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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贝弗利山
１０月１３日，星期三
凌晨１时０２分
彼得·埃文斯不知道自己这样盯着地毯盯了多久。椅子的扶手挤压着他的胸口，使他感到呼吸困难，他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他生命中的一幅幅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现——他第一次玩电脑的那个地下室，那辆刚刚买下就被盗的蓝色自行车，高中时第一次舞会上的那个装在盒子里的小花束，他站在怀特逊教授的宪法课上，双腿打着颤，那位上了年纪的教授对他很粗暴——
“彼得？喂？彼得？”
——使他吓坏了，全班同学也被怀特逊吓坏了，还有那次晚餐，那次晚餐是他为了在洛杉矶进行的最后一次面试，他把汤全泼在了自己的衬衫上，而同伴则装作没看见，还有——
“彼得？彼得！你怎么了？彼得？起来呀，彼得。”
他感到肩上有一双手，是一双火热的手。他咕哝了一声，被拉着坐了起来。
“那样会更好些。”詹尼斯凝视着他。两张脸只相距几英寸远，“你怎么啦？你吃什么了？给我说说。”
但他说不出话来。他动弹不得。她上穿紧身衣，下着牛仔裤，脚穿凉鞋。如果她走到一边，他就看不见她了。
“彼得？”声音里充满了疑惑，“我想真的是出事了。你是不是一直在吃摇头丸？你是不是中风了，你这么年轻就中风。我想有可能。特别是考虑到你吃的那些东西。我告诉过你每天脂肪的摄入量不得超过六十五克。如果你是个素食主义者，就绝不可能中风。为什么不回答我？”
她摸了摸他的下巴，一脸疑惑。
由于几乎不能呼吸，埃文斯明显感到头昏服花。好像有一块二十吨重的石头压在他的胸口。尽管他坐起来了，但那块石头还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他心想，给医院打电话。
“彼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今晚只是想和你说说话，而现在你却成了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今晚真糟糕。但也有点儿吓人。我必须说实话。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你能回答我吗？”
给医院打电话！
“可能你会因此痛恨我，但是我不知道你吃了什么，使你变成这个样子。我这就拨９１１叫救护车。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想让你陷入麻烦，吓死我了，彼得。”
他虽然看不见她，但听到她拿起了椅子旁边桌子上的电话。他想：好的。快点。
她说，“你的电话坏了。”
噢，天啊。
他又看见她了。
“你的电话坏了，你知道吗？
用你的手机！
“你有手机吗，我的落在车子里了。”
快去拿呀。
“可能你屋里其他电话是好的。彼得，你要打电话给电话服务公司。没电话可不安全——这是什么？有人扯断了你的电话线？他生气了吗？”
有人敲门。像是前门。
“喂？有人吗？喂？彼得？”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他看不见来人是谁。
他听到詹尼斯说：“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詹尼斯。彼得的朋友。”
“我是莎拉。是彼得的同事。”
“你很高。”
“彼得在哪儿？”莎拉问。
“他在那边，”詹尼斯说，“他好像生病了。”
埃文斯看不到这一切，因为他的眼睛动不了。这时他看见了那些让他失去知觉的最初的灰色斑点。他使尽全身力气动了动胸脯，轻轻地呼吸了一下。
“彼得？”莎拉说。他看见了她，她看着他。
“你瘫痪了吗？”她说。
对！快给医院打电话！
“他在出汗，”莎拉说，“出冷汗。”
“我见到他时他就成了这个样子，”詹尼斯说。她转向莎拉。“你来这儿干吗？你跟彼得有多熟？”
“你叫了救护车吗？”莎拉说。
“没有，因为我的手机落在车里了，而——”
“我来。”
莎拉迅速打开手机。那是埃文斯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２ 布伦特伍德
１０月１３日，星期兰
凌晨１时２２分
尼古拉斯·德雷克坐在离圣莫尼卡不远的布伦·特伍德家里的一张桌子旁。这里离海滩正好是两点九英里（他最近坐在车上测量过），所以住在那儿，他感到很安全。这幢房子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一年前给他买的，所以，这也是一件善事。当时还有一些议论，因为他们在乔治敦也给他买了一栋城区住宅。但德雷克说他想要一座位于西海岸的宅邸，以便用来宴请那些名人和作出过特别贡献的人。
毕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环保意识最强的一个州。它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禁烟法的州，比纽约和东部任何一个州都早了大约十年。即使在１９９８年联邦法庭在二手烟的问题上推翻了环保署的主张，说环保署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要有证据的原则，禁止一种未能证明对人体有害的东西——显而易见，那位联邦法官来自产烟州——即使在那时，加利福尼亚仍然没有动摇。禁烟法保留了下来。事实上，圣莫尼卡即将禁止在室外所有的地方吸烟，包括在沙滩上也禁止吸烟！这可是一大进步！
所以这里的工作很轻松。
至于要筹集主要的资金 噢，那是另外一回事。娱乐行业的有些有钱人都是可以指望的。但是对于加利福尼亚真正的有钱人——投资银行家、投资组合经理、首席执行官、房地产商、信托投资者，还有那些资产在五亿到几十亿之目的超级大款，那可是很多钱——噢，要他们出资却并非易事。那些人居住在另外一个加利福尼亚，这些人属于不允许演员进来的高尔夫球场。巨大的资金掌握在开拓者和企业家手中，他们不仅非常精明而且十分强硬。许多人都是内行。天啊，许多人都是内行。
