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喜剧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现实主义”，因为这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他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梯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的反动面目。他不卖弄技巧，故作玄虚，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

莫里哀（Molière）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他的真名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他在家庭中是长子，1622年1月15日受洗礼，可能就是这一天生的。他的父亲约翰·波克兰是一个生意兴隆的挂毯商。外祖父克洛塞（Cressé）也是挂毯商。两家很可能有作坊。父亲还是宫廷室内陈设商。这是一种小贵人身份，有机会接近国王。宫廷室内陈设商一共八名，每两名国王一季，国王去什么地方，他们就先行一步，布置他的行宫。父亲对儿子期望殷切，在莫里哀十五岁上，就给他取得了继承权。据说1642年，莫里哀曾经为路易十三去过南方的纳尔榜（Narbonne）布置行宫。

他十岁丧母，外祖父疼他，经常带他去玩新桥。新桥类似旧北京的天桥。当时有一个人叫达巴栾（Tabarin），帮一个江湖郎中叫卖，说俏皮话，演小闹剧，轰动巴黎，小市民很爱听他逗哏。那时正式剧场只有一个布尔高涅（Bourgogne）府，平时演悲剧和悲喜剧，也演闹剧。祖孙俩个也经常到剧场看戏。临到莫里哀上学前后，达巴栾和名丑先后死去，闹剧也就只在外省还有。

1635年，他进贵族学校克莱孟（Clěmont）的期间，法国文坛出了一件大事，在首相黎希留推动下，成立了法兰西学院。院士逐渐增加到四十人，成为文化人最高的国家荣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Boileau）当了院士，据说他私下里劝说莫里哀放弃演丑角这个行当，莫里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莫里哀去世后，据说路易十四曾问布瓦洛，谁给他统治期间带来最大的文学光荣？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不过莫里哀非学院的院士，后来学院在大厅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写着这样自我调侃的话：

“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少了他。”

黎希留成立学院，是和他统一法兰西的雄心分不开的。他希望用三一律来舒服戏剧家的头脑。莫里哀后来写喜剧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妨碍，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学院成立的第二年，旅居国外的笛卡尔发表了他的《方法论》，推崇见识和理性，后来莫里哀写戏，正面人物带有类似的论点。理性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莫里哀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更接近反驳笛卡尔的唯心观点伽桑狄（Cassendi）。后者好几年充当他的同学沙派耳（Chapelle）的家庭教师，据说，他一同听过课。自由思想者沙派耳一直是莫里哀的朋友。莫里哀曾经翻译过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Lucrèce）的《物性论》，其中关于爱情一段，他在《愤世疾俗》（Le Misanthrope）中引用过，其余译稿都散失了。莫里哀喜欢哲学，父亲却要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还帮他从外地买了一张法学学士证书。

就在路易十四登基这一年，1643年（路易十四才五岁，有国母摄政），莫里哀却和统治阶级决裂了，同十几个青年，特别是贝雅尔（Béjart）一家兄妹，签订合同，组织“盛名剧团”（Illustre Théatre）。1649年6月28日，在一位公证人的文件里，他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名字签字。他放弃宫廷室内陈设商的继承权，把它让给他的兄弟，自己去做一个被教会驱逐出教的“戏子”。但是他们的演出完全失败了，剧团出面人是莫里哀，债主把他送进监牢，拘押了三、五天，由父亲做保，应许分期偿还。剧团解散了，但他不回头，和贝雅尔兄妹几个人参加了另外一个剧团，离开巴黎，到西南一带去流浪。一去就是十二年。这位学生出身的有产者，放弃产业，放弃荣誉，放弃现成的社会享受，到人民中间扎了根，摆脱书生气，仗着他的人品与才具，锻炼成为一位戏剧事业活动家，成为受团员爱戴的剧团领导。他学习人民喜爱的闹剧，学习靠演技取胜的意大利职业喜剧。西南各省原归孔提（Conti）亲王统治，1653年从巴黎监狱出来，跟黎希留首相的后继人马萨林的侄女结了婚，成为剧团的保护人。

