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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令人信服，于是盖尔达认为，贝多芬式的肖邦乃是偶尔的感情爆发，这样他儿子的内心矛盾就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然而，即使盖尔达了解真相也无济于事。罗伯特最近一次去托斯卡纳酒吧，发现那儿原来是家妓院，他决心要把乌丽克救出火坑。
救出火坑——谈何容易！怎么救法，救到哪儿去？他是什么人？一个18岁的高中生，囊中空空，唯一的资本是过人的智商和弹得一手好钢琴。就凭这能救人吗？他也不想想，乌丽克愿不愿意让他“救”出去。他对她的生活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却要加以干预，岂不是瞎胡闹吗？他凭什么以救星自居？他只是凭一种感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是爱吗？什么是爱？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曾听同学们说过，他们怎样在长椅子上或者地下室里同女人交媾。他无法想象这和真正的爱有什么联系。他一再回想起他在伊萨河边草地上遇到的那个姑娘，他为她抹防晒霜时她的那种反应让他大吃一惊，结果还招来一顿臭骂。难道爱就是为了蹂躏一个女人的身体，然后向人夸耀说：“小伙子们，我把她撂倒了！”瓦格纳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一剧中所描写的至高无上的欢乐难道是这样的吗？不，爱应该有更多的内涵。
他同乌丽克的接触仅仅是握手，还有几次眉目传情。他欣赏她的身体、眼睛、声音和姿态，从她身上有一股无形的暖流通到他的身上，形成一种刹那间的心灵沟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看的。当他见到乌丽克时，起反应的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性”，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随时准备拉开裤子拉链的朋友。
罗伯特以很大的克制做到了有四天之久不去酒吧。但第五天父亲又给了他100马克，于是他心中又燃起了去看乌丽克的欲望。
博罗让罗伯特进了酒吧，但拉住他说：“我警告你！”口气并不粗鲁，而是友好的。
罗伯特一下站住，问道：“警告什么？你对每个客人都要警告吗？”
“别傻了！你干吗缠着乌拉？”
“我缠她了吗？我只想喝杯鸡尾酒。”
“可你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看着她没完。”
“有人愿玩扑克，有人愿玩台球，有人愿玩妓女……我愿意看着她，各有所好嘛。”
“你是个大傻帽！”
“这话我听过多次……已经习惯了。我可以进去了吗？”
“对乌拉来说，你是个‘零’。”
“零也很重要，它可以使前面的数字大10倍。”
这话对博罗太深奥了，他耸耸肩，让罗伯特进去。“待会儿别说我没警告你，萨尔瓦多可是厉害得很。”
这时候酒吧里客人已经很多。迪斯科调音师正在放摇滚乐，有几对男女在跳舞。罗伯特绕过他们，在酒台前坐下。调酒师雷内先看见他，便用肘推了一下乌拉。乌丽克正在照顾一名胖胖的客人，听他说他在伊维萨岛上曾经一夜玩了三个姑娘。
她说：“吹什么牛啊！你能应付一个就不错了！”说完走向罗伯特。
“是你？”她用了“你”而不是“您”，但她的眼光像在抚摩他。
“是我。”
“好久没见你……”
“真的？”他的心在猛跳。
“真的。”
“博罗说，我对你只是个零。”
“博罗长着颗猩猩的脑袋。”
“他就是一只猩猩……不是吗？”
“你上哪儿去了？”
“在家里，复习数学，弹莫扎特和舒曼的乐曲，读了一本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书……我没钱，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会儿你有钱了？”
“够喝两杯鸡尾酒的。”
“我可以请你喝吗？”
“我不愿意依赖别人。”
“别胡说了！”
“那你在干些什么呢？”
“每天晚上都一样。”
“白天呢？”
“我们上次在摄政王游泳池见面时，有位摄影者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你记得吗？我把照片要来了。”
“你带来了吗？”
“没有……在我家里的五屉柜上。”
“你……把它装上镜框了？”
他俩都没有觉察到，他们之间忽然称起“你”来了，上一次见面还互称“您”呢。乌丽克点点头。
“因为它挺好看的。”
“就因为……”罗伯特见雷内给他端来一杯鸡尾酒，酒的颜色是墨绿的，闻起来像薄荷奶。
“谢谢。这是什么呀？”
雷内说：“这叫沃杜①，它能让死者复活，或者让活人死去。”他一面说，一面往萨尔瓦多望去。萨尔瓦多像往常一样，靠着一根柱子在观察。“请吧！”
①Voodoo，在海地流行的、来自西非的秘密教派。
在酒台的另一端，那个胖子举着双手向乌丽克打招呼，喊道：“怎么啦？你不能说走就走啊！谁来陪我啊？”
