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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主干道向西开，一边试图读懂汽车驾驶手册。按了几下挡泥板的按钮，那边的“指示”框上便显示所有数据，百分之百的美国性能。这应该是坐在车子前座上能做到的最有趣的事。
当下我感觉技术上长进不少，于是拿自己的蜂窝式电话打通我的电话留言机。“我告诉你，要是那些人现在看到我们正驾车经过这些旧农庄和村落——”
这时留言机答道：“您有三条留言。”
有一条一定是贝思留的，但事实上是麦克斯。他重申我不要再管这案子，叫我回个电话，我可不愿意。第二条来自法纳利：“晴！约翰·柯里，听我说，如果你需要从那儿脱身出来，只管叫我。同时，我有一些关于开枪者的线索，所以我不想到处张扬，除非你需要帮助。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杀死我的搭档？嗨，我和沃尔夫私下谈过了，他不相信电视上的人不是你，而且说有消息证实是你，要你接受他的质询。我建议他监听你的电话，现在就是了，可要少惹麻烦。”
“谢谢。”
最后一条也不是贝思的，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德鲁·沃尔夫中尉。他只讲了句，“望你尽早回个电话给我。”事情不妙。
我怀疑纳什和沃尔夫是否真认识，但无疑纳什的确已告诉沃尔夫电视上的人就是约翰·柯里，而且正在疗养期间破一起凶杀案。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猜测沃尔夫正想从我这得到解释。我想自己能解释是怎么卷进这起案件的，但很难解释为什么沃尔夫中尉在约翰口中却成了个傻瓜。
前后思量了一番，看来最好是不回电话，也许应该找律师。没有做好事不受惩罚的，我是说，我在竭力做个好公民，丽说服我卷入案件的那家伙，我的伙伴麦克斯，窃取我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又让我同联邦特工搞可恶的竞争，甚至还把我的徽章取走了，事实上他从未给过我徽章。贝思还是没有电话。
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个英雄，但我确信遭到枪击不会是英雄行为。还是孩子的时候，只有向坏家伙开枪才是英雄，可眼下每个生病的，遭劫持或枪击的都成了英雄。可我如果能利用这次英雄事迹摆脱可恶的麻烦，我当然会做。问题是媒体创造的英雄只有大约九十天的短命，我在四月中旬遭枪击，也许该通知我的律师了。
现在我正从卡桥格村开往城区，如果你不注意我的车一下子就会开过去。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古雅干净，与大多数村庄一样繁荣，我猜部分原因在于葡萄酒生意。大街上拉着各式广告的横幅，比如每年一度的东区港海洋节，还有在霍顿角灯塔举行的伊索托普爵士舞专场音乐会。多的就不用说。
嗯，夏天正式结束了，对于当地居民和一小部分的游客来说秋季也有许多事可做。我总怀疑这儿每年十一月都要举行一场只对本地人开放的大型聚会，名字就叫“北福克居民庆祝游客滚蛋的狂欢节。”
就这样我一边慢速开车一边留心那幢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房屋，我记得在主干道附近。大路的南面是有村庄的绿化带，宣称坐落有纽约最古老的房子，标志上写着大约在一六四九年。这儿看上去不错，我驾车沿着一条窄道穿过绿化带，上面坐落着一些由老式隔板和木瓦砌成的建筑物，幸亏没有颈手枷、木桩、浸水凳或者其它早期美国人为受虐和施虐者准备的公共陈列物。
终于我看见离村庄绿地不远处有一间白色大房子，隔板制的，很像一间大楼，前面有几根高高的白梭子。草坪上竖着一块木制齐乎达尔风格的标志牌，写着“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几个字，下面写着“博物馆”和“礼品店”，“店”字拼成了两个“p”和一个“e”。我曾经赢过一次拼宇游戏，里面就有这个词。
由两条短链子悬着的另一张标志牌上则写着这家博物馆兼礼品店开放的日期和时间。劳动节之后，只限于周末和假期开放。
牌子上有个电话号码，我便拨了这个电话，是录音信息。一个女人用仿佛录于一六四0年的声音重复着时间、事件等情况。
我可是从不让别人的日程耽误自己事的人，于是下了车拾级走上大门厅，敲敲古旧的黄铜门环。我使劲撞击了一下，但似乎周围都没有人，那边的小型停车场也没有车子。
我又回到车里，拨通新朋友玛格丽特·威利的电话。她接了电话，我说：“威利夫人，早上好，我是柯里侦探。”
“你好。”
“您提到可能去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博物馆看看，我整天都在想这个事。您认为今天去可以找到负责人谈话吗？主席叫什么？威瑟斯布恩？”
“叫怀特斯通，爱玛·怀特斯通。”
“对，今天能见到她吗？”
“不知道……”
“我为什么不打电话给爱玛·坏特斯通——”
“我来打，她可能会同意在博物馆里见你。”
“太棒了。非常感激——”
“我怎么找您？”
“听我说，过十到十五分钟我给您回电话，我现在在车里，但得停下来给母亲买件礼品，今天是她生日。嗨，我打赌你们博物馆里一定有个礼品店。”
“的确有。”
“太好了，顺便说一声，我和哈里叔叔谈过并转告了您的问候。”
