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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A545航班上晨5时18分
艾米莉·詹森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漫长的飞行快到头了。早晨的阳光透过舷窗照进机舱里，小萨拉躺在她的大腿上，因为不适应强光的照射而眯缝着双眼。她正在有滋有味地咂着奶瓶里最后一点奶，然后用她的小手把奶瓶推开。“吃饱啦，是吧？”艾米莉说，“好吧，咱们起来……”
她把婴儿举起来靠到自己的肩膀上，开始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婴儿打了个嗝，身子放松下来。
坐在旁边座位上的蒂姆·詹森打个呵欠，揉了揉眼睛。他从香港起一路上睡了一宿，而艾米莉乘飞机从来就睡不着；她总是十分紧张。
“早上好，”蒂姆说着看了一眼手表，“只要再飞一两个小时。亲爱的，早餐来了吗？”
“还没有。”艾米莉摇摇头说。他们乘坐的是自香港起飞的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包机。蒂姆刚当上科罗拉多大学的助理教授，乘包机省下的这笔钱正好用在他们安家的开销上。这次飞行很舒适——因为他们的座位在前舱——但是空姐们的服务显得杂乱无章，饮食送得都不是时候。艾米莉谢绝了晚餐，因为蒂姆睡着了，萨拉又躺在她腿上，这使她根本没法用餐。
即使就是现在，艾米莉对机组人员随随便便的举止仍旧感到惊讶。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一直是开着的。她知道亚洲的机组人员常常这样做，但这还是让她觉得不太合适，因为这似乎过于不正规、过分松懈了，飞行员们夜间还在机舱里闲荡，不时与空姐们说笑。有个驾驶员这时刚离开驾驶舱，朝机尾走去。当然，他们也许正要伸伸腿休息一下吧。这大概是外松内紧，他们自己心里明白着呢。机组人员都是华人这一事实丝毫不使她担心。在中国生活一年之后，她对中国人的效率和细致周到十分佩服。但是不知怎的，整个这次飞行总让她觉得忐忑不安。
艾米莉把萨拉放回到自己的大腿上。婴儿两眼盯着蒂姆看，快活地露出了笑脸。
“嗨，我该把她这模样录下来。”蒂姆说道。他用手在座位下的包里摸索了一阵，拿出一架摄像机来，将镜头对准他的女儿。他挥动自己的另一只手来吸引女儿的注意力。“萨拉……萨——拉……朝爸爸笑笑，笑——笑……”
萨拉笑起来，发出一阵咯咯声。
“萨拉，马上要到美国啦，感觉怎么样？想看看爸妈的老家吗？”
萨拉又咯咯地笑了一声，两只小手在空中挥舞着。
“她也许会觉得美国人都长得怪模怪样的。”艾米莉说。他们的女儿七个月前出生在湖南，蒂姆当时正在那里学中医。
艾米莉看见摄像机镜头朝她转过来。“你怎么想呀，做妈妈的？”蒂姆说，“马上就要到家啦，你开心吗？”
“噢，蒂姆，”她说，“千万别。”我看上去一定糟糕透顶，她心想。到底在飞机上呆了这么长时间啦。
“好啦，艾米莉，你在想什么呢？”
她需要把头发梳一梳。她还需要去趟卫生间。
她说：“好吧，我最想要的——我这几个月里连做梦都想要的——是一块奶酪汉堡包。”
“抹上一点豆瓣辣酱？”蒂姆说。
“天哪，不。是一块奶酪汉堡包，”她说，“夹上洋葱，西红柿，还有生菜叶，还要腌黄瓜和蛋黄柠檬酱。蛋黄柠檬酱，上帝啊。还有法国芥末。”
“你也想要块奶酪汉堡包吗，萨拉？”蒂姆说着又把摄像机转过来对着他们的女儿。
萨拉正用一只小手费劲地扯着自己的脚趾。她抓住自己的脚丫就往嘴里送，然后抬头朝蒂姆看看。
“好吃吗？”蒂姆一边说，一边笑起来，手里的摄像机也随之抖动起来，“这是你的早饭吗，萨拉？不想等飞机上的空姐给你送吃的吗？”
艾米莉听见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好像是从机翼里发出的震动。她的头猛一甩，“那是什么？”
“别慌，艾米莉。”蒂姆一边说着，一边还在笑。
萨拉也笑起来，开心地发出咯咯的声音。
“我们就要到家了，心肝儿。”蒂姆说。
就在他还在说着的时候，飞机好像颤动起来，机头朝下。猛然间，一切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倾斜过去。艾米莉觉着萨拉正从她的大腿上往前滑下去。她一把抓住女儿，用力把她拉回来。这时候，飞机让人感到正在直直地往下倒栽。没过片刻，它又突然头朝上飞起来。艾米莉仰面沉在坐椅里，女儿的身体重重地压在她身上。
蒂姆说：“见什么鬼啦？”
刹那间，冷不防地她又被从坐椅里拎了起来，安全带紧紫勒住她的两条大腿。她感到晕乎乎的，胃里翻腾着直想呕吐。她看见蒂姆从坐椅里弹了出去，脑袋重重地撞在头顶的行李架上，摄像机从她面前飞了出去。
艾米莉听到驾驶舱里嗡嗡的警报声和带金属音的人声在说：“失速！失速！”她瞥见穿蓝制服的飞行员的手臂在各控制板上迅速移动。他们用汉语大声嚷着。整个飞机上，人们到处在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还有打碎玻璃的声音。
飞机又一次直陡陡地往下栽。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仰面朝天尖叫着，顺走道滑下去。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也跟在后头打着滚滑过去。艾米莉回头望望蒂姆，她丈夫已经不在座位上了。黄色的氧气面罩正纷纷从座位上方落下来。有一只正在她脸前晃悠，但她无法伸手去够，因为她正紧紧搂着婴儿。
飞机带着巨大哀鸣直直朝下冲去，艾米莉沉在椅子里。鞋子、皮包在机舱里四处乱飞，撞来撞去；人们的身体沉重地撞击着坐椅和地板。
蒂姆不在了。艾米莉掉转身子寻找他，突然一个沉甸甸的行李包猛地砸到她头上，痛得要命。她两眼发黑，直冒金星，她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警报器继续响着。乘客们还在尖叫。飞机仍在下坠。
艾米莉低下头，把婴儿紧紧抱在胸前，生平头一回，她开始祷告了。
南加州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晨5时43分
“南加州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这里是太平洋航空公司545号航班，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
南加利福尼亚空中交通管制中心设在一幢外表灰暗的建筑物里。高级管理员戴夫·马歇尔听到飞机驾驶员的呼叫，看了一眼他的雷达屏幕。太平洋航空公司香港至丹佛的545航班正向他这边飞来。几分钟之前，这个航班刚由奥克兰的航空无线电通信站转交给他，这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飞行。马歇尔轻轻碰碰面前的麦克风说道：“请讲，545号。”
“请求准许在洛杉矶机场紧急降落。”
驾驶员听上去很镇定。马歇尔盯着屏幕上不断移动的绿色数据块，每个小块代表着空中的一架飞机。TPA545号航班正朝着加州海岸线飞来，过不了多久它就将飞越马里纳代尔雷依，从那儿到洛杉矶机场还有半小时的航程。
马歇尔说：“好的，545号，明白你们要求给予紧急降落许可，请说明紧急情况的性质。”
“机上乘客出现紧急情况，”驾驶员说，“我们着陆后需要救护车。我得说需要30到40辆救护车，也许更多。”
马歇尔愣住了。“TPA545号，再说一遍，你们需要40辆救护车？”
“是的，我们在飞行中遇到严重湍流，乘客和机组人员中都有伤员。”
马歇尔心想，你这该死的东西为什么不先说这个？他在椅子里转过身，向他的上司简·莱文点头示意。简·莱文马上拿起另一副耳机戴上，按下键听了起来。
马歇尔说：“TPA545号，我已记录下你要求地面提供40辆救护车。”
“耶稣啊，”莱文说着做了个鬼脸，“40辆？”
驾驶员回答时仍旧很镇定：“啊，是的，管制中心，40辆。”
“你们需要医护人员吗？机上伤员情况怎样？”
“我还不清楚。”
莱文打了个手势，示意马歇尔让驾驶员继续说下去。马歇尔接着问：“你能给我们估计一下伤员数目吗？”
“我很抱歉，不行，无法估计。”
“有没有人昏迷过去？”
“没有，我想没有，”驾驶员回答说，“但已有两人死亡。”
“老天啊，”简·莱文说道，“他总算跟我们说了，这家伙是谁？”
马歇尔在控制板上按了一个键，在屏幕上角打开一个数据模块，上面列出了TPA545航班的机组人员名单。“机长是张约翰，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高级飞行员。”
“咱们别再愣着啦，”莱文说，“飞机状况好吗？”
马歇尔说：“TPA545号，你的飞机目前是什么状况？”
“乘客舱有损坏，”驾驶员说，“只有轻微损坏。”
“驾驶舱情况如何？”马歇尔问。
“驾驶舱工作正常，飞行数据采集系统显示正常。”飞行数据采集系统用来追踪机内故障。如果它显示飞机状况良好，那大概就真是如此。
马歇尔说：“我已记录在案，545号，机组人员情况怎样？”
“机长和副驾驶情况良好。”
“啊，545号，刚才你说过机组有人受伤。”
“是的，两名女乘务员受伤。”
“你能说明受伤性质吗？”
“对不起，不能。一个已经昏迷，另一个的情况我还不知道。”
马歇尔摇了摇头，“他刚才还对我们说没有人昏迷呢。”
“我什么也不信了，”莱文说着拿起红色电话机，“通知消防队进入一级警戒。通知救护车迅速在停机坪集合。命令神经外科与矫形外科小组参与接机，医务部立刻通知威斯特塞德地区各家医院。”她看了看手表，“我马上给洛杉矶的飞行标准地区办事处挂电话。今天可要让他们够呛啦！”
洛杉矶国际机场晨5时57分
丹尼尔·格林是美国联邦航空局飞行标准地区办事处的值班官员。地区办事处位于帝国公路旁，距洛杉矶国际机场半英里。飞行标准地区办事处负责管理当地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业务，从飞机维修到飞行员培训，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的监管范围之内。格林今天早早就来到办公室，为的是先清理一下办公桌上的文件。他的秘书一星期前就辞了职。办公室主任不同意再给他另配一名秘书，还引用华盛顿方面的指示，说什么要自行消化自然减员造成的工作量增加。格林于是现在就得开始工作。众议院正在大幅度地削减联邦航空局的预算，要他们少花钱多办事，就好像问题是出在工作效率上，而不是工作量的增长上。航空客运业务每年以百分之四的速率增长，而商业机队日益老化。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了地面管理工作量的大幅增加。当然，不光是飞行标准地区办事处被绑住了手脚，就连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也差不多一贫如洗。安全委员会每年在处理航空事故方面只有一百万美元的预算，而——
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这是紧急线路。他抓起电话，另一头是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一个女人。
“我们刚得到通知，一架外航入境客机出事了。”她说道。
“啊哈。”格林伸手拿过一本拍纸簿。“出事”一词在联邦航空局有着特别的含义，是指航班应报告的飞行事故中较轻微的一种。“事故”一词则涉及到人员伤亡或者飞机结构上的损坏，问题总是很严重。但“出事”一词并没有严格的界定，究竟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往往无法确定。“请说下去。”
“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545号航班，正从香港飞来，前往丹佛。驾驶员请求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降落。他说在飞行中碰上了湍流。”
“飞机是否仍能飞行？”
“他们说是的，”莱文答道，“机上有伤员，他们要求派40辆救护车。”
“40辆？”
“还有两人已经死亡。”
“不得了。”格林从桌旁站起身，“飞机什么时候到？”
“还有18分钟。”
“18分钟——天啊，为什么这么迟才通知我？”
“嗨，机长刚刚告诉我们，我们立刻通知你了。我已通知急救中心，并要求消防队紧急待命。”
“消防队？我想你刚才还说过飞机状况良好。”
“谁知道呢？”那女人说道，“驾驶员说话颠三倒四的，听上去他可能也给吓糊涂了。我们七分钟后把这航班交给机场塔台。”
“好的，”格林说，“我马上就到。”
他一把抓过徽章和手机就走出办公室。在走过接待员卡伦身边时，他说：“国际机场这会儿有我们办事处的人吗？”
“凯文在那儿。”
“赶快呼他，”格林说，“叫他马上到香港飞来的TPA545航班去，飞机15分钟后降落。叫他守在出口，不许任何机组成员离开。”
“知道了。”她说着就拿起了电话。
格林开车沿着塞帕维达大道飞速驶往机场。就在公路伸向机场跑道地下前，他抬头看见硕大的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宽体喷气客机正在滑向机场，浅黄色的机尾徽标让人一下子就认出来这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客机。太平洋航空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包机公司。联邦航空局与外国航空公司之间发生的问题大多与包机业务有关。很多包机公司的预算很低，根本达不到正规的定期航空公司严格的安全水准，但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名声一直极好。
至少飞机现在已经安全降落到地面上了，格林心想。他看不出这架宽体客机有任何结构上的损坏。这是一架N—22型飞机，是总部设在伯班克的诺顿飞机公司生产的。这种飞机有着让人羡慕的运输与安全纪录，进入市场五年以来一直为公司赚取利润。
格林踩下油门，冲进隧道，在巨大的飞机机身之下穿过。
他跑步穿过国际候机厅。透过窗户，他看见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喷气机已经停下，救护车在下边的水泥地上排成一溜。第一辆救护车正拉着警报，呼啸着驶出机场。
格林走到门口，亮了亮徽章，顺着残疾人专用轮椅坡道跑过去。乘客们正在下飞机，一个个面色苍白，心有余悸。许多人一瘸一拐，衣衫破烂并且沾满血迹。在梯子的两边，急救人员分成小组在救护伤员。
他靠近飞机时，呕吐产生的令人难受的臭味越来越浓。一名满面惊恐的太平洋公司空姐在机舱门口把他向后推，用汉语飞快地朝他说着。他给她看了看徽章，然后说：“联邦航空局！执行公务！联邦航空局！”那空姐向后退了一步，格林擦过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跨进了飞机。
他看着飞机的内部，停下脚步。“噢，我的上帝啊，”他轻声说道，“这架飞机到底出了什么事？”
加利福尼亚州格伦代尔市晨6时
“妈，两只米老鼠里头你更喜欢哪一只？是米基还是米妮？”
凯西·辛格顿刚跑完五英里的早锻炼，身着短裤，在自家平房的厨房里做好了金枪鱼三明治，装进女儿的午餐盒。辛格顿现年36岁，是位于伯班克的诺顿飞机公司副总裁。她女儿正坐在桌旁吃麦片。
“妈，”爱丽森说，“你到底更喜欢谁呢？米基还是米妮？”她今年7岁，喜欢给所有的东西都排排等级。
“我两个都喜欢。”凯西说。
“我知道，妈，”爱丽森说着就生气了，“但哪个你更喜欢呢？”
“米妮。”
“我也是。”她说着把装麦片的纸盒推开。
凯西把一根香蕉和一壶果汁放进午餐盒，盖好盒盖。“快把早饭吃完，爱丽森，我们得做好准备了。”
“夸脱是什么？”
“夸脱？那是液体的计量单位吧。”
“不是的，妈，是夸——尔特。”她说。
