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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G·格林／文
Ellry／译
约翰·狄克森·卡尔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无可争议的名家之一，是密室侦探小说、历史场景中的公平解谜、理性推理与诡异气氛结合的大师。他的侦探小说有特别的趣味。它们不只是问“谁干了”还问“如何干的”。卡尔笔下的犯罪似乎不是由人犯下的。谋杀发生在入口上锁的密室中；尸体在建筑物中被发现，周围是没有脚印的雪地或者沙地；人们进入房子或者潜入游泳池便彻底消失。大约十分之三的作品中，卡尔暗示只有吸血鬼、女巫或者幽灵才能犯下罪行。经历这些冒险，为那些看似黑暗力量控制的世界提供解答的是卡尔笔下四位杰出的侦探人物——安全局的亨瑞·贝克林，基甸·菲尔博士，亨利·梅瑞维尔爵士以及苏格兰场怪案科的马奇上校。
约翰·狄克森·卡尔1906年11月3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联合镇，是朱莉娅和伍德·尼古拉斯·卡尔的独子，他从小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为国会议员，在卡尔四岁时父亲就鼓励他读书，尽管卡尔后来坚称他不是天才，但是他很快便开始阅读L·弗兰克·鲍姆的奥兹故事以及大仲马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历史罗曼史作品。这些杰出的历史小说家笔下冒险的紧张气氛显然贯穿于卡尔的小说中，但是鲍姆式幻想的影响就较少体现。卡尔对不可能以及魔法巫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欺骗手法——的兴趣，也许可以追溯到对奥兹故事的喜爱。
卡尔对犯罪和推理的兴趣似乎是他阅读了父亲藏书室中一些法律书和真实犯罪作品之后产生的。但是卡尔没有对肮脏的犯罪现实发生兴趣。他相信，像历史小说一样，犯罪也可以浪漫化，他贪婪的阅读阿瑟·柯南·道尔爵士、雅克·福翠尔、L·T·米德、罗伯特·尤斯塔斯和托马斯·W·翰什的小说。1941年10月21日卡尔给弗瑞德里克·丹奈的信中写道：“那时（作品）常常以引人注目的奇异风格或者不可能状况为开端，提供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有时虽然幼稚但总有创造性。”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故事，强调气氛、费解的事物、历史以及诡计和不可能状况，对于卡尔的侦探小说风格影响重大。
1921年，卡尔进入宾夕法尼亚州波茨敦的希尔预备学校，在那里他为英语俱乐部撰写小说，参加诸如月夜击剑一类的活动。四年之后，他进入哈佛德学院深造。1926年3月，他的《当喝下死亡……》出现在哈佛德学院文学月刊上；其中融合历史罗曼史以及看似不可能的死亡预示了卡尔后来作品的特色。他的写作能力以及热心在同仁中留下深刻印象，1926年4月他成为了《哈佛德人》助理编辑，两月后成为了编辑。他是个相当多产的作者，一期常常出现他多篇小说或者诗歌——以他自己的名字或者几个笔名甚至匿名。他在哈佛德撰写的侦探小说——收集在《通向毁灭之门以及其他侦探小说》（1980）——描写白厅的约翰·拉德沃姆爵士和巴黎警察局长官亨利·贝克林。每个故事都有一桩不可能犯罪——男子在密闭的火车车厢中被杀或者从监视的房间消失——每篇都显示出切斯特顿的深刻影响。1926年11月号《哈佛德人》上的一篇书评中，卡尔称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系列一部小说集是“这年最好的侦探小说，甚至柯南·道尔都无法匹及。闹鬼的城堡、带翼的匕首、消失的人——附加其上的是亲切、可爱的扮演侦探角色的神父。”
卡尔的贝克林短篇小说和其后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在气氛、不可能性以及情节构建上都是切斯特顿式的。和布朗神父故事一样，侦探解决犯罪不是借助和证人谈话或者检查脚印、雪茄灰以及其他物理线索；取而代之的是，贝克林发掘事件的模型。贝克林的证据包括变调的声音、眼神和之词片语。卡尔的侦探往往通过他们的想象而不是推理重建犯罪。贝克林在《四号谋杀》（《哈佛德人》，1928年6月号）中说，西洋棋大师能想象他走过棋之后的棋盘。侦探大师能想象乱七八糟的线索应该在的位置。他必须能想象到罪犯所见以及举动……没有人比侦探更容易说关于推理、演绎和逻辑的大话。当他表达“想象”的时候，他经常会说“推理”。我反对那些低级的、做作的卖弄学问，推理迷惑了很多事情。
卡尔在哈佛德撰写的小说相当成熟，但是那时的历史罗曼史以及贝克林的故事太杂乱粗糙，气氛上过于幽闭恐怖。如卡尔在1946年5月26日写给丹奈的一封论述另一位作者处女作短篇时所写的，问题往往“因为新手急切的希望尽可能的让读者惊讶，反而陷入缩手缩脚的境地。”
