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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您自己就能回答：我要付房租，要去市场购物，买些漂亮衣服穿，一句话，为了生活。”
“别的工种有的是嘛。”
“是吗？罗伯特，您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您生长在一个良好的、有父母庇护的家庭……您父亲是干什么的？”
“处长。”
“您瞧，您从未吃过苦，挨过饿，没有难题，没有继父的打扰，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老板，也不会因为拒绝他们而被解雇……”
“难道这儿就没有人动您？”他停顿了一下，“就像您现在这副模样？”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您喝完就走，好不好？”
“我还想再要一杯鸡尾酒。”
“我不会给您的。”
“那我向别的小姐要。”
“好吧。”她叹了口气，拿起喝空了的杯子，“但只有您保证喝完就走，我才给您。”
“我保证。”
酒吧里人越来越多，有几对男女走到隔墙后面去了，罗伯特没有在意，他坐在吧凳上看乌丽克怎么招待其他客人，有个显然喝醉了的男人把一张50马克的钞票塞进乌丽克的胸口。他很恼火，心想怎能这么对待一个女人，尤其是乌丽克。可是她居然还笑！她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她的工作，一种脏活！
他喝了两杯鸡尾酒，自己付了钱，到快11点时乌丽克对他说：“您真的该走了，罗伯特。”他服从了。
他点点头，乌丽克如释重负。罗伯特问：“明天能在游泳池见到您吗？”
“我不知道。”
“要是见不到，我明天晚上再来。”
“这简直是讹诈……”
“这只是我的愿望。”他同她握手，拉着她的手的时间比一般握手的时间要长。“您是我的球面三角学。”
“我是什么？”
“我今天本来应该去复习球面三角形的边和角的关系，学数学！可是您的鸡尾酒更好，对我更重要，明天再见……”
他放开她的手，冲着有点不知所措的她笑了笑，离开了酒台。在前厅他又碰上被乌丽克称为博罗的看门人。那家伙狠狠地看着他。
博罗为他开门的时候，罗伯特说：“这下你认识我了吧，下次就少啰嗦……”
博罗拉开门说：“等着瞧吧，快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有好处……”
罗伯特刚一离开酒吧，就有一个人从阴暗的角落走到酒台。他是个南欧人，长着黑头发，薄薄的小胡子，他靠在酒台边上，等乌丽克打发完一个客人。
“刚才那人是谁？”他说话带意大利口音。
“你说谁？”乌丽克反问。
“乌拉，别装蒜啦！刚走的那个年轻人。”
“一位客人。”
“你几乎是在为他一人服务。”
“我看不出来。”
“你现在喜欢年轻小伙子了？”
“去你的，他是头一回来这儿。”
“博罗说，你认识他。”
“博罗是个白痴！”
“乌拉，你要小心，跟这么个年轻人不值得……他经过头一个回合就会掉下床来，但是他什么都看在眼里。看在圣母玛利亚的分上，千万别冒险，尽管你喜欢他。”
乌丽克怒喝一声：“你来试试！”
“只要你乐意，我萨尔瓦多随时奉陪。”
他哈哈大笑，接着又消失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倚着墙观察着客人。
他叫萨尔瓦多·布鲁内里，来自西西里山区的圣马可村，他的职业是电工。
他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人。
“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举报：有20公斤纯海洛因，正从越南经过波兰运往慕尼黑。”匿名举报人没有说更多的情况，没有接头地点，没有时间，只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东西来”。
对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赖伯探长来说，这个举报就意味着他们要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他认定这情报属实，而不是开玩笑，开玩笑的事他也经常遇到，对匿名举报电话先要搞清虚实。他在科长办公室里紧急召集了这次会议。
赖伯探长遗憾地耸耸肩说：“举报人有东欧口音，可惜我们没有录下来——不可能每个电话都录音，他很可能是个波兰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兰人联手，为什么波兰人会举报这笔能赚好几百万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现的。这个新团伙的手段极其毒辣。换句话说，在慕尼黑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有我们干的了。”