凯西望过去，看见女儿拿起了她的新的身份牌，上面有她的照片，照片下方是她的名字C.辛格顿，再下面是蓝色的大字：QA/IRT①。
①英文Quality As Surance rep on the Incident Review Team的缩写。
“那是什么？”
“那是我的新工作，我现在是派在事故分析小组的质保部代表。”
“你现在还造飞机吗？”自打离婚之后，爱丽森对任何变动都极为关切。即使是凯西发型上的细微变化都会立刻引起不断的讨论，同一话题一遍又一遍地被提起，一连好几天。所以她现在注意上这个新身份牌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是的，爱丽森，”她说，“我还在造飞机，一切都是老样子，我只是刚得到提拔。”
“你还是个邦姆吗？”她问道。
一年前爱丽森听说凯西是个邦姆时很开心，邦姆（BUM）①是企业部门经理的意思。“我妈是个邦姆。”她会告诉小朋友的父母们。
①英文Business Unit Manager的缩写。
“不是了，爱丽森，快把鞋子穿上，你爹马上就来接你啦。”
“不，不会的，”爱丽森说，“爹总是迟到，提拔是怎么回事啊？”
凯西弯下身子，开始给女儿穿上运动鞋。
“这个嘛，”她说，“我还是在质保部工作，不过我不再在厂里检验飞机啦，我等它们出厂之后再检验。”
“保证它们能飞起来，对吧？”
“是的，亲爱的。我们检查飞机，解决出现的任何问题。”
“那它们就飞得更好啦，”爱丽森说，“要不然它们就会摔下来！”她开始笑起来，“它们全都会从天上掉下来啦！然后砸到所有正在房子里吃麦片的人啦！那可不怎么好，对吧，妈？”
凯西和她一道笑起来。“对，那就太糟了，厂里的人都会难过死了。”她系好鞋带，接着把女儿的两只脚往旁边一推。“你的长袖衫呢？”
“我不需要。”
“爱丽森——”
“妈，一点都不冷呀！”
“后半周可能要冷的，把长袖衫带着，好吗？”
她听到外边街上有汽车喇叭响了一声，看见吉姆的黑色凌志车停在房前。吉姆坐在方向盘后面，嘴里叼着一支烟。他身穿茄克衫，打着领带。也许他今天要去参加求职面试吧，她心想。
爱丽森在她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蹬蹬地走着，砰砰地开关抽屉。她回来时满脸不高兴，长袖衫搭在她的背包上。“每回爹来接我，你怎么老是这么紧张？”
凯西把房门打开，两人在清晨朦朦胧胧的阳光中向汽车走去。爱丽森叫起来：“嗨，爹爹！”然后她一溜烟跑过去。吉姆向她挥挥手，笑容中带着点醉醺醺的样子。
凯西绕到吉姆这边的车窗。“爱丽森在车里的时候不许抽烟，行吗？”
吉姆愠怒地盯着她看。“你也早上好哇。”他的声音挺刺耳。看上去他像是酒醉没醒，面孔浮肿，脸色发黄。
“我们对在女儿身旁抽香烟的事是有言在先的，吉姆。”
“你看见我抽烟了吗？”
“我只是说一下。”
“你以前一直这么说，凯瑟琳，”他说道，“我都听过上百万遍啦。行行好吧。”
凯西叹了口气。她决定不当着爱丽森的面和吉姆争吵。医生说过这就是爱丽森说话结巴的原因。口吃的毛病现在好些了。凯西总是尽量不和吉姆争辩，即使如此，吉姆并不采取对等行动。相反，他每次在双方接触的时候好像都故意要把事情搞得越不痛快越好，仿佛他能从中觅得特别的乐趣似的。
“好吧，”凯西说着强迫自己笑了笑，“星期天再见。”
根据他们之间的安排，爱丽森每个月和父亲在一起过一个星期，星期一早晨离开，星期天回来。
“星期天。”吉姆简短地答道，“和以前一样。”
“星期天6点钟前。”
“噢，天哪。”
“我只是核对一下，吉姆。”
“不是的，你并不是在核对。你是在控制，你总是这一套——”
“吉姆，”她说，“请别这样，咱们别这样。”
“我倒没什么。”他抢白了一句。
她弯下腰。“再见，爱丽森。”
爱丽森说：“再见，妈。”但她的眼光中已经显示出距离来，她的口气也变冷淡了。还在她系好安全带之前，她的感情就已经转移到父亲身上了。吉姆踩一下油门，凌志车开动了，留下她孤身一人站在人行道上。汽车绕过街角开走了。
在街的另一头，她看见驼背的邻居艾莫斯拉着他那只坏脾气的小狗正在沿街溜达。跟凯西一样，艾莫斯也在飞机厂工作。她朝他招招手，他也挥了挥手。
凯西转身回房子，打算换了衣服去上班，突然看见一辆蓝色小轿车停在街对面。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正在看报，另一个朝车窗外张望。她顿了一下：邻居阿尔瓦雷斯太太最近遭过抢劫。这两个是什么人？他们会不会是流氓团伙的？两人都是二十多岁，脸上棱角分明，隐约透着点军人样。
凯西正考虑要把他们的车牌号记下来，突然寻呼机响起来。她把它从短裤上摘下来，看见微型屏幕上显示着：
＊＊＊约翰·马德7时作战室BTOYA
她长叹一声。三个星号表示特急。公司总经理约翰·马德7点钟在作战室召开事故分析小组会议。这比平时的正常呼叫早了整整一个小时。肯定出什么大事了。最后的标注确认了这一点，那是厂子里头的暗语。BTOYA的意思是：
准时到场，不然就会倒霉。
伯班克机场晨6时32分
苍白的晨光中，交通高峰时的车流缓缓向前爬行。凯西把汽车的后视镜扭了扭，然后身子前倾，对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化妆。乌黑的头发理得很短，四肢修长，体格像运动员——有一种假小子的魅力。她在工厂的垒球队当一垒手。男人们很愿意围着她转；他们都拿她当小妹妹对待，这使她在厂里很吃得开。
事实上，凯西在那儿很少有什么困难。她在底特律的郊区长大，是底特律《新闻报》一位编辑惟一的女儿。她的两个哥哥都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她母亲在她刚出生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她是在一个全是男人的家中长大的。她从来就不像她父亲过去常常挂在嘴上的那样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从南伊利诺斯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凯西追随她的兄长们，也进了福特汽车公司。但她很快发现在公司里写些新闻稿实在没意思，于是利用公司继续教育项目的便利，在韦恩州立大学攻读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在这段时间里，她和福特公司的工程师吉姆结了婚，并且生了个孩子。
可是爱丽森的出世造成了婚姻的破裂：由于要给孩子换尿布和定时喂奶，吉姆便开始喝酒，在外迟迟不归家。最终他们分道扬镳了。当吉姆宣称打算搬迁到西海岸为日本丰田公司工作的时候，凯西决定也迁过去。凯西是想让爱丽森在成长的阶段能一直见到父亲。另一方面，她对福特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底特律萧飒的冬季也厌倦了。加利福尼亚提供了一个新的开端。她想象自己驾驶着一辆活动顶篷的轿车，住在海滩附近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里，窗外是大片的棕榈树；她想象她的女儿皮肤晒得黑黑的，正在健康成长。
可是实际上，她住在格伦代尔，深入内陆，离海滩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她的确买了一辆活动顶篷的轿车，但从来没把顶篷放下来过。尽管她们在格伦代尔居住的这个区域很招人喜爱，但犯罪团伙的领地已经扩张到附近几个街区。夜里有时候，女儿睡着后，她隐隐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凯西为爱丽森的安全担心。她也为她的教育担心。在这个学区里，学生们说着五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她还为前途担忧，因为加利福尼亚的经济仍处在萧条之中，工作还很难找。自从丰田公司因为吉姆酗酒把他解雇以后，他已经失业两年了。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生产滑坡，凯西在诺顿公司一浪高过一浪的停工歇业和解雇大潮中总算挺了过来。
她从来都没想到过自己会给一家飞机公司工作，但是让她吃惊的是，自己的直言不讳和中西部人讲究实际的精神绝对适应那些掌管公司的工程师们的文化观。吉姆认为她思想僵化，只知照搬书本，但对细节的关注对她在诺顿公司的工作很有帮助，在最后一年里，她被提拔为负责质量保证的副总裁。
她很喜欢质保工作，即使质保部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干好。诺顿公司分成两大派系——生产派和工程派——两者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对立当中，质保部很不轻松地夹在这两者之间。质保工作涉及到生产的方方面面，它要为生产和装配的每道工序做出下工记录。当出现问题时，质保部必须弄个水落石出。这就使他们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或是工程师中间难得落下什么好来。
与此同时，质保部还得对付客户服务的问题。客户们常常对他们自己所做的决定不满意。如果他们预订的机上厨房位置不当，他们会责怪诺顿公司；如果他们订购的飞机上厕所太少，也要怪诺顿公司。事实上，这些设施的位置和数量多少完全是根据客户的要求生产装配的。要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并且还要解决问题，就得有耐心和政治手腕。凯西是个天生的和事佬，所以干起工作来尤其得心应手。
作为对走政治钢丝的回报，质保部的工作人员对厂子里的事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作为一名副总裁，凯西与公司运作的所有方面都有联系。她有很多自由，职权也很广泛。
她知道自己的头衔比起实际从事的工作来说更让人敬畏。诺顿公司的副总裁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光是她所在的质保部，就有四名副总裁，他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严酷的。不过，现在约翰·马德已经提拔她当上了事故分析小组的联络官。这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这使她脱颖而出，有可能成为质保部的头头。马德不是随随便便做出这种任命的。她知道，马德之所以这么做总有他的理由。
她开着她那辆顶篷可以收拢的野马牌轿车从金州高速干道转入帝国大道，顺着围绕伯班克机场南界的铁丝网一直朝前开。她向着排列在一起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洛克威尔、洛克希德和诺顿商用飞机制造公司那一带驶去。远远可以看见一幢幢飞机装配库，上方涂着诺顿公司的翼状标记。
她的车载电话响了起来。
“是凯西吗？我是诺玛。你知道开会的事吗？”
诺玛是她的秘书。“我马上就到，”她说道，“会议什么内容？”
“没人知道，”诺玛说，“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马德一直在对工程部的几个头头咆哮着，他决定把事故分析小组的会提前开。”
约翰·马德是诺顿公司的总经理。他以前当过N—22型飞机的项目经理，也就是说是他负责这种型号飞机的生产。他是个铁面无情、偶尔也会疏忽大意的人，但他达到了目的。他娶了查利·诺顿的独生女。近几年来，他在销售方面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这使他在公司内成为权力仅次于总裁的人。是马德提升了凯西，而且是他——
“……你的助手？”诺玛说。
“我的什么？”
“你的新助手。你要我怎样安顿他？他正在你的办公室里等你呢。你没忘吧？”
“噢，对的。”事实是她还真把这事给忘了。诺顿家族的某个侄子想方设法进了质保部。马德把他派给了凯西，这就意味着在以后的六个星期里她不得不把他当孩子似的哄着了。“他怎么样，诺玛？”
“要我说，他乳臭未干，还在淌口水呢。”
“诺玛！”
“他比上次那个好一些。”
这真是白说：上次那个从机翅铰接处掉下来，差点在天线设备架上电死。“好多少？”
“我正在看他的履历表，”诺玛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在通用汽车公司干过一年。他已经在我们公司的市场部呆了一年，对生产一窍不通，你得手把手从头教起了。”
“是啊，”凯西说着叹了口气。马德会要求她把这个人也带到会上去的。“叫这小伙子10分钟后在管理大楼前和我碰头。千万别让他跑丢了，行吗？”
“你是要让我陪他去？”
“是的，你最好陪他去。”
凯西挂上电话，看了看手表。车子缓慢地往前挪动着，还有10分钟才能到工厂。她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敲着仪表板。会议到底谈什么事呢？也许是一场事故，也许是飞机失事。
她打开收音机，想听听新闻里有没有报道。她调到一个访谈台，一位听众打进电话说：“让小孩子穿统一的校服很不公平，这是精英意识和歧视态度在作怪——”
凯西换了个台。
“——企图把他们个人的道德强加在我们其他人身上。我不认为一个胎儿就已经是个大活人了——”
她又换了个台。
“——那些利用传媒进行的攻讦完全来自于那些不喜欢言论自由的人——”
哪个台在播那条新闻呢？她心里想。飞机是坠毁了，还是没有坠毁？
这时她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的身影。每个星期天他做完礼拜从教堂回家后就开始读一大摞从全国各地来的报纸，一边嘴里自言自语道：“这算什么新闻！这算什么报道！”一边就把报纸随手丢在起居室椅子的四周。当然，她父亲是个60年代的报刊新闻工作者。现在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现在，一切都在电视上。电视，还有无线电广播没头没脑的胡吹瞎聊。
她看到了诺顿厂区的大门。她关上了收音机。
诺顿飞机公司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巨头之一。公司是由航空工业巨子查利·诺顿在1935年开创的。二次大战时期，它为美国空军制造了名扬四海的B—22型轰炸机，P—27型天猫式歼击机，还有C—12运输机。近几年，诺顿公司总算安然熬过了那段把洛克希德公司逐出商业航空运输界的艰难时期。现在，它是仅有的四家仍在为全球市场制造大型客机的公司之一。另外三家是西雅图的波音公司、长滩的麦道公司和在法国图卢兹的欧洲联合空中客车公司。
她穿过大片大片的停车场，驶向七号门，在栏杆前把车停下，让安全警卫检查她的身份牌。和平时一样，每回开车进厂，看到厂子里的勃勃生气，看到黄色牵引车拖着一箱一箱的飞机部件穿梭往返，她总感到振奋。这里简直不是个工厂，倒更像是座五脏俱全的小城市，有它自己的医院、报纸，甚至警察队伍。她刚到公司的时候，有6万名职工在这儿干活。经济衰退把这个数字减到了3万，但厂区还是那么宽广，覆盖了16平方英里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制造N—20型双引擎窄体客机、N—22型宽体客机，以及空军使用的KC—22型空中加油机。她已经看得见主要的飞机装配车间了，每座装配车间的长度都超过一英里。
她朝着位于厂区中心的装着玻璃幕墙的管理大楼驶去。她把车停在她自己的车位上，发动机没有熄火。她看见一个貌似大学生的男子，身着休闲外套和卡其裤，系着领带，足蹬平跟便鞋。看见凯西下了车，那小伙子怯生生地向她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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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号大楼晨6时45分
