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做出决定想搬出“蟑螂大厅”。为什么呢？因为我遇到了丽贝卡……
丽贝卡是我的老朋友阿瑟·雷蒙德的第二个妻子。这两个人现住在沿河路的一套相当大的公寓里，他们想出租房间。是克伦斯基告诉我这事的，他说他打算租一间。
“你为什么不来见见他妻子？你会喜欢她的，她和莫娜长得就像姐妹俩。”
“她叫什么名字？”我问。
“丽贝卡。丽贝卡·瓦伦丁。”
“丽贝卡”这个名字我听了很激动。我一直想见见叫丽贝卡的女人，而不是什么“贝克”(丽贝卡、露丝、露克森、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厄休拉、希莉亚、诺玛、盖丽弗、利奥诺拉、萨宾娜、玛薇拉、索兰奇、黛德。这些女人的名字都相当好听。像花，像星星，像星座)。
莫娜不太想搬，但当我们到了阿瑟家，她听见他弹琴，于是她改变了主意。
开门的是雷妮，阿瑟的妹妹。她大约十九岁，满头卷发，充满活力，性格刚烈。她的声音像夜莺的叫声，不管她说什么你都愿意听。
最后丽贝卡露面了。也像是《旧约全书》中的人物，皮肤是日晒充分的棕褐色。莫娜立即上前和她亲热地打招呼，就像是一对失散的姐妹。她们俩都很漂亮，丽贝卡更成熟些，更可靠些，更容易让人接近，让人本能地觉得她总喜欢说真话。我喜欢她紧紧握着对方手的样子，喜欢她跟人问好时直盯着对方的眼神。她好像具有一般女性没有的魅力。
阿瑟很快就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身材矮小，肌肉发达，嗓音较粗，鼻音很重，还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笑得前仰后合。他取笑自己做过的荒唐事，笑起来就像是在取笑别人。他的生活毫无规律，身体却壮得像头牛，生气勃勃，乐观向上，精力充沛。他一直是这副样子。过去，当我和莫德第一次跟他作街坊时，我就很喜欢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我都可能突然去找他，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给他介绍我刚看过的书。后来他娶了艾玛，而艾玛后来成了我在公司的同事。
当我站在那儿看他说话时，我的脑子里迅速回忆着往事。她的妹妹雷妮正和克伦斯基的妻子进行索然寡味的谈话(不管你跟她谈什么有趣的话题，克伦斯基的妻子总是无动于衷)。我心里直犯嘀咕，我们这一大帮子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该怎么相处呢？才两间空房，克伦斯基已经预订了较大的那间，我们六个人得挤在另一间，而这一间比鸟笼子大不了多少。
“哦，那就可以啦。”阿瑟·雷蒙德说，“天哪，你们要不了多大地方。我们这儿有整栋房子呢，我希望你们搬过来。我们可以在这儿过得很开心，天哪！”他又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知道他手头紧，可碍于面子他又不愿承认缺钱花。丽贝卡期待地看着我，我很清楚她的意思。莫娜突然开口说：“我们当然会租下来。”克伦斯基高兴地搓着手说：“你们肯定会的！你们看吧，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然后她开始和他们讨价还价。但阿瑟·雷蒙德不愿谈论金钱，“你们自己商量好了。”他说罢，转身去大房间看哪儿放了钢琴。我听见他在砰砰地弹钢琴，我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但丽贝卡站在我面前，总有问不完的话题。
几天之后我们搬了进来。关于这个新住处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急着用卫生间。从留下的气味上你就能知道最后一个人是谁。水池总是被长头发堵住，而且阿瑟·雷蒙德从来不带牙刷，总是用他前面那人的。另外总有太多的女性造访。阿瑟的姐姐
杰西卡是位演员，经常来这儿过夜。还有丽贝卡的妈妈，经常出出进进，哭丧着脸，像具僵尸似的拖着身子走路。还有克伦斯基的朋友、丽贝卡的朋友、阿瑟的朋友和雷尼的朋友，更别提那些整天整夜都在这儿呆着的小学生。刚开始钢琴声还是挺悦耳动听的：巴赫、莫扎特等人作曲的片断，但马上变得不堪入耳，尤其是当阿瑟·雷蒙德自己演奏时。他像疯子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弹一句，先是一只手弹，节奏很慢却很有力度，接着换另一只手弹，仍是慢慢地，有力地弹；然后两只手一块弹，很慢，很有力，随后逐渐加快速度，直到正常节奏。这样反复二十次，五十次，一百次。接下来他稍稍加快几拍，重复好多次，然后又回过头去，从头开始弹。他会突然停下来，弹点他喜欢的新鲜的曲子。他全身心地投入演奏，好像是在举行音乐会，但这样三遍下来他犹豫了。沉默一阵之后，他又弹慢了几拍。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用一只手，一会儿用两只手，手、脚、胳膊肘、指关节一齐上，像一支坦克部队在前进，席卷了他面前的一切，摧毁了树木、篱笆、牛棚、围墙。听他的音乐让人痛苦。他弹琴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在完善他的技巧。他要把指尖磨秃把屁股磨平。一直前进，在进攻、在歼灭、在扫荡，重新招集人马，排兵布阵，控制后方，挖壕固守，审问囚犯，隔离伤员，侦察敌情，布下伏兵，打出照明弹，发射火箭，轰炸军工厂和铁路，发明新的鱼雷、发电机、喷火器，破译情报……