“谢谢。”
“他说向您问好，并说离开此地时会打电话给您。”我没提哈里叔叔已经失去性能力了。
“太好了。”
“对，那好，如果怀特斯通夫人或者历史协会的其他负责人上午能见我的话我将深表感谢。”
“我尽力而为，也许得亲自去。”
“麻烦您了，也谢谢您昨天的帮助。”
“不用谢。”
我险些忘了谢她：“那十五分钟后我再打过来。”
“今天你朋友在你身边吗？”
“我的搭档？”
“对，那位年轻女士。”
“她过会儿就来。”
“她令人愉快，我喜欢和她交谈。”
“我们打算结婚。”
“多么不幸。”她挂了电话。
噢，就这样吧。我又把车子挂上挡，那个女性声音又回来了，叫我“取消紧急刹车装置”，我依言照办。我又玩了一会儿计算机，想把这套选择系统删掉，希望那个声音说，“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不喜欢我吗？我只是想帮你。”
要是车门被锁、油踏板又掉到地板上该怎么办呢？我边想边把驾驶指南扔进皮套箱里。
我将车往南开上“臭鼬路”，名字很有趣，接着又穿过通向拿骚角的堤道。
开到戈登家所在的街道时我注意到麦克斯那辆白色吉普停在犯罪现场外。于是我转进墨菲家的车道，开出了戈登房屋的视野。
我把车径直开到墨菲家的后院，看到他们都在看电视，那间屋又被称做佛罗里达式，相对于原先房子是一种遮窗式的沿伸。电视正放着，我敲敲纱门。
埃德加·墨菲站起来，看见是我，便打开门说：“又回来啦？”
“是的，先生，我只需占用您一会儿时间。”
他挥手让我进去，墨菲夫人站起来随便打了个招呼，电视还在放着。那一瞬间我仿佛置身于佛罗里达父母的家里——同样的房间，同样也开着电视，甚至人也相似。不管怎样，我得问问他们：“请描述一下你们在六月份看到停在隔壁的双座轻型汽车。”
他们俩都讲了一番，但描述能力有限。最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随手拿张报纸让他们把汽车的轮廓画下来，但他们说设法画。我便给他们画了辆“保时捷”的外形。本来是不可以像这样引导证人的，可这又算什么。他俩点点头，墨菲先生说：“是的，就是这样，又大又宽，像个翻过来的洗衣盆。”墨菲夫人也表示同意。
我又从口袋里取出托宾酒厂的宣传册子，折起来只显出厂主托宾的一张黑白小照片。我不让他们看到整个册子，防止他们告诉每个熟人警察正怀疑托宾谋杀了戈登夫妇。
墨菲夫妇仔细看了看照片。同样，这种不把其它照片和这张混合在一起的做法也是误导证人的行为，可我早巳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照章办事。但也没有说：“这就是你们看到的在车里的男人？”
可这时墨菲夫人却说：“我看见的就是这个男的坐在车里。”
墨菲先生也赞同，并且问我：“他是嫌疑犯？”
“不，先生。那好，对不起又打扰你们了。”我又问道，“有人试图向你打听过这个案子吗？”
“没有。”
“记住，除了麦克斯威尔局长，我和彭罗斯侦探外，不要和任何人谈这件事。”
墨菲先生又问道：“她在哪儿？”
“彭罗斯警探？她得了孕妇晨吐症，在家休息。”
“怀孕了？”艾格尼丝问道。
“大约一个月了，”我答道，“好——”
“可我没见她戴结婚戒指，”她又说。
“您知道现在的年轻女性是如何处世的。”我伤心地摇摇头，接着说，“那好，再一次感谢你们。”我很快退出来，回到吉普里驾车离去。
显然托宾先生到过戈登家不止一次，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回忆起六月来过。但也许并不是他，也许是另一个长着黑胡子的男人，开的也是一辆白色“保时捷”车。
也许我应该查查为什么托宾先生要撒谎。
我又打通留言机，又有两条新信息。第一个是麦克斯打来的：“约翰，我是麦克斯威尔警长，也许我还没有使你清楚地明白目前你的处境。你不再替市镇工作了，好吗？我接到托宾律师的电话。他们很不满意，懂吗？我并不确知你和托宾的谈话内容，但我认为那应是你和他之间的最后一次官方会谈。给我回个电话。”
有意思。我所做的一切正是在帮忙，而且也是被本地的老伙伴们叫回家乡的。
另一个则是我前妻打的。她叫罗宾·潘恩，名字对她很恰当，碰巧也是个律师。她说：“约翰，你好，我是罗宾。我想提醒你我们一年的分居在十月一日结束，到时我们将依法离婚。你会收到邮寄去的判决书复本，不需要你签名或者做什么即自动生效。”她又用柔和的音调说，“嗯，十月之后我们是不会构成通奸的，除非你又结婚。可是在你收到判决书之前不要结婚，否则是重婚罪。在新闻上看见你了，听起来案件挺吸引人，保重。”
对，顺便说一声，罗宾曾是曼哈顿地区的助理检察官，由此我结识了她，我们在同一阵营的。可她变换立场，在一个大名鼎鼎的辩护律师那儿要了一份高薪工作，那个律师欣赏她在法庭上的风格。也许不只喜欢她的风格。可从那开始，我们的婚姻变成一种利益冲突，我是说当我努力把那些渣滓们关进监狱去时，和我共枕的女人却在试图使他们道遥法外。终于有一次我再也不能忍受，她替一个重要毒贩子辩护。那家伙除了在美国犯法外，哥伦比亚警方也因贿赂一名法官在通缉他。我是说，得了，女士，我知道得有人去办这个案子，钱也不少，可我感到男性尊严受到挑战。所以我告诉她：“在你的工作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吧。”她回答说：“也许你应该换掉工作，”她是指她的公司需要一名私家侦探，想让我去做。我想得出替她和那位笨蛋老板做私人侦探工作的情形，或许能在办案间隙喝上他们的咖啡。对，那就请离婚吧。