如果德雷克要完成年度资金计划，得到奖赏，他就要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他盯着屏幕，心想是喝一杯苏格览这士忌的时候了，这时一个新窗口打开了，光标闪烁着。
蝎子：你能说话吗？
德雷克觉得这是一个只有傻瓜才会问的问题。
他敲出这样一行字：
是的，我能。
德雷克调了调桌子上方的灯光，让它照着自己的脸。他看了看刚刚装在屏幕上方的摄像头。
窗口又开了。他看见特德·布拉德利正坐在圣费尔兰多谷他家的一张桌子旁。
“怎么样？”
“正如你所说，”布拉德利说，“埃文斯站到黑暗的一边去了。”
“还有呢？”
“他和一个名叫詹尼弗的女孩儿在一起，她也是这个诉讼案的工作人员……”
“詹尼弗·海恩斯？”
“是的。她是一个十足的婊子。”
德雷克什么也没说。他在听他说话。
布拉德利又在喝酒。他说：“特德，我们以前谈论过这个话题。你说的这些并非每个人都喜欢。”
“不，他们喜欢。我的意思是，大部分都喜欢。”
“特德，这不是我们想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可是，她侮辱了我。”
“好啦。这么说，詹尼弗·海思斯在那儿……”
“她是一家石油和煤炭大公司的助手。肯定无疑。”
“还有谁在那儿？”
“莎拉·琼斯。”
“啊哈。她是专程坐飞机去看尸体的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那儿。她跟一个叫科内尔的家伙在一起，一个真正的讨厌鬼，一个自称无所不知的人。”
“描述一下。”
“四十岁上下，黑皮肤，有点粗鲁。看起来像个军人。”
“啊哈。还有谁？”
“没有了。”
“没有外国人吗？没有别的人了？”
“没有了。就只有我刚才说的这几个。”
“你认为彼得·埃文斯认识科内尔吗？”
“认识。我想，非常熟。”
“所以。他们在一起上作，你是这样一个印象吗？”
“是的。我认为他们总在一起。”
“好的，特德，”德雷克说，“我喜欢你的直觉。”布拉德利摆弄监视器时，他在一旁看着。“我想你也许还可以傲点什么。事实证明，埃文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难题。”
“是的。”
“他曾经是我们最信赖的律师之一。哎，几天以前他还在我办公室，我给了他一项任务。如果他跟我们作对的话，就可能对我们造成很大的破坏。”
“真他妈是个叛徒，”特德说，“他是第二个班尼特·阿诺德。”
“我要你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盯紧他。”
“荣幸之至。”
“跟他形影不离，陪伴在他的左右。跟他亲密无间。知道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尼克。我会像胶水一样粘着他。”
“我相信他会在今天早上会议开幕后的晚些时候出现。”德雷克说。接着他又想，或者到那时，他也许不会出现。
３ 威斯特伍德
１０月１３日，星期三
凌晨３时４０分
科内尔说：“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蓝圈章鱼，是最致命的三种蓝环章鱼之一。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受到威胁时会改变颜色并在皮肤上产生明亮的蓝色光环。在澳大利亚的沿海水域都能见到这种章鱼。它非常小，牙齿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地步，而放出的毒液却是致命的。如果没有抗蛇毒血清，洛杉矶的医院不可能立刻检查出咬伤来。这真是一个巧妙的选择。”
埃文斯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院的急救特护病房里，脸上戴着人工呼吸器，瞪着眼睛。他仍然不能说话。但他不再那么害怕。
詹尼斯一气之下回了家，说是要上早课云云。
莎拉坐在床边，温柔地抚摸着埃文斯的手，她看上去漂亮极了。“他们在哪儿弄到的这么一条章鱼？”
“没想到他们有好几条，”科内尔说，“都很娇弱，无论如何活不了多久的。澳大利亚人正在尝试研制抗蛇毒血清，固此，大量章鱼被捕杀。你也许知道，澳大利亚有毒动物的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世界上最毒的蛇。最毒的软体动物，最毒的鱼，都来自澳大利亚或是在那里发现的。”
埃文斯心想，好极了。
“目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现了三个病例，都在进行治疗。”
“是的，他们正在治疗。”一个见习医生走进病房时说道。他查了查埃文斯及其人工呼吸机，说：“我们查了你的血，跟其他人的一样，是一种河豚毒素。三个多小时后你就应该可以下床走动了。祝你好运，小伙子。”他朝莎拉送去迷人的一笑，然后走了出去。
“不管怎么说，你没事，我很高兴，”科内尔说，“要是失去了你，我该多难受啊。”
埃文斯心想，他在说些什么呀，他的眼睛慢慢地能动了，他瞥了一眼莎拉。她只是笑了笑。
“噢，好的，”科内尔说，“我要你活下来，彼得。哪怕只一会儿。”
三泳坐在病房的角落里打手机。他说：“好的，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科内尔说：“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地方？”
“是的。”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他们上个月租了一架飞机，是Ｃ－５７运输机。”
“唷。”科内尔说。
“这意味着什么呢。”莎拉说。
“这是一种大飞机。他们也许会用来喷洒药物。”
她大惑不解：“喷洒药物？”
三泳说：“很清楚，他们准备去喷洒大量的氨氧化细菌。也许还要洒一些吸水的微粒。”
“干什么？”