罗伯特喝了一口酒说：“他这是指你呢。”
“是的，是指我。”
“去吧。”罗伯特有点酸溜溜的，“这是你的生意。”
她犹豫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向那个打招呼的客人走去，一面大声说话，让酒台边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胖墩，往下说啊，你坐飞机去伊维萨岛，就是为了搞女人……”
罗伯特再要拿起酒杯时，有人拽住他的手。萨尔瓦多站在他身后。
“我的任务之一是照顾好本店职工的利益，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我说得够明白了吧？”萨尔瓦多说得很小声，只有罗伯特听得见。
“很明白……只是我不懂。”罗伯特坐在吧凳上转过身去，现在他离萨尔瓦多深色的眼睛很近了。“我并没有欠你那些婊子的钱。”
萨尔瓦多的鼻孔在扩张：“小子，当心点，没你的好下场。”
“你的姑娘有艾滋病？”
“你小子听着，你马上给我竖着走出去……要不然，就只有被横着抬出去。懂了吧？”
“不全懂。”
“还有什么问题？”
“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喝我的鸡尾酒？”
“因为我不愿意。”
“这不是理由。”
“我说是就是。”萨尔瓦多往后退了一步，这是拳击术的一条老规矩，要有一定距离，才能打得有力。“不许你再碰乌拉！”
“我们是朋友。”
“你们是个屁！给我滚，操你妈！”
这下罗伯特火冒三丈，居然有人这么下流地污辱他所崇拜的母亲！
罗伯特毫不犹豫，举手打了萨尔瓦多一个耳光，只听啪的一声，跟着是乌丽克的一声尖叫。可是，对萨尔瓦多这样的人，打耳光怎么行，该用拳头全力打他的下巴，只有这样才有效，否则毫无意义。
萨尔瓦多不是好惹的。他一拳击中了罗伯特的脸，把他打翻在地。罗伯特勉强想爬起来，萨尔瓦多又上去对他腰部踢了一脚，第二脚踢在他的胸部，第三脚踢在他的头部。罗伯特鼻子流出血来，痛得踡在地上，试图爬着离开酒台。这时乌丽克赶来，用一块大餐巾捂住他那流血的脸。萨尔瓦多后退一步，举起双手，好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犯了规似的。
“大伙儿都看见啦，是他先打的，你们都是证人，我这是正当防卫……”
“是你污辱了他的母亲，你这头猪猡！”乌丽克冲着萨尔瓦多喊道，“不许你再碰他，不然我杀了你！”
萨尔瓦多瞪着她，好像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或一把枪。他想，天哪，她干得出来！她怒目圆睁，嘴角抽搐，脸部肌肉紧张，犹如一头即将扑过来的猛兽。他又后退了两步，在一旁看着。乌丽克费力地把罗伯特扶起来，让他靠着墙，用餐巾为他擦血，搀着他，直到他能站稳。
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对他说：“来，来，我送你回家。”
罗伯特摇摇头：“我自己能走。”他接过乌丽克手里的餐巾，自己擦了擦脸，看着沾满了血的布，重复说，“我自己能走。”
“你不行，我叫辆出租车。”
“我的车停在不远的地方。”
“你这样怎么能开车！”
“我能！”罗伯特推开乌丽克扶着他的手，晃晃悠悠地走向出口处。萨尔瓦多目送着他，仍保持着犯了规的足球员的姿势。调音师亨利又放起了音乐，蒂娜·透纳的歌声响彻酒吧，两对男女又开始跳舞，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伯特吃力地走到衣帽间。博罗迎上去，对他直摇头。
“我跟你说了，我警告过你，这下你吃亏了吧！真是个笨蛋！”
博罗把门打开，让罗伯特出去，还在他背后喊：“我跟你说了，你再也别来，把乌拉忘了吧！”
罗伯特在汽车里又坐了约半小时，这才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开车回家。他原先想偷偷地溜进去，可是办不到。他父亲还在起居室里读杂志，里面有篇文章说，科尔总理总是对问题采取拖延术，坐着不动，直到问题不了了之。他母亲已经上床，在看一本关于三角恋爱的小说。对这种生活方式，她根本不能理解，她绝不会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情夫，一想起跟一个“男孩儿”上床，她就会恶心。
罗伯特没有办法，只好从父亲身边经过。
胡伯特听见儿子进来，只抬了抬头，还想接着看那篇关于科尔的文章。这时他猛然看到儿子的衬衫上有一大块血迹。他跳了起来，这才发现儿子的脸受伤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出了车祸。
“是车祸？损失大吗？怎么发生的？是你的责任吗？”
“车子一点没事儿，爸。”罗伯特知道躲不过去了。
“但你脸上全是血……”
“我……遭袭击了，爸。”
