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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什么”和“如何教”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如果制定出更好的学习方法，就可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如果学生有学习的愿望就可以学到比将学习当作无聊事情时更多的东西。我已谈了些有关方法的话题，而且还要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现在，假设我们采用了可能出现的最好方法，我要考虑的是该教什么的问题。
当我们思考成年人该知道什么这一问题时，会很快发现有些东西人人都得知道，而有些东西有些人应该知道，另一些人却不必知道。有些人必须懂医学，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知道生理学和卫生学的基本知识就够了。有些人必须懂高等数学，但对讨厌数学的人来说，仅知道原理就行了。有些人需要知道如何演奏长号，但好在不是每个学生都有练习这种乐器的必要。大体说来，十四岁前学校应教授那些人人都该知道的知识；除一些例外，专门化教育应迟些进行。然而，在十四岁前去发现孩子们身上的特殊才能应是教育的一个目标，这样，这种才能就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得到精心发展。因此，每个人只学习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就行了，木擅长这些学科的人可以木进行深入研究。
一旦确定了每个成人应知道的东西，就得确定所教科目的先后顺序了；这里，我们自然会以相对难易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先去教那些最容易的科目。这两项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刚上学时的科目设置。
假设一个孩子五岁时就能读会写了。这是蒙特梭利教学法，或是今后也许更为先进的教学法应该做到的。这里，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定程度的准确感知，准确地掌握绘画、唱歌和跳舞的基本知识，并在若干其他孩子当中准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教育科目上来。当然，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这些方面不会做得很完美，他还需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所有这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教育。我认为七岁前的孩子不该去做任何伤脑筋的事情，虽然充分的技巧可以使困难大大减少。数学是童年的一件头疼事——我还记得因为记不住乘法表而大哭了一场——但如果利用蒙特梭利教具逐渐地、细心地去解决数学问题，就无须体验因数学的深奥而导致的灰心失望了。但是，要对数学达到十分精通的地步，就必须去大量掌握那些令人极其厌烦的法则。在适应课程趣味化方面，这是小学课程中最棘手之处；尽管如此，为了能实际应用理论，一定程度的精熟还是必要的。而且，数学是对精确性的天然说明：一道数学运算的答案非对即错，而且绝不会“有趣”或“有所暗示。”这就使得数学重要起来而成为早期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用说它还可以实际应用。但我们应当将数学难题细致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数学难题上不要一下子花太多的时间。
我小的时候，地理和历史是教得最糟的两门课。我害怕地理课，如果说我还能忍受历史课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对历史总有一种热爱之情。我们可以使幼儿对这两门课着迷。尽管我的小孩儿从未上过一节课，但他知道的地理知识已远远超过了他的保育员。像所有男孩一样，他热爱火车和轮船，因而获得了这些知识。他想知道想象中的轮船要做的航行，当我给他讲去中国旅行所经各站时，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给他看沿途的各个国家。有时，他坚持抽出那个大地图册，在地图上察看航线。每年两次从伦敦到康沃尔（Cornwall）的火车旅行使他兴致盎然，他知道所有的火车停靠站和车厢滑脱的地方。他对北极和南极颇感兴趣，而且因为没有东权和西极感到费解。