已经让那些小丑们上了道。”

  萨姆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和关切的眼神。

  亚当又靠近些并把手放到萨姆的胳膊上。“我已经想出了几个新办法,”他充满渴望地说,“实际上,我们明天就会带那个专家来给你进行检查。”

  萨姆望着他。“什么专家?”

  “一名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

  “是的,从芝加哥请来的。”

  “我已经同一名精神病医生谈过,效果并不理想。”

  “这人不一样,他为我们工作,他会说你丧失了心智功能。”

  “你是假定我进来时本来是心智健全的吗?”

  “是的,我们是这样想的。明天将由这名精神科医生给你做检查,然后他会很快出具一份报告,证明你已患了老年性痴呆和精神失常,完全成了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会那样讲?”

  “因为我们为此付了钱给他。”

  “谁支付这笔费用?”

  “库贝法律事务所,还有你最痛恨的那些美国犹太人,而他们却不遗余力地要拯救你的生命。实际上这都是古德曼的主意。”

  “请的一定是位很出色的专家。”

  “到了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过于挑剔,事务所别的律师在办理其他一些案子时也曾起用过他,他会一丝不苟地按我们的要求去说。你只要在同他谈话时做出疯疯癫癫的样子就行了。”

  “那倒不是很困难。”

  “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要尽可能说得一无是处。”

  “没问题。”

  “告诉他你这些年来是怎样变得一天不如一天的,讲讲像你这样年纪的人要忍受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你目前是这里年纪最大的犯人,萨姆,要告诉他你在这方面的苦处,说得越多越好。他会整理一份让人不得不发生兴趣的简短报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法院去。”

  “没有用的。”

  “总归值得一试。”

  “最高法院曾批准得克萨斯州杀死了一个弱智儿。”

  “这里不是得克萨斯,萨姆。每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你一定要同我们配合,好不好?”

  “我们?我们是谁?”

  “我和古德曼,你说过不恨他了,所以我才考虑让他参加进来。说实在的,我需要帮助,这些事只靠一个律师真是忙不过来。”

  萨姆把椅子向桌子外面退了退并站起身来。他伸了伸胳膊和腿脚,开始沿着桌子踱步,边走边数着步数。

  “今天上午我要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请求调案复审的请愿书,”亚当看着自己记事簿上的工作事项说道,“他们也许会置之不理,可我还是要做。我还要继续完成向第五巡回法院提交的辩护不力的申诉。明天下午那位精神科医生将来这里,周三上午我就将丧失思想能力的上诉送出去。”

  “我还是平静地等待的好,亚当。”

  “不准你那样想,萨姆,我们不能后退。我昨晚同卡门讲了你的事,她想来看你。”

  萨姆坐在桌沿上望着地板,他那眯起的双眼流露出悲凄。他吸了口烟,又向脚面喷出一口烟雾。“她干嘛要那样做?”

  “我没问原因,我也没有向她提起过,是她自己要来的,我答应她要征询你的意见。”

  “我还从未见过她。”

  “是的,她是你唯一的孙女,萨姆,她想来看你。”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说着抖了抖红囚衣。

  “她不会在意的。”

  萨姆伸手进到冷藏瓶里又拿出一只爱斯基摩派。“你不来一只吗?”

  “不要,卡门的事怎么办?”

  “让我想一想,莉还想来吗?”

  “啊,是的,我好几天没顾上和她说话了,但我肯定她没有改变主意。”

  “我记得你们是住在一起的。”

  “是的,她最近不在城里。”

  “容我想想吧,眼下我还不希望她们来。我差不多有十年没见到莉了,我不想让自己这副模样留在她的记忆中,告诉她我要想一想,但我现在还不同意她来。”

  “我会对她讲的,”亚当满口答应下来,但自己心里也没底能不能在最近见到她。如果她真的去寻求治疗的话,那她几周内都不会露面的。

  “我很高兴事情总算是快有结果了,亚当,我对这一切已经厌倦透顶。”他又咬了一大口冰淇淋。

  “我能理解,不过让我们暂且先忍耐一时。”

  “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很明显,我可不想在今后的律师生涯中时时为第一个案子就打输了而烦恼。”

  “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

  “好极了,这么说我们不会放弃了?”

  “差不多吧,带那精神科医生来好了,我会装得比精神病还精神病。”

  “这才像那么回事。”

  卢卡斯·曼在监狱正门外面等着亚当。这时差不多已到了五点,天气仍然很热,空气依然潮得发粘。“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了?”他隔着车窗对亚当说。

  “没问题,什么事?”

  “把车子停到那边去吧,我们到树荫下坐会儿。”

  他们走到访客中心旁一棵橡树下的室外用餐台旁边,从这里望去能够看到远处的高速公路。“有几件事,”曼说,“萨姆怎么样?他还能挺住吧?”

  “好得不能再好,怎么了?”

  “只是关心而已。我们刚刚统计了一下,今天一共有十五个采访请求。事情变得越来越烫手,新闻界也开始动起来了。”

  “萨姆不接受任何采访。”

  “一些人想和你谈谈。”

  “我也不和任何人谈。”

  “好的,我们有一张表需要萨姆填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书面授权让那些记者走开。你听说过奈菲的事吗?”

  “今天早晨在报上看到了。”

  “他会好起来的,不过,他不能主持执行死刑了。一个名叫乔治·纽金特的疯子负责协调有关的一切事务,他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原先在军队里做事,是个退役军官,一个地道的野心家。”

  “对我其实没什么区别,除非法院授权,否则他不能执行死刑。”

  “不错,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早点儿会会他。”

  “还有一件事,我有个朋友,是在法学院认识的,现在州政府管理部门工作。他今天早晨给我来了个电话,好像州长很关心萨姆的死刑。据我的朋友讲,州长曾明确告诉他请我和你打个招呼,他们有意举行一次赦免死刑听证会,希望在近几天就开。”

  “你和州长关系很密切吗?”

  “不,我很看不上他。”

  “我也是,我的当事人也有同感。”

  “所以才选中我的朋友出面打电话求助于我。据说州长就是否应对萨姆执行死刑心存许多疑虑。”

  “你相信吗?”

  “不大可信,州长一直在利用萨姆的案子捞取政治资本,我敢肯定他已对今后八天的宣传工作作了部署。不过,那对你又有什么损失呢?”

  “没有。”

  “其实这想法并非坏事。”

  “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我的当事人已严禁我寻求召开这类听证会。”

  曼耸耸肩,似乎对萨姆的做法不屑一顾。“那就取决于萨姆了,他有遗嘱吗?”

  “是的。”

  “对丧葬的事有什么安排?”

  “那件事由我处理,他想葬在克兰顿。”

  他们开始动身向大门口走去。“尸体要先送到离这儿不远的印地安诺拉殡仪馆去,并在那里交给家人。在预定行刑的前四个小时停止一切会见,此后只允许有两个人陪伴——他的律师和精神顾问。他还需要选定他的两名见证人,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会同他讲的。”

  “我们需要一份经他认可的今后几天的来访者名单,一般只限于家人和密友。”

  “来的人会很少。”

  “我知道。”

  三十七

  监舍的每一个犯人都很熟悉那个过程,尽管没有明文规定。包括萨姆在内的一些老资格犯人在过去八年中已经历过四次执行死刑,其过程均大同小异。他们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交流着各自的见闻,并很快地把这些最后时刻的经历传播给那些初来乍到的犯人,那些人对执行死刑的方式通常都怀着某种难以言状的好奇。监狱的警卫们对这类事也很津津乐道。

  最后一餐饭总是要拿到离监舍前面不远的一间小屋子里吃,这间屋子通常被称为前面办公室,里面装有空调,屋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有一部电话,那个行将就木的人就在这里接待他的最后来访者,也会坐在里面听他的律师解释为什么事情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发展。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窗子都上着锁,配偶的最后一次探访也在这里进行,当然是在犯人乐于那样做的情况下。警卫和管理人员就在门外的走廊里守候。

  这间屋子原本并非用于最后诀别,不过,当一九八二年特迪·多伊尔·米克斯终于成为很多年以来第一位即将受死的死刑犯时,突然产生了对这种多功能房间的迫切需求。这个房间最早由一位警官使用,后来给了一位办案负责人,但名字自始至终都叫前面办公室。当案犯的代理律师接到不准缓期执行并终止上诉的最终通知后,放在屋里桌子上的电话机也就成了他在最后时刻使用的电话。然后他会步履维艰地回到监狱的A排监舍,他的当事人则在监舍尽头的观察室里等着他。

  所谓的观察室只不过是设在A排监舍的一个与普通囚室同样规格的单人囚室,离萨姆现在的囚室只隔八个房门。房间的规格是六英尺乘九英尺,里面放着一张床并带有洗涤槽和抽水马桶,与萨姆的囚室没什么两样,同所有其他犯人的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间单人囚室位于A排监舍的尽头,紧邻隔离室,隔离室再过去就是毒气室。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犯人被最后一次带出他的囚室并住到观察室去,他的私人用品也要同时转移,通常这件事会进行得很迅速。犯人在观察室里一边等待,一边观看电视里播放的有关他本人的戏剧性场面,因为当地的电视台会时刻关注着那决定他命运的最后上诉。他的律师也在昏暗的观察室中坐在那张简易床上和他一块儿等待,一起看新闻报道,同时还要不停地往返于观察室和前面办公室之问。一位牧师,或者精神顾问也允许呆在观察室里。

  监舍里通常光线很暗,并且死一般寂静。一些犯人会不停地在电视机前徘徊,其他一些则会将手伸到门上的铁栅栏外面做祈祷,还有的则会躺在床上琢磨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走廊上部的窗户全部关紧并销住,整座监狱都被锁得死死的。但监狱各排之间仍能听到说话声,也有灯光从外面投射进来。对这些长时间被关在狭小囚室里,对一切都不肯放过的犯人们来讲,任何意外的动静都会使他们的神经受到强烈震撼。

  十一点的时候,典狱长和行刑队会来到A排监舍的观察室前,获得最后缓期执行的希望到此全部破灭。犯人此时会坐在床上,两只手分别拉住律师和牧师,由典狱长宣布已经到了进隔离室的时间,狱室的门会优的一声打开,然后犯人来到走廊里。这时其他犯人的支持声和赌咒发誓的声音便会响成一片,很多犯人泪流满面。隔离室距观察室不过二十英尺之遥,但犯人要在两排身着制服的高大警卫之间走过去,他们都是由典狱长精选出来的。一股不会出现任何反抗的行为,因为那样做没有丝毫意义。

  典狱长把犯人带进一个十英尺乘十英尺的小房间里,里面除了一张折叠床外一无所有。犯人通常会坐在床上,由律师陪伴在身边。每逢这种时候,典狱长都会莫明奇妙地想同犯人在屋里呆上一会儿,似乎他就是犯人在最后时刻希望能与之谈谈心的人。典狱长最终还是会离去,屋子里会静下来,只是偶尔能听到隔壁房间的敲门声和开门关门的声音,做祈祷的人此时都已完成了他们的功课,时间所剩无几了。

  隔离室的旁边就是毒气室,大约有十五乘十二英尺,毒气间就设在房子的中央。当犯人在隔离室里祷告的当儿,行刑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典狱长、监狱律师、医生以及一些警卫也在做着准备工作。在这间行刑室的墙上挂有两部电话,行刑人在房间左手的一间小屋子里制备毒气。毒气室的后侧开有相连的三个窗户,均为十八乘十三英寸,此时都用黑帘子遮挡着,窗户的另一侧便是见证人室。

