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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来到第二大道。铜版诗的生意已进入收尾阶段，暂时也还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在来第二大道之前，我们已去东区转过一圈，但一无所获。我们在暖和的阳光下已走了很久，又累又渴，想着怎样才能不花钱就弄到一杯冷饮。经过一家糖果店时，我们看到诱人的冷饮柜，便不约而同地决定进去喝点儿什么，然后假装钱给弄丢了。
店主是那种朴实、友好的犹太人。他亲自接待了我们，热情、周到得仿佛我们是天外来客。我们慢慢地呷着饮料，同他聊这聊那，拖延时间好让这令他伤心的消息变得容易接受点儿。看到我们对他这么尊重，他也似乎很是欣慰。该走了，我全身上下乱摸了一气，没找到一点儿零钱，便高声地叫莫娜看看她手提包里有没有钱，说我一定把钱落在家里了。她当然一个硬币也掏不出来。我向店主建议说若可以的话，我们下次路过这里时再付钱。店主相当平静地看过我们的表演，和蔼地说我们愿意的话就忘掉这码事好了。之后礼貌地询问我们从城里的哪个地方来。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对我们住的那条街十分熟悉。这时候他邀请我们再喝些饮料，还请我们吃可口的糕点。很明显他很想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既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我决定向他坦白。
那么我们是身无分文了？他已猜到我们身无分文，但我们的坦白仍让他很吃惊。我们两人这么聪明，又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而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竟然没法谋生。我当然假装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自然会接受，同时我也暗示我要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因为除了写点东西之外什么都干不了，说完我又补充道，很可能连写点东西我都写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早住在帕克大道了。他的经历，其实很平常。大约八年前他来到美国，口袋里仅有几个美元。紧接着他在佛蒙特的一家大理石采石场干活，那可是艰苦的工作，但它使他有了一笔几百美元的积蓄。用这些钱他买了些杂货，装进一只大袋子，开始沿街叫卖。很短的时间内（听起来就像霍雷肖·阿尔杰所写的故事一样）他添置了一辆手推车，很快又添了辆马车。他一心想到纽约来，渴望在这儿开家什么商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卖进口糖果很赚钱。于是他想方设法，弄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国糖果，每种还都用漂亮的小盒子装着。他很详细地解释了他怎样挨家挨户地兜售这些糖果，正是从我们住的哥伦比亚高地开始的。他干得很棒，虽然只会说几句蹩脚的英语。还不到一年他就攒够了开商店的钱，他说，美国人“爱吃”进口糖果，他们也不在乎价钱。这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各种各样牌子糖果的价格，又告诉我们每盒可以获利多少。最后他说：“我都能做了，你们怎么会不行？”说完就找了个旅行包，往里装了满满一包进口糖果，说是赊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试试。
他这么热心，这么想帮我们重新站稳脚跟，我们根本无法推辞，只好看着他给我们装包，接过他给我们的坐车钱。便道别了。回家的路上，我激动得无法自己，心里充满了希望。明天早晨，一切重新开始，就从我们所在的那条街开始。我发现，莫娜一点儿也不像我那么兴奋。但是她也跃跃欲试，可是到了晚上，我的热情冷却了不少。
（幸好，这几天奥玛拉外出访友去了。不然他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们一番，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第二天我们约好中午回去交流一下经验。当我到家时，莫娜已经在那儿了。对上午的结果她有点儿失望，她已经卖出去几盒，但颇费了一番口舌。依她的说法，我们的邻居都不是那种很热情的人（我，当然一盒也没卖出去，对挨家挨户揽生意我已经腻烦了。实际上，我都有心随便找份工作干了）。
莫娜想，有个更好的办法。明天她去办公楼试试，那样她就可以找些男人，而不必与那些妇女、佣人打交道了。如果这个方法再不行，她就去乡村区的夜总会，或者第二大道的咖啡馆（那家咖啡馆，我们是很有兴趣。我想去一趟，看看一个人）。
结果证明办公楼比居民区要好一点儿，但也好不了多少。想要接近那些办公桌旁的男人很不容易，尤其是当你在卖糖果时，而且你还得忍受种种下流的言语。有那么一两个人，比较不错，立刻就买了六盒。很明显，是出于同情。他们中的一个真是好人，她决定不久再去见他。那人肯定竭力劝她别再干这个了。“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他的话。”她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卖糖果的第一个晚上。我选择了皇家咖啡馆做起点，因为我常去那儿，很熟（我所盼望的是能碰上个熟人，有个顺利的开头）。当我拎着装满糖果盒的小箱子轻快地走进去时，人们还在悠闲地吃着饭。我略微环视了一下，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这时我瞥见在一张长桌旁坐着一群人正吃宴席。我决定把他们做为我的首批顾客。
不幸的是他们过于高兴了，已有些不知所以了。“进口糖果，没别的什么吗？”一个快活的家伙嘲弄道，“怎么不是进口丝绸？”他旁边的一个人想看看糖果到底是进口货还是国产的。他拿了几盒，递给了桌上的人。看到有的女人在品尝糖果，我以为一切都还顺利。我绕着桌子走，最后走到了看样子是这宴会的主人跟前。他侃侃而谈，还很爱说俏皮话。“糖果，嗯！还是新花样。这人穿着整齐，英语也不错，多半正在读大学……”等等。他尝了几个，把那盒递给了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同时仍旧不停地唠叨着，他的自言自语逗得别人笑个不停。
我给冷落一旁像个木头人似的傻站着。没有人问我一盒多少钱，也没有任何人说他要买。在他们尝够了糖果之后，在他们吃了我的东西还拿我开玩笑以后，开始聊其他的事情了，所有五花八门的事，但对糖果却只字不提，也只字不提那年轻人，那个还在一边老老实实等着有人问糖果价钱的年轻人。
我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想看看这帮爱吃爱玩的家伙准备把他们的小玩笑开到什么程度。我不想把那些已传开的盒子再收回来，也不想开口说话。我只是站在那儿，用质问的眼光从这个看到那个，我的目光里渐渐充满了愤怒。我也感到他们一个个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最后还是那个宴会主人觉察到有什么麻烦事快要发生了，而我恰恰是一直默不作声站在他的旁边。他侧转身，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像要打发我走，说：“什么？你还在这儿？我们根本不想要什么糖果。你走吧！”我仍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我的手指神经质地抽动着；我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咙。我仍不肯相信他有意要捉弄我——不是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而且是个艺术家，我还具很多其他让我引以为荣的品质，而在这自尊心受伤害的一刻，我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些品质。猛然间，我回想起一次也是在这家咖啡馆，为给我的朋友们取乐，我制造了一个场面，我也是这样可恶地捉弄了一个可怜的老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情形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大的嘲讽。现在我反而成了可怜、无助的那一个了——晚会的笑柄，极好的消遣。是啊，极好的消遣，假如你碰巧是坐在桌旁而不是站在那里像只狗一样伸着后腿，为点儿面包屑苦苦乞求。我感到忽冷忽热。我羞愧难当，却又为自己愤愤不平，我恨不得杀了那个戏弄我的人。就是进大狱也比继续受辱强百倍。宁可引起一场骚乱也要打破这僵局。