剧团的根据地是里昂。1655年，莫里哀在这里上演他的诗体喜剧《冒失鬼》（L'Etourdi），剧情轻快，风格清新，喜剧正式产生了。1656年，他在贝济埃（Béziers）上演的诗体喜剧《爱情的怨气》（Dépit Amoureux），同样得到好评。可是剧团的保护人变成一位“虔诚的”信士，1657年5月，正式禁止剧团使用他的名义。他后来还以信士的名义攻击莫里哀的喜剧。他可能是莫里哀接触的最早的一位伪君子。但是剧团的名誉蒸蒸日上，国王的兄弟出面支持剧团，1658年10月24日，剧团在巴黎宫廷演出，他和路易十四见面，国王把卢浮宫剧场拨给莫里哀剧团。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1659年11月18日，他上演他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演了一场,受到阻挠,便停演了。这时国王不在巴黎，很可能贵族中有人捣乱，经过舒通，终于在12月2日继续演出，票价提高了一倍，观众如旧。据说有一位老军人在池座大叫：“勇敢，勇敢，莫里哀，这出喜剧真棒！”1660年，国王已经看过两次，第三次又扶着他的首相马萨林的座椅看了一遍，还赏了剧团三千法郎。舆论改口了。莫里哀在巴黎站住了脚。

1661年，马萨林去世，国母不再摄政，路易十四政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就在英国资产阶级闹革命的年月，法国出现的君主专制。政府靠卖官鬻爵来增加收入，官吏有继承权与转卖权，成为长袍贵族。路易十四自比太阳，生活豪华，穷兵黩武，惟我独尊。莫里哀赶上他有所作为的早年时期，为了争取他的保护，不得不博取他的欢心。1660年，莫里哀的兄弟一去世，莫里哀就收回宫廷室内陈设商的职位。

这时卢浮宫改建门廊，剧团 没有了剧场。幸而有国王兄弟从中帮忙，要求把黎希留用过的王宫剧场赏给剧团使用，路易十四同意了。从1661年6月24日，莫里哀上演他的《丈夫学堂》（L'Ecole des Maris）起，直到最后的《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止，他的喜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他在《丈夫学堂》里提出女子教育问题。剧中描绘弟兄两个分担教养两个孤女的义务，严加管教的失败了。当年8月17日，剧团参加财政总监福该（Fouquet）举行的盛大游园会，他写出了《讨厌鬼》（Les Facheux），写一个人要赴爱人的约会，不断受到各种相识者的打搅。戏自然而有趣。可是，福该的财富引起路易十四的妒嫉，一个月后，福该被送进了监狱。

莫里哀没有受到福该的影响。他写出了五幕诗体喜剧《太太学堂》（L'Ecole des Femmes）。这是性格喜剧。他把妇女教育和修道院挂上了钩。女孩子在修道院待了十三年，十七岁出来了，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白痴”。路易十四从此把莫里哀看成喜剧作家，每年津贴他一千法郎。

妒忌的人们不放过莫里哀，用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他写了《<太太学堂>的批评》（La Critique de I'Ecole des Femmes）来回答。他在这个戏里谈到他的戏剧理论，他揶揄无理取闹的“侯爵”与装模做样的“学究”。敌对剧团接着上演攻击莫里哀的戏。他当即用《凡尔赛宫即兴》（L'Impromtr de Versailles）一戏来取笑对方的戏。他在这里要求演员要把戏演的自然。他正式宣告，“侯爵”是当代的丑角。他在《达尔杜弗》的序中说：“人容易受得住打击，但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坏人，也不肯做滑稽人。”莫里哀攻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经院哲学和经院医学；他攻击官方一再禁止而无法禁止的高利贷；他攻击富商不择手段的上升欲望；他特别攻击天主教的危害多端的良心导师。

