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在伯林顿大街和自由路交叉路口值勤的一个巡逻警在隔着六条街那么远的地方就听见了救护车的警铃声了。他从便道上走下来熟练地指挥车辆迅速走开，把路口腾清。警铃愈来愈响，可以看见救护车的警灯的闪光一闪一闪地超越前边的车向他开来。巡逻警吸了一口气连吹了两声警笛，作了一个停止大街以外的其他路口的车辆的手势，指挥着救护车闯过红灯。交叉路口的行人好奇地转过头来，在救护车驶过时，瞥见一个年青妇女的苍白的面孔。
车里面，伊丽莎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他们在穿过闹市街道向前行驶。她感到车开得很快，但是，外边的房子和人象是飞快驶过她头部窗前的一组组混乱的图案。在阵阵疼痛的间歇当中，她看见前边的司机的两只大手操纵着驾驶盘，很快地转动着，先向左，又向右，有空子就钻。疼痛又厉害了，她只顾喊叫，手使劲地握着东西，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
“握住我的手腕！尽量使劲握着吧。”这是救护员俯着身子向她说的。
他的下颔中间有一个坑，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伊丽莎白以为是她父亲来安慰她呢。可是爸爸不是死了吗，不是在一次事故中故去了吗？也许，他并没死，现在在这辆救护车里陪着她呢。人们正在把他俩送到一个地方看护起来呢。她一下子清醒过来，看出那并不是她父亲，而是一个陌生人，手腕上尽是让她的指甲掐得通红的印痕。
在下一次疼痛没有到来以前，她有时间抚摸了那个人手腕上的印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表示。那个人摇摇头。“别着急。尽量使劲握着吧。咱们快到了。前边的老约瑟夫是城里最好的救护车司机。”疼痛又来了，比以前更厉害了。间歇的时间更短了，那种滋味就象她浑身的骨头都在拧着，那难以忍受的剧痛集中在她的背上，折磨得她眼前冒着红的、黄的、紫的火星。她的指甲掐得更深了，忍不住尖叫起来。
“你觉得孩子要生了吗？”还是那个救护员的声音；他等这阵疼痛过去以后俯过身子来。
她使劲点点头，断声断气地说：“我……我想是的。”
“好吧。”他慢慢脱开手。“先握住这个。”他递给她一个卷得紧紧的毛巾，然后把担架上的毯子掀起来，开始解开她的衣服。他一边工作，一边轻声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只好尽力而为。这也不是我在这车里第一次接生。
我是个当祖父的人了，我懂得怎么做。”他说的最后几个字被她的喊声淹没了。又一次，阵痛袭来，集中在背部，反射到全身，不留情面地折磨着她，使她目眩，使她难以支撑。“请你给我！”她又抓住了他的手腕，他顺从地伸过来，在她的指甲捏陷处露出一条条的血痕。他转过头对前边喊道：“怎么样了，约瑟夫！”
“刚过中街和自由路，”那双大手把轮子向右猛一拧。“有个警察给开了道，省了我们很多时间。”又向左一转，司机把头往后一仰，问：“你当上教父了吗？”
“还没有，约瑟夫。我看就要差不多了。”
轮子又一拧，猛向右拐。然后：“咱们快到了，伙计。再坚持一分钟试试。”
在被疼痛压倒的当儿，伊丽莎白所能想到的只是：我的孩子——早产了！他会死掉的！啊，上帝呀！别让他死掉吧！这次不能了！不能再死掉了！
在产科，窦恩伯格大夫已经刷好手，穿上了手术罩衣。他从洗手间走出来，进了分开临产病房和接生室的外厅，向四周看了看。护士长尤夫人从办公室的玻璃隔扇里看见了他，冲他走了过来，递过一个夹纸板。
“这是你的病人的血敏化验单，窦恩伯格大夫。刚从病理科送来的。”
她拿着夹纸板让他看。
“刚赶上时间！”这话的声调象有些负气的样子，对他来说这是不常有的。他看了一下夹纸板上的单子，说：“敏感阴性，■，这没问题了。别的准备齐了吗？”
“是的，大夫。”尤夫人笑了笑。她是一个好脾气的女人，觉得男人，包括她的丈夫，是可以偶然闹闹脾气的。
“保温箱准备了吗？”
“弄来了。”
窦恩伯格往四下张望的时候，一个护士拉着通外边的门，一个女工把一台“艾索莱特”牌保温箱推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拖在机器后边的软线，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尤夫人。
“请送二号。”
女工点点头，把机器推进前边第二个弹簧门。门关上以后，一个女职员从护士室走过来，说：“对不起，尤夫人。”
“什么事？”
“急诊电话。”那姑娘冲窦恩伯格说：“您的病人到了，大夫，她正在上楼。他们说她马上要生了。”
伊丽莎白被人从救护车上抬到医院的平车上。她看见在进院以后收她的那位年青的实习医生稳步走在前边，穿过底层楼道的人群。“急诊……急诊，请让让。”话说得很轻便，可是马上见效。来往的人站住了，人群往边上靠，给这个小小的行列——实习医生、平车、推平车的护士——让路。在楼道头上，开电梯的服务员看见了，马上腾出电梯。
“请下次乘，这次运急诊。”乘电梯的人马上照办，走了出来，担架床上了电梯。医院的例行制度这时顺利地实施起来，迅速地收进了这位新病人。
医院的平稳气氛影响了伊丽莎白。虽然疼痛继续发作，子宫在聚攒着压力，她觉得比以前更能坚持住了。她发现咬着下嘴唇、抓紧床单的边沿，可以憋住不喊出声。可是她知道，生产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她不自觉地紧缩腹肌，感觉到在她的大腿中间，婴儿已经开始露头了。
现在他们在电梯上，电梯门滑上了，后边的护士弯腰握住她的手。“再等那么一会儿；一下子就完了。”电梯门又滑开了，她看见窦恩伯格大夫穿着手术罩衣在等着她呢。
皮尔逊大夫似乎是在希望他原先看错了，又拿起了那两封电报。看了看，他又一封一封地放下。“恶性的！良性的！都说是准确的。我们又回到原地了。”
“不完全是，”戴维·柯尔门低声说道。“我们损失了差不多三天。”
“我知道！我知道！”约瑟夫·皮尔逊用一只肥胖的手击打着自己的手掌，犹豫不定的思想象个沉重的帷幕笼罩他的全身。“如果是恶性的那条腿得赶快锯；否则就太晚了。”他转身对着柯尔门说：“可是那姑娘才十九岁。如果她是五十的人，我就毫不犹豫说是恶性的。可是才十九！——有可能错锯了一条腿。”
尽管他对皮尔逊有看法，尽管他自己认为他们所谈的那个组织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柯尔门觉得他对皮尔逊的同情在增长。这老头子对这个病的诊断负有最后责任。他的烦恼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他试着说了这么一句：“做这样的诊断真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来。”就象用火柴点起一团火一样，皮尔逊马上急了。“不用跟我说你那些中学里的老套子废话！我干这行干了三十年了！”他看着柯尔门，眼睛直冒火，原来的那股子气又上来了。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喂？”皮尔逊带着气接了电话，听了一会儿，表情就变了。他说：“好吧，露西。我认为你最好下来一趟，我在这儿等你。”皮尔逊放下电话，站在那里，目光集中在桌子中间的一点上。然后，没有抬头，对柯尔门说：“露西·葛兰杰就来。你愿意的话，就留下吧。”
柯尔门象是没有听见一样，他沉思着说：“你知道，还有一个办法，有可能给我们一点根据。”
“什么办法？”皮尔逊突然抬起了头。
“照过的那张X光片子，”柯尔门还在慢慢地讲着，一边想一边说。“那是两周以前拍的。如果是个良性瘤子，在长着，再照一张X光片可能看得出来。”
皮尔逊二话没说，又拿起了电话。电话响了一下，他说：“给接放射科贝尔大夫。”老头子等电话的时候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柯尔门。然后，用手捂着话筒，带着勉强的钦佩口吻说：“我可以说这么一句：你在用你的脑子，一直在想着。”
约翰·亚历山大坐着的这间屋子，医院职工管它叫等消息的父亲出汗的地方。他把没吸完的一支香烟戳在烟灰缸里，从他已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大皮椅子上站起来。只要门一打开，有人从楼道里进来，他都要抬眼看看，但是每次都是通知别人。在过去的九十分钟时间里一直等在这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他，还有另外一个人没走。
他走到面向医院前庭和伯林顿工业区的大玻璃窗前往下了望，只见街道和屋顶一片精湿。在他到这儿以后，没有注意原来外边已经下雨了。医院周围的样子很难看——从医院到工业区中间这一片旧房子和公寓楼的屋顶很破烂，河岸两侧污秽的烟囱栉比林立。在医院前边的街道上，一群孩子从一条小巷里跑出来，灵敏地跳闪过缺砖露罅的便道上的一个个积水坑。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站住了，伸出一条腿来，后边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一下子被绊倒摔个大马扒，倒在一个大水坑里，弄了一身水。那孩子爬起来哇哇大哭，用手抹着脸上一道道的泥水，怪可怜地在那里拧着肮脏、湿透了的衣服。别的孩子都站住了，把她围在中间，跳着闹着，嘲弄着她。
“娃娃们！”声音是从身边发出来的。约翰这才发觉屋里的另一个人也站到他这边的窗前来了。他斜眼看了看。这个人个子挺高、笔杆似的瘦削；因为嘬腮，更显得有点瘦骨嶙峋的样子，好久没有刮脸了，胡子拉碴的。看样子比约翰大二十来岁，上身穿的灯芯绒外套，里边是一件油污的工作服。
这人走过来带着一种机油和陈啤酒的味道。
“娃娃们，都是这样的！”那人转身来摸索着口袋，一会拿出一张纸和一些烟草，开始卷起烟来。他直着眼看着约翰，问道：“这是你第一个？”
“不，是我们的第二胎，第一个孩子死了。”
“我们也丢了一个——小四和小五中间的一个。那是件好事。”这人摸着口袋，问约翰：“有火吗？”
约翰拿出一个打火机，递过去问道：“你刚才说这是你们的第六个？”
“不，第八个。”那个瘦子已经把烟吸着了。“有时候我觉得八个孩子都是多余的。”又突然问：“看样子你是要你这个的了？”
“你是说孩子吗？”
“是啊。”
“当然啦。”约翰的话里带着惊异的口气。
“我们一直没想要。生了第一个以后就不想要了——对我来说一个也就够了。”
“那你为什么生八个呢？”约翰觉得不能不问这句话，他们的谈话对于他几乎有一种催眠的作用。
“我老婆能比我说得清楚——她是个色情狂。给她喝两杯呻酒，扭着屁股跳一会儿舞，她马上就得当场干，连回家都等不及。”瘦子吐了一口烟，若无其事地说，“我琢磨着，所有我们的孩子都是在希奇古怪的地方受的孕。
有一次我们在梅希百货商店买东西，我们是在地下室的存扫帚的小房间干的。那次大概就生了小四子——梅希百货商店的地下室，真没个谱。”
约翰差点没笑出声来，可是他想起了他自己在这儿的原因，又憋回去了。
他只说了一句：“祝你一切顺利——我指的是这一次。”
瘦子愁眉苦脸地说：“老是顺利的，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他走回屋子那边坐下，拿起一张报纸看。
约翰剩了一个人，又看了看表。他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三刻钟了；肯定该有点消息出来了。他要是在伊丽莎白没有进产房以前看看她多好，可是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给他个措手不及。卡尔·班尼斯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医院的伙房里，是皮尔逊大夫让他去的。皮尔逊叫他在通过洗碟机的碟子上取下点培养基来；约翰估计是怀疑那些机器有带菌的可能。可是，在班尼斯特告诉他伊丽莎白要生产的消息以后，他马上放下了工作到了急诊室，打算在那里见到她。可是那时候她已经坐救护车到了医院，送进楼上产科了。于是他从那里径直来到这个房间等待着。
现在，通往楼道的门打开了，这次是窦恩伯格大夫本人。约翰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来，没有成功。他对约翰问道：“你是约翰·亚历山大吗？”
“是，大夫。”虽然他在医院里看见过几次这位产科的老大夫，可是没有说过话。
“你的妻子就要好了，”窦恩伯格知道这时候用不着客套。
约翰的表情马上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了心。然后，他问道：“孩子呢？”
窦恩伯格沉静地说道：“你生了个男孩。当然，他是不足月的。我得告诉你，约翰——他很弱。”
“能活吗？”他问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心里直发颤——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他来说关系多么大啊！
窦恩伯格拿出烟斗来，往里边装着烟丝，沉着地说：“让我们这样说吧，活下来的机会没有他长足了月那么好。”
约翰僵硬地点点头。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说什么也不顶用了。
老大夫停了一会，把烟丝口袋收起来，还是以那种沉静和慎重的声调说：
“我这么估计着，你这个孩子才三十二周，这就是说他早产了八个星期。”
他以同情的口气接着说：“他还没有到出世的时候呢，约翰，咱们谁也不是那么早就生出来的。”
“对的，恐怕是的。”约翰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脑子里想的全是伊丽莎白以及这个孩子对他俩多么重要。
窦恩伯格拿出火柴在点他的烟斗。点着了以后，他说道：“你的孩子生下来的体重是三磅八盎斯。如今我们把少于五磅的婴儿都算早产，也许告诉你这些你心里就可以有个数了。
“噢，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是把孩子放在保温箱里的。我们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约翰凝视着产科大夫，问：“那么，还有希望？”
“希望总是有的，孩子，”窦恩伯格沉静地说。“当我们没有其他的时候，希望起码总是有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约翰问道：“我可以看看我的妻子吗？”
“可以，”窦恩伯格说。“我陪你去婴儿室吧。”
在他们走出去的时候，约翰看见那个高个子、瘦骨嶙峋的人在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费雯还弄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护士到她病房告诉她要立刻去放射科。于是在另一位实习护士的帮助之下，把她抬到平车上，推到不久以前她还自己来回常走的楼道里。她躺在平车上有一种幻梦似的感觉；和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一样，使她如梦如痴。费雯有时在想，不管结果怎么样，对她来说，总是一样的。因为反正要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不了的，因而也就不需要害怕了。但是她又怀疑这是不是她心情极端压抑和绝望的结果呢？她已经知道今天可能会给她带来她所恐惧的判决。这个判决会使她成为一个残废人，使她失去行动的自由，直到如今她认为是很自然的归她所有的许许多多东西会一下子都给她剥夺掉了。这么一想，那种听天由命的想法马上被驱走，恐惧马上回来了。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迈克能在她的身边啊！
露西·葛兰杰在放射科门口迎着了平车。“我们决定给你再拍一套X光片子，费雯，”她说道。“用不了多大时候。”她看一眼站在她身边的一个穿白大衣的人说：“这是贝尔大夫。”
“哈罗，费雯。”他透过黑玳瑁宽边眼镜冲她一笑，又对那推平车的护士说：“请给我病历看看，好吗？”当他很快地翻看的时候，费雯转过脸往四周看了看。他们来到一间小接待室，角上是一间用玻璃隔开的护理室。靠墙有几个别的病人坐着——两个穿着睡衣和医院病人罩袍的男人，另外一个妇女和一个男人穿着普通衣服，男的手腕上打着石膏，这两个一定是从门诊或急诊转来的。打着石膏的男人似乎很不自在的样子，那只好手攒着一个化验单，他象是拿着这个陌生地方的通行证似的紧紧抓住那张单子不放。
贝尔看完了费雯的病历交还给护士，对露西说：“约瑟夫·皮尔逊给我打了电话。我估计你是打算再照一套X光片子，看看骨头的形状有没有变化。”
“是的。”露西点了点头。“约瑟夫提出，”——她迟疑了一下，想到费雯会听她说的话——“这段时间里可能看出点什么来。”
“有可能。”贝尔已经走到护理室，在签写拍片子的申请书。他问坐在办公桌后边的女职员：“哪个技术员有空？”
她查了一下表格。“珍妮或者弗尔班先生。”
“我看让弗尔班作这个吧。请把他找来，好吗？”他俩往回走的时候，他对露西说：“弗尔班是我们这里的一把好手，我们得照一套好片子。”他冲费雯笑了笑。“皮尔逊大夫要我亲自过问一下这个病人，所以我来招呼一下。现在咱们到这屋来。”