那人一定觉察到我想了些什么，可是，他也不大清楚该怎样了结他的小玩笑。我听到他以一种和解的语气说，“怎么啦？”又隔了几分钟，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可是我都喊叫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像个疯子似的喧嚷狂骂。如果不是服务员冲过来赶我走，我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要把我整个人扔出去，就在这时，那个曾戏弄我的人要求他们放开我。他站了起来，手搭在我肩上，说，“真对不起，我没料到会弄得你这么生气。来坐会儿，好吗？”他伸手拿了瓶酒，给我倒了一杯，是葡萄酒。我脸涨得通红，仍然怒目而视。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桌上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他们好像成了一只长了很多双眼睛的庞大怪物。其他桌的人也在盯着我。我发觉那人用他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同时以安抚的语气劝我喝点酒。我端起杯来，一饮而尽。他又为我倒满，把自己的酒杯举到嘴边，说，“为你的健康干杯！”他宴请的那一班人也举起了酒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叫斯皮尔堡。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说了我的名字，明明是自己的，可在我听来极其陌生。我们碰杯互祝健康。不多久他们就都说起来，极力表明对刚才的无礼行为十分抱歉。坐在我对面的一个长得很甜的年轻女子恳切地说：“吃点儿鸡肉吧！”说着就端起盘子递给我。我也不好拒绝，就接了过来。一会儿服务员也给叫来了。我还‘想要点儿什么？当然了，来点儿咖啡，要不再来点儿荷兰杜松子酒？我同意了。除了我的名字以外我还一句话没说。（“亨利·米勒来这儿干吗？”我在心里来回地问自己，“亨利。米勒呀……亨利·米勒”）
突然耳边传来含糊不清的几句话，我好容易才弄明白他是说：“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是做一次实验吗？”这时我总算挤出点儿笑容，无力地答道：“从某方面来说是。”
他，原本有意出我的丑，现在却是在真心和我交谈了。“你真实的工作是什么？”他问。“我是说你平常都做些什么？”
我简单地做了回答。
很好，很好！我们总算有点儿进展了。他早就猜想我可能是干这类工作的人。或许他能给我些帮助？又把我当心腹朋友地告诉我，有那么几个编辑和他很熟、他自己也曾想当个作家，等等……
我又和他们一起呆了一两个小时，一块吃吃喝喝，已经毫无拘束感了。每个在场的人都买了盒糖果，一两个人还走到别的桌去，让他们的朋友也买点儿。他们的好意多少让我感到些难堪。他们这么做好像是说他们在为一个人尽微薄之力，而这个人注定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们现在所表露的那种真诚、同情让我大为惊讶。几分钟以前我还是他们嘲弄的对像呢，我最后才知道，他们竟然都是犹太人。一帮对艺术有强烈兴趣的犹太人。我怀疑他们把我当作犹太人了。不过那也没什么。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对艺术家这么尊崇的人，而我艺术家、小商贩的双重身份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他们的先辈都曾做过商贩，也有的是学者，如果还算不上艺术家的话，而我恰好继承了这一传统。
不错，我是继承了他们的传统。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这家咖啡馆转进那家酒店，再到另一个类似的公共场所。我很想知道要是恰好碰上乌瑞克他会说什么，或者内德，那个还在给他那声名赫赫的老板麦克法兰当奴隶的内德。沉思之间，我意外地发现我的一个当耳科医生的犹太朋友正向我走来（我可欠了他不少钱）。我假装没看见他，急急地跑到马路上跳上一辆开往住宅区的公共汽车。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挥挥手，过了几条街以后我下了车，又疲乏地走回灯火通明的酒店那一片，重新开始卖糖果。偶尔也卖掉一两盒，但好像买的人总是那些中产阶级犹太人。接受一个受压迫民族的怜悯使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角色的转换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宽慰感。想想我要是不幸遇上一群粗暴又爱争吵的爱尔兰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禁浑身发抖。
大约半夜了我才蹭回家。莫娜已经在家了，心情还很好。她卖了一整包糖果，而且就在一个地方，另外还得到了酒宴款待。哪儿？在帕帕·莫斯科维兹酒店（我刚好错过了那家店，因为我看见牙科医生往那边去了）。
“我想你今晚是打算从乡村区开始的吧？”
“是啊！”她兴奋地喊道，接着就粗略地讲她怎么碰上了银行家艾伦·克罗姆韦尔，他正想找一个清静之地聊天。她就拉他到莫斯科维兹酒店，在那儿他们一起听音乐，等等，等等。总之，克罗姆韦尔买了一盒糖果，还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们都坚持要买糖果。后来，她第一个早晨在办公楼里遇到的那人恰好也来了。他叫马西阿斯。他和克罗姆韦尔在来美国以前就是朋友，这个马西阿斯当然也买了六盒糖果。
说到这儿她换了话题。开始讲房地产生意，马西阿斯似乎很想让她学学这门生意。他毫不怀疑她卖房子会像卖糖果一样容易。当然，首先她得学会开车。她说，他会亲手教她。她想即使她不去做房地产，学学开车也很好。我们偶尔也还可以开他的车兜兜风，那样该多美呀！等等……
“他和克罗姆韦尔关系怎么样？”我好容易插进一句。
“挺好。”
“不是吧，真的？”
“为什么不？他们都很聪明、敏感。你也没必要因为克罗姆韦尔是个酒鬼就把他想成傻瓜。”
“嗯。那克罗姆韦尔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重要的事？”
“那个呀，我们根本没谈到那儿。我们桌上有那么多人。”
“噢。不管怎么，我承认你干得漂亮！”停了一下我又说，“我自己也卖出去一些。”
“瓦尔，我在想。”她又开始说，好像没听到我说的话。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向她做了个鬼脸。
“严肃点儿，瓦尔，你不该卖糖果，让我来卖！你知道对我来说有多容易。你呆在家里，写点儿东西吧！”
“但我总不能不分白天黑夜地写作。”
“那就读点儿书，或者去戏院，或者看看朋友。你老也没去拜访朋友了。”
我说我会考虑的。这当儿她把手提包里的钱拿出来放在桌上。挣的真不少，真的。
“我们的恩人肯定会大吃一惊。”我说。
“哦，我没告诉过你吗？今晚我见着他了。我得去他那儿再拿些糖果，他说如果能坚持下去，我们很快就可以自己开家店了。”
“那真是太棒了！”
就这样顺利地过了好几个星期。我和莫娜达成一致：在她揽生意时，我提着装糖果的两个包在外面等。我总是随身带本书，有空就读。有时谢尔登也陪我们一起去，他不仅坚持要拎包，还坚持要付夜宵钱。我们总是一块儿在第二大道一家犹太人开的快餐馆吃夜宵。每晚都是佳肴，很丰盛，有酸奶油、小萝卜、洋葱、水果卷、浓味熏牛肉、熏鱼、各类黑面包、乳脂甜黄油、俄国茶、鱼子酱、鸡蛋面——还有矿泉水，然后坐车回家，总要经过布鲁克林桥。下车后站在自己那栋颇为庄严的绿色的石头房子前，我常常想如果房东发现我们凌晨这个时候才回家，还老是拎着两个包，他会怎么想。
总是不断出现一些崇拜者。莫娜为了甩掉他们颇费了些周折。最近又有一个，是艺术家，犹太人，Dg曼纽尔·斯里格菲尔德。他没多少钱，但收藏了一批极精彩的画册。我们可以随意借，色情的也不例外。我们最喜欢日本画家的画。乌瑞克有几次来都带了放大镜，以免漏掉一笔一画。
奥玛拉想要卖掉这些画册，让莫娜假装书给弄丢了。他认为我们太顾面子了。
一天晚上，谢尔登来陪我们，我翻开一本最刺激的集子让他看。他瞥了一眼立刻背转身去了，用手蒙住眼睛，直到我把书合上了。
“你怎么了？”我问。
他把手指伸到嘴边示意我别说话，然后又向别处看。
“它们又吃不了你。”我说。
谢尔登也不回答，只是慢慢向门边移。突然他用手捂住嘴，径直冲向卫生间。我听见他干呕的声音。回来时他走到我跟前，两手握住我的手，恳求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压低了声音恳求：“永远别让米勒太太看到它们！”我伸出两根手指放到嘴边，说：“好吧，谢尔登，以我的名誉保证。”
他现在几乎每晚都来陪我们。我懒得说话时便埋头看书，他仍站在一边，像根电线杆子。过了一阵子，我觉得带着这个只会眨眼睛的傻瓜四处推销很愚蠢。莫娜得知我想呆在家里，十分高兴。她说，这样她做生意可以更自由，我们也可以更富有一些。
于是就这么做了。一天晚上我和奥玛拉坐在一起发牢骚。他也很为我呆在家里高兴，正聊着，我冒出个主意——开办糖果邮购业务。奥玛拉一向对任何新点子都表示赞成，这回也立刻响应。他的想法是：“我们该大干一场。”我们立刻就开始制定计划：合适的抬头、广告函件、追踪信件、名单，等等。一想到名字，我开始算我所认识的在电报公司的职员、报务员、经理共有多少。他们多半不会拒绝每周买一盒糖果。每周一盒——这就是我们对有可能订购的顾客的要求。我们从来没想过一个人会厌烦吃糖果，即使是进口糖果，每周一盘一年还有五十二局呢。
我们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告诉莫娜我们的计划。奥玛拉说，“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信纸很漂亮，信件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但是销售量却是零。我们的活动搞到一半的时候，莫娜发现了。她根本不赞同我们这么做，说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另外，她对这游戏烦透了。马西阿斯，她那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随时都愿意起用她。她说，她已经学会开车了〔我们俩都不信）。如果情况好，销几次房地产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等等……。还有艾伦·克罗姆韦尔，她还没告诉我他的建议。她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
“嗯，是什么？”我问。
“他要我为赫斯特报写专栏，每天一篇。”
