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在维丽父亲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来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维加斯偷懒的那个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当做病休处理，这样我就不但没有受指责，反而可以补领工资。我的顶头上司——一名陆军上校对我能重返工作单位颇有微词，而我倒是心安理得。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民政局工作，只要你没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问题，你的上司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在GS——6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里当行政助理。由于预备役部队每周只训练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个单位的全部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誊录600人的工资单，为他们油印指示手册，检查由预备役人事部为他们的会议所写的早晨报告，裁减、晋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准备工作。除了在各个单位进行为期两周暑期野营训练时忙碌一阵子，这份差使还算是比较轻松。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负责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一个民职人员名叫弗兰克·埃尔克，年龄比我大些，从属于预备役部队，和我一样搞行政工作。我和他共事两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贪污受贿，直到从维加斯回来后，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终被他用无懈可击的理论说服，一道通过非法途径挣外快。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块大肥肉：每周只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资，普通军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积养老金的福利，另外，那两个小时的所谓开会也只不过是在听指示或看电影时打瞌睡。
大多数民事行政人员都参加了陆军预备役部队，我可能是局里唯一的例外，因为似乎冥冥中有种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万一爆发战争时，预备役部队的人都会被首先召人正规军。
人人都说我是个大傻瓜，弗兰克更是不断地游说我，告诉我凭着自己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经历和在陆军预备役部队当行政人员的身份，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个军士长的职务，这可是件两全其美的好差事，既尽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义务，又领取了两份工资，何乐而不为？他不知道对于已经不习惯听从命令的我来说，即使是每周只听从两个小时，每年夏季只听从两周时间的命令，也厌恶得难以忍受。当然，作为工作人员，我每天都在执行上司的指示，可是，这指示和命令的区别可就大不一样了。
每当我看到报纸赞美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训练有素时，都忍不住摇头叹息——100多万人因为混日子而得到了荣誉！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取消这种劳民伤财的预备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许多地方要靠预备役的军饷来维持经济发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机构和国会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预备役部队里收入不菲的高级官员吧？不得而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心理素质方面都出现了始料不及的质的变化，造成了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国军事结构中的癌症，是这个机构的腐败使我也成了一个贪污受贿的人。
我从维加斯回来后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国的许多小伙子以及有子弟适龄当兵的家长们很快就意识到有机可乘——按常规应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两年，而且说不定所在部队驻扎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而参加了预备役的军人却只需在美国本土服役六个月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每周参加两个小时的会议，每年进行为期两周的现役夏令营活动就行了，可见参军若能加入预备役部队，简直等于中了人生的头等奖。
但是华盛顿规定的预备役名额有限，所以一个指标起码有上百个小伙子申请，我有权批准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则上是先申请先批准。
每个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请表，以前我总是按照递表的先后排列，秉公办理，可是在排列表的过程中，我的上司们——一名常规军陆军少校参谋和一名在预备部队当指挥官的中校经常会叫我把他们的一些关系户插到前面。对他们的这些要求我一律照办，从无异议，也从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写作，上班仅仅是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应征入伍的青年越来越多，不愿意到远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请更是与日俱增。这时候，发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事，以致把我这个从来对周围漠不关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来。
事情是从弗兰克·埃尔克开始的。他比我的年龄大些，也已成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行政级别相同，工作性质也一样，各人负责自己管辖的单位，每天所干的事务大同小异，每周所领的工资也都是100美元左右。虽然他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弄了个上士头衔，每年也不过比我多挣1000美元，然而他却开着一辆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车上班，还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费三美元的附近停车场里。另外，他非常爱好赌球，什么橄榄球、篮球、垒球……总之是逢球必赌，一掷千金。我诧异他哪儿来这么多的钱，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命好，常捡到钱，后来又说自己会算命，赌马的押注每次都使马场经纪人叫苦不迭。我知道这些全是谎话，听后一笑了之。既然他不愿意讲，我也懒得去打听，直到有一天，他请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级餐馆吃饭时自己主动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后，他问我：“墨林，你每月为你的单位征多少兵？华盛顿给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盘，肯定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上个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据我们损失多少人员而定。”