1928年，卡尔留学巴黎，在索邦神学院学习（也许是他父母这样想）。他从来没有在班上出现过；他决定在这段时间成为一位作家。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都是他感兴趣的类型：历史罗曼史和侦探小说。他完成了一部历史小说，但是不让他满意，于是毁掉了稿子。卡尔自己评价道——引自霍华德·海格拉夫的《为了娱乐杀人》（1941），有“太多咒语与巧答”。但是他的侦探小说——一部关于贝克林的中篇《Grand Guignol》，1929年发表在《哈佛德人》上——进一步扩充后变成《夜行》于第二年由哈珀公司出版。小说比较成功，当年至少印刷了四版，卡尔转而创作侦探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作为他的事业。
卡尔接下来的三部长篇——《失去的绞架》（1931），《骷髅城堡》（1931）和《蜡像馆的尸体》（1932）——出版间隔大约六个月，全是描写贝克林的。每部作品都有相当巧妙的奇异谋杀；每部都是纯粹的解谜小说，和读者公平竞争，有着小心隐藏的最不受怀疑的凶手；每部在贝克林提供自然合理的解答之前都有着超自然的气氛。尽管贝克林的小说经常再版，但是卡尔称它们是拙劣的、不成熟的。对于《夜行》，卡尔对海格拉夫说：“我觉得它有一点恐怖，但是我希望它是部娱乐作品——对我来说无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之一……谢天谢地，这不是部‘重要作品’。但是如果它让神经紧张的读者度过一个糟糕的夜晚或者让解谜的行家头疼，我会感到满足。”他对《失去的绞架》也没什么好感，在1939年写给作家克劳顿·雷森的信中写道：“我两次撕碎两千到三千字手稿，当我完成的时候，那真是糟糕东西。”对于《骷髅城堡》，卡尔在1975年给小弗朗西斯·M·尼维斯的信中苛刻的写道：“一想起来我就讨厌这本书，希望不要再发行了。”卡尔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对早年的作品很努力，但是不满意贝克林小说的某些公式化。非现实的——疯狂而腐朽的——气氛笼罩其上，到1932年，卡尔不再喜欢带有讽刺的、时而残酷的贝克林。
卡尔决定撰写场景设置英国且描写英国侦探的侦探小说，个中原因要从他1930年一次大西洋旅行中和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克拉丽斯·克丽弗斯的相遇说起。他给她一本《夜行》，安排在海滨和她见面，于1932年6月3日娶她为妻。1933年初，他们去英国计划几个星期的短暂旅行，但是卡尔认为乡村生活很适合他，于是此后十六年他们在英国定居。卡尔喜欢英国的几个阶层，它们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英伦三岛似乎是他最喜欢创作侦探小说的地方。在他的一篇广播剧《舰队街的剃刀》（1948年在CBS的《B-13小屋》播出），一个美国人像卡尔一样娶了英国女子为妻，他解释道：“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也是我的家。当我还是那么高的小孩时，它就在我的脑海中施了魔法。歇洛克·福尔摩斯！傅满洲博士！双轮马车的在雾中行走的咔哒咔哒声……”对比时而粗鲁、追求金钱的美国生活，英国似乎对卡尔来说是这样一个地方，过去频繁影响现在，他所珍爱的价值观还保存着，荣誉、骑士精神以及公平游戏在这个世界还有意义。
卡尔在英国最初创作的四部作品种有三部是从美国到英国的旅游者的观点叙述。以笔名卡尔（后来改为卡特）·狄克森发表的《弓弦谋杀案》（1933）中，迈克尔·泰尔莱恩教授认为英国是逃避无趣和平庸的现实的所在。“我有过什么样的冒险？”卡尔让泰尔莱恩问一个朋友，那人回答：“你说的‘冒险’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大手笔吗？一个斜眼的女冒险家穿着黑貂皮衣服，突然闪入车厢，耳语道：‘方块六——午夜北塔——小心奥尔洛夫’？”“是的。”泰尔莱恩在书中承认，“我想我确实是这样的意思。” 泰尔莱恩在书中剩余部分的冒险证明了卡尔对英国和历史的喜爱。甚至侦探的名字，约翰·高特（John Gaunt）（只出现在《弓弦谋杀案》中）都有历史关联（憔悴的约翰，爱德华三世的儿子），而且案件发生在一幢十五世纪的城堡里，大量中世纪兵器和盔甲被“蠢笨的拥有瑞利男爵称号的人组合在一起”。
《女巫角》（1933）和《弓弦谋杀案》同时创作，充满“唯有大不列颠群岛才能对外地人勾起的一种心情。感觉大地古老迷人，还有「讨喜」这么一个英国味儿字眼引发的所有匆匆掠过的印象所带来的实在感。……英格兰这块土地似乎比在地的那些爬满长春藤的高塔还要不可思议地古老。暮色下的钟像是在塔里悬了几世纪。……”美国人泰德·蓝波对英格兰的着迷正好和侦探基甸·菲尔的感觉相配，这是他的首次登场，此后他在卡尔的作品中解决犯罪事件长达近三十五年。菲尔博士是一个词典编纂者兼历史学家，喜欢各色各样关于英国历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让历史变得活生生的事物——游戏和运动、皇室的辉煌、酒的习俗，他后来着手创作一本关于酒的习俗的杰作。（卡尔在《埃德蒙·戈弗雷爵士谋杀案》中写道：“创作好的历史作品是最值得尊敬的工作。”）