我跳起来。“什么！每天一篇！谁听说过赫斯特报能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写专栏？”
“那是他的事，瓦尔。他清楚他在做什么。”
“可他们会出版吗？”我不能不怀疑其中有诈。
“不，”她回答：“不是立刻就出版。我们大概先做几个月，如果他们认为好……不管怎么说，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克罗姆韦尔会自己出钱每周付我们几百美元。他确信不疑他能卖给资料供应社的负责人，他们是好朋友。”
“那他们要我——或者说你，对不起！——每天写些什么？”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不是吧？”
“当然是。不然我根本想都不会想。”
我必须承认这听起来太妙了。那……她做房地产，我来每天写篇专栏。不错，“一周一百美元，你说？那他也太好了……我是指克罗姆韦尔。他一定为你想了很多。”（满脸一本正经说的。）
“这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瓦尔。他只是想对我们有些帮助。”
“他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吗？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怀疑什么？”
“当然没有。你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哦，我只是有点儿疑惑。有时候像他那样的人……你当然也知道……有时候你可以什么都告诉他。我想哪天见见他，我很好奇。”
“那简单。”莫娜说，面带微笑。
“你什么意思？”
“当然，你只要抽个晚上到莫斯科维兹酒店来找我就行。我会介绍说你是我朋友。”
“这主意不错。我会去的，一定会很有趣。你可以说我是犹太医生，怎么样？”
我又补充说，一不过在我们放弃糖果生意之前，我想试一试我的想法——如果我们派两个信差到各个电报办公楼去，我们也许可以一下卖掉几百盒。”
莫娜说，“你正好提醒了我。糖果店的那人请我们下周六吃饭，他想通过请客来表明他很欣赏我们，我想他会提出资助我们做生意。我不愿冷冷地拒绝——要是我的话，你很可能会伤他的感情。”
“当然。他那么慷慨，他为我们做的比我们以前的任何朋友都要多。”
接下来的几天全都用于给我在电报公司的老相识写私人短信。我甚至给副总经理办公室的一些人写了信。在设计送信路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两个信差远远不够，我需要六个——如果要这一行动一举成功的话。
我计算了可能的收入，大概总共有五百多美元。我一面想着，糖果生意的最后一笔收益近来不错，一面满怀希望地搓着两手。
这一天到了，我选了六名精明的小伙子，讲明要求，然后开始行动。
到晚上的时候，他们陆续回来了，包仍还满满的，一盒都没卖出去。一盒。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可付了他们钱——一笔可观的数目！我一下坐到了地上，四周都是糖果包。
我用胶纸粘在糖果盒上的信仍未启封。我一封一封地拿起来，每拿一封都摇头。“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广我来回地重复这句。最后我找到写给吉米·劳舍尔和史蒂夫·罗密欧的信。我把这两封信掂在手中好一会儿，怎么也想不通。如果连吉米和史蒂夫这样的老朋友都靠不住，我还能靠谁呢？
无意间我打开了写给史蒂夫·罗密欧的信，在信头的上方写了一行字，尽管还一字未读，我已心宽了许多，至少他做了解释。
“斯皮瓦克在副经理办公室拦截了你的信差，还通知所有的人都别买糖果。对不起，史蒂夫。”
我又打开吉米的信，一样的消息。还有柯斯帝根的信，还是一样，这时我勃然大怒。“这个混蛋斯皮瓦克！他用这种方法报复我！”我发誓下次碰见他，我当街就扭断他的脖子。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柯斯帝根的信。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也一直没收到过他的信。他可用铁拳，如果让他给斯皮瓦克一个小小的教训，那可真是件称心事！他只需在某个晚上把那家伙骗到住宅区这边来，在小河附近找条没人的小巷就可下手。那讨厌鬼居然肯这么费心思——居然打电话通知布鲁克林、曼哈顿、布朗克斯的每一所办公室！我也很奇怪吉米没派个人来通知我，那样我就可以省很多事了。不过他很可能也缺人手，他一向都缺。
我开始想我认识的那帮笨蛋有哪些会随时都乐意为我效劳，在十四大街办公室的那个夜间值班员，他一赌起来就没完；他的上司一直在努力劝说总经理用信鸽送电报。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像这个家伙一样冷酷无情。为了有几个美元赌马，他什么都做得出来。还有在鱼市的驼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属于那种披着人皮的狼。还有阿瑟·威尔顿，夜间信差，曾做过传播福音的牧师，但现在却形同废物，大小便都失去了控制。以及狡猾的小吉米·法尔佐，貌如天使般善良，心却似恶棍般邪恶。还有从喀勒姆来的那个长着老鼠脸的少年，他不仅贩卖毒品还造假钞。以及洛普斯，一个从古巴来的巨人，整天都醉醺醺的。他只要轻轻抱一下你，就可以压断你的肋骨。还有科瓦斯基，是个精神错乱的波兰人，有三个妻子、十四个孩子。为了一美元，除了谋杀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处理这件事我甚至不必想这帮乌合之众。我有古斯，他是警察。只要莫娜有心情，他可以陪她走遍乡村的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古斯是只忠实的狗。哪怕有个女人稍稍暗示她给个陌生男人欺侮了，他都会把那人用根棒子打死。那么我们那位信天主教的好朋友巴克雷会怎么报答我呢？他是侦探。一喝醉酒便拿出他黑色的十字架要我们吻它。一天夜里他发酒疯都神志不清了，我们把他的手枪藏了起来，难道这不算帮他大忙？
莫娜回来时，我还坐在地上，沉醉在幻想之中。这消息并没引起她多少不安，她已预料到这种事会发生。实际上，她很高兴出现这样的结果；或许从此我可以醒悟到自己的那些计划多么不切实际，从此不再这样了。只有她知道怎样筹钱，并且做得稳稳妥妥。我什么时候才能对她完完全全地信任呢？
“我们不干这个了。”我说，“如果克罗姆韦尔同意付我们一周一百，我们应该能混得下去，你说呢？”
她不敢肯定。一周一百块钱我们俩足够了，可是给前妻的赡养费怎么办呢，还有拿什么给莫娜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呢？还有这个那个……
“你筹来了你妈妈要的那笔抵押借款了吗？”我问。
是的，几周以前就弄到了。她现在还认为给得太少了。她说不管有多少钱都像长了翅膀似的立刻就没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赚一大笔钱，做房地产生意对她吸引力越来越大。
“不管怎么说让我们放弃卖糖果。”我强调说。“我们去和我们的恩人吃饭。委婉地告诉他这事。我烦死卖东西了……我也不想你去卖东西，干这个真讨厌！”
她似乎同意我的看法。在她擦脸的时候，突然说：“我们干吗不打电话给乌瑞克邀他一起出去吃饭？你知道，你有好久没见他了。”
我认为这主意很好，于是决定打电话，可一看已经很晚了，我穿上衣服，冲出去。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三个人坐在市政厅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里。乌瑞克又见到我们极为高兴，他很奇怪我们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了，也不找他。在等蔬菜汤的当儿，我们喝了几杯酒。乌瑞克前一段为推销某种香皂四处奔波，现在得到个放松的机会很高兴。他心情很舒畅。
莫娜灌了他一耳朵卖糖果的事——那些精彩的片段。乌瑞克听她讲故事时总带着惊奇的神情。他等着听听我的说法再发表意见。如果我进一步证实的话，他会竖起耳朵，静静地听，就好像第一次听到似的。
“真够味！”他抿着嘴轻轻笑了。“我真希望我有胆量去外面闯一闯，可是这些事从来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么说你在皇家咖啡馆卖糖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摇摇头，又笑了。
“那奥玛拉不和你们在一起吗？”他问。
“是的，但他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他要去南部，他有种预感在那儿会赚笔钱。”
“我想你不会太想他吧？”
“可是我会想他的。”我说，“我喜欢他，尽管他缺点很多。”
听了这话乌瑞克点点头，好像是说我有点过分地纵容，不过这样的纵容也很好。
“奥塞奇这家伙，他怎么样了？”
“现在在加拿大。他的两个朋友——你还记得吧——在照顾他女朋友。”
“知道了。”乌瑞克说，舌头来回地舔着他那血红色的嘴唇。“还挺义气，不是吗？”说着又轻轻地笑了。
“另外，”他说，脸转向莫娜，“你不觉得这些天来乡村区变得很糟糕吗？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带了几个弗吉尼亚来的朋友去那儿。真是个大错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呆几分钟就离开了。我所见到的都是些下流场所。也许是我们还见识得太少吧—…有一个地方，一家餐馆，我想是在谢里登广场那边。我就直说吧，真够恶心的。”
莫娜笑了。“你是指米尼·道奇勃格那家娱乐场？”
“米尼·道奇勃格？”
“是的，一个疯狂的同性恋者，总爱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还总是穿女人的衣服。是他吗？”