他居然敢在天主教的国家攻击天主教，天主教把他当做“魔鬼”看待。事情发生在1664年5月12日，宗教界激烈攻击的《达尔杜弗》前三幕演给路易十四看。这惊动了国母，激怒了路易十四的师父和巴黎大主教佩里费克斯（Péréfixe）。在天主教的压力下，路易十四传诏给莫里哀，《达尔杜弗》停止公演，等全剧写完了再作决定。当年11月，莫里哀第一次在路易十四的弟媳的别墅演出了全戏五幕。直到1666年，国母去世，顽固派失去靠山，形势才逐渐好转。第二年，路易十四口头上应允解禁，但他随即率领大军北征，这事又搁了下来。莫里哀把戏的题目改成《骗子》，把人物的服装也改了，在八月上演，但是第二天，代理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又禁止继续公演。随后，巴黎大主教张贴告示，禁止教民阅读或者听别人朗诵这出喜剧，并以取消教籍相威胁。直到1669年2月5日，教皇颁发“教会和平”诏令，各种教派停止活动之后，莫里哀才得到这出戏解禁的正式通知。他恢复《达尔杜弗》的面貌，正式和市民继续见面。从法兰西喜剧院成立（1680年）起，直到1960年止，这出喜剧演出了2，654场，还不算其他剧团的演出和国外的演出。在法国著作中，它的演出占第一位。

这个喜剧表现一个近代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家庭的室内生活密契配合。但是把戏搬到街头，伪教士不敢再调戏人，少妇不再卖色相，儿子不再偷听……，一切都变了另一种样子。家长由于迷信他的良心导师，如果路易十四不出面干预的话，就必定陷入家败人亡。因为法律是站在恶人方面的。宗教界之所以全力反对《达尔杜弗》，因为伪教士和真教士是很难区别开的。

莫里哀在《达尔杜弗》禁演期间，还写出了其他喜剧杰作。

为了表示反抗，他上演他的《石宴》或者《堂·璜》（Dom Juan）。“穷人”一场戏，人们一看就明白是讽刺笃信之士的。既然笃信，还怎么会沦为乞丐呢？他在外省还充分领会了孔提亲王的假冒为善的浮浪生活，他在宫廷也见惯了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权贵人物。他把西班牙传说中人物写成法兰西贵族。戏里的父亲申斥儿子，说：“没有人品，门第不值一文。”他还让堂·璜在父亲面前撒谎，又对听差说：“撒谎已经变成时髦风尚了。”演出的第二天，莫里哀取消了“穷人”这场戏，压低了全戏的调子。连续十五场，场场客满。路易十四不希望莫里哀加深宗教界对他的仇恨，暗示他把戏停演了。

为了表示宠信莫里哀起见，国王向他兄弟把剧团要过去，改成“国王剧团”，每年津贴六千法郎。

1666年6月4日，他上演他的喜剧杰作《愤世疾俗》。这是一出精致的贵族世态喜剧。诗体、五幕，受到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特别称赞，被看做是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就语言艺术来说，他把宫廷社会的虚伪和妒忌写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但情节单薄，没有力量吸引一般观众。他在这里创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男的，叫阿耳塞斯特（Alceste）；另一个是女的，是寡妇赛莉麦娜（Célimène），爱在背后评头论足，说朋友的坏话。他恨这个社会，要她抛弃这种虚妄生活，而女方却割舍不下她所诽谤的社会。他们分了手。阿耳塞斯特是喜剧人物，又是悲剧人物，后人一直为之争论不休。

这出戏的票房价值不高。莫里哀马上换了一出性质不同的闹剧，背景放在农村，主人公是一个樵夫，吃尽当光，成天打老婆。老婆生了气，把他说成是名医，于是就被无知的乡绅请去给他忽然变成哑巴的女儿看病。他成全了哑女的爱情。这是莫里哀有名的《屈打成医》（Le Médecin malgrélui），它上演的记录仅次于《达尔杜弗》。