  午夜前二十分钟,医生会进到隔离室里在犯人的胸前带上一个听诊器,他离开后典狱长便会进来带那个犯人去毒气室。

  毒气室里通常会挤满了人,个个都心急火燎地想搭一把手,他们都是来观看一个人的死亡过程的。他们把犯人推进毒气间,先把他在椅子上绑好,然后便关上门送他上西天。

  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过程,视每一案子的具体情况稍稍有点差别,例如当刚把巴思特·莫克放在椅子上捆绑到一半时,毒气室的电话铃响起来,于是他又回到隔离室里重新等待了凄凄惨惨的六个小时,直到他们再一次来带他。江布·帕里斯是四名已被执行的死刑犯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在入狱前有很长的吸毒史,就在执行死刑前不久,他开始向精神病医生要安定片,在最后时刻他要求一个人单独度过,既不要律师也不要牧师陪伴。当狱方人员来观察室带他时,他已处于昏睡不醒状态,显然是服用了大量的安定片,于是他只好给人抬到隔离室里无忧无虑地呼呼大睡。后来他又被抬进毒气室吸完最后一剂毒品。

  这是一个很讲人道、考虑得也非常周全的过程,犯人会在囚室里同他的伙伴们一起呆到最后的关头。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会被从监舍里带到外面一个称作刑前监房的楼里,并在那里度过自己最后的三天时光,同时受到严密监护。在弗吉尼亚州,犯人在执行死刑前要给带往另外一个城市。

  萨姆的囚室距观察室只隔八个门,大约有四十八英尺的距离,再有二十英尺便到了隔离室,再过去十二英尺就是毒气室。他不止一次地计算过,从他那张床的正中间到毒气室的距离大约为八十五英尺。

  周二早晨他在自己的日历上小心地打过叉后又把这段距离计算了一次。还有八个又黑又热的日日夜夜,他头天晚上一直时睡时醒,一整夜大多是坐在自己的电扇前面度过的,现在离用早餐和喝咖啡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是他被关入监舍的第三千四百四十九天,这不包括前两次审判时他在格林维尔县监狱中的时间,还有八天就到头了。

  他的床单浸透了汗水,他躺在床上望着那望过不知多少次的天花板,又一次想到了死亡。死本身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多么可怖,很显然,没人会知道毒气发生作用时会有何种感觉,也许吸进第一口就足以令他窒息,他希望无论如何时间也不要太长。他曾经见过自己患了癌症的妻子在临终前一天天消瘦和遭受巨大痛苦的情景,他也看到过自己的一些亲属最后老朽得活像个植物人的样子。相比之下,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堪属上乘。

  “萨姆,”古利特小声叫道,“起来了吗?”

  萨姆走到囚室门前,靠在铁栏杆上。他能够看到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是的,起来了,好像有点睡不着,”他说着点上了当天的第一支烟。

  “我也睡不着。告诉我那件事不会真的发生,萨姆。”

  “那件事不会发生的。”

  “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的律师会帮我搞定的,没准几周内他就会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那你干嘛还睡不着?”

  “出狱的事使我太兴奋了。”

  “你跟他讲了我的案子吗?”

  “还没有,他太忙。只要我一出去,我们就马上着手处理你的案子。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尽管好好睡你的觉。”

  古利特的双手和小臂慢慢地抽了回去,接着他的床铺有了响动,萨姆为那孩子的天真摇了摇头。他拍完烟,把烟头弹进过道里,这种违反狱规的行为会使他得到一次违规记录。他好像是故意要那样做的。

  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取出打字机。他有一些话要留下,还要写几封信,他需要和外面的某些人谈谈。

  乔治·纽金特活像个五星上将般地走进严管区,他很不满意地瞪着一个白人警卫的头发,又看了看他那脏兮兮的靴子。“去理个发,”他怒斥道,“不然我就给你记上一笔,再把靴子擦擦干净。”

  “是,先生,”那警卫回答,差点敬了个礼。

  纽金特猛地转过头向帕克点了点,于是帕克便领着他向A排监舍走去。“六号,”帕克边开门边说了声。

  “等在这儿,”纽金特指示道。他顺着楼道向前走去,用鄙视的目光望着每一个监室的里面,脚下的靴子咔咔作响。他在萨姆的门前站定,向里面张望着。只穿着一条拳击短裤的萨姆正在很卖力地敲击键盘,瘦骨嶙峋的身上布满皱纹,泛着汗水的光泽。他望了一眼那个透过门上的铁栅栏盯着他看的人,然后又继续做他的事。

  “萨姆,我是乔治·纽金特。”

  萨姆又敲了几个键。这个名字他并不熟悉,但萨姆估计此人有点来头,因为他能够进到监狱里来。“有什么事吗?”萨姆看也不看便问。

  “嗯,我想和你见个面。”

  “不胜荣幸,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时右面牢房的古利特和左面牢房的亨肖突然都在离纽金特几英尺远的地方把胳膊从他们各自的门内伸了出来,听到萨姆的回答他们都笑起来。

  纽金特用眼睛瞪着他们,清了清嗓子。“我是这里的助理典狱长,菲利普·奈菲授权我负责你的死刑执行事宜,有几件事需要和你谈谈。”

  萨姆仍专心致志地打着自己的信,他打错了个字母,嘴里诅咒了一句。纽金特还在等着。“我希望能占用你几分钟的宝贵时间,萨姆。”

  “你最好还是称呼他凯霍尔先生,”亨肖帮了一句腔,“他比你要大几岁,他对这种事很认真。”

  “你的靴子从哪儿搞来的?”古利特盯着纽金特的脚问道。

  “你们两个给我退回去,”纽金特厉声说,“我要和萨姆谈话。”

  “凯霍尔先生正忙着哪,”亨肖说,“也许你应该过一会再来,我很乐意为你安排个约会时间。”

  “你是不是个军队里出来的呆瓜?”古利特问道。

  纽金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瞥了一眼左面,又瞥了一眼右面。“我命令你们两人退回去,听到没有,我要同萨姆谈话。”

  “我们不服从命令,”亨肖说。

  “你能怎么样呢?”古利特问道,“把我们关禁闭室呢?还是不给饭吃?锁到墙上?怎么不干脆把我们杀了?”

  萨姆把他的打字机放到床上,走到门口。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雾向着门外的纽金特吐过去。“你想干什么?”他问道。

  “我需要你的几件东西。”

  “什么东西?”

  “你有遗嘱吗?”

  “那他妈的跟你没关系,遗嘱是私人文件,只有进行检验时才能给人看,而检验要等到人死了以后,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了的。”

  “瞧他有多傻吧!”亨肖尖声说道。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古利特也来凑趣,“奈菲从哪儿找这么个二百五来?”他问道。

  “还有别的事吗?”萨姆问。

  纽金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处理你的物品。”

  “都写在我的遗嘱里,行了吧。”

  “我希望你不要自找麻烦,萨姆。”

  “是凯霍尔先生,”亨肖又说了一句。

  “麻烦?”萨姆问道,“我为什么要找麻烦?在杀死我这件事上我愿意同州政府通力协作。我是个不掺假的爱国分子,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参加投票并缴付税金,作为一个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到很骄傲,甚至到现在我也仍然深爱着我的州,即便它计划要毒死我。我是一名模范犯人,乔治,我不会找任何麻烦的。”

  等候在A排监舍尽头的帕克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幕,纽金特则呆若木鸡。

  “我需要一份经你认可的执行死刑见证人名单,”他说,“只允许两名。”

  “我还没放弃努力,乔治,让咱们再等几天。”

  “好吧,我还需要一份在你最后几天里的来访者名单。”

  “巧了,今天下午有位医生要从芝加哥来看我,你瞧,他是位精神病医生,他要同我谈谈,看我到底疯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的律师就会马上去法院交涉,让你,乔治,杀不成我,因为我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也会抽时间给你检查一下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亨肖和古利特听完萨姆的话大笑起来,很快这一排的其他犯人们也都加入进来笑成一片。纽金特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头怒视着整个A排监舍。“安静!”他大声吼道,但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萨姆继续不停地从门里向外喷吐着烟雾,混乱之中不时可以听到口哨声和辱骂声。

  “我会再来的,”纽金特怒气冲冲地对萨姆喊道。

  “他还会再来的!”亨肖尖叫一声,引起了一阵更强烈的骚乱。指挥官踏着沉重的步子向外面走去,当他快步走到楼道尽头时,整个楼层里响起了“嗨,希特勒”的喊叫声。

  萨姆冲着门上的铁栏杆笑了笑。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他回到刚才的位置在床沿上坐下,吃了口干面包,又喝了口咖啡,然后接着打字。

  这天下午驱车去帕契曼远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车子由亚当驾驶,加纳·古德曼坐在前排座位上,他们一边讨论着方案并为最后时刻上诉及其执行步骤雨绞尽脑汁。古德曼打算在周末回孟菲斯,以便在今后三天中能够随时助阵。精神科医生斯温博士也在车子里,他是个冷冰冰不苟言笑的人,穿一身黑色西装,头发乱得像个鸡窝,高度近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从来也不与人闲聊。由于后排座位上有他的存在,车子里的气氛显得不是很融洽。从孟菲斯到帕契曼的路上他始终一言未发。

  体检由亚当和卢卡斯·曼安排在监狱医院内进行,那里的设施很是现代化。斯温博士明确表示在给萨姆进行体检时亚当和古德曼都不得在场,这对亚当和古德曼都是求之不得的。一辆囚车在监狱门口处等着他们,并载着斯温博士去了位于农场深处的监狱医院。

  古德曼已有很多年未见到卢卡斯·曼,他们像老友般地握了握手,两人很快便沉浸到有关行刑的轶事传闻里面去了,亚当对萨姆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感到很欣慰。

  他们从曼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一个停车场向行政办公大楼后面的一幢小房子走去,那是一间餐厅,紧倚着旁边的一个小旅馆而建。这间餐厅名叫就餐处,专门用于为监狱的职员和雇员提供工作餐,其所有权归州政府,里面不备烈性酒。

  他们喝着冰茶,谈论着死刑的前景。古德曼和曼一致认为死刑在不久的将来会越来越普遍,美国最高法院仍在继续向右转,对无休无止的上诉已然感到厌倦。下级联邦法院的情形也大致相仿,再加上参加陪审团的美国人对社会上令人难以容忍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关切,目前对死囚犯的同情已少得可怜,而铲除那些杂种的愿望却日渐强烈。联邦政府在反对死刑基金会组织方面的投入寥寥无几,律师和事务所也大多不再情愿义务为大量死刑犯劳神费力。与愿意接手死刑案的律师数目相比,死囚犯的人数呈飞速增长之势。

  亚当对他们的谈话显得很不耐烦,有关情况他已听过和看过不下百次。他说了声抱歉便去餐厅角落里找了一部公用电话。一位年轻的秘书说费尔普斯不在,但他给亚当留了口信:莉无任何消息。根据时间安排她会在两周内出庭,也许那时她会露面吧。