“除电话以外，没有别的情况吗？”科长问。
“没有，只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经上路。”
“这就是说，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举报就没意思了。”
“基本上没意思。这笔生意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办？”
“应当要求立即加强监视波兰边界。”
赖伯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这个建议只是一厢情愿。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没办法”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没办法”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10年。在这10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发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怎么办？没事儿。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发落。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是冷酷的谋杀！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们的司法实在大有问题。”
这会儿赖伯在会上接着说：“我们只有凭运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们打进去的侦察员给我们通风报信。不过那时候海洛因早已运到港口了。”
“我们有人打进越南人的圈子吗？”
“没有，但我们打进了波兰人的圈子。”
科长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波兰人参与了，那为什么会有波兰人向我们举报呢？”
赖伯一时语塞，觉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说：“可能是那个人想自己搞点什么名堂。”
“通过出卖自己的伙伴？”
“有可能，也许是为了报私仇……”
“那他应该讲具体点儿，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为，是有人要让警察明白，将来警察得跟一个新的团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当的人不会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
“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动摇警察的军心，说现在有了个新团伙，你们就抓瞎吧。”科长站起来说，“我认为这是对警察的侮辱！怎么办？等着瞧，看看近期内有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波越团伙确实是在活动。”然后他又无奈地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赖伯的侦察员没有报来新消息。在整个圈里，没人知道这20公斤海洛因的生意，有人还表示怀疑：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越波团伙，要是真有的话，会在圈里很快传开，因为涉及到“市场安全”问题。尤其是如果压价出售，意大利人和亚洲人会大肆活动。
在那个神秘的电话过去四天之后，凶杀案组的组长特奥·沃特克来电话找赖伯。
“我们法医研究所这儿有一具尸体，”他说得很随便，整个警察总局对此类事都习以为常了。一个人在跟死于非命者打了18年交道之后，他的心灵早已长出了一层老茧。“经过辨认，他的名字叫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波兰人，我听说你们那儿……”
“我马上就来！”赖伯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半小时以后，赖伯和沃特克站在了尸体面前。经过冷藏的尸体看上去像一个熟睡的人，法医掀开盖布，报告说：