“袭击？”胡伯特盯着看儿子那张血迹模糊的脸，一面叫道，“上帝啊！你遭袭击了？怎么回事？在哪儿？谁干的？”他走到罗伯特身边，用手摸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内伤？我马上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袭击！我儿子罗伯特遭袭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宽松，到处都不安全，天黑了出去散步简直是冒险！我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
“是个外国人，亚洲人，正在撬我的车时被我发现了。但他比我更快、更壮，会功夫，打得我落花流水。”
“我可怜的孩子！”胡伯特抱住儿子，亲吻他那带有血迹的额头，接着就发出了神圣的怒火。他用发抖的声音叫道，“就是这些外国人！我们还要忍耐多久？意大利黑手党，俄罗斯黑手党，罗马尼亚团伙，波兰盗匪，科索沃杀手……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国家？50％以上的犯罪是外国人干的，而政府在干吗呢？无动于衷。警察呢，说自己无能为力。天哪！我们德国人究竟被置于何地？！”胡伯特喘着粗气，奔向电话，找到了家庭医生尤利乌斯·海梅斯大夫，大夫答应马上就来。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慕尼黑刑警凶杀案科，对方声称，此事不归他们管，因为被袭击者还活着。但对方还是有礼貌地把电话转给了有组织犯罪案科，即第十三科，管毒品案、团伙犯罪、敲诈勒索和隐蔽侦察。接电话的人是探长彼得·赖伯。
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然后说：“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好做个记录。”
“谁来？我儿子受了重伤！”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
“他在医院里吗？”赖伯沉住气问。
“不，他在我家里。”
“他能走路吗？”
“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您要知道……”
“我们这就来。”赖伯挂上了电话。矛盾已经够多了，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事，伤了感情总不好。
“这不是存心嘛！”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半小时以后，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没有发现内伤，只是鼻梁骨裂，腰部、肩部和胸部有淤血，左脸肿胀，右额角有伤口。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看起来挺严重的。赖伯探长进门时，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
“你们可来了！”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时间真够长的啦。”
赖伯解释说：“我们遇上了堵车。”
“堵车？警察也会遭到堵车？你们不会拉警笛吗？”
“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
“哦，这么说，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有点什么屁事，就光听见嗒嘀——嗒嘀的乱叫，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
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何必找麻烦呢？别人总会说：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
赖伯问罗伯特：“您说说吧，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大约是22点30分，在霍尔茨维森大街。”
“在新佩拉赫区？”
“是的。我朋友住在君士坦丁街，我请他辅导数学。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我没找到停车处。当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后，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在动我的车，我跑过去，嘴里叫：‘干什么的？’我想抓住他……是的，以后就只记得我脸上被打了一下，我就倒下了。当我爬起来时，那家伙早跑掉了。是正宗的功夫……”
“功夫？”赖伯觉察到有点不对劲。
“那人是个亚洲人……”
“您肯定吗？”
“当然，我抓住了他的短风衣，看清了他的脸。”
“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越南人？”
哈比希博士激动地插嘴说：“我儿子罗伯特又不是汉学家！真叫人生气，放纵这么一帮恶棍在我们这儿胡作非为！”