  就在达琳打印斯温博士出具的检查报告时,亚当和加纳·古德曼也正在起草随附的诉状。那份字迹很潦草的报告有二十页之多,听起来像是一曲柔婉的乐章。斯温只是一条花钱买来的枪,是一个肯向任何出价最高者献媚的婊子,亚当对他和他那一类的人深恶痛绝。斯温博士以一名专业证人的身份周游全国,今日云明日雨反覆无常,一切都取决于谁的钱口袋最满。不过眼下这个婊子归他们所有,而且他干得也的确很出色。萨姆正在经受着晚期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他的心理机能已退化到对惩罚自己的原因懵然无知的程度,他已丧失了接受死刑的必不可少的承受能力,因此,再执行死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是个完全独出心裁的法律论据,而且事实上法庭也从未采纳过,但正像亚当每天都对自己说的那样,能有什么损失呢?古德曼则显得要乐观得多,主要是因为萨姆的年纪摆在那里,他不记得任何一名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超出了五十岁。

  包括达琳在内,他们一直干到差不多十一点。

  三十八

  加纳·古德曼周三上午没有回芝加哥,而是飞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飞行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几乎没时间喝杯咖啡和吃一只冰冷的新月形面包卷。他在机场租了辆车便径直奔州议会大厦而去。由于议会处于休会期,门前停车场上空位很多。同许多美国内战后重建的县府办公大楼一样,州议会大厦坐北朝南威严矗立。他停下脚步欣赏着为缅怀战时南方妇女而修建的纪念碑,但他用了更多的时间细细打量大厦门前台阶底部的那些非常好看的日本木兰花。

  四年前,就在梅纳德·托尔执行死刑前的数日里和数小时中,古德曼曾有两次同样的造访此地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当时是另一个州长,另一个当事人,另一个案件。托尔在一次持续了两天的疯狂谋杀案中连杀数人,当时很难唤起别人对他的同情。他希望萨姆的案子能有所不同,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用不了四五年的时间也许就会死去,他的罪行对许多密西西比州的居民而言已成了过去的历史,而且已经无休无止地持续了这么多年。

  古德曼整个上午都在排练他的既定节目。他走进议会大厦,再一次为它的优美所折服,这简直就是华盛顿美国议会大厦的小型翻版,里面简直无一处败笔。它是一九一○年由监狱的犯人们修建的,密西西比州当时利用与铁路部门打赢的一场官司所得的收益为自己建造了这座丰碑。

  他走进设在二层的州长办公室,并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一位很可爱的接待员。她说今天上午州长不在,又问他是不是要安排一下约会。古德曼说不用了,但同时解释说他的事非常重要,可否见一下州长的首席顾问安迪·拉雷莫尔先生?

  女接待员打了几个电话,古德曼在一旁等着,半小时后,拉雷莫尔先生出现了。他们互相作了自我介绍后便一同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两旁像迷宫般排布着一间间面积不是很大的办公室。拉雷莫尔的小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堆得满满的,很像他本人的模样。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腰部明显有些弯曲,几乎没有脖颈,长长的下颏垂在胸前,每当他讲话时,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便紧缩成一团,那副模样令人感到有些恐怖,古德曼拿不准他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但他一定是个天才。

  “今天上午州长去保险商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拉雷莫尔说,他的手里拿着一本旅行指南,像是拿着件什么宝贝,“然后他去访问城内的一所公立学校。”

  “我会等他的,”古德曼说,“事情非常要紧,我先四处转转等他回来。”

  拉雷莫尔将一沓纸往旁边推了推,然后把手交叠着放到桌面上。“那个年轻人,也就是萨姆的孙子出了什么事吗?”

  “噢,他仍在继续他的工作,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所以我来帮他一把。”

  “我们在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拉雷莫尔说,他的脸在说话时拼命往中部挤,每说完一句话后再放松开来,“看样子这回是不可救药了。”

  “通常都会这样,”古德曼说,“州长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有多大的兴趣呢?”

  “我肯定他有召开听证会的想法,但批准赦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敢说你也一定知道,有关的法令赋予州长很大权限,他可以赦免死刑并立刻假释犯人,他也可以把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或是更轻的刑罚。”

  古德曼点点头。“我有希望见他一面吗?”

  “按计划他会在十一点钟回来,到时候我会跟他讲你的事。他也许会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所以在一点钟左右可能会有一点时间,那时你能来吗?”

  “是的,不过这件事最好先不要声张,我们的当事人极力反对这类会面。”

  “他反对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吗?”

  “我们只剩下七天的时间了,拉雷莫尔先生,我们什么都不会反对。”

  拉雷莫尔皱了皱鼻子,露出了上排牙齿,然后又把旅行指南抓在手里。“你一点钟来吧,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谢谢。”他们又漫无边际地聊了五分钟,接着拉雷莫尔就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缠上了。古德曼道声对不起便离开了议会大厦,走到日本木兰花前又停下来,他把外套脱掉,时间刚到九点半,他已觉得腋下湿漉漉的,衬衣也贴到了后背上。

  他往南面四个街区外的国会大街方向走去,那条街被认为是杰克逊市的主要街道。在商业区的建筑群和车水马龙之间,非常雄伟的州长官邸就坐落在一块平展展的草地上,那是一幢周围有围墙和栅门的南北战争前的建筑,它的正面朝向议会大厦的方向。就在托尔被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一群对死刑持异议的人就曾聚集在这里周围的便道上声嘶力竭地向州长叫喊,而州长本人显然听不到他们的喊声。古德曼在便道上停下来,脑海里回忆着官邸里的一切。就在托尔进毒气室前的几个小时,他和彼得·韦森伯格曾经带着他们的最后抗辩从主车道左面的一个门匆匆走进去,当时州长正在和一些要人共进晚餐,对他们的贸然来访非常恼火,他拒绝了他们就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所做的最后请求,然后,出于南部最优良的传统礼节,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餐。

  他们当时婉言谢绝了,古德曼解释说他们必须赶回帕契曼去陪伴当事人度过最后时刻。“当心些,”州长说完便又回到他的晚宴

  古德曼不知道在未来几天里会有多少抗议者站在这里唱歌、祈祷、燃蜡烛、挥动标语牌,强烈要求麦卡利斯特拯救老萨姆。恐怕不会太多。

  杰克逊市中心商业区的办公用房向来是很宽裕的,古德曼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地方。他按一个招租招牌的指引找到了一幢模样不大雅致的写字楼,楼上第三层的空房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底楼一家信贷公司的问事处了解了一下情况。一小时后这幢楼的主人来了,并带他看了房间,那是一个不太洁净的两居室套间,地毯很破旧,护墙板上千疮百孔。古德曼走到唯一的窗子前望了望在三个街区外迎面矗立的州议会大厦。“好极了,”他说。

  “月租三百美元,电费另算,休息用房在大厅下面,半年起租。”

  “我只需要用二个月,”古德曼从兜里抽出一沓折得很整齐的钞票说。

  房主看了看他手里的钱问道:“你经营什么业务?”

  “市场分析。”

  “来自何处?”

  “底特律,我们打算在这个州建立分公司,需要借贵地落脚,但只用两个月,全部现金支付,无需任何书面手续,到时我们会二话不说自动搬出去的。”

  房主收了钱并将两把钥匙交给了古德曼,一把开办公室,另一把开朝向州议会大街的大门,他们握了握手表示生意成交。

  古德曼离开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回到了他停在州议会大厦前的车子里。走在路上时他禁不住对自己目前正在实施之中的计划笑出吉来,这个点子是亚当想出来的,是为了抢救萨姆所做的一系列绝望计划中的关键一着。这着棋没有丝毫合法性而言,花销很有限,不过在这种节骨眼上倒是没人会在乎钱财的。他本人毕竟是事务所公益部门的负责人,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就是骄傲和正义的化身,事务所里的人包括丹尼尔·罗森在内都不会因为租一套房子和几台电话机这样的事对他兴师问罪的。

  在做了三周的死刑犯代理律师后,亚当开始为他在芝加哥办公室的前景忧心忡忡,不知道那办公室是否还为他保留着。周三上午还不到十点,他便已经拟完了一份定罪后减刑要求,并且和各法院的书记官通了四次电话,还和一家法院的负责人通了一次话,他还就根据人身保护令对毒气室进行抨击所做的上诉同华盛顿的理查德·奥兰德谈了两次,再有就是同新奥尔良第五巡回法院死刑事务办公室书记官通了一次话,内容涉及那项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声称萨姆已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现在已通过传真发到了杰克逊市,正本随后就通过联邦快递送达,亚当不得不很谦和地请求法院负责人加快审理的节奏,请他们尽早审理并予以驳回,虽然这并非他的原话,但意思就是这样。显而易见,即便有可能缓期执行死刑,最终也还是要由联邦法官下达命令。

  每一次新的申诉都带给人一丝新的希望,当然也正如亚当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也为另一次失败埋下了伏笔。一次申诉必须通过四道关卡才能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地区联邦法院,第五巡回法院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所以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特别是在眼下这种阶段所作的申诉。可以供萨姆加以利用并且还多少有些说服力的争点早在几年前就给华莱士·泰纳和加纳·古德曼用得光光的,目前可供亚当用来上诉的只是一点残渣剩屑而已。

  第五巡回法院的书记官很怀疑法院是否还会不厌其烦地召开另一次口头辩论会,特别是在看到萨姆几乎每天都要提出新的申诉情况下,三人法官小组恐怕只会看看答辩状。如果法官想要听取亚当的意见,最多只会采取开电话会议的方式。

  理查德·奥兰德这时又打来电话说最高法院已经收到了他的关于调案复审或召开案情听证会的诉状,并已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他认为法院不会再费心开什么口头辩论会,现在为时已晚。他还告诉亚当已收到了就丧失思想能力进行新的申诉的传真件,他将就此对地方法院进行督促,还说那个申诉很有意思,并问亚当有什么新的申诉打算,但亚当没有说。

  斯莱特里法官的秘书,那个永远阴沉着脸的布雷克·杰斐逊打电话来通知亚当说法官大人已经收到了提交给密西西比最高法院的新申诉传真件,他很坦率地讲这不大可能会引起法官大人的重视,但诉状到达他们法院会后还是会得到妥善处理。

  亚当一个人竟支使着四个完全不同的法院团团乱转,这一点使他多少得到一丝满足。

  十一点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那个臭名昭著的死亡博士莫里斯·亨利打来电话通知亚当他们已经收到了最新一轮临刑前逃生上诉状,他说到这类上诉时总喜欢使用这个字眼,他说罗克斯伯勒先生已经指定了十余名律师去准备回复的文件。亨利在电话中表现得很得体,但这个电话本身无疑是在说——我们可是有很多律师的,亚当。

  经他起草的文件已经非常可观,小小的会议桌上堆得满满的。达琳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出出进进——忙着复印文件,传达电话,递送咖啡并对诉状和答辩状进行校对。她曾经在事务烦杂的政府债券发行部门接受过专业训练,所以面对大量纷繁烦琐的文件仍然显得驾轻就熟。她不止一次说过与以前那种循规蹈矩、单调乏味的工作相比,她的工作发生了某种很有刺激性的变化。“还有什么能比一天天临近的死刑更有刺激性呢?”亚当说。