在海上，他知道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的方位，并能讲出许多在那些国家会看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不是来自教育，而是来自强烈的好奇心。一旦将地理和旅游联系起来，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对地理产生兴趣。一方面，我要用旅行照片和故事教授地理，但主要还是借助于影片，让孩子了解旅行者在途中看到的东西。知道地理事实非常有用，但并无内在的思想价值；一旦地理借助于图像变得生动起来，它就具有了提供想象素材的优点。知道既有炎热的国家又有寒冷的国家，既有平坦的国家又有山地国家，既有黑色人种、黄色人种、棕色人种、红色人种又有白色人种，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些知识减少了熟悉的环境对想象力的束缚，并可能使人以后“感到”那些遥远的国家确实存在，否则获得这种感受会非常困难，除非是去旅行。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地理课应占有重要位置，如果孩子们不喜欢这门课程，那就会令人惊奇了。之后，应当给他们一些带有照片、地图和世界不同地方基本资料的书，并让他们将那些介绍各国特色的小文章整理在一处。
地理课上运用的那些方法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历史课，尽管孩子年龄要稍大些，这首先是因为时间感起初会很写自。
我认为在大约五岁时上历史课比较合适，首先要讲一些配有大量图解说明的名人故事。我本人五岁时就有一本英国历史的图画书。玛蒂尔德王后在阿宾顿穿越泰晤士河的事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我18岁那年穿过冰面时仍感激动，好像斯蒂芬国工真的就在身后。我相信，亚历山大的一生可以使几乎任何一个五岁的孩子感兴趣。哥伦布主要是一个地理人物。可以证实，在两岁时，至少那些知道大海的孩子已对他有兴趣了。到孩子六岁时，就应该借助于必要的简写本、图片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借助于影片学习世界史概要，而且是用类似瓦尔先生的笔法写的。如果住在伦敦，他就可以看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奇特动物；但我不会带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去大英博物馆。在教授历史时，千万注意不要将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强加于孩子，除非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些东西。
～开始就能引起孩子兴趣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从地质学到人，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等等的总演习和总进化过程；另一种是包括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主人公的戏剧性故事。我认为，作为一个主导思想，我们脑海中应该形成发展是变化无常和渐进的这样一个概念。发展永远会受到我们从野蛮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野蛮行径的阻碍，但是依靠知识，我们还是会成为自己和环境的主人。人类从整体来说要与外在的混乱与内在的愚昧作斗争，微弱的理性之灯逐渐变成驱散黑夜的冲天大火。那些在我们与混乱和旧的黑暗势力作斗争这一真正人的行为中将我们引上歧途的种族差别、民族差别和信仰差别应该作为愚蠢之举看待。
我会首先将这一主题描述一番，而后提出主题本身。我会谈到野人大嚼着地上结出的生果，在寒冷中瑟瑟发抖。我会谈到火的发现及其用途；这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故事就显得恰到好处了。我会谈到尼罗河谷农业的开端以及羊。牛、狗的家庭驯养。我会谈到船只由独木舟演化为最大的定期航船的过程和城市如何由穴居人聚居地演化成了伦敦和纽约。我会谈到书写和数字的逐渐发展。我会谈到希腊的昙花一现，罗马辉煌的扩展，随后的黑暗和科学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每个细节甚至对幼儿来说都会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不应对战争。迫害和残忍避而木谈，但也不应去赞美军事胜利者。在历史教学中，真正的胜利者是那些有助于驱走内外黑暗的人——释迎牟尼和苏格拉底，阿基米德，迪利略和牛顿，以及所有那些帮助我｛II征服自我或征服自然的人。于是，我们应树立人类的前途高尚而美好的观念，一旦我们将注意转向战争和其他愚蠢之举，就反其道而行之了，只有当我们对增强人类的支配能力有所助益时，才是顺应了人类的这一美好前途。