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认真的老师。穿着他那件土黄色的衬衫，衣领子总是敞着，他像一支难以驾驭的黑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他一手托肘，站在角落里认真倾听，他的学生正按照他的要求努力练习；有时他走到窗前向外眺望，跟着学生弹的曲子轻轻哼唱起来。如果碰上年纪非常小的学生，他会温柔得像头羊羔，他会逗这小孩子笑，会把他从凳子上抱起来。“你看……”他很慢，很细心，很温柔地教他怎样弹。对这些年幼的学生他的耐心好像是无限的，看了真令人感动。他照顾他们就像他们是花朵。他全心深入他们的灵魂，尽力去安抚他们，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而对待年龄大些的学生的方式，则更令人感奋。他全神贯注，机警得像头豪猪，两腿叉开，身体上下前后左右晃动，面部表情也随着弹奏的曲调迅速变化着。对这些学生讲话时他把他们当做高手来看待，他建议用这种或那种手法。他经常打断学生的演奏，长达十到十五分钟，插进去讲解技巧，比较、评估几种手法，将一份乐谱和一本书进行对比；比较两位作者，将一个音调和一个人的方言进行对比，诸如此类。他让音乐成为活生生的东西，无论从什么东西里他都能听到音乐的声音。是的，他就像是太阳神，像是救世主，他的光辉普照大地。
和克伦斯基辩论时，他就像是换了个人。那种追求完美的狂热，对教师这一职业的热爱，都是他作为一名音乐教师的宝贵财富，而表现在思想上却是那样滑稽可笑。克伦斯基就像猫逗老鼠那样戏弄他。阿瑟·雷蒙德好像总是在说：“伸出你的拳头！打呀！打呀！你这个狗杂种。”但克伦斯基却没有让自己成为攻击目标的意思。
我从未见过阿瑟·雷蒙德看书。我认为他看的书肯定不多，但他的知识却很渊博。无论他看什么，都能过目不忘。除了我的朋友罗伊·汉密尔顿，他从书上摘引下来的东西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他看一篇文章总是囫囵吞枣，罗伊·汉密尔顿却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研读，有时一次在一个词组上停顿几天乃至几星期，有时看完一本很薄的书得花上他一两年的时间。但每当他看完的时候，他的思想境界好像又得到了升华。对他来说，六本好书则此生足矣。彻底看完一本书，他会得到一种看过所有书的感受。他和那种每看一本书思想就退后一步的学者正好相反。书和他的关系就像真理和瑜珈的关系，它们帮助他与上帝沟通，对话。
另一方面，阿瑟·雷蒙德好像是在贪婪地看书。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去了，至少根据这些书对他的影响来看，我认为是这样。他看书就像海绵吸水，力求吸收作者的全部思想精华。他惟一关心的就是消化、吸收，再消化，再吸收。
他是那样一种人：每看完一本书，在随后的几周内谈论的话题除了这本书没别的东西。不管别人说起什么，他都会将它和他刚看完的那本书扯上关系。他谈论的并不是书本身，而是他，阿瑟·雷蒙德是如何透彻地理解这本书的。若是想期望他介绍一下这本书那是徒劳。他只会告诉你一些你能够听懂的一些内容的分析，尽管他不停地对你说：“你得看看这本书，真是太精彩了。”而他的意思是“从我这儿你能知道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否则的话我不会浪费时间跟你讨论这本书”。而且，他的弦外之音是你没看过这本书的原因是凭你自己的努力，你永远也领会不到我阿瑟·雷蒙德已经理解的内容。“等我给你讲完，”他好像是说，“你就没必要看了，我不仅知道作者说出了的，而且还知道他想说而没说出来的内容。”
这种冗长无味、无聊透顶的讨论正是在我们这座房子里进行的。莫娜已经不去舞厅上班了，正准备去剧院谋职。我们经常一起在厨房吃饭，等着夜深了回到我们的小天地去，但是阿瑟·雷蒙德毫无时间概念，一旦他对一个话题感兴趣了，他不会想到食物、睡眠或是性。只要他愿意，即使是凌晨五点钟上床，他也会在八点钟起床；或者一睡就是十八个小时，他让丽贝卡给他重新进行日程安排。自然这种生活会造成混乱并且误事。当情况乱得一团糟时，阿瑟·雷蒙德就会干脆撒手不管，一走了之。有时一走就是好几天。这些天的失踪之后，人们会编出有关他的稀奇的谣言和荒唐的故事。显然这几天的出游对恢复体力很有必要，音乐家的生活可能无法满足他粗野的秉性。他喜欢和一些比他自己要长得结实的傻冒吵架，喜欢无情地打断别人的胳膊或腿。这些人越强壮，阿瑟·雷蒙德就越喜欢。因为怕伤了自己的手他不敢用拳头。我觉得他更卑鄙的一点就是，他总是佯装不想打架，然后出其不意地击倒对手。“我实在看不起你，”有一次我告诉他说，“如果你跟我玩这种把戏，我会用瓶子砸裂你的脑袋。”他吃惊地看着我，他知道我不在乎跟他打架还是摔跤。“我不会在乎的，”我补充说道，“如果你黔驴技穷，使出这最后一招的话。我知道你只想显示显示。你这个蠢货，总有一天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笑了。他说我说起话来就是莫名其妙的。