除了这些小的职业摩擦外，我们的确曾经相爱过。不管怎样，十月一日到时她将正式成为我的前任，我也会失去做通奸犯或者重婚者的机会。生活有时真的不公平。
车子爬过堤岸上了主干道，回头向卡桥格村驶去，我又拨通玛格丽特·威利的电话。
她说：“和在花店里的爱玛通过电话，她正在到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路上。”
“她牺牲自己的时间，真是太好了。”
“我告诉她涉及到戈登夫妇的谋杀案。”
“可这一点我并不能肯定。威利夫人，我只是感到好奇——”
“你可以和她讨论，她正在等你。”
“谢谢您。”我相信她在我之前挂了电话。
我于是把车开回到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开进那个小车场，并在写有“怀特斯通花店”的车子旁边停了下来。
我走到前门，门环附近贴了一个黄色纸条，上面写着：“柯里先生，请自己进来。”
我便走进去。
这个房间我看很大，约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富商或者远洋船长的家产。大门厅左边是一间大型起居室，右边则是餐厅。这地方都是古玩，当然依我看大多是废旧物，但可能对一群小伙子来说有价值。没有看到或听到屋里有人，我便一间一间地逛。其实这并不是个供展览的博物馆，只是一家特定历史时期的陈列室。我没能看到室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墙上没有表现燃烧的教堂的油画，也没有黑蜡烛、针尖状的巫术五角星和黑猫，厨房里也没有骗人的巫婆常用的大锅。
我不能肯定自己为什么来这，但有什么东西把我拉到了这里。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经得了衰老性超负荷症，和一位七旬老人对话实在令我难以承受。我本该把那瓶托宾的啤酒打开，在会见怀特斯通夫人之前一饮而尽。
这时我发现那间礼品店——礼品商店——我想以前是间夏季厨房，于是走进去。灯没开，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
礼品各式各样。从本地出版的书籍到手工艺品、印度的手艺品、针绣花边、干草药、折花、草药茶、花制香水、蜡烛(不是黑的)，还有水彩、漆瓦和袋装种子等等。人们要这些玩意于什么呢？
我捡起一块受过日晒雨淋的谷仓扳，有人在上面画了一只老式航船。就在我仔细看油画时，感觉有人在注视我。
我转向礼品店出口，看见一位三十岁上下的漂亮女人站在那盯着我。我说：“我我爱玛·怀特斯通。”
“你一定是约翰·柯里。”
“对，你知道她在吗？”
“我就是。”
仿佛时光在倒流一般。“哦，”我说，“我以为见到的人会者得多。”
“哦……”
“玛格丽特说你是个年轻人，可我觉得你更像个中年人。”
“晤——”她走近我，伸出手，说：“我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主席，能帮你什么忙？”
“嗯……我也不清楚。”
“我同样。”
好了，情况就是这样：她个子较高，只比我矮一英寸左右，体形瘦小匀称，齐肩的棕发没有烫但已洗过。化了淡妆，没有指甲油、珠宝、耳环和结婚或订婚戒指。她的衣服穿得不多，一身齐膝的米色棉制夏装，肩部是细细的吊带。里面只有内衣之类的，肯定没戴乳罩，但我能看见比基尼式衬裤的边沿，而且她还赤着脚。如果让我聚描述一下怀特斯通女士今天早上穿戴的情形，她一定先是套上内裤和夏装，涂一点口红，然后梳了几下头，就这些。可以设想整个小超过四秒钟，要是有我帮忙会更快。
“柯里先生？你在考虑要我怎么帮你吗？”
“对，是在考虑。等一下。”她没有过度发育，速度和耐力应该不错。一双好看的眼睛是谈绿色的，脸庞不仅漂亮，而且一眼瞥去显得天真。她使我想起我见过的六十年代嬉皮士的照片，也许我想到这些是因为她是个花匠。看第二眼时，觉得她的面相还十分性感，真的。
我还得提一下，她有些黑，好看而且周勾，皮肤有一种牛奶咖啡的颜色。爱玛·怀特斯通，这是个漂亮性感的女人。
“这事与戈登夫妇有关吗？”
“对。”我放下那块谷仓板问：“你认识他们吗？”
“认识，我们相处友好，但还不是朋友。”她又补充道，“太可怕了。”
“你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
“我听收音机里说他们可能偷了一种病毒。”
“看上去像。”
她思考片刻，接着又说：“你认识他们。”
“不错，你怎么知道？”
“你名字出来过几次。”
“是吗？希望是好事。”
“很好的，”她又说，“朱迪有些爱上你。”
“是吗？”
“你不知道。”
“也许。”我想换个话题，所以我说，“你这儿有成员名单吗？”
“当然有，办公室在楼上，你到的时候我正在上面整理文件。跟我来。”
我跟着她，她身上有一股熏衣草的香味。我们穿过大房间的时候，我说了声：“漂亮的房子。”
她回头看着我说：“待会儿我将领你单独参观一下。”
“妙极了。带照相机就好了。”
沿着宽敞曲折的楼梯拾级而上，我稍稍跟在她后面。她的衬裤真小，如果你仔细看，她还有漂亮的双脚。
上三楼她领我进了一个房间，她称之为楼上客厅，然后请我坐在壁炉边的靠背椅上。
她问：“需要来一杯草药茶吗？”
“谢谢，我已经喝过几杯了。”
她坐在对面的木制转椅上，长长的双腿交叉在一块。她问道：“柯里先生，具体你想了解什么？”
“约翰，请叫我约翰。”
“约翰，请称呼我爱玛。”