在学校教育的头几年中，应该留出时间学习跳舞，这对身体和美感的训练有益，更何况对孩子来说，跳舞是一大乐事。在学了基础理论后，就要教孩子跳集体舞；这是一种小孩子容易接受的合作形式。唱歌也是如此，尽管它应该比跳舞迟点开始，这一方面是因为唱歌不会像跳舞那样产生肌体运动的乐趣，另一方面是因为唱歌人门难一些。大多数孩子喜欢唱歌，尽管不是全部；在学了儿歌之后，就该学些真正优美的歌曲了。人们总是先去破坏他们的兴趣而后再去净化。这又何必呢？像大人一样，孩子们的音乐才能也大木相同，因此必须保留一些难度较大的歌唱班让大点儿的孩子选择。应该让他们自愿地唱歌，而不要强迫。
教授文学是一件容易出错的事。对文学了如指掌，知道诗人的生活年代，他们的作品名称等等对青年和老人来说都毫无意义。能记到本子上的东西没有丝毫价值。有价值的是对优秀文学作品某些范例的精熟一一精熟到不仅影响人的写作风格，而且还影响人的思想风格。过去，《圣经》对英国的孩子产生过这样的作用，自然包括对散文风格的有益影响，但现在的孩子很少有熟悉任经》的。我认为不通过背诵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文学作品的好作用。背诵过去是作为一种对记忆力的锻炼得到提倡的，但心理学家已经证实背诵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得话也微乎其微。现代教育家对它的评价越来越低。但我想他们错了，这不是因为背诵可能会提高记忆力，而是因为它对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美化作用。作为思想的自发表述，语言应随口而出，毫不费力。但是要在一个失去原始审美冲动的社会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形成一种思维习惯，我认为这种习惯只有通过熟悉优秀文学作品才能形成。这就是为什么背诵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光学习诸如“仁慈的素养”和“整个世界是个舞台”这些确定的词句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似乎既无聊又做作，因而也达不到背诵的目的。将背诵与表演结合起来就好多了，因为它是完成孩子所学之事的必要方法。从三岁起，孩子就乐于扮演角色，他们是自发去做的，而当教给他们扮演角色更巧妙的办法时，他们就喜出望外了。我记得曾经非常愉快地演过布鲁特和卡士尔斯争吵的一幕，并且朗诵道：
我‘宁愿做一条狗’向月亮狂吠，也不愿做这样的罗马人。
参加演出《朱丽叶·凯撒》和《威尼斯商人》或者其他合适的戏剧的孩子不仅会记住他们各自的角色，而且也会记住其他大部分角色。这种表演会完全作为一件乐事长期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毕竟，优秀文学需要给人带来乐趣。如果不能使孩子从文学中获得乐趣，也就很难使他们得到文学的助益。因此在幼儿期，文学教学应限定在计划进行表演的那些部分上。另外就是让孩子到校图书馆自选一些写得木错的小说进行阅读。今天，人们给孩子们写一些荒诞而伤感的书，由于这些书不去认真考虑孩子的需要而遭到他们的反感。与恨宾逊漂流记》这本书的高度认真态度作个比较吧。对待孩子和对待其他事情一样，表现出多愁善感就意味着强烈同情心的丧失。没有一个孩子认为孩子脾气受人欢迎；他们想尽快学会像成年人那样立身处事。因此，一本给孩子写的书绝不能对孩子气的行为表现出屈尊俯就的兴趣。许多现代的儿童书籍的矫揉造作和无聊令人作呕。这必然会使孩子感到厌烦，或者扰乱他发展智力的激情。因此，孩子们的最好书籍是那些恰好适合他们的读物，即便这种读物是为成人写的。唯一的例外是大人们对那些给孩子写的书也感兴趣，像李尔和路易斯·卡罗的著作。
现代语言问题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童年时期有可能学会熟练地讲一门现代语言，但以后就绝对办不到了；因此在幼儿期教授语言理所当然。有人似乎担心过早地学习其他语言会影响母语知识的掌握。我不赞成这种说法。托尔斯泰和图赞涅夫精通俄语，但他们在幼年时还学了英语、法语和德语。吉本用法语写作就像用英语写作一样轻松自如，但这并没有破坏他的英语风格。整个18世纪，所有的英国贵族都理所当然地在幼年学习法语，而且许多人还学了意大利语；但他们的英语还是要远胜于现代的英国人。只要一个孩子将几种语言讲给不同的人听，其强烈的本能就不会使他将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混淆起来。我在学英语时同时学了德语，而且直到十岁还在用德语与保育员及家庭教师讲话；之后我学了法语，并用它与家庭教师和学校老师交谈。因为每种语言各有各的应用对象，所以还没有哪种语言与英语混淆过。我认为要教一种现代语言，就要让把它当作母语的人来教，这不仅因为他们教得好一些，而且因为孩子们对一个外国人讲外语会比对一个母语与他们相同的人讲外语少一些造作感。因此我认为每一所儿童学校都要有一名法国教师，而且可能的话还要有一名德国教师，除非是在最初时期，教师不应用她自己的语言一本正经地教训学生，而应该与他们做游戏，跟他们谈心，并将他们的理解和回应作为游戏成功的标准。她可以先从简单游戏开始，然后逐渐过渡到那些复杂的游戏。这样学生就能丝毫不感到疲劳地学会一种语言，同时充分感受游戏带来的乐趣。而且学习效果远远胜过以后任何时期，并能节省宝贵的教育时间。
