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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卡西亚妮具有把秘密玩弄于掌股之上的魔鬼般的才能，她永远知道在恰到好处的时刻出现在什么地方。她精力过人，不声不响，又聪明又温柔。然而，在关键时刻，尽管她内心痛苦，却表现出钢铁般的性格。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动过肝火。她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扫清阶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血去洗——让阿里萨爬到他不自量力的位置上去。出于不可遏制的权欲，她不择手段地那么干着，但她实际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如此之大，使阿里萨本人也被她的手段搅得晕头转向了，在一个不幸的时刻，他曾经想去挡住她的道儿，因为他以为她在挡住他的道儿。卡西亚妮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搞错了。”她对他说，“您要我走，我就离开这里，不过请您好好想一想。”
阿里萨的确还没有想过。于是，他尽可能前前后后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终于向她缴械投降。实际上，在公司内部危机四伏的那场肮脏的战争中，在提心吊胆的寻花问柳的灾难中，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费尔米纳的幻想中，面对那个在白热化的明争暗斗中弄得屎一身、爱一身的泼辣的黑姑娘，阿里萨的冷漠的内心没有一刻平静过。他曾多次黯然伤心，因为她实际上不是他认识她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贱人，否则他会把自己的原则忘得一净，哪怕是火炭般的金元宝，他也要跟她睡上一觉。卡西亚妮仍然跟那天下午在驿车上的时候一样，依然满不在乎地穿着那身野妓式的衣服，裹着疯子的头巾，戴着骨雕的耳坠和手镯，戴着那串项链，根根手指上都戴着假宝石戒指。总之，还是流浪街头的那个卡西亚妮。时光在她的外貌上留下的一丁点儿痕迹，更使她平添了几分颜色。她熟透了，女性的妙处更加使人销魂，她那非洲女人的温热的身体，随着成熟显得更加丰满了。阿里萨在十年中没有向她作出任何暗示，以此来为自己在初次见面时所犯的错误赎罪。她呢，在各方面都帮了他的忙，唯独在这方面没有帮过他。
一天晚上，阿里萨工作到了深夜——母亲去世后他经常如此——正要出门的时候，他看见卡西亚妮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没敲门就推了进去。她果然在那里，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出神地沉思着，表情严肃，新配的眼镜使她带上了学究的气息。阿里萨心里激起了一阵幸福的颤栗：就他们两人在楼里，码头上空无一人，城市已进入梦乡，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墨一样的海，一艘轮船发出凄凉的呻吟，它还要再过一个小时才能到港。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跟他在那条名叫麦仙翁的小巷子里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模一样，但这次是为了不让她看出他的膝盖在微微发抖。
“告诉我，亲爱的卡西亚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她并不感到意外，异常镇静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目瞪口呆。
她还从来没有用“你”称呼过他。
“唉，阿里萨呀，”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太迟了：在骡马驿车上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后来她一直坐在那张椅子上，但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的，帮他干了那么多的鬼鬼祟祟的卑鄙勾当之后，为他忍受了那么多的无耻行径之后，她在生活中已经超过了他，尽管他比她年长了二十岁：她为了他而衰老了。她深深地爱着他，她情愿继续爱他而不是欺骗他，虽然不得不突如其来地让他知道真相。
“不行。”她对他说，“我会觉得我是在跟我幻想中的儿子在一起睡觉。”
最后的否认不是出自自己之口，这一点使阿里萨觉得芒刺在背。他历来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别人再坚持，然后才作最后的决定，但跟她打交道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不能冒犯第二次错误的风险了。他轻轻松松地走了，甚至还带了一点颇为难得的痛快。从这天晚上以后，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阴影都顺顺当当地冰释了，而且阿里萨也终于明白，他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朋友而不必跟她睡觉。
阿里萨只向卡西亚妮透露了他跟费尔米纳的秘密。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知道这个秘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已开始把这件事置之记忆之外了。其中有三个已铁定地进了坟墓：一个是他母亲，她在去世之前很久就把这个秘密从记忆中抹去了；第二个是普拉西迪姬，她长期侍候那个几乎被她视为女儿的人，直到高寿才与世长辞；第三个是那位终身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她曾经把他这一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失在祈祷书里递给了他，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也不可能还活在世上。至于洛伦索·达萨，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为了女儿不被开除，也许曾经向修女德拉鲁丝透露过，但修女不大可能扩散这个秘密。还有伊尔德布兰达以及费尔米纳其他一些野里野气的表姐妹们。
阿里萨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包括在这张知情人的名单之中。伊尔德布兰达在头几年十分频繁的来访中，有一次曾经向医生透露过这个秘密。不过，她是非常偶然地在一个很不适当的时候提到这件事的，而乌尔比诺医生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伊尔德布兰达是把阿里萨作为一个据她认为可能在猜灯谜时独占鳌头的隐姓埋名的诗人而提到的。乌尔比诺医生半天没想起阿里萨是谁，她便对他说——其实并不是非说不可，但她说这个的时候没怀一点儿恶意——阿里萨就是费尔米纳出嫁以前唯一的情人。她对医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心里确信这件事是完全无可非议而且又是昙花一现的，甚至可以令人惋惜。乌尔比诺医生瞧都不瞧她就反唇相讥说：“我不知道这个家伙还是一位诗人哪。”随即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了，跟其它事情一起抹去了，因为他的职业已经使他养成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事情随见随忘的习惯。
阿里萨发觉，掌握这个秘密的人，除他母亲之外都是属于费尔米纳那一方的，而在他这一方却只有自己一人。他独自背着这重如大山的包袱，许多次需要有人助他一臂之力，但当时谁也不配得到这种信任。卡西亚妮是唯一可信赖的人，只差选定方式和时机了。就在他思索这个问题的那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偏巧乌尔比诺医生爬上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陡峭的楼梯上来了。为了战胜下午三点钟的闷热，他爬一级歇一会儿，走到阿里萨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汗水把裤子都湿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看一场飓风就要来了。”阿里萨在那里见过他好多回，每回都是来找叔叔莱昂十二的，但过去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这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不速之客跟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
那段时间，也正是乌尔比诺医生度过了职业难关，几乎象个叫化子似的拿着帽子挨门挨户地为他的艺术活动寻求资助的时候。他的最牢固而慷慨的赞助者之一自始至终是莱昂十二，后者当时正巧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刚开始睡每天不可缺的十分钟午觉。阿里萨请乌尔比诺医生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坐一会儿，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叔叔莱昂十二的办公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叔叔的办公室的前厅。
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打过照面，但从来没有面对面地呆过，阿里萨又一次恶心地感到自愧弗如。漫长的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他站了三次，希望叔叔能提前醒来，并且喝下了整整一暖瓶纯咖啡。乌尔比诺医生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说完又继续和另一个人接着谈论别的问题，并不担心他的话被旁人听见。阿里萨如坐针毡。医生天生俊逸，谈吐流畅而精确，身上隐隐散发着一股樟脑味儿，他英气逼人，谈话左右逢源而高雅，甚至最轻薄的言辞，从他口里说出来，也变得庄重了。突然，医生冷不丁儿把话锋一转：
“您喜欢音乐吗？”
阿里萨感到措手不及。说真的，城里演出的音乐会或歌剧，他场场必到，但他觉得自己无法象行家那样谈论音乐。对流行音乐，”尤其是对伤感圆舞曲，他是心领神会的，这些音乐跟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跟他偷偷写的诗比起来，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不能否认。他只要随便听那么一遍，就连上帝的威力也无法把整夜整夜浮现在他脑子中的旋律抹掉。但这不成其为对一位内行提出的十分严肃的问题的严肃的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有数了。“不错，”他说，“现在正时髦。”他向阿里萨强调，现在能弄来的节目，同上个世纪那些精彩的节目不可同日而语，真令人寒心。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请肖邦三重奏乐团到喜剧剧院来演出，他兜售长期票已经一年了，但政界诸公，谁也不知道那三位名人是何许人也。而就在那个月里，拉蒙·卡拉尔特匪警剧团、马诺洛·普雷萨小歌剧说唱剧团和桑塔内拉斯家庭剧团的票都卖光了，这些剧团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哑剧——滑稽剧杂拌儿剧团，演员们就在舞台上利用灯光暗转的一瞬间换衣服。连那个自称可以和过去的女舞蹈家怫列斯·贝格雷媲美的丹伊塞·德阿尔泰剧团，乃至那令人作呕的乌尔苏斯剧团——演一个中了邪的巴斯克狂人赤手空拳地斗一条吕底亚公牛的事——的票都卖光了。然而，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欧洲人现在不是正在又一次进行野蛮战争吗？我们在半个世纪内经过九次内战以后却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九场内战，说到底，只是一场，始终是那一场。这篇引人入胜的演说，最引起阿里萨注意的地方，不是别的，而是有可能恢复猜灯谜，那是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最轰动、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活动，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免得忍不住开口告诉医生说，他本人正是那一年一度的比赛的参加者，这项比赛当时已经开始吸引从国内到加勒比地区其它国家的许多大名鼎鼎的诗人。
谈话方兴未艾，空气中的热浪突然凉了下来，一场钻来绕去的大风暴把门窗吹得乒乒乓乓，办公室从地基开始咯吱咯吱乱响，仿佛飘在水面上的一叶扁舟。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察觉这个情况，他顺便提了几句六月份疯狂肆虐的强台风后，就冷不丁风马牛不相及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把她视为最热心的合作者，而且把她视为他的动议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将一事无成。”阿里萨冷漠地听着这一切，微微颔首表示赞同，担心自己的声音失态，什么也没敢出口。不过，听了两三句话之后，他就全然明白了：乌尔比诺医生尽管参加了许许多多劳神费力的活动，却仍然有用不完的时间来崇拜他的妻子，热烈的程度几乎和他相同，这个事实使他迷惘了。但他没有作出反应，因为从他的心里冒出了一股傻气。他的心告诉他，他和他的情敌是同一种命运的牺牲品，共同遭受爱上同一个女人的不幸，他们是挂在同一个车套里的两头牲口。在过去的漫长的二十七年当中，阿里萨第一次觉得心里被刀扎了似的痛楚。为了让自己得到幸福，那个令人崇拜的男人必须死去。
飓风刮到远处去了，在仅仅十五分钟以内，它已把濒湖的几个区夷为平地，把半边城市吹得房倒屋塌。乌尔比诺医生再次对叔叔莱昂十二的慷慨捐献表示满意，没等风雨完全停息就告辞了。因为心不在焉，他将阿里萨借给他的那把个人专用的雨伞也带走了。阿里萨不但毫不介意，而且还暗自高兴，他在捉摸，如果费尔米纳知道雨伞的主人是谁，将会作何感想。卡西亚妮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沉浸在同医生会见的激情之中，他觉得这是向她吐露秘密的唯一机会了，跟捅掉使他不得安宁的燕子窝一样，要么现在就下决心，要么永远也别捐。他先问她对乌尔比诺医生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这个人揽的事很多，也许有点过分，不过我想，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停了一会儿，她又沉思了一下，用她又尖又大的牙齿——高个儿黑女人的牙齿——把铅笔的橡皮头一块块地啃下来，最后耸了耸肩膀，打算把这件与之无关的事情一笔勾销。
“也许他所以干那么多的事儿，”她说，“就是为了免得去想。”
阿里萨试图打断她的话。
“可惜的是，他必须死掉。”他说。
“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不错，”他接口说，“但这个人比所有的人都更应该死。”
她压根没弄明白，又耸了耸肩膀，没有答腔，走了。这时，阿里萨明白了，在将来的某个还说不准的晚上，当他有幸和费尔米纳躺在一起时，他就可以对她说，他甚至对这位唯一有权知道的人也没透露过他的爱情的秘密。不，永远也不能透露，连向卡西亚妮也不能透露，这倒不是他不愿意向她打开珍藏这个秘密的匣子，而是直到那个时刻他才察觉，打开匣子的钥匙被丢掉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使他震动的还不是这件事。回首青年时代，往事历历在目，每年四月十五日，喧声震耳的灯谜赛会都在安的列斯大厅里举行。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象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一样，他始终是个不露面的主角。二十四年前，从开幕比赛起，他参加过好几次，他从来没中过奖，哪怕中个末等奖。不过，他不在乎，他参加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灯谜赛对他具有额外的吸引力：第一次比赛就是由费尔米纳负责打开那些火漆封口的信套，由她宣读比赛获奖者的名单，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参加以后每年的竞赛了。
第一次灯谜竞赛的那一天夜里，阿里萨躲在半明半暗的靠背椅子后面，焦虑的心情使那朵插在西装翻领扣眼儿里的鲜艳的山茶花也在微微颤抖。他看见费尔米纳正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那三个火漆封着的信套。他在心里琢磨，当她发现他是“金兰花”奖的获奖者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胸有成竹，她准能认得出他的笔迹来。到了那一瞬间，小公园杏树下面度过的那些如花似锦的黄昏，书信里的振子花的芳香，微风轻拂的早晨为戴王冠的仙女演奏的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懂的圆舞曲，都会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可惜，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全国诗歌奖中的最高奖，被一个中国移民夺走了。
促使作出那非同小可的决定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使人对竞赛的严肃性产生了怀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奖委员会一致认为那是一首出类拔萃的十四行诗。
没有一个人相信，获奖的那首十四行诗的作者竟会是个中国人。他是上个世纪末在修筑两洋运河期间为了逃避吞噬巴拿马的那场黄热病横祸，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起到这里来享其天年的。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他们在此地生存着、繁衍着，他们内部完全一模一样，谁也分辨不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起初总数不到十人，其中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准备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这些悄悄地越过海关入境的中国人已挤满了港口附近的四条小巷。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变成了儿孙满堂的风烛残年的家长，谁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时间衰老的。人们凭直觉把他们分成两类：好的中国人和坏的中国人。坏的中国人躲在港口的阴暗角落里，象国王似的吃喝，或者坐在桌子上对着一盘葵花籽烩老鼠肉较然死去，人们怀疑他们是些拐卖女人和无所不卖的人贩子。好的中国人是那些开洗衣店的，他们继承了一种神圣的科学，把旧衬衣退还顾客时洗得比新衬衣还要干净，领口和袖口熨得就象刚刚摊平的圣饼。在灯谜赛上击败七十二名训练有素的对手的，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中的一员。
费尔米纳头昏脑涨地念出那个名字的时候，谁也没听懂。不仅因为那是个闻所未闻的名字，而且说来说去谁也拿不准中国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好在大可不必为此荣神，那位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后面出现了，脸上挂着中国人提早回家时那种会心的微笑。他对获胜十拿九稳，特意穿着那件过春节时才穿的黄色丝绸衬衣去了。在不相信他是作者的人们的震耳嘘声中，他接过那朵十八K的金兰花幸福地吻了吻。他在中央站了一会儿，象他们的圣母——显然不如我们的圣母那么做作——的使徒那样镇静自如。当起哄声第一次停下来的时候，他把获奖的诗句念了一遍。谁也没有听懂。但当又一阵嘘声停歇时，费尔米纳用动人的失了音的嗓子冷静地重新朗读了一遍，第一句诗就使人惊叹叫绝。那是一首最正统的高蹈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缺，通篇贯穿着一股沁人肌肤的灵感，仿佛是一位高手帮他捉刀的。唯一有点道理的解释是，某位大诗人有意要同这个灯谜赛开个玩笑，而这位中国人则抱着至死不泄露秘密的决。已去帮他开这个玩笑。商报——我们的传统报纸，试图挽救公民的声誉，发表了一篇与其说是引经据典不如说是生吞活剥的关于中国人的悠久历史，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影响以及他们有资格参加灯谜赛的杂文。杂文的作者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他直截了当地从题目开始引证：
《中国人人皆诗人》。阴谋的策划者们——如果有过阴谋的话——就跟这个秘密一起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这位中国人活到东方人的天年后死了，至死没有作出交代。他和那朵金兰花一起，装进棺材埋葬了，但也带着没有获得有生之年唯一渴望的东西的痛苦，他唯一的渴念是诗人的令名。为此之故，报界又抛出了早已被忘却的灯谜事件，并配上由手捧金杯的臃肿少女组成的插图，再版了那首十四行诗，诗界的守护神借此机会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新的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味同嚼蜡，由此证明那首诗的确出自这位已故的中国人的手笔。
在阿里萨的记忆中，始终把那天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浓妆艳抹的陌生女人和这幕闹剧联系在一起。竞赛开始的时候他还注意过她，后来由于在胆战心惊地等待，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般的白皙皮肤，富态女人身上飘出来的馨香，她那用一朵假洋玉兰花遮掩着的女高音歌唱家般的巨大的胸部，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身穿一件把身体裹得很紧的黑天鹅绒长袍，黑得跟她那急颠颠。热辣辣的眼珠似的。她的头发更黑，用一把吉卜赛女郎的梳子别在后颈上。耳朵上垂着耳环，脖子上挂着跟耳环风格相同的项链，根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所有的首饰都是用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做的，右脸颊上有颗痣，用口红涂抹过了。在最后那阵嘈杂的掌声中，她带着发自内心的抑郁，看了看阿里萨。
“相信我吧，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她对他说。
阿里萨浑身一震，倒不是被这种应该得到的同情所感到，而是由于有人洞悉他的秘密而吃惊。她向他说明：
“我在开奖时发现，当时你领口上的那朵花在不住地颤动。”
她拿出手中的长毛绒出茶花向他示意，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因此我才把我那一朵摘了下来。”她说。
本来阿里萨眼看就要因受挫而掉泪了，但出于夜生活狩猎者的直觉，精神陡然一振。
“让咱们找个地方去同声一哭吧。”他对她说。
他陪她回家。走到剧院大门口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街上人迹责无，他劝说她请他去喝杯白兰地，一起欣赏她提到过的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关于社交活动的剪报和照片集。这种花招在当时已经不新鲜了，但这一次他是被动的，因为在他们离开国家剧院的时候她就谈起她的影集。他们进了她的家。阿里萨在客厅里首先观察到的是，卧室的门正敞开着，床很大，铺设华丽，古铜色的床上铺着织锦锻床罩。他惶然了。她大概察觉到他的神情，赶快抢在他前面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的门。然后，请他在一张用印花家具布做的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有只猫在睡觉。她把那叠影集放到客厅中间的桌子上。阿里萨慢条斯理地翻着影集，一边在看眼前的东西，一边主要在思考着下几步的行动。他突然抬起视线，看见她两眼已经泪汪汪。他劝她爱怎么哭就怎么哭吧，不必害臊，因为哭最能减轻痛苦，但又建议她松开乳罩再哭。他忙不迭地去帮她，因为乳罩是用一条长长的十字带缝制的，紧紧地捆在背上。他还没来得及帮她解完带子，乳罩就由于内部的压力而自行松开了，高耸如山的奶头自由自在地呼出了一口气。
就是在最顺手的场合也从来没有消除初次恐惧心理的阿里萨大着胆子用手指轻轻地摩掌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惯受溺爱的小姑娘的呻吟，扭了一下身子，但没有停止哭泣。他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一下，但不等他亲第二日她就把身子转了过来。她的身子硕大无朋，如饥似渴，热气烘烘，两人搂抱着在地上打起滚来。沙发上的猫被惊醒了，一下跳在他们身上。他们象初出茅庐心慌意乱的雏儿一样，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躲避那只狂怒的猫上，而没有去注意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所可能带来的灾祸上。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他们又继续在一起厮混，持续了好几年。
他爱上她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周岁了，而他还不满三十岁。她叫萨拉·诺丽埃佳，年轻时曾以一本关于穷人的爱情诗集在某次竞赛中获奖，尽管有过一刻钟的春风得意，那本诗集却始终没有出版。她在公立学校里以讲授礼仪和公民课为生，住在泥沙混杂的格茨玛尼老区“请人巷”的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她曾经有过好几个逢场作戏的情人，但那些情人都没有和她缔结姻缘的幻想，因为在她那个环境和她那个时代，男人很少会想到同跟他睡过觉的女人订亲。自从她的第一个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她曾以一个十八岁姑娘的全部痴情去爱过他——在预定的举行婚礼的一周之前逃避了自己的诺言，把她置于被遗弃的未婚妻——或者按照当时的术语，叫做“被用过的未婚姑娘”——的尬尴境地之后，她自己早就不抱这种幻想了。这第一次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但给她留下的并不是苦恼，而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信念：不管是嫁人还是不嫁人，不管是没有上帝还是没有王法，要没有个男人在床上，就不值得活下去。
虽然她和他一样无拘无束，也许还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阿里萨从一开始就把这设计成了一种偷鸡摸狗的关系。他从侧门溜进去，几乎每次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在黎明前跟着脚尖儿溜出去。他和她都明白，在那座住户众多的房子里，不管怎么防范，邻居们表面上似乎不大知情，实际上相当了解底细。然而，阿里萨还是要维持那种表面形式，他有生之年和所有的女人也都是这么搞的。他从来没有失误，不管是和她还是和任何别的女人，都没有留下过什么把柄。确实只有一次，他留下过可能招致后患的痕迹，或者说，留下了书面的招供，几乎使他因此送命。他一直把自己装成是费尔米纳的终身伴侣，一个不太忠实但换而不舍的丈夫，他不断在为摆脱夫妻枷锁奋斗，但又没有背叛过她。
