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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幸福观念
大家都知道威尔士写的《时间机器》。在该书中，机器的主人在时间上能作过去和未来的旅行，能洞察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的景象。但人们却总是意识不到在今天不通过周游世界也能获得威尔士设想的许多好处。一个欧洲人，如果他到过纽约和芝加哥，他就等于看到了未来，因为假如欧洲能够平安地度过这段经济危机，它将要走向的未来大概就是现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样子。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欧洲的过去。我听说，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18世纪的情形。如果乔治·华盛顿能够返回到今天的地球上来，看见自己创建的国家，将会极度地困惑不解，但对英国他的惊讶也许会小一些，对法国将更小些；除非他去中国，否则就找不到真正回家的感觉。当他的亡魂在中国游荡时，他会第一次看见仍旧信仰“生命、自由加幸福的追求”的人们，看见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人们一样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的人们。而且我想，不用很长时间，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西方文明包括南美洲文明，除俄国以外的欧洲文明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土的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一切使西方区别于东方的特征在美国最为显著、最为进步。我们习惯于把进步看作是公认的东西：总要毫不迟疑地假定过去一百年间发生的变化肯定是趋向于变好，而且日后的变化也会确定无疑地趋向于更好。在欧洲大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所造成的后果给这种自负的信念以沉重打击，人们回过头去把1914年以前看作是黄金时代，而且认为大概在几个世纪以内也不会回到那一时代。在英国，对于这种乐观主义的冲击要小一些，在美国那就更小。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把进步看作公认的概念的人来说，访问中国之类的国家，也许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个国家仍然停留在我们150年前的那种情形中，因此看了这个国家我们就会们心自问，把他们的情形同我们现在的情形加以比较，我们是否有了什么真正的进步？
正如人人皆知的那样，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早于耶稣500年就已经盛极一时的孔子学说之上的。孔子像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一样，不相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相反，他相信在远古时，统治者是贤明的，人们的幸福所达到的程度，是衰落的今天徒自称羡而又难以企及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荒谬的。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它使孔子像其他的古代导师一样，志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维持一种最好的水平，而木是总去争取新的成功。在这一点上，孔子比任何古今之人都要成功。时到今日，他的人品一直铭刻在中国文明当中。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只占它现在的一小部分，而且分裂为许多相互谋战的诸侯国。在最近的300多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了现在版图上的中国，而且领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直到最近50年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中国尽管遭受过野蛮民族的入侵——即蒙古和满洲人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还有或长或短时期的混乱和内战，但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有关的艺术、文学和教化的生活方式却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由于同西方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思想相接触，这一思想体系才开始衰落下来。
一个具有如此坚韧能力和久存不灭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必定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它并非一种像我们所理解的宗教一词那样含义的宗教，因为它不是同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连结在一起的。它纯属于一种伦理体系。但它作为一种伦理学并不像基督教的伦理学那样，它并不使得一般的人感到太高，以至于实行不了。孔子的学说本质上很与存在于欧洲十八世纪的“绅士”的陈旧观念类似。我只要引证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正如任何一个道德说教者必定做的那样，孔子也讲了许多关于义务和德行等等问题，但他决不强迫人们去做有悼于自然和自然感情的事。下述谈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予证之。’ZLI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在一切事情中都是执其两端，取乎中庸的，即使在德行上，也是如此。他不认为我们应该以善报恶。有一次人家问他：“你觉得以善报恶的准则怎么样？”他回答说：。’‘那么，你对于善该如何报答呢？所以你还不如以不正直报不正直，以善报善。”以善报恶的道德准则来自于与孔子同时代的中国道家思想，后者更类似于基督教学说。道家创始人老子（他被认为比孔子年长一代）说：‘对于行善的人我是善的；对于不善的人我也是善的，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向善。对于诚实的人我以诚待之，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也以诚待之，其目的不外乎使他们也能变得诚实。即使某个人不对，怎么能说抛弃他是对的呢？要以仁慈来回报别人对我的伤害。”老子还有些话同马太福音中耶稣登山时对众人说的那些话有些极为相似之处。如，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被看作是国家的圣人的不是老子而是孔子，这正是中国的特殊之所在。虽然道教得以保存了下来，但它主要作为一种法术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中流传。它的学说，在那些有着丰富的统治经验的皇帝看来，是渺不可及的，而孔子的学说显然可以被看作一种减缓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老子宣扬一种清静无为的学说，例如他说：“放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但中国的统治者自然喜欢孔子的自制、仁爱和礼让这些道德准则，如果能够把它们同更加重要的善结合起来，就会是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最希望的结果。在中国，决不会象现在所有白种人的国家中那样，两种伦理体系并存，一种是理论上的，另一种是实践上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国人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而是说他们都有如此行动的希望，而且对别人也有着同样的希望。然而，在信仰基督教伦理学的国家中，其伦理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对于这个罪恶四溢的国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是太好了，以至于根本不能达到。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是虽然人们加以宣扬但却不付诸实践的，二是人们付诸实践但口头上很少宣扬的。基督教象摩门教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该死的亚洲。在最初的几百年中，它同样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色彩的来世说。依此看来，不抵抗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一旦基督教成了强大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的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对其教义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有的原文，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之于君主”，则受到他们的极大欢迎。今天，在工业制度的竞争的影响下，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不抵抗主义，人们都会投之以鄙弃，对于所有的人，人们都希望他们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强有力的道德就是以奋斗获取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适用于国家，同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以外，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软弱和愚不可及的。