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只能在将近12岁时开始。当然，假设我们已经讲授过数学了，并且还通俗地讲过宇航学和地质学，以及史前动物，著名的勘探者和其他本身很有趣的事情。我现在要讲的是正式的教授——几何学和代数，物理和化学。有些孩子喜欢几何和代数，但大多数不喜欢。我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因为错误的教学方法。数学感受就像音乐才能一样，主要是一种天赋，我相信有这种天赋的人很少，即使是才能一般的人也不很多。尽管如此，每一个孩子都应尝试一下数学的滋味，以便去发现那些具有数学天赋的孩子。而且，即使是那些没学到什么东西的孩子也会受益于对这门课程的了解。只要方法得当，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几何的基本原理，关于代数，我就不能这样说了；它比几何更抽象，而且对那些思维摆脱不掉具体物体的人来说代数简直令人难以理解。如果有正确的教授方法，爱好物理和化学的人可能要比爱好数学的人多，尽管仍然只有小部分年轻人喜欢这两门课程。在12岁到14岁这几年间，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目的仅在于弄清楚一个孩子是否具有这方面的天赋。当然，这一点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明白的。最初我讨厌代数，但后来对代数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在有些情况下，14岁是否有某种能力还值得怀疑，那么就得再进行一段时间的试验。但一般来说，14岁时就可以下结论了。有些人明显喜欢这些科目而且擅长这些科目，有些人不喜欢这些科目而且也学不好。那种聪明的学生木喜欢这些科目或愚策的学生喜欢这些科目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就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作的这些论述完全适用于古典文学。在12岁到14岁这几年间，拉丁文只要教到足以表明哪些孩子喜欢而且擅长这一科目的程度就行了。我认为，14岁时的教育应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才能开始转向专业化。14岁前的几年中应当搞清楚今后要学的最佳科目。
在整个学校教育期间，不要停止户外教育。就富裕人家的孩子来说，这可以留给父母去做，但对其他孩子来说，就得部分地成为学校的工作。在谈到户外教育时，我不是指做游戏。游戏自然有它自身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我这里指的是某些不同于此的东西：有关农业过程的知识，对动植物的熟悉，园艺业，农村中的观察习惯等等。我惊奇地发现城里人很少知道指南针的指向，从不知道太阳的走向，弄不清房子的哪一面避风，并常常不了解连牛羊都知道的知识。这就是光在城市中生活的结果。如果我说这是工党木能赢得农村选民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人认为我荒唐。但这确实是城里人如此彻底地脱离自然而根本的东西的原因。这使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浅薄和浮浅——当然不总是这样，但却非常普遍。季节和天气，播种和收获，庄稼和牛羊，这些东西对人类来说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能与大地母亲完全分离，就应该熟悉这些东西，孩子们可以在对健康极为有益的活动中获得所有这些知识，而且仅凭有益于健康这一点，也值得从事这些活动。城市孩子在农村表现出的兴高采烈表明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正在得到满足。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证明我们的教育制度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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