“这些指标可值钱呢，你可以从中发点小财啊！”弗兰克不无诡谲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他继续往下说：“每个月你让五个指标给我，我每个指标给你100美元，怎么样？”
虽然有了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没有动心，摇摇头劝他别胡作非为去干这些违法乱纪的蠢事，并且告诉他我虽穷，却有自尊，成年后从没做过亏心事，不想为了几个钱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期待着成名的小说家，不诚实就等于是一个大坏蛋，就会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为了维护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与妻儿一起在贫困线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顶着酷暑或严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职来帮补家用，尽管人们自愿出钱买预备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里痒得难受，我仍然宁可当一个自命清高的男子汉。
弗兰克不死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你不会有一点危险的，那些名单可以是假的，又没有留底，而且你不必亲自从小伙子那里收钱，也不必亲自和他们谈条件。这一切都由我来干，当我说可以时，你就招他入伍，就这么简单，钱通过我的手交给你。”
如果他给我100美元，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给了自己至少100美元。按每个指标卖200美元计算，他的职权是招15人，也就是说每个月起码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现在的富翁、政客、国会议员、参议员们为了子弟逃避现役都纷纷送他们来预备役部队，这滚滚的财源一定势不可当！可是弗兰克委屈地告诉我，他的那15个名额实际上不能全归他支配，因为他所属的部队的层层指挥官也出于种种目的有他们指定要照顾的人。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兰克嘴边的肥肉给夺走了，害得他每个月只能卖五个指标，真是哑巴吃黄连。在一番捶胸顿足后，他只好另辟蹊径。
俗话说：堕落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其实无论上级怎么克扣，弗兰克仍能赚到每个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税的额外收入，却还在那里嫌少。对于捉襟见肘的我来说，这笔钱已无异于天文数字，不过我还是一口回绝了他的诱惑。我是真心实意不想干有损自己人格的肮脏交易。我从小就以诚实为美德，不会说谎，更不会因金钱去为非作歹。在这方面，我自以为颇有哥哥阿迪的风范。阿迪是绝对不会腐化堕落的，他在联邦食品医药局当化学工程师，主管新药的检验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权力，收入相当可观，当然工作中的责任性和承受的压力也相当大。特别是他这个人在工作中铁面无私，总是认真得一丝不苟，结果往往会发生国内其他化学家检验通过了的药品到了他的手里却卡住不放的情况，为此，一些大的制药公司就经常派人上门疏通，或者是企图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干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阿迪如果是个贪婪的人，甚至可以说阿迪如果是个原则性没有那么强，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说客都打发走，始终矢志不移。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职权硬是放行了一种他否定了的新药，一年后，临床证明这种药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传媒把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众哗然。这段时间里的阿迪成为了万民瞩目的英雄，晋升到民政级别中最高的一级，但同时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为他实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会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远当不了局长。对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样过诚实的生活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我自诩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好汉，但是倘若我犯了错误，也绝对不会为自己开脱，而且日后会记取这一前车之鉴，只不过错误的种类和犯错误的机会实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对自己的不检点感到吃惊，对自己的不争气感到失望。我实际上也很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阿迪那样的英雄——他的诚实出于本能，而我想当老实人是因为我觉得说真话要比讲假话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也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要当老实人是出于实用而不是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觉得撒谎、做贼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话，我早就干上了。我对那些讲假话、做违法事的人从不觉得厌恶、反感和看不起，反而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这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职业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也许很多人会说我这样看待骗子和贼人，是在向自己兜售变成这类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均是出于价值观念。
