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1880年—1936年），印度现代著名小说家，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写作。他共写了15部中、长篇小说（包括两部未完稿），30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我国自1953年起陆续介绍他的作品，至今已有10多种。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社会生活中提取素材、剪裁故事、敷衍情节、刻划人物，创作出短篇小说，似乎不是很难的事。报刊杂志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这种产品出现。然而要将故事情节编写得真实可信，人物性格生动、引人，从而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和感受到其中的某种意义或启示，这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大小，决定了作家不同的层次。
普列姆昌德在这方面是写得很成功的小说家，在印度，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他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并且寓以深刻的含义。在这里仅就一组写小人物的作品进行一些分析和探索。
这些短篇小说，作者好像分别把我们带到了一块块的小天地里。即使这一块块的小天地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我们不大熟悉，甚至感到陌生，但是由于支配其中人物的各种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似曾相识，而且这些人物的各种活动也很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他们对人生的态度，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准则，都会引起我们的反复思索，有时甚至荡涤着我们的心灵。
《鹦鹉》写的是一个普通金匠马哈德瓦，他的职业是替人打金银首饰。他是印度教徒，年纪很大，生活艰难。他养了一只鹦鹉，作为他枯燥而单调生活的伴侣。他的口头禅是“师尊所授，与天赐同”。在印度的民间文学传统里，鹦鹉往往作为指点迷津者的身份出现。在这篇小说中，它是作为师尊的象征，所以这句口头禅的意思是师尊所给予的教导或其他什么，都是和天神的赐予一样。鹦鹉逃离马哈德瓦的笼子的一幕，导致他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他认为这笔意外之财不是偶然获得的，而是天神假手鹦鹉而赐给他的。时来运转，也成了他思想行为变化的契机。对于这个手工金匠来说，我们原以为他将修建房舍，买田置地，改善艰苦的生活，可是他不，他要用这笔钱行功德，举办种种祭天行善的宗教活动。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是虔诚的宗教徒。使我们想象不到的是那惊人的举措：他要用来洗涤他世俗的罪孽。而洗涤的办法是，他宣布自己是堕落的罪人，过去凡是被他克扣过的，被他以假换真的都可以在一个月内来和他算帐，他都可以在不要任何人证物证的条件下退赔。他一再说自己是在行骗中度过一生的。
有没有人找他算帐呢？有的。在他当着成百上千的人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宗教祭司说曾经给他黄金打项链，结果少了分量，损失了50卢比。马哈德瓦完全承认，当场退赔两枚金币。不过群众认为是这个贪婪的婆罗门祭司对马哈德瓦进行了讹诈。此后的一个月里，没有一个人来找他算帐。马哈德瓦打心底感叹世人多么正直无私，这证明了他是清白的，并没有像他所说的犯过罪过，进行过欺骗。
那么他为什么那样自责呢？出于什么心理呢？按照印度宗教的解释，人是有罪孽的。这种罪孽有前生的，有今世的，有主观犯的，有非主观犯的，非主观犯的中包括有时难以避免的。作为金匠，一般说来是容易不讲职业道德而干出罪孽勾当来的，比如少给分量，减低成色，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等。那么马哈德瓦一辈子是否出淤泥不染，清清白白呢？这还未经过检验。他要留得清白在人间，虽然没有自觉地有意去犯罪，但也可能无意中犯过，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出差错啊！所以这个纯朴的人要求乡亲们向他索赔。因为谁受过损失，谁记得最清楚。向他索赔就是帮助他从罪过中得到解脱。