“我是鲍勃·里奇曼，”他说，“是你的新助手。”他的握手显得彬彬有礼，局促拘谨。凯西虽然记不得他到底是诺顿家族男方还是女方的亲戚，但还是认得出诺顿家的特征：家有浮财、父母离异、上过好学校却成绩平平，以及那休想撼得动的优越感。
“我是凯西·辛格顿，”她说道，“上车吧，我们要迟到了。”
“迟到？”里奇曼一边往车里钻，一边说，“现在还没到7点哩。”
“早班6点开始，”凯西说，“我们质保部多数人执行工厂的作息时间。通用汽车公司难道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我不清楚，”他说，“我以前在它的法律部工作。”
“从没去过车间吗？”
“几乎没去过。”
凯西叹口气。和这个家伙一起呆六个星期实在太长了，她心想。“你在市场部的活儿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干了几个月。”他耸耸肩膀，“不过，销售并不真是我感兴趣的事。”
她向南朝宏伟的64号楼开过去，宽体客机就是在这儿总装的。凯西说：“顺便问问，你开的什么车？”
“宝马。”里奇曼说。
“你也许该换辆美国车。”她说。
“为什么？它也是在这儿造的啊。”
“它是在这儿组装的，”她说道，“不是在这儿造的，产品的增加值全落在外国啦。厂里的工人都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他们全是美国汽车工会的会员，他们可不喜欢在停车场里看见一辆宝马车。”
里奇曼朝车窗外看着，“你在说什么啊？我这辆车会出事吗？”
“那是肯定的，”她说，“这帮家伙可不是光说说就拉倒的。”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里奇曼说着压下一个哈欠，“耶稣啊，这会儿还早呢，我们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事故分析小组开会，今天提前到7点钟了。”她说。
“事故分析小组？”
“是的，每一次我们的飞机出什么事的时候，事故分析小组都要碰头开会，分析事故原因和寻找对策。”
“你们多久开一次会？”
“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吧。”
“挺经常的啊？”
你得手把手对他从头教起呢。
“实际上，”凯西说，“两个月一次就算不常开的了。我们每年在全世界各地服役的飞机有三千架呢。这么多飞机在天上飞，总会出点事吧。而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是很认真的。每天早晨我们都和遍布全球的服务代表开一次电话会议。前一天发生的任何造成飞行延误的原因他们都会汇报上来。绝大多数都是小事一桩：厕所的门卡住啦，驾驶舱一盏灯不亮啦。但我们质保部门是要跟踪其原因的，还得做动态分析，然后把这些转告产品售后服务部门。”
“啊哈。”听上去他觉得兴味索然。
“然后，”凯西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让事故分析小组有理由碰头开一次会的问题。这一般得是个严重的问题，影响到飞行安全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今天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马德把会议提前到7点开，我敢打赌这决不是一桩飞机与小鸟相撞造成的事故。”
“马德？”
“约翰·马德在当上总经理之前是宽体客机的项目经理，所以今天的事故可能与N—22型客机有关。”
她停下车，在64号大楼洒下的阴影中把车泊好。灰色的飞机库赫然耸立在他们面前，有八层楼高，将近一英里长。楼前的柏油地面上丢弃着一些可回收处理的耳塞子。工人们干活时戴着耳塞以防被铆枪的噪声震聋。
他们步行穿过边门，进入环绕大楼的内走道。走道上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分布着几台食品自动售货机。里奇曼说：“我们有时间喝杯咖啡吗？”
她摇摇头。“车间里是禁止喝咖啡的。”
“不能喝咖啡？”他嘀咕着，“为什么不行？因为咖啡也是外国货？”
“咖啡有腐蚀性，碰到铝制品会起反应的。”
凯西带着里奇曼进入另一扇门，来到生产车间。
“耶稣啊。”里奇曼说。
正在装配尚未完工的巨型宽体喷气客机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拱形屋顶下，15架处于不同装配阶段的飞机排成长长的两行。她看见迎面的工人们正在机身部分安装货舱门。大肚汉般的机身四周围绕着脚手架。机身背后遍布密林般的安装架。它们都是些漆成浅蓝色的大型装备。里奇曼走到一台安装架下，嘴巴张着仰面望去。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宽，六层楼高。
“真让人吃惊，”他说着，然后用手朝上指着一个宽大的平面，“那是飞机翅膀吗？”
“那是垂直水平安定面。”凯西说。
“什么？”
“就是飞机的尾巴，鲍勃。”
“那就是飞机的尾巴？”里奇曼问。
凯西点点头。“翅膀在那边，”她说着指了指现场的另一头，“它有200码长，差不多是橄榄球场那么长。”
响起了喇叭声。一台高空吊车开始挪动，里奇曼转过身来看。
“这是你头一回到装配现场来吗？”
“是的……”里奇曼转身朝四下里张望。“真让人惊叹啊。”他说。
“它们的确是大。”
“为什么都是暗黄绿色的？”
“我们给所有的结构部件都涂上了环氧树脂，以防止腐蚀。铝质外壳上也覆盖了环氧树脂，这样在装配时就不会把它们弄脏。铝质外壳都是高度抛光的，非常昂贵，所以环氧树脂一直要保留到喷漆阶段才除去。”
“的确和通用汽车公司不一样。”里奇曼一边说，一边还在四下里张望。
“你说得对，”凯西讲，“和这些飞机相比，汽车就让人笑掉大牙啰！”
里奇曼诧异地转身对她说：“笑掉大牙？”
“你好好想想，”她说，“通用的庞蒂亚克牌轿车有五千个部件，一辆车只要两个班就能造出来，也就是16个小时吧，这真算不了什么。而这些东西，”——她指了指他们身旁这架巍然屹立的飞机——“就是完全不同的玩艺儿啦。宽体客机有上百万个部件，装配周期要75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制成品的复杂程度可以比得上一架商业飞机，连差不多的也没有。也没有任何东西这么耐用的。你买一辆庞蒂亚克车，每天都开，一开一整天，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几个月的工夫它就散架了。而我们设计的喷气机要无故障飞行20年，真正造出来以后，实际飞行要达到两倍于这个时间呢。”
“那就是40年，”里奇曼说，“简直不敢相信，你们造的飞机能飞40年？”
凯西点点头。“现在世界各地还有我们造的N—5型飞机在飞呢——我们1946年就停止生产这种型号的飞机了。我们造的飞机里头有的还达到设计飞行年限的四倍——相当于80年的服务期呢。诺顿的飞机可以做到这一点，麦道的飞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没有别的飞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我说的你懂吗？”
“哇。”里奇曼说着，咽下一口唾沫。
“我们把这里称作航空母舰，”凯西说，“这些飞机太大了，很难对它的规模真正有所了解。”她指指他们右边的一架飞机，一些人正在飞机的不同位置上干活，手提应急灯照亮了金属。“看上去没多少人，对吧？”
“是的，没多少人。”
“大约有200名工人现在正在这架飞机上干活——这么多人足以使一条完整的汽车生产线运转起来。不过，这才是我们的生产线上一架飞机的干活人数——我们一共有15架飞机同时在装配。这座大楼里此刻一共有5000人在干活呢。”
年轻人摇摇头，惊讶万分，“看上去没什么人，像是空的嘛。”
“不幸的是，”凯西说，“的确有点空。宽体客机的生产线现在只达到60％的生产能力——其中有三架还是白尾巴的。”
“白尾巴？”
“这是指还没有买主的飞机，尾部没有涂上任何航空公司的标记。我们按最起码的开工率制造飞机，以使生产线运转起来，但我们还没有拿到所需的全部订单。环太平洋地区是经济增长地区，但日本正处在衰退期，日本市场目前没有下任何订单。而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行寿命都变得越来越长，所以眼下生意上的竞争很激烈。就是这么回事。”
她开始顺着一段金属楼梯往上去，走得飞快。里奇曼跟在她身后，脚步声砰砰作响。他们来到一个转角处，然后又上了另一段楼梯。“我告诉你这些，”她说，“这样你就会理解我们要去开的会了。我们造这些飞机真是吃尽了苦头。这儿的人为他们的工作而自豪。所以，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他们是不会高兴的。”
他们到了装配生产线上空一段高高的天桥上，然后朝着一间仿佛是从屋顶上悬吊下来的玻璃房间走去。他们走到门口，凯西把门打开。
“这里，”她说道，“就是我们的作战室。”
作战室晨7时01分
她看出了他眼神里的新鲜感：一大间会议室，里外地板都铺满灰色地毯，室内有一张圆形的塑料贴面会议桌和不少金属管坐椅。墙上覆盖着告示板、地图和工程图。离门最远的那堵墙是玻璃的，透过它可以俯瞰整个装配线。
室内坐着五位穿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一位拿拍纸簿的秘书和穿蓝色西装的约翰·马德。看见马德也在场，凯西着实吃惊不小。总经理是难得来主持事故分析小组碰头会的。从外形上看，马德皮肤较黑，45岁左右，头发朝后梳得光溜溜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随时准备出击的眼镜蛇。
凯西说：“这是我的新助手鲍勃·里奇曼。”
马德站起身说：“鲍勃，欢迎你。”然后他和小伙子握了握手。他朝他难得地笑了一笑。马德随时准备向任何诺顿家的人阿谀讨好，即使是一名侄子辈。这倒让凯西有点纳闷，不知道这小家伙是不是比她原先认为的更重要。
马德把里奇曼介绍给会议桌前的其他人。“这是道格·多赫迪，负责结构和机械部分……”他朝一位45岁左右、腆着大肚皮、面色难看、戴着厚厚镜片的大块头男子做了个手势。多赫迪一直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忧郁之中，说话像是带有一股单调的哀鸣。除了坏消息，或者抱怨每况愈下之外，永远别指望他会说些什么别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打着一根条纹领带，看上去不伦不类；看样子他老婆在他上班前大概是没调理过他吧。多赫迪朝着里奇曼面含悲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位是阮文庄，负责航空电子设备系统……”阮文庄今年30岁，健壮、文雅而持重。凯西很喜欢他。越南人是厂里干活最勤奋的。搞航空电子设备的人都是信息管理系统专家，负责编制飞机的电脑程序。他们代表了诺顿公司的新浪潮：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待人接物更讲究礼貌。
“这位是肯·伯恩，负责飞机的动力部分……”肯满头红发，一脸雀斑，下巴壳朝前努着，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干仗的样子。他因为常常出言不逊和好骂人而恶名在外，厂子里头的人都开玩笑地叫他“好脾气伯恩”。
“罗恩·史密斯，负责电气部分……”罗恩秃顶又胆怯，手指头神经质地摸着衣袋里的钢笔。他的悟性极强，常常让人以为他的头脑中装下了整个飞机的设计图。但他又是那么怕羞，让人看着都替他痛苦。他和生病卧床的母亲一起住在帕萨迪纳。
“这是代表航空公司的迈克·李……”他五十多岁，衣着体面，灰白头发剪得很短；上身穿一件鲜蓝色的法兰绒上装，系着条纹领带。迈克以前当过空军飞行员，是退休准将。现在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驻厂代表。
“拿拍纸簿的这位是巴巴拉·罗斯。”事故分析小组的秘书四十多岁，胖得很。她恶狠狠地盯着凯西，带有公开的敌意。凯西根本就不正眼瞧她。
马德用手指着一把椅子叫小伙子坐下，凯西就坐在他旁边。“第一项议题，”马德说，“我宣布凯西现在负责质保部和事故分析小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考虑到她在处理上一起起飞中断事件时的表现，她从现在起担任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有什么问题吗？”
里奇曼看上去有点犯迷糊，就摇了摇头。马德转身对他解释说：“辛格顿上个月在处理达拉斯市福特沃思机场发生的起飞中断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干得很出色，因此她将负责处理任何来自新闻界对我们的质询，明白吗？”秘书把装订好的文件分发给各位。
“太平洋航空公司545航班，”马德说，“N—22型271号飞机，昨天22点自香港启德机场出发。起飞正常，飞行正常，直至今天早晨飞行员报告飞机遭遇湍流——”
屋子里出现一阵窃窃私语声。“湍流！”工程师们摇着头。
“——是严重的湍流，造成飞行中极端的俯仰偏移。”
“啊——基督啊。”伯恩说。
“这架飞机，”马德接着说，“已经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着陆。我们收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有56人受伤，3人死亡。”
“噢，这太糟了。”道格·多赫迪用一种哀伤的腔调说，两眼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头眨着。“我想这下子我们要被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缠上了。”他说道。
凯西的身体朝里奇曼斜了斜，轻声道：“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通常在发生死亡时才介入进来。”
“但这次不会，”马德说，“因为这是一家外国航空公司，事故又是发生在国际空域。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光是对付哥伦比亚空难就已经够受的了。我们认为他们会放过这件事。”
“湍流？”肯尼·伯恩一边说，鼻子一边呼哧呼哧直响。“有没有确定？”
“没有。”马德说，“事情发生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37000英尺。其他处于相同高度和位置的飞机都没有报告发生气象问题。”
“卫星气象图呢？”凯西问。
“马上就送到。”
“乘客方面怎么样？”她说，“机长有没有宣布遇到湍流？‘系好安全带’的显示灯亮了没有？”
“还没人采访过乘客。但我们得到的初步消息显示没有向乘客宣布遇到湍流。”
里奇曼又犯糊涂了。凯西在她的黄色拍纸本上匆匆涂了几笔，斜过来亮了一下，让他可以看见：没有湍流。
“我们问过飞行员了吗？”阮文庄问。
“没有，”马德说，“航班机组人员赶上一架联运飞机，已经离开了美国。”
“噢，太妙啦，”肯尼·伯恩说着把手里的铅笔朝桌上一扔，“真是太妙啦，出了事就溜啦。”
“等一下，现在，”迈克·李冷静地说，“从航空公司的角度讲，我想我们得承认机组人员的行为是负责的。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任何义务，但他们将面对香港民航当局可能对他们进行的起诉，他们得回去对付这个。”
凯西又写下：航班机组人员不在了。