“控制风暴的路径，”科内尔说，“有证据表明，在一定高度喷洒氨氧化细菌，能够改变飓风或者龙卷风的路线。吸水微粒加强了这种效果，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在更大的系统内试过没有。”
“他们要控制飓风？”
“他们想试一下。”
“可能不会吧，”三泳说，“东京方面说，近来一些网上暗示，这个项目可能被取消。”
“这么说，他们不具备起码的条件。”
“好像是不具备。”
埃文斯咳嗽了一下。
“哦，很好，”科内尔说，“你醒了。”他拍了拍埃文斯的胳膊。“彼得，只管好好休息吧。尽可能好好地睡它一觉，因为你知道，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重要的日子？”莎拉说。
“研讨会将在五个半小时后开始，”科内尔说。他站起来要走开，又转过身来面朝埃文斯，“今晚我要三泳陪着你，”他说，“我想你在这里会没事的，他们差点要了你的命，我可不想让他们再来一回。”
三泳微笑着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身边放着一叠杂志。他翻开一本最新的《时代》杂志。封面故事是“气候变化——世界的末日”。还有《新闻周刊》，封面上醒目地写着：“气候突变——一件让政府愤慨的新事物？”、《经济学家》上的标题是：“气候变化抬起了它丑陋的头颅。”、《巴黎竞赛》上的是：“气候：美国面临的新威胁。”
三泳愉快地笑了笑。“只管好好休息吧。”他说。
埃文斯闭上了眼睛。
４ 圣莫尼卡
１O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
那天早上九点钟，所有被邀参加会议的人都在那儿转悠，没有落座。
埃文斯端着一杯咖啡，站在入口处。虽然他感到特别累，但没事儿。早些时候他两腿有点发抖，但现在已经过去了。
代表们显然都是那种学者型的，许多人的穿着很随便，表明他们喜欢在户外活动的生活方式——卡其布外套、豆牌衬衫、旅游鞋和巴塔哥尼亚背心。
“好像一副伐木工人的打扮，难道不是吗？”詹尼弗站在埃文斯旁边这样说道。“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电脑前度过的。”
“真的吗？”埃文斯说。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那旅游鞋呢，”
她耸了耸肩：“现在时兴这样，很粗犷。”
讲台上，尼古拉斯·德雷克敲了敲麦克风，“早上好，”他说，“会议将在十分钟以后开始。”说完，他来到亨利跟前。
“电视台的摄像机还没弄好。”詹尼弗说，“今天早上摄像机的电源出了一些问题。工作人员还在修。”
“这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电视了。”
会议大厅门口传来一阵混乱声和叫喊声。
埃文斯看过去，发现有一个穿着斜纹软呢大衣、打着领带的老人正使劲挣开两个保安。“我是被邀请的！”他说，“我应该参加。”
“对不起，先生，”两个保安说，“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
“可是，我告诉你，我是被邀请来的！”
“噢，天啊。”詹尼弗摇了摇头，说道。
“他是谁？”
“他是诺曼·霍夫曼教授。听说过他吗？”
“没有，干什么的？”
“听说过思想生态学吗？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者应该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是他对环保问搪栳出了极端激烈的批评，有点像一条疯狗。我们曾经邀请他来辩论室里讲讲他的观点。那是一个错误。这个家伙从来都不住口。他滔滔不绝，讲着讲着，突然改变话题——东拉西扯——而且你还不能打断他。这就好像一台电视机，每隔几秒钟就换一个频道，而你手里又没有遥控器。”
“难怪他们都不想让他来这儿。”
“噢，是的，他会招惹麻烦。他已经惹麻烦了。”
在入口处，那个老人想挣开保安的手。“放开我！你们竟敢这样！我是被邀请的！是乔治·莫顿亲自邀请的！他和我是私人朋友。是乔治·莫顿邀请的我！”
乔治·莫顿的名字激发了埃文斯的兴趣。他向那个老人走去。
詹尼弗说：“你会感到遗憾的……”
他耸了耸肩：“对不起。”他边说边向保安走去。“我是莫顿先生的律师。能为你效劳吗？”
那个老人被保安架着，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我是诺曼·霍夫曼教授，是乔治·莫顿邀请的我！”
又走近些之后，埃文斯看见那个老人只是革草刮了一下胡子，蓬头垢面。
“你认为我为什么要到这种可怕的地方来？原因只有一个：乔治要我来的，他想知道我的看法。虽然几个星期前我就可以告诉他：这里不会发生什么让人惊奇的事情，我可以向你保证。会议将以廉价葬礼上的所有堂皇的仪式进行。”
埃文斯心想詹尼弗刚才的警告是对的。他彬彬有礼地说：“先生，你有票吗？”
“没有，我没有票，我不需要票。你为什么就不懂呢？年轻人，我是诺曼·霍夫曼教授，是乔治·莫顿的私人朋友。”他说，“他们拿了我的票。”
“谁拿了你的票？”
“一个保安。”
于是，埃文斯对那些保安说：“你们拿了他的票吗？”
“他没有票。”
“你有票的存根吗？”埃文斯对霍夫曼说。
“噢，该死，我没有存根。我不需要那东西。坦率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
“对不起，教授，可是——”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办法把它留下了。”他把撕碎的票的一角递给埃文斯。
是一张真的票。
“票的其余部分呢？”
“我告诉过你，他们拿走了。”
站在一边的一个保安向埃文斯招手。他走了过去。那个保安把他那只握着的手伸了出来，手掌里正是那张票的其余部分。
“对不起，先生，”他说，“德雷克先生明确指示，这位先生不能进去。”
“可是他有票啊。”埃文斯说。
“也许你应该去和德雷克先生说说。”
这时，电视台的人采了，引来一片混乱。霍夫曼立即走到摄像机面前，再次开始挣扎。