“他是被人用细钢丝绳勒死的，肯定是从背后受到袭击致死，因为未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死亡时间是昨天17点到18点之间。他中午吃了青豆炸猪排……”
“这有那么重要吗？”赖伯有点不耐烦。
“对我们很重要。”法医把死者重新盖好，“另外，他是吸毒者，身上有许多针眼，体内还有残余的海洛因。”
沃特克拍拍赖伯的手臂说：“所以我们找到你了，这是你的弟兄们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带着证件，波兰护照，德国入境签证，有效期30天，旅行目的是旅游，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被人用钢丝绳勒死了。你看出点什么问题来了吗？”
“没有。”
“先是有个波兰人打电话给你，现在有个被杀的波兰人躺在我们法医研究所里，这两者有联系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是巧合。”赖伯向法医点头示意后走出停尸房。他不像沃特克那样久经锻炼，能把死人看作一样东西，把这种案子看成一桩一般的有待办理的案件。只有当吸毒者吸毒致死，必须调查吸毒案情的时候，赖伯才面对死尸，而且往往是没有多少结果的。由于自杀案件归凶杀案组管，所以赖伯和沃特克经常碰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沃特克都说：“又有人升天了！彼得，你的事比我多，要不是你们，我们可以舒舒服服下象棋了。”这当然是夸张，但沃特克就喜欢这么说话。
赖伯在外面走廊上问沃特克：“关于这桩案件，你们有什么线索没有？”沃特克耸耸肩膀，意思是没有。
“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一名退休老太太晚上9点左右出门遛狗，在一丛灌木后面发现了这具尸体，说准确一点是狗发现的。老太太休克住了医院，发现地点不是作案地点……据法医分析，在17点到18点之间是不会有人在公园里杀人的，这太显眼了，没有哪个凶手有这么大的胆子。”
“除了亚洲人以外……”赖伯若有所思地说。
“你接触各国的人，你有经验。”
“他们杀人是闪电式的，就在你身边，在人群里，在公共汽车里，在电车里，在火车里，在百货大楼里，在体育场里看足球赛时，到处都能下手，我想起了索维托的系列凶杀案，只是索维托不在亚洲而是在非洲，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土著人城镇，那里发生的案子就是典型的快速无声杀人案。每逢周末，工人们领到一周的工资，下班高峰期公共汽车上人贴人，乘客都快挤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人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有个人站在你背后，紧紧贴着你的身子，把一根磨尖了的自行车辐条从你背后直刺进你的心脏。你只觉得被针刺了一下，马上就死了。直到车到终点，所有人都下了车，一个人倒了下来，那就是被杀害的人。这些凶手还从来没有被逮着过。”
沃特克说：“试想这种情况出现在此地的公园里。作案人从后面走来，一下用钢丝绳套住被害者的脖子，使劲一勒就切断了喉头，然后把死者扔进灌木丛。这一切只要几秒钟，不过，彼得，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不可能。从17点到21点，一个死人躺在公园里不可能不被发现，因此这个波兰人应该是在老太太的狗发现他以前不久才被扔进灌木丛的。但我同意你的看法，这像是一种亚洲人的杀人方法。这样，就要找你所说的越南人了。”
“我们像是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然而俗话说得好：瞎猫还能碰上死老鼠呢！”
沃特克说：“那你们就好好碰吧，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肯定，死者的护照是假的，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我最讨厌这种情况了！我们去喝杯啤酒好吗？”
真是好主意。赖伯也想喝杯新鲜啤酒。跟死人打交道已使他口干舌燥了。
罗伯特鼓起勇气，第二天晚上又去了托斯卡纳酒吧，倒不是要去寻衅闹事，而是因为他口袋里还有50马克，其中30马克是入场费，只剩下可怜巴巴的20马克买杯鸡尾酒喝。罗伯特头一回真正感到，作为处长爸爸的独生子，他活得比在大街上拉琴要钱的人还窘迫。
博罗打开大门上的小窗，又嘟嘟囔囔地问：“你来干吗？”
“就像童话里说的，你可以猜三次。”
大门打开了，衣帽间女郎收了30马克的入场费。当罗伯特要推开那道双重门时，博罗拉住了他的手臂。