中国人既不采纳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纳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则认为这些情况很少出现；而我们认为正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能够被认为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则十分常见。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于战争中或事业上的胜利者，他们并不过于称羡。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羡的是学问而非别的什么3其次，与学问常常相关的是对文雅和礼貌的称羡。过去，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于那些在考试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在中国并不存在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的例外，他的每代族长都袭有爵位——所以，学问就享有在封建时的欧洲世袭的显赫贵族一样的尊荣，而且这种尊荣如此令人尊敬，以至于连学问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种尊荣。但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其义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受西方的影响，中国人才开始学会了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等比以前的道德说教更为实用的学问，年轻的中国人——即受过欧洲一整套教育的学生——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因而也许很难再对古老的传统特一种足够尊敬的态度。但大多数现代人，除少数例外，仍然保留着中庸、谦让和敦厚的气质。再经过几十年的西方比和受日本影响，这些品质是否还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成了强大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显得懒惰而又温顺。当然，说他们懒，这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真的。他们不是像俄国人那样的懒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在劳动时雇主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勤劳。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由于不工作也会感到厌烦，也不是由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动感才投入工作。只要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善生活，依此为生已足够。他们在闲时的娱乐能力是很强的——看戏、聊天、鉴赏古玩或在优美的环境中信步游荡。在我们看来，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过于轻松乏味；我们更尊重那些整天往办公室跑的人，哪怕他们在办公室中的所作所为是为害非浅的也罢。
居留于东方的白种人也许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自从我认识中国以后，我就大体上把懒惰看作是人们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品质之一。虽然我们可以靠努力做好某些事情，但人们难免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是否真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表现出来的技艺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这些技艺一方面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奢侈豪华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作战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相互残杀。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部分用于教育、卫生以及其他有益的事，其余部分则用于战争。在今日的美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才用于有益的事业。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其国家收入的开支比例情况比美国更加糟糕c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从未如此完善过的警察制度，其职能部分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但部分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还未有过这类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了，既不能生产汽车，又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国民，又不能杀害别国的国民；他们的警察太无能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而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令人惊奇。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与普通西方人的眼光加以对比，人们便立刻可以发现两点显著的差别：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某个有益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二点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著名外籍中国学者基尔主教授在吉尔福特讲演讯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在其讲演的结尾讲道，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原罪说。正统基督教的传统学说——直到最近，远东的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仍在宣传——是说，所有的人生来就带着罪恶，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只有白种人才会有这种罪恶，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甚至祖宗正在地狱中遭受折磨，他们就会怒不可遏。孔子曾经说过，人是生而性善的，如果他们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的教唆和恶习的影响。这种与传统西方正统教义的差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人当成是道德的先知的人，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快乐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观念中，有一种适合于闲事佬的活动范围：除非某人把自己变成了大多数人所讨厌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认为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人。这一态度起源于原罪慨念。这种概念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真正达到这些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情况可不是这样。在那里，道德教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人，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都要礼貌。这些都不是很难实行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已实行了的。从大体上说，中国人的这些道德准则，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想做而实际做不到的道德准则来说，要更好一些。
没有原罪观念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更愿意把自己的不同见解诉诸证据和理由。但在我们西方人中，不同见解很快就成了“原则性”问题：每一方都说对方是罪恶的，而且每一方稍有让步就等于参与了对方的邪恶活动。这就使我们中间发生的争论总是激烈的，并极易导致武力解决争端。在中国，虽然也有爱动武的军人，但没人会悉心地聆听他们的主张，就连士兵都是如此。他们的战争几乎是不流血的，因而它造成的危害也比据我们所知的西方较激烈的任何战争要小得多。包括民政管理人员在内的中国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似乎那些当官的和当兵的不存在一样。日常生活中的争论，常常靠某个第三者来加以调停。谦让，由于为了顾全双方的面子，常被人们当成是必要的原则。顾全面子，虽然其中有些做法使外国人哑然失笑，却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社会风俗，它使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比西方人更少残酷性。
