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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商业城
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中午１２时１３分
在测试室里，空气中有一种嘶嘶的电的特质，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莎拉看见她手臂上的汗毛直竖，由于电荷衣服紧贴在身上。
“有腰带吗？”科内尔说。
“没有……”
“发夹呢？”
“没有！真该死，没有！”
科内尔向玻璃墙猛冲过去，但是被弹了回来。他用脚跟踢墙，而墙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使出全身力气撞门，但锁太牢固了。
“十秒钟后开始测试。”计算机里的声音说。
“我们怎么办？”莎拉惊慌失措地说。
“把衣服脱掉。”
“什么？”
“立即脱掉，”他扯掉衬衣时，扣子飞了出去。“来吧，莎拉。尤其要脱掉羊毛衫。”
她穿的是一件蓬松的安哥拉羊毛杉，奇怪的是，此时她想起这是她男朋友送给她的礼物，他最先买给她的东西之一。她把它扯下来，身上只剩下了一件Ｔ恤衫。
“裙子，”科内尔说。他脱掉鞋子，全身只剩下了一条内裤。
“这是什么——”
“一条拉链！”
她摸索着脱掉裙子，只剩下运动时穿的胸罩和短衬裤。她颤抖着。这时计算机里的声音开始倒记时。“十……九……八……”
科内尔用衣服把发动机盖起来。又拿起她的裙子，盖在上面，最后把安哥拉羊毛衫也盖了上去。
“你在干什么，”
“躺下，”他说，“平躺在地上——尽量躺平——不要动。”
她躺在冰冷的地上，心脏怦怦直跳。空气使她的毛发直竖。她感到一般寒意直蹿她的脊背。
“三……二……一……”
科内尔迅速在她的身旁躺下来，这时第一道闪电在房间里爆裂开来。一股气流向她涌来时，她对它那巨大的威力感到震惊。她的头发竖了起来，她感到那股力量把她的脖子提了起来。这时闪电更为密集——爆裂之声让人触目惊心——爆炸时发出的蓝光异常明亮，即使她紧闭双眼也能看得见。她紧紧贴在地面上，希望自己躺得更平一些，她一边呼气，一边想现在是该祈祷的时候了。
突然，房间里出现了另一种亮光，黄色，摇曳不定，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火。
一块着火的羊毛衫落在她裸露的肩上。她感到一阵灼痛。
“是火——”
“不要动！”科内尔咆哮道。
闪电越来越密集，在房间里爆裂开来，她从眼角的余光中看见堆在发动机上的衣服着火了。房间里烟雾弥漫。
她想，我的头发着火了。她突然感到自己的脖子，一直到头皮都灼热难当……
突然，房间里灌满了水，过时闪电已经停止。头顶洒水器的喷嘴嘶嘶作响。她感到寒冷无比；火已经熄灭；地上全是湿漉漉的。
“我现在可以起来了吗？”
“可以了，”科内尔说。“你现在可以起来了。”
他又花了几分钟时间，企图将玻璃打碎，但没有成功。最后他停下来盯着玻璃房看。他的头发因为淋水而变得光滑。“我搞不懂，”他说，“你不可能不给这样一间房子装上一个可以让人出去的安全装置。”
“他们把门锁上了，你亲眼看见的。”
“对。从外面用一把大挂锁锁上的。他们上锁定是为了在设备没有打开时防止有人从外面进来。但是从里面一定能找到一个出口。”
“如果有的话，我怎么没有看见呢。”她浑身哆嗦着。她的肩膀刚才烧伤了。她的内衣湿透了。她并不以此为羞，但她很冷，而他呢，还在唠唠叨叨。
“一定有个出口。”他慢慢转着圈，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你不能把玻璃打破…”
“不能，”他说，“不能。”但这句话似乎提醒了他。他弯下腰，仔细检查着玻璃框，看着玻璃与墙壁的接合处。用手指沿着接合处摸索着。
她看着他，哆嗦不止。头上的洒水器仍然开着，洒个不停。现在她已经站在三英寸深的水中了。她不明白这时他还怎么能如此聚精会神，如此专心致志。
“我该死。”他说。这时，他的手指摸到了一把镀，跟玻璃处于同一个平面上。他发现在窗户的另一边也有这样一把锁。锁轻轻地弹开了。他推开窗户，由于窗户是从上下两边的中间固定的，所以窗户旋转着打开了。
他从窗户里一步踏了出来。
“小菜一碟，”他说。他伸出手去。“我培你拿一些干衣服好吗？”
“谢谢。”她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
关于国际闪电测试系统的卫生间，没有什么值得详细叙述的，莎拉和科内尔用纸巾把身体擦干，找了几件暖和的衣裤相连的工作服，莎拉开始感到好受了许多。望着镜中的自己，她发现左边的头发短了两英寸。而且发梢参差不齐。焦黑拳曲。