菲尔以卡尔的文学偶像G·K·切斯特顿为模型。庞大的腰身，强盗式的胡子，杂乱的头发，菲尔就像切斯特顿的照片。《女巫角》的情节也有切斯特顿式对于过去的感觉，现代犯罪似乎是在重复古代的谋杀。多萝西·L·塞耶斯第一个认识到切斯特顿对卡尔早期风格的影响。1933年12月24日发表在《星期六泰晤士报》上对第二部菲尔博士小说《帽子收集狂杀人》（1933）评论中，她指出“切斯特顿式作品对于某些描写相当绝妙，如描写人物和布局方面，感知象征主义、历史性的关联、事物外形和颜色以及不和谐的疯狂恐怖方面。”
这些特征也出现在亨利·梅尔维尔爵士系列第一部小说《瘟疫庄园谋杀案》（1934）中，该书以笔名卡特·狄克森出版。这本书同样散发出这样一种氛围：过去存在于现在，十七世纪刽子手助理的幽灵似乎要对谋杀负责。对于这本小说，卡尔再次使用一个栩栩如生的英国侦探。H·M（如他朋友对他的称呼）和菲尔博士很像：肥胖的身躯，喜欢说些非推理性的话。但是和菲尔博士充满约翰逊式的学究演讲不同，亨利爵士言辞粗鲁，常常说出侮辱性的话：说首相是“马脸”；有个法官是个“蠢货”；女人被称为“我的婊子”或者“我的洋娃娃”。卡尔后来说，H·M并不是根据某个单一的人塑造的，但是步入1930年代战争即将来临，H·M吸收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某些好斗的个性。
卡尔风格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1934年发表的另一部侦探作品《瞎眼的理发师》中，这也许是他最具争议性的作品。某些评论家，特别是金斯利·艾米斯，讨厌这部小说，因为幽默集中在对醉态的嘲笑上。另一些人，包括安东尼·布切认为这是卡尔最成功的小说之一。布切在1962年的科利尔版《瞎眼的理发师》导读中写道：“笑声和死亡是老朋友。”
1930年代，卡尔的侦探小说具有实验性质。他从来没有放弃作品的根本特征；他的小说总是和读者公平竞争，读者可以拥有侦探解决犯罪的线索；罪犯常常是最不受怀疑的人；解答直到作品最后才公布。卡尔认识到这样一些元素可以和高雅（和低俗）的喜剧相结合，如《瞎眼的理发师》或者许多后期的亨利·梅尔维尔作品；和鬼故事结合起来，如《死掉的人》和《通向毁灭之门》（写于1935年，但是直到1980年才结集于《通向毁灭之门以及其他侦探小说》）；和重建的真实犯罪结合起来，如《埃德蒙·戈弗雷爵士谋杀案》，小说为这桩1678年未破的谋杀案提供了一个公平的解答；和魔法结合起来，如《燃烧的法庭》（1937）。卡尔再次把侦探和历史罗曼史结合在一起。他的好几部小说场景设置在现在，如《红寡妇谋杀案》（1935），其中有章节涉及到涉及现在犯罪现场的过去的传说；这些小故事可以独立成篇。甚至当卡尔撰写历史小说《Devil Kinsmere》——1934年以笔名罗杰·菲尔拜恩出版——他在其中包含了两个神秘案件，提供给读者足够的线索来预知结果。
在193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基甸·菲尔博士和亨利·梅尔维尔爵士小说里，卡尔带来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品的元素。他对于过去的意识产生了一种对物理细节一丝不苟的作风。他小心翼翼的调查每一本书，常常花费在调查背景上的时间超过实际撰写的时间。他往往基于人为的历史撰写情节，如《死亡手表》中骷髅外形的手表，或者《四个错误的武器》中十七世纪的纸牌游戏，或者《宝剑八》中的塔罗牌，或者《歪曲的枢纽》中真人大小的自动人偶。菲尔博士和H·M在线索出现时准备好演讲任何晦涩的主题。大部分时候这些散漫的章节和情节无关，读者会抱怨说，有些卡尔的小说无关的细节太多，没有中心。但是不管和情节有关还是无关，这些段落在卡尔作品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们有助于维持古代犯罪的持续而深入的影响。
卡尔常常以奇怪的场景开头——《阿拉伯之夜谋杀案》中戴着假胡子的牧师；《五个盒子里的死亡》被麻醉的嫌疑犯口袋里的发条装置、手表和磷；《四个错误的武器》中在谋杀现场发现的四个武器；《幻灯机谋杀案》中伍德豪斯式巧合——侦探追击侦探。卡尔喜欢在幽默中发掘浪漫，就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新一千零一夜》中所做的。泰晤士河上的巴格达式的气氛出现在卡尔1930年代的几部作品中，特别是《帽子收集狂事件》中帽子的流行风尚，《红寡妇谋杀案》中——故意仿效史蒂文森——放到死亡之屋中的纸牌。