  就连贝克·库利也在设法从最近制定的联邦政府金融法规中摆脱出来,以便能一睹为快。

  费尔普斯在十一点左右打过电话来问亚当是否想在午饭时见个面,亚当没有那份心思,于是在对时间的紧迫和古怪的法官作了一通抱怨后推掉了费尔普斯的邀请。莉仍然没有音讯,费尔普斯说她以前也曾失踪过,但从未超过两天,他很不放心,正在考虑请个私家侦探,还说他会经常与亚当保持联系。

  “有个记者要求见你,”这时达琳进来递上一张名片说。来者名叫安妮·L.皮扎,是《新闻周刊》的记者,她是本周三第三位来办公室求见的记者。“跟她说对不起,”亚当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已经说过了,但因为是《新闻周刊》的记者,我想也许应该跟你打个招呼。”

  “我不管来的是谁,告诉她我的当事人同样不接受任何采访。”

  电话铃响了起来,达琳匆匆出去了。来电话的是身在杰克逊市的古德曼,说是要在一点钟会见州长。亚当跟他讲了自己的一系列活动和电话交谈的情况。

  达琳在十二点二十分时送来一份三明治,亚当很快吃了下去,然后他趁电脑正在打印另一份答辩状的空儿打了个盹。

  古德曼一边在州长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里等着,一边随手翻阅着一份汽车杂志。那位漂亮的秘书在接转电话的间隙忙着修饰自己的指甲。一点钟到了,没有任何动静,一点半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女接待员已经道了两次歉,同时指甲也变成了很艳丽的桃红色,古德曼笑着说没关系。专门从事义务法律帮助计划的人就有这点好处,他的劳动不用时间来衡量,他的成功在于能够帮助别人,至于耗费时间的多少是无关紧要的。

  两点十五分时,一名身穿黑制服的年轻女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她走到古德曼跟前。“古德曼先生,我是莫娜·斯塔克,州长办公室主任,州长现在要见你,”她十分得体地微笑着说道。古德曼跟着她穿过一扇双开门进到一间布置得很气派的狭长办公室里,屋子的一端摆着一张办公桌,远远的另一端放着一张会议桌。

  麦卡利斯特此刻正凭窗而立。他没穿外套,领带松开来,衬衣袖子挽起,完全是一副日理万机的人民公仆形象。“你好,古德曼先生,”他边说边把一只手伸过来,洁白的牙齿泛着光泽。

  “见到你不胜荣幸,州长先生,”古德曼说道。他未带公文包,也没有任何标准律师所带的行头,就像只是偶尔路过这条街时才临时想起要见见州长的样子。

  “你已经见过拉雷莫尔先生和斯塔克女士了,”麦卡利斯特说着分别向两人指了指。

  “是的,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感谢你能这样快就接见我。”古德曼努力使语调和自己那迷人的微笑配合得好一些,但他没能做到。此时此刻,在这间宽大的办公室里,他只剩下一脸的谦卑和感激不尽了。

  “我们到那边坐吧,”州长说着指了指会议桌并带头向那里走过去。四个人在桌子的四周落了座,拉雷莫尔和莫娜拿出笔来摆出一副准备认真记录的架势,只有古德曼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我听说过去几天进行了大量上诉,”麦卡利斯特说道。

  “是的,先生,很想问一下,州长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古德曼问道。

  “没有,谢天谢地。”

  “嗯,这并不奇怪。我们肯定会一直申诉到最后一刻的。”

  “我能提个问题吗,古德曼先生?”州长很诚恳地问。

  “当然。”

  “我知道你经手过很多此类案子,此时此刻你对本案的前景有何看法?还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呢?”

  “很难说,萨姆与大部分死刑犯有所不同,因为他一直有很好的律师——在审判中辩护有力,上诉工作也进行得非常出色。”

  “我想是有你帮忙。”

  古德曼笑了笑,麦卡利斯特也随之笑笑,莫娜也跟着挤出一个笑脸。拉雷莫尔仍然俯身在他的记事簿上,脸部由于过分专注而显得有些变形。

  “说得不错,但萨姆的主要申诉已被悉数驳回,眼下的申诉只是最后的努力而已,但常常也会起作用。胜负可以说是对半开,虽说只有七天的时间。”

  莫娜听到此处飞快地做着笔记,似乎这些话蕴含着重大的法律意义,拉雷莫尔更是一字不漏地记录着。

  麦卡利斯特思考了片刻。“我有点不明白,古德曼先生。你的当事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会见,他反对举行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你也要我们对此次会见缄口不提,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事情是会变化的,州长先生。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曾多次为此类事来过这里,我也见到过那些犯人是怎样算计他们剩下的日子,那种算计对人的内心会产生奇特的影响,会使人发生变化。作为一名律师,我不能放弃任何希望,也不能失去任何机会。”

  “那你是在要求召开听证会啦?”

  “是的,先生,非公开的听证会。”

  “什么时间?”

  “周五怎么样?”

  “还有两天的时间,”麦卡利斯特凝视着窗外说。拉雷莫尔清了清嗓子问道:“你都有哪些证人呢?”

  “问得好,如果我有人选,我现在就会告诉你,但我没有,我们的陈述将会非常简单。”

  “谁可以作州里的证人呢?”麦卡利斯特问拉雷莫尔,他的牙齿在他进行思考时闪闪发光。古德曼将视线移了开去。

  “我肯定受害人家属会有话要说的,通常要对犯人所犯罪行进行讨论。也许还需要狱方代表出庭对犯人是哪种类型进行讨论,这类听证会一般很灵活。”

  “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桩罪行,”麦卡利斯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那是个很奇特的情况,”古德曼坦陈道,“我曾经参与过这类听证会,公诉人通常会作为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是公诉人。”

  “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次听证会公开呢?”

  “州长一直提倡会议公开,”莫娜插了一句。

  “不公开对任何人都是最为有利的,”古德曼说,口气很像个渊博的教授,“这样对你们的压力会小一些,州长,由于是在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你不会遇到太多的外来干扰,我们当然希望能秘密进行。”

  “原因呢?”麦卡利斯特问道。

  “是这样的,坦率地讲,先生,我们不希望露丝·克雷默当众谈她儿子的事,”古德曼边说边看着那三个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根本与此不相干。亚当确信唯一能够说服萨姆接受的方式就是向他保证听证会是非公开进行的,只有那样萨姆才会相信有可能避免麦卡利斯特哗众取宠。

  古德曼知道在全国范围内有那么十几个人会很高兴抽时间来杰克逊市为萨姆作证。他曾经听到过那些人为反对死刑而不懈努力的事,他们中间有修女、牧师、精神病专家、社会工作者、作家、教授以及一些先前的死刑犯。斯温博士会证明萨姆的日子有多么的悲惨,他会非常出色地使州长相信这个州将要杀死的是个植物人。

  在大多数州里,犯人有权要求举行最后一刻赦免死刑听证会,这种听证会通常有州长亲自参加。但在密西西比州不同,是否举行这种听证会可以相机行事。

  “我想你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州长说。

  “社会上的反应已经够强烈了,”古德曼说,他知道麦卡利斯特做梦都在盼着会出现狂热的新闻报道,“如果公开举行听证会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

  莫娜是个公开会议的坚定吹鼓手,她听到这里把眉头紧紧地皱起,并用很粗的笔道写了些什么,麦卡利斯特此时陷入了沉思。

  “无论公开与否,”他说,“除非你和你的当事人准备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否则就没有召开听证会的必要。我了解这个案子,古德曼先生,我闻到过爆炸后的硝烟,见到过遇难者的尸体,除非有新的情况,否则我不会改变主意。”

  “哪一类的情况?”

  “例如某个人的名字,只要你能提供萨姆同谋的名字,我就同意召开听证会。我不能保证会赦免,这你也能理解,只是一次常规的听证会,不然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你确信有同谋吗?”古德曼问道。

  “我们一直在怀疑,你呢?”

  “这一点为什么如此重要?”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在我手里,古德曼先生。一旦法院有了定论,一旦时钟行进到了下周二的晚上,我就成了世上唯一能阻止这件事的人。如果萨姆罪有应得,那我决不会插手干预,但如果他罪不该死,那么当然应该制止这次死刑。我还年轻,我可不想在后半生因为这件事而追悔不已,我需要作出正确的决定。”

  “既然你相信有同谋,为什么不肯出面制止死刑呢?”

  “因为我需要确凿的证据。你多年来一直担任他的律师,你认为他有同谋吗?”

  “是的,我一直觉得那件事非一人所为。我不知道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但萨姆肯定是参与了。”

  麦卡利斯特靠近古德曼并望着他的眼睛。“古德曼先生,如果萨姆能告诉我实情,我就同意举行秘密听证会,我还会考虑赦免他的死刑。我不能把话说死,这一点你能理解,我只保证能够举行听证会。否则的话,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

  莫娜和拉雷莫尔用比法庭记者还要快的速度记录着。

  “萨姆说他已讲了实情。”

  “那就别再提什么听证会,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处理。”

  古德曼有些灰心地叹了口气,但脸上仍旧挂着笑容。“好吧,我们会再找他谈谈,明天我们还能在这里见面吗?”

  州长望了望莫娜,莫娜看了一眼袖珍日历后摇了摇头,似乎明天已被讲话、接见和会议占满,根本没有指望。“明天的日程已经排满,”她用一种不客商量的口吻说。

  “午餐时怎么样?”

  不行,指望不上。“你将要在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

  “你给我打电话好不好?”拉雷莫尔提议说。

  “好主意,”州长边站起身系袖口的钮扣边说。

  古德曼站起来同那三个人握了握手。“如果事情有什么进展我会打电话来。我们请求尽快举行一次听证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除非萨姆开口,否则将不予考虑,”州长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请把你们的要求写成书面形式,”拉雷莫尔说。

  “当然。”

  他们把古德曼送到门口。古德曼出去后麦卡利斯特坐回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重新把袖口的钮扣解开。拉雷莫尔打了声招呼便回他那间位于大厅另一头的小屋去了。

  斯塔克女士开始仔细研究一份打印的文件,而州长的眼睛则盯着自己电话机上那一排排闪闪烁烁的按键。“这些电话有多少与萨姆的案子有关?”他问道。她用手指在一张表格上一列列数着。

  “昨天给你打来的电话中有二十一个是有关凯霍尔死刑的。其中的十四个同意送他进毒气室,五个要求保留他的性命,另外两个尚拿不定主意。”

  “有所上升。”

  “是的,但报上登了一篇有关萨姆最后上诉努力的文章,其中提到有可能会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

  “民意测验结果如何?”

  “没什么变化。州里百分之九十的白人同意执行死刑,大约有一半的黑人持相同看法,总数约为百分之八十四。”

  “赞同我的人有多少?”

  “百分之六十二。但如果你赦免萨姆的话,我相信你的支持率会降到一位数。”

  “所以你反对赦免他。”

  “那样做没有丝毫益处,而失去的却会很多。姑且不论民意测验及其数据,如果你赦免了死牢里的一个恶棍,马上就会再有五十个派他们的律师、祖母以及牧师来这里要求同样的恩惠。你可一定要想好,别做蠢事。”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的宣传计划呢?”