“我们，啊，是否晓得谁是机长？”罗恩·史密斯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我们晓得了，”迈克·李说着翻了翻他的牛皮笔记本，“他名叫张约翰，45岁，香港居民，有60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专飞N—22型飞机的高级驾驶员，技艺高超。”
“噢，是吗？”伯恩说着在桌子另一头往前欠欠身，“他最后一次换发驾驶证是在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
“哪里？”
“就在这里，”迈克·李说，“在诺顿公司的飞行模拟训练中心，签发人是诺顿公司飞行教官。”
伯恩朝后坐坐，鼻子里头呼噜呼噜响，一脸不高兴。
“我们知道他的训练成绩吗？”凯西问。
“特优，”李说，“你可以核对你们自己保存的成绩记载。”
凯西又写下：不是人为造成的故障（？）
马德对李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和他见一次面，迈克？他愿意和我们驻启德机场的服务代表谈一下吗？”
“我肯定机组人员会合作的，”李说道，“尤其是如果你们能提出书面的问题……我确信十天之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
“嗯，”马德说，有些沮丧，“要那么长时间啊……”
“除非我们和驾驶员面谈一次，”阮文庄说，“不然我们就有麻烦了。事件是在飞机着陆前一个小时发生的。而驾驶舱内的录音机只能储存最后25分钟内的飞行对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舱内录音机一点用处也没有。”
“对。不过你还有飞行数据记录仪呢？”
凯西写下：飞行数据记录仪
“是的，我们有飞行数据记录仪。”文庄说。但这显然没有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凯西知道原因。飞行数据记录仪在圈内人士看来是出了名的不可靠。这种记录仪就是那神秘兮兮的黑匣子，在传媒眼里，它可以揭出飞行过程中的全部秘密。但事实上，它们常常一点作用也不起。
“我会尽力而为的。”迈克·李应承下来。
凯西问：“飞机本身情况怎么样？”
“飞机是新的，”马德说，“服役刚3年。已经飞行4000小时，并执行过900轮飞行任务。”
凯西又写下：一轮等于一个起降次。
“检验情况如何？”多赫迪阴郁地问，“我担心我们得等好几个星期才能得到检验结果……”
“三月份刚做过一次C级检验。”
“在哪儿做的？”
“洛杉矶国际机场。”
“所以，维修工作可能做得很好。”凯西说。
“不错，”马德说道，“根据初步情况，我们还不能把这场事故归因于天气、人为因素或者维修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情况不明，下不了结论。让我们先来做个故障图吧。有什么东西可以造成飞机的这种状况，看上去好像是湍流引起的呢？结构上的吗？”
“噢，那是肯定的，”多赫迪阴惨惨地说道，“前缘缝翼的展开会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将对所有的控制面进行液压功能检验。”
“电子控制系统？”
阮文庄正在信手潦潦草草地做着笔记。“目前，我想知道的是自动驾驶仪为什么没能替代飞行员的操作。一旦我把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数据出来，我就会了解得更多了。”
“电气部分？”
“有可能是潜行电路引起的前缘缝翼展开，”罗恩·史密斯说着又摇了摇头，“我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动力部分？”
“是的，动力部分可能有关连，”伯恩说着，一边用手在他的红头发里挠着。“反向推动装置可能在飞行中打开。这就会造成机头朝下翻转过来。可是如果反向装置真打开了的话，就会有残余损伤。我们将对套轴部分进行检查。”
凯西低头看着自己的拍纸簿。她已经写下了：
结构部分——前缘缝翼展开
液压传动——前缘缝翼展开
电子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仪
电气部分——潜行电路
动力部分——反向推力装置
这基本上就是飞机上所有的主系统了。
“你们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了，”马德站起身，开始整理并把文件归拢好。“我不想再留你们了。”
“噢，见它的鬼去吧，”伯恩说，“我们会在一个月内找出问题所在的，约翰。我想用不着担心。”
“可我担心，”马德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月啊，我们只有一星期的时间。”
桌子四周的人都嚷起来。“一个星期！”
“我的天啊，约翰！”
“好家伙，约翰，你知道事故分析要一个月时间呀。”
“这次不行，”马德说，“上个星期四，我们的总裁哈尔·埃格顿收到了中国的意向书，打算购买50架N—22型客机，另外还可能增购30架期货。首架飞机交付使用是在18个月后。”
大家顷刻之间静下来，个个瞠目结舌。
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一笔向中国大宗销售飞机的买卖已经风传了好几个月。这桩生意被许多新闻报道认为“已是迫在眉睫。”但在诺顿公司内部，没有任何人拿它当真。
“这是真的，”马德说，“我也没必要跟你们说这笔交易的意义。这是一份价值80亿美元的订单，来自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飞机市场。这将会使公司有四年时间满负荷生产。它将使公司以坚实的步伐踏进21世纪。它将为我们开发N—22的改进型和设计新的宽体客机提供资金。哈尔和我都认为，这笔业务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马德把文件装进自己的小手提箱，然后啪地把箱子关上。
“我星期天飞北京，和哈尔会合，与中方代表签署这份意向书。他将会要求了解545航班发生的是什么问题，我最好能把情况跟他说明白，不然的话，他就会掉转身去和空中客车公司签约。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我自己会成为狗屎，这个公司也完蛋啦——今天在座的人一个也别想保住饭碗。诺顿公司的前途全仗着这次的调查分析啦。所以，除了结论，别的我什么也不想听。我要在一周之内拿到结论，明天见。”
他转身走出了房门。
作战室晨7时27分
“真是放狗屁，”伯恩说，“这就是他鼓动人干活的办法吗？”
文庄耸耸肩膀说：“他总是这一套。”
“你们怎么看？”史密斯说，“我是说，这很可能是个了不起的消息呢。埃格顿真从中国搞到意向书了吗？”
“我敢打赌他搞到了，”文庄说，“因为厂子里一直在悄悄地做安排。他们刚刚又建造了一套制造机翼的装备。这套装备马上就要运往亚特兰大。我打赌他已经把这桩买卖弄到手了。”
“不管他搞到了什么，”伯恩说，“我们得好好为自己担点心思才对。”
“这怎么讲？”
“埃格顿从北京得到的也许不过是一点试探性的东西。80亿美元毕竟是一笔大订单，谁本事大谁才能弄到。波音公司，麦道公司，还有空中客车公司，谁不在想方设法要把这笔买卖搞到手？中国人会在最后一分钟才把它交给他们想给的人。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埃格顿心里没底，担心成不了交，没法向董事会交代他怎么丢了这笔大生意，就想转移别人的视线。于是他怎么办？他就把过错推给马德。那么马德又怎么办呢？”
“马德就说成是我们的错，”文庄说。
“对，这个太平洋航空公司航班的事件让他们可以左右逢源了。如果和北京方面成交，他们就是英雄。而要是这笔买卖做不成的话……”
“那就是我们把它断送掉的。”文庄说。
“对，我们就变成毁掉这笔80亿美元生意的罪魁祸首了。”
“好吧，”文庄说着站起来，“我想我们最好去看看那架飞机吧。”
管理大楼上午9时12分
诺顿飞机公司新任总裁哈罗德·埃格顿正在十楼的办公室里，凝视着窗外的厂区。埃格顿是个大块头，在橄榄球队当过攻击型后卫，嘴边老带着微笑，但双眼透着冷漠和戒备。他以前在波音公司工作，三个月前才被请来改善诺顿公司的市场销售。
约翰·马德这时走了进来。埃格顿转过身，双眉紧锁，面对马德。“这场该死的乱子，”他说，“死了几个？”
“3个。”马德说。
“基督啊，”埃格顿说完摇了摇头，“怎么这时候偏偏发生这种事？意向书的事你向调查组吹过风了吗？告诉过他们这有多紧急吗？”
“我向他们通报过了，”
“这个星期能把事情解决吗？”
“我自己主持这个小组的工作。我会把它摆平的。”马德说。
“新闻界怎么样？”埃格顿还是忧心忡忡，“我不想让传媒关系部来处理这事。本森是个酒鬼，记者们都恨他。工程师们又干不了这事，他们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好，老天在上——”
“我已经安排好了，哈尔。”
“你自己出面？我不想让你去和新闻界打交道。怎么能让你去干这种事呢？”
“我明白，”马德说，“我已经安排辛格顿去对付新闻界。”
“辛格顿？那个质保部的女人？”埃格顿说，“我看过你给我的那盘录像带，就是她和记者谈达拉斯机场事件的那盘。她长得很漂亮，但做起事情来还是有板有眼的嘛。”
“对，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人，不是吗？”马德说，“我们要的是诚实无欺和纯美国式的直言不讳。而且她很能即兴发挥，哈尔。”
“她最好是有这种本事，”埃格顿说，“如果那些王八蛋惹什么乱子的话，她就得好好表现表现啦。”
“她会的。”马德说。
“我不想看见任何事情毁了我们和中国的这笔买卖。”
“谁也不想看到，哈尔。”
埃格顿若有所思地朝马德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最好对这事真能放明白些。”他接着又说：“因为我才不在乎你娶了什么人当老婆——如果这笔生意做不成，好多人都会被撵走。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会被碾碎的。”
“我知道。”马德说。
“这女人是你找的，她是你手里的牌，董事会知道这一点。如果她出了任何差错，或者是事故分析小组出了差错，你就完蛋啦。”
“绝不会出什么岔子的，”马德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最好是能控制得住。”埃格顿说着，又掉转身朝窗外望去。
马德走出了办公室。
3
洛杉矶机场21号飞机维修库上午9时48分
蓝色面包车横穿跑道，朝着洛杉矶机场的一排飞机维修库疾驶而去。太平洋航空公司宽体客机的尾翼从最近的一座飞机库的后面突了出来，公司的徽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工程师们一看到这架飞机立刻就激动地交谈起来。面包车径直开进飞机库，然后在机翼下面停住。工程师们从车上鱼贯而下。紧急维修小组已经开始工作，五六名工人上了机翼，系着安全带。趴在上面干活。
“我们上！”伯恩大叫一声，就顺着梯子往机翼上爬。这一喊就像是战斗号令，其他几位工程师跟在他身后往上攀登。多赫迪垂头丧气地落在最后头。
凯西和里奇曼一道下了面包车。“他们都直接去机翼了。”里奇曼说。
“对的。机翼是飞机最重要的部分，结构也最复杂。他们要先看看机翼，然后用肉眼查看一下飞机外壳的其余部分。这是工作的程序。”
“我们上哪儿？”
“去飞机内部。”
凯西走到机头附近，然后爬上通往前舱的航空梯。走到机门处时，她闻到阵阵让人难受的呕吐物臭味。
“耶稣啊。”里奇曼在她身后说。
凯西走进机舱。
她知道在一般情况下，飞机前舱所受的损坏应该最小。但是现在即使在前舱里，有些坐椅背已经折断，扶手与坐椅分了家，散落在走道里。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四分五裂，悬在半空。氧气面罩从顶上吊挂下来，有些已经不见了。地毯上和天花板上都溅了血迹。坐椅上是一摊一摊的呕吐物。
“我的上帝啊，”里奇曼捂着鼻子说，脸色苍白，“这是湍流造成的吗？”
“不，”她说，“差不多可以肯定不是的。”
“那为什么飞行员说——”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她说。
凯西朝前头的驾驶舱走去。舱门敞开，驾驶台似乎情况正常，但所有的飞行记录资料和图纸都不见了。地板上有一只小小的婴儿鞋。她弯下腰去看小鞋的时候，注意到了卡在驾驶舱门底下的一堆扭曲的黑色金属，是一台摄像机。她把它拽了出来，这东西在她手上立时碎成几片，只剩下几块已经不成形的线路板和银色的电动小马达，还有压得粉碎的带盒中散落出来的卷成团的录像带。她把这些交给里奇曼。
“我拿这东西怎么办？”
“保存好。”
凯西开始向机尾方向走去，知道后舱的情况会更糟。这架航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头脑中正在形成一幅图像。“毫无疑问，这架飞机经历了严重的俯仰振荡，也就是飞行中机头的上下剧烈摆动。”她解释道。
“你怎么知道的？”里奇曼说。
“这是造成乘客呕吐的原因。飞机可能偏摆，也可能横滚。但只有俯仰振荡才会引起乘客呕吐。”
“氧气面罩怎么会不见了？”里奇曼又问。
“人们跌倒的时候伸手去抓它。”她说。肯定是这么回事。“坐椅背都折断了——你知道要用多大的力才能折断飞机的坐椅背吗？它在设计时达到抗16个自身重力冲击的水平。乘客在机舱里就像是杯子里头的骰子一样乱撞。从损坏的情况看，这似乎持续了一段时间。”
“多长？”
“至少两分钟。”她说。像这样的事故就足以造成死亡。
经过残破的中配餐室，他们来到了飞机的中舱。这里的损坏更为严重。很多坐椅都折断了。天花板上横着一段又长又宽的血迹。走道上散落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破鞋子、碎布片、儿童玩具。
几名身穿印有“诺顿事故分析小组”字样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舱内收集乘客的个人物品，把它们放进大塑料袋。凯西对一名女工说：“你们找到照相机没有？”
“到现在为止有五六架吧，”女工说，“还有两架摄像机。这儿什么东西都有。”
凯西小心翼翼地避开走道上的污物，继续朝后舱走去。她走过另一个分隔门，进入靠近尾部的后舱。
里奇曼倒吸了一口凉气。
后舱的内部好像被一支巨手狠狠地抽打过。坐椅已被夷平；头顶的行李架塌了下来，几乎碰到地板；天花板已裂成碎片，露出后面的接线和银灰色的隔热层；四处都是斑斑血迹，有些椅面上浸透的血已经发黑；靠机尾的厕所散了架，镜子砸得粉碎，不锈钢的抽屉一个个歪歪斜斜敞开着。
凯西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机舱的左侧，六名救护人员正吃力地托着一个沉重的形体，这个形体裹在一个白色的尼龙网袋里，半吊在行李架旁。救护人员们调整了一下姿势，尼龙网袋跟着变动了位置。突然一个男人的脑袋从网袋里滑落出来——面色死灰，口角大张，两眼无神，几束乱发飘动着。
“噢！上帝啊。”里奇曼说着吓得连忙转身溜了。
凯西走到救护人员身边。死者是一名中年华人。“这里出什么事了？”她说。
“对不起，女士，”一名救护人员说，“我们没法把他弄出来。我们发现他被卡在这儿，箍得死死的。是左腿。”
一名救护人员用手电筒向上照了照。尸体左腿紧紧别在行李架里，直插到窗板上方的隔热层中。凯西使劲地想着飞机这个部位的线路是不是对飞行安全影响重大。“一定小心把他弄出来，”她说道。
她听到从配餐间里传出一名清洁女工的声音：“这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事儿啦。”
另一名女工说：“这东西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要知道就好啦，亲爱的。”