“可能更糟。”她想起自己的马尾巴辫时说道。
科内尔替她护理肩上的烧伤时说，不过是轻度烧伤，几个水泡而已。他把冰放在伤口上，告诉她烧伤不是一种热伤，实际上是一种神经反应。冰在头十分钟之内，通过麻木神经降低烧伤带来的疼痛，阻止神经作出正常反应。所以如果你在起水泡的话，冰——可以不让它起水泡。
她不说话了。她看不见烧伤的地方，所以不得不相信他的话。伤口开始疼起来，他找到一个急救箱，拿了一些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莎拉说。
“聊胜于无吧。”他把两颗阿司匹林放在她手里。“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阿司匹林真的是一种灵丹妙药，镇痛作用比吗啡还好，还有消炎，降温的作用——”
“现在不要说这些了，”她说，“请不要说了。”她不想听他的高谈阔论。
他不再说话，只是给她扎上绷带。他似乎对扎绷带也很在行。
“有没有你不会做的事情啊？”她说。
“噢，当然。”
“比如？跳舞？”
“不，我会跳舞。但我不擅长语言。”
“终于有个安慰了。”她对语言很在行。她的幼年是在意大利度过的，所以理所当然地，意大利语和法语都很流利。她还学过汉语。
“你呢？”他说，“你不擅长什么？”
“人际关系。”她盯着镜子，扯着头上一缕一缕烧得焦黑的头发。
２ 贝弗利山
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下午１时１３分
埃文斯爬上通往他家的台阶时，听见电视机里传来尖锐刺耳的声音，似乎比以前的声音更大。他听见欢呼声、大笑声，好像是在实况转播。
他打开门，走进客厅。院子里的那个私人侦探坐在长沙发上，正背对着埃文斯看电视。他的夹克杉扔在附近的一把椅子上，手臂悬垂在沙发靠背上，手指不安地敲打着。
“我明白你在这里很自在，”埃文斯说，“你不觉得声音太大了吗？介不介意关小点？”
那个人没有回答，继续盯着电视。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埃文斯说，“关小点，好吗？”
那个人一动不动。只是手指，焦虑不安地在沙发背上敲打着。
埃文斯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他突然停住了。那个人世有转头看他而是继续怔怔地盯着电视。事实上，他浑身没有一个部位动过。他一动不动，全身僵硬。他的眼睛也呆滞不动，连眨都不眨一下。他身体上惟一移动的部位就是手指，在沙发的上端，仿佛痉挛一般。突然发作的痉挛。
埃文斯径直走到那个人前面：“你没事吧？”
那个人面无表情。他两眼直视前方，好像要把埃文斯看穿似的。
“先生？”
那个私人侦探呼吸浅短，胸部几乎没有起伏。皮肤呈灰色。
“你可以动一动吗？你怎么了？”
什么反应也没有。那个人僵住了。
就跟他们描述的玛格一样。埃文斯心想。同样的僵硬，同样的目苦一切。埃文斯拿起电话，拨通了９１１，要了一辆救护车，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好了，救援马上就到。”他对那个人说。
私人侦探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但即使如此，埃文斯觉得他能听见自己的话，在他僵硬的躯体内有充分的意识。只是，无法确知。
埃文斯环顾四周，希投找到一些线索。然而房间里似乎没有骚乱的痕迹。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似乎移动过。他那难闻的雪茄扔在角落里的地板上，好像是滚到那儿去的。把地毡边烧了一点点。
埃文斯捡起雪茄。
他把雪茄拿到厨房，在水龙头下冲了一下之后，扔在了废纸篓里。他有了一个主意。他回到那个人身边。“你要给我拿些东西来……”
除了沙发上的手指之外，他仍然一动不动。
“在这里吗？”
他的手指不动了。或者几乎不动了。虽然手指仍然在轻轻地动着，但很明显，他在努力克制着。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手指吗？”埃文斯说。
开始时还在动，然后停了下来。
“所以你可以。好的。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你想让我看吗，”
手指移动起来。
然后停了下来。
“我把这当作‘是’的意思。好的。”埃文斯后退几步。站在远处。他听见警报声越来越近。救护车几分钟之内就到了。他说，“我向一个方向移动，如果方向是正确的，就动一动你的手指。”
手指开始移动，然后停下来，好像表示“是”。
“好的，”埃文斯说。他转身，向右走了几步，朝着厨房的方向。他回头看了看。