  “我在一小时内准备好。”

  “我需要看一看。”

  “内格尔正在做最后润色,我认为你应该同意召开听证会的请求,但最好定在下周一,明天就宣布这个消息,先看看周末的反应。”

  “听证会不能秘密进行。”

  “当然不能!我们就是要让露丝·克雷默在摄像机前哭诉。”

  “这是我的听证会,萨姆和他的律师们别想左右局势。如果他们要开,就得按我的方式开。”

  “完全正确,不过别忘了,你也需要这次听证会,是树立形象的绝好时机。”

  古德曼签了一份为期三个月的契约,租下了四台蜂窝电话。他用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信用卡付帐,同时巧妙地避开了那位很活跃的年轻销售商连珠炮般的发问。他去到斯泰特大街上一家公立图书馆中找了一个堆满电话簿的参考书服务台并根据电话簿的厚度选择了一些密西西比州中较大城镇的号码簿,诸如劳雷尔、哈蒂斯堡、图珀洛、维克斯堡、比洛克西和默里迪恩。然后又拿起几本薄一点儿的——如蒂尼卡、卡尔洪城、比德、长滩、西点。他又去服务台把大票换成一角、五分的零钱,然后花了两个小时把电话簿复印了下来。

  他兴致勃勃地进行着他的工作。没人会相信这个衣着整洁、打着领带、留着浓密胡须的小个子男人是芝加哥一家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手下有成群的秘书和专职律师供其随意役使;也不会有人相信他每年能赚四十万美金,再少他是不会干的。古德曼高高兴兴地做着他的工作,他是在倾注其心血拯救一个按律该斩的生灵。

  他离开图书馆后驱车经过几个街区来到密西西比州立法学院,那里有一位教犯罪心理学和刑法学的教授,名叫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曾经发表过一些反对死刑的学术论文。古德曼想去结识一下此人,同时也问问该教授麾下是否有些得意门生会对他的一项研究计划感兴趣。

  教授当天恰好不在,但从课程表上看他会在周四上午九点到校上课。古德曼去查了一下这所法律学校的图书馆,然后便离开了那里。他开车经过几个街区来到原先的州议会大厦旧址,为了消磨时间,他用了半个小时仔仔细细在里面游览了一番,其中有一半时间花在了底层的民权运动展室。他向纪念品柜台的售货员打听哪里能容他睡上一觉和吃顿早餐,那女售货员建议他去距这里一英里处的米尔萨普斯-布伊旅馆。他找到了那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恰好订到了最后一间空房。这家旅馆内是一水儿的仿古家具和装饰,里面的调酒男仆给他调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饮料,他拿着酒回到了自己的房问。

  三十九

  奥伯恩之家上午八点开始营业。一个穿着劣等制服、精神不振的警卫打开了车道对面的大门。亚当是第一个进到停车场的人,他在车里等了十分钟后才见到第二辆车停在附近。他认出车里的女士是两周前在莉的办公室见过面的那位顾问。当她下了车向一扇旁门走过去时,他在便道上拦住了她。“对不起,”他说,“我们以前见过面,我叫亚当·霍尔,是莉的侄子,很抱歉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位女士一手提着只旧公文包,另一只手拎着一只褐色的午餐袋。她笑笑说:“我叫乔伊丝·科布。我想起来了,莉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本指望你会了解一些情况,你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从星期二开始。”

  “星期二?自从上周六我就失去了同她的联系,你在周二和她谈过话吗?”

  “她来过电话,但不是我接的,那天的报纸登出了她酒后开车的事。”

  “她在哪儿?”

  “她没说。她要找主管讲话,说是要出去一段时间,去找人帮忙,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根本没讲要去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候回来。”

  “她的病人呢?”

  “由我们替他照看。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不过还能对付。”

  “莉不大可能会忘了那些女孩子。你认为这个星期她有可能给她们来电话吗?”

  “是这样,亚当,那些姑娘们大多没有电话,明白吗?莉也肯定不会到她们住的贫民住宅里面去。我们一直在照看着她的姑娘们,就我所知她们还一直没有和她通过话。”

  亚当退后一步,眼睛望着大门口的方向。“是的,我要找到她,她太让人担心了。”

  “她不会有事的。以前也曾出过这类事,但最终什么事都没有。”乔伊丝突然急着要进去。“如果我听到什么消息会通知你的。”

  “谢谢,我就住在她家里。”

  “我知道。”

  亚当谢过她后开车离开了。九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埋头于文件堆里了。

  在一间挤满了警卫和监狱工作人员的屋子里,纽金特上校坐在前排一张长桌的一端。桌子放置在一个高出地面约有十二英寸的简易阳台上,桌后墙上挂着块大黑板,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折叠椅。在他右手沿桌子摆放的一排椅子上空无一人,坐在折叠椅上的警卫和工作人员们可以看到坐在纽金特左手那些要人们的面部。在那里就座的有来自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莫里斯·亨利,他的面前摆着厚厚的答辩状,最尽头坐着担任记录的卢卡斯·曼,亨利身旁坐着两名监狱主管的助理,卢卡斯的旁边坐着州长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纽金特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然后开始了他那婆婆妈妈的动员讲话,他是看着讲话提纲向警卫和工作人员们发表这番议论的。“今天是八月二日,到今天上午为止,各法院均已排除了缓期执行的可能,执行死刑已成定局。我们要按预定计划开始准备工作,执行时间为下周三午夜过一分,我们还有四个整天的准备时间,我决心要使这项任务得到顺利执行,不出一点纰漏。

  “该犯目前至少还有三份诉状和申诉在各法院审理,其前景如何当然谁也无法预料。我们时刻在与首席检察官办公室保持着联系,实际上,莫里斯·亨利先生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他认为此案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卢卡斯·曼先生也有同感。缓期执行的事仍然随时有可能发生,但看来希望不是很大。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该犯还可能会要求州长召开赦免听证会,但是坦率地讲,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从现在起直到下周三,我们要时刻处于戒备状态。”

  纽金特的声音清晰洪亮,眼下他已成了这里的主宰,显然是在尽情地享受着个中的乐趣。他看了一眼提纲接着说下去:“毒气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里面的设施已很陈旧,而且有两年的时间未曾动用,所以一定要格外注意。生产厂家派的代表今天上午就到,并于今天白天和晚上进行测试。本周末我们将要进行一次全面演练,也可能会在星期天进行,当然是在没有收到缓期执行通知的情况下。我这里已有一些行刑队志愿者名单,今天下午就能最后确认下来。”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新闻媒介提出来的种种要求,他们想采访凯霍尔先生以及他的律师,还想采访我们的律师和典狱长、警卫、其他死刑犯或是行刑人,直至所有的人。他们要求旁观死刑执行情况,还要求拍摄犯人的囚室和执行死刑的毒气室。虽说这些都不过是新闻界的无聊之举,但我们必须妥善处理。除了事先经过我的同意,谁也不得私下与新闻界的任何人进行接触,本监狱的所有员工都要执行,无一例外。那些新闻记者大多不是本地人,他们惯以把我们描绘成乡巴佬取乐,所以大家不要理睬他们,所有人都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在我认为必要时会发表适当的讲话,对那些人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都是些贪得无厌之徒。

  “估计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来自监狱外面的麻烦,第一批三K党徒已在十分钟前到达监狱的门外,他们已被安排到高速公路与监狱行政办公室楼之间那片指定用作示威场地的空地上。听说其他类似组织不久也会赶到,看样子他们是准备一直闹到这件事结束为止,我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示威是他们的权力,但绝不允许出现骚乱。虽说在以前四次执行死刑时我本人并不在场,但我知道某些支持死刑的组织一般也会来的,而且会引起很大的动乱。我们计划将这两类组织分隔开来,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纽金特按捺不住,竟在桌子一端站起身来,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仔细看了看讲话提纲。

  “由于凯霍尔先生臭名昭著,所以此次死刑不同以往,它会引起很多的注意,还会招来许多新闻记者以及许多其他的好事者。大家自始至终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行事,不允许在操作过程中有任何违规的情况发生。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凯霍尔先生和他的家人理应受到尊重,对毒气室和死刑本身不得发表任何不当言论,在这方面我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还有问题吗?”

  纽金特自鸣得意地审视着整个房问。该说的他都说到了,不会有问题的。“好吧,上午九点我们再开一次会。”说完他宣布散会,不一会儿便人去屋空。

  加纳·古德曼在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教授离开办公室正要去上课时找到了他,两人站在走廊里互相表达着对对方的敬佩之情,一时间竟把上课的事忘到了脑后。教授拜读过加纳·古德曼的所有著作,而加纳·古德曼也看过教授最近发表的一些谴责死刑的论文。谈话很快转向棘手的凯霍尔一案,他们着重谈了古德曼在周末急需一些靠得住的法律系学生帮他完成一项快速研究计划的事,格拉斯同意给予协助,两人商定一会儿共进午餐时再细谈。

  加纳·古德曼在距密西西比州立法律大学三个街区以外找到了南部极刑监理会,它的几间办公室都非常拥挤狭窄,这是这个设在“死亡带”南方各州的准官方机构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该社团的负责人是个名叫赫兹·克里的黑人青年,是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律师,他放弃了大公司的优厚待遇,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废除死刑的事业,加纳·古德曼以前在开会时曾见过他两次。人们通常称这个组织为克里监理会,虽说它并不直接代理每一位在死狱的犯人,但它的确负有对每一件死刑案进行监督的责任。赫兹·克里只有三十一岁,但人显得很老成,从他的满头灰发就能看出监舍里那四十七名死刑犯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门厅里那张秘书办公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小小的日程表,有人在表的上部印了一行字——死囚生日。每人除了一张卡片外一无所有,他们的预算很紧张,就连这些卡片通常也是用工作人员口袋里的零花钱购置的。

  克里的手下有两名律师,专职秘书只有一人,来自法学院的一些学生每周来这里义务工作几个小时。

  加纳·古德曼和赫兹·克里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下周二的活动进行了计划——克里本人将去密西西州高级法院的书记官办公室安营扎寨,加纳·古德曼坐镇州长办公室,约翰·布莱恩·格拉斯进驻设在杰克逊市联邦法院的第五巡回法院办公室,古德曼在库贝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前助手现在华盛顿工作,他已经同意负责在死刑书记官的办公室等候消息,亚当留在死牢陪伴当事人并对最后的一些事宜进行协调。

  克里同意在周末参加古德曼的市场分析计划。

  古德曼在十一点钟回到了州议会大厦的州长办公室,并向拉雷莫尔律师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死刑听证会的书面请求。州长近日很忙,不在办公室,拉雷莫尔午饭后要去见他。古德曼留下了他在米尔萨普斯-布伊饭店的电话,并说他会定期打电话来。

  然后他驱车去了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摆满了租来的全套办公家俱,当然是用现金支付的,租期为两个月。那些折叠椅是一个教堂联谊会大厅多余出来的,椅子下面印有该教堂的标志,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还留有日常用餐和婚礼招待会的饭渍痕迹。

  古德曼非常欣赏他的这个匆忙布置起来的小窝。他坐下来,用一只新的蜂窝电话分别要通了他远在芝加哥的秘书和在孟菲斯的亚当,以及他在家中的妻子和州长热线电话。

  至周四下午四时,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仍未驳回有关萨姆丧失思想能力的申诉,此时距亚当提出该申诉的时间已过去了差不多三十个小时。他强忍着心头的烦躁给法院书记官打了个电话,他已经懒得再做那个多余的解释,什么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答复,请多关照之类。对法院是否会考虑这一申诉的价值他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法院之所以如此拖沓,其目的是要延缓他及时向联邦法院申诉。他觉得,此时此刻祈望州高级法院减刑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实际上在联邦法院他也没能取得什么进展。美国最高法院仍未对他的有关请求考虑毒气室违宪的申诉作出裁决,第五巡回法院也压下了他的有关律师辩护不力的申诉。