凯西走过去看看她们在谈什么。清扫女工手里正拿着一顶蓝色的飞行员制服帽，帽顶上有一个血迹斑斑的脚印。
凯西伸手接过帽子。“你在哪儿找到它的？”
“就在这儿，”清洁女工说，“就在机尾配餐室。这儿离驾驶室也太远了，不是吗？”
“是的。”凯西翻来覆去地看着手里的帽子。帽檐上方绣着银色的机翼，正中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黄色圆形图案。这是驾驶员的帽子，上面镶着机长的标志。所以这顶帽子也许属于后备机组，如果这架飞机载有后备机组的话。但她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
“噢，我的天呐，这实在太可怕了。”
她听见一个特别单调的声音，抬头看见结构工程师道格·多赫迪大步走进了后舱。
“他们是怎么把我的漂亮飞机弄成这个样子的？”他痛苦不堪地呻吟着。然后他看到了凯西。“你清楚这是怎么搞的，对吧？这根本不是湍流，他们玩的是海豚跳水的把戏。”
“可能。”凯西说。“海豚跳水”是表示飞行中一连串不断俯冲和爬升的术语，就像海豚从水里跳出来再钻下去那样。
“噢，是的，”多赫迪黯然神伤地说，“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失去了控制。可怕啊，真可怕啊……”
一名救护人员说：“多赫迪先生？”
多赫迪望过去。“噢，”他讲道，“这家伙就是卡在这儿的吗？”
“是的，先生……”
“你是不会知道的，”他泄气地说着，朝近处挪了一步。“这里是后舱壁。这一带是对飞行安全至关重要的各个机上系统交会的地方——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他的脚？”
“是的，先生。”他们给他照亮。多赫迪推了推尸体，尸体捆得牢牢的，吊在安全网袋里晃了一晃。
“你们能把他托住吗？好的……谁能拿把刀子或是什么工具来吗？你们也许没有，不过——”
一名救护人员递给他一把剪子，多赫迪开始剪起来。银灰色的隔热层碎片飘落到地板上。多赫迪不停地剪着，他的手飞快地移动着。最后他停下来。“好啦。他没碰上A59号线路，也没碰着A97号线路。他离液压管线还远着呐，离电子控制盒也还有段距离……好吧，我看他一点儿也没伤着飞机。”
救护人员们托着尸体，直盯着多赫迪。其中一个说：“我们能把他割下来吗，先生？”
多赫迪还在聚精会神地望着。“你说什么？噢，那当然。把他割下来。”
他向后退了一步。救护人员用一把大型金属锯在飞机上部比划了一下，然后把锯子斜插进行李架和天花板的连接处，一下就把它锯开。塑料部分断开时发出一声巨响。
多赫迪扭转身。“我不能看，”他说，“我不忍心看着他们毁了我这美丽的飞机。”他回头朝机头方向走去。救护人员愣愣地看着他走开。
里奇曼回来了，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他指着窗外问道：“翅膀上那些家伙在干什么？”
凯西弯下腰，透过舷窗看着机翼上的工程师们。“他们正在检查前缘缝翼。”
“前缘缝翼是干什么的？”
你得手把手对他从头教起啰。
凯西说：“你知道空气动力学吗？不知道？那好吧。飞机之所以能飞起来，取决于它的两只机翼的形状，机翼看似简单，”她解释道，“但实际上它是飞机上最复杂的部分，制造所需时间也最长。机身部分就简单多了，只不过是好几段圆桶铆接在一块儿而已。至于机尾，那只是带有控制平面的一个固定的直立舵。而机翼却是一件艺术品。每只机翼差不多有200英尺长，牢固得令人难以置信，能够承受起整个飞机的重量。与此同时，它的设计制造误差绝不能超过百分之一英寸。”
“形状，”凯西说，“是最最重要的。它的顶部是弧形的，底部则是平坦的。这就是说，越过机翼顶部的空气，它的流动速度更快些，而且根据伯努利定理——”
“我上的是法学院。”他提醒凯西说。
“伯努利定理是说，空气流动速度越快，它的压力就越小。所以，流动中的空气压力比它周围的空气压力要小，”她说，“由于越过机翼顶部的空气移动速度更快，它就产生了一个真空区域，从而将机翼向上吸抬。机翼的强度足以承受机身的重量，这样整架飞机就被提升起来。飞机之所以能飞就是这么个道理。”
“好吧……”
“那么现在，有两个因素决定产生的升力有多大——机翼在空气中的移动速度和曲度。曲度越大，升力也越大。”
“好的。”
“当机翼在飞行中快速移动时，比如说达到零点八个马赫数时，它就不需要多大的曲度。实际上它只要差不多平直的就可以了。但是当飞机移动比较缓慢时，比如说在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机翼就需要较大的曲度以保持升力。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延展机翼的前后部分——翼后的阻力板和翼前的前缘缝翼——来提高曲度。”
“前缘缝翼就像是阻力板，但是位于翼前？”
“对。”
“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它们。”里奇曼说着朝窗外看。
“小飞机就不要这东西，”凯西说，“不过这架飞机满载的时候有七十五万磅重。这么大的飞机就必须有前缘缝翼。”
在他们继续朝舷窗外观察的时候，第一部分缝翼向前展开了，然后朝下倾斜。站在机翼上的人都两手插着口袋看着。
里奇曼说：“前缘缝翼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因为，”凯西说道，“造成所谓‘湍流’的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前缘缝翼打开。你记得吧，在巡航速度下，机翼应该是平直的。如果前缘缝翼打开了，飞机就会变得不稳定。”
“那么前缘缝翼的打开是怎样造成的呢？”
“驾驶员的误操作，”凯西说，“这是通常的原因。”
“不过假定这架飞机的驾驶员特别优秀呢？”
“是的，假定的话。”
“而且如果这不是驾驶员的误操作呢？”
她迟疑了一会儿。“有一种情况被称为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这就是说前缘缝翼在没有警示的情况下自动打开。”
里奇曼皱皱眉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
“据说这是可能发生的，”她说道，“但我们认为在这架飞机上是不可能的。”她打算以后再和这个小伙子详谈，而不是现在。
里奇曼还是双眉紧锁。“如果不可能，那他们干吗还要检查呢？”
“因为我们不能绝对排除。我们的任务是检查一切。也许这架特定的飞机就有这种问题。也许控制线路装配得不合适。也许液压传动装置的电气部分出了故障。也许是邻近传感器失灵。也许航空电子控制系统的密码受到干扰。我们将对每个系统都进行检查，直到找出问题的原因。而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四个人挤在驾驶室里，俯身检查控制台。文庄有这个型号飞机的驾驶许可证，所以坐在机长的位子上。肯尼·伯恩坐在右边副驾驶的座位里。文庄正在一样一样地检查控制系统的功能——阻力板、前缘缝翼、升降舵、转向舵。
凯西和里奇曼站在驾驶舱外。她说：“文庄，你有什么发现？”
“什么也没有。”文庄答道。
“我们什么也没找到，”肯尼·伯恩说，“这只大鸟跟新的一样。飞机什么问题也没有。”
里奇曼说：“照此看来，恐怕最终也许还是湍流造成的吧。”
“滚你妈的湍流去吧，”伯恩说，“谁说的？是那小子吗？”
“是我。”里奇曼说。
“把这小子给我赶出去，凯西。”伯恩说着扭头瞥了他一眼。
“湍流，”凯西对里奇曼说，“是驾驶台上出问题时随意乱编的理由。湍流的确会出现。在很久以前，飞机有时遇到湍流而颠簸得很厉害。但如今，湍流严重到造成伤亡的情况还是极其罕见的。”
“为什么？”
“因为有雷达，伙计，”伯恩抢白道，“商业飞机现在全部装备了气象雷达。飞行员完全能够看到前方的气候变化并且避开它。而且还有飞机之间的通讯设备。如果一架和你处于同一高度的飞机在你前方二百英里处遇到恶劣天气，你马上就会知道，这样你就可以改变航线。所以，遭遇严重湍流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里奇曼对伯恩说话的腔调觉得不快。“我不晓得，”他说，“我乘飞机遇过湍流，很颠——”
“你见过有人死在飞机上吗？”
“那，不……”
“见过有人从坐椅里被甩出来吗？”
“没有……”
“见过受重伤的吗？”
“没有，”里奇曼说，“我没见过。”
“那就对喽。”伯恩说。
“不过肯定还是有可能——”
“可能？”伯恩说，“你以为就像在法庭上，什么都有可能？”
“不，但是——”
“你是个律师，对吧？”
“是的，我是律师，但是——”
“那好，有件事你现在就得弄明白。我们不是在这儿搞什么法律，法律是一大堆臭狗屎。而这是一架飞机。它是一台机器。要么它出了什么问题，要么就什么问题也没有。根本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问题。所以你干吗不闭上你的臭嘴，让我们干活儿？”
里奇曼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但嘴上还挺硬，不肯放弃。“好的，”他说，“如果不是湍流，就得有证据——”
“对极了，”伯恩说，“看看‘系好安全带’的提示灯吧。飞行员遇到气流颠簸时，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系好安全带’的提示灯，并且做出口头广播通知。所有的人都扣好安全带，就不会有人受伤。而这家伙根本就没通知过乘客。”
“也许是提示灯坏了。”
“往上看。”只听叮的一声，他们头顶上方“系好安全带”的提示灯就亮了起来。
“也许广播没有——”
伯恩提高了嗓门。“没有响，没有响。你最好还是相信它工作正常吧。”广播啪的一声关上了。
飞行标准地区办事处胖乎乎的巡视官丹·格林来到飞机上，因为刚从金属梯爬上来而气喘吁吁。“嗨，伙计们，我给你们搞到了许可证，可以把飞机拖到伯班克去啦。我猜你们准是想把它弄回厂子里去。”
“是的，我们是想。”凯西说。
“嗨，丹，”肯尼·伯恩叫起来，“你应该留住机组人员。”
“天啊，”格林说道，“我的人飞机停下不到一分钟就赶到了站桥门口，机组居然已经开溜了。”他转身问凯西：“死人都弄出去了？”
“还没呐，丹，有个人卡得死死的。”
“我们已经抬走了两具尸体，严重的伤员都送到西区的几家医院了。这是他们的名单。”他把一张纸交给凯西，“只有几个人还在机场临时诊所里？”
凯西问：“还有几个没走？”
“六七个吧。包括两名女乘务员。”
凯西问：“我能和他们谈谈吗？”
“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格林说。
凯西说：“文庄，还要多久？”
“我想至少一小时吧。”
“那好，”她说，“那我开车去了。”
“把那个乳臭未干的讨债鬼律师也带走。”伯恩说道。
洛杉矶国际机场上午10时42分
面包车开出之后，里奇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天啊，”他说，“他们总是这么友好吗？”
凯西耸耸肩膀。“他们是工程师嘛。”她说道。她心里想：他指望什么呢？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工程师们也许打过交道。“从感情上看，他们都只是13岁的男孩子，还停留在稚气未脱的时代，刚刚开始和女孩子交往，他们都还在玩玩具呢？他们的社交技巧差得远了，衣着也极不讲究——但他们绝顶聪明，受过良好训练，待人接物似乎傲慢无礼，圈外人是绝对休想和他们玩到一块儿的。”
“尤其是律师……”
“任何人都休想。他们就像是国际象棋高手，决不愿浪费时间和业余选手去玩的，他们现在又正处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你不是工程师？”
“我吗？不是。再说，我是个女人。况且我又是质保部的，三个原因加在一块儿使我更算不上什么了。现在马德又让我去充当事故分析小组和新闻界之间的联络官，这更是火上浇油。工程师们都对新闻界恨得要死。”
“新闻界会对这事感兴趣吗？”
“也许不会吧，”她说，“这是一家外国航空公司，死的又是外国人，事故也不是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再者，他们手上没有现场的录像资料，他们不会把这当成一回事的。”
“可是事情似乎非常严重……”
“是不是严重并不是标准，”她说，“去年一年共计发生过25起涉及实质性机体损坏的事故，其中23起发生在美国以外。你还记得哪一起呢？”
里奇曼皱了皱眉。
“发生在阿布扎比的坠机事件不是造成了56人的死亡吗？”凯西说，“印度尼西亚的飞机失事不是死了200人吗？波哥大事件不是死了153人吗？你还记得这其中的哪一桩呢？”
“不，”里奇曼说，“但亚特兰大事件呢？”
“这不错，”她说，“一架DC—9型飞机在亚特兰大出过事。死了多少人？一个没有。伤了多少人？还是一个没有。那为什么你记得住这次事故呢？因为夜里11点播过这次事故的新闻片。”
面包车离开飞机跑道，驶出铁丝网门，上了大街。他们打个弯上了塞帕维达大道，朝着远处的圣迪奈拉医院开去。
“不管怎么说，”凯西讲，“我们现在有别的事要关心。”她递给里奇曼一个录音机，把小话筒别在他的西装翻领上，然后向他交代她打算怎么办。
圣迪奈拉医院中午12时06分
“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长着络缌胡须的男人怒气冲冲地说。他名叫贝内特，四十来岁，是盖斯牛仔裤公司的分销商；他是去香港视察加工厂的；他每年去香港四趟，每趟来回都乘坐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飞机。他现在坐在临时医务所用帘子分隔开的小格子间的病床上。他的头部和右臂缠上了绷带。“飞机差点摔碎，这就是发生的情况。”
“我知道了，”凯西说，“我想知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他问。
她把名片递给他，再一次做了自我介绍。
“诺顿飞机公司？你们和这事有什么关系？”
“这架飞机是我们公司造的，贝内特先生。”
“那臭玩艺儿？去你的，女士。”他把名片扔还给她，“给我从这儿滚出去，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贝内特先生——”
“滚吧，快滚出去！滚出去！”
走出帘子围成的小格子间后，凯西看着里奇曼。“我是善于和人们打交道的。”她凄然地说。
凯西走到下一个格子间外，脚步停下来。她听见帘子后头有人急急地说着汉语，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然后是一个男人回应的声音。
她决定不进去，再朝下一张床走去。她拉开帘子，看见一个女人睡着了，脖子上围着个塑料颈撑。格子间里一名护士抬起头，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他们别出声。
凯西又朝下一个格子间走去。
这间里是个女乘务员，28岁，名叫梁凯依。她的脸上和脖子上有一大块擦伤，皮肤发糙发红。她坐在空床边的一张椅子里，手上翻着一期半年前的《时尚》杂志。她解释说，她留在医院为的是陪陪郝莎燕，她也是一名乘务员，就在隔壁的格子间里。
“她是我表妹，”她说，“我怕她伤得很厉害，他们不让我在隔壁陪她。”她的英语说得很好，带有不列颠口音。
凯西自我介绍后，梁凯依看上去胡涂了。“你是代表厂家的吗？”她说，“一个男人刚来过……”
“什么男人？”
“一名华人，他几分钟前还在这儿的。”
“这事我也不清楚，”凯西皱着眉头说，“但是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
“当然可以。”她把杂志放在一边，两手交叉摆在腿上，泰然自若。
“你在太平洋航空公司工作多长时间了？”
三年了，梁凯依回答说，到太平洋航空公司之前，她在国泰航空公司工作过三年。她一直是飞国际航线的，她解释说，因为她有语言能力，英语、法语和汉语都好。