“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他说，“你这人让人捉摸不透。真的，亨利，”他发出一阵狂笑，“有时我真不理解你。我想跟你交个朋友……我们曾经是朋友，你记得吗……但你已经变了……你骨子里很硬……你是雷打不动的。天哪！你认为我很强硬……我只是狂妄自大，争强好胜，精神饱满。你才是强硬的那种人。你是个流氓，你知道吗？”他又笑了，“是的，亨利，你正是这种人--你是个精神流氓，我不信任你……”
看到我和丽贝卡之间的关系轻松和睦，他很烦恼，但他没吃醋，他也没理由吃醋。不过他很嫉妒我能和他妻子友好相处的能力。他总是跟我说她有多理智，好像这是她吸引我们俩的原因。但如果丽贝卡在场的话，他对她的态度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她的观点无足轻重，而他听莫娜说话时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又太好笑了，还没听完她的话他就连声说：“是的，是的，一点儿没错。”而实际上他根本没听她究竟在说什么。
单独和丽贝卡在一起，看她做饭或熨衣服，我总是聊一些只是和别人的老婆聊天时才说的话题。丽贝卡很朴实，但一点儿也不理智，容易冲动，感情用事。她喜欢被当做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有理智大脑的人。我们谈论的是最简单的话题，有时就是些家务事，而音乐教师对此是毫无兴趣的。
谈话只是别的一些更微妙的交流形式的前奏。如果后者没什么效果的话，谈话也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两人愿意彼此交流的话，无论谈话内容多么混乱都没什么关系。说话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人往往不能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人们说话时并不讲究语法，也不在意前后矛盾，有些谎言什么的。如果你的谈话对像愿意听的话，即使不知所云地乱说几句，他也会很好地理解。不管你是和男人还是和女人说话，如果是这种谈话的话，那么你们两人就很默契了。男人之间和女人之间谈话都非常需要这种默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夫妇之间则很少有这种谈话。
说起阿瑟·雷蒙德和克伦斯基我这两个年轻的朋友，其中一个后来只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认同，他认为只有它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另外一个后来成了我的病人，当时我暗示说会是这种结局，他还说我疯了呢。音乐教师放弃了音乐试图拯救社会，但他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失败甚至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和兴趣盎然；而另一个放弃了他的医学研究，最后成了我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病人。他明知道我没有行医执照，只有满腔热情和真诚。他故意这么做，甚至对这种一无所获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了。
我们一起住在沿河路的日子距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几天前，当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遇到了阿瑟·雷蒙德。如果不是他跟我打招呼的话，我可能就跟他擦肩而过了。他变了许多(腰几乎与克伦斯基一样粗了），步入了中年，牙齿熏得黄黄的。没说几句，他就聊起了他的大儿子，他现在在上大学，是橄榄球队队员。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他自己的情况，却一无所获。他只爱谈论他的儿子：他会是个人物的(一个运动员，一位作家，一名音乐家--鬼才知道是什么)！我对他儿子不感兴趣，从他的谈话中我惟一的收获就是他，阿瑟·雷蒙德已经完全失去活力了，他活在对儿子的厚望之中。这可怜的人。我恨不得早点儿摆脱他。