这种偷偷摸摸不可能不出差错、一帆风顺。特兰西托本人至死都确信这位在爱情中产生又为了爱情而被抚养大的儿子，以为他既然在年轻时遭受过第一次挫折，就不会在任何形式的爱情面前动心。然而，许多和他很接近的而又不怀好意的人，却了解他的鬼鬼祟祟的性格和他对奇装异服以及对各种稀奇古怪的洗涤剂的爱好，于是不约而同地怀疑，他并非对爱情不动心，而是对女人不动心。阿里萨知道他们对他有这种看法，但从来没作任何辩解。萨拉·诺丽埃佳对此也不在意。和阿里萨爱过的无数其他女人一样，甚至和那些并不爱他但使他心满意足而且和他在一起自己也心满意足的女人一样，她知道他只不过是个露水男人而已。
后来，他爱什么时候到她家里去就什么时候去，尤其喜欢在礼拜日早晨去，礼拜日早晨环境更安静。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不管是要紧的还是不要紧的，全身心地在那张历史悠久的宽大的床上使他满意。那张床总是铺得好好的在等着他。在那张床上，她从来不许讲究礼仪形式。阿里萨怎么也想不透，一个不是过来人的未婚女子，对男人的事情为什么能无所不知。他也琢磨不透，她怎么能那样风情万种、胜任愉快地使唤自己那大海豚似的柔软的身体，仿佛是在水中移动似的。她辩解说：说到底，爱情是一种本能，要么第一次就会，要么就一辈子也不会。阿里萨顿觉兴味大减，心里想，她或许比此时装出来的样子更要久经沙场了。但他又不得不表示，他相信她的话，因为他对她说过那句他对所有的情人说过的话：你是我唯一的心上人。他们最不喜欢的许多事情之一，是不得不让那只狂怒的猫呆在床上。萨拉·诺丽埃佳常常给猫修剪指甲，免得他们被猫爪抓个稀巴烂。
然而，几乎跟她喜欢在床上闹到精疲力尽一样，她还喜欢把疲乏奉献给对诗歌的崇拜。她不仅对那个时代的爱情诗记得惊人的清楚——新出版的爱情诗，手工装订的小册子，卖二文钱一本——而且还把她最欣赏的那些诗钉在墙壁上，随时放声朗读。她把礼仪和公民课教材编成十一音节的对偶诗，就跟正字法教材一样，可惜没得到官方批准。她朗诵成癖，有时在倒凤颠鸾那一刻还在继续喊叫着朗诵。阿里萨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在她嘴上一吮，就象制止小孩啼哭一般。
在他们水乳交融那个时候，阿里萨们心自问过：哪种状态可能是所谓爱情，到底是在那张巨大的床上呢，还是在礼拜日的宁静的下午？萨拉·诺丽埃佳以一个浅显的理由使他心安理得：不穿衣服所做的事情都是爱情。她说：“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往下。”萨拉·诺丽埃佳觉得这个定义适用于那首叫做不同的爱情的诗。那首诗是他们用四只手谱写的，她拿这首诗参加了第五届灯谜竞赛，满以为别人拿不出这种别出心裁的诗参加灯谜。但她又一次榜上无名。
阿里萨送她回家的时候，她怨气冲天。她心里有股无名火，断定是费尔米纳搞了鬼，使她的诗不能中奖。阿里萨没有睬她。从发奖开始，他就心情沉郁，他很久没有见到费尔米纳了，那天晚上，他觉得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为人之母的人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闻，他知道她的儿子早就上学了。不过，从年龄上看，过去还不太明显，而那天晚上，她的腰身粗了，走路有些气喘吁吁，念获奖名单时的声音也显得底气不足。
他想清理一下记忆，在萨拉·诺丽埃佳进厨房拾掇的时候又浏览了一遍灯谜的影集。他看了杂志的图片，在门洞里作为纪念品出售的发黄的明信片，仿佛是在回顾假想的自己的一生。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想当然地觉得，世界在变，风俗、时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就是她没有变。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在费尔米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当他自己只顾守株待兔的时候，生活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从来没同任何人谈过费尔米纳，因为他知道，当他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没法不使嘴唇失去血色。但这天晚上，他跟过去许多次一样，在浏览影集的时候，萨拉·诺丽埃佳心里突如其来地产生了一个能使热血变得冰凉的结论。
“她是个婊子。”她说。
她走过阿里萨的身边，看见一副费尔米纳在一次面具舞会上化装成黑豹的图片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用提任何人的名字，阿里萨就会知道她指的是谁。担心她揭出搅乱他的生活的老底来，阿里萨急忙进行了有分寸的辩护。他提醒她说，他只是拐了几个弯才认识费尔米纳的，他们从来没超出过点头招呼的界限，他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但他肯定说，她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登上龙门的。
“通过和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的利害关系的婚姻和施舍。”萨拉·诺丽埃佳截断了他的话，“这是当婊子的最下贱的做法。”
阿里萨的母亲为了安慰他的失恋，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虽然没有这样粗鲁，但说得同样斩钉截铁。阿里萨一阵慌乱，直透骨髓，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反驳萨拉·诺丽埃佳的尖酸刻薄的话，直想绕开话题。但萨拉·诺丽埃佳怒气未消，不让他打岔。因为某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直觉，她认定费尔米纳是阻挠她得奖的阴谋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当然没有理由成立，因为她们互不相识，从来没见过面，而且就算费尔米纳了解竞赛的幕后情况，也无权作出授奖的决定。萨拉·诺丽埃佳不容置辩地说：“我们女人的感觉是很灵的。”说完就停止了争论。
从这时起，阿里萨就对她另眼相看了。对她来说，岁月也在流逝。她的丰腴的身体不知不觉地枯萎了，她的情欲在抽泣中姗姗来迟，她的眼皮也开始出现陈年痛苦的阴影。她已经是人老珠黄了。另外，因失败面怒火中烧，她没有留意喝下多少杯白兰地。她已经不是五年前那天晚上的模样了。两人正在吃椰油炒饭，她试图细算那首两人合作但后来没有中选的诗到底谁写了几行，以便一旦知道获奖，两人该各分几片金兰花的花瓣。做这种无聊的游戏对他们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但阿里萨却利用这个机会去舔刚裂开的伤口，他们在这场鸡毛蒜皮的争论中纠缠不休，各自爱情的五年来的积怨终于解决了。
差十分十二点的时候，萨拉·诺丽埃佳爬到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弦，把闹铃对好了。也许她是想无声地告诉他，他该走了。阿里萨觉得，他必须赶紧把这种没有爱情的关系一刀两断，他在伺机采取主动，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他祈求上帝：让萨拉·诺丽埃佳请他躺到床上去，对他说别走吧，我们中间的一切误会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等上完弦以后，她就会请他去坐在她身边。可是，她却离得远远的，在会客用的椅子上坐下了。阿里萨把被白兰地浸湿了的食指伸出去，让她吮，往常他总爱这么做。这次她躲开了。
“现在不。”她说，“我在等一个人。”
自从被费尔米纳拒绝以后，阿里萨就学乖了，使总是使自己处在作最后决定的主动地位。如果是在不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去纠缠萨拉·诺丽埃佳，确信会和她到床上去搂抱打滚，度过那个夜晚，因为他相信，一个女人和男人睡过一次党，她就会继续在这个男人愿意的时候和他睡，只要这个男人懂得返她就行。基于这个信念，他忍受了一切，就是在最肮脏的爱情交易中，他也一切都在所不惜。只要是能不给生下来就是女人的女人以下最后决心的机会，但那天晚上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忍无可忍的伤害，便把白兰地一饮而尽，尽可能表现出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辞而别了。他们再没有见过面。
萨拉·诺丽埃佳虽然不是阿里萨那五年中唯一的女人，但却是和他保持最长久最稳定关系的女人之一。他发现，跟萨拉·诺丽埃佳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在床上的时候过得痛快，但永远无法用她来替代费尔米纳，便又开始去干独来独往地在夜间猎取女人的勾当。他把时间和最大限度的精力安排在每天晚上。萨拉·诺丽埃佳一度创造了使他减轻对费尔米纳的思念的奇迹。至少，不看见费尔米纳他也可以活着。这跟过去是不同的，过去他随时会停下手里干着的事情，到他预感她有可能出现的那些靠不住的地方，到最意想不到的那些街头巷尾，甚至到现实中并不存在，她也根本不可能涉足的地方去找她，为了哪怕看她一眼，他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同萨拉·诺丽埃佳决裂之后，对费尔米纳的思念又苏醒过来了，使他坐卧不宁。他又一次觉得，仿佛自己又坐在小公园里，看着永远看不完的书。但这一次，这种感觉因盼望乌尔比诺医生立即一命归阴而更加强烈了。
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命中注定他会把幸福带给一个寡妇，而寡妇也会把幸福带给他，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好了准备。在独来独往地猎取女人的生涯中，阿里萨对寡妇们了若指掌，他知道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见过她们表示愿意装进丈夫那口棺材里活活埋掉，免得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去对付今后的恶运，但随着她们对新的处境的逐渐适应，她们又返老还童了。起初，她们象幻影般地住在空荡荡的住宅里，向女佣们倾诉衷曲，俄沂地躺在枕头上不想起床，在无所事事地囚禁了多年之后依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她们在已故的丈夫的衣服上钉上过去从来没言时间去钉的扣子，为领口和袖日上蜡，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她们继续在浴室里为丈夫摆上肥皂，铺上带有丈夫姓氏缩写的床罩，在饭桌上丈夫坐的地方摆上刀叉盘子，好象他们会死而复生，没有通知就突然返回家来，就跟他们活着的时候经常这么做似的。然而，在不仅忘却了丈夫的姓氏，而且也忘却了自己的身分之后，她们在独自去做弥撒时又慢慢觉得自己成了自我意志的主宰了，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信念——一个在处女时代就存在的幻想——作为交换条件的。只有她们才知道，她们发疯地爱着的那个人——也许他也爱着她们——的分量，但她们得继续抚养他，给他喂奶，给他换湿了的尿布，用母性的语言哄他们，鼓励他们早晨出门的时候别胆怯，直到最后一息。然而，当她们看见他在自己的怂恿下真的出去闯荡世界的时候，她们又提心吊胆起来，害怕他永远也回不来了。这就是生活。爱情，如果真有爱情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另一个生命。
在孤独的寂寞中，相反，寡妇们发现，老老实实地生活全凭身体的指挥，饿了才吃，不用说假话而爱，不必因逃避被人指摘不遵妇道而装睡，有权占有整张床席，没有人同她争一半床单，一半空气。一半属于她的夜晚，甚至睡梦也是自由自在的，该醒的时候就醒了。在外出偷情的黎明，阿里萨碰见寡妇们做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一身黑衣，肩上披着寡妇的黑纱。晨曦中，他看见她们穿街过巷，迈着碎步从一条人行道走上另一条人行道——那是小鸟般的步伐，因为单是贴近男人身边走过，就会玷污她们的名誉。然而他坚信，没有慰藉的寡妇，更甚于任何其他女人，是很容易把幸福的种子撒到她们心中去的。
他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寡妇，从纳萨雷特的遗孀开始，使他懂得，结过婚的女人，在丈夫亡故之后是何等幸福。到当时为止对他来说还纯粹是个幻想的东西，亏了这些寡妇，把它变成可以用手捕捉的可能性了。没有理由认为，费尔米纳和其他寡妇有什么不同，生活教育了她，她会接受他的，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她心中不会有对死去的丈夫犯罪的阴影，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去发现两度幸福的另一种幸福，一种是能把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变成奇迹的普通的爱情，另一种是因死神的豁免，出污泥而不染地洁身自好地保留下来的爱情。
要是他怀疑过费尔米纳在他的如意算盘中离得是多么遥远，也许他不会那么热情贲涨。费尔米纳还只刚刚看见一个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恰恰没有突变的世界在她面前展现。在那个时代，做个有钱人有许多好处，当然也有许多坏处。但普天下有一半人梦寐以求的是尽可能永远做个有钱人。因为不成熟，费尔米纳拒绝了阿里萨，她马上就追悔莫及，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当时，她闹不清是理智中的哪些隐藏的原因使她心明眼亮了，但许多年之后，也就是在行将进入暮年之前，她突然在一次偶然提及的关于阿里萨的谈话中发现了。参加谈话的人都知道，阿里萨是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继承人，所有的人都振振有词地说自己见过他许多次，甚至跟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是副什么模样。这时，费尔米纳发现了妨碍她爱他的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她说：“他好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是的，他是某个人的影子，而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人了解过。不过，当她在抵御乌尔比诺医生——医生是个和他恰恰相反的人——的追求的时候，她却被罪过的阴影弄得心神不定：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唯一的一种感觉。当她觉得这种感觉向她袭来的时候，她被一种慌乱抓住了，只有碰见能减轻她良心的压力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慌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在厨房里打碎了一只盘子，或者看到有人跌跤，或者自己在门缝里挤了一根手指头，她总是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归咎于他：“都是你。”虽然她对谁是肇事者并不关心，也并不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反正能把罪过推开就够了。
这个阴影非常明显，势将危及家庭的和谐，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地发现了。他发现后，就赶忙对妻子说：“别难过，亲爱的，那是我的错。”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妻子作出突然的、不可更改的决定，而且他深信，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一种罪过的感觉。然而，理清阿里萨这团乱麻，不是一句宽心话就能解决的。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早晨，费尔米钢打开阳台的窗户，就得使劲赶走脑子里那个坐在幽静的小公园里偷偷看她的人的影子，她看见了曾经属于他的那棵树，那条不大显眼的长凳子，他正坐在那里看书，思念她，为她受煎熬。她不得不把窗户关上，长叹一声：‘可怜的人。”甚至她还伤心地抱怨过，阿里萨怎么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顽固呢，当时，后悔已经太晚了。有那么几次，她还亡羊补牢地期待着一封永远没有收到的信。当她必须作出嫁给乌尔比诺医生的决定时，她发觉，既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阿里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挑上他，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实际上，他对医生和对阿里萨同样不大喜欢，而且对医生更缺乏了解，医生的信没有他信里那种火热的感情，也没有象他那样做过那么多令人心醉的表白。的确，乌尔比诺医生的追求，从来不是以爱情的语言来表达的。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只向她奉献尘世间的东西：保障，和谐，幸福。这些数字一旦相加，也许等于爱情，近乎是爱情吧？但是，这些又不是爱情。这些疑虑使她心乱如麻，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说来说去，她对乌尔比诺医生反感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象而不是太不象她爸爸梦寐以求地为女儿找的那个人。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词父亲狼狈为奸的小子，虽然实际上他不是，费尔米纳确信，自从看见他第二次走进她的家门，不请自来地为她诊断的时候起，就已经是了。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谈话，使她心里更乱了。处在自己的牺牲者的地位上，表姐倾向阿里萨，甚至忘记了也许洛伦索·达萨把她请来是为了让她扩大有利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影响。只有上帝才知道，当表姐到电报局去找阿里萨的时候，费尔米纳作了多大努力才没有跟她一起去。她也想再见他一次，把疑虑澄清，同他单独谈谈，深刻地了解他，以便确信她在冲动中作出的决定不会把她推向一个更严重的境况，即在同父母单枪匹马地进行的战争中投降。但她投降了，在一生中的关键的一分钟里投降了，她一点儿也没考虑那个追求者的英俊的外貌，他的祖传的财富，他少年得志的声誉，以及他实际美德中的任何一点，而是因为担心错过机会。她眼看就要满二十一岁了。二十一岁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一点使她慌了手脚。这空前绝后的一分钟，就足以使她作出了上帝和人的金科玉律中规定的决定，至死方休。于是，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她毫不内疚地做了理智向她指示的最正经的事情：用不带泪水的海绵在对阿里萨的记忆上一抹，把它全部擦掉了，在这个记忆原先占据的地方，她让它长上了一片茂盛的罂粟花。唯一做了的另一件事是，她比平常更深地叹息了一声——最后的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从旅行结婚回来就开始出现了。他们还没打开箱子，家具包装还没拆开，准备供她做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主妇之用的十一箱东西还没取出来，她就差点儿昏死过去，因为她发觉，她成了这个错误家庭的囚徒，更糟糕的是，和一个不是囚徒的人关在一起。六年之后她才出了牢笼。这六年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六年，她绝望地忍受着婆婆的刁难，小姑的愚昧——她们没有在这个牢笼中活活烂掉，是因为关进牢笼已经成为她们心中的天经地义的事了。
甘心屈服于家庭礼教的乌尔比诺医生，对她的恳求装聋作哑。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的无限的适应能力将会使一切就绪。母亲的衰老使他心疼，营堂健在的喜悦，换个时代的话，会使最没信心的人也会产生求生的渴望的。不错，那位漂亮、聪明、在她那个环境里少见的敏感的女性，将近四十年来一直是她的人间天堂里的灵魂的主宰。编局使她痛苦到了只相信自己的地步，而且使她变得刻薄尖酸，视所有的人为敌。她的退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因丈夫睁着眼睛在一次黑人起义中丢了老命而怨恨——她自己就这么说，而本来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而生存下去。说到底，费尔米纳的美满的婚姻，就只维持到结婚旅行那段时间，而那个唯一能帮助她免遭最后的灭顶之灾的人，又在母亲的威严面前吓得噤若寒蝉。对那个所谓母亲不久人世的欺骗，费尔米纳怪罪的是他，而不是那几个呆头呆脑的小姑子和那疯疯癫癫的婆婆。她到此时才发现，在学术权威和陶醉尘世乐趣的背后，她竟嫁了个不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因自己姓氏的社会分量才显得轩昂不凡的可怜虫，但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希望寄托在初生的儿子身上。感觉到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她为摆脱某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觉得轻松。但是当助产婆把赤条条的、浑身是粘液和血的肮里肮脏的脖子上缠着脐带的儿子抱给她看，她自己觉得对那个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小惠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时，竟把自己也吓坏了。可是，在独坐宫殿的孤寂中，她渐渐认识了他。母子相互认识了，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儿女不是因为是儿女，而是因为爱怜和抚养才成为亲人。在那个不幸的家庭里，除了儿子之外，她谁的气也不能忍受。寂寞，公墓似的花园，没有窗户的巨大的房间里凝滞不动的时间，都使她感到压抑。漫漫长夜里，从邻近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使她觉得自己也要疯了。每天都要布置宴请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餐具和灵堂里的蜡烛，让五个鬼影子似的人坐下来用一杯加奶咖啡和奶酪饼当晚饭吃的习惯，使她觉得羞耻。她诅咒傍晚的念珠祈祷，诅咒饭前经，诅咒对她拿刀叉的姿势、象街上的女人似的撩开神秘的大步走路、穿得象马戏团演员、对待丈夫的热情方式、乃至不用头巾遮住胸部就给小孩喂奶等等没完没了的指责。当她刚刚按照英国的新派做法，邀请人们下午五点来喝茶、吃皇家饼干和花味甜食的时候，婆婆唐娜·布兰卡就扬言，反对在她家里用药来代替奶酪巧克力和木薯面包圈儿发汗。连做梦都免不了挨骂。一天早晨，费尔米纳说她梦见一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宫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撤及，唐娜·布兰卡涩声涩气地打断她的话说：
“正经女人不可能做这种梦。”
除了始终觉得是寄人篱下之外，还有两件更倒霉的事。其一是，每天吃茄子，各种做法的茄子。唐娜为了表示对已故的丈夫的尊敬，不准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米钢又拒不食用。她从小就讨厌茄子，在尝茄子味道之前就讨厌，因为她觉得茄子的颜色跟毒药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在她的生活里有一点变得对她有利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在吃饭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父亲强迫她吃下了整整一锅为六个人准备的茄子。那一次，她以为她要死了，起先是没完没了他呕吐嚼碎了的茄子，后来又被灌了一碗罐油，来治她吞下大量茄子可能招致的疾病。记忆中，两种东西只是同一种泻药，不仅害怕它们的味道，而且害怕它们都是毒药，使她把茄子和德油混为一谈了。在卡萨杜埃罗侯爵府的催人呕吐的午餐上，她只好移开视线，免得想起程油使她吐得死去活来的情景。
另一件倒霉事是竖琴。一天，善于洞察媳妇肺腑的唐娜开口说道：“我不相信正经女人不会弹钢琴。”对这道慈谕，甚至她的儿子也想提出异议，因为他童年最贪玩的那些年头，就是在钢琴课堂这个牢笼里度过的，尽管他长大成人之后曾经感谢让他上了钢琴课。他难以想象，年已二十五岁，又是那么一种性格的妻子，关在钢琴课堂上怎么受得了。但母亲思准的仅仅是，把钢琴换成竖琴，其不近清理的理由是，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从维也纳运来了一架精美绝伦的竖琴，跟黄金做的一样，能发出金子般的声音。后来，一场火劫之后，这架钢琴成了市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费尔米纳忍受了这种无形的监禁，试图以最后的牺牲来阻止关系的恶化。起初，她向一位专门从蒙波斯请来的教师学琴，十五天后，这位教师猝然长逝，她又跟着培训班的乐师学了几年，教师嘴里喷出的坟墓里的气息，使竖琴学生们掩口不迭。
她对自己的逆来顺受感到惊讶。虽然在内心深处，在同丈夫调情逗趣或发生龈塘中她都不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比自己想象还要更快地适应了对新处境的既妥协又不满的矛盾状态。她曾经有一句标榜自己我行我素的口头禅：“刮风的时候就让扇子见他妈的鬼大吧。”但后来，她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取得的优越地位的珍惜，一方面又担心出丑和横遭讽刺，便决心忍受一切，包括羞辱，只希望上帝终有一天大发慈悲接唐娜归天。而唐娜则在祈祷中不遗余力地恳求上帝让死神同她见面。
乌尔比诺医生借口处于危机时刻，为自己的懦弱自我解嘲，甚至没有把心自问，母亲和妻子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和她们所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他不承认和妻子冲突的根源是家庭中缺乏和睦气氛，他认为那是婚姻的本质造成的：婚姻是个只有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能存在的荒唐的创造。两个还不大了解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甚至连性别也不同，突然就要在一块儿过日子，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共同面对两种也许是大相径庭的命运，这是大悖科学常理的。他说：“夫妻之间的疙瘩每天晚上消失了，但每天吃早饭之前又必须重新制造。”据他说，他们夫妇间的问题更是如此，那是在两个有着天渊之别的阶级之间产生的，而且又是在一个依然梦想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里产生的。唯一可能抹上的一点稀泥，如果存在这种稀泥的话，也是跟爱情同样不可靠而又脆弱的。而在他们夫妇之间，成婚的时候是没有这种稀泥的，当他们正要创造这种稀泥的时候，命运除了把他们推向现实之外没伸出援助之手。
（二）
这就是学弹竖琴期间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回味的偶然现象已经成了往事。当初，她走进浴室帮他洗澡的时候，虽然他们之间已龈龋不断，虽然每天要吃有毒的茄子，虽然要受呆头呆脑的妹妹们和生下这些妹妹的母亲的气，他还是有足够的感情来要求她给他抹肥皂。她带着他们之间残存的从欧洲带回来的爱情渣儿为他抹，两人逐渐捐弃前嫌，最后便在地板上滚在一起，浑身糊满香气四溢的肥皂沫，耳朵里听着女佣们在洗涤间里的议论：“他们没再弄出孩子来，是因为他们不生了。”有时候，他们从疯狂的晚会上回来，藏在门背后的对往昔的怀念一下子就把他们击倒了。于是，便爆发一场有滋有味的争吵，一切又跟从前一样，五分钟之后，又成了蜜月时期的纵欲无度的情侣。
可是，除了这种并不多见的情况之外，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比另一个更疲乏。她在浴室里俄延片刻，用香纸卷烟，独自抽，又跟年轻时在家里当姑娘，自己是自己身体的唯一主宰的那一阵一样，自我安慰起来。她总是头疼，也许因为太热——永远热，也许因为睡多了，也许月经来潮。月经，没完没了的月经。月经多得不得了，以致乌尔比诺医生竟敢在课堂上说——仅仅是为了吐一吐他的难言苦衷，结婚十年之后，女人的月经最多可达每周三次。