他警告说：“你会有麻烦的。”
罗伯特挣脱他的手说：“跟谁有麻烦？只要我付钱，我就和别人一样是顾客。”
“那你就错了。”博罗让他进去，但说：“这儿我可见过有人被抬着出去。”
罗伯特不再环顾四周，而是径直往酒台走去，从老远他就看到乌丽克在和一个客人调笑。此人白发苍苍，大腹便便，身穿订做的西服，俨然是个阔佬。乌丽克笑得两个乳房都在抖动，罗伯特直觉得恶心。当她看见他过来时，不由得把裙子的开胸往上提了一提。罗伯特在那个白头发男人的旁边坐下，不声不响地看着乌丽克。直到她问：“这位先生要什么？”他才说：“一杯鸡尾酒。”
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来了伏特加、白甘蔗酒、柠檬汁、苦柠檬，给罗伯特调了一杯鸡尾酒。这时罗伯特旁边的那位先生去厕所了。
罗伯特尝了一口酒，味道很好，但很厉害。“您没有去游泳池……”
她摇摇头说：“我得洗衣服。您不该来这儿。”
“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把双手往台上一摊说：“这最后20马克买酒喝了。不过我会想办法弄到钱……我一定要见您……”
“偶尔在游泳池见吧……”
“不，天天要见！”
“别胡扯！”乌丽克的声音有点生气，但也带些同情，“您跟我不是一路人。”
“就因为我才18岁，而且没有刚才那个男人的一头白发吗？”
她听出了他的责备之意，朝酒吧的阴暗角落里望了望，萨尔瓦多又躲在那儿看他们说话了。
“我的工作就是让客人开心，一切为了赚钱，这是主要的。谁瞪着眼看我的胸口，谁就会多喝酒。”
她的油腔滑调，说话时上身的动作，让罗伯特心里感到矛盾。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不是真正的乌丽克……这只是外表，是职业所需要的伪装，她自己也深受其苦，想逃脱又逃脱不了。他认为有个真正的乌丽克，那就是躺在游泳池边草地上的年轻女郎，不管男人们怎么看她，她都无动于衷，这才是真正的她，站酒台的乌丽克是在演戏，是个身不由己的悲剧演员。
罗伯特问她：“您还要熬多久？”
她笑了：“熬？罗伯特，您错了。我在这儿感觉很好，挣得不少，我还比较年轻，可能再干七年，干到40岁。希望那时候我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开一家服装店。”她又笑笑说，“或者我嫁给某个阔佬。要树立什么人生目标，那多半是幻想。人生的真面目是看不见的，就因为人们老在它头上踩来踩去。除非是出现什么意外……”
“我要成为您的意外，乌丽克。”罗伯特说这话时一本正经，绝对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顺口说说而已。可是他没有看见乌丽克眼中的惊愕，他不知道自己的话很不理智，他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根本不考虑现实。
乌丽克·施佩琳这个名字，要是从字义上理解，那是不幸而言中了：施佩琳是一只“家雀”。她的童年没有欢乐，青年时期老是受欺负。她继父对她不怀好意，喝醉了酒在家里光着屁股走来走去。她参加体操和游泳时，小伙子们总想摸她的胸脯。她15岁时和班上同学去法国旅游三天，结果被一个男同学破坏了贞操，这对她打击太大，以致她很长时间拒绝同任何男人接触。她进芭蕾舞学校后，发现同事们把女人视为一种“中性人”。后来她进了芭蕾舞团，发现女的同性恋者比男的追求者还多，当然也有一些男人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等在戏院门口，用高级轿车和钻石金表来引诱她。
那时的乌丽克还是冷若冰霜，不为任何高级轿车所动。可是当她离开芭蕾舞团，在一家酒吧跳起“表情舞蹈”以后，情况就变了。她终于明白，她的身体也可以是一笔资本，可以是一棵任意利用的摇钱树。
于是，乌丽克把她的道德观锁进了装满钞票的钱箱，不过她还不是毫无区别地让任何男人上她的床，而要经过仔细选择，并且绝不跟某个人保持长期的关系。她有取有舍，这纯粹是交易，洗个澡就可以抹掉痕迹，只有一次她忘了自己所定的规矩，上当受骗了。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她30岁时结识了一名来自瑞士伯尔尼的商人。此人对她彬彬有礼，在一个周末带她到伯尔尼去，让她参观了他的企业——一家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位于一座古色古香的写字楼里，办公室里装有七台电脑。就在那个星期天，他俩在图纳湖畔度过了柔情缱绻的时光。乌丽克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幸福，以为找到了一个她可以信赖的男人。