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他通过了检验。在他日后归天时他也可以这样说：我在人间一辈子没有犯过罪过，我没有作过损人利己的事，我的灵魂是纯洁的，我是一个清白的人。那么马哈德瓦为什么没有患这种“职业病”，而是健康的出淤泥而不染呢？是宗教的约束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首先，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力，处于无序状态是危险的，是会带来灾难的。宗教也是一种约束力，很多国家有这种约束力。在印度则是印度教作为一种约束力或威慑力量。如果这种约束力或威慑力量是公正的、普遍性的话，会起有益的作用，尽管我们称它为神权也罢。如果这种约束力或威慑力量是违反天性的、邪恶的，则肯定会起坏作用，尽管不是神权而是人权也罢。古今历史上不是反复出现人的绝对权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吗？在印度历史上，宗教中所倡导的敬畏天神、劝善惩恶、因果报应所起的作用，比起非宗教的抽象道德教条来有效得多。要说马哈德瓦的洁身自好完全是宗教使然，也是过于简单化了。不，马哈德瓦主要是他的本性正直善良，他没有奢望，不追求享受，所以有了意外之财也不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在他的周围，又是一个多么古朴的环境！当他宣布不要任何人证物证都可以向他索赔，在坏心眼儿的祭司胡说损失50卢比也当场兑现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居然没有一个人找上门来算帐！设想在另外一个社会，人们还不蜂拥而至？就会像有一个好心人曾警告他的那样：“要赔，吃什么啊？总数要上千的卢比哩！”可是这个情况居然没有出现。
《奈乌尔》这篇作品正好相反，写的不是得了意外之财，而是意外地失财。奈乌尔是一个雇工，50多岁的年纪，没有子女，只有老妻。他颇为满足他的生活处境，干起活来比年轻人更卖力。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奈乌尔的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个云游的和尚，这位“圣僧”很快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也获得了奈乌尔的信任。奈乌尔想，如果圣僧能给他点石成金，他就可以得到意外之财，他也可以和老妻安度晚年。圣僧也垂青于他，许诺将他的银器一夜之间变成黄金。于是他拿出积攒多年的全部25个银币卢比，又借了25个，加上妻子的几件银首饰给了圣僧，圣僧连夜席卷而去。他受骗上当了。
这个打击对可怜的奈乌尔来说是太大了，社会对他太不公正、太残酷了。他受骗上当的原因是他有了非份之想或说一念之差，加上轻信。如何对待这意外损失呢？他要么自认倒霉，悔恨自己的失算而作罢。要么是挽回损失。怎样才能挽回损失呢？正确的办法是找到骗子，而骗子早已逃之夭夭了，要找到其下落等于大海捞针。还有就是向社会报复，即用同样的骗术去寻找“猎物”。他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他装扮成游方和尚，到处云游，也找到了“猎物”。正当“猎物”要把首饰盒子给他时，他颤抖了。他哭着说：“孩子，把匣子拿回去，我本来只不过想试一试你。”
在奈乌尔的内心世界里所掀起的一场善与恶、美与丑的微妙的冲突中，以善和美的胜利而告结束。他这样一个老实、勤劳、克己的善良人怎么可能去坑害像他一样的无辜者呢？只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丧失全部家当的打击，使他暂时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对善恶的判断力，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导致内心里卑下自我的恶会抬头，然而他的天良，他的高尚自我的本性在迷失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苏醒了。
如果说奈乌尔打算进行报复的对象还是抽象的、不具体的话，那么在《咒语》中帕格德要报复的对象却是明确而又具体的。奈乌尔所受的损失是物质上的损失，而帕格德受到的打击则是心灵上、精神上的打击，他因医生的见死不救而失去了唯一的一个儿子。若干年后医生也面临失去独生儿子的危险，他可以见死不救，以求得报复心理的满足。他回忆起医生为了打高尔夫球，连对临危的病儿瞧也不瞧一眼，竟扬长而去。帕格德当时多么失望、多么痛恨，他看透了医生的残酷无情。可怜也真是报应不爽，医生的独生子被毒蛇咬了，危在旦夕，各种办法都试过了，各类医生都束手无策。帕格德作为一个治毒蛇咬伤的能手听到这个消息，开头他幸灾乐祸了：你医生也有这么一天，这是天假手于毒蛇对你的报复和惩罚啊！惩罚你身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却见死不救，现在是你接受报应的时候了！甚至他还想看看医生失去独生子那种狼狈的可怜相，还想问问他对失去独生子有何感受。如果小说到此为止，则成了古代宗教劝善惩恶的因果报应故事的现代版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家将人物心理和内心矛盾深刻地继续再现了出来，而且将人物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了人性的完美高度。帕格德开始感到心理平衡、满足、幸灾乐祸，但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几十年来，这位用咒语治蛇伤的半个巫医，这位多次从死亡线上拯救人的慈善老人，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啊！由于医生的无情，他所受的刺激太大，所以开始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强烈反应，而接下来是他用抽烟来转移矛盾的心情，他不能入睡，打开门后又把门关上，甚至走到中途还想退回来，但毕竟一个无辜的年轻人的生命在等待着他，最后他匆匆赶到医生的家里，救活了医生那个几乎已经死亡了的儿子。