中国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而且仅有的一个缺点是，它不能帮助中国对抗穷兵黜武的国家。如果整个世界都象中国，整个世界就会幸福；但是只要其他国家崇尚武力，那么已不再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如果要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完整，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去模仿我们的罪恶行径。别让我们再把这种模仿当作是一种进步，从而自吹自擂了吧。二、怎样才敢自由和幸福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准备和你们讨论一个既朴实又易懂的题目——《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不知我能否教给你们一个方法，就象烹调书上所讲的烹调法一样，这是你们每个人都能运用的。值此我在美国最后一次发表演讲之际，我很想谈谈几件我所深信不疑并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的。在我前几次演讲中，我是没有多少机会来谈论这些事情的。
也许你们这儿有一些人，当然，其他地方也有许多人，将指出我的问题“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的全部答案，一言以蔽之，就是“获得高收入！（笑声）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是我提出来的，那么我将赢得不在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赞许。（笑声）但是，我认为，过分夸大金钱、收入在带来幸福方面的作用是一种错误。在我一生当中，我认识许多有钱人，可我实在想不起他们中间有哪一位显得自由或者幸福。我也认识许多极其贫困的人，他们同样不自由、不幸福。但介于二者之间，你会发现最自由、最幸福的一群。巨富和赤贫都不能带来幸福。
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你们谈的是幸福的外部条件——当然，一个人必须得有足够的食物、生活必需品以及为照顾孩子所需要的一切，而我却想着重谈谈幸福的思想条件，即实现幸福的内在条件。一旦你拥有了这些，你差不多真正拥有了幸福的主要条件。在此之外，你只是徒添烦恼和忧愁。因此，我认为巨富并非答案。我应当说，在你们国家，就商品生产这一重要问题而言，你们已很好地解决了获得幸福的外部条件。如果生产的产品被公平地分配，理所当然，这将是对幸福的一个真正贡献。你们的这个问题（公平分配）具有双重性质。它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一个更大的集团捍卫你们至高无上的生产利益。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学会如何从我们工业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中获得好处。我认为这是我们现代人最不成功之处一在心理学方面，在利用我们所创造的机会方面。我想这有许多原因。
我把这部分地归因于腐朽的清教主义的影响。全盛时期的清教主义曾经是充塞人们头脑和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一种人生观。但今天的人们并不赞同清教徒似的生活方式；虽然也许不太明显，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与清教主义有关的一些原则。首先，他们有某种道德观，也就是，喜欢找机会挑剔别人的毛病，总以为遵守某些行为规则非常重要。有一些遗传下来的清规戒律，人们没有考虑它们但它们仍然有影响，因为它们一直存在。这些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从清教主义传统中幸存下来的是轻视幸福——不是轻视快乐，是轻视幸福！在那些叛逆者们中间，你们会发现他们有许多要求快乐的愿望，但是相对于快乐，他们则很少要求实现幸福。这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快乐观和幸福观。
很长一段时间，清教主义现力图使人们相信享乐是一个低级的东西。由于这种信念，那些高尚的人便不大喜欢创造更好的享乐形式，如艺术形式等。因此，享乐便如同清教徒们所说的那样低级。这种错误观念还存在。经历过清教主义时期的各民族，象你们民族和我们民族，便不能获得幸福甚至不能获得快乐——不是那些浅薄的快乐。这很可能是真实情况。仅仅是哪些不顾清教主义控制而又毫无价值的享乐形式存在下来了。我想这也许就是无论清教主义在哪儿，它都对艺术非常有害的主要原因。因为艺术毕竟是一种追求，也许是对享乐的一种最崇高、最完美的追求。如果你认为享乐不道德，则艺术也不道德。这是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
另一件我们得归因于清教主义的事情便是工作观念。我在美国花了许多时间宣扬悠闲。年青时我便下定决心不能仅仅因为我没有实践一种主义而不去宣扬它。我不能实践悠闲主义，因为宣扬它需要占去我很多时间。（笑声）我不是从字面上的意义来指悠闲的，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绝大多数白人不喜欢坐在太阳下无所事事；我们乐意忙一点。我所说的悠闲明显指的便是不在你们正式职业工作之内的事情或者活动。在这种教条的影响下，清教主义迫使我们在我们最重要的信仰当中保留了工作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无论如何，这都适应于我们人类的绝大部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在我们的事业上取得进展，创造一笔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反过来，他们创造一笔能留给他们子孙后代的更多财富。全部事业取代了在天国中生活，而在以往的清教主义时期，我们为升入天堂而极力放弃今生的快乐。
天国消失了，但以留下一大笔财富给子孙后代为人生目标的观念还没有消失。以此为目标的人生很象以另一种目标——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现在的欢乐的人生。我认为，我们所保留的这一旧清教主义观念，在它的现代形式上并非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在以往的日子里，这一旧观念包含有某种辉煌的思想，但在现代形式上它却并非我们应该特别钦佩的事情。为了这一旧观念，我们确实放弃了能使我们生活文明、自由和幸福的一切东西。
顺便我告诉你们我在欧洲大陆游历时经常注意到的一些事情，那儿有许多漂亮的艺术品。我曾经看到一位美国中年商人，由于离开了办公室而被他的妻子和女儿拖回来，这简直讨厌得令人无法容忍。如果人们有更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埋头于工作，这样岂不更好？如果我们有一种我们本应该有的良好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再也不必一天工作四小时以上了（掌声）。我非常高兴从你们这儿得到了响应。但是当我对美国其他一些听众说这句话时，他们感到一阵恐慌，他们对我说：“其它二十个小时我们究竟该做什么呢？”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一福音非常需要加以宣扬。
让一个人尽力戴上一个视野狭小的眼罩，这样他便只能沿着一条小径奔跑，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是败坏这个人的形象，因为每个想看其结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发育不全的人口数在增长，他们享受不到友谊的乐趣、艺术的乐趣，也享受不到使人生充满意义的那些事情的乐趣。因为，毕竟终生拼命敛财并非真正是每个人的目标。
我并不想向任何人建议享乐，单纯享乐本身就是一个目标。我认为享乐并非目标。我的确以为清教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以牺牲幸福为代价的享乐。因为那种低级的享乐很容易便可获得，它们很少受官方道德的审查制度所控制。当然，我们都了解这种情形，即不遵守他那个时代的官方道德的普通人便不能这样做：寻求本身既最无意义又最无价值的那些生活方式。那将一直是只能宣扬而实际上行不通的道德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中国人表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因为他们有能够实行的官方道德。而我们西方却选择了相反的方案。我们对自称的极其崇高的道德而感到洋洋得意，并认为我们无需去实行它、我认为，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真正的道德，如果我们想拥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自由、更幸福的人生观，那它决不是压抑性的观点，它决不是以禁止或抑制为基础的观点；它必须是一种以我们所爱而非所恨的东西为基础的观点。有许多种情感指引着我们的人生，大概你们可以将它们分成压抑性情感和开放性情感。压抑性的情感包括残忍、恐惧和嫉妒等。开放性的情感则包括诸如希望、对艺术的热爱、创造性冲动、爱情、求知欲和仁慈等等。这些开放性情感使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而不是单调乏味。我认为真正道德的本质在于以开放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而不是以压抑性情感为动力的生活。
恐怕我的演讲会导致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结论，我并不奢望每个人都赞同这个结论。可能会有许多人认为我的结论不能为大家所接受。比如说爱和嫉妒便是这样。（前者是开放性情感，后者是压抑性情感。）如果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进行一番心理分析，你将不得不承认嫉妒在传统道德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嫉妒导致了传统道德的产生。我个人认为，道德不大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嫉妒最不可能是道德的垠源。我想从那些积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似乎更有可能比从那些消极的情感中产生的道德要好一些；施于自由之上的种种限制应源于对他人的慈爱和友善，而不是源于纯属于压抑性情感的嫉妒。如果运用了这条原则，它必将更好地促进人们性格的发展，并有助于塑造身心更健康的人，一个从人类传统道德的残忍本性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人。