“亚洲人也会这样看我们的。”赖伯的话让人一下就听出来，他对哈比希博士的种族主义言论持什么态度。胡伯特立刻听懂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但不想再顶了，他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
“还有呢？”赖伯望着罗伯特包得厚厚的脑袋，问他，“后来您怎么办的？”
“我坐到车里，等我恢复驾驶能力，然后就回家了。”
“您没有赶紧回到您朋友那儿去？”
“没有。干吗去他那儿？”
“显而易见嘛，受了重伤，需要急救，拐弯就是……”
“这我没想到，我当时像瘫了一样。在我恢复思维以后，我只有一个念头：马上回家。”
胡伯特又插嘴说：“当然啰！我家是个安全的地方。”
“您开的是什么车？”赖伯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作记录。罗伯特不由得想起电视剧里那位科隆布探长，就缺那件皱巴巴的大衣了。
“雪铁龙2CV。”
“所谓的‘鸭子’？”
“我喜欢这种车，开起来真棒。”
“可以到处找到停车处，不必担心被盗。”
“这话什么意思？”胡伯特生硬地问道。作为法学家，他不爱听这种不中听的话。
赖伯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上衣口袋。“对盗车贼我们可是有经验了。波兰团伙和罗马尼亚团伙专门干这个，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人盗车，亚洲人有别的专长。被盗的是中档车，但主要是高档车，奔驰、宝马、奥迪、富豪、凌志、阿尔发一罗米欧、保时捷、美洲虎……这些车值得偷，运出去也值得。但是从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辆‘鸭子’被职业盗车贼偷走的事。现在居然有个亚洲人要偷小‘鸭子’？”
“您是说，我儿子罗伯特在撒谎？”胡伯特又火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要对您提出投诉。我儿子被打成重伤，而警察却怀疑他的陈述。我们这个德国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爸……”罗伯特安慰地抬起手说，“你别激动，我还活着，车子还在……咱们应该高兴。”然后问赖伯，“下一步怎么办，探长先生？”
“您明天上我办公室来，做个记录。”
“我儿子在彻底康复之前不会出家门！”胡伯特指着医生说，“海梅斯大夫会出证明的。”
“别这样，爸。”罗伯特对赖伯点点头说，“没有那么严重。我明天上您那儿去，探长先生。”
赖伯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离开了哈比希的家。他的陪同者在汽车里对他说：“嗨，这位处长先生真够呛。要是他投诉你……这笔墨官司够你打的了。”
“他决不会的。我了解这种人，警察队伍里也有，发一通牢骚，完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最好的办法是，装聋作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彼得，你不相信这个罗伯特？”
“他的叙述不寻常，不符合我们有关盗车案的经验，更别说是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经验。”
“也许是个单干的。”
“有高档车不偷，去偷一辆‘鸭子’，这人不是有毛病吗？还有什么功夫！职业盗车贼只会悄悄地往黑暗里一逃了之。他的说法肯定有问题。谁知道这孩子想隐瞒什么。等明天再说，明天他父亲不在场，看我把他的话全套出来。”
然而在第二天，罗伯特仍坚持头一天的说法，他父亲没来，是海梅斯大夫陪他来的。这对赖伯来说正好，他听了医生的报告和受伤情况，做了一份记录，让罗伯特签字，然后把记录放进了一个文件夹，让它今后几年吃灰尘去。
罗伯特和海梅斯大夫走后，赖伯说：“有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不是什么袭击，也不是什么功夫！医生所列举的伤势，根本不是功夫所造成的。这孩子跟人打了一架，事后编了一套被袭击的故事来保护自己，敷衍自己的父亲。对我们来说，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让我恼火的是，我们老得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片！”
波兰人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被害一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没有任何线索，任何疑点，任何突破口。卡利尔是一名普通的旅游者，令人注意的只是，他被人用一种亚洲人的方法——用个细钢丝绳套——勒死了。
在波兰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显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死者住在华沙以南一座名为瓦尔卡的小城，职业是药剂师，单身，无前科，表现良好，有自己的小楼房，不令人注意，是个老实巴交的公民。至于他吸食海洛因，看来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钢丝绳杀死他呢？