手指没有动。
“所以不是这个方向。”现在他向那个人的正前方，电视机的方向走去。
手指没有动。
“好的。”埃文斯孩子转，向大型落地窗走去。手指还是没有动。只剩下一个方向了：他移动到侦探的身后，向门口走去。由于那儿看不见他，埃文斯说：“现在我要离开你，朝门口走去……”
手指没有动。
“也许你没有搞明白，”埃文斯说，“如果我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希望你动一动你的手指 “”
手指动了，紧紧抓着沙发。
“好的，但，是哪个方向？我朝四个方向都移动过——”
门铃响了。埃文斯打开门，两个护理人员带着一副担架冲进来。现在出现了一阵骚乱，他们一边快速地问着问题，一边把那个人放上担架。警察随后赶到，问的问题更多了。他们是贝弗利山的警察，所以很有礼貌，但太执著。这个人瘫痪在埃文斯的家里，而埃文斯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一个侦探走进来。他穿一套棕色衣服，自我介绍叫荣恩·佩里。他递给埃文斯一张名片。埃文斯也递给他一张名片。
佩里看看名片，看看埃文斯，说：“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张名片吧，怎么好像很熟呢。噢，对丁，我记起来了。是在维尔雪的一套公寓里，一个女士瘫痪了。”
“她是我的当事人。”
“现在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佩里说，“是巧合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因为我不在这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一到哪里，哪里的人就瘫痪？”
“不是，”埃文斯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人也是你的当事人吗？”
“不是。”
“那他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准。”
“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
埃文斯想说是他把门留蛤他的，但又意识到这样解释起来就长了，而且也很难解释清楚。
“你应该锁门，埃文斯先生。这是常识。”
“当然，你是对的。”
“你离开时，你的门不能自动锁上吗，”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埃文斯说着，直视着那个侦探的服睛。
那个侦探也盯着他的眼睛：“你头上缝的那些线是怎么回事？”
“我摔跤了。”
“确实像摔了不轻的一踱。”
“是。”
那个侦探慢吞吞地点了点头：“如果你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会省掉不少麻烦，埃文斯先生。你公寓里来了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如果我觉得你省略？一些东西的话。请你原谅。”
“确实省略了一些东西。”
“好的。”佩里拿出笔记本，“说吧。”
“那个人是个私人侦探。”
“我知道。”
“你知道？”埃文斯说。
“护理人员检查了他的口袋，在他的钱包里找到了执照。继续吧。”
“他告诉我他受雇于我的一个当事人。”
“啊哈。那个当事人是谁？”佩里手里不停地写着。
“我不能告诉你。”埃文斯说。
他从便笺簿上抬起头来：“埃文斯先生——”
“对不起。这属于保密特权。”
侦探长叹了一口气：“好的。所以这个人是你的一个当事人的私人侦探。”
“对，”埃文斯说，“那个侦探跟我联系，说他想见我，要给我个什么东西。”
“给你东西，”
“对。”
“他不想把它给你的当事人？”
“不。”
“因为？”
“呃，找不到我的当事人。”
“我明白了。所以他来找你？”
“是的。他患有一点妄想症，想在我的公寓见我。”
“所以你就把你公寓的门留给了他。”
“是的。”
“你以前从没见过他？”
“对，嗯，我知道他在为我的当事人干活。”
“你怎么知道？”
埃文斯摇摇头：“当事人有保密特权。”
“好的，所以这个人到你的公寓来。你在哪儿？”
“我在办公室。”
埃文斯快速叙述了一遍他在这两个小时里的活动情况。
“有人看见你在办公室吗？”
“有。”
“说过话吗？”
“说过。”
“跟不止一个人说过？”
“对。”
“除了律师事务所的人之外，你还见过别的什么人吗？”
“我去加过油。”
“加油站的人认识你吗？”
“认识。我要进去刷卡。”
“哪个站？”
“派高路上的壳牌加油站。”