残忍性是传统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每个道德家从其道德中所获得的部分满足便是该道德给了他施予别人痛苦的理由。我们都知道许多人以惩罚别人为乐。曾有一位首相专程从君士坦丁堡赶到安提那，并在那儿花了八小时欣赏其正在遭受折磨的敌人。我认为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爱好应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情感受到压抑而他们的创造性冲动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机会。
我无法确知这是否真的是人类非常残忍的基础。我不由得不这样认为：世上大量残忍的事例皆根源于一种不自觉的嫉妒。这种情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如果你们有良好的和合适的机会去表现它时，它当然会非常流行。
不知我能否准确地向你们传达一种就我看来能使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的方法。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中我找到了能表达我意思的东西——不是我们经常引用的正文，而是像这样一些话：“别去想你将吃什么或喝什么，也别去想你将拿什么来穿。”如果你的生活遵循这条原则的话，顺便说一下，不要对这条原则象讨论禁酒法案那样进行讨论，那么你会发现生活多么有趣。有一种自由，一种无忧无虑的态度，一旦你获得了它，它会使你超然物外，无琐细烦恼缠身。这一原则的要旨便是摒弃恐惧，恐惧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恐惧是大多数宗教之源；恐惧也是大多数道德规则之源；恐惧是我们的本能；恐惧风行于我们年青人之中；恐惧也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一旦你消除了恐惧，你便有了绝对的自由。当然，大家都知道远古时代的那种原始迷信。那时候，无论男女老少都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上帝。今天我们看来，这种迷信是愚昧而荒唐的，但我们自己的迷信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线光明。现在，我不想说没有什么大灾难能降临我们头上。我想说的是，对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的恐惧比灾难本身更有害。无忧无虑地面对生活，无所畏惧地面对灾难要比终日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殚精竭虑、负担沉重要好得多。不要直到寿终正寝时也没有享受到一刻生活的乐趣。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开朗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希望以冲动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这里的冲动不是指任何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冲动，而是指支配我们生活的那些主要动力或冲动。有些人有巨大的艺术创作冲动，另外一些人具有科学创作冲动，还有一些人具有这种那种创造性冲动或热情。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冲动，而假定它们并没有侵犯别人的自由的话，那么你们就阻碍了自身的进步。例如，我认识许多社会主义者和许多以为最保守的报纸撰稿度日的人。这些人可能获得生活的乐趣，但我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生活的幸福。幸福绝不会垂青于这些人，即摒弃了生活的一种基本动力的人。
我也应该准确地谈谈私人感情方面的此类问题。只要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那么违背了这种感情的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将遭受同样的伤害——这种伤害类似于对贵重物品的内部破坏，所有的诗人都这么说。由于这些话是诗词里的话，因此我们能接受，因为我们并不会严肃地对待诗词，但如果这些话在散文里出现或在公共场合出现，我们就会觉得这些话太可怕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允许每个人在私下谈论一些事情，而在公共场合则不允许他们说。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能谈论一些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了（掌声）。华尔待·魏特曼在表扬动物时说：“它们既不会不满的咕喀也不会努力改造它们的环境——它们虽不体面却也无忧无虑。”应该说，我对此深有同感。他表达了我的意思——过着开朗生活的入该如何以一种友善的方式生活，他们该如何避免残忍，避免产生那种阻挠别人干他们想干的事情的欲望。
我认为把这种思想铭记于心非常重要：任何虚假的道德都意味着增加残忍。当然，我们不能像华尔特·魏特曼所说的动物那样生活，因为人类有先见之明和记忆力，有了先见之明，他就必须得全面地组织自己的生活。这正是我们产生迷信的地方。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需要纪律了，大家知道没有一定的纪律，人人都依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也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的确需要纪律，这纪律应当源于我们的自觉，源于我们对自身需要的了解，以及对我们希望获得的事物的感情。没有纪律就干不成大事。有时我并木完全同意某些现代教育理论家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们低估了纪律所起的作用。但是你们生活中的纪律决定于你们自身的愿望和需要，而不是由社会或权威强加给你们的。
权威来自于古人和老人。与自由青年同盟的某一成员谈话时，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绝不会显得非常尊敬地和他谈话，因为老人，尽管人们以为他们睿智，但他们并不一定是睿智的。年青时，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年老时我们也忘掉了不少。30岁时我们处于巅峰状态中；在30岁时我们的记忆率和遗忘率相同，我们学多少就忘多少（笑声）。30以后，我们开始忘的比学的快；所以，如果确实需要权威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由30岁的人所组成的委员会。总之，我认为在那些并不对他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上，没有权威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当然，如果你要杀人，那是你的事情，但跟被杀之人也有莫大关系。所以，当有人阻止你杀人时，你便不能反对他。但对一些纯属私人的事情，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来发表意见则是十分荒唐的。在生活的私人关系方面，社会无论如何也不应参与——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情。不过，儿童的幸福则是一件全社会都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对这个问题关心得还不够。关于孩子们，你们希望有足够的关心，但不要太多；你们希望他们健康并受教育。这些都是国家应该关心的事情。目前，国家注意到一些事情，对其它一些事情则还没有顾及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家应当注意的问题。但是在与儿童幸福无关的其它领域，我认为，任何干预都是不恰当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没有权利干涉这些事情。现在，我不想仅仅只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相同的事情还可应用到许多其它方面。首先，在生活的审美方面便可运用它。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我们从清教主义中，从基督教教义中继承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观，一种信仰，即我们活动的目的的不是为了活动本身，也不是为了活动过程，而是为了一种远景目标。我们根据事物的用途来判断事物好坏，而不是根据其真正价值来判断。这样就丧失了生活中的审美情趣，因为任何事物的美都在于事物本身而不是其用途。
我承认功利主义的地位，但我不能接受用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判艺术事物。我发现我们似乎已丧失了许多东西，不仅在艺术领域（这点已被公认），而且在人际关系和友谊方面，我们也丧失了我们曾有的重要的内在品质。人们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去评判这个人，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内在品质有很大区别。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成了名以后，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话了不起；然而在他年轻时，在他还未成为名人之前，他也许说过更重要的话却不为人所注意。一个人言论的精华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他不甚著名，反过来也一样。