在人性的多层次的境界里，如果帕格德出于某种较低层次的想法：既然你眼睁睁看着我断子绝孙，你也好不了，也断子绝孙吧！何况我没有放出毒蛇咬死你的儿子，我没有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但我没有义务要帮助你，你没有为我做过好事，我也无须报答你。要这样做了，能责怪他吗？然而他最后终于以德报怨，表现了这个下层贫苦老人善良美好的人性。惟愿在帕格德精神的影响下世界上多一些以德报怨，少一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帕格德救活了被蛇咬的医生的儿子后，竟不声不响地连医生家的一袋烟也不抽就走了，更不会接受医生家的重谢来改变那贫困的处境，这样一种不求报答的高尚情操也令人深思的话，那么小说《高尚》对此有完美的体现。而且更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
《高尚》中的德赫达·森赫是一个佃农，没有子女，和老妻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中年时代曾救过一个有钱人家的6岁的落水儿童赫拉姆尼的命，然而他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这显示了他不求报答的精神。当被他救的赫拉姆尼20年后既是放债的财主又成了地主之后，他成了赫拉姆尼的佃农。只有他没有去欢迎这位新的地主和给新地主送礼，他被赫拉姆尼和其代理人认为傲慢。为了打掉他的这股所谓傲气，他们使用了种种手段，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夺佃，使他失去了租种土地的权利，但他不屈服地主的淫威，他和老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但他拒绝地主母亲的施舍。他把接受施舍也当成罪过，他要留得青白在人间。
他的“傲劲”或“傲慢”是什么呢？他的行动只不过表明：我租你的土地来耕种，我交给你地租。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去巴结你、奉承你，也没有必要给你送礼。这激怒了赫拉姆尼，有损他的尊严，一个普通的佃农竟敢不匍伏在他的面前！他要使他屈服，而德赫达·森赫却是一个硬汉子，他就是不屈服于他的淫威。生活困难算什么，生活越困难越显得他的清白、崇高。他的人生准则是：我冒险救人这种事，是我应尽的天职，是我的神圣的使命，我不能也不愿以此作为索取报答的筹码。所以他对救人的事始终秘而不宣，而且始终认为接受人的施舍是罪恶，有损他为人的清白。如果贪图报偿，那就是以道德作为交换的手段。我们看到一般的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善和积德的目的总是出于获得善报，这世用不了，下世仍可以享用。这种准则虽然不算高，但已经是不算低的标准了，因为这可以引导人们向善。但德赫达·森赫追求的人生准则更高，是从善而不求善报，做好事而不求报偿。这种准则是从何而来呢？印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所刻画的主要英雄人物之一的坚战身上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的准则是：我做好事，按道德行事，都是我的天职。如果为了图报那就是为了交换，那就是道德贩子。因为他是以自己的道德像商人一样做交易。这就是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崇高精神的来源。
也许读者会想到：赫拉姆尼和他的母亲还未忘记昔日的恩人呢！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在他欺负和迫害的人正是他的救命恩人，可能真相大白后会改变对德赫达·森赫的态度。这是一种推测，从德赫达·森赫方面说，他不可能透露这件事情的真相，这是他的为人、人生信条和本性所决定的。退一步说，如果他说明了真相，赫拉姆尼改变态度是可能的，但最大的可能是他认为是欺骗、是假的、是冒充。为什么当时不说，现在穷得生活不下去了就来招摇撞骗了。这种态度才符合他的本性，当然这是推测，作者并没有这么去写。如果这样写，反而会破坏这各自代表了不同本性的人物形象，又落入了知恩报恩或忘恩负义的俗套。
在改恶从善的思想斗争中，《尊重舆论》颇能给人以启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平凡的人物——洗衣匠伯纠，在印度教中属低等种姓。他是一个纯朴诚实的人，他帮人洗衣，艰难地维持生计。虽然他受到欺负，受到打骂，仍然是尽责职守。在洗衣人中间，流行着一种不讲道德的风气，就是把雇主送来的衣服洗好后出租，收取租金，然后让雇主取走。但伯纠讲究职业道德，由于他不能忍受别人在这方面的诽谤，他一气之下离开农村来到了城市。