卡尔作品中最诡异的是密室和其他不可能犯罪。尸体处于无人能接近他的状态，这样的主题出现在卡尔早期的短篇贝克林系列中，也出现在他的第一步长篇《夜行》中，但是在1934年到1935年间这个主题在卡尔作品中处于次要角色。早期的亨利·梅尔维尔爵士小说大都是不可能犯罪——《红寡妇谋杀案》中受害人在一间密室中被毒杀，《白色修道院谋杀案》（1934）中杀人现场被没有脚印的雪地所环绕，《独角兽谋杀案》（1935）中出现在证人面前的看似无形的独角兽。菲尔博士的第一件密室案件《三口棺材》（1935）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史上最好的“奇迹案件”，尽管解说要比卡尔自己通常赞赏的那种要复杂的多。小说还包含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被近距离枪击却没人接近他。但是《三口棺材》最值得赞赏的是菲尔博士著名的“密室讲义”。卡尔停下来让菲尔博士用整个一章讨论制造上锁房间的谋杀的途径和方法。读者也许会提出疑义，因为菲尔博士宣称：“我们所处的情境，就是一个侦探故事，我们不能欺骗读者说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不必为了讨论侦探故事，便捏造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故事中追缉一个可能的疑凶，是一种最高尚的消遣娱乐，我们应该直言无隐，以此为豪。”
尽管“密室讲义”可以独立于《三口棺材》之外，可是它在书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卡尔常常将表面上看起来的超自然犯罪产生的恐怖和英国俱乐部或者客栈里舒适的安全感形成对比。菲尔博士的讲义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的：“咖啡就在桌上，酒瓶已经空了，雪茄也点燃了”，“盔甲和徽章发出淡淡的光”。卡尔这个时期的很多小说都有相似的对比。《帽子收集狂事件》开头是在“如同俱乐部一般的休闲室，棕色的板条，红色的皮质安乐椅，吧台后面还有个黄铜小桶。”《歪曲的枢纽》开头的场景发生在一间房间里，“七月末的阳光把地板照成金黄色。引人入睡的炎热散发出旧木头和旧书的气味。”这些场景让犯罪看起来远离现实生活，更加神秘。有时候恐怖立刻表现出来，如《已经死掉的人》（收录在《通向毁灭之门以及其他侦探小说》）中，诺兹和克罗斯俱乐部里的一名男子声称，他刚刚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讣告。卡尔承认，这种“不协调的疯狂的恐怖”（引用塞耶斯的话）不断增长，直到读者确信吸血鬼、女巫或者某个比空气还轻的人犯下了这桩罪行。
1930年代后期卡尔的作品大都包含不可能犯罪。在《歪曲的枢纽》中，受害者在低矮的篱笆丛中被杀，没人能靠近而不被发现。亨利·梅尔维尔爵士解决的不可能事件比菲尔博士还多。《孔雀羽毛谋杀案》里，卡尔在注脚中加入参考页数向读者显示，小说中公平的给出了所有破解密室杀人的线索。《警告读者》（1939）中的谋杀似乎是“意念波”犯下的。卡尔和约翰·罗德合作撰写的《致命降落》演示了几种在封闭的电梯里的谋杀手法。（这本书实际上主要由卡尔撰写，只是使用了罗德的一种犯罪诡计。）最巧妙的是《犹大之窗》（1938），H·M证明了即便是最严密的密室都有一扇让死亡进入的“窗户”。卡尔的叙述能力和误导读者的手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即需要阅读《犹大之窗》数遍才能认识到诡计是如何实现的。但是卡尔像魔术师一样，让他的观众着迷于诡计的陷阱，他们必须认识到王牌从来不在他们手上。
这些奇迹犯罪的作用是让读者对理性和现象产生怀疑，这就让菲尔博士和H·M对于诡计的解释更加引人入胜。大部分读者感到安慰的是，世界还一如既往的运作，他们可以在俱乐部或者家中享受欢乐。为了提升这种效果，卡尔将超自然的传说作为他大部分小说的背景。他不仅是让读者对世界颠倒过来而感到恐惧，还让读者对于超越人类解释的力量感到害怕。降神会、巫术以及暗夜妖怪在卡尔小说中扮演重要角色。简而言之，许多卡尔的作品读起来就像超自然小说、像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或蒙塔格·罗德斯·詹姆斯撰写的鬼故事，直到菲尔博士和亨利·梅尔维尔爵士将世界的秩序恢复过来。
1930年代末，卡尔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之一。他成为相当排外的侦探俱乐部唯一的美国会员，这个俱乐部由安东尼·伯克莱和塞耶斯所创立，会员誓言中强调公平竞争的规则。大部分卡尔的长篇小说在流行杂志上连载过，此外《短篇小说》、《插图伦敦新闻》以及《海滨》都刊登过他的短篇小说。卡尔1935到1941年间撰写的大约二十篇短篇小说中有九篇描写苏格兰场怪案科马奇上校，怪案科处理的是那些“似乎经不起阳光或者推理”的案件。马奇上校处理的案件包括只盗取绿色烛台的小偷，当然卡尔记录的那些案件还有有趣的多。《新隐身人》讲述了无形的手开枪。《天空中的脚印》谋杀发生在被没有脚印的雪地所围绕的房子里，小说包含了一种新的解释。马奇上校步履蹒跚，像“漫画里的胖上校”，他之所以能解决这些案件主要是因为他不会对任何事惊讶。
随着三十年代走向结束，卡尔决定尝试编剧。他和J·B·普里斯特利短暂合作为科达电影公司撰写剧本，但没有完成。他的工作主要决定于每个情节细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至于很难和别人合作。而且卡尔讨厌为了他们想要的剧本和电影公司争论。在一封写给劳森的信中，卡尔抱怨道：“他们比傻瓜的条板箱垫还要愚蠢；我为何还保持些许理性这仍然是个谜。”
