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葡萄枯枝

  法国农夫富于创造性,痛恨浪费。他们决不轻易抛弃任何东西,不管是光秃的拖拉机轮胎、缺损的镰刀。坏掉的锄头,还是从1949年产雷诺车上拆下来的齿轮箱,有朝一日都可能派上用场,兔得伸手花钱去买。

  我在葡萄园边上发现了一种的奇妙装置,虽生了锈,却是福斯坦聪明才智的展示。 他把100公升装的油桶拦腰切断,架在窄轨铁道上;一支已近椭圆形的旧车轮扣在前面,两只长度不一的把手突出在后面。福斯坦告诉我,这是一辆独轮手推车,是以最低价为剪枝季节而制作的工具。

  秋风吹落了葡萄叶,纠结的葡萄枝看起来像成团成块的褐色倒钩铁丝。在明春生机复发之前,主干以外的枝芽须得剪除。剪下的蔓枝含纤维质太多,整个冬天埋在土里也不会腐坏,因此不能当作肥料;若任他堆放在田间,又碍着拖拉机行进。非得一股脑儿烧掉不行。这就用得上独轮手推车了。

  它是最简单的机动焚化炉。油桶里点着火,推车沿畦间走,一路走一路剪枝,随手就丢进桶内焚烧。等灰烬装满,便散倒在地上,桶内重新点火。这东西虽原始,却实用。

  天黑时我散步回家,远远看见一缕蓝烟自田边角落冉冉升起,那是福斯坦边剪枝边焚烧。他们直起身来搔背,我与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冷而硬。他指着剪过枝的一列一列葡萄藤,在砂质土地上,黑色的藤干像扭曲的兽爪。

  “清爽好看,嗯?我喜欢看它们清清爽爽的。”我请他留些枯枝给我,明年夏天举行烤肉大会时拿来作燃料。我记得在纽约一家自称“食物精品店”的铺子里看过,剪成一尺长度,整整齐齐捆好,上面标明“真正葡萄枝”,保证能增加烤肉芳香,每小捆要卖两美元。

  福斯坦不敢相信。“有人要买这玩意儿?”

  他回头望望葡萄藤枝,一估算着这一天之内他烧掉了几千几百美元。摇摇头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他肩膀一耸,“好奇怪呀。”

  荣耀之酒

  一位住在维松村北面、隆河谷乡野的好朋友,受当地葡萄农推举,获准加入圣文生协会——这是当地的品酒骑士组织。入会仪式在村公所礼堂举行,会后有庆祝晚宴,晚宴之后还有舞会。晚宴中的酒多而浓烈,葡萄农和他们的妻子将倾巢而出,尽兴玩乐。

  要打领带。是正式场合。

  多年以前,我们也曾参加过品酒骑土的对赠晚宴,那是在勃良第(Burgundy)。两百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刚开始大家都拘谨有礼,到上主菜时,却婚闹狂欢,唱起勃良第人的饮酒歌来。我们目睹烂醉的“骑士”们在晚宴后吃力地寻找自己的座车,由警察协助,吃力地开锁。那是狼狈但快乐的回忆,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不醉无归”的宴会,我们喜欢极了。喜爱葡萄酒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村公所礼堂的正式名称叫做“节度厅”,是很新的建筑,设计形式全不顾周围的中古房舍,好像建筑师固意要给这村子一样碍眼的东西似的。这是一座典型的现代碉堡——砖块和铝门窗造就的盒子,镶嵌在柏油铺的花园里。毫无魁力,可装了不少儿霓虹灯管。门口有两位壮实的红脸汉子迎接我们。他们穿着白衬衫、黑长裤,披着鲜红的丝带。我们说,我们是新骑士邀请的客人。

  “好,好,请进。”肥胖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带进大厅。

  大厅那端是讲台,放着一张长桌,一支麦克风。比较小的吃饭长桌,则在讲台下左右沿墙排列,留下中央的大片空间;葡萄农和他们的朋友都在那儿聊天。谈话的声音震耳欲聋;习惯于隔着葡萄园相互喊话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没法调整音量。大厅的回音更把它扩大到堪与狂风比拟。不过,如果说大声谈话是典型的田野风味,则服饰便必然是周日才上身的那唯一的一套了:男人一律深色西装,衬衫的领子硬挺,紧绷着风吹日晒的脖子,看起来很不舒服;女人则是鲜艳、精致的连衣裙。有一对夫妻,服饰特别考究。女的衣服上缀着灰色珠子,长袜上也缝着同色相配的小羽毛,走起路来双腿似乎振翅欲飞。她的丈夫穿的是镶着黑色饰边的白色西装外套,绘格的衬衫滚了更多黑色饰边,身下是黑色长裤。不知是他们没来得及注意呢、还是行头仅限于此,他脚下踩的却是突兀的厚底棕色鞋。虽如此,我们已可确定;待会儿跳舞时,要注意看的是这一对。

  姜酒人生

  我们找到朋友一家了。他环顾全厅,脸色迷茫,有点局促不安。我们想,是典礼的庄严气氛让这位骑士太紧张了吧。但问题比这严重。

  “我好像没看到酒吧台。”他说;“你们看到吗?”