雪上加霜，费尔米纳赶上了早晚要无可挽回地发生的最倒霉的年头：她爸爸那些无本万利而从来没见过人的买卖原形毕露了。省长把乌尔比诺召到办公室里，把他文人的违法行径告诉他，省长一言以敝之：“天人上间的法律，没有一条是这家伙没触犯过的。”其中几个最严重的骗局，是在女婿的权势庇护下搞的，很难想象，女婿和他的妻子会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唯一需要维护的是自己的名誉，因为那是唯一还没扫地的。于是，他便使出浑身解数，终于用他的担保掩住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搭上了第一班轮船出国，一去不复返了。他象人们有时为了欺骗思乡病而作短期旅行那样回到了祖国，但在这种表面现象底下，也有某种真实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他登上来自祖国的轮船，只是为了喝一杯水仓里运来的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恋恋不舍的拥抱，他一直在抗议说他是无辜的，而且还想让女婿相信，他是某个政治阴谋的替罪羊。他走了，哭着小妞儿走了——他自打费尔米纳一结婚就这么叫她，哭着外孙子走了，哭着他赖以发财致富并获得了自由的地方走了。在这里，他凭昧心的买卖起家，把女儿变成了贵妇。他拖着年迈而有病的身子走了，但仍然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他坑害过的人谁也不希望他活得那么久。费尔米纳接到父亲的死讯时，不由得如释重负地吁出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人们询问，她没有为父亲戴孝，但一连几个月，当她反锁在浴室里吸烟的时候，总是不知所以地啜泣得不可开交，其实她就是为父亲而哭。
两人关系中最荒谬的一点是，在那些不幸的年头里，两人在公众场合却表现得和睦美满。实际上，那几年是他们在克服心照不宣的敌意中取得胜利的最辉煌的几年。她不愿意如实承认，那些年是非同一般和罕见的，因而也是违背常理的。然而，这对费尔米纳来说，是容易应付的。社会生活，曾使费尔米纳产生了种种疑虑，其实那只不过是一连串返祖还原的协议，陈陈相因的礼节，预先想好了的言辞，人们在社会上借此你愚弄我，我愚弄你，免得自相残杀。这个庸俗轻浮的天堂的主要标志，是害怕不了解的人和事。她把这一点概括成了更简单的一句话：“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自从她拖着新娘婚纱那长得没有尽头的尾巴走进万紫千红。香气钦绕、圆舞曲乐声回荡的社会俱乐部大厅，发现那一大群汗流使背的男人和微微发抖的女人不知如何逃避她这个来自异己外界的光彩照人的威胁性人物时，心头便象显影般地发现了这个道理。她刚满二十一岁，除了从家里到学校以外，她几乎没到外面去过。但她向四周扫视一眼，便明白她的敌人不是因仇恨而恐惧，而是因害怕而发呆。她没有再象刚进门时那样去吓唬他们，而是宽宏大度地去帮助他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正如她对各个城市的看法一样，她不觉得那些城市比原先更美或者更丑，而是跟她心里想象的一样，拿巴黎来说吧，虽然阴雨连绵，店铺老板贪吝，车夭言谈粗鲁，但她的记忆中，巴黎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并非因为巴黎实际上真是最美或者不是最美，而是因为巴黎和她最幸福的那几年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乌尔比诺医生呢，用别人对付他的那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别人，只不过是操纵得更巧妙、更道貌岸然罢了。他们在一切场合露面：郊游，灯谜，文艺演出，募捐舞会，爱国运动，第一次乘坐气球。他们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永远是发起人和主持者。谁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过得最不愉快的那些年里，还有谁比他们更幸福，还有哪对夫妇比他们更琴瑟和鸣。
父亲留下的那座房子，给费尔米纳提供了一个逃避家庭宫殿的窒息气氛的避难所。一旦躲开众人的视线，她便偷偷溜到福音公园去，在那里接待新结识的女友和某些学校或图画班的同学。
在那座房子里，她象个未婚母亲似的消磨宁静的时光。她重新买了香兀骛，捡回野猫，把它们交给普拉西迪哑喂养。普拉西迪虹已经老了，风湿性关节炎使她行动有些不便，但依然有使那座房子复活的雄心。费尔米纳又打开了那间缝纫室，那里曾是阿里萨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也曾是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以便了解她的心的地方，她把缝纫室变成了回忆往事的神庙。
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暴风雨降临之前，她去关阳台的窗户，看见阿里萨正坐在小公园里的扁桃树下那条他亲常坐的长凳子上，身上穿的是他母亲用父亲那件上衣改成的衣服，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她看见的不是她偶尔相逢几次的上了年纪的阿里萨，而是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他了。她不寒而栗，认为那种幻觉是死神的通知，她为之心酸了。她竟开口对自己说，说不定她同他结合是美满的，她单独和他住在那座她以无限的爱为他修葺一新的房子里，正如他以同样的爱为她翻修的房子里一样。单是这个假设，就把她吓坏了，因为这使她发觉她落到了何等不幸的地步。于是，她竭尽全力，迫使丈夫不再闪烁其词地同她争论，同她对抗，同她撕打，同她一起为失去了的天堂号啕大哭，直到鸡叫五遍，曙光透进宫殿的窗帘，太阳变得火一样红。因一宿谈话而面色浮肿，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因哭干眼泪而心肠变硬了的丈夫，系紧靴带，收缩腰带，束紧还残存的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一切，对她说，她吧，亲爱的，让我们去寻找丢在欧洲的爱情吧，明天就去，一去不复返。这个决定千真万确，他同大富银行——他的全球财产管理人——达成了立即变卖巨万家财的协议，这些财产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买卖、投资和债券中，只有他本人才准确地知道，财产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折成打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汇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不在这冷酷的祖国剩下巴掌大的土地来作为他和妻子的葬身之地为止。
和费尔米纳的想法相反，阿里萨还存在着，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她跟丈夫、儿子一起乘坐黄骡马拉的马车到港口的时候，阿里萨正站在法国远洋船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他看见他们下了船，同在公众场合无数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衣鲜鞋亮。他们领着儿子，儿子已被教育成让人能想象出他长大成人后将是什么样子的模样了，酷肖父亲当年。乌尔比诺摘下帽子笑容可掬地向阿里萨打了个招呼：“我们去找回失落了的爱情。”费尔米纳向他点了点头，阿里萨摘下帽子，微微躬了躬身。她朝他看了一眼，对他早谢的秃顶没有一点同情的表示。是他，跟她过去见到的他一样：一个她始终没有看透的人的影子。
阿里萨也没处在最走运的时候。工作日益繁重，他对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感到厌烦，时光犹如一潭死水。母亲身体恶化到了最后关头，她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几乎是一片空白。有时候，她甚至转身看着儿子——儿子依然坐在那张沙发上看书——惊慌地问他：“你是谁的儿子？”儿子总是实言相告，但她马上打断地的话。
“那么告诉我，孩子，”她问儿子，“我是谁生的？”
她胖了好几圈儿，动都不能动了，她终日呆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的店铺里，从头遍鸡叫起床开始，直到第二天黎明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一会儿。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抹上口红，把脸和胳膊涂上灰尘，不管遇到谁，她都问对方，她打扮得象谁。邻居们知道她在等待着同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呀。”这个身分，是引用儿童故事中一个人物的，只有这个身分才能使她满意。她继续颠头晃脑，摇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羽毛，然而又重来一遍：戴上纸做的花冠，把廉香抹在眼皮上，给嘴唇涂上胭脂，用一把一把的铅粉擦在脸上，再一次问离她最近的随便哪一个人：“我打扮得象谁？”她成了邻里的笑料。一天夜里，阿里萨派人把老店铺的柜台和货柜拆了，堵死了临街的那道门，照她描述过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的样子，把她的卧室布置起来，从此以后，她再没有问人家她是谁了。
根据叔叔莱昂十二的建议，阿里萨找了个年岁很大的女人来照顾母亲，但那个可怜的老太婆总是半睡半醒的，有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她也忘了她是谁了。于是，阿里萨一出办公室就呆在家里，直到把母亲哄睡为止。他没再到商业俱乐部去玩骨牌，也很长时间没再去找同他常来常往的那几个老相好，因为自从同奥林皮姬·苏莱塔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会之后，他心里发生了某种极为深刻的变化。
那是爆炸性的一幕。在十月份那几场使我们度过难关的暴风雨中，一天下午，阿里萨刚把叔叔莱昂十二送到家，从车里看到一个身材娇小、动作敏捷的姑娘。她身上穿着一件满是细布宽荷叶边的衣服，仿佛披着婚纱。她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因为风吹断了她的雨伞，把她吹得脚不点地地直向海边飘去。他把她救上了车，拐个弯，把她送回了家。她家是利用一座小庙堂改建的，面海而立，满院的鸽宠从街上就能看到。在路上，她对他说，她嫁给一个杂货商还不到一年。阿里萨在公司的轮船上同他打了许多次照面，他从船上卸下各式各样的陶器来卖，还实装在鸟笼里的鸽子，那些鸟笼的尺寸跟母亲们在内河船上用来放初生婴儿的藤笼一样。从奥林皮妞·苏莱塔整个身躯看来，似乎是生长在养蜂人家里的，臀部丰满，上身扁平，铜丝似的头发，满脸太阳斑，两只骨碌碌乱转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常人更宽，声音尖细——一种只有说俏皮话的时候才用的声音。阿里萨觉得她滑稽有余，诱人不足，送她回家后就把她忘记了。她跟丈夫、公公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住在一起。
过了几天，阿里萨又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回他不是卸货，而是装货。轮船起锚的时候，阿里萨清晰地听见了魔鬼般的声音。当天下午，他送叔叔莱昂十二回家之后，佯装偶然地经过奥林皮哑·苏莱塔的家，越过栅栏，看见她正在给咕咕乱叫的鸽子喂食。他在车子里对她喊：“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不卖。”他问：“那怎么才能弄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说：“碰见养鸽子的女人在大雨天迷路的时候，用车子把她送回家。”当天晚上，阿里萨回家的时候，带着一份奥林皮她·苏莱塔表示感谢的礼品：一只大腿上有个金属圈儿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该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女郎看见送出去的那只鸽子跟着鸽群回来了，她以为它是逃回来的。但当她抓住它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金属圈儿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表示爱慕的信。那是阿里萨第一次留下书面痕迹，而且还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留了一手，没有署名。第二天是礼拜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的时候，一个野孩子交给他一个笼子，笼里装着原来那只信鸽，并带给他一个口信：养鸽子的太太让他把这个给他的，还让他告诉他，请他把笼子关好，要不鸽子还会飞掉的，这是最后一次送还给他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也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也许养鸽女人故意装傻，也许是把鸽子送回来让他再给放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她照理该在送还鸽子时附封回信。
礼拜六上午，思来想去很久之后，阿里萨又附上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把鸽子放了。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那个小孩又给他送来了一个笼子，捎来口信说，再次把飞走的鸽子给他送回来了，前天还给他是出于礼貌，这一次还给他是因为可惜，但如果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再送回来了。特兰西托逗鸽子玩到深夜，她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把它夹在胳肢窝里，想用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腿上的金属圈缠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要没名没姓的人。阿萨萨欣喜若狂地念完纸条，仿佛这是初恋的高潮。这天晚上，他急不可耐地在床上翻腾，几乎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上班之前，他就把鸽子放了，附上一张规规矩矩地签了名的求爱信，并把花园里一朵最新鲜、最红最香的玫瑰插在金属圈儿里。
好不容易，追求三个月之后，美丽的养鸽女人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这号人。”但她从来没有拒绝收信，也不拒绝赴阿里萨安排的看来是偶然性的约会。他变了：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情人，这个一毛不拔而又想占有一切的人，这个从来不留下蛛丝马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跳到街上去了，一封又一封署名的信，一件又一件下流的礼品，一趟又一趟大胆地转悠到养鸽女人家去——有两次还是在她的丈夫既没出远门也没上市场的时候去的。从初探风月那时算起，这是他唯一感到被枪矛刺透的一次。
相识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在一艘靠在码头上重新喷漆的轮船的仓房里相会了。那是一个迷人的下午。奥林皮姬·苏莱塔的爱情活泼愉快，那是叽叽喳喳的养鸽女人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呆几个小时，慢慢地充满柔情蜜意地想息，跟真正的爱情似的。仓房是拆开的，油漆刚喷了一半，把松节油的香味儿留在一个幸福的下午的记忆里，是使人惬意的。墓地，由于一个奇异的灵感的冲击，阿里萨打开了一个从床铺上伸手够得到的红油漆罐子，蘸湿了食指，在美丽的养鸽女的肚子上写了一行字：“这个姐们儿是我的。”当天晚上，奥林皮哑·苏莱塔没想起肚子上还有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下了衣服，丈夫一句话没说，甚至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变，不动声色，在她穿睡衣的时候，他到浴室里去取出剃刀，把她宰了。
几天之后，阿里萨在潜逃的丈夫被抓回来向报界透露了他犯罪的原因和方式时，才知道了这件事。此后多年，他一直明战心惊地想着那些署了名的信。阿里萨计算着那个杀人犯坐牢的时间——因为经营航运业务，他对阿里萨了若指掌，不过阿里萨最害怕的不是脖子上挨一刀，也不是当众出丑，而是怕费尔米纳知道他的不忠。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托的那个老太婆因为一场非季节性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呆了比预计更长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发现特兰西托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跟往常一样，满身涂得花里胡哨，头上插着花，睁大着眼睛，脸上挂着恶作剧的微笑。当看护她的老太婆发现时，她已死了两个小时了。断气前不久，她把埋在床下瓦罐里的黄金和玉石首饰分给了四邻的小孩，让他们当糖果吃，其中最值钱的东西，后来怎么也找不回来了。阿里萨把她葬在古老的“上帝之手牧场”——当时还被称为霍乱公墓——并在她的墓上种了一株玫瑰花。
头几次到母亲墓前凭吊，阿里萨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娘·苏莱塔就埋在附近，没有墓碑，但在墓前的水泥板还没凝固以前，有人用手指头刻下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毛骨悚然地想道，那准是她的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了的时候，如果眼前没人，他就摘一朵玫瑰放在她的墓上。后来，他干脆把母亲坟上的玫瑰剪下一条裁在她的坟上。两株玫瑰发疯了似的猛长，阿里萨不得不带了大剪刀和其它整枝工具为它们修剪整枝。但玫瑰使他剪不胜剪，数年之后，两株玫瑰象杂草一般在各个坟墓之间蔓延开来。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叫做玫瑰公墓了，直到一位对人民的智慧不愿正视的市长在一天夜里砍掉玫瑰丛，在公墓人口的拱门上挂了一块共和国的牌子，牌上大书：万民公墓。
母亲死后，阿里萨重新沉溺于迷乱颠狂的活动：上班；同一拍即合的相好们精确地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打骨牌；反复阅读早已看得烂熟的爱情小说；每逢礼拜日则上墓地去。浮浪子弟的行为令人堕落而又令人可怕，但使他忘却了年龄的增长。然而，在十二月里的一个礼拜日，面对战胜了大剪刀的玫瑰丛，他看见站在刚架设起来的电线上的燕子时，突然发觉母亲去世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了，奥林皮娜·苏莱塔被杀害以来过了更长的时间，而距费尔米纳给他回信，表示同意，声称将永远爱他那个遥远的十二月里的下午，则逝去了更长的岁月。那天下午以前，他逍遥自在，仿佛时间流逝只是对他人而言。就在刚过去的头一周里，他在街上碰见了由于他代写情书而成着属的上千对夫妇中的一对，却没把他们的大儿子即他的干儿子认出来。他用一句惯用的俏皮话来轻描淡写地掩饰自己的尴尬：
“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
即使在身体向他发出告急信号之后，他也还是照样胡混，因为他一直结实得象块石头。特兰西托常常说：“我儿子除了霍乱以外没得过病。”她把相思病和霍乱混为一谈，在她丧失记忆力之前很久就是这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错了：她儿子已经在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据医生说其实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只是在治疗失败之后反复出现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炎和六次阴囊炎，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男人，都不会把这当成疾病，他们是把这些当做战利品的。
刚满四十岁，他就因为身体各部分的不可名状的疼痛而去看医生。进行了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年岁不饶人哪。”他回家之后，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些痛痒是否同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过去的唯一参数点，是同费尔米纳的朝露般的爱情，只有同她有关的事才同他的生活有关。看见燕子蹲在电线上的那天下午，他从最早的记忆开始，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回顾了一次次逢场作戏的爱情，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必须越过的无数暗礁，回顾了使他产生不顾一切地要同费尔米纳结合的万死不辞的决心的种种往事。只有在这一刻，他才发现光阴流逝。一阵冰凉的战栗使他眼前发黑，不由得把手里的种花工具一扔。亏得靠在公墓的围墙上，才没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去。
“真糟糕，”他惊恐地自语道，“三十年了！”
正是这样，当然，对费尔米纳来说，同样也过去三十年了，但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最令人回味的三十年。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里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已经扔进记忆的垃圾堆了。她住在位于曼加市的新居里，守着一个假如她要重新挑选，她会舍弃全世界的男人而再次选她的丈夫，生了一个正在医学院继承祖业的儿子，还有一个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有时使她以为仿佛是自己的再版的女儿，她成了自己的命运的绝对主人。继那次本意不再回乡、以免再过那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倒霉的旅行之后，她又到欧洲去了三次。
也许上帝终于听到了某个人的祷告：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正当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刚刚开始寻找废墟里残存的爱情之时，半夜到达的一封电报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唐娜·布兰卡业已病危。报告死讯的那封电报旋即接路而至。他们立即启程回国。费尔米纳下船时，身上的丧服已经遮不住她的大肚子了。她又怀孕了，一点不错，婆婆的死讯产生了一首幸灾乐祸的民歌，末尾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
美人去巴黎，
巴黎有点啥？
腹中空空去，
回来就生娃。
虽然歌词粗鄙，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心精痛快的时候，总是在社会俱乐部里点唱这首歌。
关于闻名遗迹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存亡及其徽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它最初以适当的价钱卖给了市财政厅。后来，当一位荷兰考古学家在那里东挖西挖以便考证哥伦布的真正的坟墓——第五座坟——就在侯爵府里的时候，它又以高价转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姐妹们进了萨莱西亚纳修女院，过着死水般的囚禁生活。在曼加别墅竣工之前，费尔米纳一直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她一搬进别墅就当家做主，把旅行结婚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和在重修旧好旅行后订来的补充家具都搬了进去。从第一天起，她就把亲自到来自安的列斯的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鸟儿带回去，摆满了家里各个角落。她，和重新属于她的丈夫，和长大了不少的儿子，和在国外回来后第四个月诞生的取名为奥费利亚的女儿，一起搬了进去。乌尔比诺医生懂得，本来面目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因为他希冀的那份爱情，大部分已被妻子给了儿女，但他渐渐习惯于享受剩余爱情而自得其乐。朝思暮想的夫唱妇随，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实现了。一天晚宴，上一道费尔米纳没搞清楚的美味佳肴，她要了不少，觉得味胜山珍海味，便又要了同第一次相等的一份，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没好意思要第三份。正当她为此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听说刚才那两大碟美食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服了输。从那天起，在曼加别墅里就跟在卡萨尔杜埃罗府里一样，三天两头桌子上出现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每种做法都使她脾胃大开。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时代的闲暇中常常津津乐道，他真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给她起个他心爱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费尔米纳想通了，私生活跟社会生活相反，是变化无常和不可预见的。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她的思想刚刚成熟，刚刚抛弃了形形色色的幻想，便又因始终没有成为她过去憧憬的人而开始惋惜了。年轻时代，她在福音公园里经常想当一个甚至没敢对自己说出的人：高级女佣。在社交场合，。她成了最受宠爱，最受恭维因而也最疑神疑鬼的女人，但她没有在任何方面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也没比在治家方面更少自我原谅。她一直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而且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的帝国的绝对君主。她知道丈夫爱她胜于一切，胜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但他所以爱她，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折磨她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因为不仅三顿饭必须按时开，必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必须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还不许问她爱吃什么。如果问她——跟家庭礼节中无数的毫无用处的客套一样，·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问答说：
“随便。”