1939年卡尔把三幕菲尔博士广播剧——《谁杀了马修·罗宾？》——交给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剧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播出，从而开始了卡尔和广播公司漫长的合作时期。在1940年到1941年间，他为BBC撰写多出神秘剧，包括八幕系列剧《恶魔的说话》，该剧将他对历史罗曼史和不可能犯罪的兴趣联系在一起。场景是摄政时期的英格兰，故事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年轻女子，一年前她因为谋杀被绞死。（“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绞架上死掉。”）但是，卡尔的大部分时间是撰写宣传剧本。《黑色陈列室：亨利希·希姆莱》讲述了纳粹领导人的生活。（“我是亨利希·希姆莱。让我和你握手。你不喜欢被我统治吗？”）有的广播剧让英国人顺服灯火管制（《英国不能燃烧》），或者不要购买黑市巧克力（《黑市，犯罪组织曝光》），或者接受战争中的女军人（《拿枪的女人》）。
宣传作品很少有创造力的，一般来说作者的唯一职责是呈现预先确定的寓意；但是，卡尔的反纳粹广播剧却值得被记住。《链条上的丹麦》中的纳粹分子看起来既可笑又阴险。六幕系列剧《无声的子弹》强调的是被占据国家里地下反抗者的情感和机智。卡尔在这个系列剧中运用了意想不到的情节跳转，包括两个不可思议的事件。有一段情节说的是波兰地下党隐藏一架巨大的无线电发射机，甚至盖世太保最彻底的搜查都没找到它。还有一段，希特勒从一间密闭房间消失了。
但是卡尔最成功的广播剧是几档侦探节目。1942年到1943年，他在美国等待政府征召他为战争效力的同时，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悬念》节目撰写了超过20篇半小时广播剧。当然，最受欢迎的是《B-13小屋》，讲述的是一个受惊吓的新娘和他年轻丈夫甚至海滨小屋不可能消失的故事。这出剧在美国和英国的广播电台重播了好几次；还改编为电视剧；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影《危险的交叉口》（1953）主要根据它改编的。几乎同样十分受欢迎的是他改编埃德加·爱伦·坡的《深坑和钟摆》，CBS在此前不久说这篇小说无法用于广播。卡尔也创作了历史背景的侦探故事（《尸体抢夺者》、《巫术之王》）；不可能犯罪（《黑暗瞬间》、《死亡轻轻的睡》）；反纳粹故事（《蜡烛中的危险》、《死亡盲目的飞行》）；改编自他自己小说或者诡计的作品（《火燃烧，锅炉沸腾》、《措手不及》）。
1943年末卡尔回到英国，他说服BBC的瓦尔·吉尔古德开播《约会恐惧》来播放他为《悬念》撰写的剧本。吉尔古德想尝试美国广播技术，包括切割和弦以及微小时间控制，这个系列广播剧以《B-13小屋》作为开场。英国听众对于吉尔古德在他的《蝗虫的年代》（1947）一书中所说的《约会恐惧》中的“镇定自若的表演”很喜欢。这个系列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至少三份英国报纸用它作为政治卡通画的题目。卡尔的《悬念》剧本很快用完了，他为英国听众撰写第二、第三系列新的广播剧，包括一篇改编自布朗神父故事的作品以及重新演绎史蒂文森、梅尔维尔·戴维森·卜斯特和安布罗斯·比尔斯的作品。
卡尔后来还创作了其他广播剧——1948年CBS的《B-13小屋》和1955年的重新播出的《约会恐惧》——但是他的特点在1940年代早期就确定了。他的广播剧有效的利用了媒体的局限性。卡尔知道听众用自己的想象填补细节，在几部广播剧中他让听众在感官上想象过多来欺骗读者。卡尔善于使用声音。例如，《黑暗的片刻》里，声音在黑暗中的效果是一个主要的线索——在黑暗屋子里定位声音的方位是困难的。在许多广播剧中，卡尔引入单一的背景声音布置气氛，并且引导或者误导听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恶魔的圣徒》悦耳的玻璃声，《死亡有四张脸孔》中轮盘旋转的声音，《不能拍照的人》中标枪的击中声。卡尔很少为谋划情节发愁，他把广播剧工作看作创作小说外的愉快的放松。
在他埋头创作广播剧工作的那些年，卡尔的小说创作量从之前的每年四到五部减少到每年两部。但是这些作品有些堪称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作品；它们较之先前的作品结构更加紧凑也更吸引人。和菲尔博士、亨利·梅尔维尔爵士为了娱乐但时而不切题的演说不同，卡尔书中每一个词或者动作都和最终解答有关。而且，卡尔1940年代早期的作品更吸引读者。他早期的作品常有来英国或者欧洲大陆的美国旅游者，这些人往往是外向、敏感的观察者；但是卡尔后来的作品从年轻人的视角叙述，他和案件的解答更直接相关——常常因为他被一位女性吸引，而那位女性是主要的嫌疑犯或者掌握信息的关键人物。而且，男女之间的误会往往推动情节发展，卡尔借此产生紧张的气氛，掩盖关键线索。