  有一面墙边摆着好些酒桶,饭桌上也有些酒瓶。各家酒窖里埋藏的隆河坡地酒,足可把大厅淹成一片酒海,可是这里没有酒吧。再看看同赴酒宴的客人,我们发现另一件让人忧心的事;没有人手持酒杯。

  我们差点要大失仪态,伸手到最近的桌上去抢过一瓶酒来。这时候扩音器里传出小喇叭华丽的演奏,骑士们列队进场——十几个披着大斗蓬、戴着宽边帽的男土,在讲台上的桌后各就各位,有的还挟着羊皮纸卷轴,有一人捧着耀眼的一本大书。现在,我们想,荣耀之酒随时要斟上,以宣布典礼的开始。

  市长抓住麦克风,发表了开幕演讲。资深骑士发表了演讲。他的副手,捧着大书的那位,发表了演讲。三位新任骑士,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去,长篇大论地讲述他们对葡萄的热爱,以及将如何严格遵守会规。他们以冗长兴奋的言辞,表达获此荣衔的欣喜。

  我们的朋友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别人或许以为是情绪激动,我却知道他是口干舌燥,需要喝酒。

  最后, 大家合唱弗烈德·季峰(FredericMistral)先生以普罗旺斯语谱写的一首歌。

  “神圣的高脚杯盛装着坡地的美酒,”大伙同声歌咏着:“让我们同饮一杯自己种出来的醇酒吧。”

  是该饮一杯了。对赠仪式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还连一滴酒也没入喉。

  看得出大家都急于入座。终于;神圣的酒杯注满酒,干掉!又注满。桌面上一片宽慰气氛,我们也才得以放松心清,看看菜单。

  第一道菜是调味鹌鹑,鹌鹑的头切下分放。我们听说,它的头每只值两法郎,切下来,可在下次宴会中重复使用。接下来是海鲜鱼。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是厨师在挥刀斩向牛肉之前的暖身运动。不过,上牛肉之前,先来一样小巧而厉害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普罗旺斯空腹冻”,是酒糟掺一点点水,做成像果冻的样子。他们说,这是清除口中其他食物的余味用的;而事实上,它的威力不仅能清除口中余味,也足以麻痹肠胃和大脑。但厨师这么安排自有其道理;第一口咬下去是冰冻酒精的滋味,之后我便感觉腹中空虚了——果然是空腹冻。我因此可以面对随后这漫长的一餐,并且有全始全终的希望。

  牛肉上场时候。小喇叭再次响起,男女侍者端着盘子绕桌游行,这才上菜。白酒撤下,换上本地自产的红酒,酒色深浓、酒力强烈。菜一道一道地上,直到上过甜点奶酥和香槟,这就到了站起来跳舞的时候了。

  舞者之风

  乐队是老派乐队,不喜欢演奏专供人们跳蹦的音乐;他们要看人婆娑起舞。有华尔兹,有小狐步,也有几支大概是活泼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s)。但在我看来,整个晚上的最高潮是探戈。我想,恐怕没有多少人看过五六十对酩酊大醉的男女,整齐地效仿探戈舞王,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旋转,又是踏步又是顿足的样子。这景象我永不会忘怀。手肘撑开、头左顺摆,脚步踉跄而力图身体平衡,从厅的这头舞到那头,随时有与人相撞或跌倒的可能。一个小个子男人,把头深深埋进高个女伴的低胸领口内,完全无视于周围的一切。穿着缀珠衣裙和饰边衬衫的那一对,下半身黏住一块儿,背却向外拱出,在人群中穿进穿出,十分灵巧。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受伤。我们离开时已经一点多了,音乐仍在演奏,吃饱了喝足了的那些人,也仍在跳舞。我们再一次赞叹普罗旺斯人的旺盛体力。

  老寡妇家

  我们回到家后,发现家变了个样。门口的台阶前整洁得好陌生;水泥搅拌器立在那儿已经好几个月、仿佛已是这屋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现在却不见了。是恶兆。我们虽不喜欢这巨无霸守在屋外,它却至少保证了狄第埃和他那一组工人会回来工作。如今他们偷偷溜了来,把它——我们的水泥搅拌器——搬走,可能去给别人做六个月的工去了。圣诞节以前完工的期望,一下子遭到沉重打击。

  克里斯钦像往常一样,表示同情,重申保证。

  “他们得去山马一趟……是一件紧急工程……一个老寡妇家的屋顶……”

  我感到惭愧。跟老寡妇的苦境相比,我们这点问题算什么呢?