“不要去麻烦德雷克！”霍夫曼对埃文斯大声嚷道，“德雷克是不会让这些真相曝光的！”说完，他又转身对着摄像机，“尼古拉斯·德雷克是个不道德的骗子，这些做法完全是对全世界穷人的嘲弄。我亲眼目睹了非洲和亚洲那些快要饿死的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的会议使他们奄奄一息！这些散布恐惧心理的人！这些不道德的散布恐惧心理的人！”他狂躁地挣扎着，眼里充满了怒火，嘴唇上溅着唾沫。看起来他确实疯了，所以摄像机关掉了，电视台的人似乎很窘迫，纷纷走开了。立刻，霍夫曼停止了挣扎。“不要紧。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像往常一样，没有人会感兴趣的。”说完，他转向那些保安，“你们可以放开我了，这种欺诈我受够了。这儿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放开我！”
埃文斯说：“放开他。”
于是，保安们让霍夫曼走了。他立即冲到屋子中间，在那儿，电视台的人正在采访特德·布拉德利。他走到布拉德利面前，说道：“这个人是个拉皮条的！他是为一家靠散布虚假恐怖消息而谋生的腐败机构拉皮条的！难道你不知道吗，虚假恐怖消息是瘟疫，现代瘟疫！”
这时，那些保安又抓住霍夫曼，把他拖出了会议大厅。这一次他没有挣扎。他浑身软弱无力，被拖出去时，脚后跟在地上拖着。他只是说：“小心点，我的背有毛病。你们弄伤了我，我会以伤害罪起诉你们的。”
他们来到路边，抹去他身上的灰尘，放开他。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先生。”
“我会的，我的每一天都是计划好了的。”
埃文斯回到詹尼弗身旁，注视着霍夫曼。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吧。”詹尼弗说。
“他究竟是谁啊？”
“噢，他是南加州大学的退休教授。是第一批用精确的统计学方法来研究媒体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人之一。他是个有趣的人，但是你也看见了，他的立场很强硬。”
“你认为莫顿真的邀请了他吗？”
“彼得，我需要你帮忙。”一个声音说。埃文斯转过身来，发现德雷克正大踏步走过来。
“什么事？”
“那个挺难对付的人，”德雷克说，同时向霍夫曼点了点头，“可能会直接去警察局，声称他受到了伤害。我们不希望今天早上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去和他谈一谈，看能否让他冷静下来。”
埃文斯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让他来解释一下他那深奥的理论吧，”德雷克说，“那会让他忙上几个小时。”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会错过大会——”
“我们不需要你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你在那儿。和那个疯疯癫癫的人在一起。”
会议中心外面有一大群人。他们正在通过一个大屏幕观看会议的进程，演讲者的下面有个副标题。
埃文斯从人群中挤过去。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霍夫曼看见埃文斯后说道，“没用。”
“教授——”
“你这个年轻聪明、装腔作势的人，是尼克·德雷克派来让我放弃立场的吧。”
“根本不是，先生。”
“是，你就是。你不要撒谎。我不喜欢被骗。”
“好吧，”埃文斯说，“对。我是德雷克派来的。”
霍夫曼停下来不说了。他好像对埃文斯的诚实大吃一惊，“我知道。那他派你来干什么？”
“阻止你去警察局。”
“那么，好了，你成功了。回去告诉他，我不去警察局。”
“这才像你的样子。”
“噢，像我的样子。你是那些关注怎样子的人之一。”
“不，先生。可是你——”
“我并不关心我像什么样，我只关心是什么。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律师。”
“我本该知道的。如今每个人都是律师。根据对法律这个行业增长情况的统计来推断，到２０３５年，在美国，每个人都会成为律师，包括刚出生的婴儿。他们生来就是律师。你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会是个什么样子？”
“教授，”埃文斯说，“你在大厅里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
“有趣？我指控他们明目张胆的不道德，你竟然说这很有趣？”
“对不起，”埃文斯说，想把话题转移到霍夫曼的观点上去，“你没有解释你为什么认为——”
“年轻人，我并没有想什么。我知道。那是我研究的目的———去了解事物，而不是去猜测事物。不是去把它理论化。不是去假设。而是通过在这一领域直接的研究去了解事物。在当今学术界，这已经是一种失传的艺术。年轻人——你并不是那么年轻——噢，不管怎么样，你叫什么名字？”
“彼得·埃文斯。”
“那你是为德雷克干活的了，埃文斯先生？”
“不是，我为乔治·莫顿干活。”
“你为什么刚才不说呢！”霍夫曼说。“乔治·莫顿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过来，埃文斯先生，我请你喝咖啡，我们谈一谈。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恐怕不知道。先生。”
“我研究思想生态学，”霍夫曼说，“以及它怎样导致一种恐惧状态。”
５ 圣莫尼卡
１O月１３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３３分