贝尔帮助那护士把平车推进和这间屋子通连的一间大房间里，室内大部分都让X光机占据了，机器的摄像管用滚动装置吊在头上。费雯看见与这里连接的一个小隔间用厚玻璃隔开，里面有一个电开关操纵台。他们走进来以后，差不多立刻就跟着进来一个个子不高、留平头的年青人。他穿着试验室的白大衣，动作匆忙，走路一蹿一蹿的，好象不论做什么事都想又快、又省力地去完成似的。他看了费雯一眼，然后向贝尔问道：
“有事吗，贝尔大夫？”
“哦，卡尔，我想请你帮我作这套片子。对了，你认识葛兰杰大夫吗？”
又对露西说：“这是卡尔·弗尔班。”
“我们大概没见过。”露西伸出手，技术员握了握。
“你好，大夫。”
“我们的病人是费雯·洛布顿。”贝尔向平车上的费雯笑了笑。“她是个护校学员。所以我们才这样郑重其事。”
“哈罗，费雯。”弗尔班打招呼也和他的其他动作一样紧凑。他一边把X光机从直立位置摆成水平位置，一边象连珠炮似的轻松地说：“为了照顾特殊病号，我们可以拍断层片子，连续片子，都是黑白对比度分明的。”他冲贝尔放下的照X光片的申请书瞅了一眼。“左膝，对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大夫？”
“我们想请你拍几张好的膝关节前后位、侧位和斜位相。我看还要一张加遮线器的片子。”贝尔又想了一下。“我看要拍个五、六张吧。然后再拍一套对侧肢体的。”
“要不要拍一个14×l7的片子，把胫骨和腓骨的上部也拍上？”
贝尔考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可能是个好主意。”他对露西说：“如果是骨髓炎，有可能在下边的骨头和骨膜上有些反应。”
“好，大夫。半小时内我给你片子。”这是弗尔班想单独工作的一种客气的表示，放射科主任同意了。
“我们喝杯咖啡就回来。”贝尔对费雯那边笑一下，说：“你放心好了，他是把好手。”然后，他和露西一先一后出去了。
“好，咱们开始吧。”弗尔班对护士做个手势，他们一起把费雯从平车上搀到X光机上，和比较柔软的平车比较，黑色的橡皮台子显得有点硬邦邦的顶得慌。
“不太舒服吧？”弗尔班小心地把费雯摆到他要拍的位置上，把她的左膝露出来。她摇摇头表示是不太舒服。弗尔班接着说：“你就会习惯的。我值夜班的时候常常睡在这上边，挺安静的。”他对那个护士点点头，那个姑娘就走进玻璃间里去等着。
费雯看着弗尔班做好拍片子的各种程序动作。他的动作还是那么一蹿一蹿的，先从墙洞的箱橱里抽出一套胶片盒子，把它利落地插进X光台下边的托盘里，然后把托盘对准费雯左膝的部位。随后他又利用从天花板上用粗电线垂悬下来的按钮操纵装置把沉重的X光管沿着滚动轨移动过来，落到对准膝部的正上方位置上。机器的高标箭头指在四十英寸的刻度上。
费雯心想，和医院的许多地方比起来，这间屋子给人以未来世界的感觉。
闪亮的克罗米和黑黝黝的机器部件在缓缓滑动中发出嗡嗡的声音，象个怪物似的大得怕人。这个地方的冷酷无情的科学气味和医学的距离很远。那就象一艘轮船下面的机舱和上面的阳光灿烂的天桥甲板一样，有如隔世。可是，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些沉重的怪机件，进行着医学的大量侦察工作。这种想法很吓人：这一切是那么无情，那么缺少人情味，无论有些什么发现，都会作为信息传递出去，没有温暖，没有快乐，没有悲哀，也没有惋惜。好、坏——都是一个样。她一时之间把悬在她上面的X光管幻想成为上帝的审判之目，无情无私之目。现在是什么样的判决呢？能给点希望，或甚至减缓执行……还是一个严肃判决，并且不许上诉呢？她又想迈克了；她决定一回病房马上把他叫来。
弗尔班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看行了。”他又检查了一遍。“等会儿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不要动。你知道这是医院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当我们告诉你一点不疼的时候，真正是一点不疼的。”
现在他走到防幅射的一英寸厚的玻璃屏幕后边，那已经是费雯视线的边缘了，还可以看得见他手里拿着检验单，在那里拨弄着机器上的开关。
弗尔班在操纵台后边心想：这个漂漂亮亮的姑娘，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贝尔这么关照，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主任是在看到片子以后才过问病人的。他又检查了一次操纵板，这类工作养成了不能马虎的习惯。各项控制都对好了——八十四千瓦、两百毫安、照射时间一千五百分之一秒。
他按了一下按钮，摄像管的旋转阳极开动了，于是就照例对外边叫着：“别动！要照了！”接着按了第二个按钮。现在被X光透视看到的病灶已经拍成了片子供专家鉴别了。
在放射科的“X光片冲洗室”里，用百页窗遮住了外界的阳光。贝尔大夫和露西·葛兰杰大夫等着弗尔班冲洗出来刚照好的片子，以便和两个星期以前拍的那一套作比较。几分钟就好。现在技术员已经把负片放进自动冲洗机。那台机器象一个大号的汽油炉子，内部发出嗡嗡的响声。跟着，一张一张片子就落在了机器前边的槽子里。
出来一张片子，贝尔就把它夹在一台后边有荧光管照亮的展视箱的夹子上。在这台展视箱的上面是放上原来那套片子的同样一台展视箱。
“拍的片子还行吧？”技术员的这个问题带点很得意的味道。
“真是不错。”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回答；贝尔已经在认真地研究着新拍的片子，比较着两套片子的相对部位。他用一个铅笔尖帮助他的思考进程，露西也跟着他的笔尖示意在思考。
在他俩彻底看完两套片子以后，露西问：“你看出什么区别了吗？恐怕我没看出来。”
放射科医师摇了摇头。“这儿有一点骨膜反应。”他用铅笔指了指两处灰色阴影的些微区别。“可是这可能是你作的活检的结果。此外没有什么可以判定的改变。”贝尔摘下他的厚眼镜，揉了揉眼睛。他似乎有些抱歉的样子说：“对不起，露西；恐怕我得把球又掷回病理科了。是你和约瑟夫·皮尔逊说，还是我去告诉他？”他开始把两套片子取下来。
“我和他说吧，”露西考虑着。“我现在就去告诉约瑟夫。”
十七
老护士韦尔丁夫人随手把老要从她那烫得很平的白帽子里掉出来的一缕灰发塞回去。她迈着小碎步，轻捷地走过四楼的产科楼道，稍微走在约翰·亚历山大前头一点。走到第五个房门口，她停下来，往里看了看。然后，用愉快的声音喊了一声：“亚历山大夫人，有客人。”跟着就把约翰引进这间小小的双人病房。
“约翰，亲爱的！”伊丽莎白伸出双臂，在床上这么一动弹，她闭了一下眼。约翰走上前去，轻轻地吻她一下，她紧紧地搂住了他。他感到她身体的温暖，抚摸着她穿的笔挺的病人白睡衣的粗糙的质地。她的头发有一种象是汗水和乙醚混合的味道；这使他想起他没有能分担她的一份痛苦，就象她曾去过一处遥远的所在，现在刚刚回来，身上有着一种奇异的味道。一时他感到他俩之间有了一些隔阂，就象在分别之后，需要重新找回彼此相知之情似的。这时，伊丽莎白慢慢把身体缩了回去。
“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
“你很美，”他对她说。
“连带点东西来的时间都没有。”她看了看她的不合身的住院病人衣服。
“甚至连个睡衣和口红都没带。”
他同情地说：“我知道。”
“我写张单子，你把东西给我带来。”
韦尔丁护士在他们身后把分隔另一张病床的帘子给拉上了。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说私房话了。”她从伊丽莎白的床头桌上拿起一个大杯子，给杯子里灌满了冰开水。“我一会儿就回来，亚历山大先生，回头我带你去看小孩。”
“谢谢。”他俩都很感激地冲她一笑，老护士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以后，伊丽莎白又转过脸来，她的表情有些紧张，眼睛在探索着消息。
“约翰，亲爱的，我要知道。小孩活下来的机会怎么样？”
“嗯，亲爱的……”他踌躇了一下。
她摸着他的手。“约翰，我要知道实际情况，护士不跟我说。我得从你这儿问。”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感到她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轻轻地回答：“两种可能性都有。”他小心地挑选着字眼，继续说：
“我见了窦恩伯格大夫。他说看样子还可以。孩子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约翰的话没说完就止住了。
伊丽莎白把头往后一仰，靠在枕头上，眼睛看着天花板，用比耳语稍微大一点的声音问：“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希望了，是吧？”
约翰衡量了一下他下面要说的话可能带来的打击。如果孩子活不成的话，现在来面对这个打击，也许比把伊丽莎白的希望唤起来，过一两天又残酷地使它破灭，要好一些。他温柔地说：“他……特别小，你看，早产了两个月。如果有什么感染……即使是很轻微的感染……他没有多少抵抗力。”
“谢谢你。”伊丽莎白一动不动，没有瞧着他，可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眼泪已经落在她的双颊，约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
他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失声，说：“伊丽莎白，亲爱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年青……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知道。”这几个字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来。他又用手臂把她搂起来。
她的头贴着他的头，他听见她在抽泣声中哽噎着说：“可是……两个孩子……
这个样子……”她抬起了头，绝望地哭着说：“多不公平啊！”
他觉得他自己的眼泪在往下淌。他轻柔地耳语道：“这是很难说的……
我们俩都还在嘛。”
他又搂了她一会儿，她在轻声地抽泣着。他觉得她动了一下，并且小声说：“手帕。”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条递给了她。
“我没什么了。”她在擦眼泪。“就是……一阵子。”
他对她说：“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亲爱的。什么时候想哭你就哭。”
她苦笑了一下，把手帕还给他。“恐怕我把它都弄脏了。”然后，她用变成正经的声调说：“约翰……我躺在这儿……在考虑。”
“考虑什么？”
“我要你去上医学院。”
他温和地反驳她说：“你瞧，亲爱的，我们经历了这一场……”
“不。”伊丽莎白止住他的话。她的声音还微弱，但带着很坚决的味道。
“我一直要你去，现在柯尔门大夫也说你应该去。”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我知道。可是我可以找个工作。”
他温和地说：“带着孩子还工作？”
一时她没回答。过一会儿，伊丽莎白小声说：“我们也许没有孩子呐。”
门轻轻地打开，韦尔丁护士进来了。她瞅了一下伊利莎白发红的眼睛，赶紧避开眼神，对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可以带你去看孩子。”
窦恩伯格大夫在护理室和约翰·亚历山大分手之后，就向婴儿室走去。
婴儿室的位置在一个长长的、光线充足的走廊尽头，走廊是用各种色调粉刷装饰起来的。这部分建筑是两年以前重修过的，反映了要求宽敞、要求光线充足的新风尚。窦恩伯格走近婴儿室，和往常一样，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有的用大嗓门放声嚎叫，有的用假嗓子哇哇地叫几声，时断时续。他走到这里总要停住脚步，向那有三面厚玻璃隔墙的婴儿室里张望张望，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和往常一样，小床几乎都满了，产科的生意是一向如此兴旺的。他向那排得整整齐齐的小床看了一下。
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生物，他们已经打胜了生存的第一仗，几天之后即将进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世界。他们将走向家庭、走向学校、走向生活斗争、走向争名夺利的社会。在他们当中，有些会品尝到成功的快乐、失败的痛苦；他们将闯过七灾八难，将享受青春的欢乐，接受中年的负担，然后，无可奈何地衰老下去。为了他们，会设计出来更高级的、更华丽的汽车，为了他们，飞机会飞得更快、更远，他们的同辈会以五花八门的商品来满足他们各种各样新鲜的爱好和欲望。有些人会凛然面对吉凶未卜的未来，多一半的人会担着心，惴惴不安，勇敢的是多数，怯懦的是少数。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冲破外层空间的障碍，进行宇宙航行；又有的人能说善辩，散布悲观情绪，煽动起人们的愤懑，或者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在二十年之内发育成熟，遵循着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到这个人世间的相同的规律，遵循着那永远不能理解的男女之间交合的最原始的情欲的要求，播下情种，生下也是这样啼啼哭哭的婴儿。在这里的都是胜利者——他们已经生了下来、嗷嗷待哺。他们第一道关口已经攻克了，生活的其他战斗尚未开始。
在门厅对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婴儿室。那里边是安静的，是一个一个单独装在婴儿保温箱里的早产婴儿：这些孩子出师不利，第一仗没有打赢，前途未卜。窦恩伯格从大婴儿室转过身来，进入了早产婴儿室。
当他看了看他的最新的病人—— 一个小得可怜的难以保活的人影——他撅起了嘴唇，摇了摇头，随后和往常一样，很有次序地写下医嘱。
窦恩伯格从一扇门出去以后，韦尔丁护士带着约翰·亚历山大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
凡是接近早产婴儿室的人，对他们都一样要求：都要穿上消毒外衣，戴上大口罩。婴儿室内部有空气调节、湿度控制，人们只能站在大玻璃板的外边往里看。他们站住以后，韦尔丁护士往前探身轻轻地敲了几下玻璃板，一个年青一些的护士抬起头，冲他们走过来，口罩上边露出的一副眼睛象是询问的样子。
“亚历山大的孩子！”韦尔丁提高一些声音好让对方听见，然后指了指约翰。那个护士点点头，打手势让他们往前走。他们走过一扇窗停下来。里面的护士指了指那十二个保温箱中的一个，然后把这个保温箱向他们这一边倾斜过来一些，好让他们往里看。
“哎呀，我的上帝，只有这么点儿大！”约翰脑子还没想就叫出来了。
韦尔丁护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说：“是不大，你瞧。”
约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孩子。”
他站在那里往伊索莱特保温箱里边看着。这还算是个人的样子吗？这么小，象猴子样的抽搐起来的东西，比他的两个巴掌大不了多少。
那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闭着，只有那小胸脯轻微的起伏说明他还在呼吸着。甚至这专门为最小的婴儿设计的保温箱也显得有点大，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里边象是很孤独，无依无靠的样子。这么层弱的生命居然还能存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年青的护士也走了出来，韦尔丁问她：“生下来多重？”
“三磅八盎斯。”年青的护士对着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你知道我们怎么照料你这个孩子吗？”
他摇摇头。他觉得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能把他的眼神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移开。
那年青的护士合情合理地解释着：“有些人愿意听听，听了似乎有点好处。”
约翰点点头。“是的，请给我讲讲吧。”
那护士指着保温箱说：“里面的温度总是保持九十八度常温，空气中增加了氧气——大约百分之四十。氧气可以帮助孩子呼吸。他的肺太小了，出生的时候还没长好。”
“是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微微起伏的胸部。在这个动作继续的时候，就意味着那颗负担过重的小不点心脏还在跳，那奄奄一息还没断绝。
护士接着说：“你这孩子还没有嘬奶的力气，所以我们得用输液的办法。
你看见那个小管子了吗？”她指着从保温箱上部通到婴儿嘴里的一个空心塑料管。“它直接通到胃里。每一个半小时输一些葡萄糖和水。”