在私人关系方面，我们都太忙，以致我们没有时间与他人交流值得交流的感情；我们没有时间表示我们的同情，没有时间体会这些使人际关系颇具键力的东西。因为我们都非常忙，我们不忙时却又累了。（笑声）在你们国家，如果产品平均分配的话，那么平均每人拥有的比人们为了幸福所需要的数量要多些，很可能只需少量的劳动便可维持生活，这些劳动对于维持生活足够了；你们然后可以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实现幸福的一些事情。这样，你便获得自由了。如果一个人必须成天周旋于他不喜欢的事情里面，他就没有自由；这跟踏车陆时惩罚囚犯踩踏用的）一样可怕。我们不能总是做我们高兴平的事情，但大部分时间我们能做到。我认为在先进的工业国中，最渴盼的事情可能是追求一种个人幸福的更好理想。甚至比经济和政治重建更为重要的便是实现那些真正有助于人们幸福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一些的活，那么我们不会急于打仗了。我认为，在你们可能称之为“生存意志”的现代社会中看到这一奇怪的弱点是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事情。有“工作意志”，但没有“生存意志”；你们不会感到大规模的毁灭前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你们不会感觉到人们为了消除战争的威胁而不惜牺牲金钱和权力；他们并不想真的消灭战争。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为了那无聊的战争事业和无聊的可能的胜利而去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鼓掌）。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具有集体性而很少个人性。我们，就象我们现在这样，被人类文明的机械模型塑造得越来越彼此相似。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大众性情感所左右，而个体性情感的作用则越来越少。在这种意义上，个人作出了某种牺牲。个人牺牲的那部分生活并非他极度喜爱的生活。
我们想像我们需要各种各样东西，诸如权力和财富，这并非幸福之源。你将觉得幸福的真正源泉在《新约·四福音书》中已有了确切地描写。我说的是刚才我所引用的关于不要考虑明天的事情的那番话。如果你有一个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孩子，如果你有任何一件你真正关心的事情，那么这些便是你生命意义之源，这样你们便能团结大量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们。但是如果你以国家为重——“这就是我，我是国家的一员，我希望我的国家富强”——那么你就在破坏个性。你也变得暴虐，因为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对人民的统治和是否设法去统治邻国。
个性是最重要的。可能你会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这种话非常奇怪。我相信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必须交付于社会主义组织。但我相信个性重要是因为我认为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最不重要。只要你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维持生活，那么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可怕的贫穷，以致于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但现在通过技术性生产，我们完全可以消灭贫困和解决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十足的笨蛋（笑声和掌声入当你想像你将有一个消灭了贫困的世界，你将会明白物质利益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定会迁入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一天多工作一小时每个成员就多一辆汽车的话。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精神产品更为重要，精神产品比共同体中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价值。共同体将给你分配日常食物和布置日常任务。在你闲暇之余，你能从事其他工作，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去踢足球、看电影或做诸如此类事情。
人们有时间我：你怎么能保证人们会利用好他们的闲暇时间？我不想作这个保证。当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们依然受不适当的道德的支配，受集体向个人施加过多压力的思维定势的支配。只要闲暇时间没有被用来对他人造成损害，那都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精神世界我们需要个人主义。只是在物质世界，我们才需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人而现在，在精神世界，我们有“社会主义”，在物质世界（领域）我们却是个人主义。（笑声和掌声）
你们将思考什么和你们如何驾驭自己的情感，这被认为是政府应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们是否有足够的东西吃则不是政府的事情——在这里，神圣的自由原则流行起来了。不过它正好被置于错误的位置。我和你们谈的实际上也就是所有伟大宗教领袖曾说过的话即人们的灵魂是一个重要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最伟大的事情。它就是你自身的灵魂，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的认同感；只要你有足够的东西来维持生活，那些外表的生活装饰则不重要。我们之所以不懂得这一简单真理是因为竞争意识已深入我们的骨髓里了。
我一直和你们谈得相当随便，但我所指的都是极其生动的事情，是一种真正的解放——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获得解放，这样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再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好象不再重要。任何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其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激情，一旦拥有了它，你就不会再在乎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你们就能这样生活——自由地、开朗地生活！你们将发现，一旦你们不再有“伯”字，你就能与他人更亲密地相处，你们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友谊的乐趣。整个世界因而会更有趣、更生动，因而也更有价值。无论曾经体验过这种激情的人是谁，他都知道它比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的东西要好得多。这是一个古老的秘密——所有的老师都教过但牧师们却将它忘记了；它就是与这个世界密切联系的秘密，而不要筑一道坚硬的自我之墙以致你看不到墙以外的精彩世界。道德家们总以为“我是多么道德啊！”，实际上他与其它人一样也是个自我主义者。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中，你无法获得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它只能存在于已抛弃了恐惧的世界，因为忍受一点伤害是值得的——它来自于对有比避免伤害更有利的事情这一事实的认识——这就是一种人类与世界的紧密融洽关系；一种炽烈的爱，也就是一种灼热的、强烈的象是个人的然而却也是属于大众的情感。如果你能获得这一切，你就懂得了幸福生活的真谛。三．如果我们想幸免于这个黑暗时代
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担心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话——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经历一个巨大的悲哀、不幸与痛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我们不谨慎地牢记它们，我们现在正试图保存的东西将随着辛酸、贫穷与混乱而被人遗忘。勇气。希望与毫不动摇的信仰，如果我们试图从这一黑暗时代脱身出来且精神不致受伤的话，就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在真正的危险降临我们之前，很有必要去集中我们的思想、调整我们的希望，并把我们的理想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灵深处。
这种威胁到西方世界的灾难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罗马帝国的衰败就是其一，在那时就象在现在一样，各种不同的失望情绪、逃跑情绪和顽固的信仰，在时代的精英人物的著作中不时地得到反映。基督教会就是从这一危机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最终成为了新的文明的核心。许多异教徒，其思想是高尚的，其抱负也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们缺乏推动力量。
普罗提诺这位新相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是这一时期是杰出的异教徙。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希望在世界事务中起一定作用，并因此伴随罗马帝王远征波斯，但是罗马士兵杀害了这位皇帝并决定返回家乡。普罗提诺使尽了浑身解数，方才平安到家，从此决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他躲进书斋，陷入了沉思，并且写出了一部部美文华章。在这些书中，他赞美这永恒的世界和这世界的静静思索。这种哲学，不管其本身如何值得称赞，都不能给帝国遭受的苦痛提供医治的良方。
我认为，普罗提诺在他提醒人们注意思考永恒世办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然而在把这种思考当作美好生活的基本成份这一点上却是错误的。沉思，如果它要变得完整和有意义的话，必须与实践连结起来。它必须激起行动，使实际的政治目标受人尊崇。当它被深藏干隐居地的时候，它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