乌瑞克说：“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叫这个，我必须承认这名字还适合他。老天，他可真是荒唐之极。我想有一阵儿他都要爬到吊灯上去了！他那张嘴真是臭不可闻！”他转向我说。“亨利，自从我们这代人出世以来，时代真是变了。想想我和两个严肃、保守的弗吉尼亚人坐在那儿。说实话，他说的他们俩几乎一字都听不懂。”
下流场所，乌瑞克这么叫它们，正是我们前一段常去的地方。虽然我假装取笑乌瑞克太讲究规矩了，可是我同意他的观点。乡村区的确是堕落了，那里到处是下流场所，到处是好男色者、同性恋女人、拉皮条的、妓女，还有大大小小的骗子。上次到保尔和乔，那儿整个被穿着水手制服的同性恋占领了。有个浪荡的母狗居然对莫娜动手动脚——就在饭厅里。从那儿出来我们差点给绊倒——两个“水手”在阳台的地板上扭成一团，裤子拉到了脚上，像猪似的号叫着。即使对于格林尼治乡村来说，这也做得太过分了，至少我这么看。正如我所说，把这些事讲给乌瑞克听毫无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些都太难以置信了。他喜欢听的就是莫娜所讲的她如何从一些顾客身上骗钱的故事。他把他们叫做“古怪的家伙”。他们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纽约的，比如，威霍肯、密尔沃基、华盛顿、波多黎各、巴黎大学，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居然如此脆弱，在他看来，似乎很合理又很神秘。他能理解他们可以被骗一次，但多次受骗就不能理解了。
“她怎么同那些人保持距离的？”他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就又后悔了。
突然他换了话题。“你知道吗，亨利，那个麦克法兰一直在找你。内德当然不能理解你怎么能拒绝干这样的好的差事，他总对麦克法兰说有一天你会出现在他面前的。你一定给了那老家伙极深的印象。我猜你有其他的计划，不过——如果你回心转意了，我想差不多你想要什么都能从麦克法兰那儿得到。他私下对内德说，为了留下你这样的人，他宁可把全办公室的人都解雇了。我想我应该告诉你这个，你从不知道……”
莫娜使我们的谈话很快转向另一个方向——我们聊起了综艺节目。乌瑞克对名字的记忆简直绝了。他不仅可以回想起二十年前的喜剧演员、喜剧里的女佣、库奇舞蹈者的名字，还能说出在哪些剧院里他看过他们的表演，他们唱的歌名，是在秋天还是冬天看的，以及每次都和谁一起看的。从综艺表演谈到音乐喜剧，又谈到……。
我们三个聚在一起，谈得总是漫无边际，毫无章法，而且越谈越兴奋。莫娜，从来都不能持久地集中注意力于某一件事，所以她在一边听，简直会让你发疯。总是在你讲到最精彩的部分时，她会突然想起什么，而且她只要一想到，就会立刻说出来，无论我们谈论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是弗莱特里尼兄弟，而她认为很重要的必须立刻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总是像行星一样遥远，不着边际。只有女人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她也不是那种自己说了也让别人讲讲自己观点的人。想要扯回原来的话题就像想不涉过急流而直接到达对岸一样不可能。你只能体谅她，随她不断地变换话题。
乌瑞克已经多少习惯了这种谈话的方式，尽管这不合他的性情。不过让他受这种限制我也觉得很可惜，因为让他随便聊的话，他比爱尔兰人还要喋喋不休。他那精细、准确的观察力；对物品，尤其是他珍爱的物品以那种轻柔敏锐的触觉；对逝去的时光的无限依恋，以及对细枝末节之精确的高度要求（比如：时间、地点、节奏、气氛、大小、冷热，等等），这一切都使他的言语具有一种艺术大师方有的风格。
真的，在聆听他讲话时我常常会以为自己是和一位大师在一起。我的许多朋友都用“古怪得有魅力”来形容他，实际是在说“过时”，然而他既不是学者、隐士，也不是有怪诞成见之人。他只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罢了。当他谈到他喜爱的人——那些画家时，他也成了其中之一。由于他的天性，他被他们征服了，但同时他也懂得怎样与他所崇拜的人产生认同感。
他以前常说他总是陶醉在与我的交谈中，他假称我在场的时候，他总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似乎很自然地认为我的表达力一定比他强，因为我是作家。事实恰恰相反，与他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笨嘴拙舌，只有我发疯、发怒或者动情的时候才会例外，但这些情况都极少出现。
真正令乌瑞克羡慕和喜欢的是我的无拘无柬，实际是杂乱无章的生活。他永远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同，也同样在德裔美国人愚蠢的家庭中长大，但我们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当然，他夸大了这种差别，而我也无意纠正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夸大我的怪异会给他带来快乐。人有时候应该宽容些，尽管这样会让你脸红。
乌瑞克说，“当我跟我的朋友谈论起你时，连我都觉得那些事太神了。虽然我们俩每次相处时间都不长，但我总觉得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不同的生活。我几乎不了解在这之间发生过些什么事——比如，你和那寡妇和她儿子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有你总和劳·杰克斯呆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那是他的名字吧？那段时间你一定很有收获，虽然也经受了很多磨难。怪不得那个麦克法兰觉得你与众不同，我知道我又扯回到那个危险的话题了。”——他飞快地瞥了莫娜一眼，眼神中带有恳求——“但是真的，亨利，你追求的那种动荡不安、冒险刺激的生活……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把它描述得如此粗鄙……我也明白你是个勤于思考的人……”说到这儿他似乎放弃了，又是笑，又是哼哼，舔嘴唇，还咽了几口葡萄酒，拍了拍大腿，然后看看我，又看看她，放肆地大笑起来。“该死的，你当然懂我的意思！”他脱口而出。“我怎么像个小学生似的结结巴巴的。我想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你的生活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你需要结识与你相当的人。你应该能四处旅行，不缺钱花，可以探索、研究。一句话，更多地历险，更广地开拓。”
我微笑着点点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当然我也意识到你现在过的生活在各方面都要比我丰富得多……我是说，对于你这样的作家，生活应该丰富些。我知道一个人不能够选择生活的原料来创造艺术。这些是由个人的性情限定的，或者说注定的。你仿佛是一块磁石吸引了那些奇怪的人，无疑在他们那里有广阔的天地值得你探巡一番，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如果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呆一晚上就会无话可说了。我喜欢听你讲他们的事，但我认为我自己应付不了所有那些事。亨利，我的意思是，你给予了他们那么多关心，他们似乎并没回报你。不过我又错了。当然了，你一定凭直觉就能判断出什么对你有好处，什么有坏处。”
我只好打断他。“那你就错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些事——哪些对我有好处哪些没有。我很自然地接受所发生的一切，并尽全力创造最好的结果。我并不刻意去培养与这些人的友谊。你说的对，我吸引了他们，但他们也同样吸引了我。有时候我想我和他们之间比起我和你、奥玛拉或者其他真正的朋友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话又说回来，你说我有真正的朋友吗？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一丁点都指靠不上你们，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是这样。”他说，下巴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想我们都算不上你该有的朋友。你本应有更好的人做你的朋友。”
“狗屁，”我说，“我根本没想要对这件事唠叨没完。请原谅，这只是我无意之中想到的。”
“现在你那个朋友，当医生的怎么样了……叫克伦斯基的？我最近没听见你谈起他。”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说。“他可能正冬眠呢。别担心，他会露面的。”
“瓦尔待他很不好。”莫娜接过说。“我真不明白，你要是问我，他可是够朋友。瓦尔从来都不欣赏他那些真正的朋友。除了你，乌瑞克。不过有时候我必须提醒他该和你联络了。他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
“我不相信他会那么容易地忘记你。”乌瑞克说，说着重重地打了自己的腿一拳，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太不会说话了。不过我相信你们懂我的意思。”并把他的手放在莫娜的手上，轻轻地提了提。
“我会小心不让他忘了我，”莫娜轻轻地说。“我猜你没想到我们俩会好这么长时间，是吧？”
“说实话，是的。”乌瑞克说。“不过现在我了解你了，明白你们对各自有多么重要，我就理解了。”