沃特克有个大胆的设想：“此人46岁，未婚，可能是个同性恋者……因此是同类相杀。”
“大白天在公园里，用钢丝绳套？”
“我们知道，男妓中间有许多亚洲人。”
赖伯在沃特克放还档案之前又把它翻了一下说：“我倒是注意到了另外一点。”
“他死之前吃了青豆炸猪排？”这是典型的沃特克的评论。经常同杀人犯打交道使他有点玩世不恭。
“卡利尔是个药剂师。”
“你更希望他是个妇科医生，是吗？”
“药剂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你的意思是……”
“只是一个想法，通过药房贩毒，这倒是个不令人注意的办法。”
“这么说来，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的死者其实是你的死者，你拿去按你的路子办吧……”
“那个说从波兰运来海洛因的电话；那个新挤进市场的越南人团伙；那个被人用亚洲方式杀死的波兰药剂师，把这一切联系起来，难道看不出点名堂吗？”
“这是个初见端倪的大胆设想，亲爱的。”
“但毕竟有了轮廓。”
“轮廓能带来什么呢？”
“事物的内在联系。”
“关键在哪儿呢？”
“不知道。”
“祝贺你，你差一点就把案破了。”赖伯对沃特克的讥笑并不介意，他知道这并没有恶意，而是友好的鼓励。
赖伯说：“应当仔细看看在瓦尔卡的那家药店。”
沃特克说：“真了不起。”
“什么了不起？”
“你居然能记住那个犄角旮旯的名字！要是我们让波兰当局参与破案，你看会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多大收获。”
“那就算了。另外，海洛因不可能在地下室里生产，更不可能在瓦尔卡生产，而是来自金三角或者哥伦比亚，是纯度或高或低的制成品。嗨，这些还用对你说嘛！”
“药剂师可能会制做可卡因，首先是做LSD①，还有……摇头丸。”赖伯忽然拍了一下脑门，“我真笨，怎么没早想到呢！摇头丸嘛——时髦毒品，青年人的追求，大名鼎鼎的大力九！任何一个药剂师，任何一个略有小技的化学师都能做摇头丸！任何一个化验员都能配制这样的鬼玩意儿……”赖伯越说越激动，又把死者的档案拿了出来，“初见端倪的设想这下清楚了：一名药剂师从波兰来到慕尼黑，被人杀害了。是亚洲人杀的吗？是不是争权夺利，海洛因对摇头丸？我们知道，某些种类的摇头丸是从波兰走私入境，悄悄地散布开来的。那么现在摇头丸是不是已经开始干扰亚洲人的毒品市场了？我的天哪，要真是这样的话……”
①Lysergic acid diethlamide，麦角二乙胺。
“怎么样？”
“那用不了多久，我们这儿就会爆发真正的团伙大战，你那儿就会尸积如山。那些人残酷无情，用个把钢丝绳套简直太小意思了！”
“你准备怎么对付？”沃特克问道，虽然他已料到赖伯会怎么回答。
“跟以往一样，等着瞧！”
“哪你刚才说的全是废话！”
“摇头丸的圈子分布很广，圈内情况极为复杂。摇头丸加上‘技术音乐’②，如今是迪斯科舞厅里压倒一切的话题。我们已经在校园里抓到过散发摇头丸的人，他们把药丸送给13岁以上的孩子。谁吃了第一粒，就想吃第二粒。第三粒，于是陷入依赖。散发者的简单手法就是：送给你吃三粒，你就成了新的老主顾！”
②Techno-Musik，一种使用电子计算机作曲的、节奏极强、音量极大的跳舞音乐，90年代兴起于德国。
“然后呢？”
“然后没事儿。那些散发者也是青年人，有时候比顾客还年轻，因而不能判他们刑。他们有固定的住址，也就是父母的家。父母一无所知，也许会把孩子揍一顿，但管什么用呢？这些小歹徒和黑手党、三合会的大同事们一样，也是守口如瓶，不说来源，不说姓名，不说地址。即使供出一个人，那人也不过是个散发者，什么都不说，又得从头做起！我们找不到供货者和生产者。经过多次审问，我们只了解到一点：绝大多数药丸是一车子一车子地来自波兰和捷克，可以做上百万的生意。在黑市上每100丸一卖，每丸7.5芬尼买进，转手再以43芬尼卖出去，能发大财。如果药丸里加进海洛因——波兰货就是如此——价格可以大大提高。据我们估计，单单在慕尼黑，每个周末可以向青年顾客售出多至10，000粒的摇头丸，营业额将近5，000马克，每粒卖43到60芬尼，每个青年人都买得起。与此相比，海洛因成了奢侈品，每吸一次要花100多马克！所以可以推论，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市场在缩小，摇头丸的市场在扩张。也就是说，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必须适应新情况，黑手党、三合会那种大的‘康采恩’必须争夺新的市场，他们要消灭迄今来自波兰、捷克和荷兰的供货者。那位可怜的旅游者、来自瓦尔卡的药剂师卡利尔就是其中之一。”
沃特克说：“有道理。这家伙就归你了。你这么一说，我们的法医研究所得多添置一些冷藏柜才是。”
赖伯说：“大可不必。多半是无名死者，不会有家属来认领。”
“而对你来说，是老对手使用新手段喽。”