霍夫曼和埃文斯坐在会议大厅对面的一条长椅上，远处太厅的入口处全是乱转乱挤的人群。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啊！但霍夫曼对身边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口若悬河，生气勃勃，双手乱挥，常常拍打埃文斯的胸脯，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十年前，我开始研究时尚和俚语，”他说，“当然后者是一种语言时尚。我想弄清决定时尚和语言变化的因素。但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有可以确定的决定性因素。时尚的变化虽然有其规律——循环性、周期性和相关性——但也存在一些随意的原因。这些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你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埃文斯赞同地说。
“在任何情况下，我认为周期性和相关性可以看作它们的内部系统。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系统。我测试过这个假说，发现颇具探索价值。正如在自然界的森林中、高山上、海洋里存在生态学一样，在人类的精神、观念和思想等抽象世界中也有一个生态学。这正是我研究的课题。”
“我明白了。”
“在现代文化中，一种观念时兴时衰。曾几何时，所有人都相信某一个观点，但是渐渐地，他们不再相信了。到最后，甚至没有人记得那个旧观念了，就像没有人记得过时的俚语一样。你知道吗，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时尚。”
“我明白，但是教授，为什么——”
“你是想知道为什么观念也会过时吧？”霍夫曼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答案很简单——观念确实会过时。时尚，跟生态学一样，总是会受到破坏的，对已经确立的秩序进行较大的调整。一道闪电可以烧毁大片森林。不同的物种从烧焦的土地上涌现出来。意外的、偶然的、意想不到的、突然的变化，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样子。”
“教授……”
“但正如观念能在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一样，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下来。一些观念虽然被科学家们摒弃很久了，却依然为大众所接受。有关左脑和右脑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史伯里对一群特殊的做了大脑外科手术的病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脑可分为左脑和右脑，这种观点流行开来。实际上，他的发现仅限于这些病人，不具有广泛的意义。史伯里也否认有其他意义。到了８０年代，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关于左右脑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正常人的左脑和右脑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但是在流行文化中，二十年过去了。这种观念还没有消失。虽然科学家们把它置于一旁几十年了，但人们却依然在谈论它，相信它，写书论述它。”
“是的，非常有趣——”
“同样，在环保思想方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个叫‘自然平衡’的东西被广泛接受。如果你不干预自然界，它将处于一种自我维持的平衡状态。这种可爱的观点有很深的渊源。三千年前希腊人就是这么想的，没有任何根据。只是觉得这个观点似乎很好。然而，到了９０年代，没有科学家再相信自然平衡。生态学家们也因为它是错误的而弃之不论了。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是一种幻想。他们如今讲的是动态失衡以及多种平衡状态。他们现在明白了大自然永远不会平衡。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刚好相反，自然界总是处于失衡状态，意思就是说——”
“教授，”埃文斯说，“我想请教你——”
“意思是说人类，以前被定义为自然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整个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种种破坏。”
“但是乔治·莫顿……”
“是的，是的，你想知道我和乔治·莫顿讨论了些什么。我正要说到这点，我们没有脱离主题。当然，莫顿想知道有关环境的观点，特别是关于环境危机的观点。”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像我和我带的研究生一样，研究一下大众传播媒体，看一下标准概念的变化，你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看过主要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副本——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也读过纽约、华盛顿、迈阿密、洛杉矶和西雅图等地报纸上的新闻。我们计算了一下这些媒体使用某些概念和术语的频率，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他停下来。
“你们发现了什么？”埃文斯接过他的提示，说道。