“你得过来看看我们，”(他想握住我的手)“让我们一起好好叙叙旧。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聊天！”
“你现在住哪儿？”他攥着我的胳膊，又问。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胡乱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心想，下次我们见面可能是在阴间了。
当我走开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这些年来都干些什么毫无兴趣。他知道我出过国，写过几本书。“你知道，我看过你的书，”他曾经说过。而后他莫名其妙地笑了，好像是说，“但我了解你，你这个老流氓……你骗不了我！”我很可能会回答说：“是的，我也十分了解你，我知道你被人骗过。”
如果我们互相讲述自己的经历，谈话会是相当愉快的。我们也许能比以前更了解对方。如果他给我机会，我也许会指出他虽然没取得成功，但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崇拜过的那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从某个方面来说，我们俩都是背叛者，而且我们都曾经奋斗过，为了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在沿河路做邻居之后，我也有好久没见过克伦斯基了。一次听说头部受伤扰乱了他的整个生活，脑子里老是胡思乱想，不太正常。后来我们又在纽约见面了，并兴奋地交谈起来。他听说我在国外结识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我提到几个，他对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熟悉。他很奇怪我居然会认识他们，而且和他们成了朋友。他开始纳闷，几年不见，他是否要对他的老朋友亨利·米勒刮目相看了。
见了几次面之后，我意识到他一直心存疑惑。他不能接受我懂精神分析这一事实，他想得到证实。“你现在在纽约干什么工作？”他问。我的回答是事实上我无所事事。
“你没写东西？”
“没有。”
沉默了许久，他终于说出要我做一次实验，一个伟大的实验，让我来做。详情细节他会解释清楚的。
说白了就是他想拿他的几个病人做实验(我得说是他原来的病人，因为他已经不给人看病了)。他肯定我能跟别人一样干得好，也许还会更棒。“我不会告诉他们说你是作家，”他说，“你过去是名作家，但你去欧洲之后就成了名精神分析学家。这样说如何？”
我笑了。乍听起来倒也不坏，事实上，我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天。我欣然接受了他这种说法。“那么就这样定了，明天下午四点钟，我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个病人。”
不久我就有了七八个病人。他们好像对我的工作很是满意，至少他们是这么对克伦斯基大夫说的。他当然希望如此，他还认为自己也可以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为什么不能呢？我得承认我没有理由反对。任何一个有魅力、有头脑、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早在玛丽·贝克·埃迪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之前就有许多位用宗教迷信方式给人治病的人。常识也能帮人治病。
“不过，要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我说，并不想让它成为一个严肃的话题，“你知道，一个人首先得分析一下自己。”
“那你呢？”他问。
我假装说我已经被分析过了。我告诉他是奥托·朗克给我分析的。“你从未给我讲过。”他说，又被我吸引住了。他特别崇拜奥托·朗克。
“那要花多长的时间？”他问。
“大约三个月。我猜你知道吧，朗克不相信精神分析的时间需要拖得太长。”
“那倒是真的。”他说着，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分析一下我如何？我是很严肃的。我知道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但也一样可以分析吧？”
“是的，”我慢慢说道，“也许我们甚至可以验证一下你那愚蠢的偏见。毕竟，弗洛伊德还分析过朗克，对不对？”(这是个谎言，因为朗克从未被分析过，即使是被弗洛伊德。)
“那么明天吧，上午十点钟！”
“好的，”我说，“你必须守时。我按小时收费。一次一小时。如果你不按时来，那就是你自己的损失……”