他们共同生活了四个月，乌丽克辞去了工作，结束了以往的生活，心甘情愿地扮演情妇的角色。那个名叫贝阿特的瑞士人把乌丽克捧在手里，对她有求必应，从现实到梦境，从梦境到满足，乌丽克终于觉得自己有了盼头。
一个秋季的一天，贝阿特建议乌丽克把她的财产投到有利可图的股票生意里去。毕竟乌丽克积蓄了六万马克，这是她卖身赚来的钱，但他们已经不把它当回事儿了。乌丽克高高兴兴地把钱交给了贝阿特，贝阿特果然给她拿来了股票，印得花花绿绿的，说保证有至少10％的股息，并把股票存进了银行的保险箱。
两个星期以后贝阿特失踪了。保险箱里的股票是一堆废纸，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个股份公司。伯尔尼的办公室人去楼空，只有七台电脑是真的，为的是唬弄那些轻信的顾客，经过长时间的打听，乌丽克得知贝阿特躲到塞内加尔去了，那是个安全的地方。
乌丽克的钱被骗得一干二净，她的梦想和前途全毁了。她心里充满了恨，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恨这个欺骗了她的心灵的世界。但同时她也下定决心，不再让人欺骗，而是要自己来欺骗这个社会。《圣经》里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成了她的信条。从此以后她要按照这一信条做人，要报复所有的人，即使误伤无辜也在所不惜。她本人不也是无辜者吗？不照样被人毁了！她现在知道，生活就是不断地搏斗，只有比敌人更加无情的人才能成为胜者。
乌丽克又重操旧业，她的床就是她的店，她在床上认识了弗兰茨·冯·格来欣先生。他一见面就解释，他不需要花钱买虚假的爱情，他是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慕名而来的。乌丽克说，她不想听这一套，问他有什么要求，要多长时间，并说好不许有变态行为。冯·格来欣先生看来相当满意，因为过了两天他就打电话给乌丽克，请她去一趟托斯卡纳酒吧。
对乌丽克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地点。上酒吧属于她的“业务范围”，在街头拉客才丢人。她认为，街头拉客是道德沦丧的最低点，是彻底抛弃自己的人格。所以她总是上酒吧，跟人聊天，先要扭扭怩怩一番，然后才把“财神爷”带到家里。她要让男人有一种占有者的胜利感，这样会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占有者愿意为胜利而投入更多的钱。对一个聪明的女人来说，男人的虚荣心就是一个金库。
在托斯卡纳酒吧，乌丽克首先遇到的是看门人博罗。他一听是找冯·格来欣，问都不问就把门开了。萨尔瓦多在酒吧里迎接她，显然是等待多时了。他带她走进酒吧背后的一间大办公室，冯·格来欣先生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萨尔瓦多马上就退下了。
冯·格来欣说：“很高兴，您接受了我的邀请。我昨天就在等您了。”虽然他俩两天以前还睡过觉，他仍称她“您”。这种称呼造成了隔阂，使乌丽克感到奇怪，两天以前，冯·格来欣和她共同度过了两小时，走时给了她1，000马克，这会儿怎么装得像初次见面似的。
“我需要时间考虑。”乌丽克用眼光扫了一下房间，没有长沙发，只有皮椅，书架，柜子和写字台。“您喜欢在哪儿，在椅子上，还是在写字台上？”
“别说傻话了！”他有点不快，又有点命令式地说：“我请您来是……”
“请我来？”她重复一遍，好像这是个陌生的字眼。
“是的，我请您来！”冯·格来欣走回写字台坐下，也没有请乌丽克坐。乌丽克找了一把皮椅坐下，叠起她那双长长的腿，露出裙子里面的小裤衩。但看来这对冯·格来欣不起作用，他看她的眼睛，而不是看她的双腿。“我有些想法。”
“我倒要领教领教。”
“您没有必要出卖皮肉。”
“这种话只有有钱人才能说。难道您要给我做道德问题的报告吗？就凭您？两天以前……”
“别再提那个晚上了。我跟您说过，我不需要花钱买女人。”
“您玩女人说跟摘苹果似的。”她的声音像在挑衅，“您找我干吗？”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打算。”
“说具体点儿。”
冯·格来欣从写字台里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问道：“您也来点儿？”
“谢谢。我只有上班时间才喝酒。”
“上班时间，说得好。”冯·格来欣笑着斟满了自己的杯子，“我发现您还挺幽默，这没坏处。”