“１９８９年秋天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在此以前，媒体并没有过分使用危机、灾难、洪涝、瘟疫或者灾祸等术语。比方说，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危机这个词语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频率与预算一样高。另外，１９８９年以前，像糟糕、空前、恐惧等形容词在电视报道或者报纸标题中也不是经常出现。但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怎么变的？”
“这些术语开始出现得越来越频繁。１９９５年，灾难这个词语的使用次数是１９８５年的五倍。到２０００年已经达到十倍。此外，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害怕、担心、危险、怀疑、惊慌等情绪。”
“为什么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变化？”
“啊。问得好。一个具有批判性的问题。在许多方面１９８９年似乎是很普通的一年：苏联潜艇在挪威沉没；埃克斯·森瓦迪兹油轮事件；萨尔曼·拉希蒂被判处死刑；简·方达、迈克·泰森以及布鲁斯·斯普林司廷的离婚；美国新教圣公会雇用了一个女主教；波兰认可罢工联合会；航天者号飞越海王星；旧金山大地震把公路夷为平地；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在进行核试验。这一年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切地说，危机这个词开始广泛使用是在１９８９年秋天。与柏林墙的倒塌时间如此巧合似乎让人不敢相信。柏林墙的倒塌是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九日。”
霍夫曼再次陷入了沉默，意味深长地望着埃文斯。有点洋洋自得。
埃文斯说：“对不起，教授。我还是弄不明白。”
“我们也不明白。开始我们也认为这种联系非常牵强，但事实就是如此。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维埃帝国的解体，以及长达半个世纪的西方冷战的结束。”
又是一阵沉默。又是得意洋洋的眼神。
“对不起，”埃文斯最后说道，“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彼得，我要说的是，社会控制的概念。每个主权国家都需要对其国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使其有序、理性和温顺。让他们开车时要走在路的右边——或者左边，看情况而定。还让他们纳税。当然，我们知道社会控制的最好办法是恐吓。”
“恐吓？”埃文斯说。
“没错。五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将其国民置于一种不断的恐惧状态中。害怕敌对的一方。害怕核战争。铁幕政治。邪恶帝国。突然，在１９８９年的秋天，一切都完结了。远去了，消失了！完了！柏林墙的倒塌创造了一个令人害怕的真空。大自然厌恶真空。必须有东西来填充。”
埃文斯皱了皱眉：“你是说环境危机代替了冷战？”
“证据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和９．１１之后的恐怖主义让我们害怕。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引起恐惧的真正的原因，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恐惧总是有原因的。原因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恐惧却永远地伴随着我们。在恐怖主义以前，我们害怕的是有毒的环境。我要说的是，虽然恐惧的具体原因会因时而异，但我们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永远如此。”
他坐在水泥凳上，这时他转过身子，视线从那群人身上移开。
“你难道不觉得西方社会的文化很奇怪吗？工业化国家给其国民提供了空前安全、健康舒适的生活保障。上个世纪，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百分之五十。然而人们却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陌生人、害怕疾病、害怕犯罪、害怕环境。他们害怕居住的房子、食用的食物、以及他们周围的各种技术。对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尤其恐慌——是惊慌有加——细菌、化学品、添加剂，还有污染物等。他们怯懦、紧张、烦躁、失望。更有甚者，他们相信整个地球的环境正在受到破坏。不可思议啊！如同巫术缠身，这是一种离奇的幻觉——与中世纪关于全世界的幻想如出一辙。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我们大家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真是令人吃惊啊。这种世界观是怎么灌输给人们的呢？因为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生话在不同的国度——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同一状态，恐惧状态。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