代表了罗马文明的最后繁荣的波爱修，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终生献身于公众管理事业，企图教化哥特人的一位国王，结果招致了灾难，被叛死刑。在狱中，他编辑修订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的慰藉人在该书中，他以一种奇迹般的乐观的理性态度——就仿佛他仍是一位强有力的执政官似的——表明了自己的沉思的快乐，对美好世界的欣喜以及对人类的希望，因为人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未将他遗弃。在整个黑暗时期，他的著作被人传诵着，并且一直流传到古代世界的最终纯粹化了的遗产——一个更为幸福的时代。
我们时代的圣人们有着同样如此行动的义务。巩固那些使我们的时代变得伟大的成就、希望和理想，乃是他们对后代的不可推辞的责任——率直诚恳地研究它们，以使它们象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人类生活的两个极为木同的概念正在互相斗争，以便夺取对这个世界的统治权。在西方我们看到个体生活对于人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伟大的社会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获得各自的幸福、自由、创造性。我们从不认为个体应该相类似。我们相信，社会的一曲交响乐，各种不同的演员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各自拥有不同的表演器具，并且其和谐来自于一种有意识的共同目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自豪之处。他应该具有他自己的良知和目的，除非已经显示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性后果，否则他便应该自由地发展这些良知，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极为重视消除痛苦和贫困，也重视知识的增长以及美和艺术的创造。对于我们来说，政府只是一种便利性工具，而非崇拜的对象。
俄国政府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目的概念。个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掉的。只有政府才是重要的，才是神圣的，其自身具有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并非由个体利益所组成。这一看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它从根本上是与基督教伦理相对立的，在西方，这种基督教伦理不仅被基督教徒所接受，也被自由思想家们所接受。在苏联的社会中，人的尊严等于零。
人们常常认为，在那个体现了政府的伟大性的精神似的存在物面前屈膝下跪、卑躬屈节，是正确而恰当的。当某人背叛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并且作为对朋友的瞬间轻率行为的惩罚，他还使他陷入一种对西伯利亚集中营的神秘恐惧之中时；当一位学生，由于他的教师的灌输教导，使他的父母被判死刑时；当一个有着超人的勇气，并同邪恶势力作过英勇斗争的人，被严刑拷打、被无理审讯，并且最终木得不无奈何地承认自己触犯过反对当局的莫洛克式①的权力的罪行时，不管是背叛还是坦白都未能给作恶者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羞愧，难道会是因为他未曾眼膺于他自己的神性？
正是这一概念，我们必须与之斗争。在我看来，并且在大多数赞赏西方立场的人看来，这一概念，如果得以流布的话，将会把生活赋予的一切价值全部清除，除了大难大堆的卑屈动物之外，什么也没留下。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大的或者深刻的理由说我们不必与之斗争。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赢得胜利——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人的心中和他的持有的传统中——我们就必须先擦亮自己的眼睛，纯洁自己的心灵，弄清楚我们的价值所在，同时，我们必须象波爱修那样，增强自己应对灾难性威胁的勇气。
当俄国过分低估个体的价值时，在我们西方，却有一些过分提高独立个人的独立性的人。任何人的自我都不能被禁闭于花岗岩墙之中；其界限应该是半透明的。智慧的首要步骤，正如在道德中一样，乃是尽可能地打开自我之窗口。许多人发现，把他们的孩子包括进他们的意愿中，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在稍许弱小些的程度上，他们还包括了自己的朋友，在危急的时刻甚至也包括了自己的国家。很多人觉得，损害他们国家的东西也损害了他们。在1940年，我知道许多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却遭受了亡国之痛的法国人，其痛苦之状宛苦遭受了截肢之痛。但这还没有将我们的同情心增强到足够容纳我们自己国家的程度。如果世界永远充满了和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会以一种与我们现在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的同样的同情态度，容纳进我们全部的人类。并且，如果我们想在艰难时刻保持平静与理智，我们的头脑要是能包含进过去与未来的所有时代，这将是极有助益的。
对于我们的价值概念来说，再也没有比思考一下人类从他的蒙昧而艰难的起步逐渐进化到现在的优越地位，更令人清醒明白了。人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乃是一个数目稀少而被追猎的动物，他不如鹿儿轻巧，不如猴儿敏捷，无法抗拒野兽的侵袭，没有抗拒雨水和寒冷的温暖皮毛，没有稳定的食物以供采集；他没有武器，没有驯兽，没有农业。
他唯一拥有的优势——智力——给了他安全。他学会了使用火、弓箭、语言、驯兽以及最终才学会的农业。他学会了在团体中的合作，学会了建造巨大的宫殿和金字塔，学会了开垦四方的世界，并且最终学会了对付疾病与贫穷。他研究星象，发明了几何学，并且学会了以机器代替必要的体力劳动。其中许多重大进步乃是最近的事，并且仍然只限于西方国家。
过去的日子里，许多孩子夭折在摇篮里，成年人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并且在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部分还是忍受着可伯的贫困的折磨。现在，某些国家已经成功地保护住了绝大部分婴儿的生命，极大地降低了成年人的死亡率，并且几乎消除了可怕的贫困。其他国家，即那些疾病和贫困猖狐的国家，通过采用同样的方法，可望达到同样的发达水平。因而，人类还有新的希望。
除非邪恶现象的根源得到理解，否则我们是别指望认识到这种希望的。但我仍必须强调这一希望。现代人是他又己的命运之神。他之所以遭受这些遭受，是因为他愚蠢或怯懦，而不是因为这是天命注定的。人只有抓住了近在手边的武器，他才可能获得幸福。
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人，面对共产主义的恶意批评，显得过于谦卑、过于保守。自从生命出现以来，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进化机制就包含了残酷的折磨、无止境的生存抗争。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最终的饥饿死亡。这是动物王国的天然法则，并且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也是人类的天然法则。如今，某些国家最终发现了摆脱可怕的贫困的途径：发现了防止末成年人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忧伤和无谓的浪费的途径；还发现了用智慧和爱心代替自然的盲目无情的途径。
已经有了这些发现的国家是人类未来的托管人。他们必须充满对新生活方式的勇气，必须使自己保持清醒，不被半开化文明的口号，搞得茫然无措、神情紧张。我们有权力希望，这全是理性的，能够被详细证明的，和能够用统计数据加以陈述的。如果我们让自己由于那些非理性的梦魔丧失了这些希望，那就是对人类的背叛。
如果我们前面是艰难岁月，当这岁月久驻不走，我们必须牢记人类的漫长进化史，这段历史是混乱退步交错的历史，但它的结果总是重新恢复进步的运动。斯宾诺莎是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曾经严格遵守他的智慧的教学生活，主张人应该把过去的事情看作是“永恒的一个方面”。那些懂得如此看待的人将会发现，痛苦的现在比起不如此看待来要容易忍受得多。他们将把它看作是过眼烟云——一个已被解开的结，一条已被跨越的河。自己弄伤了自己的孩子哭得眼泪滂论，似乎世界除了悲伤再也没有其它什么，这是因为他的心灵仅仅限于当前。从斯宾诺莎那儿学得了智慧的人能够把哪怕是不幸的时刻也看作是人类历程的短暂起伏。并且人类本身，从他的蒙昧起源到它的未知结局，也只木过是宇宙历程的短暂插曲。
我们对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并不知晓，但要说宇宙包含的东西，再也没什么比我们的好，这却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随着智慧的增长，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更为宽广的视野。婴儿以分为单位生活，少年以天为单位生活，本能的成人以年为单位生活。富于历史感的人以世纪为单位生活。斯宾诺莎使得我们既不以分、天、年为单位，也木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永恒为单位生活。学会了这一方法的人将发现，它驱散了不幸的虚幻因素，阻止了随可怕的灾难而来的疯狂倾向。斯宾诺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仍在向他的房东讲述着风趣的故事。他曾写道：“聪明人考虑死亡比任何东西都少”，并且他一直恪守这一箴言到生命的结束。
我并不是说聪明人应该冷漠无情——恰恰相反，他应该比那尚未摆脱个人焦虑的人更加热爱友情、仁慈和同情。在他与其他人之间他的自我不是一堵墙。他将像佛阳一样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会感到痛苦——比起自我主义者来，这是一种更加宽广和深沉的痛苦——但他不会发现这种痛苦不可忍受。他不会受这种痛苦的驱使以至于创造出一系列舒心宽情的好故事，保证再也不会有其它的不幸发生。他不会丧失冷静和自制能力。正如米尔顿的撒旦，他会说：
灵善守其位，在其中天堂就是地狱，地狱就是天堂