“你要收费？”他问，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我神志不清似的。
“当然！你很清楚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是要付钱的，这很重要。”
“但我不是病人！”他喊道，“天哪，我是在帮你的忙！”
“那随便你吧，”我镇定自若地说，“如果你能找着别人，不收费给你分析的话，那最好不过。我只收你最基本的费用，就是你让你自己的病人交的费用。”
“听着，”他说，“你太狂了。别忘了，毕竟是我让你开这一诊所的。”
“我得忘掉这点！”我坚持说，“这不能感情用事。首先我得提醒你：你需要分析自己不仅是因为你想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还因为你不是精神病患者。如果你不是个精神病患者，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在你给别人治病之前你得先治疗你自己。而如果你不是精神病患者，在我结束对你的分析之前，我会让你成为这种人的。你觉得如何？”
他认为这是天大的笑话，但第二天上午他还是来了，而且还很准时。他看上去就像为了准时来而熬了一整夜。
还没来得及等他脱下外衣，我就说：“钱呢？”
他想一笑了之，在沙发上坐下，那种急切的心情就像是襁褓中的婴儿盼着他的奶瓶一样。
“你现在得把钱给我，”我坚持说，“否则拒绝对你进行精神分析。”我喜欢跟他你顶牛，这对我也挺新鲜的。
“可你怎么知道我们会一直进行下去呢？”他说，尽量想敷衍过去，“我告诉你……如果我喜欢你进行分析的方式，不论你问什么我都会告诉你的……当然，得合乎情理，但现在别小题大做。来吧，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什么也不能做，”我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我不称职，你可以控告我。但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那么你就得付钱--提前付钱……顺便告诉你，你要知道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坐在这里赖账会花去你更多的钱。现在是--”我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十点二十。你一准备好我们就马上开始……”
他很痛苦，但我没理他，让他坐在角落里，他必须先交钱。
当他准备掏钱时，我提出一次十美元。他抬起头，但这次他的神情就像那种已经把自己托付给医生的病人：“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某一天我来这儿却没带钱，如果我碰巧忘了或是少带了几美元，你也不会对我进行精神分析？”
“一点儿没错，”，我说，“我们彼此太了解了。我们现在开始吗？”
他靠在沙发上，就像一头准备挨宰的绵羊。“静下心来，”我说，坐在他后面，不让他看见我，“安静下来。放松。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从头开始说。别以为你一次就能说完，我们得进行许多次。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取决于你。记住一次十美元，但别老惦记这点。因为如果你只想到这要花你多少钱的话，你就会忘记你真正想说的内容。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对自己有好处。如果你学会了怎样当一名病人，那么你也学会了怎样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对你自己要求严点，而不是对我。我只是个仪器，我只是在这儿陪着你……现在集中注意力，全身放松，我随时洗耳恭听……”
他的身子扭来扭去，手在身上抓来抓去，身子在沙发上挪来挪去，一会儿揉眼睛，一会儿打呵欠，又是咳嗽，又是吐痰。最后他张开嘴想要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咕哝几声之后他手托着下巴，把头转向我，眼睛里流露出乞求的眼神。
“你就不能问我几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什么问题都不问你最好，”我说，“如果你好好想想，你会理出头绪来的。一旦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了。别忘了这点。”
一阵沉默。
“你无论从哪儿说起都没关系。不管你先说什么，都会触到你的痛处的。”我停了一会儿，然后以一种安慰的语气说，“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打个盹。也许这会对你好一些。”