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得和颜悦色，因为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专横的丈夫了。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并不“随便”，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不得有半点差池：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不能有斑点，鸡不能有一根毛。就是在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计价钱地为他去搞，好让他闻自己的带香味儿的尿的水汽而陶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的寸步不让的主角。只要有一丝怀疑，他就会把桌L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在这方面，他灵感潮涌。有几次，他刚刚尝了尝甘菊药茶，就把茶推了开去，只说一句话：“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佣们都惊讶不已，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烧开了的窗户水，但当她们想弄明白，尝了尝药茶的时候，心里明白了，是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丈夫，从来不捡任何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从来不关灯，不关门。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的衣服上如果掉了一颗扣子，她便听见他这么说：“一个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
每天，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热汤的时候，他都要可怕地号叫一声——后来谁也不害怕了——紧接着便是一声长叹：“到我离开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是因为这种唇焦舌燥的日子让我过腻了。”他断言，偏偏在他服了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她们才在饭菜上格外下功夫。他一口咬定这是妻子在捣鬼，后来，妻子不陪他一块儿服泻药，他便拒绝服药。
他的不通情理使她烦造了，她在过生日那天，向他要了一件奇怪的礼物：由他负责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真的从无一亮便上任了。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做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餐，吩咐收拾屋子，费尽心机，想管得比她更出色，但没到中午，就不得不面无愧色地投降了。他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女佣们也串通一气，作弄他，闹得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十点了，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午饭，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卧室也还没收拾，厕所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忘了派车去接孩子，而且把女佣们的职责也张冠李戴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房间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眼看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米纳只好重新执政。她笑得半死，但没有露出她曾想过的得意之色，而是对丈夫在管家方面毫无本事表示同情。他以老生常谈的理由为自己解围：“我管家总比你治病强。”
然而，教训是有益的，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新生活锦上添花的那段时间，费尔米纳在好几个公众场合看见过阿里萨，越经常见到他，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看见他时已经很自然了，不止一次还因心不在焉而忘了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在商界，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小心而又势不可挡的升迁，是个开口必谈的话题。她看到，他的仪态更籁洒了，矫揉做作的拘谨变成了对人敬而远之的清高，稍稍发胖使他的身材显得更为适中，模样年轻对他有利，他对自己空空如也的秃头也大大方方地采取了措施。唯一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修边幅：外套很不合身，帽子始终是那一项，领带是他母亲店里那些专门卖给诗人的条形领带，雨伞破旧不堪。费尔米纳逐渐习惯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他，后来，就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公园窗下为她伤感的面色忧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关于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也多少减轻了她的罪责。
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十月间，每天下午三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传来的那声孤零零的震耳欲聋而分秒不差的雷声，成了她不可愈合的伤痕，年复一年，雷声唤起的记忆越来越鲜明。新的记忆几天后就在脑中模糊了，但多年前在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乡的旅行却活龙活现，晃如发生在昨日，一幕幕往事宛然在目。她还记得那个名叫马纳乌雷的小镇，坐落在山上，唯一的街道笔直而翠绿。她记得那里的吉祥鸟，记得那座吓人的房子，每天，她都穿着那件浸透了皮特拉模拉莱斯的永远也流不干的泪水的睡衣醒来，皮特拉模拉莱斯就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殉情身亡的。她还记得当时的番石榴的味道，后来就再没有那种味道的番石榴了。她记得，在圣胡安·塞萨尔镇，她在金光灿灿的下午和那群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表姐妹们一起去散步，走近电报局的时候，她的心哈哈地跳个不住，分不清哪是雨声，哪是心跳的声音，她咬紧牙关，免得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想方设法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回忆少年时代的痛苦，无法忍受在阳台上看见满目凄凉的小公园，无法忍受振子花在炎热的夜晚散发的潮湿的香气，无法忍受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二月的下午照的那张古装夫人照片使她感到的恐怖，无法忍受不管她把脸转向何处都会唤起她对那个时代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又是和对阿里萨的回忆纠缠在一起的。不过，她始终保持了足够的镇静，记住那些回忆不是爱，也不是后悔，而是曾使她伤心落泪的烦恼。她不知道，她正在受到使阿里萨的难以数计的爱害者失身的同情心的同样的威胁。
她和丈夫相依为命。当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那个时期，因为他比她年长十岁，独自在衰老的深渊中挣扎，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是男人，是他们二人中较弱的一个。后来，他们完全心心相印了，在成亲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就象成了分成两半的一个人似的，经常为对方猜到了自己的心事，或发生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滑稽的事故而不快。他们共同克服了日常生活中的误解，说来就来的抱怨，互相取笑打诨，并不时过上一刻其乐无穷的夫妻生活。那是他们相亲相爱最为得体的时期，没有匆忙，没有过度，双方都更明白并更感谢他们对夫妻生活中的急流险滩取得的胜利。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带来性命攸关的考验，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到了彼岸。
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组织了一次全新的公众活动节目。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气球首航。这是乌尔比诺医生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的成果。全市二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滨，观赏这个挂着彩旗的网球上天，它将把第一批邮件运往东北一百六十七公里处的沼泽地圣·胡安市去。乌尔比诺医生伉俪同飞行师以及其他六位贵宾一起登上柳条编的悬舱。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市政府的贺信，信中称此次通航为史无前例的首次空邮。《商业日报》记者向乌尔比诺医生采访，问他如不幸遇难，将留下什么遗言。医生不假思索地作了肯定将遭万人唾骂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使所有的人都有所改变，唯独我们置身事外。”
气球冉冉上升。人们情绪激昂，高唱国歌。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阿里萨发现自己的观点正与某君相同，此君认为这种冒险对妇女太不适合，更不用说对费尔米纳这样年岁的太太了。但无论如何。乘坐气球并不那么危险，至少就感觉而言，既不危险，也不沉闷。气球在蓝宝中平静地飞行，凭着柔和的顺风，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雪山的峰顶，然后进入大沼泽的上空，最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象上帝那样从天上俯瞰古老的英雄的卡塔赫纳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抗御了英国的包围和海盗的骚扰，如今却由于对霍乱的恐惧而被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无缺的城墙，看到了杂草丛生的街道，看到了被三色量吞没的古堡、石殿、金祭坛，也看到了祭坛上由于瘟疫、无人照料而被腐蚀的历任总督雕像。
他们飞越特洛哈·德·卡塔卡上空时，看到了涂着红红绿绿颜色的水上人家，饲养雷晰的小棚，湖心花园里连绵不断的凤仙花，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棉科植物。听到大声呼喊以后，数百名赤条条的孩子从窗口，从屋顶，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纷纷跃入水中。他们象鲜鱼般地潜入水中，打捞气球上那位戴羽毛帽的“仙女”投给他们的衣物包、食品袋，以及装在用蜡封口的水瓶里的咳嗽药水。
飞过郁郁葱葱的香蕉种植园时，费尔米纳想起了自己三、四岁时携着母亲的手在林间散步的情景。当时的母亲，在同她一样穿麦斯林纱衣的其他妇女中，也仿佛是个孩子。大家都打着白色的伞，戴着纱帽。飞行师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他说：“这里好象没有生物。”他把望远镜递给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种植园里的牛车、铁轨、地界和干涸的水渠，便是狼藉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地的村镇中肆虐。医生一边议论，一边继续朝镜筒里张望。
“看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中了致命的一枪。”
飞过浪花飞溅的海滩以后，他们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开裂的硝石地面烫得象烈火一般，市政府当局的人士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遮阳伞，别无其它足以蔽荫。小学生们随着歌声挥舞小旗。前来迎接的还有戴金纸后冠的美女，他们手中的鲜花已被太阳烤焦。盖拉镇的舞蹈女郎们也来了，这个镇子是加勒比海沿岸最繁华的所在，费尔米纳真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以便印下自己最初而遥远的回忆，但在瘟疫的威慑下只得作罢。乌尔比诺医生递交了那封历史性的贺信，可借此信被放错了地方，它的下落从此无从查考。全体随行人员几乎被催眠似的演说所窒息。飞行师想使气球再度起飞，没有成功。大家只好骑上螺子转赴老镇渡口，那儿是沼泽与大海的会合处。费尔米纳断言，她幼年曾随母亲乘牛车路过这个地方，她长大后曾多次向父亲提到这件事，但父亲生前一直固执地认为没有这种可能。
“我也记得那次旅行，清清楚楚，决不会错，”父亲告诉她，“但那至少是你出生之前五年的事。”
三天以后，这支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点。天色已晚，一阵风暴弄得他们狼狈不堪，但象英雄一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自然，阿里萨也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之中，他从费尔米纳脸上辨出了恐惧的印记。但当天下午他在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表演会上看到她时，她已毫无倦容了。费尔米纳骑的是一辆不同寻常的两轮脚踏车，说得确切一点，更象是一种马戏团的道具，她坐在高大的前轮上，但后轮很小，几乎难以支撑。对她所穿的红花边灯笼裤，太太们议论纷纷，绅士们困惑不解；但对她摘熟的车技，个个赞不绝口。
这一次，同过去一样，对阿里萨来说，费尔米纳都是一个突如其来旋即转瞬即逝的形象。每当他企图去试探自己的命运时，她总是迅速隐没了，只是在她心上留下渴望的痛苦。这些形象，记录着他生命的节奏，使他体会到光阴的残酷。时光在无情的流逝，他不仅在自己身上察觉到一百，也从费尔米纳身上那些细微的变化中感受到了。
一天晚上，阿里萨走进堂·桑乔饭店——这是一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找了个旮旯坐下，他单独到这里来吃点心的时候总是这样。突然，在餐厅尽头的大镜中看到了费尔米纳。她和丈夫以及其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上，角度正好使他得以通过镜子欣赏她的绰约风姿，她非常洒脱，象焰火爆炸般谈笑风生，噙在眼里的激动的热泪，更使她显得神采奕奕：爱丽思又从镜中现身了。
阿里萨屏息凝神地尽情观察，看她进食，看她拒饮，也看她同堂·桑乔四世打趣。他在自己冷清清的桌上，同度了生活的片刻。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心族摇曳，始终没有被她察觉。他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目送她杂在那群人中珊珊离去。他们几乎在他身边擦过去，以致尽管她的同伴身上也散发出香气，他还是辨出了她身上特殊的气息。
从这天晚上起，几乎有一年的时间，他死气白赖地缠住那家饭店的主人，他愿意出钱，愿意办事，愿意献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只求饭店的主人把那面镜子卖给他。可这谈何容易！因为堂·桑乔老头相信一种传说：这个镜框是维也纳的细木工匠一手雕刻的，和玛丽姬·安托涅塔收藏的镜框同属一对，是绝无仅有的稀世之珍，而且后者早已无影无踪了。他坚持再三，饭店的主人终于同意转让，阿里萨就把这面大镜子放在他家的客厅里，倒不是看上镜框的做工精致，而是因为他情人的形象曾经占领这面镜子的内部空间达两小时之久。
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米纳时，她几乎总是挽着丈夫的手臂，他们十分和谐地在自己特有的环境中活动，颇有一种逞罗人特有的令人惊异的温顺劲儿。只有在向他打招呼的时候，夫妻俩的表现才有所不同。真的，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显得既热烈又亲切，有时还拍拍他的肩膀。费尔米纳则相反，一举一动都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严肃得不容他看出她还在顾念旧情的任何痕迹。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尽全力要缩小相互间的距离时，她总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迈步。过了好久他才敢于设想，那种冷漠其实只是抗拒恐惧心理的保护层而已。他是在本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轮船的命名礼仪式上，也就是阿里萨第一次作为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副董事长，代表叔叔莱昂十二同本市全体显贵一起，出席这一礼仪时突然悟到这一点的。这一巧合，使这次活动具有一种特别在严的气氛。
阿里萨在船厅里忙着接待客人，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沥青的气味。这时，码头上突然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也奏起了凯旋曲。他看见这位梦寐以求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透着是后般的成熟的风采，在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穿过时，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生俱来的激动和战栗。人们从窗户里暴风雨般地向乌尔比诺夫妇抛洒彩带和花瓣，他们则招手回报人们的欢呼。费尔米纳容光焕发，使人不敢逼视，她的高跟小鞋，狐尾周围，钟形帽子，一身金黄色的王室装束，在米宾中显得无与伦比。
阿里萨和省府要员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鞭炮声中站在舰桥上迎候他们。汽笛三声长鸣，使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自如的神态，同列队接待的人—一致意，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尔后是省长夫妇、市长夫妇，以及刚到任的一位来自安第斯的军事长官。紧接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穿黑色呢服的阿里萨，侧身于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之中，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费尔米纳向军事长官打过招呼以后，对向她伸过手来的阿里萨仿佛迟疑了一下。长官很愿意为他们介绍，就问她是否同这位绅士相识。她不置可否，只是带着沙龙式的微笑将手伸向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已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还会继续出现，阿里萨一向将它领会为费尔米纳个性的特有表现。然而，那天下午，他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残酷的冷漠是不是在掩盖着一场爱情的风暴。
这种设想激起了他对旧清的眷念，使他无法平静。他又回到费尔米纳别墅的周围徘徊，感到和多年前在福音公园里的漫步同样亲切。现在，他的意图不是让她看到自己，而是要使自己能够看到她，知道她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在新的条件下，他要使自己的行动不被人察觉是困难的。
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岛上，一条蓝色的运河把它同古老的城市隔开。岛上灌木丛生，是殖民地时期恋人们周末的藏身之所。西班牙人建的石桥已在几年前被拆除，新建了一座空心水泥桥，以便骡车能够通过。当时，拉·曼加区的居民们不得不忍受一种设计不周的折磨：本市的第一座电站同他们相距咫尺，隆隆的响声仿佛是连续不断的地震，使他们难以成眠。连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使人把电站迁到更远的地方去，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看来在那里盖电厂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一天晚上，电厂锅炉爆炸，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锅炉腾空而起，飞过新建的房屋，越过半座城市，摧毁了古老而又好客的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大回廊。那座已变成废墟的建筑年初已被遗弃，但是锅炉还是造成了四名犯人的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地方监狱逃出来的，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栖身。
那一片幽静的郊区，本来有着美妙的谈情说爱的传统，然而一经成为高级住宅区，对无技可依的恋人们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难行，整年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住宅掩映在树木成荫的花园之中，摩西式的平台取代了往昔的飞檐阳台，仿佛是故意同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还好，当时流行一种专供下午游览乘坐的单马四轮带篷车，终点是一块高地；从那儿眺望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还清楚，还可以看到悄悄游来窥视海滩的鲨鱼。每星期四，白色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时，几乎伸手可及。阿里萨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一天之后，经常祖上一辆四轮马车。在炎热的月份，人们通常都把车篷折起，他却总是独自一个人藏在座位深处，不愿惹人注意。他随时向车夫发出命令，要他拉到意料不到的地方，为的是不让车夫察觉他有什么歹心。实际上，他在出游时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那幢半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芭蕉和芒果树中的粉红色大理石结构的房子，有点象美国路易斯安娜州棉区的田园别墅的走了样的复制品。
费尔米纳的子女们差不多在下午五点以前回家，阿里萨看着他们坐自备马车回来，然后又看见乌尔比诺医生的例行出诊。尽管在那儿几乎转悠了一年，他却没能见到他所渴望的迹象出现。
六月的一个下午，大雨倾盆而下，他仍然坚持这一独自出行的计划。马在泥泞中滑倒了。阿里萨恐惧地意识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米纳别墅的对面，他慌了，不顾这种惊慌可能被车夫发现，紧张地向他恳求道：
“这儿不能停！别的地方都行，千万别停在这儿！”
车夫被他弄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阿里萨急忙从车上下来，羞愧地站在那里，听任大雨浇淋，直到来了别的同样的车，应诺他上车，才回了家。他在车外等候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佣见到他在齐膝的泥中挨淋，女佣递给他一把伞，请他到平台上去躲一躲。阿里萨做梦也没想到会遇上那么好的运气，不过那个下午，他死也不愿让费尔米纳看见他那样的狼狈相。
乌尔比诺一家住在老城时，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从家里步行到大教堂听八点钟的弥撒。对他们来说，听弥撒与其说是宗教礼节，倒不如说是世俗社交。搬家后的最初几年，礼拜天他们仍乘车到大教堂去听弥撒，有时也在公园的棕桐树下，在友人的聚谈会上呆一阵子。但是，当拉·曼加区建立了教士会神学院的礼拜堂以后，便只在非常隆重的场合才到大教堂去。神学院的教堂建得不坏，而且有自己的海滩和公墓。阿里萨对这些变化毫无所知，在教区咖啡馆平台上白等了几个星期天，直到第三次弥撒结束，人们一批批地出来。后来他发现自己搞错了，就转上新教堂。八月的四个星期天，他都在那儿见到了乌尔比诺大夫带着子女准时出席八点钟的弥撒。唯独没见费尔米纳露面。一个星期天，他去参观教堂附近的公墓，拉慢加的这两位居民们也在那里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在冬天的木棉树下一见那座讲究的坟墓，阿里萨的心就不禁怦然跳动。墓已经建成，灵堂上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窗，陈列着大理石天使像，全家的集体墓碑上写着金字，自然也有唐娜·费尔米纳·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耶这个名字，接着是丈夫的名字，墓志铭是“同享安描”。
那一年的其它时间，费尔米纳没有参加任何民众的和社交的活动，连圣诞节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在圣诞节活动中，她和丈夫通常总是最有气派的贵宾和主角。最引人注意的是她在歌剧表演季节开幕式上依然缺席。幕间休息时，阿里萨发现有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六月里的一天夜里看到她乘古纳德公司的远洋轮到巴拿马去了，上船时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被人看出那种说不出口的病正在慢慢地吞噬着她的生命。有人问，到底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使这位显赫的夫人也一筹莫展，得到的回答是凄楚的：
“象她这样高贵的夫人，不可能害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阿里萨知道，他们家乡的有钱人不病则已，一病就是大病；也可能突然死去，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前后，结果由于哀悼活动，把节日也冲掉了；要么在令人讨厌的慢性病中折磨得奄奄一息，其病患的内情到头来还是人人皆知。到巴拿马去幽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活动。
他们在基督再临派的医院中一切听从上帝摆布。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大棚，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环境十分幽静。在那儿，病人们失去了对自己残生的概念，生活在孤独的病室中，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气味是健康的气味还是死亡的气味。康复的人带着五颜六色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广为馈赠，自己则不无烦恼地争取继续活下去。有的人回来时，肚子上落下了手术疤痕，伤口仿佛是用修鞋匠的麻绳缝合的，使人觉得那种手术实在太野蛮。他们在家人面前撩起衬衣，将它与别的死于过分幸福的人们的伤疤互相比较。余下的日子，他们就来回讲述在三氯甲烷的驱使下如何看见天使出现的幻觉。相反，从来没有人了解那些没有生还的人的想法，在这些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那些死于肺结核的人了。他们的死亡，更多的是由于凄风苦雨，而不是由于疾病本身的折磨。