“事故发生时你在什么位置上？”
“我在中部配餐间，就在公务舱后面。”飞行乘务员们当时正在准备早餐，她解释说。大约是清晨5时，也许刚过几分钟。
“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开始爬升，”她说，“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当时正在摆放饮料。饮料瓶开始从手推车上往下滑落。紧接着，飞机又陡然往下栽。”
“你怎么办？”
她毫无办法，她解释说，只能设法稳住自己。飞机几乎是直直地栽下去。所有的食品和饮料全翻倒了。她想这一栽大约持续了10秒钟时间，不过她不能肯定。接着又是一阵爬升，陡极了，然后又直陡陡地倒栽下去。第二次往下栽的时候，她的脑袋撞上了隔板。
“你失去知觉没有？”
“没有，失去知觉发生在后来我脸擦伤的时候。”她指指自己的伤口。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她说她不能确定。她记不大清了，因为配餐间另一名乘务员焦小姐跌下来正压在她身上，两人都摔倒在地板上。“我们能听见乘客们的叫喊，”她说，“当然，我们也看见他们倒在走道上。”
她说，“后来飞机又平飞了。她能站起来帮助乘客。当时的情形非常糟糕，尤其是在后舱，许多人受伤，许多人在流血，极为痛苦。乘务员都吓呆了，我表妹郝小姐也晕了过去，她一直在机尾的配餐室，别的空姐们也全都心烦意乱，死了三名乘客，当时的情景真让人绝望。”
“你做了些什么？”
“我找到急救药箱，赶忙救护乘客们。然后我就去了驾驶舱。”她想看看机组人员是否都安然无恙。“我想告诉他们副驾驶在后舱的配餐室受了伤。”
“事故发生的时候，副驾驶正在后舱配餐室？”凯西说。
梁凯依眨了眨眼。“替班机组的副驾驶，是的。”
“不是当班机组的副驾驶？”
“不，是替班机组的副驾驶。”
“你们机上有两个机组？”
“是的。”
“机组换班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三个钟头以前吧，是在夜里。”
“受伤的副驾驶叫什么名字？”凯西问。
她又犹豫了一下。“我……我不能确定。我以前没和这个替班机组一起飞过。”
“我明白了，你到了驾驶室后……”
“张机长已经控制住了飞机。机组也是惊魂甫定，所幸没有人受伤。张机长告诉我他已经请求在洛杉矶紧急降落。”
“你以前和张机长一道飞过吗？”
“飞过的。他是个很好的机长，非常优秀，我很喜欢他。”
这种好话说得太多了吧，凯西心里想。这个女乘务员开始的时候很镇定，现在似乎变得心神不宁。梁瞥了凯西一眼，然后又朝别处望去。
“驾驶舱遭到破坏没有？”凯西问。
女乘务员皱着眉头在想。“不，”她说，“驾驶舱里各方面都很正常。”
“张机长有没有说什么别的？”
“说的。他说他们碰上了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她说，“他讲那是引起振荡的原因，现在情况得到了控制。”
啊哈，凯西心里想，这不会让那些工程师们高兴的。但凯西对女乘务员使用技术术语很在行的样子感到迷惑不解。她认为，一名飞行乘务员是不大可能知道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这类行话的。不过，也许她只是在重复机长说的话。
“张机长说没说前缘缝翼展开的原因？”
“他只是说了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
“我知道了，”凯西说，“你知道前缘缝翼的控制器在什么位置上吗？”
梁凯依点点头。“它是位于机长和副驾驶坐椅之间的中央控制杆上的一个小柄。”
完全正确，凯西心想。
“你当时注意过那只小柄吗？就是你在驾驶室的时候？”
“是的，它当时正处在上推锁定的位置。”
凯西再一次注意到这些专门术语。驾驶员会说上推锁定，乘务员说得出吗？
“他还说过什么别的？”
“他对自动驾驶仪的状况感到不安。他说自动驾驶仪老是试图切入，取代人工驾驶。他说，‘我不得不和自动驾驶仪争夺控制权。’”
“我明白了，张机长当时情绪怎样？”
“他很镇定，和平时完全一样。他是非常优秀的驾驶员。”
梁的眼睛紧张失措地闪烁着，放在腿上的双手绞在一起。凯西决定稍等片刻。这是经验老到的问话人的一个小计策：让谈话对象自己打破沉默。
“张机长出身于一个优秀的飞行员世家，”梁凯依说，“他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是飞行员，他儿子也是飞行员。”
“我知道了……”
飞行乘务员再次陷入沉默。她停顿片刻，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又把头抬起来。“就是这些，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事吗？”
来到格子间外头，里奇曼说：“这不就是你说过的不会发生的事吗？非指令性前缘缝翼展开？”
“我没说过这事不可能发生。我只说过我不相信这事可能发生在这架飞机上。如果发生了，那它提出来的问题就大大多于它回答的问题。”
“自动驾驶仪是怎么回事——”
“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她说着走进了下一个格子间。
“那时大约是6点钟。”艾米莉·詹森说着摇了摇头。她是个30岁左右、身段苗条的女人，面颊上有道青紫色的淤伤。她大腿上睡了个婴儿，身后的床上躺着她丈夫，一个金属颈架撑在他双肩上，直托住他的下巴。她说他的下巴骨折了。
“我当时刚给孩子喂过奶，正和丈夫说话。然后我听见一种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一种隆隆声，我当时以为是从翅膀里传出来的。”
不好，凯西想。
“于是我朝窗外看，看到了飞机翅膀。”
“你看见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吗？”
“没有，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我想那声音也许发自引擎，但引擎也很正常。”
“当时早晨阳光在哪一边？”
“在我这边，从我这边照进来。”
“那么飞机翅膀上也有阳光？”
“是的。”
“阳光反射到你身上？”
艾米莉·詹森摇摇头，“我真不记得了。”
“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没有？”
“没有，根本没有。”
“机长广播通知没有？”
“没有。”
“我们再回到这个声音上来——你说这个声音是隆隆声？”
“像是这种声音，我不知道我是听见的呢，还是感受到的。它几乎像是一种震颤。”
“这种震颤持续了多长时间？”
“几秒钟吧。”
“5秒钟？”
“更长些，我要说10秒钟或12秒钟吧。”
一种关于飞行中前缘缝翼展开的标准描述，凯西心里想。
“好，”她说，“后来呢？”
“飞机开始朝下栽。”詹森用她的手掌比划着，“就像这样。”
凯西不停地记着笔记，但她不再是真在听了。她正在试着要把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连接起来，从而努力决定工程师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已经没有疑问，两位目击者的叙述都和前缘缝翼展开相一致。首先是12秒钟的隆隆声——打开前缘缝翼所需要的准确时间——接着会发生的是机头微微上翘，然后是海豚跳水式的剧烈俯仰，机组试图使飞机稳定下来。
真是一团糟啊，她心里想。
艾米莉·詹森正在说：“因为驾驶舱门是开着的，我能听得见各种警报声，还有用英语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是事先录好的。”
“你记得他们说些什么吗？”
“听上去好像是在说‘失落……失落’，像这种声音。”
这是失速警告，凯西想。录音警告提示机正在说的是“失速，失速”。
见鬼。
她和艾米莉·詹森在一起又呆了几分钟，然后退了出来。
到了走廊里，里奇曼说：“隆隆声就意味着前缘缝翼打开了吗？”
“可能的。”她说着。她现在变得心慌意乱，她想赶快回到飞机那儿去，和工程师们好好谈谈。
她看见一个矮壮的灰发男人，正从远处走廊的一个格子间里走出来。她惊讶地认出那是迈克·李。她感到有满腔的怒火要发泄：航空公司的代表究竟和乘客们在谈什么呢？这是很不恰当的行为。李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公干的。
她想起来梁凯依说过的话：一个华人刚才在这儿的。
李朝他们走过来，直摇头。
“迈克，”她说，“看见你在这儿我很吃惊。”
“为什么？你应该给我发块奖牌才对，”他说道，“有几个乘客正在考虑打官司，我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迈克，”她说，“你在我们之前先和机组人员谈了话。这是不对的。”
“你们想什么，以为我给他们灌故事？见鬼，他们给我讲故事才对。到底出了什么事，这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了。”李盯着她看，“我很遗憾，凯西，545号航班出现了非指令性的前缘缝翼打开。这就是说，你们的N—22型飞机还是不过关。”
走回面包车的路上，里奇曼说：“他什么意思，你们还有问题？”
凯西叹口气，现在再瞒着也没什么道理了。她说：“我们在N—22型飞机上发生过几次因前缘缝翼打开而造成的事故。”
“等一等，”里奇曼说，“你是说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和这次不一样，”她说，“我们从没发生过严重受伤的事。不过，是的，我们的前缘缝翼出过问题。”
4
途中下午1时05分
“事情第一次是四年前在飞往圣胡安的一次航班上发生的，”凯西在他们开车返回机场的路上说，“前缘缝翼在飞行中打开了。起初我们以为这仅是一次极反常的现象，可是在后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又发生了两起。在事故调查中我们发现，每次前缘缝翼打开都发生在机组换班后驾驶室内的活动时段，或者是在驾驶员设定下段航程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情况。我们最后才意识到前缘缝翼的控制手柄被机组人员碰松了，或者被敲了一下，或者被制服袖子裹住了——”
“你在开玩笑吧。”里奇曼说。
“没有，”她说，“我们给这个控制手柄装上了一个锁槽，就像汽车变速器上的停车制动闸。可是尽管做了这个槽，手柄还是会偶尔松脱下来。”
里奇曼以一种检察官的怀疑表情紧盯着她看。“所以N—22型飞机确实有毛病。”
“这是一种新型飞机，”她说，“任何一种新飞机刚出来的时候都会有毛病的。你不可能造出一台有成百万个部件的机器而没有一点瑕疵。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缺陷。第一步我们设计，然后对设计进行检测，然后是制造，再后是试飞。就这样也还会有毛病。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毛病。”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每当我们发现一种毛病，我们就向航空公司发去一份称作服务告示的应急方案，上面列出了我们推荐的维修办法。但是我们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威。有的航空公司执行，有的不执行。如果问题继续存在，联邦航空局就会采取行动，向航空公司发出一份飞机是否适航的指令，要求它们在规定时间内修理好仍在服役的飞机。每种型号的飞机都或多或少有这种特别签署的指令。我们为诺顿公司与别的公司相比，得到的这类指令最少而感到自豪。”
“真像你说的这样吗？”
“你可以去查嘛，它们全都存在俄克城的档案里呢。”
“什么地方？”
“所有发出的适航性指令都存在俄克拉荷马城联邦航空局技术中心的档案处里。”
“所以，你们的N—22型飞机也有一份这种适航性指令？你告诉我的是这个吗？”
“我们发出过一份维修告示，建议各航空公司在手柄上安装一个金属铰链盖子。这就是说，机长在打开前缘缝翼之前必须先把这个盖子打开。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像往常一样，有的公司照这样做了，有的没有。于是联邦航空局就发出了一份适航性指令，规定必须强制执行，这是四年前的事。打那以来，这类事只发生过一次，而且发生在一家印度尼西亚的航空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安装这个盖子。联邦航空局只能要求美国的公司执行，但是在外国……”她耸了耸肩，“航空公司爱怎么干都可以。”
“是吗？这就是全部事实吗？”
“这就是全部的事实，事故分析小组进行了调查。在飞机中安装金属盖子后，N—22型飞机再也没出过前缘缝翼的问题。”
“到这次为止。”里奇曼说。
“你说得对，到这次为止。”
洛杉矶国际机场飞机维修库下午1时22分
“你说是什么？”肯尼·伯恩说着在545号的驾驶舱里吼起来。“他们说是什么？”
“非指令性前缘缝翼打开。”里奇曼说。
“噢，该死的，”伯恩说着开始从驾驶坐椅里往外爬，“真是放狗屁，一派胡言。嗨，臭小子律师，进来。看见那张椅子吗？那是副驾驶的座位，坐进去。”
里奇曼迟疑着。
“快过来，臭小子律师，给我坐进去！”
里奇曼笨手笨脚地从驾驶舱的人缝中挤过去，坐进右边副驾驶的坐椅里。
“好的，”伯恩说，“你坐在里头舒服吗，臭小子律师？你不会碰巧是个飞行员吧？”
“不是。”里奇曼说。
“好的，那好。那你现在坐好了，一切准备就绪，飞机要飞了。现在，你看着正前方，”——他指着面前正对着里奇曼的控制面板，面板上包括三个四英寸见方的显示屏——“你面前的三个彩色屏幕，一个是基本飞行显示，一个是导航显示，左边这个是系统显示。那些小小的半圆形代表每个不同的系统。目前都是绿色，表示一切正常。现在再往你脑袋上方看，顶上是仪表盘。所有的灯都是灭的，这也表示一切正常。除非发生问题，否则这些灯是不亮的。现在，你左边是我们叫做基轴的东西。”
伯恩指的是两张坐椅之间一个突出的盒状结构。基轴的长槽里有六个小手柄。“现在，从右往左，依次是阻力板-前缘缝翼控制器、连接发动机的两个油门、扰流器、制动器和推进器。前缘缝翼和阻力板是由那个离你最近的手柄控制的，上面现在有一个小金属盖。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里奇曼说。
“好的，弹开盖子，接通前缘缝翼。”
“接通……”
“就是把前缘缝翼的手柄扳下来。”伯恩说。
里奇曼打开盖子，使劲要移动手柄。
“不，不。抓紧手柄，朝上推，然后向右扳，再向下扳。”伯恩说，“就像汽车的变速挡一样。”
里奇曼用手指包住手柄，先向上抬，横移，再拉下。远远传来嗡嗡声。
“好的，”伯恩说，“现在，看看你的显示屏。看见那个琥珀色的‘前缘缝翼打开’的指示灯吗？它告诉你缝翼正从前缘伸出。明白吗？完全打开要12秒钟。现在它们已经出来了，指示灯变白并显示‘前缘缝翼’。”
“我看见了。”里奇曼说。
“好的。现在把前缘缝翼收起来。”
里奇曼按与刚才相反的程序操作了一遍：把手柄抬起，向左移，然后向下拉到锁定位置，把盖子盖住手柄。
“这个，”伯恩说道，“就是指令性打开前缘缝翼。”
“清楚了。”里奇曼说。
“好，现在让我们来演示一次非指令性前缘缝翼打开。”
“我怎样做呢？”
“随你怎样做都行，小子。第一步，用你的手敲它。”
里奇曼把左手伸到某座，然后抽打手柄。但是盖子护住了手柄，什么情况也没发生。
“来啊，敲打盖子。”
里奇曼来来回回敲打金属盖，一下比一下重，但还是什么事也没有。金属盖护住了手柄，前缘缝翼的手柄向上锁得死死的。
“也许你可以再试试用胳膊肘敲打一下，”伯恩说，“或者试试用这个写字夹板来砸也行，”他说着从两个座位之间扯出一个写字夹板，递给里奇曼，“接着来，狠狠地砸。我正想弄出个事故来。”