“这也有好处。目前的摇头丸市场十分混乱，哪儿来的药丸都有。要是黑手党和三合会控制了市场，他们会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这样我们就能认出他们，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行动。”
“你的乐观主义真是到家了。”
“我亲爱的特奥……”赖伯挤了挤眼说，“要是连这一点点希望都没了，那还要我们干吗？希望是我们每日的粮食。”
对胡伯特来说，在刑警第十三科作完记录后，他儿子罗伯特遭袭击的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在干了快二十年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工作以后，要利用这次机会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
哈比希处长给他的上级局长打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外国人犯罪对居民的危害》。报告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单是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被亚洲人打成重伤这一点，就足以令人重视了。
胡伯特·哈比希要求慕尼黑刑警通报此案的情况，他向上级反映了他家里发生的事，并用小心翼翼的措词指出德国的移民政策过于宽大。他认为，德国警察人员不足，薪水太低，装备欠缺，而同时却把成千万的税收用在申请避难者身上。社会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一名妇女如果在晚上一个人去树林里散步，就跟自杀差不多。胡伯特没敢发表更加尖锐的言论，因为作为一名德国的官员，无论他如何批评政府，他终究还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公仆。正因如此，德国官员的退休金的丰厚，是任何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
当然，哈比希报告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短期内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但人们告诉他说，报告里讲的都是事实，人所共知，连最高层人士也知道；还说他本人也清楚，修改法律需要有议会的多数票，而表决时总是败在反对党的手里，反对党对政府的提案原则上持否定态度；还说这固然不合理，但毕竟是民主，而德国是个民主国家，还要成为这方面的楷模。
对此，哈比希没有异议。他认为，怀疑民主制度等于是剖腹自杀。所以他的感觉是，自己说了实话，但没有动摇国家的大厦。他现在认为，他儿子罗伯特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与父亲不同，罗伯特暗自庆幸，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他急中生智的谎言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唯一的后果是，他父亲做出了一个要命的决定：从此以后，由他开车送罗伯特去君士坦丁街补习数学，两小时后再去接他。罗伯特向他的好朋友坦白了他是在哪儿“补习功课”的。
盖哈德不解地问：“你从来没有跟她睡过觉吗？”
“没有，就是没有！”
“简直不可思议。你搞到了一个吧女，而不把她撂倒？罗伯特，你有点不正常！你要干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会像我这样的……”
“那当然，毫无疑问！插上刺刀，往前冲啊！”
“她可不是婊子！”
“你肯定吗？”盖哈德给他倒了一杯加酒的可乐，“罗伯特，你试试看摸摸她的胸脯。”
“你们这些个王八蛋！”罗伯特站起身，推开了可乐，“你们不了解乌丽克，她不一样。”
“难道她是个同性恋者？”
“跟你说这些毫无意思。我就求你一件事：我父亲要是问起我，你就告诉他，我一直在你这儿补课。”
“我保证。可要是你数学考了个五分①，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①在德国学校五分是最低分，一分是最高分。
“你就说，在数学方面我是头笨牛。”
“在搞女人方面，你也是头笨牛！”
胡伯特晚上开车接儿子时总要问问：“怎么样，孩子？”
“不行，爸。”罗伯特望着夜幕下的街道，好像每一座楼的门窗都在嘲笑他，“我能理解巴赫的赋格曲，但理解不了数学。我看这改变不了了。”
“有意志就有力量嘛，或者说：有志者事竟成。”
“爸，那是格言。”
“孩子，那是古老的智慧，生活的知识，我一直是按照格言行动的。”
“我永远不想当什么处长。”
“这我知道，你母亲已经把你看成第二个钢琴大师李斯特了。不过这还没有下定论呢。”
罗伯特沉默了。他心里想：爸，你错了，说不定现在早就是木已成舟了。你们没有看见乌丽克跪在我身边，用餐巾为我止血，大骂萨尔瓦多，把我抱在怀里，这一切你们都没看见。我爱她。关于我的未来，我只知道这一点。