  “别担心,”克里斯钦说:“两天,或者三天,他们就会回来,把你的工做完。离圣诞节还早呢,还有好几个星期。”

  没有多少个星期了,我们想。我妻建议绑架狄第埃的长耳狗——它对狄第埃而言比水泥搅拌器更贴心——把它当人质。主意不错,也很大胆,但可惜那狗从不离开狄第埃左右。

  好吧,如果不能绑架他的狗,也许可以绑架他的妻子。恶从胆边生,我们什么手段都的考虑一下。

  待建的房子到处是待完成的工作,尤其是未装好的窗户和墙上的裂缝,在第一阵冬季季风吹起时特别显著。这阵风刮了三天,院中的丝柏树受风,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风终夜悲鸣,摇撼着屋顶的松瓦和木窗。风声听来狠毒又无可逃避,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窗而入。让人意志消沉。

  西北季风

  “自杀的好天气,”一天早晨,马索对我说。风把他的山羊胡子吹得贴在脸上。“真的哟,这风再不停,我们就会看到有人出殡了。”

  马索告诉我们,这风跟他童年时经历的季风比起来,这不算什么。那时候,季风连吹好几个星期,船仓都给吹得乱七八糟。他讲阿诺的故事给我听。

  阿诺是他爸爸的朋友。阿诺的马老了,倦了,不能做田里的重活儿了。他决定卖掉他,买一匹年轻的马回来。一个刮风的早晨,他牵着老马,走15公里的路,上艾普村去。找到买主了,价钱也谈妥了。可是那天市上的小马都不怎么样,瘦骨伶仃的。阿诺空手回家,打算下星期再来,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牲口。

  西北季风整整吹了一个星期,阿诺再次动身上艾普村市集的时候,风仍在吹。这次他运气不错,买到一匹大黑马,价钱比卖老马所得多出一倍。但正如马贩子所说,他买的是马的青春。新买的马可以为他做好几年的工呢。

  只差两三公里就要回到阿诺农场的时候,黑马挣脱缰绳逃了。阿诺拼命追赶,直到再也跑不动。他在灌木丛里、在葡萄园里搜寻,在风中大声呼唤。他诅咒季风,诅咒它惊吓了他的马,导致他的恶运,害他破了财。天黑下来时再找也没用了,他独自回家,愤怒又绝望。没有马,他不能耕田;他完了。

  他的妻在门口迎接他。今天家里出了奇怪的事;一匹马,一匹大黑马,从小径那头直奔上来,冲进农舍外面的马厩。她喂它喝了点水,然后用一辆推车来挡在马厩门口,防他跑走。

  阿诺点起灯笼,去看马。一根扯断的僵绳挂在他的脑袋上。他触摸马颈,手指却沾上了颜料。在灯笼的光辉下,他看到见汗水沿马肚两侧流下,带走颜微料、露出灰色的皮毛。他买回了自己的老马、又恼怒又羞愧,他就进农场后面的树林子里,上了吊。马索点燃一支烟,佝偻着肩膀,两手迎风圈成杯子状。

  “验尸的时候,”他说;“法医发挥了点幽默感。死因记载为:“心智遭马打击以致错乱而自杀。”

  马索咧开嘴,点点头。他讲的故事,似乎结局都很残忍。

  “但他真是个傻瓜。”马索又说:“他应该去市场,一枪打死马贩子——啪!——然后说都是季风害他行动。我就会这么干的。”他还来不及述说他对人间公义的挑战,汽车引擎声传来,一辆与小径齐宽的四轮丰田卡车开.过来,只稍稍慢了一下,给我们跳开让路的机会。是迪富尔先生,村里的杂货店老板,卢贝隆山区野猪的天敌。