里奇曼用写字夹板狠命地砸，砰砰地砸在金属盖上。然后他把写字夹板翻过来，用它的边沿来推挤，手柄还是纹丝不动。
“你还想继续试吗？”伯恩说，“也许你已经开始知道这里头的名堂了吧？这根本不可能，臭小子律师。有这个盖子盖在那儿是弄不动的。”
“也许盖子没在呢。”里奇曼说。
“嗨，”伯恩说，“这想得好。也许你有本事碰巧把盖子砸开来。用你的写字夹板再试试，臭小子律师。”
里奇曼用写字夹板插在盖子的边缘往里撬，但盖子的曲面很光滑，写字夹板直往下滑，盖子还是盖得严严的。
“这样干是不可能的，”伯恩说，“连偶然性也没有。那么，下面你还怎么想？”
“也许盖子已经开了。”
“好主意，”伯恩说，“盖子开着的时候，飞行员是不准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又能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呢？来，把盖子打开。”
里奇曼打开盖子，翻过铰链，手柄露了出来。
“好，臭小子律师，敲吧！”
里奇曼用写字夹板敲手柄，一下一下敲得很用力。但由于是从侧面敲击，翻起的盖子还能起到保护作用。写字夹板还没砸到手柄，就先碰到盖子。这样来回好几次，盖子受到震动冲击，又翻落下来。里奇曼只好停下来，把盖子翻过去，然后再继续敲打。
“也许可以用你的手再试试。”伯恩提议。
里奇曼试着用他的手掌用力猛击。只片刻工夫，他的手掌就红了，手柄纹丝不动，仍旧锁得死死的。
“好，”他说着往椅背一靠，“这下我明白了。”
“这是干不成的，”伯恩说，“这是不可能的。非指令性前缘缝翼打开在这种飞机上根本不可能。”
多赫迪在驾驶舱外说：“你们几个家伙的闲事办完了吗？因为我得要把记录仪都取出来，我要回家了。”
从驾驶舱出来以后，伯恩碰碰凯西的肩膀说：“能谈谈吗？”
“当然。”她说。
他领着她朝飞机后头走，到了别人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地方。他朝凯西靠近一点，然后说：
“你了解那小子吗？”
凯西耸耸肩膀。“他是诺顿家的亲戚吧。”
“还知道什么？”
“是马德把他派给我的。”
“你有没有对他进行过调查？”
“没有，”凯西说，“如果是马德派过来的，我估计他还行吧。”
“那好吧，我和市场部的朋友们谈起过，”伯恩说，“他们都说他是个鬼鬼祟祟城府极深的家伙。他们还说，千万别对他麻痹大意。”
随着电钻发出金属嗡嗡声，驾驶室的地板被打开，露出一串一串的线路和小盒子。
“天啊。”里奇曼呆呆地望着说。
罗恩·史密斯正在指挥操作，一只手紧张地在自己光秃秃的脑瓜上挠着。“对了，”他说，“把嵌板向左移。”
“我们这架飞机上有多少个盒子，罗恩？”多赫迪问。
“有152个。”史密斯说。凯西知道，随便再换个谁，要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得先把厚厚一沓工程图纸翻个遍才行，可是史密斯把电路系统背得滚瓜烂熟。
“我们现在先把哪个拽出来？”多赫迪问。
“先把驾驶舱的录音机取出来，再取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仪。如果有快速存取记录仪，就把它也取出来。”
“你都不知道有没有快速存取记录仪？”多赫迪说着拿他逗乐。
“这是选购件，”史密斯说，“那是由客户决定要不要的东西。我想他们是不会装的。在N—22型飞机上，这个玩艺儿通常是装在尾巴上的。刚才我找过，没找到。”
里奇曼看上去迷惑不解，他转身对凯西说：“我还以为他们在找黑匣子呢？”
“我们是在找。”史密斯说。
“有152个黑匣子？”
“噢，见鬼，”史密斯说，“这架飞机上到处是黑匣子，我们现在只是在找那几个主要的——10到12个特别重要的永久性存储器。”
“永久性存储器。”里奇曼重复道。
“说对了。”史密斯说完后转身朝地板上趴下身去。
下面留给凯西去解释了。公众对一架飞机的概念是它是一台巨型的机械装置，带有控制升降的滑轮啊手柄啊一类的东西。在这架大机器里有两个神奇的黑匣子，记录了飞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就是新闻节目中总是谈个没完没了的那种黑匣子。所谓“驾驶舱记录仪”实际上只是个非常结实的录音座，它循环往复地在磁带上记录下飞行过程中最后半个小时里驾驶舱中的对话。“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仪”存储了飞机飞行状态的详细情况。这样调查者在飞机发生事故后就能了解飞行情况。
但是对飞机的这种概念就大型商业客机而言是很不精确的，凯西解释说。商业客机上几乎没有什么滑轮、手柄一类的东西——的确，极少有任何形式的机械系统。差不多一切都是液压的和电动的。驾驶舱中的飞行员无须靠肌肉的力量去移动副翼或者是阻力板。相反，机上的装置很像汽车上的动力转向装置，飞行员通过推动操纵控制杆和踏板，送出电脉冲来开动液压系统，移动控制舵面。
事实上，一架商用飞机是由一个极为先进复杂的电子网络控制的——十几套电脑系统由数百英里长的线路连接在一起。有的电脑负责飞行管理，有的负责导航，有的管通讯。电脑控制着发动机、舵面，以及舱内的环境。
每个电脑系统又控制着一串子系统。于是导航系统管着着陆系统、遥测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避免空中相撞系统、临近地面警示系统等等。
在这个复杂的电子环境中，安装一台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仪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所有的指令都已经电子化了；它们只是进入记录仪，然后被录在磁性介质上。“一台现代的数字式飞行记录仪每秒钟可以记录下飞行中的80个独立的飞行参数。”
“每秒？这东西有多大？”里奇曼问。
“就在那儿。”凯西说着朝前一指。罗恩正从无线电设备隔架中拉出一个外表漆着黄黑条子的小盒。它的大小与一个大鞋盒子差不多。他把这个盒子放在地板上，又换上一个新的，供飞机飞回伯班克机场时使用。
里奇曼弓下身子，抓住一个不锈钢的把手，把记录仪拎了起来。“很重啊。”
“它的外包装是抗坠毁的，”罗恩说，“这小玩艺儿本身真正的重量也许只有六盎司吧。”
“别的匣子呢？它们是怎么回事？”
凯西说，其他的匣子存在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维修。因为这架飞机的电子系统太复杂了，所以有必要在飞行出现故障时对每个系统的状况进行监控。每个系统在永久性存储器中跟踪它自身的运行情况。
他们今天将从八个永久性存储器里信息：储存飞行计划和飞行员个人资料的飞行管理电脑、管理航空汽油燃烧和动力的数字式引擎控制器、记录空中速度，飞行高度和超速警告的数字式空中数据电脑……
“好的，”里奇曼说，“我想我明白了。”
罗恩·史密斯说：“要是有了快速存取记录仪，这些就一个也不需要了。”
“快速存取记录仪？”
“那是另一种帮助维修的设备，”凯西说，“飞机着陆后，维修人员需要上飞机来快速读取上段飞行中出现的任何不正常情况。”
“他们不好去问驾驶员吗？”
“驾驶员会报告问题的，但作为一架结构复杂的飞机，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未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对任何一个系统，例如液压系统，总是留有一个备份，通常情况下有两个备份。这两个备份中的故障在驾驶舱内可能显示不出来。于是维修人员上了飞机，找到快速存取记录仪，让它立刻吐出前段飞行的数据。他们迅速得到数据图表，可以当场进行修理。”
“但是这架飞机上没有快速存取记录仪吗？”
“显然没有，”她说，“它不是必备件。联邦航空局的规定中只要求配备驾驶舱录音机和数字式飞行数据记录仪，而快速存取记录仪是选购件。看来航空公司并没有在这架飞机上安装它。”
“至少我没找到它，”罗恩说，“不过它可能安装在任何部位。”
他跪在地板上，两手撑地，俯身看一台手提式电脑，电脑连在接线板上。数据在屏幕上一行一行地流动显示出来。
“这看上去好像是从飞行控制电脑中出来的数据，”凯西说，“绝大多数故障出现在事故发生的那段航程。”
“你们是怎样解读这些数据的？”里奇曼问。
“那不是我们的事，”罗恩·史密斯说，“我们只是把它复制下来，把它带回诺顿。数据分析部的小伙子们把它输进主机，再转换成飞行图像。”
“但愿如此，”凯西说着直起腰板，“还要多久，罗恩？”
“10分钟，顶多了。”史密斯说。
“噢，肯定是的，”多赫迪在驾驶舱里说，“顶多10分钟。噢，那是少不了的。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我本打算避开交通高峰，但现在我猜想是躲不过去了。今天是我孩子的生日，我不能在家参加生日晚会，我老婆饶不了我。”
罗恩·史密斯笑起来。“你还能想到什么别的糟糕的事儿吗？”
“噢，没错。麻烦还多着呐，蛋糕里头有沙门氏杆菌，所有的小孩都中了毒。”多赫迪说。
凯西朝舱门外看，维修人员都从机翼上爬下来了。伯恩正在结束对发动机的检查。阮文庄正在把飞行数据记录仪朝面包车上搬。
是回家的时候了。
就在凯西开始从梯子上往下走时，她发现三辆诺顿公司保安部的面包车停在机库的角落里。大约20名保安人员正站在飞机周围和机库的各个位置上。
里奇曼也注意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着指指那些保安人员。
“我们总是派保安看守飞机，直到飞机被送回工厂。”她说。
“警卫很多啊！”
“是的，不错。”凯西耸耸肩膀，“这架飞机很重要啊。”
但是她注意到警卫人员全都带着随身武器。凯西记不得以前见过武装的警卫。洛杉矶国际机场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有任何必要让警卫人员携带武器。是吗？
64号大楼下午4时30分
凯西步行穿过64号楼的东北角，经过建造机翼的巨型装备。这些装备穿插挺立在蓝色脚手架中，离地面足有20英尺高。尽管这些装备的体积和小公寓楼差不多大小，但它们被精确地校准在千分之一英寸的误差范围之内。在这些装备构成的平台上，80名工人此刻正在来回走动，装配着飞机的机翼。
她看见右边有几组工人正把工具往木箱里装。“那是什么？”里奇曼问。
“看上去像是轮转件。”凯西说。
“轮转件？”
“就是备用工具。如果前一套出毛病，我们就把备用的一套送到装配线上去。我们制造的这批工具是为和中国的那笔交易做的准备。机翼是消耗工时最多的部分，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在我们亚特兰大的厂区里建造机翼，然后运到本地来总装。”
她看见站在木箱旁干活的人群里有一个穿衬衫打领带、袖子卷得高高的身影。那是唐·布鲁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本地区的主席。他看见凯西，和她打个招呼，就朝这边走过来。他的手指轻轻弹了一下。凯西明白他的意思。
凯西对里奇曼说：“我有点事，等一下在办公室见你。”
“那是谁？”里奇曼问。
“我回办公室和你碰头。”
布鲁厄朝这边走近，里奇曼还停在那儿没动。“也许你需要我留下，并且——”
“鲍勃，”她说，“快离开这儿。”
里奇曼不情愿地掉转身朝办公室走去。他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张望。
布鲁厄和凯西握了握手。工会主席个头很矮，身体健壮。他以前当过拳击手，鼻梁骨曾被打断。他说话声音很轻。“你晓得，凯西，我一直很喜欢你的。”
“谢谢，唐，”她说道，“我也是这样的。”
“你在车间的那几年里，我一直对你很照顾的，让你省了不少麻烦。”
“我知道这些，唐。”她说完后就等着。布鲁厄这个人讲话爱兜圈子是出了名的。
“我总是认为，凯西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有什么问题吗，唐？”她说。
“和中国的这笔生意有问题。”布鲁厄说。
“什么样的问题？”
“交易补偿的问题。”
“那又怎么样呢？”她说着耸耸肩膀，“你知道，一笔大买卖总是要有补偿的。”近些年来，飞机制造商们被迫把部分生产制造任务交给海外那些购买飞机的国家去做。一个订购50架飞机的国家有权要求得到这种补偿，这已经是一种标准的程序了。
“我知道，”布鲁厄说，“不过，在以往，你们这些人总是把机尾的部件，也许是机头，也许是飞机的内部装修送到外头去做。仅仅是些部件。”
“这没错。”
“而我们现在正在装箱的这些设备，”他说，“是制造机翼的。装运的司机兄弟们告诉我们说，这些箱子并不是去亚特兰大的——它们是去上海的。公司打算把机翼给中国做了。”
“我不知道合同的细节，”她说，“但我怀疑这——”
“机翼，凯西，”他说，“那是核心技术啊。从来没有人放弃机翼的。波音公司不会干的，谁也不会这么干的。你把机翼给了中国人，你就把手里的王牌都给人家了。人家也就不会再需要你了。他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建造下一代飞机。10年之后，这儿所有人就全失业了。”
“唐，”她说，“我会调查这件事的。但我不相信机翼会是补偿协定的一部分。”
布鲁厄把两手一摊说：“我告诉你这确实是真的。”
“唐，我会帮你查实的。但这会儿我正在忙这个545号的事，而且——”
“你没在听我说，凯西。咱们地方工会遇上这个问题了。”
“我理解这事，不过——”
“是个大问题啊，”他停顿片刻，看着凯西，“懂吗？”
她当然懂。厂里生产线上的工人全都是工会会员，他们绝对控制了生产。他们可以磨洋工，请病假，破坏工具，以及制造各式各样无法追查的麻烦。“我会和马德谈的，”她说，“我敢肯定他是不会想看到生产线上出问题的。”
“马德自己就是个大问题。”
凯西叹了口气。她心里想，这真是典型的误传。和中国的这笔生意是埃格顿和市场销售部做的。马德是管生产的总经理。他管理着厂子，和销售是不搭界的。
“我明天会来找你的，唐。”
“那感情好，”布鲁厄说，“我现在跟你说，凯西，从个人角度讲，我是很不情愿看到任何事情发生的。”
“唐，”她说，“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不，”布鲁厄连忙说，一副感情受到伤害的表情，“别误会。可是我听说，如果545号的事不迅速解决的话，它将会毙了这桩和中国做的买卖。”
“这倒是真的。”
“你是事故分析小组的发言人。”
“这也不错。”
布鲁厄耸耸肩膀。“所以我现在对你讲，反对这笔生意的情绪很是激烈了。有些人对这事已经非常冲动。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请一个星期的假出去避避。”
“我不能这么干，我正在忙着调查。”
布鲁厄看着她。
“唐。我会去和马德谈机翼的事，”她说，“但是我必须去完成我自己的工作。”
“要是那样的话，”布鲁厄把手放在她胳膊上说，“你就真得自己当心了，宝贝儿。”
5
办公大楼下午4时40分
“不，不，”马德一边说，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真是胡说八道，凯西。把机翼送到上海去生产，这根本不可能。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发疯了吗？这样干公司就完蛋了嘛。”
“可是布鲁厄说——”
“卡车司机工会和汽车工人联合会是穿连裆裤的，就是这么回事。厂子里头谣言满天飞，你也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还记得吗？有一次他们相信复合材料会让人失去生育能力，结果这些混账家伙一个月都不愿来上班。可那不是真的，这次也不是真的。这些装备是运往亚特兰大的，”他说，“而且理由很充分。我们在亚特兰大制造机翼，这样一来，佐治亚州的那位参议员就不会在我们向进出口银行申请大笔贷款的时候，老是找我们的茬了。这也算是为佐治亚州那位上了年纪的参议员搞的一项就业工程吧。明白了吗？”