“好，爱玛，”我开始问她，“我首先想问你几个关于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问题，这个协会是做什么的？”
“和历史有关。北福克地区有一批本地的历史协会，大多数坐落在古老的房子旧地里。这里是最大的一家，匹克尼克这个名字本是这个地区的印第安叫法。我们有近五百会员，有一些名人，还有朴素的农夫，协会旨在保存、记录和传播我们的历史遗产。”
“还有发掘更多的遗产。”
“是的。”
“通过考古。”
“对，进行研究，这里有一些有趣的档案。”
“等一下我能看看吗？”
“等一下你想看什么都行。”她笑道。
峨，我的天。我想这是嘲讽还是当真？我朝她笑笑，她也笑笑。
谈正事吧。我又问她：“戈登夫妇是活跃分子吗？”
“是的。”
“他们何时参加？”
“大约一年半前，他们已从华盛顿特区搬来。戈登夫妇是中西部人，但他们在华府替政府工作。我猜你知道这点。”
“他们曾和你谈过工作吗？”
“没怎么谈。”
“你去过他们家吗？”
“去过一次。”
“你和他们有过社交往来吗？”
“偶尔有过。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社交非常广泛，所以他俩很高兴参加。”
我又提出了一个有些微妙的话题：“汤姆对你有兴趣吗？”
她没有显出受侮和震惊的神情，答道：“可能有。”
“但你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没有，他从未说过。”
我清清嗓子，”我明白——”
“听着，柯里先生——约翰。你的这些问题在浪费你我的时间，我不知道是谁因为什么杀死了戈登夫妇，但那和我毫无干系，也没有和我产生三角关系。”
“我没说有，只是作为整个调查的一部分，看看会不会与性爱有关。”
“那好，我没有和汤姆睡觉，我认为他是忠诚的，就我所知朱迪也一样。在这里桃色新闻很难不让大家知道。”
“那可能是你的推测。”
她注视我片刻然后问：“你和朱迪有染吗？”
“没有，怀特斯通女士。这不是下午放映的肥皂剧，而是一起谋杀调查，让我问问题。”
“不要这么急躁。”
我深吸了口气，说了声：“对不起。”
“我希望你能找到凶手，接着问吧。”
“好。这样……我想问……你听到他们被杀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猜凶杀和他们的工作有关。”
“好。现在你怎么想？”
“没什么想法。”
“难以置信。”
“我们接着谈吧。”
“那好。”我仍然不清楚这次询问应从哪人手，或者说我想具体找寻什么。但我脑子里有个意向，像地图一样，上面有普拉姆岛、拿骚角、长岛海湾的悬崖、托宾葡萄园和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如果你把这些点连成线，便会得到一个五边形的几何图，毫无意义。但倘若你抽象地思考一下这些点之间的联系，也许有点意思。我是说，这五点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也许没有，但无论怎样似乎又有联系，像是都和什么有关。是什么呢？
我考虑究竟是什么使我的思想总在普拉姆岛上转。历史？考古？就是这个，可究竟是什么？
我又问怀特斯通女士：“你认识在普拉姆岛上工作的人吗？”
她想了一会，然后答道：“不怎么认识，只有几个顾客在那工作。除了汤姆和朱迪外；我并不认识任何科学家，也没有人参加过这个协会。”她又说，“他们是个团结的群体，只在内部交往。”
“你知道有关在普拉姆岛发掘的情况吗？”
“只有汤姆·戈登答应过给历史协会一个机会，到岛上开展挖掘活动。”
“你有没有参加考古活动？”
“没有，我喜欢档案工作，也有个档案学的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
“是吗？我在约翰·杰伊学院任教。”那个学院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南部约距五十个街区，总之我们找到了共同点。
“你教什么？”她问道。
“刑侦学和陶瓷学。”
她笑了，一边扭动脚趾一边又重新交叉起双腿。米色，她的裙裤和外衣一样颜色。我简直几乎想要交叉起双腿让怀特斯通女士注意一下我的那家伙正从休息状态中惊觉起来。把你的“小便”憋在“帐篷”里吧。
我接着说：“档案学，很有吸引力。”
“可能会，我在斯通尼·布鲁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这里卡桥格免费图书馆弄了份工作。图书馆建于一八四一年，但薪水依旧。我是这里长大的，很难在外面生活下来，除非有一份差事。我拥有一个花店。”
“对，我见过那辆货车。”
“对了，你是个侦探。”她又问，“那么你到这来干什么？”
“疗养。”
“噢，是的，我记起来了。你看上去气色不错。”
她气色也不错，但你不应该向一个证人进行还击，所以我没有提。我又发觉她那柔美的声音伴着呼吸十分性感。
我问她：“你知道弗雷德里克·托宾？”
“谁不知道？”
“他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成员。”
“他是我们最大的赞助者，经常给我们葡萄酒和资金。”
“你是葡萄酒鉴赏家吗？”
“不，你呢？”
“是的。我能分辨出‘麦劳’和‘百威’两种酒，蒙着眼也行。”
她笑了。
我又说：“我打赌很多人希望许多年前就已加入葡萄酒行业。我是说做生意。”
“我不知道，这倒有趣，但不会很赚钱的。”
“对托宾来说是盈利的，”我指出。
“他并不靠这种方式生活。”