他突然完全清醒了，开口说起话来。花钱睡觉这种事刺激了他，他立刻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心想，这倒不失为一条好计策。
“你在记笔记吗？”他问道，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别担心我，”我回答说，“想着你自己，你自己的问题。记住，你必须充分信任我。你用来想你的话会有什么反应的时间都是在浪费钱，你别想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你的任务就是认真地对待你自己。这儿没有听从，我只是个接收器，一只大耳朵。你可以往里面倒垃圾，也可以扔珍珠进去。在这儿我们只需要真正真实的东西……”
他又沉默了，身体不安地挪动了一会儿，然后一动不动了。他的手折叠放在脑后，身子靠在靠垫上，以防睡着。
“刚才我一直在想，”他用一种相当平静而且非常深沉的语气说，“我昨晚做的一个梦。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也许它能提供点儿线索……”
他费力地讲完了这个连贯的梦。随后他停了下来，好像在等我的评述，是赞成还是批评。既然我一声不吭，他便开始评论起这个梦的意义。说到一半，他突然停了下来，轻轻地把头偏向我，沮丧地低声说：“我猜我不该这么做的……这是你该干的，对不对？”
“只要你愿意，你什么都可以做。”我平静地说，“如果你愿意自己分析自己而且给我付钱的话，我不反对。我猜，你意识到了你来找我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学会信任别人。你没认识到这点就是你的病症之一。”
他立即吼了起来，他要抗议这种污蔑。他对别人缺乏信任不是真的，我这样说只想刺激他。
“跟我吵架也没用，”我打断他说，“如果你惟一关心的就是想证明你比我懂得多的话，那我们的分析就会毫无进展。我向你保证你是比我懂得多，但这也是你病症之一，也就是说你懂得太多。你永远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如果知识能够挽救你的话，你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你是对的，”他理顺地说，接受了我的观点，好像这是他应受的责罚，“现在让我们看看……我说到哪儿了？我打算弄清事情的真相……”
这时我随便瞟了一眼手表，发现一小时已经到了。
“时间到了。”我说，站起来向他走过去。
“等一会儿，好吗？”他说，看着我的表情就像我刚刚骂过他，“我现在刚开始想告诉你点儿什么。再坐一会儿吧……”
“不，”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你已经有过机会--我给了你整整一小时的时间。下次你可能会做得更好。这是惟一学习的方法。”说着我把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他笑了，伸出手紧紧握着我的手。“天哪！”他说，“你说得很对！你已经完全适应了你这份新职业啦。如果我处在你现在的位置，我也会这样做的。”
我递给他外衣和帽子，走到门前，打开门让他出去。
“你不是在赶我走吧，对不对？”他说，“我们就不能再聊一会儿？”
“你想和我讨论这种处境，对吗？”我说着，把他拉到了门前，“现在走吧，克伦斯基大夫，没什么好谈的。明天同一时间我等你。”
“但今天晚上你就不能上我家来玩吗？”
“不能。在结束对你进行精神分析之前我们之间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你会发现这样更好些。”我握着他的手，果断地说了声再见。他茫然地退出了房门。
前几个星期他每隔一天来一次，后来他求我把时间错开，抱怨说他的钱都掏完了。我当然知道这笔开支对他是个负担，因为自从他不再给人看病，他惟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保险公司给的。在车祸前他很可能攒了一大笔钱，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是一个中学教师，有固定收入，我不能忽略这一点。但问题是，要让他摆脱那种依赖心理，把他现有的每一分钱光，使他重新产生去赚钱谋生的愿望。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像他这样有能力有魄力有精力的人可能摧残自己以求赢得保险公司的同情。毋庸置疑的是，在车祸中受伤害的只是他的躯体，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我相信车祸只是加剧了他这种可怕的变态。当他突然想当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时，我意识到他还有一线希望。表面上我接受了对他进行精神分析，但我知道他的虚荣心绝不会允许他承认他已经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我故意总是用“病症”这个词来刺激他，让他承认他需要帮助。我还知道，如果他给自己一点机会的话，他的虚荣心就会最终垮掉，完全由我支配。