  周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法庭干脆按兵不动,似乎他的那些申诉与一般申诉没有什么两样,也要按常规进行存档、分配和处理,然后便是漫漫无期的等待,甚至会达数年之久。他需要的是行动,在某一级法院赢得缓刑当然最为理想,能够同意口头辩论也是好的,或者是就有价值的论据召开听证会,哪怕干脆被驳回也行,那样他还可以继续向下二个法院申诉。

  他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围着办公桌踱着步等电话,尽管他对这些已经感到厌倦。桌上堆满了一摞摞高低不齐的文件,到处散落着那十几个诉状留下的碎纸片,书架上贴了许多粉红色和黄色的电话留言条。

  亚当突然恨起这个地方来,他需要清新的空气。他对达琳说要出去散散步,然后便离开了办公楼。时间已差不多到了五点,天还很亮,也很热。他走到联合大街的皮博迪饭店,在大厅一个角落的钢琴旁喝了杯饮料,这是他自从周五去新奥尔良以来的第一杯饮料,尽管饮料令他感到惬意但他还是在为莉担忧。他在签到处周围云集的开会人群中搜寻着她的身影,他留意着大厅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希冀着能够意外地发现她。一个已过天命之年的女人,就算逃避生活你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一个梳着马尾巴,穿着旅游鞋的男子停下来盯着他瞧了片刻,然后走上前来。“对不起,先生,你是萨姆·凯霍尔的律师亚当·霍尔吗?”

  亚当点点头。

  那男人笑了笑,显然对自己认出亚当感到很得意,他走到他的桌子前面。“我是《纽约时报》的柯克·克莱克纳。”他在亚当面前放了一张名片。“我前来报道凯霍尔的死刑情况,实际上我刚刚才到,可以坐下吗?”

  亚当向小圆桌对面的空位子指了指,克莱克纳坐了下来。“在这里见到你非常幸运,”他满脸堆笑着说。那男子约有四十出头的样子,身体很强健,一看就是个云游四方的记者——满脸胡子拉茬,斜纹布衬衣外面套了件棉布坎肩,下身穿条牛仔裤。“我在来这里的飞机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所以才认出了你。”

  “很高兴见到你,”亚当干巴巴地说道。

  “我们能聊聊吗?”

  “聊什么?”

  “噢,该聊的太多了。据我了解你的当事人不接受采访。”

  “不错。”

  “你呢?”

  “一样。我们可以聊,但不得记录。”

  “恐怕不太方便。”

  “那与我无关,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困难。”

  “那倒也是。”一个身着短裙、面容和善的女招待一直站在一边听候吩咐。那男子要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你上次见到你祖父是什么时候?”

  “星期二。”

  “什么时候再去见他?”

  “明天。”

  “他现在的情况怎样?”

  “目前还好。压力越来越大,但他还能挺住,到目前为止。”

  “你呢?”

  “正在尽力而为。”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失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我很累,是的,我睡眠不足。工作时间很长,不断要去监狱,疲于奔命。事情就要到最后关头了,今后几天将会更加紧张。”

  “我报道过佛罗里达州邦迪的死刑执行情况,像是世界末日,他的律师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的确很难放松。”

  “你还会接手此类案子吗?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擅长,你将来会考虑另一桩死刑案吗?”

  “除非监舍中还能再找到我的亲属。你干嘛要报道这类事?”

  “我多年来一直从事死刑案方面的写作,很有诱惑力,我希望能够采访凯霍尔先生。”

  亚当摇摇头并喝完最后一点饮料。“不行,不可能,他拒绝任何采访。”

  “能帮我问一下吗?”

  “不能。”

  咖啡送来了,克莱克纳用匙子搅动着,亚当望着人群。“昨天我在华盛顿采访了本杰明·凯斯,”克莱克纳说道,“他说如果你眼下指责他在审判中辩护不力,他不会感到意外,还说估计你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此时此刻,亚当并不在乎本杰明·凯斯以及他所发表的任何意见,“不过是惯例而已,我需要那样做。很高兴见到你。”

  “可我还想谈谈关于——”

  “听着,你把我堵在这里已经很走运了,”亚当说着猛地站起身来。

  “还有最后几个问题,”克莱克纳冲着亚当的背影说。

  亚当离开了皮博迪饭店,慢慢向河边的前沿大街走去,一路上遇到许多像他一样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往家赶。他很羡慕那些人;无论他们做什么工作,或是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此刻他们在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总归会比他眼下的负担要轻一些。

  他在一家熟食店里吃了个三明治,七点钟回到了办公室。

  在帕契曼林子中的一只兔子暂时被命名为萨姆,而且已被两名警卫捉进了笼中。它是被捉来的四只兔子中个头最大的一只,是一只褐色的棉尾兔,另外的三只已被做了下酒菜。

  星期四晚上,兔子萨姆和它的管理员连同纽金特上校以及行刑队乘坐囚车和一辆小货车来到了严管区。他们缓缓地沿着监狱的正面绕过牛栏来到了顶西头,车子在与严管区西南角毗连的一幢正方形红砖建筑前停了下来。

  两扇不带窗的白色铁门通往正方形建筑的内部。其中的一扇朝南开,通向一个约有八英尺乘十五英尺的很窄小的房间,那是执行死刑见证人室,里面挂着一道布慢,打开后便能看到毒气室的后部,相距不过几英寸的距离。

  另一扇门通往面积为十五英尺乘十二英尺的毒气室,里面的水泥地板上涂着油漆,正中央便是八边形的毒气间,新油的银白色瓷漆泛着刺眼的光泽和刺鼻的味道。纽金特一周前视察了这里并要求将其油漆一新。这个执行死刑的房间正如人们所听说的那样一尘不染并作了消毒处理,毒气室后部的黑色窗帘也已经拉好。

  兔子萨姆被留在小型货车内的一个台子上,同时,一名个头同萨姆·凯霍尔差不多矮小的警卫被他的两个高大同伴带进了毒气室。纽金特像巴顿将军一样趾高气扬地在进行检查——不时地指手画脚,点头皱眉。那名小个子警卫首先被轻轻地推进毒气室,然后由另外两名警卫将他转过身去稳稳地按坐在椅子上,屋里的人都绷着脸一言不发,听不到一点笑声和插科打诨。两名警卫先把他的两个手腕绑到了椅子的扶手上,然后又把他的膝盖和脚踝绑好。接下来一名警卫把他的头部抬起有一两英寸高的样子,另一个人用皮带把头部固定住。

  两名警卫小心地从毒气间退出,纽金特向行刑队的另一名队员指了指,那人趋步向前似乎是要向那临终之人说些什么。

  “此时,卢卡斯·曼将会向凯霍尔先生宣读死刑令,”纽金特像个业余电影导演般地讲解着,“然后我要问他还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他又指了一下,另一名指定的警卫将毒气间的门关上并封好。

  “打开,”纽金特又大声说道。于是门重新被打开,那名小个子警卫获得了自由。

  “把兔子放进去,”纽金特命令道。管理员从小货车里把兔子萨姆取了出来。蹲坐在铁丝定内的无辜的兔子又被转交给那两名刚刚从毒气室出来的警卫。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兔子放到木椅子上,然后又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把一个想象中的人捆绑好。手腕,膝盖,脚踝,头部,最后终于做好了将兔子毒死的准备。两名警卫又离开了毒气问。

  毒气间的门再一次被关上封好,纽金特向行刑人发出了信号,那人将一罐硫酸放进一个通向毒气间底部的管子内。他拉动了一个手柄,只听到喀哒一声,那硫酸罐便顺管子滑到了椅子下方的一只碗内。

  纽金特走到一个窗子跟前,神情专注地观望着,其他行刑队员的注意力也同样集中。为了防止泄漏,在窗子的四周围都已涂抹上了凡士林油脂。

  毒气慢慢地释放出来,一团依稀可见的淡淡气体从椅子下部向上升起。最初,兔子对弥漫在它那小小空间内的气体并没有什么反应,但那气体很快便开始发生作用。那兔子先是开始全身绷紧,然后蹬了几下腿便一头撞向笼子的一侧,接着它开始猛烈地抽搐,像发了疯一样地扭动着身体乱蹦乱跳,不到一分钟便一动不动了。

  纽金特看看表后笑了笑。“清理一下,”他命令道,这时,毒气间顶上的一个通风口被打开向外排放毒气。

  由毒气室通往外面的门也被打开,大部分行刑队员都走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或抽烟。至少还需要十五分钟的时间才能打开毒气间并将兔子取出来,然后他们还需要将毒气间冲洗干净。纽金特此时仍在里面监督着一切,所以那些行刑队员们才有可能抽枝烟,开上几句玩笑。

  离他们不到六十英尺远的地方,在A排监舍走廊上面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的,因而萨姆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此时已过了十点,牢房里已熄了灯,但这排监舍的每个门内都有两只胳膊从牢门的铁栅栏之间伸出来,十四名死囚都在寂静的黑暗中倾听着。

  一个死刑犯每天都要在自己那间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里呆二十三个小时,所以他们的耳朵不会放过一切动静——一双新靴子在走廊里发出的陌生响声、不熟悉的人发出的声音、远处割草机发出的轰鸣。他当然可以听到毒气室的开门和关门声,也可以听到行刑队员们心满意足和自我陶醉的笑声。

  萨姆用小臂支撑着身子,注视着走廊上方的窗户。那些人正在那里进行杀死他的演练。

  四十

  四十九号高速公路西侧与帕契曼行政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坪相距五十码,其间有一片很显眼的平坦而狭长的草地,原先是一条铁路。每次执行死刑时,这里都是那些反对死刑的示威者们聚众抗议的场所。每逢这种场合都会有成帮结伙专事此道的人们来到这里,有的坐在折叠椅里,有的打着自制的标语牌。他们会在夜间点燃蜡烛并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唱赞美诗。在宣布执行死刑时,他们一边唱,一边祈祷和流泪。

  特迪·多伊尔·米克斯是名强奸幼女杀人犯,在他的死刑执行以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波折。由他的死刑而引发的很有节制、而且差不多算是有点神圣的示威被一车车桀骜不驯的大学生给搅乱了。这批大学生是来寻求带血的刺激的,他们事先没有一丝征兆便突然冒了出来。他们喝着啤酒,放着很响的音乐,喊着口号,向那些被惊呆了的死刑抗议者们发难。双方开始对骂以后,情况便开始变得难以驾驭。监狱方面介入以后才使形势恢复了正常。

  接下来是梅纳德·托尔,在筹划他的死刑期间,公路另一侧的一块地面被指定供罪犯的支持者们使用,同时派出了更多的警卫维持秩序。

  亚当于周五下午来到监狱外面时见到了七个身穿白袍子的三K党徒,其中的三个正在致力于协调抗议活动,他们很随意地沿着公路旁边狭长草地的边缘走来走去,肩上扛着标语牌。另外的四个正在支起一个巨大的蓝白色遮阳伞,地面上散乱着金属支杆和绳索。两只冷藏箱放在草坪上的座椅旁边,看来这些人是打算要住上一阵子。

  亚当一边把车子驶往帕契曼正门的停车场,一边注视着那些人,不过他很快便看得入了神,连时间也忘了。原来这就是祖上留给他的遗产,他的老根,那些人都是他祖父的兄弟、亲友和后代。在亚当用以编剪录像带的那些影片资料中会有那几个人的身影吗?他从前见过他们吗?

