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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直到其他旅客都下了飞机，莫林·加沙才慢慢站起来，神情忧郁地拎起一直放在前排座椅下的小手提箱，向737飞机的舱门走去。
“感谢您乘坐联航。”空中小姐说。
“哦，谢谢你。”他避开她的目光。
走进宽敞的大厅后，他停了下来，注视着数百名来来往往的要乘飞机和刚下飞机的男人和女人们。万一情况有变，他就可以乘下一班飞机去芝加哥、达拉斯，然后坐汽车去埃尔帕索，沿着那天的老路，甚至可能要跨越边境，回家去。
可家又在哪儿？有谁会在家里等他呢？
一个月前的一个深夜，他离开了妻儿，只回头看了一眼他心爱的塞西莉娅和她怀抱中的小儿子。他们第二天清早也得离开。但不是去他去的地方。
他们家住在墨西哥城向南延伸的城郊，城郊的中心是帕里索尔，数十家美式购物大厦中的一座。这样，墨西哥人不必跨越边界就可以享受到琳琅满目的美国产品。他们的房子照美国人的标准看不算大，但家里装修得却很现代很舒适，这个房子代表着莫林·加沙一家人的一个梦。他从工会的一个发起人做起，一直干得很辛苦，才争取到足够高的地位和收入来维持这样一个家。擦鞋者工会是由国家控制的无固定收入工人联盟组织管辖的众多工会组织之一。让全城6000多个擦鞋者来参加工会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你得先有工会的许可才能在墨西哥的大街小巷把别人的鞋擦亮，而你能被分到哪个路口擦鞋就要看你给工会老板孝敬了多少了。那才是加沙和其他在他这个地位上的人真正来钱的路子。有了这条路子，他才买得起新城郊靠近购物大厦的漂亮新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吃得起美国快餐，买得起美国运动鞋、美国流行歌星的唱盘和名牌牛仔裤。
加沙干过的几个差事都很有成绩，这使得联盟的总裁也很赏识他，把他提升到更大的保护伞组织里，使他的权限得到扩展，因着这种权利的扩展，他也就能要求更大范围的工会成员向他感恩了。这些人包括洗车人、五分钟摄影师工会成员、正式抑或专业摄影师工会会员以及墨西哥街头音乐家工会的3000多会员。莫林再也不用负责招收新会员了。要是想有活儿干，你就得加入工会。
现在，他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中，那就是要保证每个工会的每个成员都要向革命制度党表示恰当的敬意。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开始就成了控制墨西哥的政党，当别的国家一党专政的党派——比如说法西斯、纳粹一个个地破产时，它仍然轻松地毫发无损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每件事、每个人，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属于一个工会就等于属于革命制度党，那些擦鞋工人都穿着工会发的制服，而制服上却印着革命制度党的标志。
“先生？”
“什么？”加沙被问懵了。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身着制服的航空公司人员问道。
“没有。谢谢。不用。”
他刚才是发愣了。他一边看着他的左右、身后，一边匆忙地穿过大厅，出了大门，走到出租车、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争抢车位的马路上。尽管离那个是非之地这么远了，可还是得小心些。
他搜索着汽车司机们举着的手写的牌子，过了好一会儿，也没发现那个名字。奥提兹。就是它。他们要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不像其他豪华车司机，这个司机并没穿着挺括的白衬衫，也没戴黑领带，他的车子既不长也不是体面的黑颜色。他是个30多岁的美国人，金色头发蚕丝般很稀，脸色苍白，眼睛像海水，很湿润很蓝。他西服外面套了件褐色雨衣，开的是辆绿得不清不楚的轿车。
“奥提兹先生吗？”他问。
“是的。”
“请。”
加沙爬到车后座，司机把车门关好，上了车，很灵活地在车流中找到了一个空当，向华盛顿直驶去。
一个小时后，绿色轿车驶下新罕布什尔大街，开进水门六○○办公大楼下的停车场大门。在大楼对面，普拉西多·多明哥正在肯尼迪中心呷着含蜂蜜的热茶，为他的音乐会热嗓子呢。
司机把车停在通向办公大楼的一个门前，转身说：“在这儿等着，有人会下来接你。”说罢就走了，他的身影消失在跟东幢相接的停车场里。
莫林·加沙把他的小黑手提箱紧抱在怀里，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想起了塞西莉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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