约翰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护士严肃地点点头，似乎已经知道下面的问题了。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赭红色的头发抿在白帽子里边，显得很年青，最多二十岁，但是却带着一种很熟悉她的专业的味道。
“你认为他能活得了吗？”他又通过玻璃往里边看了一眼。
“那可说不准。”那个年青的护士皱起了眉头。他感到她是在尽量告诉他真情，不让他失望，可也不给他什么幻想。“有些能活，有些没活下来。
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似乎有一种要活下去的意志，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着。”
他又问：“这个——在搏斗着吗？”
她谨慎地回答：“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不是早产了八个星期，那就好多了。”她轻声地接着说：“这会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
他的眼神又转向那个小生命那里去了。他突然第一次想到，这是我的儿子，我自己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突然，他对这个孱弱的肉体，在这个温暖的小箱子里孤军作战的小生命，产生了满腔热爱。一时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对着玻璃墙里边喊：“你不是孤单的，孩子；我来帮你来了。”
他想跑到保温箱旁边去说：“这儿是我的手，你拿着作为你的力量。这儿是我的肺，你用它来代你呼吸。千万不要认输，孩子；不要认输！来日方长，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你能活下来！听我话，坚持住！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哟！”
他感到韦尔丁护士的手在握着他的胳臂。她轻轻地在说：“咱们该走了。”
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俩临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最后的一眼。
露西·葛兰杰敲了敲门，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约瑟夫·皮尔逊正坐在办公桌后边。戴维·柯尔门在屋子一头看着一份记录档案。露西进来的时候，他转过了身。
“我把费雯·洛布顿新拍的片子拿来了。”露西说。
“看出什么来了吗？”皮尔逊立刻关心起这件事，把一些材料一推，站起身来。
“恐怕没有多少东西。”露西走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X光片展示箱那边，两个病理医师也跟了过来。柯尔门伸手拨了一下开关；一两秒钟之后，展示箱里边的荧光灯亮了。
他们一对一对地比较了两套片子。露西照贝尔医师那样指出了作活检造成的骨膜变化。在其他方面，她报告说，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皮尔逊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下巴，瞅了柯尔门一眼，说：“恐怕你这主意没有灵。”
“显然是的，”柯尔门故意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他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没统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下一步要怎么办。
“试一试总还是值得的。”皮尔逊总是把最普通的肯定的话说得不那么好听，可是柯尔门估计，他说这话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掩盖他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的犹豫心理。
现在，老头子几乎象是讽刺的样子对露西说：“那么放射科是没有办法的了。”
她沉静地回答：“我看你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瞧我——我们病理科的了？”
“是的，约，”她轻声地说，等着回答。
皮尔逊大约沉默了十秒钟，然后清楚地、肯定地说道：“我的诊断是：你这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成骨肉瘤。”
露西和他一对眼神，问：“十分肯定吗？”
“十分肯定。”这位老病理医师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犹豫的迹象。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头我就确诊了。我原来设想这些——”他指了指X光片子，“可以提供一些旁证。”
“好吧。”露西点头接受了他的诊断。她马上在考虑着下一步该做的事。
皮尔逊顺理成章地问：“什么时候截肢？”
“我估计明天早晨。”露西把X光片收拾起来，向门口走去。他冲着包括柯尔门在内的这两位大夫说：“我看我得去把这消息通知病人。”她作了一个苦脸。“这又是一个很难通知的诊断。”
当门在她身后关闭以后，皮尔逊转身冲着柯尔门，出奇地用很有礼貌的口气说：“反正得有个人作决定。我刚才没有问你的意见，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对这个病例有怀疑。如果露西·葛兰杰知道这种情况，她只好对那姑娘和她的父母讲出来。他们知道以后，就会要求把手术推迟。人们总是这样的；你没法怪他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成骨肉瘤手术推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说了。”
柯尔门点点头。他对皮尔逊作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正象刚才这老头子讲的，总得有个人作决定。可是，他仍然怀疑明天早晨的截肢手术有没有必要。当然，最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的。当截下的腿送到化验室进行解剖研究之后，这个恶性肿瘤的诊断是否正确之谜就可以解开了。不幸的是，那时候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对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外科有许多好的办法截肢，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再把截下来的腿接上去。
从伯林顿飞来的下午班机四点刚过在拉加迪亚飞机场降落。肯特·欧唐奈从飞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曼哈顿。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他靠在汽车椅背上歇了一会儿，几天来第一次能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一坐上纽约的出租汽车就想休息，主要是因为不能往外边看。只要一想看看外边来来往往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或者看看自己坐的这辆汽车在穿梭似的汽车中驶过，就使他陷入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很久以前他就决定应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你最好豁出去准备出车祸，如果居然没出事，你就可以祝贺你自己运气不错。
在汽车上休息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和医院外都开足了马力加紧工作。他把他的预约门诊时间延长了，每天手术也多排了几个，这样好挤出四天时间到纽约来。两天以前，他还主持了三郡医院医务人员的一次特别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参考哈里·塔马塞利给他准备的材料，宣布了号召在本院随诊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为医院扩建基金捐款的比例金额。不出所料，对这个建议的抱怨很多，可是他心里有数，抱怨尽管抱怨，认捐还是会认捐，款子最后也还是会交齐的。
虽然脑子在休息，但是欧唐奈也能意识到车子外边的人来人往和曼哈顿区中心地带熟悉的高楼大厦的轮廓。他们正行驶在昆士伯罗桥上，下午的暖和的太阳放射出一道道金光，斜穿过绿色的桥桁。往桥下面看，那是福利岛，市立医院肃穆地矗立在东河的中流。他暗想：每次他到纽约，这座城市都显得更丑了，它的混乱和龌龊更加触目惊心了。可是即便对于外地人，这些情况也好象是熟悉的，习惯的，它还是以那个老样子欢迎着旅客，就象老朋友之间用不着怎么穿着打扮似的。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笑，责备自己竟做起这种非医务的暇想来——这种想法对消灭公害、控制空气污染和清除贫民窟是不利的。他觉得过分恋旧等于是在给反对进步的人敲边鼓、唱赞歌呢。
他们的车子过了桥，沿六十号街到麦迪逊广场，又慢慢走了一段，向西拐进五十九号街。在七号路中央公园往左拐，开过了四条街，停在帕克·舍拉顿饭店。
他办了住房手续，随后在自己的房间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他从皮包里拿出外科医生年会的日程表来（这是他到纽约来的表面上的理由），看到有三个报告是他想去听听的——两个是关于心脏手术的，一个是关于动脉移植手术的。第一个报告要一直等到明天早晨十一点才作，所以时间还很充裕呢。他看了看表。七点差几分，离他和丹尼丝的约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乘电梯下了楼，信步穿过外厅走进“金字塔休息厅”。
正是喝鸡尾酒的时间，屋里开始上座了，都是一群一群赴晚宴或到剧场看戏的客人，先来这里小憩的。看样子大多数都是和他一样的外地人。服务员的领班把他带到一张桌子上去，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他。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很有趣味的结果。但是今天晚上，他想，对不起，我有别的计划。服务员给他要来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他慢慢地喝着，不由得产生了一些遐想。
他想，象这样的逍遥自在，在伯林顿是很少有的。因此离开那里一些时候很不错；它可以使你眼光开阔一些，使你感到，你在家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如果从远处一看就觉得不那么要紧了。近来他怀疑自己整天埋头在医务里边，思想已经有些失去了平衡。他四下看了看，自从他进来以后，休息厅已经满座了；酒吧间有三个服务员在准备酒，许多服务员在送酒；早来的两三批客人正在离去。他心想，这些人——隔桌的男人和姑娘、门口那个服务员，要走的那四个客人——谁听说过三郡医院呢？即使听说过，谁会关心那里的事情呢？可是，对他自己来说，医院的事情最近简直成了天天呼吸的空气，不可须臾离开的了。这是正常的吗？从专业工作的角度看，能说是好事吗？欧唐奈对于埋头事业的人一向是不大信任的；他们倾向于执著，过分的专心使得他们的判断难于客观公允。他现在是不是有成为这样的人的危险呢？
拿约瑟夫·皮尔逊的问题作为一个例子吧。是不是由于他欧唐奈是一个医院圈子内的人，因而使他有些胡涂呢？医院需要聘请一位病理科副主任；这一点是肯定的。可是他是不是过于挑剔那个老头子了呢？组织工作的弱点，医院各个科室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他是不是把皮尔逊这方面的缺点夸大了呢？曾经有一阵子，欧唐奈甚至考虑过请皮尔逊干脆退休算了；一个年青人决定岁数比他大的人的命运这样轻率，不就是一种不大平衡的判断吗？
当然，那是在尤斯塔斯·斯温说清楚他那二十五万美元的捐款的附加条件是让约瑟夫·皮尔逊继续主持病理科这话之前。对了，直到现在，斯温还没有确认这笔捐款呢。欧唐奈觉得他自己的判断是在这一类的考虑之上的。不管这一类考虑显得多么重要，总还是比较庸俗的。约瑟失·皮尔逊仍然有很大可能会给三郡医院作出不少贡献嘛；他的丰富的经验当然得算上。他现在认为：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思路确实会开阔一些——即使需要找这么一个鸡尾酒的酒吧间来思考一下，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一个服务员在他的桌前停了一下，问：“再来一杯吗，先生？”
欧唐奈摇摇头。“不用了，谢谢。”
那个人拿出帐单，欧唐奈加了一些小费，签了字。
他离开饭店的时间是七点半。时间还早，就信步沿着五十五号路一直走到五号路。在那里叫来一辆出租车，驶向丹尼丝给他的地址。汽车开到八十六号路口的一座灰色的石面结构的公寓楼前。欧唐奈付了汽车费，走进楼去。
一个穿制服的门房向他打了招呼，问了他的姓名，看了看会客单子，说：
“匡茨夫人留下话，请您上去。”他指了指电梯，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人站在电梯旁边。门房说：“是在屋顶花厅，先生——二十层。我打电话通知匡茨夫人您来了。”
到二十层，电梯门静静地打开，通向一个宽阔的、铺着地毯的楼厅。一面墙上满挂着一幅绣着狩猎场面的大幅葛别林壁饰花毯，对面是已经打开的橡木雕花双层门，一个男仆走出来说：“晚上好，先生。匡茨夫人要我带您到客厅。她马上就来。”
欧唐奈跟着男仆穿过又一个过厅，进了一间几乎和他在伯林顿整个套房一般大的起居室。室内是用灰黄、赭石、珊瑚三种色调装饰的。一套沙发座椅，前边放着核桃木的长桌，那深沉的色调和淡灰色的大幅厚地毯形成朴素而明显的对照。起居室通向一个磨石地面的阳台，从那边可以看到黄昏时刻的夕阳残照。
“我给您倒点酒吗，先生？”男仆在问。
“不用，谢谢，”他答道。“我等一下匡茨夫人。”
“用不着等啦。”一个声音说。丹尼丝走来了。她伸着双手走到他跟前。
“肯特，亲爱的，看到你我多么高兴啊。”
他出神地看着她，然后慢慢地说：“我也是一样的，”又发自内心地说：
“一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
丹尼丝嫣然一笑，探起身子来轻轻地吻了他的面颊。欧唐奈一时感到有些感情冲动，恨不得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但他控制了自己。
她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还要美，那满面的春风，秀丽的姿态，使他屏住了呼吸。她穿的是一件镶着墨玉花边的黑丝绸的夜服，是不拖地的时兴样式，下身是松放的圆裙，上身没有肩带，半挂肩头的圆口黑色空花边更加衬托出下面皮肤的白皙，全身一黑到底，单单在腰间绣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她放开了他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引他走上阳台。男仆走在前头，手里托着一个银制的托盘。上面放着玻璃杯和一个鸡尾酒搅拌器。现在，男仆小心地轻步退了下去。
“马提尼已经混合好了。”丹尼丝望着欧唐奈问：“如果你喜欢喝点别的，我可以给你弄。”
“马提尼很好。”
丹尼丝倒了两杯，递给他一杯。她满脸笑容，眼睛带着温情，轻轻开口说：“我代表我一个人组成的欢迎委员会，欢迎你到纽约。”
他啜了一口马提尼，满口清凉，酒是不甜的那一种。“请代我向这个委员会致谢。”他轻声说。
她和他对了一下眼神，然后，挎上他的胳臂，带他走到阳台边上那矮小的石栏前。
欧唐奈问：“你父亲好吗，丹尼丝？”
“他很好，谢谢。象个真正的死硬派一样，思想很顽固，可是身体很好。
有时我觉得他把我们都耗死，他也死不了的。”然后，她又找补一句：“我是很喜欢他的。”
他俩站住，往下了望。黑夜已经降临，这是晚夏的一个温和的夜。纽约刚刚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下面的街道上，汽车川流不息。柴油公共汽车和焦急的小轿车的喇叭，时或发出呜呜嘟嘟的响声。街那边，中央公园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只有零星的街灯照亮着园中的道路。再往远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通往哈德逊河的西岸街道；哈德逊河上的船舶灯光一直延伸到远方，通到新泽西海岸的一片灯光闪烁的城区。往纽约的城区方向看，欧唐奈认出了乔治·华盛顿桥。桥上的泛光灯，形成一串银光闪闪的珠链，下面是成排的汽车头灯，穿过大桥驶向城外。欧唐奈心想：“都是回家去的。”