到底是死是生，二者必居其一，阿里萨真不知道该为费尔米纳选择何种结局。但是，他首先想了解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可是，尽管他千方百计地打听，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她的下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哪怕能告诉他一点迹象，以便让他判断传言的真实程度。内河航船是他主管的天地，那里对他没有任何隐情，任何秘密。可是，谁也没听说过什么戴黑面纱的女人。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许多事，尤其是富人的事，在发生之前就满城风雨了，唯独这件事竟无人知晓。然而，也没有人对费尔米纳的失踪做过什么解释。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心不在焉地到神学院教堂听弥撒，参加一些本来不感兴趣的公众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上述传说似乎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里看上去一切正常，唯独主妇不在。
在东奔西跑的打听中，他又得到了一些以前并不了解，或者说他并不想去打听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洛伦索·达萨在他的诞生地——西班牙坎塔布连的乡间逝世。
多年前他曾在教区咖啡馆热闹异常的象棋赛中见过他，由于说话过多，他的嗓音日渐沙哑，而且随着沉入令人不悦的老年的流沙之中，他日益发胖，皮肤变得皱皱巴巴，活象老松树皮。从上世纪那次不愉快的茵芹酒早餐起，他们再也没说过话。
阿里萨断定，洛伦索·达萨对他仍旧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经给女儿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丈夫，从而也使自己活了下来。阿里萨执著地要得到关于费尔米纳健康状况的确定无误的消息，因此他又回到教区咖啡馆去，想找到她的父亲。咖啡馆里正在举行历史性的比赛：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一人同四十二名棋手对局。就这样，他才听到了洛伦索·达萨故去的消息的。尽管他仍然没有得到有关费尔米纳的消息，由于幸灾乐祸，他还是由衷的高兴。最后，他把费尔米纳得了不治之症的说法当直接受下来，并用一句人所共知的谚语来安慰自己：
女人得病，精神永生。
在他完全泄气的日子里，他只好这么想：如果费尔米纳真的死了，无论如何消息总会传到他耳朵里来的。
他永远不可能得到费尔米纳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活着，就在她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去的。他们结婚二十五年，夫妻关系一直是很稳定的，可在这次不和时，两个人都象未成年孩子似的乱了方寸，纠缠不休。真是想不到，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日子过得很平静，不仅孩子已经出世，而且都在长大成人，很有教养，前程似锦，他们都满以为在夫妻关系上不会再隐藏着什么危机，可以和和睦睦地进入晚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危机却突然发生了。那件事对两个人都是如此的意外，以致他们不愿照加勒比地区传统的方式，用吵吵嚷嚷的哭闹和请人调解，而想采用欧洲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由于他们的想法不切实际，争来争去，末了，既不是什么欧洲的办法，也不同于美洲的办法。费尔米纳决定出走，她不明白是什么理由，也不明白是什么目的，只是纯粹想赌气。乌尔比诺医生说服不了她，因为他受着良心的谴责。
（三）
费尔米纳确实是在半夜上船的，她走得十分隐秘，面戴守孝的黑纱，但登上的不是古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而是开往沼泽地圣·胡安市的普通船。圣·胡安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还乡之情越来越浓。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习惯，除了一位十五岁的由她家的女仆照料长大的养女之外，没有带任何人。但是，她把自己的行程预先通知了各船船长及各个港口当局。当她作出那一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整三个月，但内心已决定长期留在那儿。乌尔比诺大夫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感到万分难过，但还是低声F气地答应下来，将它视为上帝对自己沉重罪过的惩罚、可是，当轮船的灯光还没有在他们眼前消失时，他们已在感到懊悔了。
他们虽然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谈儿女们的情况及家中的其他事情，但是几乎两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每一条解决矛盾的道路都被他们的自尊心堵死了。孩子们第二年学校放假时到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去，费尔米纳尽力表现自己对新的生活很能适应，至少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日子里，里约阿查的主教正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披金绣边马农的白骡子在那一带热情地巡行。来自远方的朝圣者、手风琴手、食品小贩和卖护身符的人纷纷跟在主教后面。有三天的时间，庄园里云集着残疾人和各种患不治之症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讲道和请求赦罪的，而是来向骡子乞求赐福的，据说这匹骡子能背着主人做出种种奇迹。主教过去是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当年就是乌尔比诺家的熟人。一天中午，他从讲道的地方逃到伊尔德布兰达庄园来吃午饭。午饭中间，他们只谈了些尘世的事。吃过午饭，他把费尔米纳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但是她既客气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很明确，她没有什么好反悔的。尽管那不是她的目的，但她起码也意识到了，她的这一回答将会传到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乌尔比诺大夫多少有点恬不知耻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妻子的一种坏习惯，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的衣服，以便凭气味决定该不该送去洗，尽管粗看上去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发现她这一行为之前，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种动作会招人非议。丈夫还察觉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盥洗室里吸烟，他对这一点倒并不在意，因为她这样出身的女人，常常三三两两地关起门来谈男人，吸烟，喝廉价烧酒，甚至喝得象泥瓦匠那样醉醺醺地倒在地上。但是对她碰到什么衣服就嗅的习惯，他不仅认为不合适，而且认为有害健康。她把丈夫的意见当做玩笑。对丈夫的意见，当她不屑争论时，她都是这么对待的。她说，上帝把勤快的黄鹏鸟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是为了摆设。一天早上，她上街买东西时，佣人们在家中嚷叫起来，闹得四邻不安，因为她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们找遍了旮旮旯旯，哪里也找不到。她回家时，全家都在惶惶不安。她象鹰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在谁也想不到的一个衣柜里找到了他。丈夫惊得目瞪口呆，问她怎么会到那儿去找，她回答说：
“衣柜里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能用嗅觉来判断衣服该不该洗，孩子到哪儿去了，而且还用嗅觉来判断她一切生活领域中特别是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方向。婚后，尤其在婚后初期，乌尔比诺一直在观察她这一点，当时她处在一种业已存在了三百年但使她极端厌恶的环境中，她对一切都是门外汉，然而她在剑锁纵横的珊瑚丛中却能游刃有余，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这表明她深请世情，有一种超然的本能。这种令人可怕的本领可能出自宿慧，也可能出自一副铁石心肠。不管其来源如何，有时它也会带来祸患。一个倒霉的星期天，在去做弥撒前，费尔米钢又纯粹出于习惯，嗅了嗅丈夫头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她立刻惶惶不安起来，觉得同床共枕的丈夫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先嗅外套和坎肩，一边嗅一边从扣眼上摘下短链怀表，从兜里取出自动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零钱。她把这些东西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嗅了没卷边的衬衣。嗅衬衣时，她取下了领带夹、袖口上的黄色的晶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嗅了裤子，同时取出了带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圈、带珍珠母外壳的折刀。最后，她嗅了内裤、袜子和绣着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那么多年共同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气味，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既不是花香，也不是人造香水味，而是人体本身的味道。当时她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她不是每天都能嗅到这种味道的。她所以嗅丈夫的衣服，已不是出于想知道衣服是不是已经脏得该送出去洗了，而是出于一种无法忍耐的五内俱裂的焦虑。
费尔米纳无法从丈夫的习惯来推断他衣服上的气味来自何方。问题不可能出在上午下课以后到午饭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她想，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刻匆匆忙忙地谈情说爱，更不会接待客人，她们得清扫屋子，整理床铺，上街买东西和做午饭。何况，在那种时候，她们的某个孩子说不定会被砖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如果让孩子看到母亲上午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被褥狼藉的房间里，而且更糟糕的是，还和医生在一起，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衣服上的气味只能是在出诊时，或者是晚上下棋、看电影的时候染上的。这种情形就很难弄清了，因为费尔米纳同她的许多女友相反，她过分自负，不愿自己去监视丈夫的行踪，也不会求别人替她这么做。看来，出诊是最适合干这种对妻子不忠的事情的时刻，但最易被人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对自己全部病人都有详细的出诊记录，连酬金都有一本细帐，从初诊一直到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画十字，写上一句为他们灵魂祝福的话，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疏漏。
过了三个星期，费尔米纳有几天没有从丈夫衣服上嗅到那种气味。可是后来又突然出现了，而且一连几天，那种气味特别浓烈。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舞会。他和她一刻也没有分开，可那气味依然从丈夫的衣服上刺鼻地散发出来。一天下午，她违反她的习惯与愿望，进了丈夫的书房，干了一件她从来不会干的事情。她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查看他近几个月出诊的错综复杂的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那间充满杂酚油香露的书房。里边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皮封面书（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皮），还有学校里各班级的模糊不清的画片、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奇形怪状的等高仪和匕首。那间书房在她眼里一向是丈夫私生活的秘密圣殿，她难得进去，因为它与爱情无关。以前她也去过几次，但都是跟丈夫在一起，那是为了处理几件急事。她感到她无权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去进行自己都认为是不体面的搜查了。但她毕竟走了进去。她在搜查时，她的恐惧几乎并不亚于她的焦急。她迫不及待地想发现真情，但又怕伤害她的尊严，伤害她天生的自尊心。天哪，那简直是鬼使神差的自我折磨。
她什么也没查清楚。丈夫的病人除去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外，也是他个人秘密的一部分。病人没有注明身分，认识他们不是凭着面孔，而是凭着病症，凭着眼睛的颜色或心脏诊断书，凭着肝的大小，舌苔的厚薄，尿液中的凝块和夜间高烧时的幻觉。病人们信任她的丈夫。认为有了他，他们才能活着；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他而活着。这些人到头来只不过在他开的医生证明书的末尾得到他亲笔写的这么一句话：请你放心，上帝正在门口等你。在徒劳无益地翻了两小时之后，费尔米纳快快地离开了书房，她感到自己受了不正派行为的诱惑。
在幻觉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躲躲闪闪，在桌上食欲不振，在床上无精打采，动辄发火，时不时地以讥讽的口吻训人。他在家中已不象过去那样平静安详，倒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从来不注意他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现在却连几分几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为了套出真情，她不惜跟他耍花招，可事后又出于心理上的矛盾觉得自尊心受到了致命伤害。一天晚上，她在幻觉中惊醒过来，似乎丈夫正在黑暗中用憎恶的目光注视着她。她感到不寒而栗，正象年轻时发现阿里萨来到她的床边时不寒而栗一样，只不过阿里萨的出现与仇恨毫无关系，纯粹出于爱情。再说，这一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幻觉：丈夫确实从凌晨两点就醒来了，一直坐在床上看她睡觉。但当她问他为什么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头放在枕头上说：
“该是你在做梦吧。”
经过这天晚上的事和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其它一些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以后，费尔米纳感到神思恍惚，简直要发疯了。她不太清楚事情要到什么时候了结，也不知道梦幻从何处开始。最后，她发现丈夫没有出席星期四的圣体节去领圣餐，而且最近几个星期中每个礼拜日都没领过圣餐，更没有腾出时间来进行精神净修。她问他在这些精神修炼方面的不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从来没有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节期不去领圣餐。这样，她意识到丈夫不仅已犯下了严重的罪过，而且他还决心继续犯下去，毫无悔改之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愿去找忏海牧师。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为失去爱情而受到煎熬。可是这毕竟是事实。为了不致在痛苦中死去，她决意往正在毒害着她的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么干了。一天下午，她在平台上补袜子，丈夫午睡刚醒，正在读书。在他快读完的时候，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活儿，将眼镜推到额头上，神态自若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读《企鹅岛》，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部小说。听到妻子在叫，他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作为回答。她继续说：
“你对着我的脸看。”
他照办了。他正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妻子的脸，但他无需摘下眼睛就感觉到她的火焰般的目光在灼烤着他。
“怎么啦？”他问。
“怎么啦！你自己清楚！”她说。
她没有再说什么，重新放下眼镜，继续织补她的袜子。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期以来的困惑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同当时他预想的形式相反，她感受到的不是剧烈的地震，而是一次平静的打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事情迟早要发生，早发生比晚发生更好，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已经进入了他的家庭，这是事实。
乌尔比诺医生是四月前同她结识的，当时她正在“广慈医院”的门诊部候诊。一见到她，他就意识到一件无可挽救的事在自己的命运中终于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高高的身材，修长的四肢，优雅文静，细嫩的皮肤，温柔的性格，甜得跟蜜糖似的。那天早上，她穿一件红底白点的衣衫，戴一项同样布料的帽子，帽檐很宽，帽影一直渡到眼睛，异常性感。乌尔比诺大夫通常是不看门诊的，只是在有暇路过那里时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一下，让他们记住准确的诊断胜过一切药物。这次，他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使自己能在那位不期而遇的混血女郎进行病情检查时正好在场，并且小心地让他的学生们从他的一举一动中意识到他同她过去素不相识。他几乎没望她一眼，却把她的一切资料牢牢记在脑子里。当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以后，他就按照她在门诊时留下的地址，吩咐车夫驱车而往。她果然住在那儿，当时正值阳春三月，她正好在平台上乘凉。
这是一座典型的安第列斯式的房屋，整座房子直到锌皮屋顶都刷成黄色，窗帘是粗麻布的，廊檐上挂着石竹和裁类植物的花盆。这儿是滨海的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区，房子部架在粗大的木柱上。图尔皮亚尔乌在房檐下的笼子里调瞅不已。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蜂拥而出的学生们迫使车夫拉紧了缰绳，以免使马受惊。真是走运，芭芭拉·林奇小姐认出了医生。她以老相识的姿态同他打招呼，请他去喝咖啡，等乱纷纷的人群过去以后再走。他一反常态，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她的邀请，并且听她谈了她的身世。这正是他从那天早上以来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也是在未来几个月中搅得他坐立不宁，影响到他全身心的事。刚结婚时，有一次，一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遇到一场发狂的热恋，使他们夫妻的稳固关系受到威胁。乌尔比诺医生自以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坚实的道德基础，对这种预言只是付之一笑。然而，如今看来，这位朋友倒是言中了。
芭芭拉·林奇是一位神学博士。她是令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纳坦叶卜林奇的独生女。这位新教牧师是个瘦小的黑人，经常骑着一匹骡子到沼泽地的贫穷村落去宣扬上帝，但她所信奉的上帝与乌尔比诺大夫的上帝不同，大夫为了蔑视这位上帝，不愿用大写字体来加以表达。林奇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句法有时不大通顺，这反而增加了她的魅力。到十二月，她就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他们两年的婚后生活过得很不痛快，因此她没有再婚的欲望。
她说：“我只爱我饲养的那只图尔皮亚尔鸟，别的什么都不爱。”
可是，乌尔比诺医生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没想到这话是故意对他说的。相反，他糊涂地自问，这么多便利条件凑在一起，会不会是上帝为了以后加倍索取而布下的圈套。然而，他立刻又把这种想法作为神学上的蠢话从脑袋中驱逐出去，因为他当时正处在惶惑之中。
快告别的时候，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诊断。他知道，要博得病人的欢心，便必须谈病人的病。果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也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亲自来为她作一次更详细的检查。她慌了，可是他让她放心，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从来都是只向财主收费不向平民伸手的。”然后，他在他的袖珍记事本上写道：“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米纳必将读到那张载有详细的诊断记录。处方及病情发展的卡片。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想起，这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迷人歧途的那些女艺术家之一，然而，地址却使她想到住在那里的很可能是个牙买加人，而且显然是个黑女人，于是她很容易地排除了她是丈夫喜欢的女人。
乌尔比诺医生星期六提前十分钟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就跑出来接待他。从在巴黎的时候起，即使要参加一场口试，他也未曾如此紧张过。她躺在麻布床上，第一件柔软的丝织混纺衣服，美极了。她身上表现出的一切都是绝伦的：美人鱼般的大腿，令人神魂颠倒的皮肤，迷人的乳房，洁白整齐的牙齿。她整个身躯都散发出一股健康体魄的气息，这就是费尔米纳在丈夫衣服上发现的那种人体的味儿。
林奇小姐看外科门诊是因为患有一点小病，她非常诙谐地称它为“倒霉的绞痛”。可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那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症候，因而他触摸了她的全部内脏器官，与其说是认真细致，不如说他别有用心。在检查过程中，医生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才智，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位令人赞叹的女人，她的内脏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那时，他完全陷于欢愉之中，不再是加勒比海岸最优秀的医生，却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搅得六神无主的可怜的人。在他严格的医疗生涯中，只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病人一下子把他的手推开，在床上坐了起来，说：“您可以干您愿意干的事，但这样可不行。”林奇小姐则相反，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确信医生已不再在为病理而思考时，她说：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象是刚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您以为医生都是无动于衷的人吗？”
她感激地向他伸出了一只手。
“我原先以为不允许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干。”她说。
“您想，一个声誉卓著的男子，居然看上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呀！”
“我一刻也忘不了您。”他说。
他这话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出来，委实有点令人怜悯。可是她报以一阵狂笑，笑声几乎震撼了整个卧室，使他从窘态中猛醒过来。
“我在医院里一见到您就看出了这一点，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笨人。”
乌尔比诺医生要达到目的又谈何容易！林奇小姐要求得到真正的爱，并且既要不损害名誉，又要做到不为人知。她认为，她的这些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她给了乌尔比诺大夫以引诱她的机会，然而即使她一个人在家时，她也未能让他登堂入室。她唯一过头的事，就是允许他重复那任意违反伦理道德的触摸和听诊，但条件是不能走得太远。而他呢，由于不能发泄折磨着他的情欲，便几乎每天都去纠缠她。实际上，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太软弱了，没有勇气及时中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不得不继续往前走下去。他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骑上骡子就出门去。骡背上一边驮着圣经和福音宣传品，另一边驮着食物。可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回来。另外，对面学校学生们读课文时，眼睛总是透过窗户往街上张望，他们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全部门窗都打开了。他们看见林奇小姐往房檐上挂笼子，教图尔皮亚尔乌读他们的课文。看见她包着一块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美妙的加勒比嗓子也在学着朗读课文。然后，他们看见她下午坐在门厅里独自用英语读圣诗。