我坐了起来：“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就是这样做的。”
“你很了解他？个人情况？”她反问我：“你了解他个人吗？”
我可不喜欢被质询，但我在这儿如履薄冰，有力量的人会怎样掉下去呢？我答道：“我参加过一次他办的品尝酒会，那早是七月份的事了，你当时在吗？”
“在。”
“我和戈登夫妇在一起。”
“对了，我见过你。”
“我没有看见你，否则应该记得。”
她又笑了。
我又问：“你了解托宾多少？”
“事实上，我们有染。”
“在什么方面？”
“我指是情人，柯里先生。”
听到的消息让我失望，然而我得办正事，又问她：“什么时候？”
“开始于……哦，大概两年前，一直持续到——这有关吗？”
“你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我知道。”
我又问她：“那你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托宾只是不断地与许多女人交往。我们的关系保持近九个月，对我俩都不算长，可也不差。我们去过波尔多、洛瓦尔和巴黎，周末去曼哈顿，过得很好，他很慷慨。”
我思索了一番。我已经有点恋上爱玛·怀特斯通，而且有些恼恨弗雷德里克已把我一下子打到闷罐里。我又说：“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可以吗？”
“可以。”
“你还……？我是说——”
“我和他还是朋友，他现在正金屋藏娇呢，名叫桑德拉·威尔士，十足的骗子，包括那个名字。”
“对。你说过托宾是不单靠他的工作生活的。”
“是的，他拥有银行和私人投资的小块产业，但花费太大。可悲的是他很成功，如果不去福克斯伍德可能他能靠收人活得更好。”
“福克斯伍德？”
“对，你知道，那个印第安赌场，在康涅狄格州。”
“噢，对。他赌博吗？”
“一直赌。我陪他去过一次，一个周末就输了近五千美元，主要是在纸牌和轮盘赌上。”
“我的天，但愿他还有回程的船票。”
她大笑起来。
去福克斯伍德，你可以驾车过东方角轮渡去新伦敦，或者乘坐直达那儿的汽车的轮渡，去那好好玩一通，然后周日晚上回到东部。对中北福克地区的忙碌世界真是项美好的娱乐消遣。如果你不是强迫的话，可以在那儿玩个痛快，赢或输了几百美元之后，吃顿晚餐看场球赛，然后睡在一个豪华房间里。这样的周末约会真不错。然而，很多本地人并不喜欢这种近乎有罪的生活，有些主妇也不想让男孩们拿着买水果的钱去赌博。可是和其它情形一样，这事得相对而言。
看来，弗雷德里克·托宾，这个冷静而外表华美的葡萄园栽培家，表面上镇静自若，实际上是个赌徒。但如果你想想看，有什么比每年种植葡萄更冒险的吗？事实上，在这里种葡萄尚属试验性，目前情况良好。没有枯萎病没有虫灾，没有霜打和高温打击。但某一天，“安拉贝尔”号飓风或者“塞克”号会把上亿颗的葡萄吹进长岛湾，有点像库拉德生产的最大的培育植物桶一样。
同样还有汤姆和未迪，他们拿那些病原菌在赌博，还用其它东西在赌，结果输了。弗雷德里克在种植葡萄上赌赢了，然后就转到纸牌和轮盘赌上，结果输了。
我对怀特斯通女士说：“你知道戈登夫妇和托宾先生曾经一道去过福克斯伍德吗？”
“我想没有。但我不清楚，我和托宾分手快一年了。”
“对，但你们仍然是朋友，你刚才还说。”
“我猜是这样，他不喜欢以前的情人都憎恨他，想和他们保持朋友关系，这使晚会很有趣。他爱让和他有过性关系的几十个女人在一个屋里。”
谁不爱那样？我又问她：“你认为托宾先生和戈登夫人有染吗？”
“我当然不知道，但我认为不会，托宾不追求有夫之妇。”
“多好的骑士风度。”
“不，他胆小如鼠，那些丈夫和男朋友使他害怕，他一定曾经受过挫折。”她的呼吸声里夹杂着轻声笑。接着又说，“不管怎样，他宁可和汤姆做朋友也不愿和朱迪做情人。”
“为什么？”
“不清楚，我从没有搞懂弗雷德里克为什么会和汤姆接触紧密。”
“我想一定有其它原因。”
“大多数人也这么想，弗雷德里克主动结交汤姆的。”
“为什么？”
“不知道。起先我以为他想接近未迪，可后来我了解到他并不追有夫之妇，那一定和戈登夫妇的魅力与工作有关。弗雷德里克还是个社交家，梦想自己是北福克地区的社交领袖。也许他是，他不是最富的，但葡萄酒业为他奠定了一些社会地位。你懂吗？”
我点点头。有时候你整周整日的求索却一无所获，有时候你却会碰到金子，但有时候只是傻子的金子。我是说，这妙极了，可和那起谋杀案有什么关联呢？这未免夸张吧？有点在报复怀特斯通女士吗？这可不是我那位前妻，她把我送到错误的地方以便使对方的生活变糟。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认为弗雷德里克·托宾有可能是杀死戈登夫妇的凶手？”
她看着我仿佛我失去了理智，然后说：“弗雷德里克？他可做不出任何带暴力的事。”
“你怎么知道？”她边笑边答：“天知道，我能举出很多理由来证明我的话。”接着说，“他简直不做体力活动，对自己的脾气和情感控制有加，而且他为什么要去杀戈登夫妇？”
“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你呢？”
她停了片刻才答道：“也许为了毒品。”
“你为什么这么想？”
“嘿……弗雷德里克关心过他们，戈登夫妇吸可卡因。”
“他告诉过你？”
“对。”