卡尔以本名创作的《连续自杀事件》（1941）中给菲尔博士安排了两个密室以及苏格兰场景，小说融气氛、独创性和男女主人公情爱关系的紧张感于一身，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皇帝的鼻烟壶》（1942）运用了非典型的法国场景，缺少不可能犯罪，但是有漂亮的悬念以及聪明的误导。《Till Death Do Us Part》（1944）有一个棘手的难题：如果警察说你的妻子或者情人是一个强迫症杀手你还会相信她吗？《耳语者》（1946）拥有完美的新哥特式气氛，几个不可能事件（卡尔暗示那是吸血鬼犯下的），以及一个合理的解答。
同时期卡尔以笔名卡特·狄克森创作的H·M小说更强调喜剧成分，不像菲尔博士系列大部分强调表象的超自然恐惧。《九——因谋杀成十》卡尔使用了一种新类型的奇迹问题。尸体不是在密室中被发现，但是现场清晰的指纹和那些与犯罪有关的人都不相符。在《女郎她死了》（1943）中，亨利爵士解释了一个人如何在悬崖上被近距离枪击，可只留下受害者的脚印。《他不能杀佩辛斯》（1944）中的谋杀发生在所有小说中最严密的密室中，所有的门窗在内部被胶带封闭。在《青铜灯的诅咒》（1945）中，年轻的女士几乎在证人一眨眼之间消失了。早在二十年前发表的第一篇贝克林短篇小说《山羊的影子》，卡尔就开始实验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消失，关于同样的“奇迹问题”他创作过几种不同的模式，但没有哪个比《青铜灯的诅咒》还要成功。当然，卡尔这个时期也创作了唯一一部差劲的小说《眼见为实》（1941），开头有个不公平的诡计。（这本书的第二句话“那是无可争议的事实”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事实。）情节很巧妙，卡尔不需要采取完全误述的手段欺骗读者。
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1945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可能指的是工党政府上台，1945年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代替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1951年丘吉尔重新上台，1964年底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成为首相。——译注），卡尔对英国生活感到不满。他讨厌艰苦的生活，不喜欢通过国有化和条例解决问题的手法——卡尔所谓的牧群生活。他在英国一直呆到1948年，为了根据道尔家保存的文件撰写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传记。参与道尔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制作过程中，卡尔在BBC遇到了道尔的儿子阿德里安。凭借大量原始素材，卡尔撰写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1949），许多场合用的是道尔自己的话。卡尔1948年回到美国，第二年成为美国侦探作家协会主席。
卡尔的小说作品反映出他逐渐增长的对于二战后世界的不满。菲尔博士常常把切斯特顿式的热情从无意义的雄辩分割出来，一般来说菲尔系列缺少了卡尔早期作品中的热情。最主要的是，《怀疑之下》（1949）显示了卡尔不再依靠他以前的模式，小说对于人物有着不公平的描述，还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魔法。亨利·梅尔维尔爵士直到1953年还继续出现在长篇小说中，但是后期缺少早期作品的自发性。卡尔把H·M塑造成一个小丑并且减少案件成分，这似乎是为了弥补1940年代末生活的严酷。许多有心的读者会在H·M之前发现杀人犯在《我已故的妻子们》（1946）中如何让尸体消失的。《Night at the Mocking Widow》（1950）中密室的解释似乎很牵强。梅尔维尔的最后一部长篇探案《骑士奖杯》（1953）中的不可能犯罪很巧妙，但是关于一名美国国会议员追赶穿着内裤的英国女士这样明显无趣的玩笑让它失色不少。卡尔写出了一个极好的奇迹问题——《墓地出租》（1949）中一个人从游泳池中消失，但是案件没有发挥好，让读者认为如果这个构思运用在短篇小说中会更好。
不过，H·M的最后案件《奇迹之王》堪称杰作，这部中篇小说刊登在英国杂志《主妇》上，1956年1月到3月分三部分连载，直到1963年才以《陷入迷宫》为题收入《解释奇迹的人》中。尽管只有受害人在密室中，但是某人却打开了煤气阀门，这个谜团简单却精彩，小说有相当多卡尔早期作品的热情。
尽管H·M系列持续到1950年代中期，菲尔博士系列断断续续到1967年，但是卡尔剩余的写作生涯主要集中创作历史侦探小说。《新门新娘》（1950）是他接下来十六年里第一部历史小说，虽然包含一个不错案件以及二流的奇迹难题，但是它主要是关于摄政时期击剑和罗曼史的冒险故事。卡尔对于二十世纪中期社会的讨厌清楚的反映在他的历史小说《天鹅绒里的恶魔》（1951），小说中男主人公和撒旦达成协议，长久的离开他自己的时代，传送到查理二世时期的英国。《天鹅绒里的恶魔》是卡尔历史题材侦探小说中他特别钟爱的作品。