首要的是，他会牢记，每一代人都是后世子孙的精神和道德精华的托管人，这些精华乃是人类世世代代逐渐积累而成的。忘记人类的荣耀是很容易的。当李尔王濒临疯狂边缘时，他遇到了假装痴癫、只穿一条毛毯的艾德加。李尔王当即说教道：“别扭扭捏捏。除了象你这样的贫穷、赤裸以及双脚叉立，人再也没有什么。”
这只是真理的一半，另一半被哈姆雷特说了出来：
“人是一件多么完美的作品！理性是如此崇高！能力是多么无限！行列与行进是多么快速，多么值得羡慕！行动多象天使！智慧正如神灵！”
苏联人卑躬屈膝，不惜背叛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以便延缓一下被屠杀的命运，是很难适合于哈姆雷特的话的，但哈姆雷特的话却适合于他们。这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能拓宽自己的心灵、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以及撒播自己的爱心和仁慈。并且只有这样做的人才会最终受人尊敬。东方崇信佛陀，西方崇信基督。他们两人都把爱说成是智慧的谜宫。基督的俗世生活年代与泰伯琉斯帝王是同时的，后者把一生用于残暴和淫逸。泰伯琉斯拥有力量和权力；在他的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人对他毕恭毕敬。但历史学家们却忘记了他。
即使在有生之年默默无闻，但只要生活得高贵，他就不用担心自己白向世间走一回。从他的生命中放射出某种光辉，这光辉照耀着他的朋友，邻人前进的路程——也许永不熄灭。我发现现在有许多人，总被一种无能的感觉所压抑，并且感到在庞大的现代社会面前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是错误的。个人，如果他能对人类充满爱心、保持宽广的视野、富于勇气和坚韧，就大有作为。
按照地质年代计算，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到现在还只是一瞬间的事，文明从首创到如今也只是眨眼之间的事。虽然有些人危言耸听，但我们的种类很可能不会完全自动消失。人类既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不管他一时遭受些什么，也不管什么样的光彩被遮蔽，他迟早会重新出现，也许在一段时间的精神休眠后变得更加强劲，更加富有活力。宇宙广漠无垠，人类只是它的并不重要的一颗行星上的些微点缀，但我们越认识到自己在宇宙力量面前的短暂和无能，就越能为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
正是这些可能的人类成就才是我们最终的忠诚所在，并且正是由于这一想法，我们喧嚣的世纪中那些短暂的挫折才变得可以容忍。许多智慧尚待学习，而且如果它们只有通过不幸才能习得，我们就必须以我们最大的坚韧毅力努力去容忍这些不幸。但如果我们马上就能够获得这些智慧，不幸就是不必要的，人类的未来也许就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幸福甜美。四、没有恐惧的生活
曾经使我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一度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恐惧，人类并未从新的科技中得到益处，这些科技，如果被明智地加以运用的话，本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恐惧使人在人类行为的三大领域内变得极不明智，这三大领域就是：对待自然的领域，对待他人的领域，对待自我的领域。在本文中，我希望考察一下如果我们摆脱了古代恐惧的统治，我们的世界如何变得更加美好的各种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开两种恐惧，一是作为一种情感的恐惧；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对危险的理性把握。当危险确实存在时，如果对此毫无所知，那将是十分愚蠢的；但是靠恐惧而不是靠理性把握，则很难有效地应付危险的情况。恐惧是我们与动物共有的反应。它是本能的、突然的。有时它起着自我保护的作用，但有时它却起着与此截然相反的作用。没有被恐惧感攫住的人，能够极为明智地发现何种行动能够清除危险。恐惧经常妨碍人们承认他们实际上正在面临着的危险，从而使得他们提不起理智本该提起的警惕。有时，这一情况采取了极为荒唐的形式，例如，对死亡的恐惧有时居然使死者忘了立下遗嘱。明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倒有可能误认为，反对恐惧就意味着反对对真实危险的明确认识。
不同的危险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由于大自然的物理事实的存在，人类不得不屈服于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此程度上人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从我们与他人或者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中也会产生一些妨碍美好生活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由于憎恨或恶意，人们互相之间产生的痛苦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从一种负罪感中，人们也为自己造成了无法逃脱的苦难。由于这一原因，对付不同的罪恶的方法也是极不相同的。
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包括食物的限制、原材料的限制以及死亡的生理事实三个方面。但这些都木是绝对的。通过更多的劳动，人们有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通过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可以节约原材料或者利用新的、过去曾被认为毫无用处的材料。死亡可以因治疗和科学的养生术而推迟。但是在这三个方面，虽然我们不能精确地确定限制的界线，限制总还是存在的。再多的药都不会使人长生不老。如果人类连立足的地方都不够，再好的科学都提供不了充足的食物，大自然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这些限制，我们必须科学地加以认识，以便我们在面对它们时，能采取一种导致最少苦难的态度。关于食物问题，解决的方式只能是计划生育。至于原材料问题，答案一半在于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半在于国际性合作，以便防止浪费和保证合理分配。死亡的推迟是医学上的事，但是推迟的意向倒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对此我将在以后再展开讨论。
过去，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常被人以一种迷信的方式加以对待，世上有神灵，也有魔鬼，还有能唤起邪恶精神的巫师；并且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将引来恶劣天气。时至今日，大主教们还认为干旱和洪涝可以通过祈祷去消除。迷信所要求的各种方式往往助长了邪恶势力。在中世纪，当瘟疫流行时，人们却被召集到教堂里作祈祷；这当然为病毒扩散提供了理想的途径。这些邪恶行为，如果它们真能被根除的话，那也只能由科学来根除。在寻找根除的手段时，促使人们承认罪恶与知识的科学态度本身也有一定的两面性。世界上现在依然还有许多罪恶，它们中最可怕的也许就算人口过剩了。由此可知，大部分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从总体上说，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对他人的恐惧，就我们已知的角度看来，常常是极为顽固的病症，也就是说我们总以为世上有一些人，只要他们做得到，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伤害我们。然而就算这是真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靠恐惧来阻止那些对我们有恶意的人伤害我们。如果你曾经豢养过一只狗，而这只狗有着追逐羊群的嗜好，你就会发现，即使它在羊群静安不动时会显得温文尔雅，但只要羊群开始跑向远处，它就再也不能抗拒诱惑。在这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象狗，也有许多人象羊。我曾经看到过一次在一只丹麦种大狗和一只只有三周大的小猫之间的纯粹心理遭遇战。小猫停在老地方，口中发出呼喀呼啃的怒吼，全身毛发直立。那只丹麦种大狗头脑中想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它的行动似乎表明他认为小猫有一种超自然的保护力。在一阵作腔作势之后，它把自己的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然后转身溜走。如果你具有这只小猫般的勇气，面对一连串的攻击，你将会有效地保护好自己，否则的话，你将蒙受这种攻击造成的苦难。但是，这种行为常常只是动物才能做到的，而我更加关注那些只有人才能作出的行为。世上许多攻击都是由于恐惧引起的。我们之所以对自己的邻居发怒吼，只因为害怕他攻击我们：他之所以对我们发出怒吼，原因也只不过如此。试图通过友善的表示以免被人攻击，这是并不少见的情况。这也是非抵抗主义学说的真理成份。对于这种学说，如果它采取的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和绝对的形式，那我是不同意的，但它确实包含了相当大的实践智慧成分，虽然大多教的人并不如此认为。我认为，每一个并不显示攻击性意向的人，能够在消除他人具有的一些攻击性意向方面，做一些事情。即使是行为方式的外在准则在这方面也会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一旦非攻击性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性格之中，它的影响就会比它仅仅从传统准则中产生出来所达到的影响大得多。