  爱昧野味

  以前,我们也看过肉店墙上高悬的野猪头,只把它当成乡间常见的怪异装饰品,没有多加注意。但是今年夏天,有那么一两次,野猪打从山区干燥的高坡上下来,喝我们游泳池的水,偷吃地里的甜瓜。亲眼看过那活生生的动物之后,我们就没法直视墙上做成标本的野猪头了。野猪色黑而壮实,四条腿比家猪长,脸上多须、神色忧愁。我们却暗祷猎人放过他们。但不幸,野猪是鲜美的野味,猎人在卢贝隆紧追它们不舍。

  迪富尔先生是公认的好猎手,现代机械装备的猎户。他穿着野战服,卡车上满载火力强大的武器。当其他装备较差的猎人还在喘着气缓步爬行之时,他的卡车已经开上崎岖的山径,抵达野猪集中的高坡。车上有一只大木箱,里面装着六条猎犬,都受过严格训练,可能连续追踪兽迹达数日之久。可怜的野猪,简直没有逃生的机会。

  我对马索说,这么多猎人,死追猛打野猪,实在太不人道。

  “但是他们的味道真好,”他说;“尤其是幼猪、乳猪。而且,这事完全符合自然。英国人对动物太多情了。可是他们又捉狐狸。那才是神经病呢。”

  风更强、更冷了。我问马索,他认为这风要吹到几时。

  “一天,一星期,谁知道?”他包斜着眼我:“你不会想自杀吧?会不会?”我说,很抱歉让他失望,但我很好,很开心,正期待着冬天和圣诞节的来临。“圣诞节过后,常常发生谋杀案,”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在盼望爱看的电视节目——“季风自杀事件”的血腥续集。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枪声。希望迪富尔失手没打中。不管我住在此地多久,我大概都没法成为真正的乡下人吧。如果我喜见满地乱走的野猪胜过盛在盘子里的猪肉,我大概也就没法真正归化为法国人。让法国人去唯肠胃至上吧:我宁可与周围环境中的血腥气保持一点文明的距离。

  这自命清高的神气维持到晚餐时分。安莉送了一支野兔给我们,我妻蘸着香料和芥末烤了它。我连吃了三盘。掺和着兔血的浓醇肉汁,棒极了。

  橄榄油磨坊

  苏里瓦夫人,“伊凤阿姨小馆”的80岁主厨,向我们谈起她心目中普罗旺斯最好的橄榄油。关于这件事,她当然比任何人更有资格谈。她不仅是出色的厨师,也是橄榄油专家。她试用过所有品牌的橄榄油,而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和审美眼光,雷伯谷地产的油最好。 这油, 她告诉我们, 可以在莫桑村 (Maussane—Ies—AIPilles)的小磨坊买到。

  住在英国的时候,橄榄油是奢侈品,只在调制新鲜蛋黄酱的时候,舍得用上一点。 在普罗旺斯,它却是日用品,多得是。我们买的是5公升铁罐装,做菜用,浸羊乳酪、泡红辣椒吃,蘸面包、拌芦笋,甚至用来保存松露。它还可以防止宿醉。(饮酒前吞一大汤匙橄揽油,据说可在胃壁形成保护膜,免遭过量酒精的侵蚀。)我们像海绵般吸取橄榄油,渐渐学会分辨它的等级和风味,开始挑剔,决不上店里或超级市场买油,而到磨坊及油厂去搜购。我对于四出搜寻橄榄油的兴趣,不下于遍访葡萄园买酒。

  出门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午餐怎么解决。我们如果要去陌生地方,研究地图之外,一定细读戈米氏指南。我们发现莫桑很靠近雷伯,而雷伯的博马奈餐厅我们是光顾过的;菜固然好,帐单也很惊人。莫桑的餐馆会不会同样贵呢?苏里瓦夫人拯救了我们。 “到帕哈度(LeParadou)去,”她告诉我们:“在帕哈度小酒馆吃午餐。中午以前一定要到哟。”

  寒冷而晴朗的天气是美食的好天气。我们在正午前几分钟,跨进帕哈度酒馆。扑面而来的大蒜香和燃烧木柴的气味,顿时让我们感到饥饿。长形的屋子里生着好大一炉火;屋里摆满旧大理石桌面的餐桌,还有素色瓷砖砌的酒吧。厨房里传出忙碌的刀声。这餐馆万事俱备,但是酒馆老板说,独独缺少我们的座位。

  屋里是空荡荡的,可是他说,15分钟之内就会坐满。他抱歉地耸耸肩。他看看我妻,看出她脸上,被剥夺一顿好饭的悲惨表情。面对一个女子如此明显的苦恼,他心软了,安排我们坐在向火的一张桌子上,在我俩中间摆上一瓶红酒。

