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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疾步走下台阶，爬进克莱尔那辆“先驱者”，从波特里罗大街出发，一路翻越帕纳苏士高地，向加利福尼亚医疗中心飞驰而去。在整个行程中，我的心在狂跳，而且满怀希望。
身后的街道渐次模糊，经过第二十四大街、格雷罗大街，然后越过第十七大街上的卡斯特罗公寓小区，到达位于苏特罗山顶的那家医院。
在我接到电话之后仅仅十分钟，克莱尔就驾驶着那辆“先驱者”，飞速开进医院入口对面的逼仄的停车空地。
克莱尔在前台向一名护士出示了她的身份证，索取最新的病情报告。当她冲向里边的那扇旋转门时，她看上去焦急万分。我跑到山姆·雷恩跟前问：“医生怎么说？”他摇头回答：“现在他躺在手术台上。如果有任何人能承受三颗子弹，而且是贯通伤——那只有他了。”我轻轻地打开我的手机，接通在案发现场的洛兰·斯塔福德。“这里的情况一团糟，”她告诉我说，“有来自内务部的人，还有一些城市危机处理机构的人。压力很大啊！我至今无法接近那些无线电调遣警察，他们是首先赶到现场的。”“不要让除了你或钦之外的任何人靠近现场，”我告诉她说，“我会尽快赶往那里。”克莱尔从抢救室走出来，她拉长了脸说：“现在他们正在对他动手术，情况看起来不妙。他的大脑皮层组织有渗漏，失血过多。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已属奇迹。”“克莱尔，我想进去看看他。”她摇摇头：“他几乎不能活下去，林赛。再说他还处于全身麻醉状态。”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产生一种对默塞尔的歉疚感。他知道那件事，而一旦他走了，真相也会随着他永不见天日。“我要进去。”我推开通向抢救室的那扇门，但克莱尔拦住了我。当我洞悉她的目光时，在我体内最后那点希望的微光也荡然无存。我过去老是跟默塞尔顶嘴，发生争执。他是那种我感到总有某些东西要向他证实的人，而且一再要证实。但是到头来，他还是信赖我。处于那种最奇特的感受，我觉得似乎又一次彻底失去了一位父亲。
差不多过了一分钟，有个穿绿色罩衫的医生走了出来，一面剥下乳胶手套。他对市长的一位下属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身朝着那位警察局长助理安东尼·特拉奇奥又说了几句。
“局长已牺牲。”特拉乔喃喃地说。
站在那儿的每一个人，都茫然地凝视前方。克莱尔将一只手臂围住我的肩头，紧紧地抱住我。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挺得住。”我说，紧紧地搂着克莱尔的肩膀。
“是的，你能挺得住。”她安慰我道。
当负责抢救默塞尔的医生走回抢救室时，我一把抓住他。我向他自我介绍后，便问：“当他意识清醒时，他说过什么没有？”那位医生耸耸肩答道：“他只坚持了一会儿，但无论讲什么都极不连贯。仅仅是条件反射。
他恢复知觉的一瞬间，全靠生命力的支撑。”“他的大脑还在活动，对不对，医生？”默塞尔曾经与杀手正面相对，承受了三枪。我明白默塞尔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是想能够说点什么。“你还记得起来什么吗？”
医生疲惫的目光好像在搜寻某样东西。“我很抱歉，督察员。我们已尽力挽救他的生命。你可以尝试问问急救人员。是他们送他来此的。”他说罢便走进抢救室。透过抢救室门内的窗户，我瞥见尤妮丝·默塞尔和他们的两个十几岁的女儿正在走廊里抱头痛哭。
我的心里感到她们正在经历生离死别，一个撕心裂肺的转折点正在产生。
我跑进女洗手间。我俯身在水槽上，泼一些冷水在脸上。“狗杂种，狗杂种啊！”当我平静下来之后，我抬头看着前面的镜子。我的眼睛昏暗、空虚，看不清东西。在我的脑袋里有个声音像擂鼓一般震响。
四桩谋杀案，他们敲响了丧钟……四个与警察有关的人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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