10天以来，罗伯特的母亲悉心照料他，好像他被人打得粉身碎骨似的。她一直在他身边，一会儿为他抹药膏，一会儿让他喝可可。他有时婉言推却，说他不疼了，已经康复了。而母亲则说：“别吭声！当妈妈的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病。我看你就是有病。”她就差给儿子喂饭和擦嘴了。
在这10天里，罗伯特有父亲开车接送，着实地攻了一番数学。同时，他在同班同学中间大受佩服，因为他们谁都没有遇到过有功夫的人，他们只是在影视作品里见过李小龙式的人物，罗伯特大难不死，真是奇迹。
更重要的是，在这10天里，罗伯特体会到他多么需要乌丽克。他日益不安，思潮起伏，不知现在乌丽克怎么样了？她不是威胁过萨尔瓦多吗，他对她怎样，打她了吗？想到这些，罗伯特都快疯了。他老在想一个问题：乌丽克为什么要在这家酒吧工作？为什么不找个别的活儿干？那种环境对她有什么吸引力？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在其他职业方面显身手的机会不多的是么！
这些天来，罗伯特越来越沉闷，乖僻，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渴望。对盖尔达来说，这证明儿子仍在受袭击后遗症的折磨，胡伯特也同意这个看法。一天晚上，两口子在床上谈起这个话题。胡伯特略带遗憾地说：“罗伯特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更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可惜。”
盖尔达讥讽地说：“难道你盼望他成为一名拳击师吗？”
“你老是走极端！”胡伯特决定不再同太太进行这种徒劳的讨论，“这事在罗伯特身上影响就是要长久一些，但也更深刻一些。”
胡伯特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实。
罗伯特脸部恢复正常，身上乌青消失以后，决定再去摄政王游泳池找乌丽克。如果说在酒吧以外的地方能见到她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是在体育场。
而她真的在那儿！
同第一次相遇一样，她仍躺在游泳池边上晒太阳，这次她穿了一条红色的小裤衩，戴着极其省料的乳罩，一头闪闪发亮的乌发，她真美，美得难以形容。
罗伯特从跳台后面久久地注视着她，他目光流露出来的不是欲望，而是敬佩，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直到乌丽克坐起身来，他才出来慢慢朝她走去。
她看着他走来，但没有蹦起来或打招呼，没有做出任何姿势表明她发现了他。她坐着不动，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才向他伸出双臂，说：
“你来啦，好啊！”
“你也来啦，多好。”罗伯特的声音完全变了。他在乌丽克身边坐下，她用双手摸他的脸和肩。
她问：“你好吗？”
“你看，没有痕迹了。”
“我真为你担心。”
“我也为你担心。”
“没有人敢碰我。你为什么没来？”
“上哪儿？”
“上这儿来。我每天都等你来着。”
“我没想到。我父母把我当重伤员对待，没人搀扶不许走动。”
“你父母很好，是吗？”
“太好了，有时反而成了束缚。我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也许我在童年时期就长大了。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
“往哪儿打？往酒吧打？你从未告诉我你的私人电话号码。”
“哦，天哪，你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只知道你在施瓦宾区有一套住房，有一只猫名叫罗莉，你开一辆小菲亚特车。”
“这已经不少了。”她笑了起来，“再补充点吧，我住在阿格内斯街，一套两居室，带厨房、卫生间，有阳台，早晨有太阳。这就齐了。”
“电话号码呢？”
她说了一个号码，罗伯特重复了六遍，直到记住。他笑着说：“我记不住数字，你信不信，我现在连我父母的电话号码都说不上来，我就是记不住。不过你的号码我记住了，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一会儿？”
“在你为去酒吧而化妆的时候。”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罗伯特坐着看她，小心地拿起她的左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她的手形状很美，指头又细又长。罗伯特想，这是弹钢琴的手，既能在键盘上飞舞，又能抚摸人的身体。
他突然说：“我爱你。”
她睁开眼睛，但姿势不变地说：“不许你再说。”
“我要说上千万遍，我爱你。”
“这是你一生中最愚蠢的话。”她用双肘支起身子，甩开脸上的头发，“再蠢不过了。”
“就因为你比我大15岁吗？”
“倒不是。”