  老顾客成群结队、吵吵闹闹地进来了,直奔他们每天惯坐的桌。不到十二点半,每个座位都坐满了。老板,也是唯一的侍者,满手端着盘子团团转。这餐馆以简单的原则经营,免除顾客点菜的烦恼。像奔牛村的“车站咖啡馆”一样,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得到一份油炸脆番薯片、一份橄榄油沙拉,此外还有粉色乡下香肠切片、蜗牛蘸蛋黄酱:、鲤鱼、大蒜酱煎蛋、柔嫩的乳酪和自制的蛋塔。这样的一餐,法国人习以为常,却能让观光客在多年之后仍津津乐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外籍人而言,则是又一次愉快的发现,可以留待某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带着辘辘饥肠重访,知道自己会吃得饱饱地、身上暖和和地离开。

  阳光的滋味

  我们抵达莫桑的橄榄油磨坊,才知来早了两个月。这一季的橄榄,要到一月才收成,那时候来买,才是最新鲜,最好的。磨坊经理说,幸好去年橄榄大丰收,至今还有存余的油。我们可以先参观磨坊,他会帮我们装.好12公升的油带走。磨坊的正式名称叫“雷伯谷地橄榄油合作社”,太长了,朴素的房子前楣几乎写不下。房子深藏在一条小路的内侧。屋里的每样东西似乎都用油擦抹过,地板和墙壁滑不溜秋;通往展示厅的楼梯,踩在脚下滑溜溜的。几个男子在大厅内围桌而坐,往瓶子、罐子上贴合作社的金色标签。瓶子、罐子里都装着黄绿色的油——正如墙上的告示所言,纯净天然,是橄榄经一次冷压榨出来的。我们到办公室去领油。

  经理用两公升装的方罐,给我们装了六罐在纸盒里,还送我们一些橄榄油香皂。“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对皮肤更好的了,”他用油污的手指拍打着脸颊说:“至于这油呢,也是绝好的。你用了就知道。”

  这天晚餐前,我们便试吃了。滴几滴油在涂了碎蕃茄的面包上,好像吃下了阳光的滋味。

  清扫烟囱之必要

  客人仍不断来访,穿着盛夏的服装,希望见到宜于游泳的天气。他们总以为普罗旺斯是地中海型气候,看见我们穿的是毛衣、晚间还燃起壁炉,喝的是冬季酒。吃的是冬天食物,他们大感沮丧。十一月的天气都这么冷吗?这儿不是一年到头都很热吗?我们说起积雪、说起零度以下的夜晚和凌厉的风,他们失望极了,好像我们拿热带气候的说辞,把他们诳骗到了北极。

  普罗旺斯冬季寒冷,但日照充足。十一月底,天空晴朗湛蓝。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照福斯坦的说法,天气太好了,老天爷一定别有歹意。他预测今年冬天酷寒,气温会降得奇低,把橄榄树都给冻死——1976年的惨剧将会重演。他幸灾乐祸地预言:鸡会被冻僵、老人冻死在床上。他说毫无疑问会长期断电,警告我虽装了暖气,烟囱仍须清理。

  “你将日夜燃烧木头,”他说:“那时候,没有清干净的烟囱可能会着火。消防队员来帮你灭火时,如果你拿不出清扫过烟囱的证明,他们就会罚你一大笔钱。”更糟糕的情况是万一烟囱起火导致房子烧毁,你拿不出清扫烟囱的证明,保险公司也不理赔。福斯坦让我想象那种无家可归又破产的情境,而这一切都因为烟囱没扫的缘故,他看着我沉重地点点头。

  可是,我问他,扫烟囱的证明要是跟屋子一起烧掉了怎么办呢?这一点他倒没想到。我猜他很感激我提醒他另一种可能的灾难。像他这样谨小慎微、乐于悲观的人,需要有人时时添加一些新忧虑,否则会太安逸自得了。

  我请了卡维隆的首席烟囱工人,贝特拉摩先生带着扫把和吸尘器来家。这人个头高大,但态度谦恭,一身是煤灰。他扫了20年的烟囱,而他扫过的烟囱,据他说,从来没有起过火。扫完之后,他开具清扫证明,盖上他污脏的手指印,祝我冬天愉快。“今年冬天不会冷,”他说;“已经连续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第四年一定不冷。”

  我问他要不要去替福斯坦家清烟囱,顺便交换一下天气预测方面的意见。

  “不,我从来不上他家。他太太自己清扫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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