“好。所以你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这里，这个人……”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瘫痪了。”
“他要给你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在你公寓里你设找到什么东西？”
“没有。”
“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吗，”
“没有了。”
他又长舒了一口气：“瞧，埃文新先生。如果我们认识的两个人都神秘地瘫痪了。我会有一点担心。但你似乎不担心。”
“相信我，我担心。”埃文斯说。
那个侦探对他皱起眉头。“对，”他最后说道。“你可以为你的当事人保密。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和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就瘫痪这件事打来的电话。既然又出现了一例。电话就会更多。”他轻轻合上笔记本，“我需要你来一下加油站，给我们做个现场口头说明。你今天晚些时候可以吗？”
“我想可以。”
“四点钟怎么样？”
“好的。”
“地址印在名片上。到前台找我就行。停车场在地下。”
“好的。”埃文斯说。
“再见。”那个侦探说着，转身离开了。
埃文斯关上门，靠在门上。他很高兴，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在公寓里慢吞吞地走了一圈，想把思绪集中起来。电视机仍然开着。但声音已经关掉了。他看着私人侦探坐过的那张沙发。他坐过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在见德雷克之前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想知道那个私人侦探给他带了些什么东西。在哪儿呢？埃文斯朝各个方向都移动过了，而每一次那个人都用手指表示方向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把东西带来？在别的地方，或者使他瘫痪的那个人拿走了，所以不在了？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最重要的问题——在这儿吗？——他没有问那个侦探。埃文斯只是假定在那儿。
假定在那儿？会在哪儿呢，
北面、南面、东面、西面。都错了。
这意味着什么？
他摇了摇头。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事实是，那个私人侦探的瘫痪已使他身心疲惫。他看着那张沙发和沙发上因他坐过而凹下去的地方。那个人一动不动。一定非常吓人。护理人员把他的身体提起来，就像提一袋土豆，然后把他放在担架上。沙发上的软垫一片混乱，表明他们曾经做过的努力。
埃文斯懒懒地把沙发弄直，放回原处，再弄松……
他摸到了什么东西。在垫子的一条缝里。他把手伸进垫子的填塞物中。
“他妈的”他说。
当然，事后回想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朝每个方向移动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个侦探希望埃文斯向他移动。那个人坐在他塞进沙发垫子里的那个东西上面。
是一张闪闪发光的ＤＶＤ光盘。
埃文斯把它放进ＤＶＤ机，看着上面出现了一张菜单，一张日期清单。都是过去几个星期的日期。
埃文斯按下第一个日期。
他看见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会议室的画面。是从侧面，即房间的一角拍摄的，有腰部那么高。一定是由藏在讲台上的一台摄像机拍下来的，埃文斯想。毫无疑问，摄像机正是埃文斯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会议室的那天装上的。
屏幕底部是快速跳动的时间码，数字不停地闪烁着。埃文斯盯着图像，图像上，尼古拉斯德雷克正在跟公关部的约翰·亨利说话。德雷克心烦意乱，挥动着双手。
“我讨厌，全球变暖，”德雷克几乎大叫起来，“我他妈的讨厌它。它是一场讨厌的灾难。”
“它已成定论了，”亨利平静地说，“多年来就如此。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但是无法工作，”德雷克说，“这是我的观点。你募集不到一分钱，尤其是在冬天。每次下雪时，人们就把全球变暖忘得一干二净。或者他们认为变暖一点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走过雪地时，希望全球变得暖和一点，它跟污染不一样，约翰，污染起作用。而且还在起作用。污染把人的屎都吓出来了。你告诉他们会得癌症，金钱就滚滚而来。但是没有人害怕气候变得暖和一点。特别是它在一百年之内都不会发生的时候。”