他们必须选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个时间有可能；十二点到两点午餐时——这也是大夫午餐的时刻；傍晚孩子们回家时。这后一个时间一向是最好的时间，可那时，大夫的出诊已结束，离回家吃饭只剩下几分钟了。对他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本身的地位。他不能不驱车前往，然而他的车子人人熟知，并且时刻都应停在门口。他满可以象他社会俱乐部的所有朋友那样买通车夫，把他变成同谋，可这又违反他的习惯。因此，当他拜访林奇小姐的目的已变得十分明显时，穿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敢对他说，是不是过一阵子再到门口来找他，这样车子就不需停那么长时间了。乌尔比诺医生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他说：
“从我认识你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权当你没说吧。”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口，就休想隐瞒病情了。有时，如果距离近，医生自己走路去，或者另租一辆马车、以避免来自不怀好意或轻率的猜测。然而，这种欺骗于事无补，因为给药店开的处方可以使真相大白。到了这等地步，乌尔比诺医生开的处方也只能真假交错，以维护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永远带着自己病症的秘密平静地死去。他本来可以为自己的车停在林奇小姐的家门口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但是那种欺骗不会持续很久，更不会象他希望的那样，永远这样下去。
世界对他简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一旦首次的疯狂举动得以满足，两个人都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不会下决心去冒出丑的风险。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允诺，可是事后，一切又得留待以后再说了。相反，越是想和她在一起，害怕失去她的心理也越发加深了。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困难。他不再想别的事情，只是天天着急地等待下午这个时刻的到来。他取消了其它所有的约会。他把一切置诸脑后，唯独没有忘记她。但是，随着车子越来越接近马拉·克里安萨沼泽地时，他就越是恳求上帝让他在最后一刻出个什么问题，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常常以这种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走向林奇小姐的家。
有时他从街角看到坐在平台上读书的尊敬的林奇先生的棉花似的头发，或者看到他坐在大厅里，向本区读过福音书的孩子们讲解教义，他便感到高兴。那时，他轻松愉快地往家里走，为自己不再偷情而感到庆幸，但过后他马上又渴望所有的时间都能变成下午的五点钟。
当车子过分显眼地停在门口时，他们每次要在一起长时间地厮混就不可能了。到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做法就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林奇小姐一看见他惊慌失措地进来，二话没说，就赶快进入自己的臣室。每逢他来的时候，她早已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措施，穿件肥大的裙子，一条漂亮的带荷叶边的牙买加衬裙，不着内衣，也不着短裤。她认为，这样可以帮他克服恐惧心理。可是，她为使他成功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破坏了。他气喘吁吁地跟她走进卧室，汗珠象黄豆粒似地从脸上滚下来。进屋时，他把手杖、药箱、巴拿马草帽等一股脑儿地扔在地上，弄得叮当作响，然后便拖着裤子，连上衣的扣子都来不及解开，鞋都来不及脱就心惊胆战地做起爱来，没有尽兴就惦着离开。当他重新系上衣扣的时候，她还觉得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然而，他恪守给自己规定的框框：做完一切，不超过做一次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在路上，他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向费尔米纳吐露隐情，和这种偷鸡摸狗的行为绝裂。
他没有进晚餐，下意识地在做着祈祷。当妻子睡前在屋里把一切整理好时，他在床上佯装读午睡时翻阅的书籍，他一面捧着书打瞌睡，一面慢慢地沉溺在林奇小姐的不可避免的丛莽中，沉溺在她躺卧着的树林的蒸汽中，以致完全不能自拔。那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想到的就只有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这个时间，想到她在等他。除此之外，他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早在几年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身体大不如过去。他承认那只是些症候。这些症候，他在书上读到过，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有些上了年纪的患者，原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疾病，可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说自己患起了各种疾病，就跟医书上描述的综合症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些症候都只不过是精神幻觉罢了。他的拉萨尔博特列雷儿科临床课的老师曾劝他把儿科作为他最重要的专业。因为小孩子是最老实的，只有确实病了时才说有病，他们向医生陈述病症时不会用通常的词语，只讲具体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相反，到一定年龄之后，有时只有症状而无实病，或者是，病很严重，可症状却不怎么明显。他用缓冲剂来为这些病人治疗，以延长他们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暮年，他们对自己的疾病已经习以为常，对慢性病或常犯的小病也就根本不放在心上了。乌尔比诺医生不能理解的是，象他这样的医生，自以为什么都见过，居然征服不了无病怕病这种忧虑不安的心清。更糟的是，他完全从职业的偏见出发，本来可能已经病了，却不相信。还在四十岁时，他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课堂上说：“我在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是有个人理解我。”可是，到了陷入林奇小姐的迷宫时，他已经不能把这句话当做玩笑了。
他的成年病人的所有实的或虚的病症，现在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他清楚地感觉到心脏的形状，无须压摸就可以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已经出了毛病，发出了睡猫般的哼叫。他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鸣响。有时，他早上醒来感到自己就象一条透不过气来的鱼儿。有时感到心脏里充满了水；有时感到双脚不听使唤；有时又感到象在学校军事操练时那样，忽而出现一次心跳间歇。这些症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最后他终于感到恢复了健康，因为上帝是伟大的。可是，他不是象对待他的病人那样，让自己服用缓冲剂，而是让自已经受恐惧和惶惑。真的，他在生活中唯一需求的，是有人理解他，即使到了五十八岁也是一样。
他求助费尔米纳，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爱的人，也是最爱他的人。在她面前，他刚刚使自己的良心平静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他对着她的眼睛凝视之后，当时他第一次发现他的事情已经败露。然而，他不明白她是怎样发现的，因为要说费尔米纳仅仅用嗅觉发现了这件事，那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怎么说，许久以来，这个地方就不是一座有利于保密的城市了。第一批家用电话刚安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很稳定的夫妻就由于匿名电话离了婚。许多家庭由于害怕关系破裂而不再使用电话，或者在若干年中拒绝安装电话。乌尔比诺大夫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对于通过匿名电话控告她丈夫不忠的人是不会理睬的，而且他也很难想象有哪个人竟如此大胆，在向她控告这件事时通报自己的真实姓名。相对说，他害怕的是那种传统办法：一个无名氏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张条来，这可能要遭殃，不仅可以保证发信人、收信人都不露真名，而且还可以由于他高贵的血统而把这件事神秘地与神圣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妒嫉从不光顾他的家，这是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自我夸耀的话。就是在现在，这话也一点不假，他就象瑞典火柴，只在自己的盒子上磨擦点燃。然而，他不知道，一个如此自负、自尊而又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的被证实了的不忠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他在按照她的要求注视她的眼睛之后，除了重新低下头去以掩饰自己的惶恐外，没有别的举动。他一面想着对策，一面仍然装着误入小说里阿尔卡岛上秀丽的河川之中。费尔米纳也没有再说什么。织补完袜跟，她将东西乱糟糟地扔进针线盒，去厨房吩咐做晚饭，然后上卧室去。那时，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时不再到林奇小姐的家中去。永远爱她的许诺，单独为她找一所僻静的住所使他能泰然地与她偷情的幻想，恩爱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等等，所有在爱情的烈火中他对她的允诺，都将永远结束了。林奇小姐从他那儿得到的最后的东西就是一个绿宝石头饰。那是车夫交给她的，他既没有给她留话，也没有给她纸条。那头饰放在一个用药笺包着的小盒子里，使车夫以为那是急救药品。他这一生再也没有去看过她，连偶尔一次也没有。
只有上帝清楚，他勇敢地作出这一决定是多么的痛苦。他一个人在盥洗室里不知洒下多少辛酸的泪水，才摆脱了内心的磨难而勉强活着。五点钟时，他没有去找她，而是在他的忏悔牧师前做了深深的忏悔。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领了圣餐，但是他的灵魂终于复趋平静。
在同林奇小姐作出了断的当天晚上，他一面脱衣就寝，一面对费尔米纳重述了他一连串痛苦的失眠，一阵阵内心针扎似的疼痛，使他欲哭无泪，以及其它一些难以使人理解的眷念的感情的流露……。
当时，每逢他跟她讲起这些情况时，总是把它归咎为年老体衰。他必须把这些话找一个人发泄出来，要不然他会憋死——这也是为了避免道出外遇的真情。不管怎么说，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是夫妻之间的习惯。
费尔米纳一边接过他脱下的衣服，一边专注地听他讲述，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她嗅闻着每一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快。她把衣服随意一团，然后扔进装衣服的柳条筐里。她没有发现异样的味道，但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明天又有了。在寝室对面的小圣坛面前跪下来祈祷之前，他以一声悲怆而诚实的叹息结束了对病症的叙述，说：“我觉得我要死了。”
费尔米钢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回答说：
“也许这样最好，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也就安宁了。”
几年前，在一次得重病时，他也曾讲过类似死的问题，她给了他一个同样粗暴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把它归因于女人的残酷无情，一切都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然围着太阳转，因为当时他不知道她总是筑起一道愤怒的屏障，免得让他看出她的恐惧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最怕的就是失去他。
那天晚上却正好相反，她真希望他死去，这确实发自内心的冲动。乌尔比诺想到这一点，真是惊恐万分。后来，他听得她在黑暗中嘤嘤而泣，并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使他陷入茫然之中，因为他知道，她不会由于疾病或内心痛苦哭泣。她只有在十分激怒时才会这样做。如果这种激怒又是由于他的过错引起，那更会哭得没完没了。她越哭越气，她不能原谅她自己这种伤心落泪的软弱。他不敢去安慰她，他知道那等于去安慰一头被长矛刺中的母老虎，他也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伤心哭泣的根源已经消失了，而且也从他的脑海里永远抹掉了。
疲劳把他征服了几分钟。他醒来时，她已点着了蜡烛，烛光十分暗淡，她没有入睡，但已不再哭泣。在他入睡的时候，她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多年来在她心灵深处积下的沉渣，被妒嫉重新搅动起来了，而且浮出了表面。她一下子变老了。看着她利那间出现的皱纹和干瘪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怦然心动。他鼓起勇气对她说，已经两点多了，她应该入睡了。她背过身去，但声音里已听不出一丝怒气。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
他向她讲出了一切，心里着实轻松了不少，他认为事情已为她所知，她只是想核对一下细节而已。当然，事情并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在他讲述时，她又重新哭泣起来，而且不是象起初那样轻松哭泣，而是哭得泪流满面。那带苦咸味的眼泪在她宽大的睡衣里燃烧着、烤灼着她的生命。她希望他断然否定一切，但他没有这样做，她因受侮辱而勃然大怒，以最恶毒的语言大喊大叫地咒骂这个社会有那么多婊子养的无所顾忌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他不忠的铁的证据，他也面不改色，严然象一个男子汉。当他告诉她那天下午他曾去找了他的忏悔牧师时，她更是怒上加怒。从中学时代起，她就认为教堂里的人缺乏任何上帝启示的美德。这是他们和睦的家庭中的一项根本的分歧。在过去的共同生活中他们都回避了这一点，可是眼下她丈夫居然允许忏悔牧师介入到他们的隐私中来，这实在走得太远了，因为那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事，还把她也址了进去。
“这等于把事情通报给城门楼下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她说。
对她来说，这可算到了头了。她敢肯定，不等她丈夫忏悔完，她的名声就会到处传开。她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侮辱比起羞愧、愤怒和丈夫无情无义的偷情，更加令她难以忍受。最糟糕不过的是，他竟然去跟一个黑女人去偷情。他纠正说，是个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是，那时他用词再精确也无用，她已经作出结论了。
“反正是一路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事发生在某个星期一。星期五晚上七时，费尔米纳登上了开往大沼泽地圣·胡安市的一艘普普通通的小轮船。她随身带了一只箱子，由养女作伴，蒙着面纱，以避免和相识的人们见面，特别是避免他们问起她的丈夫。两人事先商定，乌尔比诺不去港口送行。他们不厌其烦地整整谈了三天，最后决定她去费洛雷斯·德马利亚镇——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坐落在那里——使她在那儿有充分的时间深思熟虑，然后做出最后的选择。儿女们知道母亲前往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但不了解内因，许久以来，他们自己也一直渴望有机会到那里去，但未能成行。乌尔比诺医生绞尽脑汁安排好一切，以便在那个邪恶的社会没有人做出居心不良的猜测。他把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如果说阿里萨对费尔米纳的出走没有发现任何迹象的话，那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迹象，而并不是由于他缺乏通风报信的渠道。文夭丝毫也不怀疑，妻子一旦怒气平息，就会回到家中来。可是，她走时断言说，她的怒气永远不会消除。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一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气恼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思乡造成的。蜜月旅行之后，她曾数次回欧洲去，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流十天，但却有充分的时间去体验幸福。她见过世面，也学会了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维，可自从那次乘气球旅行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大沼泽地圣·胡安市。回伊尔德布兰达表姐所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晚了一些，也还是带有点弥补的性质。她并非由于夫妻关系上的灾难才作出这个决定，而是考虑已久。所以，单单想到回忆一下少年时代的爱恋，也能使她从不幸中得到安慰。
她和养女在大沼泽地圣·胡安市下船之后，凭着她刚强的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还是重游了那座城市。她想从圣·胡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话去，目的是想亲眼目睹一下人们传说的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临终时睡的床。据说那张床跟孩子的睡床一般大。在乘火车登程之前，由于她有证件，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邀请她剩坐了官方带篷马车。
下午两点，疲惫不堪的费尔米纳又重新看到了她亲爱的故乡。故乡的街道，看上去更象那长满青苔的坑坑洼洼的河滩。她看到了葡萄牙人豪华的住宅，门上雕刻着带有花纹的国徽，百叶窗是铜制的，阴暗的大厅里传出阵阵响亮而单调的钢琴声，充满着忧郁和悲伤。费尔米纳的母亲新婚时曾在有钱人家教女孩子们弹过钢琴，声音仿佛与此相似。她看到了空空荡荡的广场，那儿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烤人的碎石子。有着深色车篷的马车整齐地排列着，马儿站在那儿打盹。这时，开往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火车也投入了她的眼帘。在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最大、最漂亮的房子，它有着青石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许多年后，当她已经失去对事物的记忆力时，阿尔瓦洛将在那儿出世的寝室的窗户。她想起了她到处寻找不着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想到姑妈，便想起了阿里萨，想起了他那一身文人的打扮，想起了他在小公园的扁桃树下拿着的诗集。她偶尔回忆起中学时代不愉快的岁月时，也总是想到他。她哪调许久，怎么也认不出她故居的房子了，她认为，在那儿过去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便是一个猪圈。从街角过来就是妓女街，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妓女此刻正在门廊下午睡，等待着邮车经过时给她们带点什么。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从下船逛市区开始，费尔米纳就用面纱遮住半个脸，这并非因为担心有人认出她，因为这儿谁都不认识她，而是由于从火车站到公墓，一路上到处可见在阳光暴晒下的肿胀的陈尸。市府民政兼军事长官对她说：
“这是霍乱。”
她清楚，她早已注意到了太阳烤灼下的一具具尸体嘴里冒出的白沫。但是她发现，没有一具尸体象乘汽球飞行时看到的那样，脑后有致命枪击。
“是的，”长官说，“上帝也在改进自己的方法。”
从大沼泽地圣潮安市到圣佩德罗·阿列杭德里诺的古老榨糖厂，只有五十公里，可是那列黄色火车却爬行了一整天。原因是，火车司机跟老乘客们是朋友，这些人时不时地央求他停车，以便去舒展一下躯体，在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走走，男人们则脱光衣服，在清澈见底的冰凉的河水中洗个澡。河水是从山上倾泻下来的。肚子饿了，他们就到牧场上去挤牛奶喝。到达目的地时，费尔米纳已经被沿途惨景吓得魂不附体，几乎没有兴致去欣赏解放者临死前挂吊床的那几棵巨大的罗望子树，也没有心情去证实临终时他的睡床是否象人们跟她说的那样。后来，她还是勉强去看了一眼。解放者临终前的睡床实在太窄小了，连七个月的婴儿也难以容身，更不用说这位荣耀满身的伟人了。不过，有一个看上去十分了解内情的参观者说，那是一件假文物，事实上，人们是让国父躺在地上死去的。费尔米纳对离家以来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如此压抑，以致在以后的旅途中她再也没有心思去回忆过去的旅行。她过去对沿途的村镇是何等怀念啊，可现在她竭力想避开它们。说真的，为了使自己不再失望，她应当避开那些村镇。
当她避开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抄捷径走着的时候，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喊叫声，听到了象是打仗又象是游乐所射出的铅丸声。当她迫不得已要穿过某个村镇时，她就用面纱遮住脸，以便依旧回想着它过去的风貌。
一天晚上，在摆脱了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之后，她来到了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看到表姐在门口等她时，她几乎昏厥过去，因为那就象在一面真实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
表姐胖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身边有好几个不服管教的儿女。她的这些儿女，不是与她仍然无望地爱着的那个男人生的，而是与一位富有的退役军人生的。在万般无奈之余，她同他结了婚，而他却疯狂地爱着她。可是，在她被摧毁了的身体内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精神世界。
费尔米纳在农村呆了几天，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情绪逐渐稳定下来。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外，她从不出庄园。星期回去望弥撒时，和她作伴的，只有她昔日女友们的孙儿辈，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的姑娘们。这些姑娘跟她们的母亲年轻时同样迷人。她们站在牛车上，唱着歌儿，直奔位于山谷深处的传经布道的教堂。费尔米纳只是这一次经过了弗洛雷斯．德马利亚镇，上一次由于她不感兴趣没有去，然而当她看到这个镇子时，她完全被它迷住了。问题是，过后每当她回忆起这个镇子时，眼前浮现的不是那诱人的实累而是她到这个小镇子前的想象。
乌尔比诺大夫在接到里约阿查主教的通知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得出的结论是，妻子之所以迟迟不回家，并非由于她不想回家，而是想找个借口下台阶。于是，他给伊尔德布兰达写了封信，后者回信告诉他，他妻子非常想家，几乎想到茶饭不思的地步。因而，他没有通知费尔米纳就赶到她表姐的庄园去。上午十一点，费尔米纳正在厨房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短工们的喊声。马的嘶鸣声和对空开枪声，接着，门厅里传来了坚定的脚步声和男子的说话声。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她乐不可支，来不及多想，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自语道：
“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慈悲！”
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叫她准备饭菜，但并没有告诉她到底谁来吃饭。她想到那使人倒胃口的茄子馅饼，想到自己还未洗澡，想到自己又老又丑，脸上被阳光晒得脱去了一层皮，想到他看到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她一时六神无主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仓促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整了整头发和衣衫，借助母亲生下她时给予她的全部矜持，稳住了那纷乱的心绪去迎接那前来的男子。她迈着母鹿般轻盈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炯炯，仰起好斗的鼻子，走出了厨房。她为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当然也并非象他想象得那样容易，因为在她决定同他高高兴兴地回家的同时，也决心平静地向他讨还债务——他这一生给她带来的全部痛苦和煎熬。
（四）
大约在费尔米纳离家后两年光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奇事。在特兰西托看来，那就是对上帝的不恭。阿里萨对电影的发明并不特别看重，但是卡西亚妮拉他去出席《卡比利亚》隆重的首映式，他还是顺从地去了。
影片是在诗人卡布列莱·德安农希奥写的脚本基础上拍摄的。堂·加利莱奥·达扎特的大院子里总是坐满了佳宾贵客，有些晚上，他们更多的是欣赏满天灿烂的星斗，而不是银幕上无声的恋人。这天晚上院子里依旧坐得满满的。卡西亚妮激动地注视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和发展，然而，阿里萨却因为剧情的沉闷而困得打盹，在他背后，有一个女人象是猜出了他的心思，说道：
“我的上帝，这比得场病的时间还长哪！”
这是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在黑暗中她说话的声音显得太响，因为当地尚未时兴用钢琴给无声电影伴奏，坐在黑暗中的观众只听到放映机转动时发出的似下雨般的沙沙声。阿里萨只有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才记起上帝，可是，这次他却对上帝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因为，对那个深沉的金属般的声音，对那个自从那个下午在一个铺满枯叶的小道上的幽静的公园里她发出的声音，他记忆犹新：“您走吧，没有得到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这句话一直留在他的心间，这声音即使在三十多米深的地下，他也会即刻辨认出来。