“既然如此，最好有人把这事捅出去。”凯西说。
“基督啊，”马德说，“他们全都知道这事啊。所有的管理层会议，工会代表都来旁听的呀。通常就是布鲁厄本人嘛。”
“可是他并没有参加和中国的谈判。”
“我会和他讲的。”马德说。
凯西又说：“我想看看补偿协定。”
“一旦定下来，你会看到的。”
“我们到底给他们什么？”
“机头的一部分，还有尾翼面，”马德说，“和我们给法国的一样。见鬼，我们不可能给他们别的什么了，他们也没有能力造别的。”
“布鲁厄谈到要干涉事故分析小组的工作，为的是阻止这笔和中国的交易。”
“怎么干涉？”马德皱皱眉头说，“他威胁你了吗？”
凯西耸耸肩膀。
“他说了什么？”
“他建议我去休一个星期的假。”
“哦，我的上帝啊，”马德双手一扬说道，“这太荒唐了。我今晚就和他谈，向他说清楚，别担心这事。只管全力干好你的工作，行吗？”
“好的。”
“谢谢你的提醒，我来帮你处理这事。”
诺顿公司质保部下午4时53分
凯西乘电梯从九楼下到她自己办公室所在的四楼。她在脑海里又重温了一遍刚才和马德的会面，确信马德没撒谎。他勃然大怒的样子像是真的，不像是装出来的。的确如马德所说，厂子里头始终是谣言满天飞。两年前，有一个星期的光景，工会的人都来看她，焦虑地问她：“你感觉怎么样？”过了好几天她才听说厂里风传她得了癌症。
这次也只是谣传。又一个谣传吧。
她沿着走廊向自己办公室走去。走廊的墙上陈列着历史上闻名遐迩的诺顿飞机照片，每张照片上的飞机前都站着个名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一架载他去雅尔塔的B—22型飞机；埃洛尔·弗林和一伙笑眯眯的姑娘们站在N—5型飞机前；亨利·基辛格在一架1972年带他去中国的N—12型飞机上。这些照片因年代久远而泛深褐色，传递出一种久经沧桑之感，并且表现了公司多年以来的稳定发展。
她打开通向自己办公室的门。这是一扇嵌有毛玻璃窗的门，上头镶着凸字：“质量保障部。”她走进一大间开放式的办公大厅。秘书们正坐在一个一个小隔间里工作。行政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顺墙边一溜排开。
诺玛坐在桌旁。她是个体格粗壮的女人，头发染成蓝色，嘴上叼着支香烟，看不出有多大年龄。在大楼里抽烟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但诺玛不理这一套，想抽就抽。她在公司干的时间长得超过任何人。据传闻，那张埃洛尔·弗林的照片上的那几个姑娘中就有诺玛。那还是50年代，她正和查利·诺顿打得火热。这些流言蜚语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她是个有根底的人。在公司内部，很多人待她都有点儿敬而远之，即使马德也对她有几分戒心。
凯西说：“我们收到些什么啦，诺玛？”
“跟以前一样的惊惶恐惧吧，”诺玛说，“电传满天飞。”说着她把一叠文件递给凯西。“驻香港的代表来了三次电话找你，不过他现在已经回家了。驻温哥华的代表半小时前来过电话。你现在可能还和他联系得上。”
凯西点点头。驻各主要航空公司的飞行服务代表这时候纷纷想了解情况，这一点也不让她吃惊。这些代表本身是诺顿公司的雇员，是派到航空公司工作的。各家航空公司对这次事件现在可能都很担心。
“让我再看看还有什么，”诺玛说，“华盛顿方面目前很紧张。他们已经听说欧联航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给空中客车公司捞好处了。下面这个太让人吃惊了。驻杜塞尔多夫的代表要求确认事故是飞行员误操作引起的。驻米兰的代表要求给他通消息。驻阿布扎比的代表要求去米兰一星期。驻孟买的代表听说是发动机事故。我已经向他讲清楚了。还有，你女儿告诉你她不需要毛衣。”
“不得了。”
凯西拿着传真件回到办公室。她发现里奇曼正坐在她的写字台旁。他吃惊地抬起头，赶紧从椅子里站起来，“对不起。”
凯西说：“诺玛没有给你找到一间办公室吗？”
“找到了，我有一间办公室了，”里奇曼说着绕过写字台走来，“我正在，啊，正在想，你叫我拿这东西怎么办呢。”他举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他们在飞机上找到的摄像机。
“我拿着。”
他把摄像机交给她。“那现在干什么呢？”
她把一叠电传件朝办公桌上一丢。“我要说你今天的事已经办完了，”她说，“明早7点到这儿。”
他走了。凯西坐进椅子里。一切和她离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但她注意到了写字台第二个抽屉关得不很严实。里奇曼翻过她的写字台吗？
凯西拉开抽屉，看到几个电脑磁盘，还有文具和剪刀，小盘里有几支粗头记号笔。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没有人碰过，但还是……
凯西听见里奇曼走了，就走到厅里诺玛的办公桌前。“那小家伙，”她说，“刚才坐在我办公桌后头。”
“我告诉你，”诺玛讲道，“这小讨厌鬼刚才还支使我去给他倒咖啡。”
“真让我吃惊。难道市场销售部没向他交代过？”凯西说，“他在他们那里呆过好几个月哩。”
“事实上，”诺玛说，“我刚才和那边的琼谈过，她说他们那边几乎就没见过他。他老是在外头出差。”
“出差？一个新来的毛头小伙，一个诺顿家的亲戚？市场销售部根本就不会让他去出差的。他去了什么地方？”
诺玛摇摇头。“琼也不知道，你要我给差旅办公室打个电话查查吗？”
“是的，”凯西说，“我要。”
回到办公室后，她拿过写字台上的塑料袋，把它打开，从摔碎的摄像机里取出录像带，然后把带子放在了一边。接着她拨吉姆的电话号码，想和爱丽森谈谈，结果电话的另一头是答录机的声音。她什么口信也不留便把电话挂上了。
她翻看着电传件。唯一让她感兴趣的一份是驻香港的服务代表发来的。和往常一样，他总是动作比别人慢一拍。
发电人：里克·拉科斯基，驻香港服务代表
收电人：凯西·辛格顿，伯班克诺顿 质保部/事故组
据太平洋航空公司今天报告，545号航班，N—22型271号飞机，外国登记号098/443/HB09执行香港至丹佛飞行任务途中遇湍流颠簸，高度37000英尺，约在5时24分，位于北纬39度/西经130度。乘客与机组数人受轻伤。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降落。
附去飞行计划及乘客与机组人员名单。请速回电。
电传件后面附了四页乘客和机组人员名单。她粗粗扫了一眼机组名单：
张约翰 机长 51年5月7日
刘湛平 副驾驶 59年3月11日
杨礼宅 副驾驶 61年9月9日
格哈德·雷曼 副驾驶 49年7月23日
亨利·马昌德 工程师 69年4月25日
张汤玛 工程师 70年6月29日
沈若柏 工程师 62年6月13日
张海丽 乘务员 77年5月12日
秦琳达 乘务员 76年5月18日
南茜·莫丽 乘务员 75年7月19日
梁凯依 乘务员 72年6月4日
约翰·怀特 乘务员 70年1月30日
张慕维 乘务员 77年4月1日
郝莎燕 乘务员 73年3月13日
焦燕 乘务员 76年11月18日
金海丽 乘务员 75年10月10日
崔波 乘务员 76年11月18日
张谊 乘务员 74年1月8日
这真是一支国际化的机组，包机公司机组大多是这样的。香港的机组人员多数在英国皇家空军中飞过，受过极为良好的训练。
她数了数人名，一共是18人，包括7名飞行员。这么庞大的飞行机组严格来讲是没有必要的。N—22型飞机的设计飞行只需两名飞行机组人员，一个机长、一个副驾驶就足够了。但是亚洲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迅速扩展业务。一般来讲，它们保持较大的机组规模是为了得到额外的培训时间。
凯西继续翻阅。下一份电传是驻温哥华的飞行服务代表发来的。
发件人：S.涅托，驻温哥华服务代表
收件人：C.辛格顿，质保部/事故组
仅供参考：TPA545航班机组人员乘TPA832航班返程途中自洛杉矶飞抵温哥华。副驾驶刘湛平因未经确诊的头部创伤下飞机后送往温哥华当地急救。副驾驶已在温哥华总医院昏迷，详情待告。TPA545航班其余机组成员今天过境飞返香港。
这名副驾驶受了重伤。事故发生时他一定在飞机尾部。他们发现的那顶帽子就是这个人的。
凯西口授了一份回电给驻温哥华的代表，叫他尽快和那名副驾驶见上一面。她又口授一份回电给驻香港的代表，建议他在张机长返港后立刻与他会面。
诺玛呼叫她。“那小家伙的情况还没弄清楚。”她说。
“怎么回事？”
“我和差旅办公室的玛丽亚谈过了。他们并没有给里奇曼做过安排。他的差旅费是从公司的一笔特别开支中开销的，这是一个预算外保留给出国任务的账目，不过她听说这家伙领的出差费大得吓人。”
“有多大？”凯西问。
“她不知道。”诺玛叹口气说，“不过我明天要和会计处的伊芙琳一起吃午饭。她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
“好的，谢谢你，诺玛。”
凯西又回头看桌上的电传件，剩下的都是有关其他事情的：
联邦航空局出证办公室史蒂夫·扬来电询问去年12月坐椅垫阻燃试验的结果。
三菱公司来电询问N—22型宽体客机头等舱内五英寸显示器烧毁之事。
N—20型飞机维修手册修订清单（MP06—62—02）
虚拟现实快速显示器修改定型通知，两天后样机将发来试用。
霍尼威尔公司发来备忘录，通知所有编号为A—505/9至A—609/8的飞行数据采集系统的D—2电气总线将予以更换。
凯西叹了口气，继续工作。
格伦代尔晚7时40分
到家时她已觉得很累了。没有爱丽森叽叽喳喳充满生气的说话声，房子里就显得空荡荡的。凯西累得不想烧饭，就走进厨房喝了一杯酸奶。爱丽森那些五彩缤纷的绘画用胶带贴在冰箱门上。凯西想打个电话给她，可是马上就到她该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如果吉姆现在正哄她睡觉，她可不想去打扰他们。
她也不想让吉姆以为她是在监督他。那是两人之间搞得最不愉快的一点。他老是疑神疑鬼地觉得凯西在监督他。
凯西走进浴室，打开淋浴龙头。她听见电话铃响，就回到厨房去接电话。也许是吉姆吧。“喂，吉姆——”
“别犯傻啦，你这条母狗，”一个声音在说，“你想找麻烦，那你就会遭殃。什么事都会发生。我们现在正在看着你呢。”
咔哒一声电话断了。
她站在厨房里，手中还握着电话。凯西一直以为自己头脑冷静，但此刻她的心怦怦直跳。挂上电话时，她强迫自己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晓得这种事有时候会发生的，她听说过别的副总裁夜里接到过恐吓电话。但这过去从没在她身上发生过，此刻她对自己那么害怕而感到吃惊。她又深深地吸了口气，想不把它当一回事。她端起没喝完的酸奶，盯着瓶子看，又把它放下。她突然意识到她正一个人单独呆在房子里，所有的窗帘都是开着的。
她走进客厅，把四周窗户上的窗帘关上。她走到前窗，朝外头街上看。在街灯光下，她看见离房子很近的地方停着一辆蓝色轿车。
车里坐着两个人。
她可以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清清楚楚地看见两个人的面孔。她就这样站在窗边，两个人远远地盯着她看。
见鬼！
她走到前门，把门拴好，又用安全链条把门锁死。她把防盗警报器推上去。在她往下按密码时，她的手指发抖，显得很狼狈。然后她啪的一声关上客厅灯，身体紧贴墙壁，朝窗外窥视。
两人还在车里，他们正在交谈。就在她观望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朝她房子这边指了指。
她回到厨房，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着，找出一瓶辣椒喷液。她把保险盖拧开，然后用另一只手一把抓过电话，拖着线进了客厅。她一边盯着两人，一边给警察局打电话。
“格伦代尔警察局。”
她报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有人把车停在我家房外，他们从一大早就来了，我刚接到一个恐吓电话。”
“好的，女士。把门锁好，如果有警报器就推上去。我们的一辆警车已经上路。”
“请快点。”她说。
街上，那两个人从车子里钻了出来。
而且他们正朝她的房子走来。
他们的衣着很随便，上身是马球衬衫，下身是奔裤，但看上去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两人先是一道往前走，然后分开。一个人径直走向草坪，另一个绕向房子背后。凯西感到她的心脏在胸膛内怦怦乱跳。后门锁上没有？她抓牢辣椒喷液瓶，回到厨房，把灯关掉，接着穿过卧室到了后门。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她看见有个人站在外头巷子里。他警觉地四下张望。然后他的眼光转过来盯着后门。凯西蹲下身子，轻轻用链子把门扣死。
她听见轻微的脚步声离房子更近了。她朝上看墙上的警报器，警报器上有个小键盘，小键盘上有个红色的按钮，标着“紧急”的字样。如果她摁一下，警报器就会尖啸起来。那会把他吓跑吗？她不敢肯定。警察现在到底在哪里？过了多久啦？
她意识到自己不再听见脚步声了，于是就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直到可以从门窗的底角看到外头。
那人现在正离开巷子，接着他转身绕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街上。
凯西身体趴得低低的跑回到房子前部的餐厅里。另一个人已经不在她的草坪上了。她吓坏了：他在哪儿？第二个人出现在草坪上，斜着眼瞟着她家，然后回身朝汽车那边走去。她看见头一个人已经在车子里了，坐在乘客的位子里。第二个人打开车门，上车坐在方向盘后头。不消片刻，一辆黑白相间的警车在蓝色轿车后面停下。轿车里的两个人好像很吃惊，但坐在那儿一动没动。警车打开聚光灯，一名警官从车上下来，警惕地往前走。他和轿车里的那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两个人就下了车。他们——警官和轿车上下来的那两个人——一道朝凯西家的前门走来。
她听见门铃声，就过去开门。
一名年轻的警官说：“女士，你名叫辛格顿吗？”
“是的。”她说。
“你在诺顿公司工作？”
“是的，我是在……”
“这两位先生是诺顿公司保安部的，他们说他们正在保护你。”
凯西说：“什么？”
“你愿意看看他们的证件吗？”
“是的，”她说，“我愿意。”
警官照着手电，两个人掏出他们的皮夹子给她看。她认出诺顿公司保安部的证件。
“我们很抱歉，女士。”一名保安说，“我们以为你知道，我们接到指示每隔一个小时都要检查你的家，这行吗？”
“行，”她说，“这很好。”
警官对她说：“还有别的事吗？”
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于是轻声说了谢谢，回到家里。
“一定把门锁好，女士。”两名保安彬彬有礼地说。
“是啊，我家房前也有人停车，”肯尼·伯恩说，“把玛丽吓坏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劳资谈判还要过两年嘛。”
“我要给马德去电话。”她说。
“每个人都受到保护，”马德在电话上讲，“我们小组有名成员受到工会的恐吓，我们把详情通知了保安部，别为这事担心。”
“你和布鲁厄谈过了吗？”她说。
“是的，我向他解释清楚了，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话传到下面去。在这之前，每个人都会受到保护。”
“好吧。”她说。
“这是一种防备措施，”马德说，“仅此而已。”
“好的。”她说。
“好好睡一觉。”马德说着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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