“你会有办法的。”亨利说。
“没有什么办法了，”德雷克说，“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全球变暖使物种灭绝——没有人会吓出屎来。他们听说过要灭绝的大部分物种是昆虫。你不能因为昆虫的灭绝来筹钱，约翰。因为全球变暖会从国外传来一些疾病——没有人在意。跟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年我们发起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把全球变暖跟伊波拉病毒和其他病毒联系在一起。没有得到任何人拥护。全球变暖使海平面上升——我们都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瓦努图诉讼案是他妈的一个灾难。每个人都会假定任何地方的海平面都没有上升。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那个海平面专家。他正在变成一只害虫。他甚至因为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无能而向它发起了进攻。”
“是的，”亨利耐心地说道，“完全属实……”
“所以请你告诉我，”德雷克说，“我到底应该我样玩全球变暖这个题目。因为你知道，我必须募集资金，才能维持这个组织的正常运转，约翰，每年需要四千两百万。今年基金只能给我一千多万。那些名流们出现在募捐晚会上，可他们连屁都不给我们。他们是如此以自我为中心，以为露了面就算捐款了。当然我们每年都起诉环保署，他们也许勉强会给个三四百万。加上环保署的津贴，总共也许有五百万。仍然有很大的缺口，约翰。全球变暖不能缩减。我需要他妈的一个理由。一个行得通的理由。”
“我明白，”亨利说着，仍然非常平静，“但你忘了那个会议。”
“噢，天啊，那个会议，”德雷克说，“这些蠢货连海报都没有做对。邦迪斯是我们最好的发言人；可他家里出了问题，妻子得了癌症，正在治疗。戈登原计划要来，但他的研究惹上了官司……好像他的笔记是捏造的……”
“那些都是细节，尼古拉斯，”亨利说，“我请你只管那些大事——”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德雷克回答了几句，又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话筒，转向亨利。
“我们以后再谈，约翰。我这里有个急事。”
亨利站起来，离开房间。
录像结束。
屏幕变黑。
埃文斯盯着空白的屏幕，感觉自己好像要生病了。他一阵头昏限花，胃里翻滚着。他的手里握着遥控器，但他没有按键。
那一阵过去之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沉思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看到的这些并不是十分让人吃惊。也许德雷克私下里更直率一些——每个人都是如此——很显然，他觉得募集资金有压力。他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不得不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与漠不关心做斗争。人类并没有长久之计。他们看不见环境的慢慢恶化。唤起公众干一些真正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事情总是一场费力的战役。
这场战役远没有结束。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为全球变暖募集资金不容易也许是真的。所以尼古拉斯德雷克的工作特别难。
环保组织的基金真的很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四千四百万，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一样，也许西埃拉俱乐部都有五千万。最多的是自然保护基金，有七点五个亿。但它与能够词动庞大资金的企业相比又怎么样？这就好比大卫和歌利亚的关系。德雷克就是大卫，正如他在不同场合说的那样。