“因为你是吧女？因为我不想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我爱的不是过去，而是今天，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它在哪儿？我以为你是个有逻辑思维的人……可是你现在说的话毫无逻辑。”
“你不也爱我吗？只是你没说而已。”
“我喜欢你，这和爱可有很大的区别。”她拿起宽边草帽戴上，似乎要在两人之间造成一点距离。“咱们去喝杯可乐吧。”
“乌丽克，最近10天我想了许多事情……”
“许多错误的事情。”她站起来，把浴巾叠好夹在腋下，准备走了。罗伯特把她拉住。
“乌丽克，你在说假话。对不起，可你确实是在说假话……”
“罗伯特，干吗要把事情复杂化呢？就像现在这样不好吗？”
“这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什么叫长久？”她笑了一下，跟罗伯特以前听到的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冷峻的笑声，“长久是个可怕的字眼，听起来像是枷锁！我恨枷锁……我这个人崇拜自由，对我来说，长久就等于死亡。”她对他摇摇头说，“罗伯特，你再也别这么说了。今天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时光，没有更多的意思。”
喝完可乐以后，乌丽克急着回家。罗伯特送她上汽车，当她打开车门要上车时，又转回身来在罗伯特的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坐进车去，关上车门，启动马达。罗伯特敲打着车玻璃，叫道：
“对，你是在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我感觉到了！你干吗要逃避啊？”
那天晚上罗伯特没有去补习数学。他的朋友带着女友伊萨贝勒到音乐厅听摇滚音乐去了。罗伯特在家弹钢琴。盖尔达又抬起头来听，而胡伯特则在拿着放大镜欣赏他新买到的邮票。
盖尔达兴奋地说：“你听，你听啊！”
胡伯特感到乏味：“我知道，他弹出来的肖邦像是青年贝多芬。”
她纠正他说：“他弹的是李斯特。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温柔的李斯特。”
“到底是弹得好，还是不好？”
“跟你实在没法谈！”她瞧不起地问，“你知道李斯特吗？”
“他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岳父。”
“总算还知道一点……”
盖尔达靠在椅子背上，倾听着儿子的弹奏。
冯·格来欣很少去托斯卡纳酒吧，凡是去都是为了视察工作，看看是否一切按他的规定运转。他都是突然袭击，事先不告诉，但萨尔瓦多并不害怕，他管理的托斯卡纳酒吧是一家模范酒吧。
这天晚上冯·格来欣也找不出可挑剔的地方。酒吧客人很多，后面的小房间只剩下两间空着，不过时间还早，刚过10点。
他问：“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萨尔瓦多摇摇头说：“没有。”
在他看来，同乌拉的年轻恋人的冲突不算回事儿，那小子接受了教训，没有告状，故而警察也不来问。至于有个姑娘被一名失望的顾客打了一顿，那也不值一提，没什么了不起，是家常便饭。
冯·格来欣很快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让乌丽克上他那儿去。萨尔瓦多用警告的眼光目送乌丽克去办公室。
冯·格来欣对乌丽克说：“您看上去很好，晒得黑黑的，充满活力，不像三十多岁的人。”
“看来您还得学学怎么说恭维话。”她顶了一句，但也没有责备的意思。
“您看上去很幸福，您爱上谁了？”
“冯·格来欣先生，您认为我有这种可能吗？”
“谁能看透一个女人的心呢？”他换了个话题说，“事情开始了……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该动手干了。”
“什么？”乌丽克莫名其妙。
“我雇您的时候说过，我会让您干大事，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
“记得记得，我差点忘了，可至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一切都需要有个成长过程，现在已经成熟，咱们该摘果子了。”
“您准备出一本诗集吗？”
“明天晚上有三位客商来访，从波兰来的，我希望您对他们格外关照……”
“一下子三位？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乌丽克，别开玩笑了！不是要您躺着为他们服务，只要求您格外热情一些，您能做到的话……”
“我会甜得像蜜一样……”
“这几位先生很重要。”冯·格来欣点燃一支雪茄烟，呷了一口爱尔兰威士忌说，“乌丽克，有件事我要对您说。”
“干吗对我说？”
“因为您是个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
“这话您已不是第一次说了。”
“有一笔成百万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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