一阵阵和风徐徐吹拂着他们，他感到丹尼丝紧贴在身边。她轻轻地说：
“很美，是不是？即使你知道在那些灯光下面发生着错误的、丑恶的事情，也仍然是美的。我爱这一切，特别是在夜晚的这个时刻。”
他说：“你曾经考虑过回去没有？我是说回到伯林顿去。”
“回去住？”
“是啊。”
“走回头路是不行的，”丹尼丝轻声说。“这是我新学到的一点。噢，我指的不仅是伯林顿，而且所有的——时间、地点、人们。你可以旧地重游、旧交重叙，可是那总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已经离开，你已经成为一个过客；你已不属于那里了，因为你已经走了。”她停了一下，又说：“现在我属于这儿了。我不相信我还能够离开纽约。你看，我说的这些，我这个人太不现实了吧。”
“不。”他说。“听起来，你是非常明智的。”
他感到她的手挎上他的胳臂。“咱们再喝一杯鸡尾酒，”她说，“然后你可以带我出去吃饭。”
随后，他们到了五马路上一个规矩的、设备和气氛都很好的“玲珑”夜总会。吃过晚餐，跳了舞，回到他们的桌子上。丹尼丝问：“你在纽约待多久？”
“我再待三天回去，”他回答。
她侧过头问：“为什么那么匆忙呢？”
“我是个忙人。”他笑着说：“我的病人等着找我看病，医院里的事情也很多。”
丹尼丝说：“我估计你不在我会想你的。”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来，开门见山地对她说：“你知道，我没有结过婚。”
“是的。”她严肃地点点头。
“我四十二岁，”他说。“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的独身生活，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可能是比较难以改变的。或者，让别人看起来，是难以接受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打算说的其实就是，和我这个人同居，可能不大好相处。”
丹尼丝把手伸过去握着他的手说：“肯特，亲爱的，我可以问问清楚吗？”
她脸上带着很轻微的一丝笑容。“这些话会是求婚的意思吗？”
欧唐奈索性咧开嘴笑了；他觉得自己荒唐地恢复了青春气息。“现在你既然提到，”他说，“我就说穿了，就是这个意思。”
一时丹尼丝沉默了，没有马上说话。等她再开口的时候，他感觉她是在拖延一些时间。“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可是，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我们彼此终归还不太了解啊。”
“我爱你，丹尼丝。”他的话很简单。
他感到她是在仔细端详着他。“我也能够爱你的，”她说。然后，她又缓慢地、字斟句酌地说道：“此时此刻我身上的一切感情细胞都叫我答应你，最亲爱的，我迫切地想用我的双手把你搂住。但是，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在警告我：要谨慎些。你如果犯过一次错误，你就会感到在重订终身的时候确有谨慎的必要了。”
“对，”他说，“这我能理解。”
“我从来没有学过现在流行的办法，交一个朋友，很快地把他甩掉，若无其事，就象吃一片消化药似的。我看这也是我一直没办离婚的原因之一。”
“离婚手续不难办吧？”
“不怎么难。我估计可以去内华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办。可是还有另外的问题——你住伯林顿，我在纽约。”
他小心地又问一遍：“丹尼丝，你真是认真说的，不回伯林顿去住了吗？”
她想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恐怕我永远也不会住在那里了。假装没有用，肯特；我非常了解我自己。”
一个服务员拿着咖啡壶走过来给他们杯子里斟上了咖啡。欧唐奈说：“我突然感到想单独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
丹尼丝轻轻地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呢？”
他要了帐单，付了钱，替丹尼丝把披肩披上了。到外边，守门人叫过一辆汽车，欧唐奈把五马路公寓楼的地址告诉司机。他们坐好以后，丹尼丝说：
“这是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你考虑没考虑过搬到纽约来行医呢？”
“我现在正在考虑，”他回答。
当他俩走进楼里，坐电梯上楼的时候，他还在考虑着。从丹尼丝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到纽约来呢？这里有的是好医院；这是一个医学城市。找到个医院的职位是不困难的。在这里开业也是比较容易的；他的履历，他在纽约的朋友，都会为他招徕病人的。他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和伯林顿结了不解之缘呢？是不是我命中注定就得待在伯林顿，而且待一辈子呢？现在也许该是换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了。我又不是和三郡医院结了婚，非得待在那里不可，那里也不是缺了我不行。当然，离开会使我失去一些东西，会失去一种创业感，会失去那些一起工作的朋友。
但是我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那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纽约意味着丹尼丝。
那还不值得吗？”
到第二十层，丹尼丝用她自己的钥匙开了门，欧唐奈原先看到的男仆已经不见踪影了。
就象有了默契一样，他俩走到阳台上。丹尼丝问：“肯特，你想喝杯酒吗？”
“等一会儿也许要，”他说着向她靠过去。她顺从地偎过来，他俩的嘴唇贴在一起。那是一次长吻。他的胳臂用力把她搂紧，他感到她的身体也在用力贴过来。然后，她轻轻地脱出身来。
她半转过身，说：“还有好多事情得考虑一下呢。”她的声音中带着不安。
“真的吗？”这个语气是有些不信的样子。
“有很多方面你还不了解我，”丹尼丝说，“先说一点吧，我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人。你知道吗？”
他回答：“听起来那并不怎么可怕。”
“如果咱们结了婚，”她说，“你得整个都归我才行，不能只是一部分。
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和别人分份儿——即使和一个医院来分享也不行。”
他笑了。“我看咱们可以商量个折中的办法。别人都是这样做的。”
她又向他偎了过来。“你这么一说，我几乎相信你这话了。”丹尼丝停顿了一会儿。“你再到纽约来一趟，最近，好吗？”
“好。”
“过多久？”
他回答，“你叫我来，我随叫随到。”
她象是被直觉动作所驱使似的，自然地贴过身子，他俩又接起吻来，这次情欲更加火炽了。他们听到身后响了一下，通往起居室的门打开一道缝，露出一线灯光。丹尼丝轻轻把身体脱开。一会儿，一个穿睡衣的女孩子走上阳台。一个声音在说：“我听见有人说话似的。”
“我以为你睡着了，”丹尼丝说。“这是欧唐奈大夫。”又对欧唐奈说，“这是我的女儿菲利帕，”又怜爱地补充说：“她是要我命的双胞胎的一半。”
女孩子以坦率的好奇眼光打量着欧唐奈。“哈罗，”她说。
“我听说过你。”
欧唐奈记得丹尼丝告诉过他，她的双生女儿都是十七岁。
这孩子长得比实际年龄小，她的身体刚开始丰满起来。可是她的举止带着一种风度，非常象她的妈妈。
“哈罗，菲利帕，”他说。“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很抱歉。”
“我睡不着，所以我在看书。”女孩子看了一眼手里拿的那本书。“是赫利克的。你看过这本书吗？”
“恐怕没有，”欧唐奈说。“事实上在医学院读书是没有时间吟诗的，从那以后我又老没匀出时间来念诗。”
菲利帕把书拿起来，打开一页。“这儿有首为你写的，妈妈。”她以很吸引人的声音，带着感情和韵味，轻声地读道：
情窦初开是二八，
青春热血好年华；
听任岁月空流逝，
时光荏苒枉悲咤。
能嫁且嫁莫逡巡，
应怜美景与良辰；
当年曾把花期误，
一误再误误终身。
“我听懂了，”丹尼丝说。她转身对欧唐奈说：“我可以告诉你，肯特，我的孩子总不断地催我再结婚。”
“我们不过是为你着想，”菲利帕插话说，把书放下来。
“她们假装成很现实的样子劝我再婚，”丹尼丝接着说。“实际上这两个孩子温情得要命。”她又转向菲利帕，问她：“如果我和欧唐奈大夫结婚，你觉得怎么样？”
“他向你提出了吗？”菲利帕兴头马上就来了，没等回答，她就叫道：
“你就要提的，当然啦。”
“还要看看情况，亲爱的，”丹尼丝说。“当然，还得处理一下离婚这件小事。”
“噢，那个！爸爸总是那么不讲理，非要你提出不可。而且，你们何必等着呢？”她冲欧唐奈说：“你们为什么不同居呢？那么一来，离婚的理由不就有了，妈妈就用不着跑到象雷诺那样的可怕的地方去办离婚了。”
“有时候，”丹尼丝说，“我对新式教育的效果是有很大怀疑的。我着，就到此为止吧。”她轻步走到菲利帕身边。“晚安，亲爱的。”
“噢，妈妈！”那女孩子说。“你有时候真象个老古董。”
“晚安，亲爱的。”丹尼丝坚决地重复一句。
菲利帕只得对欧唐奈说：“看样子我非走不可了。”
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菲利帕。”
女孩子走了过来，坦率地说：“如果你将要成为我的继父的话，我似乎是可以亲你一下的。”
他回答：“那么，不管将来怎么样，咱们就先亲了再说吧。”
他把头探过去，她亲了他的嘴一下，然后站定了，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你倒挺招人喜欢的。”她向丹尼丝提醒道：“妈妈，把别的丢了可以，千万可别把他给丢了。”
“菲利帕！”这回的声音里明显是带着教训孩子的味道了。
菲利帕笑了，吻了她的妈妈。她轻盈地招着手，拿起她的诗集走掉了。
欧唐奈靠在阳台墙上微笑。此时他在伯林顿的独身生活显得非常空虚乏味了，和丹尼丝双栖纽约的美好前景，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他的向往之情一秒一秒地在增长。
十八
费雯左腿的截肢手术是八点半准时开始的。自从欧唐奈大夫担任三郡医院外科主任以后，他一直坚持外科手术室的工作一定要准时。多数外科大夫遵守了这条规定。
这个手术不复杂，露西·葛兰杰估计照既定操作规程开就行，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她早就决定截得高一些，在膝盖以上，到股骨的上部。她曾经考虑过在髋骨部位开刀，那样防止膝部恶性病变蔓延的可能性更多一些。但是这种做法的缺点是留下非常不容易安装假腿的残肢。因此她采取了折中做法，把大腿留下来一部分。
她也已经计划好了在什么地方切割皮肉，使留下来的肌肉得以包住残肢。事实上，昨天晚上，当费雯以为她在又作一次例行检查的时候，她就在脑子里把开刀部位计划好了。
当然，这是在她把决定截肢的消息告诉费雯之后。那是很凄惨、很紧张的一个场面。开始，这位姑娘还憋着不哭，过了一会，憋不住了，偎在露西身上，用那绝望的呜咽，宣泄出失去最后一线希望的痛楚。尽管从露西的训练和习惯来讲，她本来应该能够用医务工作者的态度对待这种场面，不动感情的；但是不知怎的，她这回例外地动了感情。
随后，她又和费雯的家长谈了话，接着年青的塞登斯大夫又来找了她。
作这些谈话时她控制得好一些，但也仍然使她有些心烦意乱。露西觉得她这个人大概永远也不会象有些大夫那样，把自己对病人的感情完全切断。有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表面上的超脱，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表演而已。但是，在手术室里却不一样，这不是什么表演了，这是需要。在这里，现在她的精神状态是：冷静，不带任何私人情感，考虑着当前手术要求。
麻醉师站在手术台的一头，已经说过可以进行手术了。露西今天的助手，医院里的一个实习医生，已经把要截去的一条腿抬起了几分钟，把血液尽量空出去。现在，露西开始在大腿上部装上一个空气止血带，暂时松挂在那个部位。
手术护士没等要就递过来剪刀，露西开始把昨天晚上备皮敷上六氯酚以后缠上的绷带剪掉。绷带脱落，有个护士过来从地板上清走。
露西看了看钟。那条腿抬成接近垂直位置已有五分钟，肌肉已经没血色了。实习医生换了一下手。她问他：“胳膊酸了吧？”
他那大口罩后边的脸上露出一副笑容。
“要是这么抬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啦。”
麻醉师走到止血带跟前，等着露西发话。她点点头说：“好，作吧。”
麻醉师开始往橡皮带里打气，切断血液流通，打完气以后，实习医生把大腿放平在手术台上。实习医生和手术护士一起把一张消毒绿色罩单盖在病人身上，只把腿部的手术部位露在外面。露西开始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在手术部位涂上酒精西弗朗。
今天手术室里有两个医科大学学生来观摩见习，露西让他们走近些。手术护士递过一把手术刀，露西开始用刀刃的尖部在暴露在外的大腿上划过来，并向他们讲解道：
“注意，我先把皮瓣的位置用刀划出来。这是为了给我们一些标记。”
然后她开始往深里切下去，露出表皮之下的筋膜和下面一层黄色的脂肪组织。“要紧的是使前边的这扇比后面的一扇长一些。使以后的缝合线稍微靠后一些。这样，将来病人的手术疤就不会正好位于残肢顶端。如果我们给病人在顶端那个位置上留个疤，上面的重量压下来就会很疼。”
现在，她把肌肉切深，血冒出来把两扇皮瓣的位置线显示得很清楚。那两扇皮瓣有些象衬衫的两片下摆，前后一长一短，为的是一会儿可以把两头拢在一起，作整整齐齐的缝合手术。
露西以短促、准确的动作，用手术刀把肌肉剥离，向上翻转，把血肉模糊的下层组织暴露在外。
“露钩！”手术护士递过来，露西放上去，把切开的肌肉勾住，露出下面一层组织。她让实习医生把住露钩，自己再往深里切，透过第一层四头肌。
“我们就要切到股动脉了。在这里——先是股静脉。”当露西指出的时候，两个医科学生俯身注意看着。她一边继续作，一边沉稳地讲解着：“我们尽量把血管往上边多剥离一些，然后拉下来结扎，让它缩回去，让开残肢这个部位。”手术护士递过针来，露西飞针走线，灵巧地把血管缝好。把大血管结扎两次，让它们牢固地封闭好；这个部位不能让它出血，否则病人会出危险。然后，她伸手接过剪刀，把通向小腿的主要动脉剪断。这就为截肢作了无可挽回的一步准备工作了。
她很快地把其他动脉、静脉管也同样剪结好，然后又向肌肉里边切入，直到把向下走的神经暴露出来。当她戴着手套的手摸着神经的时候，费雯的身体在手术台上突然动了一下，大家的眼睛都很快转向手术台头上站着的麻醉师望去。他点点头让他们放心。“病人很好，没有问题。”他一只手摸着费雯的面颊！她脸色是苍白的，但呼吸很沉稳，节奏正常。她眼睛睁着，但没有视觉；头向后边仰着，没有向左右偏移，眼窝里包着泪水，是在无知觉之中淌出的。
“我们用同样方法结扎神经，和动脉、静脉一样处理——拉下来，尽量靠上边结扎，然后割断，让它缩回去。”露西的话好象是不用考虑自然流出的，随说随作。这是教学习惯养成的。
她接着又沉稳地说：“在截肢手术中怎样处理神经末梢问题，外科医生当中一直有很多议论。目的自然是避免造成手术以后残肢疼痛。”她灵巧地结扎了一支神经，向实习医生点点头，把线头剪断。“试验过很多种办法—
—注入酒精；用电烧灼器烧神经末梢；但是，今天我们用的还是最简单、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露西看一眼手术室墙上的挂钟。九点十五分——手术已经进行了四十五分钟。她回眼看了看麻醉师。
“还行吧？”
麻醉师点点头。“情况很好，露西。她是个很结实的姑娘。”他故意诙谐地问道：“你肯定这是那个要锯腿的病人吧？”
“没错。”
露西一向不喜欢拿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开玩笑。但是她知道有些外科医生从一开刀一直到结束，玩笑话说个没完没了。也许有的人表面上的诙谐是为了掩盖内心的同情，也许不是那么回事。反正她宁愿换个话题好。在她开始切开大腿背部肌肉时，向麻醉师问：“你家里都好吧？”露西停一下又用了一个露钩勾住新打开的肌肉。
“都好，我们下星期要搬新房子了。”
“噢，真的。在哪儿？”她对实习医生说：“高一点。尽量拉开，让出位置来。”
“索姆塞特高地。北头一个新地段。”
大腿背部肌肉已经差不多剥离了。她说：“我好象听说过。你的夫人一定很高兴吧。”
现在可以看见骨头了，整个切开的地方张开着血红的大口子。麻醉师回答：“她上了七重天了——在买地毯，选窗帘，还有别的东西。就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露西用手指围着股骨摸，把周围的肌肉捋上去。她对学生们说：“注意我把肌肉尽量推开。这样我们可以把骨头往上锯一些，等一会儿把肌肉放下来，就可以完全把骨头包住了。”