有意思。特别的是弗雷德里克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没有一点道理。我知道一个吸可卡因者的形状和行动情况，戈登夫妇不会是这种人。那么为什么托宾要把这个加于他们身上呢？我问她：“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不久前，有几个月了。托宾说他们来找他，想知道托宾有没有什么好货，想买下来保持他们的习惯。”
“你相信吗？”她耸耸肩：“可能是这样。”
“那好……再回到托宾先生和戈登夫妇的关系上来。你认为是托宾先生找到后者并且培养相互关系的。”
“看上去如此，在和他相处的九个月里我知道是这样，他多次和他们电话联系，而且很少有聚会不邀请他们的。”
就此我思考起来，这当然和托宾先生告诉我的不相一致。我问怀特斯通女士：“那么对于戈登夫妇托宾先生的魅力何在呢？”
“不清楚。尽管我知道他使每个人以为有另外的原因，好笑的是戈登夫妇似乎很合得来，仿佛他们以与弗雷德里克为伍自豪。可是，有几次我们四个在一起时，你可以看出他们还是以和他地位平等自居的，你懂吗？”
“懂，可他们为什么要演戏呢？”
她耸耸肩：“谁知道？”她看了我半天接着说：“好像整个看上去是戈登夫妇在敲诈弗雷德里克，好像拿到了他的什么把柄。公开场合他是大腕；私下里汤姆和朱迪与他则相当熟悉。”
敲诈，对此我仔细思虑了好一会。
爱玛·怀特斯通又说：“我只是在猜想，在推测，并不能证实任何情况。我和弗雷德里克相处愉快，我喜欢他，当他要分手时并没有伤害我。”
“好。”我看看她，四目相对。我问道，“凶杀案后你和弗雷德里克交谈过吗？”
“有，昨天早上。他打电话过来。”
“他说什么？”
“和别人一样，标准的套话。”
我们谈了些电话交谈的细节，的确听上去很正式，仅仅是形式的客套。
我问：“他今天和你谈过吗？”
“没有。”
“今天上午我拜访过他。”
“是吗？为什么？”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对。”我不想解释自己已经不再掌握关于普拉姆岛案件的潜在证人和墨菲夫妇，而且不再负责了，只好去访问那些县警局不会想到的人。我不是完全在孤注一掷，但有点在夹缝中前进的样子。
我又问她，“你认识戈登夫妇其他朋友吗？”
“我并未真正介人他们的社交圈，除了我们和弗雷德里克在一起时，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麦克斯威尔警长不是他们的朋友吗？”
“我想是的。但我一直理解他们的关系如同戈登夫妇和弗雷德里克的一样。”
“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戈登夫妇的朋友。”
“就我所想到的，他们所有的朋友就是普拉姆岛上的人，这并不很异常。我告诉过你——他们是个团结紧密的群体。”她又补充道，“你最好去那儿看看，比在这转好。”
“可能是这样。”
她问我：“你怎么看弗雷德里克？”
“一个令人愉快的人，我很高兴和他在一起。”这是真的，但既然我知道他已经把这儿的怀特斯通女士搞到手，我更相信世上没有公正的性爱。我又加了句：“鱼眼。”
“而且善于随机应变。”
“对。”我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说吧。”
“你不要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好吗？”
“我不会详细介绍的，但会告诉他我们谈过。”她又说，“我不撒谎，但会对一些事守口如瓶的。”
“这正是我希望的。”
在曼哈顿，没有像这里这么多连锁关系。我得记住这个，小心应付，还要适时改变自己的办事风格。我是聪明人，能够做好。接着这个话题我问爱玛·怀特斯通：“我猜你认识麦克斯威尔警长吧？”
“谁不认识？”
“你和他约会过吗？”
“没有，但他要求过。”
“你不喜欢警察？”她笑起来，脚趾又扭动了一下，同样又双腿交叉，我的天。
接下来我们又聊来聊去，过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爱玛·怀特斯通有很多关于别人的闲话和评论，尽管大多与此案无关。问题是我还是不清楚自己来这干什么，但很愉快，尽管我得说我是个君子。偶然找找女警官是可以的，因为作为同伴她至少可以告诉你出去徒步旅行一下。可是，和百姓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可能在警察面前玩花招的人，你得小心。你也不想伤害自己或证人的利益，但我对此感兴趣。
不，我并非本性多变，仍然热恋着贝思。我问怀特斯通女士：“可以用你的电话吗？”
“当然，就在那边。”
我走进邻室，好像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一样。这是历史协会的工作套间，完全现代办公条件，包括档案柜、复印机等等。我拿起其中一个桌子上的电话，拨通我的留言机。只有一条消息，一个男声说：“柯里侦探，我是南侯德县警局的柯林斯警探。彭罗斯警探叫我打电话给你，她正参加一个长会；说她今天下午不能见你，晚上或明天她会打电话给你。”到此结束。我挂上电话，环顾办公室，一个桌子下面有条皮带，很可能是怀特斯通女士的。
我回到图书馆，但没有坐下来。
爱玛·怀特斯通看着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没有，我们谈到哪儿啦？”
“不知道。”
我看了看表，然后问她：“午饭时能接着谈吗？”
“当然。”她站起来，“首先我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房子。”