他知道她肯定是由丈夫陪着，坐在他后面的座位上。他感觉到她那温热而均匀的呼气，他带着深厚的爱拼命吸着在她健康的肌体内经过净化呼出的空气。他觉得她并不象他在最近几个月里无限惆怅地想象的那样，已被死亡的蛀虫所毁坏。他想着她的绚丽的青春时代，想着她穿着智慧女神式的长衫、腹部微隆起怀着第一个儿子的时代。尽管他没有回过头去看她，但她的形象已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触及着他的灵魂，他急切地想知道，她看到电影中的对对情侣时该作何感想：她是否认为那一双双情侣应该爱，而且他们的爱应该比现实生活中的爱更少经历一些痛苦。电影快放映完时，他忽然无比兴奋地意识到，他从未同他的心上人离得那么近，也从未跟她在一起呆过那么长的时间。
灯亮之后，他等待其他人先站起来，然后自己才不慌不忙地离开座位。当他漫不经心地回转身去扣着坎肩扣子时——电影放映时他一直敞着怀——四个人离得那样近，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只好互相问候了。
乌尔比诺向卡西亚妮打了招呼——他跟她很熟悉，然后以惯常的谦恭握了握阿里萨的手。费尔米纳向他们美尔一笑，那完全是出于礼貌，但无论如何，她见过他们多次，认识他们，因而无须介绍。卡西亚妮向费尔米纳也报以她那混血女人的妩媚的微笑。相反，阿里萨却不知所措，因为一看到她，他就神魂颠倒了。
她变得象另一个人了。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当时可怕的流行病留下的迹象，更没有其它疾病的征兆，她还保持着年轻时的体形和美丽的线条。显然，最近两年的遭遇使她象在严酷的生活中度过了十年。她两边弯曲着的短发技在脸上，使人看了恰到好处，但原来的古铜色已代之以银白色。那双美丽的披针形眼睛在老奶奶用的深度老花镜后面，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阿里萨看见她离开座位，在人群中挽着丈夫的手臂离去。他感到十分惊诧，她为什么在公共场所蒙着块穷人的头巾和穿着在家中使用的拖鞋呢？然而，使他更为惊诧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紧紧抓住她的手臂，告诉她朝哪里走，即是如此，由于估计错误，她还是险些儿在大门的高台阶上跌倒。
阿里萨对年龄给行动带来的那些困难十分敏感。他还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园里就常常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诗集，观看相互换扶着过街的一对对老人。这是生活课程，对他预测自己衰老的规律很有参考价值。看电影的那天晚上，象乌尔比诺医生这般年纪的男人，仿佛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他们出现第一批白发后，象是显得更加威严，更加聪明和更加具有扭力，尤其在青年女子的眼中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的妻子却变得萎顿憔悴，需要抓住他们的手臂行走。然而，几年之后，丈夫的身体便突然一落千丈，身心一齐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老之中。那时他们的妻子却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象引导求乞的盲人似地拉着他们丈夫的胳膊，为他们引路。为了不伤害他们男子汉的自尊心，有什么事情，就在他们耳边悄悄地提醒，让他们注意，大门的台阶是三级而不是两级，街中央有个洼坑，横在人行道上黑乎乎的东西是一具乞丐的尸体，等等。她们艰难地帮助他们穿过街道，就象是他们生命最后航程中的唯一航标。阿里萨在这面生活的镜子里多次照过自己。他对死亡的恐惧莫过于到了需要女人搀扶着的倒霉年龄了。他知道，那一天，只有那一天，他才不得不放弃对费尔米纳的希望。
同费尔米纳的见面驱走了阿里萨的困意。他没有用车送卡西亚妮回家，而是陪她徒步穿过老城。他们的脚步踏在石子路上，发出马掌一样的响声。阳台上时而传出断续的话语声，卧室的唱唱私语以及被虚幻的音响神奇化了的爱的抽泣。沉睡着的大街小巷中则散发出一种清新的茉莉花香。阿里萨不得不又一次竭尽全力克制住自己，不把自己压抑在心中的对费尔米纳的爱吐露给卡西业妮。他们迈着慢条斯理的步子，象一对老年情人一样，不慌不忙地相互表示着爱情，她想着卡比利亚的妩媚的英姿，而他却想着自己的不幸。有个男人在海关广场边的阳台上唱歌，歌声在整个空间回荡：当我穿过茫茫大海的时候……。走上桑托斯·德·彼得拉大街的时候，阿里萨本来应该在卡西亚妮家门口跟她告别，可他要她请他到家里去喝一杯白兰地。这是他第二次在类似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头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她这样回答：“假如你现在要上我家，你就得永远留下来。”结果，他没有去。要是现在，无论如何他是会去的，不管他事后是否会食言。此时，卡西亚妮很痛快地邀请了他。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找到了一个尚未诞生就已经完结的爱情的庇护所。卡西亚妮的父母已经故去，她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发了财，也在那里成家立业。她孤身一人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多年前，当阿里萨还在热恋着她，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情人的时候，在得到她双亲同意后，经常在星期天去看她，有时在那里直到深夜。他对修缮这所房子作出了很大贡献，以致最后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家。
然而，在看电影的这天晚上，他感到客厅里象是清除了对他的一切记忆。家具全部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上了另外的石印彩画。他想，这么大的变动，其意图无非是想把他从记忆中永远抹掉，想说明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存在过。客厅里的猫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由于被遗忘而感到忿忿不平，不由得脱口而出：“您已经完全把我忘掉了。”但是，她一面背着身斟酒，一面说，他大可不必因此不快，因为公猫是不认人的。
两人紧紧地靠着倚在沙发上，谈起他们自己，谈起某个下午发生了一件事——骡拉有轨车，当时他们还互不相识。他们一直是在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但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们没有谈过别的事情。
在交谈时。阿里萨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开始轻轻地抚摩起来，有如清场老手。她顺从了他，可连一下出于礼貌的颤动都没有。只是当他试图走得更远时，她才不得不拉起他试图探索的手，在他手心上吻了一下。
“规矩点，”她说，“我早就发现你并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还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机灵、健壮、陌生的男子，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推倒，三抓两扯地剥光了她的衣服，跟她做了一次短暂而疯狂的爱。她仰面躺在石头上，浑身都是伤痕，可是她真希望那个男子永远留下来，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怀里为爱情死去为止。她没有看到他的脸，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她确信，根据他的体型和身高，她完全能够在千千万万的人中间将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对一切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假如您凑巧遇上一个魁梧的男子，而他又是在某年十月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在防波堤上强奸了一个可怜的过路女人的话，就请您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
这话简直成了她的口头弹。她把事情告诉了那么多的人，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最后她绝望了。阿里萨本人也听她絮叨过多次，就象听到一艘夜间启航的轮船告别声一般。钟敲凌晨两点，他们每人都喝了三杯白兰地。他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不是她所等待的男子。对此，我并不感到难过。
“好哇，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我们总算克制住了，算我这只老虎跟你无缘。”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之前，关于费尔米纳患肺结核病的可怕传言使他夜不成眠，他莫名其妙地认为，费尔米纳已经无药可救，肯定会走在丈夫的前头。可是，当他看见她从电影场出口处磕磕绊绊地走出时，他很自然地把事情的理解加深了一步，突然领悟到，先走的可能是他，而不是她。这是个预兆，是最可怕的预兆，因为这种预兆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面给他留下的是耐心等待的岁月，幸运的、希望的岁月。可是，在地平线上依稀可辨的，唯有充满想象中的病灾的茫茫大海，失眠后清早一滴一滴地排尿和每日黄昏时的死亡。他想，过去曾经与他海誓山盟的情人，如今开始图谋与他作对了。曾几何时，他因怕遇不测，战战兢地去赴一次冒险的幽会，可是，他没有想到，那儿门没有上挂，铰练刚刚上过油，显然，这是给他提供方便，使他悄没声地进去。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又后悔了，担心给一个素味生平的殷勤女子造成死在床上的无可弥补的损害，因而，他思念那个他从上个世纪等起，一直不发一声失望的叹息地等到本世纪的那个女人，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可是，说不定那个女人在来不及伸出胳膊扶着他穿过一个个圆形的坟包和长满在风中摇曳的虞美人花的草地，并帮他平安地到达另一个世界之前，她自己就已经溘然长逝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观点，阿里萨已步入了老年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周岁。他认为，这五十六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是个充满爱情诗篇的时代。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象他那样滑稽可笑，到了他那样的年龄又变得象个年轻人，不管事实如此，还是他自认为那样。不是所有男人都能不怕难为情地承认，他们还在为上一个世纪的一件难堪事而偷偷哭泣。对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不同年龄的人都有不同的穿着方式，可是老年人的穿着方式从少年时即开始，一直持续到进坟墓为止。这与其说是年龄的标志，倒不如说是社会尊严的象征。青年人的衣着如果跟他们的祖父母一样，并且早早戴上眼镜，那就更会受人尊敬。三十岁用手杖，那是司空见惯的事。对女人来说，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二岁；二是作老处女永远独身的年龄。另外的女人，结婚的，作母亲的，编剧的，当祖母的，是另一类型的女人，她们不按已逝的年月来计算自己的年龄，而是按离死还有多久来计算自己的年龄。
相反，阿里萨尽管明明知道自己从小就象个老头儿——这的确是个奇特现象——但他对种种衰老的迹象却采取了满不在乎的态度。开始，那是出于一种需要。特兰西托将她丈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长礼服拆洗后重新缝制好，让他穿着到学校去，一坐下就拖到了地上。头上给他戴的是父亲的官员礼帽，尽管在里边塞了一圈棉花，仍旧一直扣到了耳根。另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和母亲一样头发是银白色的，又直又粗，和猪鬃差不多，他的面目没有一点个人特征。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多次发生内订和进行更迭，学校的要求逐渐地不象从前那般严格了。公立学校甚至已完全不讲究学生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走进课堂时身上还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机智勇敢得到的叛乱军官的制服，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挂着明显与身分相符的武器。在游戏时，他们动不动就拔枪打架。要是老师在考卷上不给好分，他们就以枪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预备役军官上校，一枪就打死了宗教社团教长胡安·埃尔米塔修士，因为修立在教义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正式党员。
同时，遭遇不幸的大户人家子女的穿着跟古时亲王一样，而一些十分贫穷的孩子则打着赤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穿得千奇百怪的人们之中，阿里萨无疑算是最突出的人之一，可他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最使他难过的是，他在街上听到有人对他喊：“穷鬼，丑八怪，你什么都甭想得到。”不管怎么说，为了需要穿在身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对他的余生也好，对他神秘莫测和郁郁寡欢的性格脾气也好，都是适宜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第一次给了他重要职位时，他让别人按自己的身材给自己做了几件与父亲当年的衣服一个式样的服装。他象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深切地怀念父亲，其实，他父亲象基督一样，在风华正茂的三十三岁时就死去了。就这样，由于穿着，阿里萨一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因此，那位对一切都毫无顾忌、象匆匆过客一般作了他的情人的布里希达·苏列塔，从结识他的第一天起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她更喜欢他把衣服脱光，因为光着身子他就象年轻了三十岁。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怎样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别的款式的衣服。其次，当时二十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打扮得更年轻些，除非再次从衣柜里取出他们的短裤和见习水手的帽子来。第三，他也不可能摆脱当时人们对老年人所持的观念。这样，当他看见费尔米纳在电影院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处时，几乎自然地想到了可恶的死神将无可挽回他在那场激烈的爱情战争中战胜他。这个念头闪电般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直到那时，他一直跟他的秃顶作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伟大的，但完全是徒劳的。他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头几根头发起，他就意识到自己注定要终身吃苦。这种苦头是生就一头浓发的人所不能想象的。他顽强地抵抗了几年。凡是防止秃顶的方法他都用过，不管是用药物，还是求神弄鬼。为了保住头发，他甘愿作出任何牺牲。他把农历书上的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因为他听人家说过，头发的生长与庄稼的收成周期有直接关系。他的头发都秃光时，他就不再去找他的老理发师了，而是换了一个刚从外地来的人。此人只在满月时理发。可是，新理发师刚刚表现出一些高明手艺，就被从安第列斯群岛前来追捕的几个警察戴上镣铐抓走了，人们发现他是个强奸幼女犯。
那个时期，阿里萨把在加勒比地区报纸上看到的全部有关治疗秃顶的广告都剪了下来。其中一个广告上登了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作了明显的比较。第一张，头发秃得一根不剩，跟香瓜似的。第二张是浓密的头发赛过狮子。第一张是在使用良药之前，第二张是在使用良药之后。六年中，他一共试用了一百多种药，这还没有把在药瓶商标上看到的辅助方法计算在内。然而，他唯一的收获是，其中一种药使他患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蒂尼卡的假圣人们将其称为北方蜡螟，因为它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磷光。最后，他使用了在公共市场上叫卖的所有印第安的草药和在“代笔先生门洞”出售的全部神奇的特效药以及东方汤剂，但是当他发现上当受骗时，他已经变得象个东方和尚了。一九＊年，“千日内战”把国家置于血泊中时，城里来了一个按尺寸大小用头发做假发的意大利人。假发价格昂贵，但意大利人的保险期只有三个月。即使如此，绝大多数有钱的秃顶者还是愿意前去一试。阿里萨是第一批愿意试验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假发套，上面的假发跟他原来的头发十分相似，以致他担心心情的变化会使它竖起来。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死人的头发安在活人头上。他只是希望他的头发很快秃光，以便使他没有时间尝到头发变白的痛苦。
有一天，内河航运公司的码头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忘乎所以的小伙子，看到他从办公室出来，热烈地拥抱了他，在码头工人的一片起哄声中，他摘掉了阿里萨的帽子，对着他的脑袋狠狠地来了一个响吻。
“秃得妙极了！”他喊道。
这天晚上，他请别人把他长在两鬓和后脑勺上的茸毛也都全都割掉。这样，他在四十八岁时便彻底接受了绝对秃头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以前，把下巴和头上长出毛茬的地方都涂满肥皂，将它们用剃刀刮了又刮，直到刮得跟小孩屁股一样光滑。那时，他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帽子，因为秃头给他以裸体的感觉，这在他看来是有失体面的。当他对秃头完全不再理会之后，他倒也把秃头看成是男性美德之一了。他早就听人们这么说过，可他总是把这当着秃头者们的纯粹幻想而加以蔑视。后来，他又适应了新的习惯，将右侧仅有的几根长发拢在头顶上，许久以来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是戴着让人看了难受的老头帽。即使在当地称为窄边帽的鞭靶帽时兴起来之后他也仍然如此。
相反，阿里萨失去牙齿却不是由于自然灾害，而是由于某个江湖牙科医生决定根治一次普通炎症的鲁莽行动。由于害怕脚踏牙钻，阿里萨尽管经常牙痛，也一直没有去着牙科大夫。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找大夫。他母亲听到他在隔壁房间痛得整夜呻吟，非常担心，她觉得那声音跟从前那些已经在她记忆中消失了的哼哼声完全相同。但是，当她让他张开嘴看看什么地方疼时，她发现他的牙床已经发炎，并且化了脓。
叔父莱昂十二让他去找弗朗希斯·阿多奈医生，他是个打着绑腿和穿着马裤的高个黑种人，他带着一个工头用的内装一整套牙科器械的褡裢，活动在内河轮船上。他是个牙科大夫，但更象沿岸村镇的可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向阿里萨口腔内瞧了一眼，就判定阿里萨连剩下的几颗好牙齿都要全部拔光，以免今后引起新的麻烦。跟秃顶相反，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忧虑，他只是担心没有麻醉拔牙会大量出血，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装假牙的建议他也愉快地接受了。因为，第一，在回忆少年时代的事情时，他记起了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此人将两颔取下放到桌子上，让它们自己说话。第二，这可以使从小就折磨着他的病牙不再疼痛，那种痛苦的滋味跟爱情的痛苦没什么两样。他没有把拔掉牙齿看成同秃顶一样是对老年人形象的伤害。他相信，呼出的硫化胶的气味虽然又酸又辣，刺激鼻子，但露出矫形后的牙齿微微一笑，倒也给他的外貌增添不少光彩。因此，他顺从地接受了阿多奈大夫火红的牙钳给他带来的灾难，而且以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经受了拔牙恢复期的考验。
叔父莱昂十二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象是要给他自己做手术似的。他对假牙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是他在沿马格达莱纳河的一次航行中培养起来的，同时也来自于他对歌剧的酷爱。
一个皓月当空之夜，船抵达加马拉港，他跟一个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在船长的指挥台栏杆那儿唱“那不勒斯浪漫曲”，能把原始森林中的动物唤醒。他差点儿赌赢。船沿着河流航行，在苍茫的夜色中，可以感觉到沼泽地里隆驾拍击翅膀声，鳄鱼甩动尾巴声，炸鱼跳到陆地上的怪声，但是当他唱到最高的音符时，他担心歌声的高亢会使他这位歌唱家血管崩裂，于是最后呼了一口气。结果，假牙从嘴里飞了出来，沉没于水中。
为了给他装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涅里费港滞留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无缺。可是返航时，叔父莱昂十二试图给船长解释前一副假牙是怎么丢失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原始森林中闷热的空气，扯起嗓子高歌一曲，并把高音尽力拖长，想把连眼都不眨一下的、晒着太阳在那儿看着轮船通过的鳄鱼吓跑，然而那副新假牙也随之沉入流水之中。
从此，他在家中各个地方，写字台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都放着他的假牙。另外，他在外面吃饭时，在衣兜里放一个盛咳嗽药片的小瓶，里面也放了一副假牙。这也可以理解，有一次在中午野餐时他吃烤肉把牙闹坏了。
担心侄子也会被弄得措手不及，叔父莱昂十二请阿多奈医生一次给他做两副假牙：一副是价格便宜的，平时在办公室用。另一副是星期天或节假日备用的，点上一点儿真金，一笑金灿灿的，好不神气。在人们手持鲜花走向街头的一个星期天，在节日钟声的喧嚣中，阿里萨终于笑容可掬地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人群中间，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这事发生在母亲去世之后，阿里萨孤身一人住在家中，这样的环境为他沾花惹草提供了莫大的方便。家中那么多窗户，不免令人想到在薄薄的窗帘后面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c临窗的那条街道却并不引人瞩目，行人寥寥无几。阿里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一了使费尔米纳幸福，而且也只有他才可能使她得到幸福。所以，阿里萨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岁月，为了不玷污自家的声誉，宁愿失去许多良机，也拒绝同别的女人交往。
幸运的是，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每爬上一级，就意味着得到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的特权。对他来说，最有用的特权之一是，在门房的配合下，晚上、星期日或者是节假日，他可以充分利用办公室。当时他已登上公司第一副董事长的宝座。有一次，他正与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在谈情说爱，这时，门突然开了，叔父莱昂十二伸进头来，象是走错了办公室。他透过眼镜看着惊慌失措的侄儿。“他妈的，”叔叔不紧不慢地说，“你跟你爸爸都是一路货！”在重新关门前，他目光茫然地说：
“那么，您，小姐，请继续吧。不用难过，我以我的名义向您发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
后来，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可是办公室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使得阿里萨再也无法工作下去。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他们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叶形吊扇。锁匠们没有预先通知他就赶来了，他们象打仗似地乒乒乓乓干了一阵，在门上安了一个锁，可以在里边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但不说要干什么。装饰工拿走了印花窗帘式样，以便检查一下是否与墙的颜色相配。接下去一个星期，他们又从窗户里塞进一个狄俄尼索斯印花布的大双人沙发，因为从门里进不去。工人们突然袭击前来干活，看来那些不恭不敬的行为似乎是偶然的，可是谁要是提出抗议，他们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公司董事会的命令。”阿里萨不大明白，这些突然袭击，是出于叔父的好意，还在在干涉他越轨的恋爱，抑或是为了让他反省自己的恶行而采取的一种独特方式？他没有理解叔父的真正含意。
实际上叔父莱昂十二是鼓励他做个正派人，因为他听到了别人的闲言碎语，说他侄儿的习惯与众不同，有点古怪。这使他很痛心，因为这是他想把侄儿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的一个障碍。
与哥哥不同，莱昂十二曾过了持续六十年的稳定的夫妻生活，他星期日总是守在家里，并以此为荣。他膝下有四儿一女。可他的一生中却出现罕见的波折。这种波折在他同时代的小说里是司空见惯的，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四个儿子随着职位的提升，一个接一个地故去。女儿对内河航运事业毫无兴趣，她宁愿眼睁睁地从五十公尺高的窗户上望着林德森一艘艘轮船毁掉。莱昂十二叔父倒霉到了这等地步，因为有人相信这种传说，认为，阿里萨其貌不扬，心意不善，又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凑在一起，他肯定予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
当叔父遵照医嘱违心地引退之后，阿里萨开始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星期日同某些姑娘的约会。他乘着在城是刚刚出现的公共汽车——这种汽车起动时曲柄的后坐力很大，居然把第一个司机的胳臂整个打掉了——到庄园去探望叔叔。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老头子躺在用丝线绣着自己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后就是茫茫大海。那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庄园，下午站到平台上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山峰。阿里萨跟他叔父的谈话内容向来都是有关内河航运的事宜。在那漫长的下午仍然如此。此时，死神总是象一个看不见的客人似的站在他的身旁。叔父莱昂十二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内河航运公司落到与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国内企业主手中。
“这从来就是一种互相保密、互相争夺的生意。”他说。