实习医生用两把露钩在勾那些重叠在一起的肌肉，有些弄不过来了。露西帮助他弄了弄，他嘟囔着：“下回我得带三只手来干这个活。”
“锯。”
手术护士已经准备好了，把锯把递到露西伸出的手里。她又接着刚才的话问麻醉师：“什么问题没解决？”
露西把锯齿尽量往上放，起初用短促的节奏一推一拉。在锯齿咬进骨头时，发出喀嚓嚓的单调、钻心的响声。麻醉师回答刚才的问话说：“付款问题。”
露西笑了。“我们得让你忙一些——多作些手术你就有钱了。”她已经锯了一半了；年青人的骨头硬一些，比较难锯。突然她产生一种想法：这是悲剧的时刻，可是我们却在随便谈着，一些最普通的家常话，甚至还在打趣。
再过那么一两秒钟，这条腿就断了，这个年青的女孩子，还不过是个娃娃呢——将永远失去了她的生活的一部分。她再也不能象其他人一样自由地奔跑了，再也不能跳舞，或者游泳，或者骑马，或者无拘无束地作性爱动作了。
即使她过一定时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活动，费一些力气，借助一些机械性的工具，别的活动或许也可以做；但总是和先前不一样了——永远不会象先前具有旺盛青春，完整躯体时那么高兴、那么自由、那么无忧无虑了。悲剧的核心在于：她太年青了。
露西停了一下。她那敏感的手指觉出快要锯到头了。突然，喀哧一声，在快要锯断的半截腿的重量的压力下，最后连接的骨头折断了。断肢脱离躯体，落在手术台上。露西第一次抬高声音叫道：“接住，快！”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实习医生抓了一下投抓到，断肢从手术台滑落到地面上去了。
实习医生忘了自己是进行了无菌消毒的，弯腰要去拣。露西叫了一声：
“别动！让它去吧，”实习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直起腰来。
另一个护士过来，拾起断肢，用纱布和纸包起来。以后这条断肢将和其他手术标本一起由勤务人员收集起来送往病理科。
露西对实习医生打着手势说，“请把残肢抬起来。”实习医生绕过去，抬起残肢。露西接过手术护士递来的一把锉刀，摸到折断处的骨头棱角，仔细锉起来。她又对学生们说：“记住要把骨头断端锉好，确保没有骨尖突出。因为如果有的话，这些骨尖就要增生。是会非常疼的。”她没抬头问：“时间怎么样？”
麻醉师回答：“已经七十分钟了。”
露西把锉刀递回去。“好，”她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缝合。”手术即将结束了，她心里在想着大厅那边外科休息室里等着她手术完了喝的热咖啡。
迈克·塞登斯在费雯动大手术时一直在冒汗。费雯的父母还留在伯林顿，并且准备再待一些时候。塞登斯和洛布顿夫妇一起走到给手术病人家属留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今天一大早，医院刚刚开始有人活动的时候，他就把那老两口带进了费雯的病房。可是，费雯注射了麻醉剂，已经晕晕忽忽的了，没有什么话好谈。费雯似乎也不太知道他们在她身边。随后，也就是在他们来了几分钟之后，她就被推到手术室去了。
他们三个人待的这间偏僻的屋子没有什么陈设，只有一些不舒服的皮椅子和漆木桌子。现在谁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亨利·洛布顿的个子又高又大，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多年的户外劳动使得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现在他站在窗前往下面的街道看着。迈克·塞登斯可以猜到，费雯的父亲过一会儿就会从窗前走回到一张皮椅子那边；再过一会儿，又会站起来走回到窗前。因为这位老爷子在过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总是遵循这么一个规律。塞登斯对他这种缓慢的神经质的表演真有点受不了。他拼命盼望着他会多少来点变化——哪怕走快一点，或者在这两点之间来回走动和停留的间隔时间改变一下也好。
相形之下，费雯的母亲却坐在那里没有动——从他们进屋以后几乎是纹丝不动。她选了一张直背的椅子，好象坐上去比其他椅子舒服一些，而且可以坐得直挺一些，显示出一种习惯性的自我约束。安吉拉·洛布顿的两只眼睛好象在平视着无限远的远方，双手优雅地搭在膝头。今天她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一些，可是那对高高的颧骨还是和平时一样突出，显出她一副天生的雍容仪态。她是一个集纤巧与刚毅于一身的女人。
自从几天以前，迈克·塞登斯和洛布顿夫妇初次见面以来，他有几次心里纳闷为什么她对费雯的情感和担心的程度没有她丈夫那么明显。可是过了几天，塞登斯却越来越感到她的感情深度决不次于她丈夫，可能还更深刻一些。他也猜想到，虽然费雯的父亲的男人性格外露，可是她母亲却远远比她父亲更为坚强。在这对老夫妇当中，她是她丈夫经常需要依靠的一块坚定的磐石。
塞登斯也在猜想在今后的岁月当中他自己和费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两个当中谁会被证明是更坚决、更可靠的呢？他知道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等的。不管在性格强弱、领导能力大小，甚至在爱情的深广方面，总是有差别的。他也知道性别没有多大关系，妇女常常会在头脑和心肠方面比男人更坚强一些，而男子的表面气概有时不过是掩盖内心孱弱的一种伪装。
费雯是不是比他塞登斯强些呢？她的性格是不是比他好一些，勇气更大一些呢？这个问题是他昨天晚上想到的，一直到现在还在萦回脑际。他昨天晚上去看她，当时他已经知道截肢的决定，也知道费雯也已经知道了。他见她不但没有泪容，而且带着笑意。“进来，迈克，亲爱的，”她说，“别这么哭丧着脸。葛兰杰大夫告诉我了，我已经哭完了，已经过去了——或者至晚到明天早晨就过去了。”
听了这话，他发现他对她的爱更加深了，他搂住她，热情地吻了她。随后她用手指头缠着他的头发，又把他的头往后推开一些，凝视着他的眼睛。
“我今后这一辈子将会只有一条腿了，迈克，”她这样说着。“我将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姑娘——不象咱们初识的时候的我，也不是现在你看到的我了。如果你把我甩开，我会理解的。”
他用很强烈的语气回答说：“你别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她说。“你害怕谈到这个问题吗？”
“不！”这是一个大声的、坚定的抗议，可是就是在这样叫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虚伪的。他确实害怕谈这个，而他却感觉出来费雯不怕——这时候她已经不怕了，再也不怕了。
他认识到，他在费雯的母亲的身上可以看到费雯的影子——或者应该倒过来说：在费雯身上可以看到她母亲的影子。在她俩身上非常明显地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他自己能比得上吗？他头一次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怀疑和不安的情绪。
洛布顿先生打破了他的规律。他走在椅子和窗户之间停住了。“迈克，”
他说，“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时间还会很长吗？”
塞登斯看到费雯的母亲也在望着他。他摇了摇头。“不会了，葛兰杰大夫说作完手术以后……她马上到这儿来。”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我们都会听到消息的——就快了。”
十九
窦恩伯格大夫把手从婴儿保温箱边上两个象舷窗一样的洞口伸进去，仔细地检查着亚历山大的婴儿。产后已经三天半了，本来这是很有希望的迹象。
可是却有另外一些征候越来越明显，引起窦恩伯格的不安和注意。
他观察得很仔细，然后站在那里思索，衡量着脑子里记下的问题，通过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无数熟悉的病例加以甄别。最后他的判断验证了他的预感，预后很不好。“你知道，”他说，“我先前还以为他能活下来呢。”
早产婴儿室的年青的主管护士（就是几天以前约翰·亚历山大见到的那一位）在用期待的眼光望着窦恩伯格。她说：“他的呼吸在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正常的，以后慢慢弱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才请你来的。”
保温箱那一边的一个护校学员在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大口罩上边的眼睛在窦恩伯格和主管护士之间来回转动着。
“他的呼吸很不好，”窦恩伯格慢慢地说着。他一边想，一边说，为的是怕漏掉了什么，“黄胆不应该这么多，脚象是有些肿。再告诉我一遍验血结果。”
主管护士看了看病历单。“红血球四百九十万。有核红血球与白血球是七比一百。”
又沉默了一会儿。两个护士等着窦恩伯格考虑这个化验结果。他心想：
“是太贫血了，当然也可能是正常型反应过度。”然后，他大声说：“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那张查血敏的报告，我怀疑这孩子患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
主管护士象是有些惊讶。她说，“大夫，可是肯定……”这话没有说完又咽回去了。
“我知道——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他指了一下病历。“可是，还是让我看看那个报告——原先给母亲查的那张。”
主管护士翻了几张单子，找到那一张，把它抽了出来。就是皮尔逊大夫和戴维·柯尔门拌嘴之后签的那一张。窦恩伯格仔细又看了一遍，递了回去。
“嗯，很肯定——血敏是阴性反应。”
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可是在他脑子里却有一种想法在纠缠着不走：化验会不会错了？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病理科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他还是决定在查完病房之后，去找皮尔逊谈谈。
窦恩伯格对主管护士说：“目前我们没什么别的办法好想了。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请再叫一下我。”
“好的，大夫。”
窦恩伯格走了以后，护校学员问：“窦恩伯格大夫说什么来着——有核……？”她没记住。
“有核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婴儿血液病。当母亲的血是Rh阴性、父亲的血是Rh阳性的时候，婴儿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病。”这位红头发的年青主管护士仔细而有信心地回答着。她总是这样的，实习的护校学生都愿意被派到她的手下。这位主管护士是医院最能干的护士之一，她从护校出来不过十二个月多一点，毕业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实习的这位小护士知道这些，所以没有顾虑，接着追问下去。“我原来以为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在出生时就会给婴儿换血的。”
“你说的是作换血手术？”
“是的。”
“那只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才能作的。”主管护士耐心地说。
“要看给母亲查血敏的反应来决定作不作。如果报告说是阳性的，一般意味着婴儿落生时就得了这种病，在出生以后必须换血。如果化验结果是阴性的，就不必要换血了。”主管护士停住了口，然后，她又若有所思，一半自言自语地说：“可是那些症状倒是很奇怪的。”
自从几天以前为了检查化验室工作拌了一次嘴以后，皮尔逊没有再过问戴维·柯尔门在血清学化验室的活动。柯尔门摸不清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
—是他已经达到了直接负责血清学这个目的了呢，还是皮尔逊准备以后再来找他的岔子。可是在目前，这位年青的病理医师已经习惯于经常到这个化验室看看工作进行的情况了。由于这样做，他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一些改变这里工作程序的想法。过去一两天里，他已经在一些小地方做了一些调整。
在他和化验室技术员组长卡尔·班尼斯特之间，暂时形成一种类似休战的状态。而约翰·亚历山大则明白地表示了欢迎柯尔门对化验室的关注，在过去两天他也提了几条建议，并且得到了柯尔门的赞同。
亚历山大在他妻子入院后的第二天就上班了。皮尔逊曾粗声粗气但是好意地告诉亚历山大，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休息几天。“谢谢你，大夫；可是如果我不工作，我会想得太多，没有什么好处的。”皮尔逊点了点头，说亚历山大可以随便，在他想去看看他的妻子和婴儿的时候，也可以离开一下工作，到楼上去看看。
现在，戴维·柯尔门打开血清室的门进到屋里。
他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坐在室中央的化验台前，从一架显微镜上抬起眼睛，面对着他的是一个有两个非常大的乳房的、穿着白大衣的妇女。这个女人柯尔门模糊记得在医院里曾经遇到过几次。
在他走进来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说：“我看您也许应该去找皮尔逊大夫或者柯尔门大夫去问问。我在给他们作这个报告。”
“什么报告？”柯尔门这样随便一问，他俩都转过脸来了。
那个妇女先说：“■，大夫！”她看着他的脸问：“您是柯尔门大夫吧？”
“是的。”
“我是希尔达·斯特朗。”她伸过手去，补充介绍自己说：
“营养科主任。”
“您好。”当她握着他的手时，他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她那两个大乳房和她的手臂在一起颤动——一种象条鲸鱼游泳那样的波浪式的颤动。他定了定神，问道：“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吗？”他从自己经验中体会出病理医生和营养技师是在饮食卫生方面密切合作的。
“过去几个星期发生了不少肠道感染病，”营养科主任说，“很多是医院里的职工。”
柯尔门笑了一下。“哪个医院不三天两头发生这样情况呢？”
“噢，那我知道。”斯特朗夫人对这种不太重视的话稍微露出了一点不大同意的样子。“可是如果食物是病因的话——一般都是如此的——我愿意尽可能地找找原因在哪儿。然后我们可以设法防止同样的情况再发生。”
柯尔门发现这个女人的认真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他客气地请教道：“您有什么看法吗？”
“很肯定。我怀疑是我的洗碟机的原因，C大夫。”
柯尔门一下子被这个称呼叫怔了。然后，他才问：“噢，为什么呢？”
他从眼梢里看到班尼斯特进来了。现在两个技术员都在听着他俩的谈话。
营养科主任说：“我的热水加温系统简直不行。”
把设备说成“我的”，听着有点逗笑，但是他没笑，继续问：
“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呢？”
“我当然提过了，C大夫。”显然这是使斯特朗夫人感情冲动的问题。
她接着说：“我和院长，塔马塞利先生，谈过好几次了。事实上就是在我和T先生最近一次谈这个问题以后，他才请皮尔逊大夫再化验一下洗碟机的。”
“噢，是这样的。”柯尔门转向约翰·亚历山大问道：“你做了一些化验吗？”
“是的，大夫。”
“结果怎么样？”
“水温是不够高的，”亚历山大看了看有几页笔记的夹纸板。“我给每台洗碟机作了三个化验，选一天的不同时间做，水温在华氏一百一十度到一百三十度之间。”
“你看！”营养主任很有表情地摊开双手。
“噢，那对。”柯尔门点点头。“温度差太多了。”
“还不仅是这个，大夫。”约翰·亚历山大把夹纸板放下，从化验台上拿起一个玻璃片来。“我发现有属于大便组的产气菌，在经过了洗碟机之后的碟子上。”
“让我看看。”柯尔门拿着玻璃片走到显微镜前。当他调整了接目镜之后，马上看见象蛆虫一样的细菌了。他直起身来。
斯特朗夫人问：“什么玩艺儿？说明什么问题？”
柯尔门一边考虑，一边说：“玻璃片上是产气杆菌。一般热水是能杀死这些细菌的，现在看来，它们通过洗碟机以后，留在干净的碟子上了。”
“问题严重吗？”
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回答道：“也严重，也不严重。这可能是你谈到的一些肠道感染的原因。那倒并不很严重。但是，变成严重问题的情况是可能有的。如果我们碰巧在医院里有个带病菌的人，那就不妙了。”
“带病菌的人？”
柯尔门继续解释道：“那是指体内带有病菌，可是本身并没症状的人。