她真的带我一间间看过去。楼上大多数屋子用于办公、储藏、展览和档案存放。但有两间是古色古香的卧室。爱玛介绍说一间是十八世纪中期造的，另一间和整个房子同时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她又说：“这房子由一个在南美洲创业的航海商人建造的。”
“种植可卡因？”
“不，别傻了。他从巴西购买次等宝石，名叫塞缪尔·法恩斯华斯船长。”
我向下按了按那个凹凸不平的床，问她：“你在这儿打盹？”
她微笑道：“有时候，这是羽毛床垫。”
“白色的装饰羽毛？”
“可能是，据说已经用光了。”
“它们又大大复归了。”
“每个东西都在复归。可恶的鹿吞掉我的杜鹃花。”她领我走出卧室说，“你说过想看档案。”
“对。”
她领我来到一间大号房子，以前可能是卧室，现在则放满了档案柜、书架和一张橡木条桌。她说：“我们有早到十七世纪中叶的书籍和文件的原件，有契约、信件、遗嘱、法令、布道书、军令、商店宣传单和航海日志，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
“你怎么干上这一行的？”
“嗯，我猜这与我在此地长大有关，我的家族可以上溯到最早的殖民地定居者。”
“我希望你不是玛格丽特·威利的亲戚。”
她笑道：“与我们家族有些关联，你不喜欢她？”
“无可奉告。”
她接着说：“档案工作一定有点像侦探工作。你想——很多谜和问题等待回答，许多东西等待发现，你不觉得如此吗？”
“我同意，既然你提到这一点，”我说，“实话告诉你，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当名考古学家，有一次还找到一枚毛瑟枪弹，在附近什么地方记不清了。”我又补充道，“现在我身体弱，年纪大了，也许应该做做档案工作。”
“噢，你并没怎么老，你可能会喜欢这项工作，我可以教你读档案。”
“不是英语吧？”
“是英语写的，只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古英语可能难懂，拼写糟透了，手稿有时很难解读。给，看看这个。”她把桌上的一个大活页夹递给我，里面装有旧羊皮纸的几张塑料唱片套。翻到其中一页她说，“读读这个。”
我弯腰仔细看着书里的那张褪色的稿纸，读道：“亲爱的玛莉，不要相信关于我和法恩斯华斯太太的传言，我对你诚信忠贞，你呢？爱你的丈夫乔治。”
她大笑起来：“上面可没这么说。”
“看上去像这样。”
“来，我读给你听。”她把夹子拉了过去，说，“这是一封一个叫菲利普·雪莱的人写给钦命总督贝拉蒙特公爵的，时间是一六九八年八月三日。”她把那封我无法破译的信读给我听，里面尽是“老爷”、古语的动词“有”和“您卑下的仆人”这类话。那家伙在抱怨处理一块土地纷争时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我是说，这些人横渡大洋来到新大陆以后仍然有在萨斯沃德时一样的苦恼。
我对怀特斯通女士说：“很感人。”
“这有什么，你可以在几个月内学会，我用两个月教会了弗雷德里克，现在他连注意力间距都没有了。”
“真的。”
“语言并没有手稿和拼写那样难。”
“对，”我又问她，“你能给我一份会员名单吗？”
“当然。”我们走进办公室，她给我一本乎装的会员通讯录，然后穿上便避。
我问她：“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这种工作令人厌烦。也是弗雷德里克出的一个往上爬的馊主意。我本是这儿的档案保管员，我很乐意这份工作，后来他提议我当主席。弗雷德里克想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且我还是个档案员、卖花女兼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主席和档案保管员。”
“你饿不饿？”
“当然，我给花店打个电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在四周转了转，听见她轻声说，“下午我可能回不去。”
不，怀特斯通女士，要我说你是可能回不去的。
她挂上电话，我们下了楼。她又说：“我们这儿有小型招待会和晚会，圣诞节聚会很不错的。”
“这使我想起——你打算周六参加托宾先生的晚会吗？”
“也许，你呢？”
“我想我会去的，作为一项职责。”
她建议道：“你为什么不在众人面前逮捕他，用手锗将他带走？”
“听起来有意思，只是我认为他没有做错什么事。”
“我确信他做错了事。”她将我带到前门，外面天气暖和多了。
她锁上门，摘掉那张留言条。我说：“我来开车。”
我用遥控装置启动车子，她说：“这倒不错。”
我说：“远距离引爆汽车炸弹才不错。”
她笑了起来，我可没有开玩笑。
我们钻进我的车。我开始倒车，有意让车门半开，那个女性声音又响了：“驾驶员的边门处于半开状态。”
爱玛说：“这可不怎么样。”
“我知道，听起来像我的前妻。我真想杀死它，我指这个声音，不是前奏。”
爱玛一边摆弄着计算机按钮一边问我：“你离婚有多久？”
“其实十月一日才正式生效，我同时在努力避免通奸和重婚。”
“应该不难。”
我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这时我将车开出停车场，我对她说：“想去哪儿？你选个地方。”
“我们干吗不保持这份情调找家历史名馆？韦恩将军酒店怎么样？你知道它吗？”
“知道，不就是约翰·韦恩的家吗？”
“别傻了，是疯子安东尼·韦恩，他葬在那儿。”