在城市里，洗衣人出租衣服习以为常，他也受到了感染，原来他坚守的信条被抛弃了，随波逐流是多么容易啊！然而使他猛醒的却是一次意外场合的评论。有一次他把雇主的衣服借给了邻居去参加迎亲队，这是出于情面而不是为了取得租金。凑巧他的邻居穿上后被衣服的主人认出来了，伯纠听到了处于非常尴尬局面的邻居和衣服主人的对话。衣服主人认定伯纠不会做这种歪门邪道的事，甚至夸大其词地说他自己曾经想向伯纠租衣服，不仅被拒绝，而且被他狠狠地斥责过一通。伯纠听到后良心深深被触动了，人家对他是多么信任，评价是多么好啊！他的自尊心苏醒了，他原来纯朴诚实的一颗心经过一段迷失后复归了，此后他改变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这正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要能改，善莫大焉！值得回味的是：他的猛醒不是由于人家的指责，唾骂，而是因为对他的信任和赞扬。这种对他的信任和赞扬与当面的表扬不同，哪有客气和奉承之嫌，背后的议论是以为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真实看法的自然流露。对人的信任、尊重人的自尊心和良知是多么有力量啊！另外，同样也令人深思的是：伯纠作为洗衣匠，他出租衣服属于职业道德，如不改正，发展下去大不了是更为经常而已，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然而这个问题从深层来说，那就是手中掌握什么，就利用什么谋取私利。洗衣人掌握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也可以在很短的日子里设法出租捞取额外的好处，那么，掌握其他物资的、金钱的、权力的人呢？当然也可以利用来取得不义之财了。那后果会严重得多。而实际上这种事正层出不穷地发生着。应该说单凭启发人的良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各种手段，因为人人不都是伯纠。
《孩子》是一篇精神境界颇为超凡脱俗的作品。主人公耿古作为高等种姓的婆罗门愿意和寡妇结婚已经很不平常，而这个寡妇戈姆蒂却改嫁过三次，三次逃离夫家，就更显得不平常了。原来戈姆蒂三次改嫁，三次离开夫家，都不是她的过错。她实际上是被赶出来的，因为她的一个个丈夫都把她当成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并以恩人自居而不是真正和她相爱。而耿古的看法是：你要人家（妇女）成为自己的，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人家的，这是民主的观点，男女平等的观点。
作为婆罗门的耿古因为沦落了，当了听差。他和戈姆蒂结婚六个月，生了孩子，这孩子当然不是耿古的，而是戈姆蒂的前夫的。可耿古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得到了一块播过种的土地，难道我要遗弃长成的庄稼，只是因为不是我亲自播下的种吗？”这说得多么好啊，这是真正人类之爱。如果人人都有这种胸怀，那会减少很多社会问题。孩子是不是自己的，这本来不是一个大问题。人类社会是群体的，不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的延续也是整体的，不在于某个个体的血统是否在延续。既然过继的孩子、养子以及收养来历不明的孩子也被认为是自己的孩子，那么婚后六个月生的孩子为什么不能算自己的孩子呢？在有的地方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所谓亲子之爱被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有的还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做亲子的测试，看父子的基因是否相同。而在耿古那里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他的精神境界是超世俗的人类之爱的体现。
耿古对戈姆蒂的爱是真诚的，他把她当作平等的伴侣，他先使自己成为戈姆蒂的，这样当然也使戈姆蒂成了他的。正因为如此，戈姆蒂害怕生孩子的事不被耿古理解和接受而出走了。耿古对她一片赤诚，所以把她接了回来，并向她吐露肺腑之言。
小说反衬出“我”的偏见，正如“我”自己说的内心卑微。他的这种自责是作者对所有有偏见的人和社会的指责，这种有偏见的人和社会容纳不了这个多余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那么孩子和戈姆蒂怎么办呢？他们的出路何在？把他们从社会排除出去？他们是无辜者啊！对于那些没有宽阔胸怀的人，没有人类之爱的人，或者把子女当作私有财产的人，血统观念强的人，这篇小说中的耿古的思想不是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吗？
以上是作者以小人物生活为中心的几篇小说，其实作者以下层小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不少，很难一一都列举出来。但从所举的几篇作品来看，作者从各个角度剖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或是通过面临的意外事件、偶然事件，或通过事件的前后对比或人物的反衬，揭示了主要人物内心的变化。使读者可以窥见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处，这些平凡人物的内心闪光点吸引着我们，激动着我们并且感染着我们。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他在1936年3月发表的《短篇小说艺术（之二）》中这样写道：“没有意义的短篇小说，即使能够使人达到娱乐的目的，却不会使人感到精神上的满足。的确，我们不希望在短篇小说中进行说教，但是为了激励人们的思想，为了唤醒人们心中美好的感情，我们总希望短篇小说有些意义。”这可以作为他写这些短篇小说的总的注脚。
刘安武
1995年8月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