弗兰茨·冯·格来欣在慕尼黑某些人士中间首先以“酒吧男爵”的外号闻名。这个看上去像是很有教养、很正派的四十开外的人，专长却是收买夜总会和酒吧间。他父亲留给他一笔400万马克的遗产，那是父亲从事啤酒花加工挣来的辛苦钱。但学过经济学的弗兰茨却并不把啤酒花加工视为自己的前途，而是干起了房地产。他选择的不是住房或者办公楼产业，而是一种特殊的“物业”。他先买下了三座旧房，经过装修改建，办起了“私人俱乐部”——这就是高等妓院的雅称。当然顾客也是高等的，其中包括产业家、社会名流、政治家、银行家，直至政府官员。他说过一句俏皮话：“联邦议院经常在我这儿举行小型会议……”这自然是夸张，但每个知情人都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俱乐部颇有名气，而且在每次的警察搜查中都安然无事。他们是不会对那些正在洗泡沫浴的检察官进行审问的。
冯·格来欣成立俱乐部以后，就开始关注慕尼黑的夜生活。他买下别人的酒吧，或者自己开办酒吧，这些酒吧都设有搞性活动的暗室。由于这种“专项服务”收入以百万计，父亲传给他的啤酒花加工厂反而成为副业了。如今，冯·格来欣已拥有一个妓院王国，成了一位不可侵犯的人物。
此刻他以断然决然的口气对乌丽克说：“您停止‘上班’吧，马上停止。”
乌丽克从椅子上一跳而起：“您让我喝西北风啊？您想支配我，没门！我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永远如此，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跟人睡就跟人睡！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别人甭想指手画脚，您就更没资格了！”
“误会了，可能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您什么也没说。”乌丽克走到他的写字台前，双手撑在台面上，用愤怒的目光看着冯·格来欣，使他又是震惊，又是着迷。他想，这真是个绝色而奔放的女子，有如一头半驯化的野猫，就这样正好，他不要彻底驯化她。
她生气地问道：“我可以走了吧？”
“还有几句话。”
“何必呢？”
“您喜欢这托斯卡纳酒吧吗？”
“跟别的酒吧一样，都是捞钱的。”
“它是我开的。”
“我谅您也不过如此，”面对乌丽克的讥讽，冯·格来欣处之泰然，而且微笑起来。这倒使乌丽克感到不解，我老在刺激他，他还笑得出来？
“我给您提供一个活儿，就在我这个酒吧，当吧女。”
“让我站酒台，您当老板，谢谢，不干。”
这话听起来像是最后的决定，但在女人身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熟悉女子心理的人把它不当一回事儿。只不过是语言上的围墙罢了，很容易推倒。
“您可以拿营业额的15％，而且不必再为了钱而去跟男人睡觉。”
“就跟您一人睡，我说得对吗？”
“不对，我从不跟我的女职员睡觉，也许我在这方面和别人不一样，我对新雇员从不测试。”
“那前天是怎么回事儿呢？”
“我说过了：忘了那一天吧！您站酒台是暂时的，我还有事让您干。”
“您能解释一下吗？”
看到她的反感在加强，他摇摇头说：“现在还不能，我得对您进行观察。”
“那就算了吧。祝您晚安。”
她转身向门口走去，正要握门把时，听见他说：“乌丽克……您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一名富婆，拥有私家别墅，带大花园和游泳池，开高级轿车，到巴巴多斯和塔希堤去度假，穿戴时髦，在瑞士银行开账户……难道您不感兴趣？”
乌丽克转过身来问：“站酒台能挣这么多钱？”
“当然没这么多。”
“那我得做什么？”
“以后再说。挣大钱往往要走弯弯道。我得先看看您转弯是不是够灵活。乌丽克，我提供给您的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为什么就看中我呢？”
“因为我感到您干这一行够格。我的感觉向来就可靠，从未出过差错。”
“冯·格来欣先生，您这是在出谜语。我一向不喜欢猜谜，不像我母亲抓住谜语就不放。”
“考虑考虑吧，乌丽克。”冯·格来欣的口气表明，他要结束谈话了，“过三天您再来找我。您要是拒绝，那就是我把您估计过高，那您就是个傻瓜。您别再‘上班’了，听我的不会错。”
“您让我想想。”
她走出房间。萨尔瓦多从见她出来起就开始研究她的面部表情，但她不动声色。博罗也在门口好奇地看她，并悄悄问道：
“咱们还会见面吗？”
乌丽克说：“您去算一卦吧。”她来到了街上，深深吸了口气，沉重的大门在她身后砰然关上。这会儿她才感觉到冯·格来欣的最后几句话给她造成的困惑。那些话所描绘的前景一直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以前她总以为那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而如今真有人为她提供这么个美差，也不说明怎么个做法。冯·格来欣只是说要走弯弯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乌丽克走进一家附近的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一个男人想与她共用一张桌子，被她赶走了。“那儿不有的是空桌嘛！”