埃文斯看了一眼手表。无论如何，应该去看看德雷克了。
他从播放器里拿出ＤＶＤ，放进口袋，离开了公寓。在路上，他回顾着自己要说的话。一遍一遍地温习，极力让它完美无缺。他必须小心行事，因为科内尔要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
３ 贝弗利山
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下午３时１２分
“彼得，彼得，”尼古拉斯·德雷克说着，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很高兴见到你。你出门了一段时间。”
“对。”
“你没忘记我的请求吧。”
“没有，尼克。”
“请坐。”
埃文斯坐下。德雷克坐在桌子后面：“说吧。”
“我查到了那一条的来源。”
“是吗？”
“是的，你是对的。确实是一个律师给乔治出的主意。”
“我知道！谁？”
“外面的律师，不是我们公司的。”埃文斯按照科内尔的授意认真地说。
“谁？”
“遗憾的是，尼克，有书面证据为证。画红线的草稿上有乔治手写的意见。”
“放屁。什么时候的事情？”
“六个月前。”
“六个月前！”
“很显然，乔治关注……这些事有一段时间了。关注他支持的这些组织。”
“他从来没告诉我。”
“他也设告诉我，”埃文斯说，“他选了外面的一个律师。”
“我想看看这封信。”德雷克说。
埃文斯摇了摇头：“那个律师决不会同意。”
“乔治已经死了。”
“他虽然死了，但仍然享受保密特权。对美国斯威德勒·柏林①一案的判决就是这样。”
【①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法院把律师与当事人的保密特权授予当事人，律师只有在当事人的同意下才能公开与当事人交谈的内容。——译者注。】
“这是胡说，彼得，你是知道的。”
埃文斯耸耸肩：“这个律师是按法律条文来的。而我透露了太多我不该透露的东西。”
德雷克用手指敲着桌面：“彼得，瓦努图诉讼案非常需要那笔钱。”
“我一直听说，”埃文斯说，“那个案子也许会撤掉。”
“胡说八道。”
“因为资料显示太平洋的海平面并没有上升。”
“我谈论这样的事情会非常小心，”德雷克说，“你是在哪儿听说的？一定是来自工业界的假情报，彼得。全世界的海平面都在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是经过科学一次又一次的证明的。喂，就在几天前，我看见卫星在对海平面进行测量，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测量方法。卫星显示，海平面上升了几毫米，就在去年。”
“这个数据公布了吗？”埃文斯说。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德雷克说着，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在我拿到的一份简报的摘要当中。”
埃文斯没打算问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地随口就说出来了。意识到自己的语调中充满了怀疑的成分时，他不安起来。难怪德雷克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我没有别的意思，”埃文斯急忙说道，“只是我听说这些流言蜚语……”
“你想搞清楚这件事，”德雷克说着，点了点头，“是很自然的。我很高兴你让我注意到这件事，彼得。我要给亨利打个电话，搞清楚正在传播些什么谣言。当然，这场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与竞争性企业协会、胡佛基金会和马歇尔协会的尼安德特人打交道。与那些由右翼激进分子和愚蠢的原教旨主义者资助的团体打交道。遗憾的是，他们手中有一大笔可以支配的资金。”
“是的，我明白，”埃文斯说。他转身要走。“你还需要我做些别的吗？”
“坦白地说，”德雷克说，“我不高兴。我们能否跟以前一样，每周五万块？”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别无选择。”
“那么我们就必须尽力而为了，”德雷克说，“顺便说一句，案子进展顺利。我要把精力放在研讨会上。”
“噢，对。什么时候召开？”
“星期三，”德雷克说，“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天。请原谅……”
“当然。”埃文斯说。
他走出办公室时把手机留在了办公桌那边靠墙的桌子上。
埃文斯一直从楼上下到一楼，才想起德雷克没有问他头上缝的线是怎么回事。那天每个见过他的人都要对此评头论足一番，但德雷克没有。