车祸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只是改变了他的外貌，夸大了隐藏在他体内的一些本性。那些潜伏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成了一个怪物。每天他都可以照照镜子，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他可以从他妻子的眼睛里看出她对他的反感。很快他的孩子也会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最终会承受不了这些反应而垮掉的。
把一切过错都推到车祸上去，他就能成功地赢得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的一点点安慰，他也就能成功地让人注意到他的外表而不是精神；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这只是个很快就会结束的游戏。他不可能永远拿他的肉体作掩护。
当他躺在沙发上，放松自己的时候，奇怪的是，无论从过去什么时候开始说起，他总是觉得自己稀奇古怪，不可思议。用“穷途末路”来描述他自己的感受最恰当不过了。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样的结局，在内心深处他完全缺乏自信。他自然会不可避免地把他这种感觉强加给别人，他总觉得他的朋友或情人会让他失望或背叛他。他挑选了他们就像耶稣选择了犹大一样错误。
精神分析学家总是让你在柔软的沙发上躺下，尽量去想别的什么东西。分析学家的时间和耐心都是无尽的，你和他呆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往他口袋里装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就像上帝--你自己的创造力的主宰。不管你是在哭诉，还是在嚎叫；不管是在哀求，还是在啼哭；不管是在恳求，还是在哄骗；不管是在乞求，还是在诅咒，他都是一样在听。他只是只大耳朵加上一个充满同情心的神经系统，他只接受事实。如果你想花钱愚弄他，那就愚弄他好了。那会是谁在受损失呢？如果你认为他能帮你，而不是你自己帮自己的话，那么就坚持让他对你进行精神分析，直到你把钱花光为止，他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但如果你认识到他不是神，而是跟你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有烦恼，有缺点，雄心勃勃同时又意志薄弱；如果你认识到他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圣贤，而是跟你自己一样的迷途羔羊，那么你也许就会停止让自己的钱哗哗地往外白流不止。
不管他的声音在你听起来有多么悦耳动听，你都应该用你自己的双腿站起来，用上帝给你的声音歌唱。坦白、哭诉、抱怨、怜悯这都需要交费，而唱歌却不花你一分钱，它不仅不花钱，事实上你还能丰富别人的生活。赞美上帝吧！这是神的旨意！啊，放声歌唱吧，哦，伟大的救世主！放声歌唱吧，伟大的勇士！但是，你吹毛求疵起来，当整个世界都在崩溃的时候，当我周围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怎么能歌唱呢？你知道吗？当先烈们即便遭受大刑的时候，他们还在歌唱，他们没看见崩溃，他们没听见痛苦的号叫。他们歌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谁能摧毁一个人的信仰？谁能抹去快乐？每个年代都有人这样尝试过，但从未有人成功过。快乐和信仰是宇宙中固有的。漫漫人生路上有痛苦，有奋斗，也有快乐，有狂欢，有和平与安详。在飞机与天空之间，在地球与外层空间之间有梯子和格子。登梯子和爬格子的人都在高唱。他被眼前所呈现的景象搞得神魂颠倒，但他的步履仍很稳健，不去想身下是什么，他会不会滑倒，会不会抓不住扶手……只想着前面，前面，向前，向前。前途一片光明，道路无穷无尽。一个人走得越远，身后的道路便也越长。前进的路上不要被往事纠缠得太紧，否则就像拖着铁链的囚犯在前进。囚犯不是犯过罪的人，而是坚持罪行并一错再错的人。我们都有罪，最伟大的罪行就是没有充分善待生命，但我们都有潜在的自由。我们可以不去想我们没能干成什么，而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潜在的能力谁也想像不到有多么大。它们是无穷无尽的。想像力是勇敢者的专利。上帝什么都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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