同冯·格来欣的会面产生了效果。在三天的考虑时间内，乌丽克放弃了她平日的收入，去逛了慕尼黑的动物园，遛了市中心的步行街，看了马克西米良大街上的服装店橱窗，对那些样品和标价惊叹不已。她头脑里乱成一团：我只要说一声“行”，所有这些东西我都能买得起！可下一步怎么办？我会不会彻底落入冯·格来欣的手掌而失去自我呢？这是不是在同魔鬼签合约，为了人世的欢乐而出卖自己的灵魂？这个冯·格来欣究竟是什么人？
连着三个晚上，乌丽克走遍了慕尼黑的酒吧间，不是寻找“顾客”，而是搜集信息。无论她问到哪儿，回答几乎是一样的：
“弗兰茨，那个‘男爵’？你找他干吗？姑娘，你认识他吗？这地方的夜生活全有他的份儿，是个大人物。你怎么找到他头上去了？你配不上吧！”
这样的回答没有让乌丽克惊慌，而是让她放心。她原先怀疑，冯·格来欣是不是个吹牛皮的，而当她看到别人对他肃然起敬的样子，她的疑虑也就消失了。不过还是有个问题她很难解释：为什么偏偏看中了她？她的确很漂亮，可是慕尼黑的漂亮女人成千上万，有的还比自己更漂亮呢。看来冯·格来欣的兴趣不在于此，他甚至不愿回忆起曾跟自己睡觉的事，这表明他并不想要自己做他的情妇，成为他的炫耀物。可他向她做出的天花乱坠的物质许诺，又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三天的等待对乌丽克来说简直无法忍受。在最后一夜，她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只得坐起来，对着黑暗的墙壁反复考虑：我该不该答应？不妨试试看，如果不守诺言，还可以随时洗手不干嘛。我要对他说清楚，我有自己的意志，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屈服，哪怕用什么别墅、首饰、裘皮和美洲虎式敞篷轿车来引诱。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乌丽克又去托斯卡纳酒吧找冯·格来欣，向他说出了那句她练习了一整天的话：
“我决定接受您的建议。”
“乌丽克，您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不，只是好奇的决定而已。我想知道，您打我的什么主意？”
“您从明天起就在我酒吧工作。”
“还有呢？”
“没有了。”
“能不能挣点外快？我知道，后屋里有一排房间，留给有钱的客人。”
“我禁止您……”
“一上来就禁止！”乌丽克摇着头说，“您知道，我不会让人禁止的。禁止？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没法和您共事。冯·格来欣先生，我们谈不到一块儿去。”
“您会认识大人物的，但不是在后屋里。乌丽克，别老像个刺猬一样！您先看看情况发展嘛。伟大艺术品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
“我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按我的计划，那是件艺术品，是逐渐形成的……”
“您说具体点。”
“等以后吧。您不喜欢出乎意料的事吗？”
“要是让我走上邪路，我就不喜欢。”
“邪路……”冯·格来欣笑笑说，“亏您说得出口！您在您那条邪路上可没少赚钱。”乌丽克正想说什么，冯·格来欣打断了她。“不提这个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明晚9点您开始上班。”
“当吧女我没有经验。”
“雷内调酒，您管上酒，对客人微笑……就干这些。要是有客人向您倾诉他的内心想法，向您宣泄他的苦闷，您就耐心听着，表示同情，这会使客人感到好受。您要设法让他一杯又一杯地喝酒……这有什么难的？”
乌丽克点点头说：“我再问一遍，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
“您真想听我的回答吗？”
“是的！”
“这是因为您既有天使的外表，又是魔鬼的女儿。”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我。”乌丽克惊呆了。冯·格来欣的微笑刺激着她，她真想打他一个耳光。她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只是握紧了拳头。
“那是因为说话的人不坦率，或者没有认识到。只要给钱，您身上可以长出翅膀来，无边无际地飞翔……”
“没有的事儿！我只要挣的钱够我正常生活就行了。”
“什么叫正常？正常的概念是因人而异的。对某些人说，有一套三居室住房，晚上能喝一瓶皮尔森啤酒，就算正常了。而某些人则要求住别墅，喝香槟。您喜欢什么：啤酒还是香槟？”
“香槟。”