埃文斯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们吧，”他说，“过去——彼得，在你出生之前——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由一种被称作军事工业综合体所控制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艾森豪威尔就曾警告美国人要对此进行提防。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也清楚了这在他们自己国家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驱动力。事实上，近五十年来我们处于一种全新的综合体的控制之下，和以前相比，这种控制力更强，范围更广。我们称之为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简称政－媒－法。这个综合体打着增加安全感的幌子，挖空心思地增加人们的恐惧感。”
“安全是重要的。”
“对不起。西方国家已经非常安全了。然而人们依然感觉不到，全是政治－法律－媒体惹的祸。因为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非常强大，非常稳固，政客们需要制造恐惧来控制民众。法律需要有危险让他们有机会打官司，赚钱。媒体需要恐怖故事来吸引观众。这三者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无中生有，为所欲为。有些恐惧毫无根据，比如，硅胸移植就纯属子虚乌有。”
埃文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硅胸移植？”
“对。你应该记得硅胸移植曾被宣布会引发癌症和自动免疫系统的疾病。尽管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证明这并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看到硅胸移植成了新闻、诉讼和政治听证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制造商道康宁公司在付出三十二亿美元之后，倒闭了。这场诉讼让原告和律师们赢了个钵满盆溢。
“四年以后，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硅胸移植根本不会引发疾病。但是那个时候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已经利用这个危机达到了目的。于是这台贪婪的机器又开始寻找新的引发恐惧的事物。我想告诉你的是，这就是现代社会——一个不断制造恐惧的社会。没有任何力量与之抗衡。没有相互制衡，没有对不断增加的恐惧的制约，因此，恐惧接踵而至……”
“因为我们拥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这就是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的经典答复。过就是它们经久不衰的原因，”霍夫曼说，“可是你想想。如果在一个拥挤的剧院里乱叫‘救火啊！’是不对的，那为什么在《纽约客》的版面上叫嚣‘癌症！’就合适呢，而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为了澄清骗人的电线引发癌症之说，我们已花了二百五十亿美元。你会说，‘那又怎么样？’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在想，我们有钱，我们赔得起。不就是二百五十亿吗。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二百五十亿美元是世界最穷的五十个国家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世界上一半人口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两美元。也就是说，二百五十亿美元足够支付二千四百万人一年的生活费用。或者用这些钱我们可以帮助非洲所有的艾滋病患者。相反，我们却把钱花在发表文章的幻想上，而读者们对这些幻想信以为真。相信我吧。这是一种对金钱巨大的浪费。对另一个世界来说，这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又一次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的是西方国家无情地把钱花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亚洲、非洲婴儿的死亡。”
他连停下来喘一口气的刚间都没有。“至少，我们在谈沦一种道德上的暴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宗教领袖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站起来呼吁反对浪费和与之极不出调的不必要的死亡。可是宗教领袖出来说话了吗？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加入了附和的行列。他们提出‘上帝会驱赶什么’的问题。好像他们忘了上帝会驱赶的是虚假的预言，还有教堂里散布恐惧心理的人。”
他变得慷慨激昂起来。
“我们谈论的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情形。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他们会深恶痛绝。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无视地球上最贫穷、最绝望的人们的处境，让大腹便便的政客们坐在办公室里，有钱的新闻人员到处发布消息，律师们坐在梅赛德斯－奔驰敲篷汽车里。喔，还有开着沃尔沃的大学教授们。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