1951年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卡尔回到英国，但是他的作品又显现出前些年所遭受的痛苦。他已经严重患病三年了，但是他没有浪费时间，如他在1954年10月8日给布切的信中所写：“就像我干了傻事，我这次会以创作来回应所有的建议。”《Behind the Crimson Blind》（1952）显示出写作对于卡尔变得困难了。这部作品有极好的丹吉尔场景，卡尔曾在那里呆了五个月，但是谜团——一个罗宾汉式人物的身份——并不吸引人。1953年夏一场紧急手术以及长时间的恢复之后，卡尔再次创作出了高质量的小说。
《割喉队长》（1955）是卡尔病愈后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部融合历史罗曼史和侦探的优秀作品。它的背景是1805年拿破仑阵营中，正当格兰德·阿米准备进攻英国。卡尔小心翼翼的增加悬念，英国间谍试图发现法国人的计划，陷入一系列神秘的看似隐身人犯下的谋杀。
卡尔1960年代早期的作品仍然维持较高巧妙性和故事性。他的历史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火啊，燃烧！》（1957））以及最后一部卡特·狄克森名义发表的《恐惧是相同的》（1956），两本书都是现代人回到过去。卡尔后期风格另一个不错的例子是《低潮的巫术》，副标题是“一出爱德华时代剧”。小说中侦探作家大卫·加斯作为一个不可能犯罪专家代表卡尔自己的创作观点。加斯说，一篇真正的侦探小说“是一个人独创性的实践，诡计和双重诡计的布置，你一章接着一章和聪明的读者玩游戏”。《低潮的巫术》中的奇迹犯罪是发生在被没有脚印的沙滩包围的建筑物中的谋杀，这是卡尔后期作品中最好的一部，重塑的1907年的英国栩栩如生。主人公早早知道了凶手的身份，但是必须阻挠警察以保护他所爱的女子。只有两部菲尔博士系列——《死人的钟》（1958）和《不顾打雷》（1960）——是让人失望的。罪犯足够狡猾，但是菲尔很笨，而且隐语性质的谈话支配着小说，让它看起来让人丧失信心、缺乏吸引力。
从1962年到卡尔1977年2月27日去世，他在与日益严重的病痛抗争。他后期的作品时而用演讲代替谈话，有的小说很含混，以至于很难弄清作品的主线情节；但是大部分作品场景描写细致，推理巧妙。《撒旦角的小屋》（1965）是卡尔最简单也最令人信服的密室谜团，布切在《纽约时报》上赞誉道它“愉快的回归到黄金时代”。《包厢C中的恐惧》有不错的戏剧性背景以及一处游乐场中“古老的闹鬼工厂”的疯狂世界里急转直下的结局。
1965年，社会主义政府在英国掌权，卡尔移居到美国南部。他的最后一部菲尔博士小说《月亮的黑暗》（1967）发生地就靠近他在南加州的新家。他接下来三部作品设置在古老的新奥尔良。最好的是《帕帕拉巴斯》（1968），小说融合的伏都教、内河船以及凶手巧妙的不在场证明。但是在1972年出版《饥饿的妖精：一部维多利亚侦探小说》——其中威尔基·柯林斯担任侦探——之后，卡尔便不再创作小说。他计划创作一部发生在1890年代以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作为主要侦探的侦探小说，但是只写了几页，没有完成。他预计撰写的回忆录《犯人的忏悔》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为《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撰写活泼而富有个人特色的书评专栏，他还开始撰写犯罪历史题材的非小说系列，但是只有第一部出版了。
卡尔去世之时，对于他的赞誉也喷涌而出。侦探小说家埃德蒙·克里斯宾的话也许最能充分总结他的成就：“论手法之精妙高微和气氛营造的技巧，他确可跻身英语系国家继坡之后三、四位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之列。”
延伸阅读：
* Robert C. S. Adey, Locked Room Murders and Other Impossible Crimes (London: Ferret, 1979), pp. 13-16, 43-48, 59-62.
* Lillian de la Torre, "John Dickson Carr's Solution to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Armchair Detective, 14 (Autumn 1981): 291-294.
* Larry L. French, Notes for the Curious, a John Dickson Carr Memorial Journal (St. Louis: Privately printed, 1978).
* Douglas G. Greene, "Adolf Hitler and John Dickson Carr's Least-Known Locked Room," Armchair Detective, 14 (Autumn 1981): 295-296.