我说：“我们离开这儿吧。去我们家怎么样？如果你愿意，晚上就在那儿过夜。奥玛拉今晚不在家。”
“好吧，”乌瑞克说，“我接受你的邀请。我还请得起一两天假。我会向店主要一两瓶酒……你们想喝点儿什么？”
我们打开房间的灯，乌瑞克站在门口上下打量地看了会儿。“真是漂亮，”他说，眼里闪着向往的光。“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住很久。”他走到我的写字台前，翻看着桌上零乱的东西。他略带沉思地说，“看看一个作家怎么整理他的东西总是很有趣。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思想、观点从那些纸上流泻出来。每一种都显得那么强烈。你知道，”——他搂住我的肩膀——“我工作时常常想起你。我仿佛看见你几乎伏在打字机上，手指飞快地敲着键盘。你脸上的神情总是出奇的专注。你甚至从小就那样——我想你已不记得了吧？有时，我很难让自己相信我认识的那个作家是我的朋友，而且是老朋友。你有种东西，亨利——那正是在餐馆里我努力寻找的——可以说是一种传奇性的东西，如果这个词不显得太大的话。你明白，对吧？”现在他的声音低了一度，实际上极柔和、圆润、甜蜜。同时真诚，真诚得足以让人心醉。他胸中涌动着的那份深挚的感情使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已不知所言了。我必须远离这股感情的急流，否则我们都会被……。
当我从洗澡间出来，回到客厅时，他和莫娜正在认真地交谈。他仍然戴着帽子，穿着外衣。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许多怪词。我总把这张纸带在身边以防急用。很明显他在向莫娜询问我的工作习惯。写作这门艺术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他毫不掩饰地表明，他看到自从上次见面之后我搞了那么多创作时，有多么惊讶。他爱抚地摸着堆积在写字台上的书籍。“你不介意吧？”他说，同时浏览着放在书旁边的我做的心得笔记。我当然一点儿都不介意。如果能够的话，我甚至会挖出我的心让他看看。看到他对这点小事都这么夸张，我心里十分满足。同时我不由得想到他是唯一对我所做的事表现出真正感兴趣的朋友。他所表现的是对写作本身的尊崇——以及对有胆量搞写作的人的尊崇，无论他是谁。差不多整个晚上我们都站在那儿谈着我列的那些怪词，以及我做的关于《一个未来派文艺家的日记》的短注，我当时正在致力于这本书的写作。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冠以“老式人物”称号的属于另一时代的人。是的，对单纯的文字表现出天真的情感确实已成为老式、不合时宜的行为了。中世纪的人与现代人已完全成了两种人。为了一个琐碎细节他们可以讨论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甚至是几个月，而这些在我们眼里毫无现实意义。他们对艺术的消化、吸收居然能达到如此集中、专注，在我们看来若不是有毛病，也至少是怪异了。他们是纯粹的艺术家。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就像血液对于生命一样的重要。他们的生活也是纯粹的，而这种生活正是乌瑞克所追求的，虽然他一旦醒悟到就会绝望。他所企望的是也许我会把生命中的一切都编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生活，再现给其他的人。
他手执杯子来回地走动，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口里念念有词，还不时地咂嘴，好像他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天堂。他真傻，在餐馆里说出那些话来！现在他知晓了他以前接触得极少的另一面了。那个世界是多么的五彩斑斓！我在书上空白处写的那些注释恰好生动地描述了他一无所知的那个世界。这是多么富于思想的脑子，这人当然也明白该怎样去工作，而他刚才还在指责我浪费时间！
“这白兰地还不错，是吧？”他说，趁此机会停顿了一下。“对于我来说，少喝点儿白兰地，多做点儿思考——那可是通向智慧的道路。”他做了个他特有的鬼脸，只有他才能在一个鬼脸中融入这么复杂的感情——低声下气的逢迎，以及中伤别人之后的快感。
“老兄，你怎么挤出时间来干所有这些的？可以告诉我吗？”他呻吟着，一屁股陷进软椅里，他那宝贵的酒居然一滴未溅出来。“有件事很明显，”他立刻补充道：“那就是你喜欢你的工作，而我不！我应该接受这个启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听起来太不可信了，是吧？那你就笑吧；我知道有时候我的话听起来多可笑……”
我解释说我不是嘲笑他而是和他一起笑。
“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没关系。”他说。“我并不在乎你笑话我。唯有在你面前我可以表露真实的感情、真正的想法。你不冷酷，很真诚。我发现和我交往的那帮人几乎都没有这种品质。不过我不想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来烦你。”这时他身子倾向前方，脸上露出了愉快、亲切的笑容。“或许说这个不太合适，不过亨利，告诉你也没什么关系。我唯一充满活力，有种近乎于爱的激情的时刻就是黑人露茜按照我的要求摆各种姿势时。糟糕的是我怎么也不觉得满足。你知道露茜——她任由我摆布她。她现在都为我裸体摆姿势了，你知道吗？哎！她的屁股好丰满。”他又咯咯地笑了，简直像马嘶声。“天哪！她的那些姿势太刺激了！我真希望你也看见了她那些姿势！你会笑死的！但最后她会弄得我神魂颠倒。我只好把自己泡在凉水里。这样我就慢慢冷静下来了。嗯……”他抬起头来看着站在他身边的莫娜，看她做何反应。
让他大吃一惊是她竟然说：“有时间让我来为你摆姿势如何？”
他的眼睛上下直打转。他从她看到我，又从我看到她。
他说，“老天！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我想这家伙不会在意吧？”
这一夜就在回忆、展望未来以及为调查夜生活作各种计划中度过了，结束时仍和往常一样，在我们耳边索绕的都是那些著名的画家的名字。
乌瑞克在沉入梦乡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必须赶快读读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的文章……你说这是不是很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好好睡一觉，醒来又是精神焕发！”我答道。
他以一个响屁来表明他毫无异议——当然不是故意的。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和糖果店那人一起吃饭。是在艾伦街一家饭店的地下厅里。艾伦街是最沉闷的街，因高架桥上的火车总是在你头顶上雷鸣般轰隆轰隆而过。他的一个阿拉伯朋友经营这家饭店。饭菜精美可口，主人也非常大方。和他谈话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他是那么真诚、正直、坦率。他详细地述说了他的年轻时代。那是一个很长的恶梦。只有终有一天能去美国的梦想能偶尔使他得到些慰籍。他以简单、动人的语言描绘了他还在克拉科的犹太人居住区时所想象的美国。那正是千百万人在绝望的深渊中共同憧憬的天堂。诚然，东区并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样，但生活仍然是相当好的。他现在希望有一天能搬到乡村去住，也许去卡茨基尔山，在那儿他想开一家疗养院。他提到了一个小镇，我小时候曾在那几度过假。那个小镇自从被上帝的选民部落接管后一直是个小团体，与我所知的那个可爱的小村子完全两样，但我很容易就想象得到，对他来说，那是多好的一个避难所。
就这样我们谈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站起来，在他外衣口袋里搜寻着什么。他递给我和莫娜两个用薄纸包着的小包，像个小学生似的满脸笑容。他解释说，是小礼物，他很欣赏我们为做好糖果生意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立刻就打开了小包。给莫娜的是一只漂亮的手表，给我的是一支极精致的钢笔。他想我们会用得着的。
接下去他又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将来的打算。我们应该像以前一样继续努力工作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每周留一部分收入交他保管，这样他可以为我们攒着。他很清楚我们一分钱都存不住，他十分想资助我们做生意，在哪儿租所小办公室，再找些人为我们工作。他深信我们会成功。他认为，一个人总得从最底层干起，靠现金而不是借钱，像所有的美国人那样。他拿出他的银行存折，让我们看他的存款，共有一万二千美元。卖掉店的话又会有五千到一万美元。如果我们做的好的话，他也许会把店卖给我们。
我们又一次不知该如何让他从幻想中醒悟。我委婉地暗示他，相当委婉，说我们也许有其他的打算，但一看到他的脸色，我立刻不提这话了。好吧，我们会继续。我们要成为第二大道上的糖果大王。也许我们也会搬到乡间去，帮助他办利文斯顿马诺养老院。是的，也许我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了。该是认真的时候了。至于写作，等我们的生意站稳了脚跟，就可以有时间考虑了。托尔斯泰不也是到晚年才开始写作的吗？我不忍让他失望，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极其郑重地，他问我是否认为这个主意还不错，即写写他的经历——他怎样从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工人发迹成为一家大疗养院的拥有者。我说这是极好的题材；等时机成熟，我们再好好谈谈。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连在一起了。即使是舍弃我的生命，我也不舍弃他。他这人实在是太好了。再说，克罗姆韦尔还没有把专栏的事最后敲定（几星期内他不会在城里）。凑合着干到那时候又有什么不好呢？至于莫娜，她认为在白天跑跑房地产生意也没有什么坏处。马西阿斯已迫不及待了，不等莫娜有第一笔交易就已预付她钱了。