  亚当下意识地打开车门下了车,把外衣和公文包留在了车子的后座上。他慢慢向那几个人走过去,并在冷藏箱前停了下来。标语写的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萨姆·凯霍尔,把真正的杀人犯关进毒气室,恢复萨姆的自由。不知为什么,亚当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感到浑身不自在。

  “你有什么事?”一个胸前悬挂着标语的人问道,其他六个人也停下各自手中的事,把注意力转向这边。

  “不知道,”亚当实话实说。

  “那你看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又有三个人凑了过来,四个人一起向亚当靠近。他们的袍子很有特点——是用一种质地很薄的布做成的,上面带有红色的十字和其他标记。时间差不多已是上午九点,他们开始有些出汗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萨姆的孙子。”

  其余的三个人也聚拢在另外四个人的身后,七个人在不足五英尺处打量着亚当。“这么说你是我们一边的啦,”一个人松了口气说道。

  “不,我们不是一类人。”

  “对了,他和来自芝加哥的那帮犹太人是一伙的,”另一个启发他的同伴说,他的话引起那帮人一阵骚动。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亚当问。

  “拯救萨姆,看起来指望你是不可能了。”

  “正是因为你们他才给关在这里。”

  一个前额上淌着汗水的红脸膛年轻人率先向亚当走得更近一些。“不,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来到这只。萨姆杀那些犹太人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你别想找我的茬,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抗议对他执行死刑以及他受到的政治迫害。”

  “如果他不做三K党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境地,你们的面具在哪儿?我记得你们这些人总是把脸藏起来的。”

  那几个人都显得有些躁动不安,但又不知如何是好。他毕竟是萨姆·凯霍尔的孙子,而萨姆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和旗手。作为代理律师,他正在试图拯救他们心中的那个崇高偶像。

  “你们为什么不走开?”亚当问,“萨姆不希望你们来这儿。”

  “你干嘛不快点滚蛋?”那年轻人冷笑道。

  “多动听的语言。还是快点走开的好,萨姆死了会比活着对你们更有用,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那样一来你们就会拥有一个伟大的烈士。”

  “我们不会走的,我们要在这里坚持到底。”

  “如果萨姆让你们离开呢?你们会不会走?”

  “不会,”他又一次冷笑,然后回头看看其他人,那些人似乎都同意他的意见,“我们要营造强大的声势。”

  “好极了,那样你们就能上报纸了,这才是你们来此的目的,对不对?穿着滑稽服装的马戏团小丑总是很招人的。”

  亚当身后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关车门的声音,他循声望去发现一个电视摄制组正从一辆停在他车子附近的面包车里冲出来。

  “好啦,这回好啦,”他对那帮人说,“笑一笑,伙计们,你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去死吧你,”那个年轻人恼羞成怒地说。亚当转过身向自己的车子走去,这时一名身后跟着摄影师的记者急匆匆向他这边跑过来。

  “你是亚当·霍尔?”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凯霍尔的律师?”

  “是的,”他边走边答。

  “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不行,不过那边的孩子们急着想和你聊聊,”他指了指身后说。但那女记者仍紧追不舍,那位摄影师手忙脚乱地摆弄着他的设备。亚当打开车门,又呼的一声关上,然后便发动了引擎。

  在监狱大门处值勤的警卫路易丝递给他一张号码卡便挥手让他进去了。

  帕克在死回的正门内侧执行例行搜身。“那是什么?”他指着亚当手里拎的一个小冷藏瓶问。

  “爱斯基摩派,警长。要不要来一只?”

  “我看看。”亚当把冷藏瓶递给帕克,他打开瓶盖,迅速检查了一下仍在冰层下面冻得很结实的六只爱斯基摩派。

  他把冷藏瓶还给亚当,然后用手指了指几英尺远处的前面办公室大门。“从现在起你们就在那里会面,”他说着便和亚当一起往里走。

  “为什么?”亚当环视着屋子里面问道。那里有一张金属桌子,三把椅子,两个上锁的文件柜,桌上有一部电话。

  “这是我们监狱的规定。在大限临近之日,我们要给犯人多一些自由,萨姆就在这里接待来访的客人,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真是温柔体贴。”亚当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便操起了电话,帕克出去带萨姆。

  杰克逊市书记官办公室的那位很和善的女士告诉亚当说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几分钟前刚刚驳回了他那份基于萨姆缺乏思想能力而要求定罪后减刑的诉状。他向她表示了感谢,并说这正是他预期的结果而且几天前就应该有消息了。他又请她将法院裁决给他在孟菲斯的办公室传真一份,同时也给帕契曼的卢卡斯·曼办公室传一份。然后他又要通孟菲斯办公室找达琳,告诉她将新的诉状传真给地区联邦法院,并给第五巡回法院和华盛顿最高法院理查德·奥兰德先生那忙得不可开交的死刑案办公室各传一份。他又给奥兰德先生打了电话,告诉他马上有一份诉状要传给他,奥兰德先生说亚当就毒气室违宪并寻求调案复审的申诉已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

  亚当正在打电话的当儿,萨姆从前门走了进来,手上没戴手铐。两人简单握了一下手,萨姆便在椅子上坐下了。这回他没抽烟,而是打开冷藏瓶取了一只爱斯基摩派,边吃边听亚当与奥兰德的通话。“美国最高法院刚刚驳回了寻求调案复审的申诉,”亚当用一只手捂住电话听筒小声说道。

  萨姆古怪地笑了笑,又仔细地看着他随身带来的几个信封。

  “密西西比高级法院也作出了对我们不利的裁决,”亚当一边按动电话键一边说,“不过,那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我们马上向联邦法院上诉。”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要向第五巡回法院核实关于律师辩护不力申诉的情况,新奥尔良的那位负责死刑事务的书记官告诉他当天上午没有任何动作。亚当挂了电话在桌沿上坐下来。

  “第五巡回法院仍在压着那份辩护不力的申诉,”亚当向他那位熟知法律及其程序而且其水平之高堪与经验丰富的律师相媲美的当事人报告说,“总而言之,今天上午的情况不是太妙。”

  “杰克逊电视台今天早晨说我已向州长提出了赦免死刑听证会的请求,”萨姆边吃边说道,“纯属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同意过。”

  “别激动,萨姆,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惯例个述,咱们是有约在先的。麦卡利斯特在电视上大谈他是多么不情愿作出召开赦免听证会的决定。你可要当心点。”

  “麦卡利斯特对我们无关紧要,萨姆,这种请求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参加。”

  萨姆烦躁地摇着头,亚当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他并没有真的动怒,对亚当这样做也并非真的特别在意,他已经让步了,差不多就要束手就擒,发几句牢骚是很自然的,要是在一周前他早就会骂起来了。

  “他们昨晚进行了演练,在毒气室里毒死了一只老鼠或别的什么东西,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现在人人都在兴致勃勃地等着我的死刑。你能相信吗?他们竟然为我进行了彩排,这群杂种。”

  “我很难过,萨姆。”

  “你知道氰化物气体是什么味道吗?”

  “不知道。”

  “有股樟脑味,昨晚的空气中就有,那些白痴甚至连我们那一排走廊里的窗户都懒得关上,我闻到了一丝那种气味。”

  亚当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有其事,他知道每次执行死刑后都会通一会儿风,以便把毒气排放到大气中,但那气味肯定不会进到牢房里。没准萨姆听警卫们讲过毒气的事,也许只不过是些口头传闻。他坐在桌沿上,下意识地摆动着双腿,不无怜悯地注视着那个胳膊瘦骨嶙峋、头上泛出头油的老人。杀死一个像萨姆·凯霍尔这样的老人该是一种多么令人发指的罪过啊,他的罪是在上一代那时候犯下的,他在那间六英尺乘九英尺的监室里经受了多少磨难,死过不知多少次,密西西比州现在杀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亚当心中思绪万千,最让他焦心的恐怕就是他们眼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我心里很难过,萨姆,”他很动情地又一次说道,“但有几件事不得不同你商量。”

  “今天上午外面有三K党人吗?昨天的电视里有他们的镜头。”

  “是的,刚才一共有七个。除了没有戴面具,其他的服饰一应俱全。”

  “我过去常穿那种衣服,”他说,样子很像是个打过仗的老兵在向小孩子夸耀。

  “我知道,萨姆。就因为穿过那种服装你才会坐在这里,你的律师才会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他们会把你绑进毒气室,你应该痛恨外面那些傻瓜才是。”

  “我并不恨他们,可他们无权到这儿来,他们抛弃了我。我来这儿是道根一手造成的,他当初作出对我不利的证词时,自己却在担任着密西西比州三K党的魁首。他们没有为我打官司支付一分钱的费用,他们把我忘了。”

  “你能指望从那群恶棍手里得到什么呢?忠诚?”

  “我是忠诚的。”

  “那就看看你的下场吧,萨姆。你应该谴责那些三K党徒,让他们走开,不让他们染指你的死刑。”

  萨姆摆弄着手里的信封,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椅子上。

  “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离开,”亚当说。

  “什么时候?”

  “几分钟以前。我和他们谈了话,那些人根本不关心你,萨姆,他们只是在利用你的死刑,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殉教士,可以让那些人重整旗鼓,展望未来。他们会一边喊着你的名字一边焚烧十字架,他们会到你的墓地进香朝圣,他们需要你死,萨姆,你的死可以给他们提供串联的机会。”

  “你当着他们面说的?”萨姆问道,语气中带有一丝好奇和骄傲。

  “是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卡门来的事你想好了吗?如果她来的话,现在就要做旅行准备了。”

  萨姆吐了口烟思考着。“我很想见她,不过你必须把我的情形向她提个醒,我不想吓着她。”

  “你的情形很不错,萨姆。”

  “是吗,那就谢谢啦,莉呢?”

  “莉?”

  “她怎么样?我们这里有报纸,上星期天我在报上看到她的照片以及她在周二酒后驾车受罚的报道。她没被关起来吧,是不是?”

  “没有。她现在一家康复诊所,”亚当说道,好像他真的知道她的确切去向。

  “她能来看我吗?”

  “你想要她来吗?”

  “我想是的,也许可以安排在周一,我们等等再定。”

  “没问题,”亚当说,心里却在发愁怎样才能找到她,“周末我会跟她讲的。”

  萨姆递给亚当一个未封口的信封。“把这封信交给管事的人,里面是我同意来探访的人员名单,你打开看看吧。”

  亚当看了看那份名单,上面只列着四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亚当、莉、卡门和唐尼·凯霍尔。“名单很短嘛。”

  “我有很多亲属,可我不想让他们来。九年半中他们从未来看过我,我也决不会在最后一刻把他们拖来和我诀别,让他们把诀别的话留到葬礼上再说吧。”

  “我收到很多各类记者对你进行采访的请求。”

  “别理他们。”

  “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不过,有一个请求也许会让你感兴趣。一个名叫温德尔·舍曼的人想采访你,他是位得过什么奖的名作家,已出过四五部书。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不过他开列了书单,这个人的身份倒是货真价实的。我昨天和他通了电话,他想和你谈谈并把你的故事录下来。他似乎很诚恳,并说录音大约需要几个小时。如果你答应的话,他今天就飞到孟菲斯。”

  “他干嘛要给我录音?”