带病菌的人可能表面上是正常、健康的人。这种情况比一般人设想的要常见得多。”“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斯特朗夫人说着，心里也不住地思量。
柯尔门又冲那两个化验员问：“我想咱们对医院里所有炊事人员都会作定期检查的，是吧？”班尼斯特得意地说：“嗯，是的。皮尔逊大夫对这点是不厌其烦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及时吗？”“嗯。”技术员组长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可能有好长时候没做了。”
最后一次检查在什么时候？”柯尔门是作为一般问题这么随便问的。“等等。让我查查。”班尼斯特走到化验室的另外一头。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里在掂量着有关的几个因素。如果洗碟机有问题（看起来是这样的），应该及时采取些措施；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既然对于接触食物的人员定期仔细做了检查（照班尼斯特说是这样做了），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也不能漫不经心。他告诉约翰·亚历山大说：“你最好尽快把你的报告送给皮尔逊大夫。”“好，大夫。”亚历山大又回去看他那夹纸板上的记录了。班尼斯特在屋子那头，查着档案柜子上摊开的工作日志，抬起头来叫道：“二月二十四。”柯尔门一怔，问：“你说的是二月吗？”“对的。”
“那几乎是六个月以前了。”他向营养科主任问：“也许你那里的炊事人员并没有多大变动，是吧？”
“■，不巧，是有变动的。”斯特朗夫人摇着脑袋说。“从二月以来，我们添了不少新人，C大夫。”
柯尔门还不大理解，又问班尼斯特：“那日期没错吧？”
“最后一次就是那日子。”班尼斯特非常肯定自己说的没有错。他倒觉得能够给这个什么都懂的年青大夫讲点他不了解的事挺来劲。接着又找补了一句：“不信你可以自己来看看。”
柯尔门没答理这个建议。“可是从那时以后上班的新来的雇员呢？”
“这上面没有别的记载了。”班尼斯特耸耸肩。“如果保健科不送化验单，我们没法知道来了新炊事员。”他是满不在乎的态度，而且还近于有些轻蔑。
柯尔门心里在冒火。他控制了一下，对营养科主任平静地说：“我看这个问题你应该查查。”这时候他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斯特朗似乎也想到这儿了。她说：“我马上去。谢谢你，C大夫。”她乳房一颤一颤地走出了化验室。
室内一霎时沉静下来。柯尔门第一次发现班尼斯特有些嘀咕了。当他俩的眼神对在一起的时候，他冷冷地问那老化验员：“已经好久没有把炊事员的化验送到这边来了，你就没有感到有些奇怪吗？”
“嗯……”班尼斯特有些不自在了，先前的那种自信也已经消失。“我想要是老不送的话，早晚我会发现的。”
柯尔门带着厌恶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生气地说：“我看只会晚，早不了，你说呢？——特别是要你动点脑筋的事。”他走到门口，转过头来说。
“我去皮尔逊大夫那儿。”
老技术员脸上的血色都没了，柯尔门走了以后，他还站在那里，看着柯尔门走出去的那扇门。他又生气、又懊丧，嘴上迸出来这么几句：“他什么都懂，是不是？书上的那些讨厌的事他都懂。”
此时此刻，班尼斯特周围都是失败和倒霉的气氛。他所熟悉的世界（他认为是不可能遭到侵犯的、因而也就没有设防）正在垮台。一个新的秩序在出现，而在这个新秩序里，由于他自己的缺点，是没有他这样的人的位置的。
他，垂头丧气，和新的秩序很不合拍，象是一个为时间所抛弃的软弱的、可悲的人。
柯尔门走进来的时侯，约瑟夫·皮尔逊还坐在办公桌后边，抬起头来。
这位年青的病理医师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就说：“约翰·亚历山大在通过洗碟机之后的干净碟子上发现了产气杆菌。”
皮尔逊对发生这样的事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他冷冷地说：“是热水系统的毛病。”
“我知道。”戴维·柯尔门想控制住他声音里的讥讽味道，但是没有控制住。“有没有人想点什么办法呢？”
老头子有点纳闷地看着他，很奇怪，他不但没上火，反而很沉静地说：
“我估计你是觉得这儿的工作搞得很糟糕吧。”
“你既然这样问——我就告诉你，是这样的。”柯尔门的嘴唇绷得很紧。
他心想，在这样的气氛中，真不知道他们两个还能在一起工作多久。
皮尔逊猛地把书桌下面的抽屉拉开，翻着里边的档案文件，一边找着一边说着，他是带着又生气、又难受的口气讲的。“你年青，阅历还浅，可是一脑子的大道理。你到这里来正赶上刚换了一套领导班子，比过去好多年花钱容易些了。于是你就认为出了什么毛病，都是因为没有人想到要做些改进，没有人试着想些办法！”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把一堆厚厚的卷宗往桌子上一扔。
“我并没有那么说。”这话脱口而出，有些象是自卫的口气。
皮尔逊把卷宗往他那边一推。“这是关于厨房热水系统的行文卷宗。如果你不怕麻烦翻一翻，你就知道我请求换一套热水系统已经好多年了。”皮尔逊的声音提高了，象挑战似地说：“看哪——你看看哪！”
柯尔门打开卷宗，把前面的看了。他翻了一页，又一页，把后面的也大致看了一遍。他立刻知道自己错了。那些行文中包括皮尔逊对医院食堂卫生提出的批评，措词比他自己可能用的还要尖锐得多。这些意见一直提了好几年了。
“怎么样？”在他看卷宗的时候，皮尔逊在看着他。
柯尔门没有迟疑，马上说：“对不起，我应该向你道歉——单就这件事来说。”
“没关系。”皮尔逊烦躁地摆摆手，他听出了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又问：
“你说还有别的事情？”
柯尔门平静地说：“在了解洗碟机的事情时，我还发现已经六个多月没有给炊事员作体格检查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象一颗子弹似的蹦出来。
“保健科显然没有把样子送来化验，营养科主任已经去查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没去问吗？病理科没有人去问问为什么不送东西来化验吗？”
“显然没有人问过。”
“这个班尼斯特真笨蛋！这是严重的。”皮尔逊真的关心了这件事，把对柯尔门的敌对情绪忘了。
柯尔门平静地说：“我想你会关心的。”
皮尔逊拿起电话。等了一下，说：“接院长电话。”
电话直截了当，说的时间不长。最后皮尔逊挂上电话，站起身来，对柯尔门说：“塔马塞利下来了，咱们到化验室迎他去。”
在化验室里用了几分钟时间，约翰重述了已为柯尔门所了解的情况。皮尔逊和塔马塞利听着，约翰·亚历山大重新翻开他的记录，皮尔逊检查了玻璃片。当他看完显微镜直起腰来的时候，营养科主任进来了。院长问她：“你问出什么结果来了吗？”
“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斯特朗夫人带着不相信的神气直摇头。她对皮尔逊说：“今年年初，保健科添了一个新职员，P大夫。
没有人对她说过要给炊事员作检查，这就是没有送下大便样子来的原因。”
塔马塞利说：“那么，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检查了？”
“大约有六个半月了。”
柯尔门注意卡尔·班尼斯特一个人阴郁地站在一边象是在做什么工作，可是他感到那个化验员组长是在注意听这边人的谈话，一句没漏。
院长问皮尔逊：“你建议怎么办？”
“首先得给所有的新雇员做一次检查——越快越好。”这回老病理医师的话很利索果断。“然后其余的人都作一次重新检查。包括化验大便、胸部透视和体格检查。应该包括所有的炊事员和所有接触饮食的人员。”
“请你安排一下好吗，斯特朗夫人？”塔马塞利说。“和保健科配合一下，大部分具体工作让他们干。”
“好，T先生。我马上去办。”她浑身的肉一颤一颤地走出化验室。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塔马塞利又转回过脸问皮尔逊。
“我们需要给那些洗碟机换一个烧热水的系统——或者干脆拆了换新机器。”皮尔逊的声音又提高了。“我已经向所有的人喊了好多年了。”
“我知道。”塔马塞利点点头。“过去的卷宗我都接受下来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待办的单子上。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建设开支太多了。”他思考一下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皮尔逊毫无道理地带着气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管子工。”
“我懂得一点管子工的，也许我可以帮帮忙。”听见这个轻轻的语声，大家都转过头来。原来是窦恩伯格大夫，他的手还是在那里摆弄着烟斗。他进来时很安静，没有人注意。看见哈里·塔马塞利，他问道：“我打搅了吗？”
皮尔逊咕哝着说，“不，没关系。”
窦恩伯格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在看着他，就对他说：“刚才我在看你的孩子，年青人，他的情况不大好。”
“有希望吗，大夫？”亚历山大小声问。其他人也转过了身子，表情也缓和了。班尼斯特放下一个玻璃吸量管，也凑了过来。
“恐怕是希望不大。”窦恩伯格缓慢地说，停了一会儿，然后象想起一件事，对皮尔逊说：“我估计，约，给亚历山大夫人作的血敏试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问题？”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作错。”
皮尔逊摇了摇头。“没有问题，查理。事实是，这个试验是我亲自做的，做得很仔细。”他非常奇怪地问：“为什么你问这个呢？”
“想再核对一下。”窦恩伯格吸了吸烟斗。“今天早晨有一阵子我怀疑这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这只不过是个猜测。”
“那是不大可能的。”皮尔逊很强调地说。
窦恩伯格说：“是的。我也那样想。”
又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把眼光转到了亚历山大。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随便说点什么来转移一下，让那年青的化验员心里好受一点。他没有思索就对窦恩伯格说：“过去对血敏试验是产生过怀疑的——
那时化验室只用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两种方法检查。有时少数阳性反应会被当成阴性的了。现在加上了孔姆斯间接试验，已经相当保险没有错了。”他说完以后才想起是在他来了以后这个化验室才改变的。他并没有意思想打击一下皮尔逊，不由得希望老头子没有注意听他的话。他们两个已经拌了不少的嘴，不要再毫无必要地火上加油吧。
“可是，柯尔门大夫……”亚历山大嘴张得很大，眼睛露出惊慌的样子。
“啊，怎么了？”柯尔门有点莫明其妙了，他说的话怎么会引起这种反应呢？
“我们没有作孔姆斯间接试验。”
尽管柯尔门对亚历山大很关心，他觉得有点不愉快了。由于皮尔逊在场，他很想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他被弄得不得不谈了。“唉，作了，你作过了，”他顺口说道。“我记得是我签的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子。”
亚历山大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眼睛里流露出请求的神色。“可是皮尔逊大夫说没有必要。这个试验是仅仅用盐水和高蛋白作的。”
柯尔门花了几秒钟时间消化这句话。他看见塔马塞利不大明白似的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表演。窦恩伯格马上注意起这些话来了。
皮尔逊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对柯尔门说：“我原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给忘了。”
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但在没有进一步弄清情况以前，他需要落实一下。“我理解的对吗？”他问亚历山大，“根本就没作孔姆斯间接试验？”
在亚历山大点头的时候，窦恩伯格突然插进来说：“等等！让我先弄清楚。你的意思是说，那母亲——亚历山大夫人——终究还可能有血液敏感问题？”
“当然她可能有！”柯尔门这回不管不顾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起来。
“盐水和高蛋白试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有用。任何在血液学方面合理地跟上现代医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他斜眼看了皮尔逊一眼，他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对窦恩伯格说：“所以我才让作孔姆斯间接试验的。”
院长仍然在努力理解医学方面的含义，他问：“你说的这个试验，既然你让作了，怎么又没有作呢？”
柯尔门转过身来冲班尼斯特，眼色很严厉地问：“我签的那张申请单哪里去了——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技术员犹犹豫豫地没有回答，他又问：
“说呀？”
班尼斯特直发抖。他嘴里嘀嘀咕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我把它撕了。”
窦恩伯格有点难以置信地说：“你把大夫的申请单给撕了——也不告诉他？”
柯尔门毫不客气地说：“是谁叫你撕的？”
班尼斯特看着地板，勉强回答：“皮尔逊大夫叫我撕的。”
窦恩伯格现在思想转得很快。他对柯尔门说：“这说明那孩子可能得了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事实上，各种迹象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你要作换血手术吗？”
窦恩伯格痛心地说：“如果需要换，也应该在出生的时候换。可是尽管这么晚了，也许还可能有救活的机会。”他望着年青的病理医师，似乎只有柯尔门的意见是可以信赖的样子。“可是我想弄牢靠一些。那孩子没有多少力气，经不住折腾了。”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血作一次孔姆斯直接试验。”柯尔门的反应很快、很中肯。现在都看他和窦恩伯格的了。皮尔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给迅速发展的情况弄呆了。柯尔门厉声问班尼斯特：“医院里有没有孔姆斯血清？”
那技术员咽了一口气，说：“没有。”
这是院长权限之内的事了，他很干脆地问：“我们从哪里可以弄到？”
“时间不够了。”柯尔门摇摇头说。“我们得请别的地方作，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作。”
“大学可以作，他们的化验室比我们的大。”哈里·塔马塞利走到电话机旁，对接线员说：“请给我接大学医院。”他问在场的人：“谁在那里负责？”
窦恩伯格说，“弗兰茨大夫。”
“我找弗兰茨大夫。”培马塞利问：“谁和他接头。”
“我来。”柯尔门拿过电话。别人听着他说：“弗兰茨大夫吗？我是柯尔门大夫，三郡医院病理副主任医师。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紧急的孔姆斯试验吗？”停了一会儿，柯尔门听着。然后，他说：“好，我们立刻把血样送来。
谢谢你，大夫。再见。”他转过身说：“我们要很快抽血样。”
“我帮您抽，大夫。”这是班尼斯特，手里拿着器械盘子。
柯尔门想拒绝他帮忙，又看见他眼里带着恳求的神气，犹豫了一下，说，“好，跟我来吧。”
在他们走的时候，院长在他们后边喊道：“我叫一辆警车。他们可以把血样送得快一点。”
“请允许我自己把血样送去——和他们一起去。”这是约翰·亚历山大。
“好吧。”院长拿起电话耳机，他很快地对接线员说：“接警察局，”
又冲亚历山大说：“和他们一起去把血样拿到急诊出入口。我让警车在那里等着。”
“好，院长。”亚历山大很快地走了出去。
“我是三郡医院院长。”塔马塞利又在打电话。“我们需要一部警车送一个紧急血样。”他听了一会儿。“是的。我们的人等在急诊出入口，好。”
他挂上电话，说：“我再去看看，让他们都接上头。”他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皮尔逊和窦恩伯格两个人了。