虽然我们的打算都很好，糖果生意仍是注定要失败。莫娜一晚上甚至连一两盒都卖不出。我又开始陪她一起卖了，仍然是拎着两个旅行包在娱乐场所外面等（到现在对《艺术史》我已十分熟悉，任何时候我随意地闭上眼睛，仍能把这本书整段整段地背出来，并添加了一些我独出心裁的细枝末节于其中）。谢尔登神秘地“失踪”了。奥玛拉也去了南部，奥塞奇仍在加拿大。这段时间很沉闷。厌烦了乡村区和东区之后，我们想到住宅区去碰运气。百老汇已经不是以前乔治·M·乔思歌中唱的那个百老汇了。这地方喧嚣吵闹，人与人之间只有敌意。在这种环境之中，四处都是危险、威胁、侮辱、蔑视、屈辱。就在这期间，我得了一场可怕的痔疮。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忆起当时的情况。我的双手扒在俪都”对面的一个很高的栏杆上，尽量让自己悬空，以为不用脚支撑全身的重量就可以减轻痛苦。最后一次去“丽都”，那里的经理，曾是个拳击家，竟然想把莫娜锁在他办公室里强行侮辱她。唉，曾经是多么美好的百老汇！
放弃糖果买卖势在必行。非但没积攒起来以备将来的钱，现在我们反而欠了恩人一些钱，而且我怂恿莫德为我们做自制糖果，也欠了她好些钱。可怜的莫德加入我们是因为她认为这样能帮助我们付清赡养费。
实际上，事事都不顺利。以往中午起床的习惯已不复存在，我们每天都要在床上做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马西阿斯无法理解莫娜。好像每件事都是注定会让她发大财，可她却让这些机会白白从手中溜走。
偶尔会有一些可笑的事发生，有一次我突然打起嗝来，而且一连打了三天，最后我们不得不请来一位医生。当我撩起衬衣感觉到那人冰凉的手指触到我腹部时我停止了打嗝。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让人家大老远从布隆克斯赶来。他装作很高兴，也许是因为他发现我们会下象棋。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在不忙于行医时常常下象棋。一个好奇怪的家伙，而且非常敏感。他甚至不想要我们付钱，反而愿意借钱给我们。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不论是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让我们给他打电话。他答应下次找他来时他要给我带一本肖洛姆·阿莱赫姆的书（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莫伊塞·纳迪尔，否则我会让他借我一本《应声虫》）。
他走后，我忍不住说，这么做是犹太医生的特点。从来没有一个犹太医生催我付钱。我也从未遇见过哪个不对艺术或者科学感兴趣的。他们几乎都同时是医生，同时又是音乐家、画家或者作家，而且，他们都会伸出友谊的手。这与那些非犹太医生们有多么的不同啊！即使是用于救命我也想不出我认识的非犹太医生中有哪个对艺术感点儿兴趣的，除了那些平庸之辈。
“你对此做何解释？”我说。
“犹太人总是很有人性的。”莫娜说。
“你算说对了。即使你快要死了，他们也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大约一周以后，因为急需十五美元，我猛然想起我的老部下，也是上帝的选民部落中的人。我做事总爱绕圈子，所以我决定先去第二十三街办公室，老头克瑞顿在那儿做夜间信差，我想让他给我朋友捎这封短信。在去电报公司办公室的路上，我给莫娜解释了这位夜间信差与我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我使她想起了那晚在吉姆·克利舞厅他怎样地救我们。
在办公室里我们等了一会儿——克瑞顿出去送信了。我同夜班经理聊了一会儿，是奥洛克手下的改过自新的恶棍之一。最后克瑞顿出现了。他看到我带着妻子来十分惊讶，他以很巧妙的方式表现出从未见过她的样子。
我告诉夜班经理我得麻烦克瑞顿一两个小时。到外边我叫了辆车和他一起到布鲁克林去，当他为我联络时我可以在某个角落等着。车子摇摇晃晃地起动了。我不慌不忙地解释了一下我们走一趟的目的。
“但是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他几乎是在喊。“我存了一些。米勒先生，如果我借给您一百，或者两百也行，就能帮您解决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的。
我开始反对，但终于还是让步了。
“我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拿给您。”克瑞顿说。他和我们一路坐回家，在门口聊了一会儿，便向地铁走去。我们谈妥了借一百五十元。
第二天早晨，克瑞顿早早就来了。
他说：“你不必急着还钱。”我热烈地感谢他并极力劝说他哪天晚上和我们一块吃饭。他许诺说下次他放假时来。
第二天报上发表的头条新闻说，我们的朋友克瑞顿纵火烧了他所住的房子并且被活活烧死了，对他怪异的行为没有做任何解释。
这笔为数不多的钱我们永远也不用还了。我有个习惯：把我们借的每笔钱都记在一个小记事本上。当然，是那些我知道的借款。要想查清莫娜欠她的“骑士”多少钱几乎不可能。不过，我经手的那些借款我是一定要还的。和她的比起来，我的都不算什么。即使这样，加起来数目也够惊人的。许多款项都只有五美元或者更少，可是这些小款项在我眼里都很重要。因为给我钱的那些人要拿出一角钱来恐怕都很困难。比如说，这可怜的三块半是萨瓦尔德卡借给我的，他以前曾做过我的夜间信差。他是那样的弱不禁风。他每天吃的饭也少得可怜。他现在肯定是回印度了，准备做圣徒。很可能他不再需要这三块五了。不过不管他是不是圣徒，能寄还他这些钱对我很有益，永远的益处。即使是圣人也偶尔会需要钱用的。
我坐着沉思，这时我发现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印度人都曾借给过我钱。尽管他们的钱袋都瘪瘪的，他们仍会拿出点儿钱来，真让人感动。我注意到，有一笔是四美元七十分。杜·阿里汗，一个印度的拜火教教徒，习惯用楷体给我写很不寻常的信。信中不仅有他关于电报业的观察研究，还有他对自治市的整体印象。他的字很漂亮，喜欢用华丽的词句。如果说他（为了启发我）引用名人名言的话，那它们既不是基督的教旨，也不是佛教的名言，他所提的建议——我写信给市长并要求他让每家在晚上把自家的门牌号照亮——是很实际的。他认为，这样便于夜间信差查找地址。
在“阿尔·约翰逊”（我们都这么叫他）的名下，有十六元。我养成了个坏习惯：每次在街上遇到他时我都要向他借一元钱。我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在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可以给我点帮助，他会因此而异常高兴，而我只需在他哼一只他新谱的曲子时站在一旁听就算是回报了。他有上百支小曲都给锡锅巷的出版商选去了。有时候，在业余表演时，他会在某些街道剧院里登台献艺。他最喜爱的歌是“阿瓦隆”，他会以自然声或用假声唱，你喜欢哪种他就唱哪种。有一次，我请一个朋友吃饭——在“小匈牙利”——我叫了一个信差去给我取点儿现钱。是“阿尔·约翰逊”给我拿来的。我很精心地邀他坐下和我们一道喝点酒。聊了几句后他问是不是可以唱一首自己写的歌。我以为他意思是哼给我们听，可是不是这样。我没来得及拦他，他已站到了饭厅中央，一手拿着他的帽子，另一手拿杯子，高声地唱起来。顾客们当然都觉得很好笑。歌唱完了，他走到每个桌前伸出手中的帽子收钱，然后他又坐下，提出请我们喝酒。发现这不可能之后，他狡猾地在桌下塞了几张钞票在我手里。他悄声说“你的那份”。
我已经欠我的叔叔戴夫不少钱了，约有几百元，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增多。这戴夫·伦纳德娶了我父亲的妹妹。他在做了多年面包师后，由于失去了两根指头，便决定干点别的什么。尽管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个北方佬，却根本没受过教育。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但他人真好，心真善良。我常常在弗里斯剧院外等着，想给他个突然袭击。他做戏票的投机生意，一周能赚几百——不费多大力气也很少惹麻烦。他如果不在弗里斯剧院，就在黑普德罗姆或者梅特剧院。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常在这几家剧院外晃悠，想在休息时间抓住他。戴夫只要一看见我来了，他的手就伸进兜里。随时准备拿钱给我。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大叠钞票。他会毫不迟疑地拿出五十元就好像那只是十元，从不表示惊讶，也不问我要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他会说，“你知道在哪儿能找着我。”或者：“再呆会儿，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吃点东西。”或者——“您想看今晚的表演吗？我可以给你张前排的票。今晚上我休息。”