  “是想写一部有关你的生平的书。”

  “一部浪漫小说吗?”

  “恐怕不是。他愿意先向你预付五万美元,以后再按一定的版税比例付酬。”

  “好极了,临死前的几天我得到了五万美元,我拿它们干什么用呢?”

  “我一直在拖延给他的答复。”

  “你让他见鬼去吧,我不感兴趣。”

  “好的。”

  “我要你起草一份协议,把我的生平故事全权转让给你,我去世以后,随你怎样处理都可以。”

  “把你的谈话录下来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你是说——”

  “用一台小录音机记录在磁带上。我可以给你找一台来,你可以坐在囚室里叙述自己的生平。”

  “那太枯燥了。”萨姆吃完了爱斯基摩派,把木柄扔进废纸篓里。

  “问题是你怎样看待这件事,你的事现在很富于刺激性。”

  “不错,你说得很对。乏味透顶的生活,耸人听闻的结局。”

  “我觉得一定会是部畅销书。”

  “我需要考虑一下。”

  萨姆突然站起身来,连椅子下面的橡胶拖鞋也没穿。他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横穿过去,一边走一边计数和吸烟。“十三乘十六点五,”他轻声地自言自语,然后又做了几次测量。

  亚当在一本拍纸簿上做着笔记,尽力不受那个在墙边踱来踱去的身影干扰。萨姆终于停下来把身子靠在一个文件柜上。“我想求你件事,”他盯着对面的墙壁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呼吸很平缓。

  “我在听着,”亚当说。

  萨姆向椅子跟前走近一步,从上面拿起一封信。他把信交给亚当后又靠回到原先的文件柜上。信是正面朝下递给亚当的,所以他看不到信封上的字迹。

  “你帮我把这封信寄出去,”萨姆说。

  “给谁?”

  “昆斯·林肯。”

  亚当把信放在自己身边的桌子上,眼睛审视着萨姆。萨姆此时却正沉湎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那疲惫的双眼茫然地望着对面墙上的什么东西。“我整整写了一个星期,”他几乎是嘶哑着嗓子说道,“可我考虑这件事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

  “信里写了些什么?”亚当一字一顿地问。

  “道歉。我为那件事负疚多年,亚当。乔·林肯是个正直善良的人,是个好父亲,我真是昏了头无缘无故杀死了他。我向他开枪以前就知道那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一直很愧疚,非常愧疚。我现在别的也不能做什么了,只能说声对不起。”

  “我肯定这对林肯一家人会有些作用的。”

  “可能吧。我在信中请求他们宽恕,我坚信那是具有基督精神的行为。在我临终之际,我希望能说声对不起。”

  “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们吗?”

  “麻烦就在这里。我听家里人说过林肯一家还住在福特县,他的孀妇鲁比可能依然健在,恐怕你还得去克兰顿打听。那里有一个黑人行政司法长官,要是我的话就会先去问问他,也许他了解县里黑人的一些情况。”

  “如果我找到了昆斯应该做些什么呢?”

  “告诉他你是谁,再把信交给他,就说我罪孽深重,死有余辜。你能办到吗?”

  “我很乐意去办,不知道什么时候办比较合适。”

  “等我死了以后吧,眼下这件事了结之后你就有时间了。”

  萨姆又走到椅子跟前,这次从椅子上拿起了两封信。他把信交给亚当后便开始在屋里来回慢慢地踱步。一个信封上打印着露丝·克雷默的名字,没有写地址,另一封信写给埃利奥特·克雷默。“那两封信是给克雷默家的,替我给他们寄去,不过,要等到执行死刑以后。”

  “为什么?”

  “因为我的动机很纯洁,我不愿意他们认为我是想在临死前博得他们的同情。”

  亚当把给克雷默家的信放在给昆斯·林肯的信旁——一共三封,代表三条生命。萨姆在周末还能写出几封呢?还有多少受害者在等着他?

  “你已确信自己这回难逃一死,是不是,萨姆?”

  他站在门边想了一会儿。“我们赢的可能性很小,我要做好准备。”

  “我们还有机会。”

  “当然还有机会,不过我要准备好,以防万一。我曾经伤害过很多人,亚当,我以前一直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但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时,他就会对自己过去闯的祸进行反思。”

  亚当把那三封信拿起来看着。“还有吗?”

  萨姆很沉痛地望着地板。“眼下就这些了。”

  周五上午的《杰克逊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有关萨姆·凯霍尔请求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的消息,随文带有大卫·麦卡利斯特州长的一张精美的照片和萨姆的一张粗糙的照片,文中充斥着州长办公室主任莫娜·斯塔克对州长进行标榜的议论,通篇说的都是州长在作这一决定时有多么地伤脑筋。

  麦卡利斯特自称真正属于人民中的一员,是全密西西比州人民不折不扣的公仆,所以在当选后不久就设立了一条耗资巨大的电话热线。这部免费电话的号码在全州范围内到处张贴,还不厌其烦地用公共广告号召人们使用这条人民热线。给州长打电话吧,他会倾听你的意见,这是最完美无缺的民主,接线员时刻为你服务。

  麦卡利斯特和他的班子成员每天都要对打来的电话进行分析,这与其说他有耐心倒不如说是受到野心的驱使。他是个随波逐流式扩人物,缺乏领袖应有的素质,只会把大量的金钱用于民意测验。他最擅长的一套是先窥探出大众关心的问题,然后再跳出来摇旗呐喊。

  古德曼和亚当则对这一点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觉得麦卡利斯特似乎是个过于关心自己命运的人,不大可能会有什么创举。那个无耻之徒只会计算选票,于是他们决定出道题给他算一算。

  古德曼一大清早就一边喝着咖啡、吃着水果,一边读了报上的那篇文章。七点半的时候他要通了约翰·布莱恩·格拉斯教授和赫兹·克里的电话。八点钟时,格拉斯的三名学生已经坐在那间不怎么雅观的临时办公室里开始喝盛在纸杯里的咖啡。市场分析马上就要开张了。

  古德曼讲了一下这项计划和需要保守秘密的事。他向他们保证此事不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只是为了左右一下公众舆论。蜂窝电话就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放着古德曼在周三复印的整页整页的电话号码。那几名学生的理解力都很强,一个个跃跃欲试,恨不能马上开始,他们的酬金也是很可观的。古德曼先打了一个电话进行示范,他开始拨号。

  “人民热线,”一个很悦耳的声音问答。

  “喂,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早晨报上的那条消息,就是那条有关萨姆·凯霍尔的,”古德曼慢吞吞地模仿着一种拖腔,他的语调显然有待改进。学生们都给逗乐了。

  “你报一下姓名好吗?”

  “好的,我叫内德·兰开斯特,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人,”古德曼看着电话簿回答说,“我支持州长,他是位很出色的人。”为了增强效果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对萨姆·凯霍尔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他不应该被执行死刑,他上了年纪,又受过许多磨难,我希望州长能赦免他,就让他在帕契曼平静地等死好了。”

  “好的,我保证会把你的话转告州长。”

  “谢谢。”

  古德曼按了一下电话键,然后向他的观众鞠了一躬。“就这么简单,现在开始吧。”

  那个白人男生选了一个电话号码。他的对话是这样的:“喂,我是莱斯特·克罗斯比,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比德。我的电话是关于处死萨姆·凯霍尔的事的。是的,小姐,我的号码?555-9084。对,是的,密西西比州,比德,在富兰克林县。对。嗯,我觉得不应该让萨姆·凯霍尔进毒气室,我反对那样做,我认为州长应该站出来阻止那件事。是的小姐,对。谢谢。”他打完后冲着正在打另一个电话的古德曼笑了笑。

  那名白人女生是个中年人,来自密西西比州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镇,她说话的口音自然免不了带些鼻音。“喂,是州长办公室吗?太好了。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报上登的那条有关凯霍尔的消息。我叫苏珊·巴恩斯,是密西西比州迪凯特人。是的。嗯,他是个老年人,没准过不了几年自己就会死掉,现在杀他对州里有什么益处呢?放他一条生路吧。什么?对,我要求州长制止这件事。我支持州长,我认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是的。也谢谢你。”

  那名黑人学生有小三十的样子,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热线接线员他是个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他坚决反对萨姆·凯霍尔和三K党人的观点,但同时也反对执行死刑。“政府无权决定一个人的死活,”他说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死刑。

  事情就这样进行着。热线电话从全州各地一个接一个地涌进来,每个电话都是不同人打的,而且都各有一套反对执行死刑的逻辑。几个学生越打越有灵感,他们模仿着各种各样的口音,陈述着五花八门的理由。他们的电话偶尔也会遇到占线信号,一想到这正是他们自己把线路占满的缘故心里就觉得非常有趣。由于古德曼的口音,他扮演了外地打电话者的角色,他把自己装成不同的废除死刑主义者,在全国各地挂电话,他用的化名是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名字,选择的地点也都是一些很陌生的地方。

  古德曼曾经很担心麦卡利斯特会竭力追查热线电话的出处,但后来又觉得接线员会忙得不可开交,不大可能会顾得上这类事。

  他们自己倒是真的很忙,就连约翰·布莱恩·格拉斯也停了课,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用不同的化名在全城范围内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赫兹·克里和他的律师们也在轮番向热线电话灌输着同一个信息。

  亚当匆匆忙忙赶到了孟菲斯。达琳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绝望地整理着那像山一样的文件,她指了指离电脑最近的一摞文件。“有关驳回调案复审请求的裁决放在最上面,下面是密西西比州高级法院的裁决,再下面是准备提交给地区联邦法院的寻求人身保护令的请求,我已把该传的都传出去了。”

  亚当脱下外衣扔在椅子上。他先看了眼贴在书架上的一排电话留言条。“都是什么人来的?”

  “有记者、作家、骗子,还有几个想要提供帮助的律师。其中一个电话是加纳·古德曼打来的,说是市场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不要给他打电话。市场分析是怎么回事?”

  “你就别问了。第五巡回法院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

  亚当深深地吸了口气坐进椅子里。

  “想吃午饭吗?”她问道。

  “如果方便的话,给我来个三明治就行了。你周六和周日可以加班吗?”

  “当然可以。”

  “我需要你整个周末都在这里守电话和传真机,真对不起。”

  “没关系,我去给你买三明治。”

  她转身离去,随手带上了门。亚当给莉的公寓里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他又给奥伯恩之家打,但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他又接通了费尔普斯·布思,他正在开董事会。他接着又给身在伯克利的卡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做好准备星期天飞到孟菲斯来。

  他看了一遍电话留言条,确信再没有值得一回的电话了。

  一点钟的时候,莫娜·斯塔克向州议会大厦州长办公室周围徘徊着的记者发表了讲话。她说经过慎重考虑,州长已决定同意于下周一上午十时整召开赦免死刑听证会,届时州长将亲自出席听取争点和陈述并作出公正的决定。她解释说,这件事责任非常重大,生死攸关,但大卫·麦卡利斯特一定能作出正确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