在过去几分钟的时间里，老产科医生脑子里思绪万端。在漫长的医务生涯当中，查尔斯·窦恩伯格当然经过许多病人死亡的事例。有的时候，他们的死亡几乎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有时甚至是拼命地设法抢救，一直到最后，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光荣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工作是踏实的，他总是要尽他最大的力量的。他知道，有的医生有时就不那么认真。但就他自己来说，他自信和自负的是：我查尔斯·窦恩伯格从来没有由于技术不行或粗心大意而耽误过一个病人。
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
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
——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
二十
“看在基督的面上，他们都干什么呐？怎么还没有个信呀？”
约瑟夫·皮尔逊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敲打着办公桌。从把亚历山大的婴儿的血样抽出来立即送到大学医院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医师和柯尔门两个人在办公室。
柯尔门沉静地说：“我又给弗兰茨大夫打了电话。他说一有结果马上用电话通知我们。”
皮尔逊呆呆地点点头，又问：“那个年青人——亚历山大在哪儿？”
“警察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他妻子那儿。”
柯尔门犹豫一下，说：“在我们等信这时候，向保健科了解一下伙房的情况，看看他们给炊事员作的检查工作开始了没有，你看怎么样？”
皮尔逊摇摇头。“等会儿吧——等这事过去之后再说。”他焦躁地说：
“在这件事没有个着落以前，我什么事也考虑不了。”
自从今天早晨化验室里一连串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之后，柯尔门感到自己一直没考虑到皮尔逊的心情，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于柯尔门在血敏试验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言论，皮尔逊没有争辩。他的沉默似乎是默认了他的这位年青的同行起码在这方面比他高明。柯尔门心想：这种滋味大概不大好受。他发现自己头一次对这个老头产生了一点同情心。
皮尔逊停止了敲桌子，使劲给了桌子一巴掌。“看在圣彼得的面上，”
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呀？”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
查尔斯·窦恩伯格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他在向刚刚走进来的一个护士问话。
那个姑娘摇摇头。“没有，大夫。”
“咱们这里快准备好了吗？”
护士装好两个胶皮热水袋，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再有几分钟就好了。”
一个实习医生走到窦恩伯格跟前，向：“如果孔姆斯试验结果来不了，您也打算照样作换血手术吗？”
“嗯，”窦恩伯格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不想再耽误了。”
他考虑一下说：“反正，按照那孩子的贫血情况，即使没有试验，也得给他换血。”
护士说：“大夫，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是的，谢谢你，我知道。”窦恩伯格对实习医生解释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要给孩子换血，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脐带留长一些，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连接点。很遗憾，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例要换血，所以把脐带给剪了。”
“那您预备怎么办呢？”实习医生问。
“我打算用局部麻醉，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问那护士：“血温过了吗？”
护士点头说：“温过了，大夫。”
窦恩伯格告诉实习医生说：“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危险。”
其实，窦恩伯格脑子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样给实习医生讲着，可以把他的脑子占住，避免想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窦恩伯格很想回避一些问题。
他在化验室和皮尔逊摊了牌，离开那里以后，受到了焦虑和自责的折磨。这个事故从技术上说，怪不到他头上来，但是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他的病人受到了伤害，他的病人可能由于这次医务上不可原谅的失误而死亡，而这个责任则完全是他个人的。
他正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有点不对劲；他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脑袋发胀，屋子在旋转。他闭了一下眼，定了定神，然后慢慢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可是，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着控制一下，但是不灵。
亚历山大婴儿的保温箱已经推进来了。这时，他听见实习医生在问他：
“窦恩伯格大夫——您觉得怎么样，身体行吗？”
他的话挂在嘴边上，想说：“行。”他知道，如果一说出去，他就会勉强作下来，刚才发生的情况也就遮过去了，除去他自己，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尽管已经很迟了，凭他的技术和判断，也许还能把孩子救活，这样起码可以使自己的良心和自尊心得到一些安慰。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多年来对老年人过久地恋栈权力所持有的看法和说过的一些话；他曾经扬言，如果自己也到了这种时候，他会有自知之明自动把路让出来的；他曾下过决心决不在身体发生问题之后再作任何临床。他想到了这些，又低下头看了看他那发抖的手。
“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不大好。”他停了一下，情绪一阵激动，很难控制自己的声音。他问：“请你们哪一位去给欧唐奈大夫打个电话，好吗？告诉他我不能作了。我希望他来把这个手术接过去。”
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已经拿定了主意，从此就从医务生涯中退出去了。
电话铃一响，皮尔逊马上把耳机拿起来。
“喂？”停了一下。“我是皮尔逊大夫。”他听了一会儿。“好。谢谢。”
他没放下耳机就要了总机，请接一个分机号码。电话卡嗒一声，对方答话了。皮尔逊说：“找窦恩伯格大夫。我是皮尔逊大夫。”
一个声音说了几句话。然后皮尔逊说，“好，给他传句话吧。告诉他我刚接到大学的通知。亚历山大婴儿验血结果是阳性的。那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
皮尔逊放下电话。抬眼一看，戴维·柯尔门的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
肯特·欧唐奈大夫正在大踏步通过医院的底层楼往神经外科走。他预约好在那里研究一下他的一个局部麻痹的病人的情况。
这是欧唐奈昨晚从纽约回来以后来到三郡医院的第一天。他仍然怀着这次旅行给他带来的兴奋和清新的心情；他对自己说：偶然改变一下环境对每个医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每天都和医药与疾病打交道常会使你十分疲劳，这种状态常常是自己不知不觉的。而且，一般说来，改变一下环境能使你焕发精神，开阔心胸。与此有联系的是，自从他在纽约和丹尼丝相会以后，结束他在三郡医院的这段工作并且离开伯林顿这个问题，不断萦回在他的脑际。他反复思量，每想一次，走动一下的思想似乎都更占了上风。当然，他心里明白，他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对丹尼丝的感情出发的。在此之前，离开伯林顿的想法并没有出现过。但是，他问自己：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夹杂着个人幸福方面的考虑，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并不是他不干医务这一行了；不过是换个就业的基地，在另外一个地方贡献自己的才能而已。说到底，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他各个生活面的总和：在他找到爱情的时候，如果使之丧失，生活的其余部分可能因而萎谢，成为毫无意义的了。在爱情的鼓舞下，他可以成为更完美的人——使他热情洋溢、专心致志——因为他的生活更完善了。想到这儿，他带着更为兴奋的期待心情想念着丹尼丝。
“欧唐奈大夫。欧唐奈大夫。”
医院的广播器叫着他的名字。这声音把他带回现实中来。他站住了，想找个电话来答应一下。他看见没有几步远有一个用玻璃墙隔开的收费处，就走进去拿起电话，交换台马上告诉了他窦恩伯格的口信。他答应就来，于是换个方向走向通往四楼产科的电梯。
在肯特·欧唐奈刷手的时候，窦恩伯格站在旁边，把这个病例的前后情况以及他自己要求外科主任来接这个手术的原因一一述说了一遍。窦恩伯格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吞吞吐吐，做到了如实反映。他谈到了病理科化验室的那一幕以及在此以前的各种因由，没有夹杂什么个人情绪。欧唐奈仅仅在两个关键地方插进话来，问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余时间只是仔细聆听着，在窦恩伯格述说的过程中，他的表情逐渐变得阴郁起来。
欧唐奈的高兴情绪意外地受到了打击，突然一扫而光。他听到的情况，他了解到的由于粗心和愚昧（他自己有应该对此负责的实实在在的感觉）可能会夺去这个医院一个病人的生命。这件事情，使他痛苦万分。他想：本来是可以把约瑟夫·皮尔逊开除的；有好多理由可以这样做。可是没有！犹豫、拖延，参与医院的人事关系，自以为合情合理，实际上这是把医务工作给廉价出卖了。他拿这一条消毒毛巾擦干了手，伸进一副护士拿着的橡皮手套里。
“好，”他和窦恩伯格说，“咱们进去吧。”
欧唐奈走进小手术室检查了一遍准备好的器械。他对换血手术很熟悉（这是窦恩伯格请外科主任代替时就已经考虑到的），他曾经根据别的医院的经验与小儿科主任、产科主任一起给三郡医院订立了一套这项手术的标准操作规程。
已经把瘦小脆弱的亚历山大婴儿从保温箱里抱出来，放在有加温设备的手术台上了。手术护士和实习医生一起用三角巾把婴儿的四肢固定好。三角巾叠成长条用别针别在手术台的台布上。欧唐奈注意到那孩子在静静地躺着，对人家的摆弄他，只有轻微的反应。孩子这么小，这种情况不是个好兆头。
护士打开一个消毒单子，盖在婴儿身上，只露出头部和脐部。脐部剪脐带的创口仍在愈合过程中。已经施行了局部麻醉。那护士把备皮钳子递给欧唐奈，欧唐奈拿过来夹起一块纱布开始消毒手术区。实习医生拿起夹纸板和铅笔。欧唐奈问他：“你做记录吗？”
“是的，老师。”
欧唐奈注意到这恭敬的口气，在其他情况下，他会暗自得意的。医院里的本院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是有名的不买上级账的一帮年青人，他们专门爱挑剔级别比他们高的医师的毛病，被他们之中的一个称为“老师”是很不简单的。
几分钟以前，两个护校学员溜进屋里，现在，照教学的习惯作法，欧唐奈在作手术的同时进行了讲解。
“可能你们知道，换血手术”（欧唐奈向护校学员看了一眼）“实际上就是一个冲洗过程。开始我们先从婴儿身上放些血，然后注入等量的新血。这样反复操作，一直做到把原来的不健康的血大部分换出为止。”
手术护士把一品脱瓶的血倒挂在手术台上边的架子上。欧唐奈说，“血库已经把病人的血和输入的血作过交叉配合，保证二者是适合的。我们还必须保证换进去的血和放出的血数量正好一样。所以我们要作个记录。”他指指实习医生的夹纸板。
“体温九十六度”，手术护士报告。
欧唐奈说：“给我刀，”同时伸出手去。
他用手术刀轻轻割掉脐静脉血管的干萎了的那一段，露出新鲜的组织，然后放下手术刀，轻声说：“止血。”
实习医生弯着腰探着身子看着。欧唐奈说，“我们把脐静脉剥离了。我现在探进去掏掉凝血。”他伸出手，护士递过镊子。血块非常小，几乎看不见，他很小心地轻轻把它提出来。给这么小的一个婴儿作手术就象和一个小洋娃娃打交道一样。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呢？欧唐奈在寻思着。正常情况下这孩子活下来的机会应该是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成活机会良好。可是现在，这项手术晚了几天，成功的希望就大大减少了。他看了看这个孩子的脸。奇怪的是他的脸并不丑，不象一般早产儿那个丑样子；不但不丑，而且显得有一点漂亮，那一副坚定的下颚给人一种具有内在力量的感觉。欧唐奈例外地走了一下神。他在想：这实在太不应该了！——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灾难临头。
手术护士拿着一个带针头的塑料导管；通过这个导管放血、输血。欧唐奈拿过导管，极其轻巧地把针头插进脐静脉。他说：“请看看静脉血压。”
当他把导管直起来时，护士用尺量了血柱。她说：“六十毫米。”实习医生记了下来。
第二根塑料管通到上面挂的那瓶血，第三根通到手术台脚下的两个“莫涅耳”合金制的盆子之中的一个。欧唐奈把三根管子联接到一个二十毫升的三通注射器上。他把一个转钮转了九十度。“现在，”他说，“我们开始抽血。”
他的手指头是敏感的，轻轻地把注射器的针栓抽向他自己的方向。这是换血的关键时刻；如果血流不畅，就得拿下导管重新再装一遍。欧唐奈感觉到窦恩伯格也在往前探着身子。这时血液开始通畅地往外流了，流经导管进入注射器。
欧唐奈说：“你们注意我在很慢、很小心地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抽得很少——因为婴儿太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一次抽二十毫升，但是这一病例一次只取十毫升，避免静脉压有太大的波动。”
实习医生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抽出十毫升。”
欧唐奈又转动三通注射器的转钮，然后用力推动针栓。这时候从孩子身上抽出的血排出到一个金属盆里。
他又转动一下转钮，把新血抽进注射器，然后，慢慢地注入婴儿体内。
实习医生在记录上写：“注入十毫升。”
欧唐奈耐心地作着。每次抽血、输血都小心翼翼地操作，要用整整五分钟。总会有一种要加快一些的诱感，特别是象这个病例这样的抢救手术，更容易使人性急，但是欧唐奈意识到，必须避免做得太快。台子上的婴儿的抵抗力已经很弱了；任何诱致发生休克的影响都可能立即致死。
手术开始二十五分钟之后，婴儿动弹一下，啼哭了。
那是很微弱的一丝叫喊——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的一声微弱的抗议。但这是生命的一个信号，全屋子的人的眼睛都从口罩上面露出了喜悦的光芒。好象希望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小步。
欧唐奈知道还不能很快就乐观起来。可是他冲背后的窦恩伯格说：“象是生了我们的气的样子。可能是个好现象。”
窦恩伯格也有了反应。他挨过去看实习医生的记录，然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主治医生了，于是试着提出：“一点葡萄糖酸钙，你说呢？”
“对。”欧唐奈把注射器从三通上拧下来，换了护士递过来的10C.C.葡萄糖酸钙的针管，他注射了1C.C.交还给护士。她又把原来的注射器递回来，这个注射器已经在第二个金属盆里洗涤过了。
欧唐奈感到屋里的紧张空气已经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思这孩子最后能不能挺过来。他看到过发生奇迹般的事情，他的经验告诉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医务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经常发生的。