他在年写了题材不同的三出喜剧：《昂分垂永》（Amphitryon），《乔治·当丹》（George Dandin），《吝啬鬼》（L'Avare）。《昂分垂永》明写天帝裘彼特，实际影射路易十四。天帝变化成昂分垂永模样，和后者的爱妻过了一夜。胆小的听差最后以幽默口吻道破：“关于这类事，顶好还是什么也不说为是。”《乔治·当丹》是庆祝路易十四凯旋的，在凡尔赛宫演出。一个外省富商，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发现她接受一位宫廷贵人的调戏，他每次禀告岳父母，都遭到女方愚弄和岳父母欺凌。他最后说：娶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如投河死掉。

《吝啬鬼》和《昂分垂永》一样，题材是旧有的，他加入了新矛盾，让矛盾激化了。卢梭认为这是败坏人伦的坏戏。歌德在《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中说，德国人演这出戏时，把父子之间的冲突改成亲戚之间的冲突。这出戏证明金钱被神话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即使是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吝啬在这里变成一种绝对欲望。

怀着一种喜悦心情，莫里哀接着写了两出独具一格的喜剧－舞剧，两部都由路易十四宠爱的意大利人吕里（Lulli）谱曲：《浦尔叟雅克先生》（Monsieur de Pourceaugnac）和《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前者写一个外省的土财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结婚，小姐早已有了情人，一群男女流氓起来反对他的奢望。土财主把祸害他的人当做救命的大恩人，胆战心惊，落荒而逃，还依依难舍的和他告别。《贵人迷》写一位大富商，由于富而一心妄想当贵人，他被人耍弄，出尽洋相，还自以为乐，当不成本国贵人，他就做土耳其的假贵人。

1671年，他写了一出闹剧《司卡班的诡计》（Les Fourberies de Scapin）。背景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司卡班原来是意大利职业演员的一个定型人物，胆子小，惹了事就溜之大吉。莫里哀完全改变了他的性格：他爱打抱不平，为此常服劳役，他把性命置之度外，而且睚眦必报，老爷说他坏话，他把老爷装在大口袋里臭打一顿。他不再是小丑了。“下等人”在莫里哀的笔下有了奇异的光彩。

1672年，他完成了喜剧《女学者》（Les Femmes Savantes）。现在看来，这出喜剧的主题有局限性，他讽刺妇女在科学上不能取得成就。他在这里写了两个滑稽诗人，还有一个不慌不忙的幽默丈夫，令人很感兴趣。他的目的是不要人做那些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的事。

这期间，野心勃勃的音乐家吕里如愿以偿，当上了王家音乐学院的院长，对一般的商业演出在乐器上有所限制，莫里哀不能和他合作了。他觉得路易十四不肯支持他了，他写的《没病找病》，本来预备进宫廷献演，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公演三场之后，感觉异常疲惫，他对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由他培养后来成为大演员的巴隆Baron）讲：“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我就认为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痛苦。”他们劝他身体好了再主演，他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五十位工作者，单靠每天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他不顾肺炎，坚持继续主演。他勉强把戏演完，夜里十点钟回到家里，咳破血管，不到半小时或三刻钟，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天是1673年2月17日。

他的去世震动巴黎。天主教不给他行终敷礼，也不给他坟地。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国王请求。路易十四认为巴黎大主教有些过分，可能引起人民公愤。最后，大主教勉强批准了出殡，限制在天黑以后，把他埋葬在一个小孩子的墓地。据说，后来再找莫里哀的坟头就找不到了，因为早已让教会挖掉，把骸骨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里说：“莫里哀如此伟大，每次读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喜剧接近悲剧，戏写得那样聪明，没有人有胆量模仿他。”（艾克尔曼Eckermann的《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歌德讲他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读、就爱莫里哀，我一生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我每年一定要读他几出戏，好叫自己保持一种经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触。我不仅喜欢他的完整的艺术手法，还喜欢诗人那种可爱的自然、高尚的心灵。”（1827年7月28日）。