“怎么疯的？凹凸不平的床垫？”
“不……你不懂历史吗？”
“毫无道理。”
“疯子安东尼·韦恩是一位革命战争时期的将军，领导过格林山的童子军。”
“对，他们的口号是‘我的心在燃烧，你正坐在我的水管之上。’”
爱玛·怀特斯通沉默片刻，我知道她在考虑自己是不是选择对了。未了，她说：“在野猪岭上，我会给你指路的。”
“那好。”看来我们要去一个坐落在野猪岭地方的韦恩将军酒店。我是说，自己能有这个心思吗？不挂念曼哈顿吗？很难说。我要有钱就可以两者兼顾，可我没有许多钱。这使我想起托宾事实上也没多少钱。过去我一直忌妒他，以为他幸福到极点——葡萄、女人和金钱——原来他什么也没有。更糟的是他还欠了债，对于像托宾这种人来说，失去这一切等于失去生命。他也许就要死了，可还没有，而汤姆和朱迪却死了。有联系？也许，这显得有趣得很。
但是时间对我来说已不多，也许还能冒充四十八小时的警察，然后将被关进南侯德警局、纽约或者萨福克县警局。
怀特斯通女士在我沉思的当儿指引起路来，最后她问我：“关于病菌的事他们对我们说的是实话吗？”
“我想是的，不错。”
“和细菌战有关吗？”
“不会。”
“还是毒品？”
“我不能确定。”
“偷窃？”
“看上去像，但我认为和被盗的疫苗有关。”谁说我不是个团队合作者？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摆出这些官方的废话。我间她，“你有其它想法？”
“没有，只是感觉戈登夫妇被杀有某种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
正是我所想到的，一个聪明的女人。
我又问她，“你结过婚吗？”
“结过，当时上大学二年级，年纪轻轻，一块过了七年。”她又说，“加加看，离婚也有七年了。”
“你二十五岁。”
“你怎么得出二十五岁？”
“难道是四十二岁？”她说：“向右转，我这边。”
“谢谢。”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驾车经历，很快我们就到达野猪岭——却是伸进海湾的一个半岛。有些位于拿骚角的东北部，有时也叫小猪岭。
我注意过这一带地名主要有三个来源——取自当地美国人、英国定居者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名字，后者的地图上常有他们自己造的好听的地名，用来代替像野猪岭这样令人发笑的称呼。
我们又路过一个叫卡斯特研究所的小型天文台，威利夫人曾跟我提过。我还了解过这家天文台和它对面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大致情况。
我问爱玛：“戈登夫妇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我不清楚。”
“你知道他们从威利夫人处买过一亩地吗？”
“知道，”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是个好交易。”
“为什么他们要那块地？”
“我不知道……我一直没搞懂。”
“弗雷德里克了解这个情况吗？”
“知道。”她把话题转到周围环境说，“那边是怀特斯通家族最早的房屋，建于一六八五年。”
“还是你家的？”
“不是，但我打算把它买回来。”她又说，“弗雷德里克本可以帮我忙，可是……后来我意识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富裕。”
我没做评论。
拿骚角、野猪岭等类似的地方大多是村舍，还有一些较新的周末度假屋，其中许多用灰瓦盖得古色古香。爱玛说有些田野从殖民地时代起是公共草地，而且到处是树林。我问道：“印第安人友好吗？”
“现在没有印第安人。”
“全走了？”
“全走了。”
“除了康涅狄格州的一部分人在这儿和拉斯维加斯开办了最大的赌场。”
她说：“我有一点土著美国人的血缘。”
“真的？”
“真的。许多旧家族都这样，但他们并不张扬。有些人来找我实际上想从档案里勾掉那些亲戚。”
“不可思议，”我知道有个政治正确的评论方法，可每次我尝试它时，结果都告吹。我是说，这东西每周都在变化，只有一条我用起来没有问题，“种族主义者。”
“由种族引起的，没有必要说成种族主义者。不管怎样，我不介意谁知道我有印第安血缘，我外曾祖母曾是科翘哥族人。”
“嗯，你肤色很好。”
“谢谢。”
这时我们朝那间有着白色护墙板的高大建筑开去，周围是几亩林地。事实上记得我孩提时曾见过这地方一两次。至今脑海里还存有这些童年记忆，如同夏季的静物画，又有点像从取景器中看雪崩一样。我对怀特斯通说：“我想还是个小孩时曾和家里人来这吃过饭。”
“很可能，有二百年了，你多大？”
我没理会她接着问道：“食物怎么样？”
“因人而异。”她答道，“环境不错，偏离大路，没人会看见我们，不会招来非议。”
“想得周到。”我把车开进砂砾车道，停下来，又啪地一下打开车门，发动机还没有熄。这时一阵小铃声响起，车的图式系统又显示出车门的半开状态。我说：“嗨，你关掉了那个声音。”
“我们不想要你前妻的声音厌烦你。”
我们下了车走向酒店。她挽起我的手臂，这令我感到惊讶。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下班？”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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