“这不就对了！我看您还得花很多时间来发现自己的价值。”冯·格来欣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语气忽然变硬：“乌丽克，您可以走了。”
乌丽克还在犹豫，她还有好多事要问好多话要说，但看到冯·格来欣严峻的脸色，也就算了。她默默地点点头，走出了房间。萨尔瓦多在外面等她，把她带到一个长长的、闪光的酒台前。
他高兴地说：“为欢迎新同事，本店请客喝一杯鸡尾酒。你现在属于我们这儿的人了，想喝点什么？”
“随你的便。”
“来一杯‘蒙特哥海湾’？”
“行啊……”
过了一会儿，乌丽克走出酒吧，凝视着霓虹灯广告，她问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冯·格来欣对她的评价使她震惊——又是天使，又是魔鬼的女儿，真是岂有此理！她的看法完全相反，她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在受欺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她一直在挣扎，以免被压死和淹死。她身上哪有什么魔鬼的影子？难道争取生活中有点安全感，就成魔鬼了吗？
乌丽克移开目光，快步走到街上，坐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她一进屋就把铺在床上的大毛巾扔到房间的角落里去，那是用来防备“客人”弄脏她的床的。一切都过去了！她的生命之路走到一个十字街头，她决定朝正确方向拐弯。这条路选对了吗？人们很快会看到它通向何方。
次日晚上准9点，乌丽克开始站酒台。
这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罗伯特的母亲首先发现自己儿子有了变化。
盖尔达·哈比希和她那位当官的丈夫不一样，她喜爱艺术和音乐。她从儿子的钢琴弹奏中听出来了儿子的变化，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一天晚上，当罗伯特在“音乐室”里有力地敲击琴键时，她就和丈夫谈起这事。
“胡伯特，你听见了吗？”她一边问，一边倾听。
“什么？”胡伯特抬起头问。他正在读一篇关于巴伐利亚州议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报道。他对绿党的一项新提案很是不以为然：该党反对在某个地方造房子，因为得砍掉三棵古树。房子是为一家医院的扩建工程而造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争论：究竟什么更重要，保证人的健康，还是保留三棵老掉牙的树？
“罗伯特在弹肖邦……”
“他不一直都在弹吗？”
“可是他现在弹出来的音乐像是青年贝多芬的……这么强劲，这么粗犷，这么热烈……”
胡伯特点了点头。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一变化，他听不出这种细微的差别。说到音乐，这位处长先生就像只熊瞎子一样。有一次他太太动员他去慕尼黑国家歌剧院看歌剧《西格弗里德》，谢幕时他竟然说：“那家伙用剑把石砧砍碎了，这从材料学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看完《莱茵河的黄金》后他又说：“众神仙在一条彩虹上飞往圣贤祠，这算怎么回事儿呢？彩虹只不过是一种幻景而已。”自从那个晚上以后，盖尔达总觉得自己很寂寞。
“罗伯特在起变化，”她现在肯定地说，“音乐表现人的心灵……罗伯特像有什么问题。”
“对，在数学方面。”
“不是指这方面。”
“那是什么呢？”
“问题在深层次。”
“我儿子罗伯特还会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在补习数学，表明他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也能解决问题。”
对哈比希博士来说，讨论就到此为止了。他更关心的是绿党向州议会的提案，尽管他对此是无从插手的。哈比希属于那种静悄悄搞政治的人，他们的政治天才只有在自己家里方能得到发挥，而且搞的是“改天换地”的政治。可惜这种天才从来不为人所知，这就是孤家寡人式的世界改良者的悲剧。
那天晚上盖尔达为罗伯特做了他喜欢吃的巧克力布丁。吃完后她问他：“罗伯特，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啊，妈，怎么啦？”
“哦，我只是问问而已，是不是在学校里或者是……”
“没有，妈，一切都很正常。”罗伯特故作高兴地说，“我能把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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