“好，”他说，“咱们接着作。”
他抽出十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十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十毫升、十毫升地换。
在开始后五十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大夫。现在是九十四点三。”
他赶紧说：“查静脉血压。”
三十五——太低了。
“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颜色不对。”
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又对护士说：“氧气。”
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咝的一声氧气开了。
“脉搏很慢，”实习医生说。
护士说：“温度降到九十三了。”
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一会儿说：
“呼吸停止了。”
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见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作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他抓紧时间，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针管，平掂着。
“直接注入心脏，”欧唐奈说。“这是咱们的唯一机会。”
在病理科办公室，戴维·柯尔门大夫越来越心神不定。自从接到验血结果的电话以后，他一直和皮尔逊一起等在这里。他俩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汇报工作，工作进行得很慢，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
十五分钟以前，柯尔门站起来试着问皮尔逊：“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化验室有什么事情没有……”
老头子抬眼看着他，带着乞怜的目光。然后，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说：
“请你先别走，行吗？”
柯尔门有点意外，答道：“行；如果你愿意我留在这儿，行。”于是他俩又继续做那消磨时间的工作。
对戴维·柯尔门说来，这样等待也是很难受的。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尽管目前那老头子的焦急更表露得多一些。柯尔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是多么牵挂着这件事。在血敏试验问题上，“他对了，皮尔逊错了”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他什么安慰。现在他一心一意盼望的是：为了亚历山大，要让他的孩子能成活下来。他的这种感情使他自己也很惊讶；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如此深刻地打动他，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回想从刚到三郡医院起，他就很喜欢亚历山大；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小城市，从而产生了一种小同乡的情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确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象是比刚过去的一分钟更长一些。他想考虑个问题来占占他的脑子：当你想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是个好办法。他决定把思想集中考虑一下亚历山大这个问题。他想，第一点：亚历山大这个孩子的孔姆斯试验结果是阳性的，这意味着母亲的血也有Rh敏感。他琢磨这会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有可能母亲伊丽莎白在第一次怀孕时就有了血敏情况。戴维·柯尔门分析：那不一定影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死去的那个——他们怎么说来着——噢，对了，支气管炎。到第二胎才有血敏影响是更常见的。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在某个时期输入过Rh阳性血。他停住了，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想法，一个没有成形的想法，一种似乎要想出来可是还没有抓住的思路。他皱了皱眉，集中一下。突然他要探索的东西涌现出来了，思絮片片，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异常清晰明了。他的脑子记起：输血！新里士满的撞车事故！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丧命的那个火车道口，她也受了伤，但抢救过来了。
柯尔门又集中一下思想。他在回想亚历山大是怎么说到伊丽莎白那天的情况的。想起来了：“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当然，已经过了这么久，永远也不能证实了。可是他敢用他的一切东西打赌，情况就是这样的。Rh因子在医学上是四十年代才发现的，又过了十年，Rh试验才被医院和医生普遍采用。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地方在输血时没有作Rh溶合试验，新里士满可能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时间正好相当。伊丽莎白受伤的那次车祸应该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他记得他父亲在事后曾经和他谈到过。
他父亲！这又引起他另一个新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柯尔门大夫——救护了亚历山大一家，也会是他决定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如果给她输了好几次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Rh阳性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应该就是伊丽莎白发生血敏的原因。现在他肯定，一定就是这样的原因。当然，在当时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她的血液里会因此产生Rh的抗体。可是，这些抗体潜伏在体内没有被发现，一直到九年以后才露出凶神恶煞的面目，要毁掉她的孩子。
当然，即使这种假设属实，也不能责怪戴维·柯尔门的父亲。他一定是好心好意地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进行抢救的。那时候虽然已经发现了Rh因子，而且一定有些地方已经使用了Rh溶合试验，但是作为一个忙忙碌碌的乡村医生，很难要求他跟上医学的一切新发现。可是，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时有些医生——包括不是专科的普通科医生在内——是会知道由于晚近发现的血型新组合而带来医学的新变化的。这些人按照新的标准去做了。但戴维·柯尔门分析，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年青人。当时他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的工作时间又长、又累，没有多少看书的时间。可是这能算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吗？如果是别人的话，他戴维·柯尔门能够因而原谅他吗？也许，他使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准则——临到自己的亲属，即使是已故的父亲，就要使用一套比较宽容的尺度。这个思想使他很烦恼。他不安地感到，在这里，对父亲的个人感情和他一向最珍视的一些观点发生了抵触。戴维·柯尔门后悔想到这些。这使他产生一种不安的迷惘，好象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绝对把握了。
皮尔逊这时又向他看了一眼，问：“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柯尔门看了看表，回答：“一个小时刚过一点。”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急躁地伸手摸电话。然后又犹豫了一下，把手缩回来了。“不，”他说，“我看我还是别打了。”
在血清化验室里，亚历山大也在计算着时间。一个小时以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回来以后他有几次想试着做点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的脑子集中不到工作上去，与其都作错了，不如不作。现在，他又拿起一个试管，准备再重新开始，可是班尼斯特走过来从他手里把试管拿走了。
老化验员看了看化验单子，友好地说：“我来作这个吧。”
他不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班尼斯特说：“走吧，年青人，交给我好了。
你为什么不到上边去陪你妻子呢？”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看我还是留在这儿。柯尔门大夫说他一有消息……就来告诉我。”亚历山大的眼睛又转到墙头的挂钟上。他声音发涩地说：“时间不会太长了。”
班尼斯特转过身去。“嗯，”他缓慢地说：“我看也是不会太长了。”
伊丽莎白一个人在病房里。她静静地躺着，头倒在枕头上，眼睛睁着。
当韦尔丁护士进来的时候，她问：“有什么消息吗？”
那位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摇了摇头。“我们一听到消息就告诉你。”
她放下带进来的一瓶桔子汁，说：“如果你愿意，我在这里陪你一会儿。”
“好，谢谢你。”伊丽莎白微微一笑，护士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了下来。韦尔丁感到能歇歇脚很舒服；近来她的脚疼得厉害，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恐怕她的脚也要逼她退休的。她已经预感到在这里的日子不长了。
但是，韦尔丁希望能为这两个年青人做点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挺喜欢他俩的，这一对夫妇在她看来象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很可能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的年青产妇，就象是照顾很久以前韦尔丁想要生可是始终没有生出来的女儿一样。这是不是有些傻气呢？她当了一辈子护士，到临退休的时候又变得温情起来了。她问伊丽莎白：“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我正在想象有一群胖胖的孩子在午后阳光照射的绿茵茵的草地上打滚。”伊丽莎白的声音有一种在幻梦中的味道。她说：“又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印第安纳的夏天。我常想有那么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就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象我们那时一样在草地上打滚。”
“说到孩子们也真有意思，”韦尔丁说。“有时候，事实的发展和你想象的差得很远。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儿子，他已经长大了。”
“噢，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意思，”韦尔丁说。“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是个海军军官。一两个月以前他结婚了。他写信告诉了我。”
伊丽莎白在想象——生个孩子，以后接到一封信说他结了婚——这会是什么滋味。
“我觉得我们始终没有彼此了解得很深，”韦尔丁还在说着。“看起来是我的不是——离了婚，从来没有让他有个真正的家。”
“你会时常去看他们的，是吧？”伊丽莎白说。“你还会抱孙子呢。”
“我也那么想，想了很多，”韦尔丁说。“我曾经设想那会多有意思呀！
你知道的：有个孙子，在他们附近住着，晚上去给他们照看娃娃，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伊丽莎白问：“现在怎么啦，不打算去了吗？”
韦尔丁摇摇头。“我有个预感，如果我去的话，就跟去生人家里一样。
而且，我也不可能常去的。你知道，我儿子的部队驻扎在夏威夷；他们上星期已经离开了。”她又带点很顽强的爱子之情说：“他本来是要来看我的，带着他的妻子。临来的时候又有了点别的事情，终于没来成。”
她俩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韦尔丁说：“■，我得干活去了。”她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补充说：“把橘汁喝了，亚历山大夫人。我们只要听到一点信儿，我就来告诉你。”
肯特·欧唐奈直出汗，手术护士探过身子擦着他的前额。进行人工呼吸已经五分钟了。他手底下的小身体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的拇指放在胸窝上，其他手指弯到背部。孩子太332小，欧唐奈的两只手已经搭到一起了；他得悠着点劲，如果用力太大，那脆弱的骨头会象柴火棍似的散了架。他又一次轻轻地一按一松，诱导那疲劳弱小的肺叶恢复自己的职能。
欧唐奈需要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那将意味着他的医院——三郡医院——连它最基本的职能：给病弱者以适当照顾，都令人沮丧地没有完成。这个孩子没有得到适当照顾；当他需要最好的照顾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最差的；他需要的是医学技术，得到的却是玩忽职守和怠慢。
他通过他的手指尖向躺在他手下的濒于僵死的心脏传递他心里的一团炽热的情感。“你需要我们，而我们辜负了你；你找到了我们的弱点，你发现了我们的缺陷。可是，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我们试试，咱们一起试试。有的时候，我们作的比这次好；不要从这一次的失误给我们下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知、有愚昧、有偏见，也有盲人瞎马——我们已经暴露给你看了。
可是，还有别的，有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的、温暖的东西。呼吸一下吧！这是那么简单的事，可是又是那么重要。”欧唐奈的手来回移动……一紧……
一松……一紧……一松……一紧。
又过了五分钟，实习医生用他的听诊器，仔细地听着。一会儿，他直起了身子，和欧唐奈眼神相遇，摇摇头。欧唐奈停住了；他知道没有用了。
他转身对窦恩伯格小声地说：“恐怕他已经完了。”
他俩对着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是什么滋味。
欧唐奈感到火在往上冒，他狠狠地扯下口罩和帽子；跟着又扯下橡皮手套，往地下一丢。
他感到别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唇绷成一条线，从牙缝里向窦恩伯格说，“好吧，咱们走。”然后，对实习医生粗声粗气地说：“如果有人找我，我在皮尔逊大夫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