戴夫真是有大家风度。每次分别的时候我都为他祈祷，祝福他……。有天我告诉他我搞写作了，他兴奋得都有点儿发狂了。对于戴夫，这就像是说——“我将要成为魔术师了！”他对语言的崇拜是所有文盲都有的，但在他热情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意义。他理解我，明白我和家庭中其他成员不同，而且他支持我。他使我心中满是感伤，使我想起以前我常常弹钢琴，我将成为怎样的艺术家啊！当他听说我不再弹钢琴了，他很吃惊。如果我想要架钢琴，他可以为我弄到——他知道在哪儿可以买架便宜的。“亨利，只要你说句话！”然后他就会仔细地询问我写作的艺术。是在写作之前就都想好呢，还是写着写着自然就编出个故事了？当然，首先得会拼字才能写作了，他想。是不是需要常读报纸呢？他的想法是，作家一定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过他最喜欢想的是有一天他会看到我的名字给印成铅字，一不是在报纸杂志上，就在哪本书的封页上。“我猜想写文章一定很难，”他会想得很仔细，“想想你上星期写过什么，一定很难吧，不是吗？那么多的人物！你怎么办？列个单子放在跟前？”然后他又会问我对于他听说的某些作家我怎么看。或者某个著名、富有的专栏作家。“就是这个，亨利……要是你能成为专栏作家或者驻外记者就好了。”无论如何，他都祝我走运。他深信我会成功。我很有本事，等等。“你肯定这些够了？”（指他递给我的钱。）“嗯，如果你用完了明天再来。我是不担心这个的，你知道。”然后，又回想一下——“听着，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带你去见见我的一个朋友。他特盼望和你结交，他曾经在报界工作。”
正想着戴夫和他极好的心肠呢，我又想起已经有很久我都没见过表兄吉恩了。我只知道几年前他离开了约克维尔，现在和两个还没成年的儿子一起住在长岛。
我邮了张名信片给他，说我想见见他，问我们可以在哪儿见面。他很快就回信了，建议我们在快到终点的高架火车站见面。
我本打算带一大包食品和几瓶葡萄酒去，但当我准备去见面时才发现我最多只能搜出点儿零钱，只够来回的路费。我思忖着，如果他还工作，他不至于那么缺钱。走前最后一分钟我还想从巴若会堂的瞎子记者那儿借一块，却没借到。
当我看到站在月台上的吉恩时，我感到有点儿震惊。他手里拿着午餐的饭盒。他的头发都已经灰白了，穿着条带补丁的裤子，厚毛衣，戴顶鸭舌帽，但是他的微笑依然很灿烂，他的手握起来依然很温暖。问候我时，他的声音有点儿发颤。他声音仍像他小时候一样的低沉、亲切。
我们站在那儿，有一两分钟都在凝视着对方，然后他说，仍然带着约克维尔口音：“你气色很好，亨利。”
“你气色也不错。”我说，“只是比以前瘦了。”
“我老了。”吉恩说，他摘掉帽子让我看他都谢顶了。
“瞎说，”我说，“你才只有三十多。当然了，你仍是个年轻人呢。”
“不，”他答道，“我已经没有精力了。我一直都很苦，亨利。”
就这样开始了。我立刻意识到他说的是真话。他仍和以前一样，坦率、直爽、真诚。
我们走下高架桥的楼梯，走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这里真凄凉，有种感觉告诉我，我们越往前走，会越加凄凉。
我慢慢地、一点点地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随着故事的发展，我越发觉得悲凉、痛心。一开始，每周他只工作两三天。漂亮的烟斗盒几乎无人问津了。是他父亲给他找的这份工作（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父亲认为去上学受教育是浪费时间。我不用别人提醒也能想起他父亲是多么粗鲁的人。无论冬天还是春天，他总是穿着他那件红色法兰绒汗衫，坐在一边儿，面前总摆着一罐啤酒。属于那种永远不肯改变的愚蠢的德国佬。
吉恩结过婚，有两个孩子。就在那时，当孩子还很小呢，妻子就得癌症死了，死前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他的积蓄都用光了，欠了很多债。他说，他们在乡下没呆几个月，他妻子就死了。也正是在这时候工厂解雇了他。他曾经试着养热带鱼，但没成功。麻烦的是他必须找在家里才能干的活儿，因为没人照看孩子。他做饭、洗衣、缝补、熨衣，干一切家务。他孤独，可怕的孤独。他始终未能摆脱失去爱妻的痛苦。
在往他家去的路上他说了这些。他如此专注地谈着他痛苦的经历，都没来得及问一句我的情况。我们下了公共汽车。在肮脏的乡村道路上有一条长长的人行道延伸向看上去像块空地的去处。在空地的尽头正是他那所简陋、破旧、悲愁的小房子，和南方偏远地区那些穷白人的住所完全一样。门前有些小花，快要萎谢了，都在挣扎着想要留住最后一线生机。它们看上去真可怜。我们走进屋里，他的儿子向我们问好。两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但显得有点儿营养不良。他们沉默寡言，很严肃，出奇的忧郁、缄默。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却没给他们带来任何礼物，一种强烈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
我觉得有必要说点儿什么为自己解释一下。
“你什么也不用说。”吉恩说，“我知道你的境况。”
“但我们并不是总没钱，”我说。“听着，我不久会再来，很快，我许诺，而且下次我会带妻子一起来。”
“别说那些了，”吉恩说：“你来了我很高兴。火上热着扁豆汤，还有些面包。我们不会挨饿。”
他又开始说了——讲那些日子他们连面包都没有的吃，他简直绝望了，不得已去向邻居乞讨一点儿食物——完全是为了孩子。
“但我相信，戴夫会帮助你的，”我说，“你为什么不向他要钱？”
他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你明白那是什么原因，我不愿意向亲戚借东西。”
“但是戴夫不仅仅是亲戚。”
“我知道，亨利，但是我不想求助于人。我宁愿挨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我想我也许会饿死。”
我们聊天的时候，两个青年溜出去了，几分钟后拿了些白菜叶、芹菜和小萝卜回来。
吉恩说，“你们不该那么做。”委婉地警告他们。
“他们干什么了？”我问。
“哦，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从哪个外出的邻居那儿偷来的。”
“这样很好！”我说。“见鬼，吉恩，他们的想法很对。听着，你太高尚了，要不就是太自重了。我也说不清是哪种。”说完我又赶忙道歉。我怎么能因为他这些朴实的美德而责怪他？他是真正善良、温和、谦虚的人。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有一个金色的光环。他从不责怪别人，也不归咎于生活。在他说来，那仿佛是项事故，他个人命运的一部分，不值得一问。
“或许他们还能搜罗来瓶酒呢？”我说，半开玩笑，半当真。
吉恩脸红了、说，“我都忘了。我们在地窖里还有点儿酒。是自制的……接骨木果实制成的……您喝吗？我还是为这样的场合保存的。”
男孩子们已经溜到楼下去了。每次出去他们都会带回一些东西。“吉恩，他们都很好，他们长大了都打算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不会进工厂。我想送他们上大学。我想接受良好的教育很重要。小儿子小亚瑟想当医生；大儿子挺野，他想去西部当牛仔，但他们很快会忘掉这些的，我想。你知道，他们老是读那些愚蠢的西部小说。”
他突然想起来问我有没有孩子。
我说，“是我以前的妻子生的，是个女孩。”
听到我再婚他很诧异。很明显，离婚他是从未想过的。
他问，“你妻子也工作吗？”
我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我不知道该怎样用几句话来解释清我们复杂的生活。
他接着说，“我猜，你还在水泥厂工作吗？”
水泥厂！我差点儿从椅子上滑下来。
“哦，不，吉恩。我现在是作家。你不知道吗？”我说。
“作家！”轮到他吃惊了。快乐使他容光焕发。“其实我并没真正感到惊讶。”他说。“我仍记得你以前常常读书给我们这帮孩子听。我们总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记得吗？”他停下来回想，头低下来，然后又抬起头，说：“你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是吧？”他这么说就好像他是移民被剥夺了美国人应有的特权。
我解释说其实在学校我也没呆多久，实际上我们是一样的。解释到半中间，我突然问他现在是否还读书。
“哦，是的。”他欢快地答道。“还读不少呢。你知道，我没别的可做。”他指着我后边的书架。他的书都放在那儿。我倒过身去看书名：有狄更斯、斯科特、萨克雷、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巴尔扎克、左拉等人的作品……。
“我不读现代的那些烂书。”他说，用以回答我没问出来的问题。
我们坐下来吃饭。孩子们极度饥饿。我又一次感到十分懊恼。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在这儿的话，他们可以吃两倍多的饭。汤喝完了，我们开始处理蔬菜。他们没有油，任何一种调料，甚至连芥末粉都没有。面包也坏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一角钱，除了坐车回家的钱就剩这点儿了。“让他们买条面包来。”我说。
“不用了。”吉恩说。“他们可以不吃，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来吧！我自己可忍受不了，你呢？”
“但是没有黄油，也没有果酱。”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干吃，我以前就那么吃过。”
孩子们磨磨蹭蹭地出去买面包了。
“天哪！”我说。
“没有那么糟，亨利，”他说。“有段时间，你知道，我们靠吃野草维持。”
“不，别跟我说这个！这太荒谬了。”我几乎都生他的气了。我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根本不必挨饿？这个国家有的是食物。吉恩，我宁可出去乞讨，也不会吃野草。该死的，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吉恩说：“你不同，你曾漂泊过。你曾经在外面闯荡过，我没有。我就像一只笼子里的小松鼠……除了我在垃圾船上工作的那段时间。”