“如果航运公司被吃喝玩乐的公子少爷们掌握，他们转手就会把它送给德国人的。”
他的担心是与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政治信条相一致的，虽然他说得并不对路。
“我就要满一百岁了，我看到了一切变化，包括茫茫宇宙中星体位置的变化。但是，唯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变化。”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一次一次地制定新宪法，一次一次地制定新法律。每三个月发生一次新战争，可我们仍然处在殖民时期。”
他的几个兄弟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将一切祸福都归罪于联邦制的失败。对于这种见解，莱昂向来嗤之以鼻，说：
“‘千日之战’在二十年前，即一八七六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
阿里萨从不过问政治，叔父这些絮絮叨叨的老生常谈，在他听起来跟听大海的浪涛声一样，压根儿不放在心上。然而，在航运事业的政策上他却毫不含糊。跟叔叔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濒于破产边缘的内河航运事业的落后，只有用主动放弃蒸汽轮船的垄断特权的办法才能解决。这种垄断特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为期九十九年零一天。
叔父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胡说八道是跟我要好的那位莱昂娜老太婆从无政府主义者小说里搬到你脑瓜里来的。”
叔父莱昂十二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阿里萨的观点是德国海军准将胡安·布·埃尔伯尔斯的经验之谈。此人用他无止境的个人野心糟蹋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智慧。可叔父认为埃尔伯尔斯的失败并非由于他的特权，而是由于他同时作出了过多的许诺，签定了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协议，几乎家是把全国各地的责任都背在了自己的身上，河流通航、港口设施、地面联运道和运输工具等，他都包了下来。
“另外，”他说，“西蒙·玻利瓦尔总统的激烈反对也是举足轻重的。”
大部分股东认为，那种争执是夫妻官可——各有各的道理。他们认为，老头的固执是顺理成章的，这并非因为象人们平常随意说的那样，是由于老头上了年纪，不再象往昔那样深谋远虑，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就象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品统统扔进垃圾堆一样。那次战役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在英雄时代跟全世界的强大对手进行的。因此，当他紧紧地把权利抓在手中时，股东们谁都不敢试图攫取。在他合法地引退之前，谁也不敢对他说个‘不”字。可是，没想到阿里萨经过多次思索之后，一天下午在庄园里终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叔父莱昂十二却突然同意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给他留个面子，不要在他死前做这件事。
在事业方面这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了，连向他求教都不行。他威风不减当年，头发依然油光移亮，思维依然敏捷无比，但对那些可能对他表示同情的人，他千方百计避而不见。他坐在平台上的一把维也纳摇椅上，慢条斯理地摇晃着，每天遥望着山顶长年不化的积雪打发着日子。摇椅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女仆时刻为他备好煮热的黑咖啡和一杯盛着两副假牙的碳酸氢盐水。他平时不用假牙，只是在接待客人时才戴上。他很少会见朋友，即使有人来访，他也只谈内河航行开始以前很久的往事。然而，他还有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希望阿里萨成亲。他几次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而且用的是同样的话。
“我要是年轻五十岁的话，”他对他说，“我就和我的相好莱昂娜结婚。我觉得世上再没有比她更好的妻子了。”
阿里萨一想到他多年惨淡经营的事业，由于这个意外的条件，有可能在最后毁于一旦，就不免胆战心惊起来。他宁愿辞职，宁愿放弃一切，宁愿去死，也不愿做负心人，把费尔米纳忘掉。好在叔父莱昂十二没有坚持。满九十二周岁时，他便指定了侄儿为他的唯一继承人，最后退出了航运公司。
六个月以后，股东们一致同意任命阿里萨为航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就职那天，引退的老莱昂先生喝了一杯香槟酒，然后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讲话，他即席发表了一个象挽歌一样的简短演说。他说，依托上帝的旨意，他的生活是以两个意外的事件开始和结束的。第一件事是，当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在不幸的旅途中奄奄一息时，在图巴科镇曾将他抱在怀里。另一件事是，他扫除了命运给他设置的全部障碍，终于找到了一个与他企业相称的继承人。最后，他力图使这场戏富有真实性，结束说：
“我这一生唯一遗憾的是，为那么多人的葬礼唱过歌，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葬礼唱过歌。”
当然，仪式结束时，他唱了《托斯卡》选段《永别了，生活》。他最喜欢清唱。没有伴奏，声音依然显得浑圆有力。阿里萨非常感动，他表示感谢时几乎没有让人感觉到他的颤抖的声音。在过去的生活中，他要做的都做了，要想的都想了，如今他已经到达了生活的顶峰，他要一如既往，靠着费尔米纳这一坚强的精神文柱，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不仅决心活下去，而且要有健康的体魄。
话虽这么说，可那天晚上，当卡西亚妮为他举行家庭欢庆会时，他想着的却不仅仅是费尔米纳，而是所有的情人。她们中间，有的已长眠在公墓，只是通过阿里萨栽在她们坟墓上面的玫瑰怀念着他，有的仍和丈夫同枕。她们的丈夫望着窗外的月光，心中也在思念别的女人。在身边没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想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他一向不习惯一个人生活，没有女人使他感到孤单。所以，即使在他最艰难的年代，最倒霉的时刻，他都与多年的无数情人保持了某种哪怕是最疏远的关系，永远追逐着她们生活的足迹。
就这样，那在晚上他想起厂罗萨尔瓦，这是他所有情人中最早的情人，也就是趾高气扬地夺走了他的童贞的那个女人。想起她，至今仍象第一天那样使他痛苦。只要一合上眼睛，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薄纱衣服，戴着饰有飘带的帽子，在船舷上摇晃着盛孩子的笼子。在多年生活中，他曾几次准备去找她，虽然他不知道她住在哪儿，也不一了解她姓什么，更不知道她是不是自己想追求的女人。但是，他确信能在某个地方的兰花丛中找到她。每次，都是由于在最后一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便，或者由于不适时宜地改变初衷，在轮船即将启航的头几分钟，旅行又推迟了，原因都是与费尔米纳有点关联。
他想起纳萨雷特的道编。这是唯一亵渎彭塔纳斯大街上他母亲的家的女人，尽管不是他，而是特兰西托让她进去的。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清场老手，但她充满了温情，简直可以和费尔米纳相比，所以阿里萨对她比对所有其他女人都给予了更多的谅解。她那较之她的温情的力量更难驾驭的水性杨花的禀性，使他们两人注定都要成为不忠诚的人。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几乎在三十年中他们始终没有忘掉对方c他们双方不忠诚，但不背信弃义。另外，她还是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得知她已经去世并将由慈善机构掩埋的消息时，他主动出钱替她安葬，并单独出席了葬礼。
他想起了他爱过的寡妇。首先是普鲁登希败·皮特雷，她是他至今还活在世上的最早的情人，因为她两次守寡，人称“双料寡妇”。之后，他又想起了另一个普鲁登希姐，这是阿雷利亚诺的遗编。这个多情的女人，常把他的衣服扣子扯下来，使他不得不在她家多呆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也想起了何塞法，她是苏尼加的遗嘱。她爱他爱得发狂，为了占有他，她差一点在他睡梦中用修剪树枝的大剪刀将他的睾丸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雷斯·阿尔法洛。他们的爱情虽说是昙花一现，但很深沉。她是应邀前来音乐学校讲授半年弦乐课的。在月光溶溶的夜晚，她便来到阿里萨的家中，在平台上用大提琴演奏最优美的组曲，跟他在一起过夜。
从第一个月夜起，他们就象初恋那样相爱，但是安赫雷斯·阿尔法洛的爱情象柳絮一样。不久，她带着大提琴，以女性的温柔和轻狂，登上一艘不明国籍的远洋轮，一去不复返。在平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挥着白手绢告别的手势，那白手绢宛如地平线上的一只孤独、悲凄的鸽子，象赛诗会上诗句里描绘的那样。
阿里萨跟她学会了他无意中多次经历过的事情，这就是说，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而且是以同样痛苦的心情爱着她们所有的人，不背弃任何一个。当他孤单地置身于码头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时，他在内心怒不可遏地说：“心房比婊子旅店里的房间更多。”道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但是轮船刚在天进消失，对费尔米纳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娜·瓦龙。上个星期他还从她家门前经过，但是她浴室窗户上透出的橘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过去，因为里面有人。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不知道。安德雷娜·瓦龙是个轻狂的女人，对这类事毫不在意。
在阿里萨的所有女人的名单中，她是唯一靠出卖肉体过日子的人，但她人身自由，没有老鸨管她。她在黄金时代宾客盈门，红极一时。人们给她送了个代号，称她为“大众的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拜倒裙下，也曾目睹一些高级将领和文化名人伏在她肩上哭泣。在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值得别人尊敬，有的则不尽然。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的，雷耶斯总统在对该城进行两次访问之间的匆匆半小时中，就指定给她一份终身养老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其实，她未曾在财政部受雇过一天。虽然她的不名誉行为众所周知，但谁也不敢拿出真凭实据将它公诸于世，因为她那些地位显赫的情人们象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丑闻一旦披露，损失更大的是他们，而不是她。阿里萨为她而改变了自己一向不付钱的原则，而她也为阿里萨破了例，原来她即使跟丈夫睡觉也绝不会免费的。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象征性地收费，每次一个比索，但她不亲手接钱，他也不把钱交到她手上，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形状的储蓄罐里，攒够了就到“代笔先生门洞”那儿去买一些海外运来的小玩意儿。
在如此众多的冒险经历和奇遇之中，唯一使他尝到点苦涩滋味的是那位生性怪异的萨拉·诺丽埃佳。此人最后在“耶稣”精神病院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那儿，她不停地朗诵极度淫秽的暮年诗，以致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把别的疯女人弄得疯上加疯。
阿里萨把同这个女人的缘分视作一种幸运。然而，当他全部负起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重任后，他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花问柳了。而且，他也知道，费尔米纳是不可代替的。渐渐地他也就只限于去看那些已经结交的女人。尽可能和她们交往，能得到多少欢乐算多少欢乐。在她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女人弄得疯上加疯。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天，当乌尔比诺死去时，他就只剩下一个情妇了。这位情妇刚满十四岁，她所具备的一切是直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所未曾有过的，这使阿里萨重新陷入狂热之中。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由故乡帕德雷海港来到这儿。来时她带着家信，请阿里萨做她的校外监护人。他们确有亲缘关系。她来此是享受政府奖学金，接受高等师范教育。
她带着行李和一只小铁皮衣箱，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黄色的辫子从船上走了下来。从这时起，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今后的星期日，他们都将在一起。她还是个孩子，尖尖的牙齿，小腿象小学生那样还没有长毛。他立刻意识到，她将很快成为怎样的女人。
于是，在这整整的一年中，他经常和她厮混在一起。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天，带她去逛公园，吃冰糕；黄昏时让她象儿童一般玩得欢天喜地。他从此赢得了她的信任和爱戴。在她的不知不觉中，逐渐地，他用善良的老祖父般的手，狡诈地牵着她走进自己秘密的屠宰场。对她来说，天堂的大门为她打开了，那是她求之不得的。含苞的花蕾瞬时绽开，她在幸福的边缘漂游。这对她的求学是一种切实的鼓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机会，她一直保持着班上等一名的位置。对他来说，这是老年港湾中最隐蔽的角落。在经历这么多年成熟的爱情之后，跟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子调情虽说有点牵强，但也不无变态的情趣。
他们一致商定：她表现得跟自己实际身分一样，一个愿意在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的令人尊敬的男子的引导下开创生活的女孩；而他呢，认真地表现得象他在生活中最怕的人物：年迈新郎。虽然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这女孩不仅在年龄、制服、发辫和母鹿似的步态，甚至连高傲任性的脾气，都跟费尔米纳一楼一样，但他从未把她与费尔米纳等量齐观。还有，他那刻意追求的用另外的爱来代替费尔米纳的想法，也彻底从他的脑海中扫除了。他喜欢她的模样。就因为她的模样，他终于以老年人的一切痴心地狂热地爱着她。他加倍小心，使她不致受孕。在来往六。七次之后，对两个人来说，除了星期日下午在一起，就再也没有别的欢乐了。
他是唯一可以把她从寄宿学校接出来的人，他常常乘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哈得逊牌小轿车去找她。在阴天，他有时取下车篷带着她沿海岸兜风。他戴着令人不快的帽子，她用两只手拉着校服上的海员帽不让风吹跑，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跟她说过，没有必要时，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在一起，不要吃任何他尝过的东西，也不要靠他呼气太近，因为老年病是会传染的。可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是亲戚，这是尽人皆知的。再说，他们的年龄相差甚远，这可以使他们避免任何猜疑。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时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在一起。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住内心的惊恐。在他年轻的时候，敲丧钟的仪式是包括在葬礼的价格之中的，只有一贫如洗的人得不到这种礼节。可是，在最近一次战争之后，处于两个世纪衔接阶段的保守党政府加强了它的殖民时期的习俗，讲排场的葬礼是如此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出得起这笔钱。
塔尔科勒·德·鲁纳大主教死的时候，全省的钟不停地整整敲了九天九夜，公众们是如此惊惧，结果他的继承人就从葬礼中将敲丧钟这一条取消，只有在死了显赫人物时才这样做。因而，当阿里萨在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听见教堂敲起丧钟时，他感到象是他那已逝的青年时期的一个幽灵又来到了他的身边。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焦急等待的丧钟——从看到费尔米纳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听完大弥撒出来的那个星期天起。
“他妈的！”他在昏暗中咕哝道，“大教堂敲丧钟，该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死了。”
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终于醒来了。
“可能是为圣灵降临节敲钟吧。”她说。
阿里萨对敲钟的事儿不是内行，对教堂里的事务更是门外汉。自从跟一个教了他电报学的德国人一块在唱诗班拉小提琴以来，他再没去听过弥散。关于这个德国人的去向，他一直没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这事他知道，的确，市里死了人，要举行葬礼。一个加勒比难民使团那天上午到过他家，告诉他，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那天清早在他的照相室去世。阿里萨不是他的挚友，但是其他许多加勒比难民的好友，这一些人一直请他去参加他们的公众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断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敲的，因为他是一个非教徒，顽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何况又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射进来，在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嫩白的身躯上映成一道道虎皮的斑纹。她年轻轻的，想不到死亡的事。他们吃过午饭后，在叶式吊扇十面躺着迷迷糊糊地睡午觉。吊扇的嗡嗡声掩盖不住在晒得滚烫的锌板屋顶上行走的兀鹰噼啪作响的脚步声。阿里萨爱她象在他漫长的生命中所有邂逅相遇的女人一样。但对这个姑娘的爱却带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相信，她在高等学校毕业时，他已经长眠于地下了。
这间房子象一个船舱，木板条墙壁跟轮船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涂过油漆。但是，下午四点钟时，它比船舱更加闷热烤火，热气透过金属屋顶反照进来，床上的吊扇也无济于事。那不是正式的寝室，而是专为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办公室后面盖的一个陆地船舱，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年事已高的阿里萨提供一个理想的爱巢。平日，码头工人吵吵嚷嚷，河流港口的吊车吱吱嘎嘎作响，港内轮船的汽笛声震耳欲聋，那儿很难睡觉。然而，对这个女孩来说，在这里过星期天可真是象上天堂了。
圣灵降临节那天，他们俩本来想一起呆到晚祷前五分钟，因为那时她就得会寄宿学校了，但丧钟忽然使阿里萨想起他已答应前去参加的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葬礼，于是他比惯常更快地穿好衣服。象往常一样，在自己穿衣服之前，他给女孩编独辫，然后把她抱上桌子，给她系她自己总是系不好的鞋带。他恭恭敬敬地帮她，她也允许他帮她，就象是一种义务。从最初几天接触起，他们便都忘记了他们年龄的差异，互相充满信赖，仿佛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一生中互相隐瞒了那么多事情，以致现在已没有什么好互相诉说的了。
那天是个假日，办公室关着。门里边也黑洞洞的。沉寂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船，锅炉还熄了火。天气闷热，预示着要下雨，这是今年的头几场雨。但是天空是清澈的，港口上洋溢着星期日的宁静，似乎置身在风和日丽的月份里。从这里到周围比在船舱的荫凉处更加使人感到闷热，丧钟的鸣响更令人悲怆，虽然至今尚不知为谁而鸣。阿里萨和女孩来到了满处堆放硝石的院子里，那里昔日曾经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还留着磅秤及奴隶交易所用的锈蚀了的铁器。汽车在仓库的荫凉处等着他们，他们落坐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汽车在密密的铁丝网圈着的仓库后调了个头，穿过了幽灵湾老市场的空地。空地上，几个几乎赤裸着身子的人在玩球。随后，汽车在一片飞扬的热尘中驶离了内河港口。阿里萨认为丧钟不可能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马尔而敲，但它又不停地鸣响使他产生了疑问。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凑近他的耳朵，喊着问他是在为谁敲钟。
“那个医生，就是留山羊胡子的那家伙！”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了司机说的是谁。但是，当司机跟他讲了医生是怎么死去的，他的幻想立刻消失了，因为那不象是真的，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死更象他的为人，而没有一种死比这样的死与他心目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来似乎荒唐，但死者确实是他：本城年纪最大、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他不仅是优秀的医生，而且由于许多其它功绩还是本城名人之一。他今年八十一岁，为了去捉鹦鹉从芒果树干上摔下来，跌断脊梁骨而身亡。
自从费尔米纳结婚时起，阿里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听到这一消息。但是，这个时刻真的来到时，他却并没有感到喜悦和激动——那种千百次在不眠之夜所预见的胜利的喜悦和激动——而是内心被一种恐怖撕裂着：他异常清醒地想到，如果他自己死了，丧钟也会这样敲的。
汽车在石头街道上颠簸着前进，坐在阿里萨旁边的阿美利卡·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呆了，她问他出了什么事。阿里萨用冰凉的手拉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为了跟你讲这些事情，我真愿意再活五十岁。”
他忘记了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葬礼。车子停在寄宿学校大门口，他匆忙将女孩收下，答应下礼拜六再来接她，然后便命令司机开往乌尔比诺医生家中去。他看到临近的街道上停着许许多多的汽车和出租车，房子对面站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拉西德斯·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客人们在欢庆会进行到高潮时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如今纷纷赶到。整个家中都挤满了人，要动一动实在不容易。但是阿里萨终于打开一条通道，来到了一层楼的寝室。他路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人头上望过去。看见乌尔比诺躺在床上，脸上的神情就象他第一次听人讲起就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他时那样，他象是在死亡的羞辱之中挣扎过来的。木匠刚刚量过棺材的尺寸。费尔米纳坐在他旁边，穿着为参加午宴而穿的老新娘的服装，神情茫然，默无一言。
阿里萨从完全献身于这一无畏的爱情事业的青年时代起，就连那一时刻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预计到了。为了她，他有了名，得了利，并不过多地去注意是用什么方式得的。
为了她，他细心周密保护着自己的身体及外貌，这在同时代的其他男子汉看来真是太没有男子气I。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象他一刻也不气馁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乌尔比诺医生的死，终于使事情变得对他有利，使他得到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米纳嫣居的第一天晚上就向她重申他忠贞不渝永远爱她的誓言。
他明白，那是一个轻率的行动，缺乏起码的方式与时间观念。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马上行动。他曾设想过，甚至多次设想过。用一种不那么莽撞的方式做这件事，但命运之神却不容他有另外的选择。他从那个筹办丧事的家中走出来时，心情是痛苦的，因为他使她处于跟自己同样激动的状态。但是没有力量能阻止他这样做，他觉得那个残酷之夜，早就记录在两个人的命运之中了。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他没有睡过一个整夜的觉。他反复地绝望地问自己，失去了丈夫，费尔米纳此刻会在哪儿，她在想什么，丈夫把可怕的负担放在她的肩上，她将怎样打发今后的日子。
他患了一次严重的便秘，肚皮胀得鼓似的，他不得不使用缓解剂，当然，这不会比灌肠利舒服。老病和新病比起来，阿里萨更能忍受老病，因为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了解它们，可现在老病一齐向他袭来了。星期三那天，在一周没上班之后，他重新在办公室露面。卡西亚妮看到他如此苍白和邋遢，不禁吃了一惊。但是他劝她不必担心，说那是因为他又象往常那样失眠了。为了不吐露真情，他不得不又一次咬紧牙关，他心中淤积着多年的痛楚。
大雨没有给他提供一丝阳光的空隙让他思考。在恍惚中又过了一个星期，思绪茫然，集中不到任何事上面，吃饭不香，睡得更糟，一心希望寻觅能向他指明得救之路的标记。但是，从星期五开始，他无缘无故地心情豁然开朗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征兆，表明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他一生所作的努力都是无用的，无须再继续下去，事情已经到头了。然而，星期一，他回到彭塔纳斯大街家中，看到有封信漂在门厅前的水洼里。他立即认出了湿信封上那刚劲有力的字体，生活中如此多的变化也未能改变那种笔迹。他甚至以为嗅到了夜间凋谢的桅子花的香味，因为心灵从最初的一刻起就告诉他了一切，那就是半个世纪来他一直不安地在期待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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