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日夜担心的危险真的来临，强烈的恐惧笼罩我们时，需要做的往往有两种不同的事情：一种是，造就一种坚毅品格，使得我们能平静地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幸；另一种是，按照一种能使危险得以消除的方式改良社会制度。例如，这种方式就可以被用于对付贫困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竞争的国家中非常普遍，并且很深蒂固。绝大多数看起来无论怎么都是健全的人，却对金钱有着一种完全是非理性的态度。总有那么一些人，虽然他们很愿意开大额支票，却不肯放弃使用散钱付账，而宁愿受到那些还没有闹翻的传者的冷眼。有一类恐惧，即使在大量彻底的成功之后，仍然难以消除。要防止这类恐惧，需要做的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事情。第一种是纯粹斯多葛式的方法，这种方法劝慰人，要他平静坦然地面对不幸，哪怕不幸真的降临，也不要使它们占去自己过多的心神。另一种方法是告诉他，他很可能不会受到贫穷的威胁；温和一点的话，这可以通过经济学观点来作论证；极端一点的话，则可以通过精神疗法来进行。最后一种方法则是政治性的方法，它通过政治手段去对付整个贫穷问题，使它不再成为一个不幸的问题。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应该追随所有以上这些方法。在确实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斯多葛式的方法也木妨一试，但是，即使一个人有面对不幸的坚强勇气，如果能够避开不幸，那当然更好。很明显，当恐惧达到一种可怕的程度时，它往往产生于那种真实的不幸并不少见的社会里。因而，那种仅与个人有关的方法虽然也能显示出它应有的效用，但却无法代替那种通过政治手段彻底消除罪恶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对勇气抱有如此大的热情，以至于往往为有机会锻炼这种勇气而欣喜莫名。这是荒唐的。你也许会钦佩一个忍受了长期的疾病之痛苦折磨而毫无怨言的人，但如果他能享有更为健康的体魄，这显然好得多。你也许会敬仰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但如果他没有牺牲，事情会好得多，在这一点上，斯多葛派难免会受到责难，因为他们过分看重了忍耐，以至于使得残酷看起来也是一种善，因为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最高的善的东西来说，残酷是达到这种善的必要的手段。人们往往习惯于赞赏穷人们的高度的忍耐力，但这已是在他们获得选举权之前的事了。
在个人生活中，个人在面对社会时往往充满了恐惧，这种现象在英国格外普遍。人们拼命压制自己，不让自己过于草率而受到伤害。他们尽其所能地把感情专注于自我身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只要他们无意于自私地欺骗你，他们就会严格地按照你的方式行事。他们死板教条、软弱胆小、消极被动。他们身被一层特制的盔甲，以便把吓坏了的孩子们隐藏起来。结果是，社会交往变得繁琐沉闷，友谊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踪无影，爱情也变成了它本该具有的东西的灰色阴影。人们喜欢引证布朗宁的一段句子：
感谢上帝，是你创造了这难以伺服的家伙化自诩心灵有两面，一面面对俗世生活一面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
我并不是一位心理分析专家，但我想，如果我真是的话，我就能讨论一下布朗于的这种感激之情了。他用以面对世俗生活的那一面心灵乃是这样的：他感到他能开辟这块生活的荒原，而用不着害怕受到伤害；在其中没有嘲弄奚落，也没有导致痛苦的知识。其心灵的另一面，即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的那一面，包含了全部的虚荣、自负和夸夸其谈，一旦面对同一个俱乐部里的男人时，他就再也不敢炫耀了。后一面同前一面一样，都是恐惧的结果，因为前一面阻止任何新鲜气息进入到他的自我框架中，除非互相吹捧，这心灵是谁也不允许进入其中的。外部世界是苍白黯淡的，内部世界则是固步自封的。这并不是人际关系所应有的状况，人际关系应该是自由的、自发的。虚荣心应该少一点，嫉妒心应该淡一点。固步自封的习惯不仅很容易使自我欺骗暗中滋生，而且，由于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纯粹消极的自我形象的保护上，因而极大地减少了用于好的方面的精力。这种习惯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使人更倾心于掩盖起自己的友谊冲动，因为一旦这种冲动被人发觉，就会使他们感到自己非常脆弱。短时的单调沉闷以及长期的思想僵化，就是这种社会性恐惧的统治结果。
我并没有把无恐惧的世界想象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某个方向，它是自由的，而这个方向正是现在所限制的方向。在另一个方向，现在有着自由，却正是它试图加以立法的方向。以后，将有一些法律来调整食物供应和原材料分配。而首要的是，将有一部专门用来阻止战争的法律。我还想，除非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注入了某种东西，否则，一个没有过分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当人的属性受到关注时，才会有科学的道德准则存在，这一准则就是：一种试图弄清事实真相，并在弄清事实真相后坦然予以承认的习惯，如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感伤主义者，他们在发现不利的事实时，仅仅简单地拒绝承认了事。思维的这种习惯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因为不利的事实，在它们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有着更为不利的影响。知识准则即主动承认事实的意愿，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当自然力量确实存在时，对之不予承认当然是极为愚蠢的，而这样的自我评价则更是理智的丧失。
由于物质属性的作用，某些只有教育才能造成的习惯，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不相信一个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刷牙，确实，一个从小不识害虫为何物的孩子，是不会懂得清洁的重要性的。健康的保持需要物质上的一定的节制，而这种节制，孩子们仅仅通过事后的告诫，是很难懂得的。我认为一定量的节制在教育中是必要的，这木仅仅是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且还在于它能造成那些人们对之争议极少的社会行为习惯。我们不会在吃饭时抢走邻居的饭碗，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了不要这样做。在我们长大成熟的很久以前，这种习惯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海里，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意识到它。准时吃饭，虽然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但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极大地减少了用在吃饭上的时间和精力。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成为早期教育的关键部分。一些现代教育工作者也许给教育带来了更大得多的自由，然而，还有一种自由，也是教育工作应该加以保护的——虽然它现在还未如此实行，这一自由就是我讲的情感自由。保护情感自由的原因有多重：一方面，对情感的过分限制容易使人麻木不仁，并且导致活力的丧失；另一方面，不容许发泄的情感容易变坏，它会寻找一个较之原来被禁止的发泄出口更有害的发泄出口。还有第三种原因，这就是，无论何处，只要一个社会被紧紧地捆绑在传统准则上，许多其实并没有害处的情感也会被认为不可取。因此，我认为，虽然考虑到科学事实，考虑到某些没有了它们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困难的习惯，节制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中，对于情感的节制却是越少越好。首要的是，千万别有这种企图，即引起表达一种很可能是虚假的情感的企图。
过去的教育工作者大相信原罪说了，以至于总认为，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某种与自然状态截然不同的人。这种教育的极端例子，要算圣·奥古斯都关于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叙述了。拉丁文，他说，他是在母亲的膝下毫无困难地学会的，当然，最后他掌握得很好。希腊文，他是从一位非常严厉的男教师那儿学会的，这位老师动则打人，苛刻之极，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学好它。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那位男教师教他的方法好，因为——他说——这种方法治好了他的“有害的欢乐”。这一番叙述是教育工作所持观点的再好不过的对立面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看待孩子，应该像一位园艺师看待草木一样，他所做的，就是如何给以适当的土壤和适度的水份，使它们得以成长。如果你的玫瑰花没开放，你不会想到去鞭挞它；而且试图找出在对待它的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错。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成功，你应该象对待玫瑰花那样去对待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非一种消极的态度。重要的东西是孩子做了什么，而不是孩子没做什么。并且他们所做的，如果确实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必须是他们自身活力的自发表现。如果你拿定了主意，你可以为孩子们准备一种军事生活，告诉他们在听到命令时，全部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孩子们将会在挫折感中长大，变得发育不全，对世界充满了很深蒂固的愤怒和仇恨——毫无疑问，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被雇来杀人的士兵，这种情感就是十分有用钢；然而，如果他想成为一名和平世界的幸福公民，这种情感就不再是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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