“什么？垃圾船？你在说什么呢？”
吉恩很平静地说，“我是说，往荒岛上运垃圾。那时候孩子们跟我的岳父母住。我正好有机会做些别的改变一下生活……你还记得基斯林先生吗？那个市议员，记得吗？他给我的这差事。我也很喜欢——在我还干这活时。当然味道是够可怕的，但过一段时间后就习惯了。每月可以挣到八十无，相当于我在烟斗厂挣的两倍。那已是一种乐趣——船驶进港湾里，在海港附近，或者在河流的上下游行驶。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得以接触外面的世界。有一次海上起暴风雨了，我们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漂流了好几天。最糟的是我们的食物吃光了。最后，我们只好吃垃圾，但那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应该说我很快活。比在烟斗厂强多了，纵然臭气熏天……！”
他停了一会儿，又一次回味他“最美好的时光”，然后他突然问我是否读过康拉德，约瑟夫·康拉德的书。康拉德的书都是关于海的。
我点点头。
“亨利，他是我崇拜的作家之一。要是你能写得像他一样好，那……”他不知该怎么说完。“我最喜欢的是帕恋的黑奴》。我读了至少有十遍了。每读一次我就越觉得写得好。”
“是的，我懂。康拉德几乎所有的书我都读过。我同意你的看法，一个优秀的作家……你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样，读过他的书吗？”
没有，还没有。他从未听过这名字。他是做什么的，小说家？听名字像是波兰人。
我说，“我会寄给你他的一本书。名字叫《死屋手记》。”又补充道，“我有好多书，你喜欢什么书、我可以寄给你，多少都行。告诉我你爱读哪些。”
他说不用麻烦了，“我爱反复读一本书。”
“但是你难道不想了解其他一些作家吗？”
他认为自己没有精力再对其他作家感兴趣。不过他的大儿子很喜欢读书，或许我可以寄给他些什么。
“他读哪一类书？”
“他喜欢现代的。”
“比如说？”
“哦，霍尔·凯恩，理德·哈格德，亨蒂，等等……”
“明白了。”我说，“没问题，我会寄给他一些有趣的书的。”
吉恩说，“小儿子么，几乎不怎么读书。他对科学知识倒有些了解。他只读那些科学性杂志。我想他天生是当医生的料，你应该去看看他为自己搭的实验室。那里什么都有，粉末的呀，用瓶装的，等等，里面很难闻。不过这样能让他高兴……”
“说得对，吉恩。如果这样能让他高兴。”
我一直呆到最后一班车来的时候。走在那黑暗、肮脏的马路上，我们几乎一句话都没说，和他们握手道别时，我只说会很快再来。“孩子们，下次我们来个宴会！”
“别考虑那些，亨利。”吉恩说，“你来就好……也带你妻子来。”
回家的路似乎没有尽头。我很悲伤，更抑郁、沮丧，似乎就要垮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开灯。一回到我的“爱巢”我就又安全了。我们那可爱的蜗居，我从没像现在一样深刻地体会到它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温暖、舒适。真的，我们什么都不缺。即使偶尔会挨饿，我们也知道不会永远这样。我们有朋友——而且我们能说会道。我们知道该怎样觅食。至于世界，真正的世界就在我们这四堵墙之内。我们所需的一切都会搬到我们的小窝来。的确，当需要跟别人借钱时，我有时也会变得敏感，难为情，但这种时候很少。在紧急时刻，我可以鼓起勇气去恳求完全不认识的人。忍受耻辱自然是必要的，我宁可忍受耻辱也不愿把自己的痰咽回去。
我走出地铁站，街道大厦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我已经到家了。路上的行人也似乎是经常见过的，他们并没有迷失自己。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简直有天壤之别。可吉恩住的地方只是城市的郊外，真的——但在我看来简直是荒野。一想到我也许会陷入这种惨境我不禁发起抖来。
一种强烈的欲望油然而生——在街上闲逛一会儿，我下意识地走到萨克特街。我回想起和我的老友艾尔·勃格在一起的情景，恰好走过他家。那房子显得破烂、忧伤。整条街道，房子及其它东西，似乎都比我上次来时小了。一切似乎都萎缩了。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这条街很可爱。
至于郊区——如此不祥、凄凉的郊区，我所认识的所有住到郊区去的人都死了。生命的激流永远不流经这些地方。隐居到这些活坟墓去只能有一个目的：繁衍然后萎谢。如果说是一种弃世的举动还可以理解，但事实绝非如此。这意味着永远承认失败。生活成了例行公事，最乏味的一种例行公事。一种乏味单调的工作：照顾一大家子的生活，喂养一些宠物，为它们治病；阅读漂亮的杂志、连环画、农夫年历。可以无休止地仔细端详镜中的自己。一天又一天，像上午的太阳，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毫无差别。房租，或者抵押利息也总是到期就付。看到新下水管道安上了真是高兴！目睹新的街道修通并且铺上沥青，多让人激动！一切都新奇。新奇而虚假，新奇而可怜，新奇而无意义。有新奇事物，快乐、安慰就增多一些。一切都为下一代打算。把自己献身于辉煌的未来。去一次城里便盼望着回到自己的小平房。小平房整洁，有除草机、洗衣机。城市喧嚣、混乱、压抑。在郊区的生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跟不上时代又有什么关系？在郊区生活有种种的补偿——比如温暖的拖鞋，收音机，可以从墙上弹出来的熨衣板，甚至修理管道都有吸引力。
当然，可怜的吉恩没有这些补偿。他有的是新鲜空气，但那就是全部。的确，他并不完全算住在郊区。他被孤立在中间地区——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无缘无故地遭受不幸，但仍得苟延残喘下去。不断扩展的城市随时都威胁着他，要吞没他，他的土地，他的一切。也许，出于某种空想这种潮流会退却，任他们在那里孤立无援。有时一个城市会向某个方向扩展，然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刚刚开始的改善便这样毫无结果。那个小团体便慢慢地死去，因为缺氧。一切都在腐败、、贬值。在这样的气氛中人最好还是同样的一些书，或者同一本书反反复复地读，或者反复放同一张唱片。在真空之中，人不需要新事物，也不需要兴奋以及外来的刺激。他只需保持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像罐子里的胚胎一样生活。
那天晚上想着吉恩，我无法入睡。因为我以前一直把他看作我的孪生兄弟，所以他的苦境更加使我不安。从他身上我总能看到自己。我们长得像，说话也像。我们差不多是在同一所房子里出生。他妈妈本来也可能会成为我妈妈。当然我更喜欢他妈妈。当他因痛苦而退缩时，我也退缩；当他表明他渴望做什么时，我也感受到同样的渴望。我不记得曾和他吵过架，或者和他做对，也不记得我曾坚持要做他不想做的。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他的。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半点嫉妒或者竞争。我们是一个整体，一心一意……但现在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影子，也不是将会发生什么的前兆。如果命运对他这么无情——我的兄弟从没伤害过任何人——那么等待我的又会是什么呢？我所有的善良是从他那永不枯竭的善良之泉中溢出来的，那些坏品质是我本身就有的。由于劣习的增多导致了我们的分离。在我们走上不同的道路时，我失去了我赖以为导向的另一半。我失去了我的试金石。
这些都是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慢慢醒悟到的。以前，对我们的关系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现在我多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失去了真正的兄弟。我走入歧途了。是我决心要与他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不愿屈服于现状。我有自尊。我只是不愿意承认失败。不过我想要给予什么？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考虑过——生活中有索取，更应该有给予。我向每个人夸耀我现在是作家，好像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真是可笑！我后海没有跟吉恩撒谎。我本应告诉他我是某个办公室的职员，银行的出纳，除去作家之外，什么都可以。这就好像打了他一巴掌。
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他说“挺野的”那个——竟拿着他的手稿让我给他提建议。这真是奇怪。或许那天晚上我无意间给了他某种启发？正像他父亲预言的，这孩子去了西部，过着冒险家的生活，实际上成了流浪汉。后来，像伊索寓言中的浪子，他回来了，并且选择了神秘的写作作为谋生手段。我尽我所能帮他，劝他别再给杂志写稿了，要定下心来认真地搞写作，从那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了。有时，我拿起本杂志，想从中找到他的名字。我又想，干吗不写封信给他？我至少还可以问问他父亲是否在世。也许我并不想知道我的表兄吉恩怎么样了，也许直到今天，我仍然害怕知道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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