当然，德雷克脑袋里装的事儿太多了，还要为研讨会作准备。
正前方，埃文斯看见一楼的会议室里忙忙碌碌。墙上的旗帜上写着“气候突变——将来的灾难”。二十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桌上是一个体育馆内部及其周围停车场的几何相似模型。埃文斯驻足观看了一会儿。
一个年轻人把模拟小汽车的木块放在停车场。
“他不会喜欢那样的，”另一个人说，“他希望把最靠近大楼的位置留给新闻单位的车，而不是留给公共汽车。”
“我在这里给新闻单位留了三个位置，”第一个小伙子说，“难道还不够吗？”
“他想留十个。”
“十个？他以为为这么一件事有多少新闻单位的人会来？”
“我不知道，但他想留十个位，他要我们准备备用电源和电话线。”
“为一个气候变突的学术会议？我不明白。不就是飓风和干旱吗，你有多少可说的，有三个人来就不错了。”
“嘿，他是老板。画出十个位，就这么办。”
“那就是说公共汽车必须从后面走。”
“十个位，杰克。”
“好吧。好吧。”
“要在大楼旁边，因为线路馈电非常昂贵。为这些额外的设施体育馆收了我们很多钱。”
在桌子的另一端，一个女孩说：“展览厅要多暗啊？这种暗度可以放录像吗？”
“不行，因为他们只有平板的。”
“有些人有多功能投影仪。”
“噢，那就可以了。”
埃文斯正站在那儿看着会议室，一个年轻女人来到他跟前。“需要我帮忙吗？先生？”她好像是个接待员。是个冷美人。
“需要，”他说，朝着会议室点了点头，“我想知道我怎样才能参加这个研讨会。”
“恐怕只有被邀请的才可以，”她说，“它是一个学术会议，不是真正向公众开放的。”
“我刚离开尼克·德雷克的办公室，”埃文斯说，“我忘了问他——”
“噢，嗯，实际上，我接待处的桌子里有几张免费票。你想哪天参加？”
“每天都参加。”埃文斯说。
“那就这样定了，”她微笑着说道，“请跟我来，先生……”
从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开车到圣莫尼卡闹市区的会议总部很近。几个工人正在车载升降台上往一块很大的指示牌上贴字：已贴完的字是这样的，气候突变，下面是，灾……
埃文斯的车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得热烘烘的。他用车载电话给莎拉打了个电话。
“办妥了。我把我的手机留在他办公室了。”
“好。我希望你早点打这个电话。我想此事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不重要了，为什么？”
“我想科内尔已经找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
“他找到了？”
“他在这儿，你跟他说吧。”
埃文斯想，她跟他一起？
“我是科内尔。”
“我是彼得。”他说。
“你在哪里？”
“在圣莫尼卡。”
“回你公寓，拿几件旅行的衣服。然后在那儿等我。”
“干什么？”
“换掉你现在穿的衣服。你现在穿的衣服一件都不要带。”
“为什么？”
“以后再告诉你。”
咔嗒。电话断了。
回到公寓，他草草打好一个包。然后回到客厅。在等待的同时，他又把ＤＶＤ放回播放器，等待日期菜单出现。
他选择了第二个日期。
屏幕上，他又看见了德雷克和亨利。一定是同一天，因为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是现在时间更晚一些。德雷克脱下的夹克挂在一把椅子上。
“我以前一直听你的，”德雷克怨恨地说，“可是没什么用。”
“从结构上想想。”亨利回答说。他靠在椅子上，双手指尖搭成一个帐篷状，两眼望着天花板。
“到底什么意思？”德雷克说。
“尼古拉斯，从结构上想想。信息是如何起作用的，它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人们相信这些信息是真实可信的。”
“这只不过是公关人员的胡说八道。”
“尼古拉斯，”亨利厉声说道，“我是在帮你。”
“对不起。”德雷克变乖了似的，脑袋耷拉下来。
看着录像，埃文斯心想：亨利是这里负责的吗？好像就是那么回事。
“那么，现在，”亨利说，“让我来跟你解释一下怎样来解决你的问题。办法很简单。你已经告诉过我——”
埃文斯的门上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埃文斯停止了ＤＶＤ的播放，为安全起见，他把ＤＶＤ从机器里面拿出来，放进了口袋。敲门声再次响起而且变得不耐烦时，他向门边走去。
是三泳·塔帕。他表情严肃。
“我们要走了，”他说，“马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