* Greene, "John Dickson Carr: The Man Who Created Miracles" and "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John Dickson Carr," in The Door to Doom and Other Detections (New York: Harper, 1980; London: Hamilton, 1981), pp. 9-26, 327-351.
* Greene, John Dickson Carr: The Man Who Explained Miracles (New York: Otto Penzler/Simon & Schuster, 1995)--includes a complete list of Carr's radio scripts, pp. 486-490.
* Greene, "John Dickson Carr, Alias Roger Fairbairn, and the Historical Novel," Armchair Detective, 11 (October 1978): 339-342.
* Howard Haycraft, Murder for Pleasur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41), pp. 199-203.
* Roger Herzel, "John Dickson Carr," in Minor American Novelists, edited by Charles Alva Hoyt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67-80.
* S. T. Joshi, John Dickson Carr: A Critical Study (Bowling Green, Ohio: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90).
* Roland Lacourbe, John Dickson Carr, Scribe au Miracle (Amiens: Ecrage, 1998).
* Tony Medawar, "Duels, Devilment, and Infidelity," in Speak of the Devil (Norfolk, Va.: Crippen & Landru, 1994), pp. 9-25.
* Francis M. Nevins Jr., "The Sound of Suspense, John Dickson Carr as a Radio Writer," Armchair Detective, 11 (October 1978): 334-338.
* LeRoy Panek, "John Dickson Carr," in Watteau's Shepherds (Bowling Green, Ohio: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79), pp. 145-184.
* Julian Symons, Bloody Murder, from the Detective Story to the Crime Novel (London: Faber & Faber, 1972), pp. 119-121.
* Robert Lewis Taylor, "Profiles: Two Authors in an Attic," New Yorker, 27 (8 September 1951): 39-48; (15 September 1951):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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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文学传记词典第306卷：美国神秘和侦探作家》（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ume 306: American Mystery and Detective Writers. Gale, 2005）。作者道格拉斯·G·格林是美国侦探小说研究者，也是Crippen & Landru出版社的拥有者，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经典的短篇侦探小说集。他对卡尔有很深的研究，还撰写了卡尔的传记《约翰·狄克森·卡尔：解释奇迹的人》（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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