歌德的谈话对了解莫里哀有很大帮助。欧洲整个十八世纪的喜剧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丹麦的霍尔贝格（Holberg），英国的谢里登（Sheridan），意大利的哥尔多尼（Goldoni）……都因师法莫里哀而见称于世，但是形象总不及他那样高大。

首先，他敢于把生活写透。第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第三，自然而然，是他敢于把性格写透，这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是分不开的。他的喜剧使人有悲剧之感，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五，他特别重视自然面貌，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他能让它自自然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向《昂分垂永》那样的神仙戏，胆小的听差在口语上处处给人一种平易之感。他总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不给人以勉强之感。第六，他亲近他的观众，他所嘲笑的行为、人物，都扎进观众的心里，和他有同感。据说，浦尔雅克装成女人，逃出巴黎，在观众席上出现，向流氓招手感谢，也说明这个道理。最后，他之所以能把性格写透，他在创造人物上能使观众满意的，是戏里的每一个人物，无论资产者、贵人、农民、少爷、小姐、佣人、流氓，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说合乎各自地位的话。他的主要人物都有阶级性格做底子。这是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补充第三点的。据说，布瓦洛给他起了一个“静观人”的外号，他确实不辜负这个外号，他的敌人也说他：“我先见他靠着柜台，姿势象一个人在做梦。他眼睛盯住三、四位买花边的贵人，表示用心听他们说话；看他的眼睛移动，他似乎一直要看透他们灵魂的深处，听出他们心里的话来。我简直相信他有一个记事本，藏在大衣里面，不让人看见，在记他们说的最入耳的话。……这是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布尔高涅府剧场上演一场糟蹋他的戏里的话。但是，在刻划“静观人”这一点上，却帮助人们说明了他爱观察的习惯。一般人认为他远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前，就点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之火。总之，象他那样勇敢的喜剧作家，后来的喜剧作家和他一比，资产阶级的烙印反而深了，也胆怯多了。所以法国人说起他来，总爱用“无法模仿的莫里哀”（inimitable Molière）来评价他。

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一位出众的导演，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优秀演员，他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是法国戏剧历史上贡献卓越的剧作家，也是整个欧洲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者。

莫里哀共写了三十三出戏，其中有最早的两出小闹剧，不具名姓，和他后来的戏都有类似处，估计是他早年流浪江湖时写的。一般人归在他的名下，我也如法炮制。此外，他约年老的高乃依（Corneille）合写的神话剧Psyché，我不译了。另外五出，全是宫廷的喜剧或舞剧，不为一般人所重视，我也不译了。我一共译了27出，都是他现实主义的辉煌收获。我勉强译出，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又，在付印此书时，我有幸读到1963年《莫里哀百年研究成果》一书，作者是法国国家文献局局长玛德兰·玉尔让Madeleine jurgens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伊丽莎白·马克思费尔德·米勒Elizabeth Maxfield Miler两位女士。后来又有幸读到乔治·蒙格赖狄焉Georges Mongrédien 的详尽年表，书名是《莫里哀》，这是他把十七世纪的有关莫里哀的材料和原文全部搜集在一起，多年精心之作的两卷大书，由“科学研究国家中心”印出。仗着这本书，我又补进了一些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的看法的材料。最后，我更有幸读到法兰西学院院士彼耶·嘎喀斯特Pierre Gaxote的《莫里哀》大作，里头提出许多新的看法。书是1977年出的，彩印者是夫拉马瑞央Flammarion书店。我借用了他几幅插图。此外各剧的插图是1682年全集本彼耶·布立萨尔Piere Brissurt的最早影印的版画。全集本共分四册，由杜尔Touchard先生编辑，于1958年成书。这里也选用了一些有关的插图。谨在此对他们各自的重大成果表示感谢。

李健吾

1981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