“是怎么回事，”埃文斯问，“这与大学教授有什么关系？”
“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能简单说一说吗？”埃文斯问。
“不好说啊。这就是大字标题并不是新闻的原因，彼得。我尽量长话短说吧，”他说，“我要说的是，近五十年来世界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知识社会，或者说信息社会，无论你叫什么吧，它对我们的大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十年以前，如果你想过一种那时所谓的‘脑力生活’，凭借你的智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你就得在大学里工作。整个社会上没有你的位置。有那么几个报刊的记者可以被看作是在靠智力生活，但这是仅有的一个机会。大学把那些愿意放弃世俗的东西想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他们把超越时空的价值观教给年轻一代。智力工作是大学的本职工作。
“可是今天，整个社会都靠脑力生活。现在智力工作是我们整个经济的基础。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是知识型工人。制造行业的这个比例还要高。教授们决定他们不再给年轻人授课，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所带的研究生。而这些研究生知道的东西没有他们老师的多，而且英语也讲得裉糟糕——这时，大学就陷入了危机。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他们丧失了控制脑力生恬的独特领地。他们不再给年轻人上课。只是每年出版许多有关福柯符号学的纯理论性文章。我们的大学要变成什么？他们跟时代又有什么关系？”
好像这个问题使他活跃起来，他站了起来。接着突然地，又坐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他继续说，“就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学自身的转型。以前，大学是市侩作风世界里智力自由的堡垒，是性自由、性体验的渊薮，而现在则是现代社会受限制最多的地方。因为大学扮演着新的角色，变成了政治－法律－媒体综合体中制造新恐惧的始作俑者。今天的大学是制造恐惧的工厂。他们制造各种新的恐惧和新的社会不安，还有种种新的限制性的代码。一些你不会说的词。一些你想不到的观点。他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的忧虑、危险和社会恐惧，为政客、律师、记者们所用。对你有害的食物，不能接受的行为。不能吸烟，不许骂人，不准诈骗，不让思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完全颠倒了过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没有大学推波助澜，现代的恐惧状态绝不可能存在。支持这一切的是一种奇怪的新斯大林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在受到限制的封闭环境里才能迅速发展起来，没有预定的进程。迄今为止，在我们的社会里，只有大学才创造出了这种模式。大学是自由的这个观点是一个尖刻的笑谈。我要告诉你，大学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
他停了一下，向下指着人行道：“那个正挤出人群向我们走来的家伙是谁？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很面熟。”
埃文斯说：“是特德·布拉德利，一个演员。”
“我在哪儿见过他？”
“他在电视中扮演过总统。”
“噢，对了。就是他。”
特德来到他们面前，气喘吁吁。“彼得，”他说，“我到处找你，你的手机开着吗？”
“没有，因为——”
“莎拉一直想找你。她说有重要的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带上你的护照。”
埃文斯说：“我们，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和你一起走。”特德说。
他们正准备走开时，霍夫曼拉住埃文斯的衣袖，把他拽了回来。他又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还没有讨论复原的问题，”他说。
“教授——”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那是下一步要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正在发生。你一定体会得到其中的讽刺意味，毕竟是二百五十亿美元啊，十年后，同样是那些富有的害怕染上电线癌症的杰出人士，现在正在到处买磁体，绑在脚脖子或者放在床垫上——日本进口的磁石是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以便获得磁场的健康效果。同样的磁场——他们现在发愁弄不到足够的磁铁！”
‘教授，”埃文斯说，“我得走了。”
“为什么这些人不靠在电视屏幕上？为什么不依偎在厨房用具上？以前这些东西都让他们感到恐惧啊。”
“我们以后再聊。”埃文斯说着，把手抽回来。
“他们甚至在健康杂志上卖磁体！健康的生活通过磁场才能实现！真是疯了！几年前的事都没人记了！连乔治·奥威尔都没人记清楚！”
“那个家伙是谁？”在他们动身时，布拉德利问道，“他好像有点紧张，是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