听了弗兰克说明真相后，我的竞争意识是要做一个比他完美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贪财，不像他那样为了得到金钱而自甘堕落时，我的心理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珍惜名誉，尊重妇女，保持清白都是我的美德，此外我还能够做到信任别人的所作所为，不随便猜测他们的动机。我唯一不信任的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干什么事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结果却往往是一塌糊涂。在与人交往中，我情愿被人欺骗，被人愚弄而不愿意去欺骗和愚弄别人，宁可别人有负于我，我却不愿有负别人。不要浪漫地认为我有多高尚，这一切都是我为了应付社会来武装自己的盔甲，穿上了它以后，除非我有负罪感，否则这个世界就伤害不了我。只要我对自己的评价不错，哪怕别人把我说得一钱不值也无关紧要。当然，这种处世哲学并非放诸四海皆准，铁甲威龙尚且有被击倒之时，过去的几年中，我的麻烦同样不少。
另外，我的这套引以为荣的处世哲学说穿了不过是最低级的狡猾。我的道德观念以冷漠为基石，我之所以奉公守法是由于还没有能令我朝思暮想的东西来引诱我贪污腐化。迄今为止，我唯一想做的事仍然是写出轰动世界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艺作品。我认为自己拥有这一理想不是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可能也只不过是认为吧！记得在少年时代，我曾被负罪感和没有出息的情绪所困扰，在陷入绝望之时，偶然发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拉玛索夫兄弟》，就是这本小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给了我力量，使我意识到：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外表看起来多么卑劣的人，都有着自己善良的一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依依不舍地把小说还给了孤儿院的图书馆后，在秋日的阳光下散步时，心灵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感情，恍若超凡脱俗。
从此，我渴望自己也能写出一本让人们读后也有我那天感觉的书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意味着鞭策自己去完成一项最高尚最纯洁的使命。然而，当我历时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再加上两年含辛茹苦的奋争才得以出版的小说问世后，我看到的第一篇书评竟然是攻击它俗不可耐！说它是一本根本就不应该写，写了也根本不应该出版的劣作。后来，尽管这本小说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很好的评论，许多权威的评论家说我创作了一本有真正艺术价值的书，甚至认为这本小说一脉相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风格，还有很多人写信来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这些安慰远远弥补不了因小说不受广大读者欢迎，销售上一败涂地而带来的失落感。
我本来还想以全身心投入再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书名拟定为《罪孽与惩罚》，可惜没有一个出版商肯预付稿酬给我，我因而也就不得不辍笔。这时候的我已经债台高筑，全家生活穷困潦倒——孩子们没有起码的玩具，妻子不敢想象得到女人们都中意的物品。搁笔后，我躲到了维加斯，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逃到了无人知晓的角落，但是，舔干净创口上的血污后，我只能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这次的经历再加上弗兰克的花言巧语，我倒是悟出了一条哲理：要想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必须有金钱做坚强后盾。只有在物欲得到满足后，才谈得上精神的享受。
弗兰克足足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死死纠缠，终于把我拉下了水，不过，他还是碰上了运气才成功的。弗兰克是个生活中的赌棍，连给妻子买礼物也像投赌注那样总是买些在日后手头紧时可以去当铺典卖的东西。我更佩服他因为滥赌而发明的使用支票的方式：每逢星期六上午，弗兰克总是上街采购家庭生活用品，他家附近的商人都认识他，并且都肯用现款兑换他开的支票。比如，他在肉店里买40美元最好的小牛肉和牛排，给店老板一张100美元的支票，老板找回60美元的现钞给他。在副食品店、蔬菜店以及酒店等，他都如法炮制，到了中午时分，从采购中找回的现金就起码有200美元以上，这样到下午时就可以用来赌球赛了。如果他在星期六就把现金输光了，星期天还可以在经纪人那里赊账赌马，变本加厉地赌。要是赢了钱，便在星期一早晨赶到银行去把支票的透支款补上；要是输了，他就先让支票透支，接着在这个星期的工作日里，使出浑身解数，骗取那些想以人预备役部队服六个月役来逃避服两年现役的年轻人的贿赂。
弗兰克经常请我去看那些晚间的球赛，还支付了两个人的全部开销，包括门票、吃热狗、喝饮料等等。他天生慷慨大方，当我抢着掏钱时，他总是把我的手推开，调侃道：“老实人是承担不起看球赛的消费的！”我无论在节假日还是上班时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轻松愉快。在午餐休息的那一个小时里，我们有时会赔纸牌，我往往能赢他几块钱，不是因为我的牌艺超过他，而是他的心思不在纸牌，注意力全在运动项目的赌注上。
凡是道德防线崩溃的人，无一例外必然可以为自己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其实只有当你心甘情愿让防线崩溃时，它才会崩溃。
有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看见办公室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准备参加预备役部队的年轻人。整个国民兵训中心里人山人海，这栋八层楼里的所有部门都在为招兵入伍忙得不可开交。国民兵训中心是座旧建筑物，平日提供好几个营的士兵的军事理论训练场地，每层楼的一半面积用作储藏室、课室和行政管理办公室。
我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小老头，带着一位21岁的小伙子来应征入伍，小伙子的名字排在名单的后面。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们恐怕起码要再过六个月才能招你入伍。”
小老头的蓝眼睛里闪着自信和高傲的火花，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最好跟你的上司核对一下。”
此时，我透过间隔着办公室的玻璃墙看见了我的上司——现役陆军的一名少校正在向我不断地打手势。我站起来，走进他的办公室。少校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胸前戴满了各种勋章，只见此时的他汗流浃背，显得很紧张。
我对他说：“那老头要我和你谈谈，他要求让跟他来的那个小伙子插队入伍，我告诉他我办不到。”
少校生气地说：“按他的要求办！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个国会议员！”
我毫无表情地问：“那份名单怎么办？”
“别理他妈的什么名单不名单了！”少校不耐烦地答复我。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议员和他的门徒正坐着等我。我着手把入伍的表格填好。在制表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出身于一个美国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家庭，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为了逃避服两年的兵役而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说不定将来某一天这名字会值一亿美元呢！
议员的举止大方得体，既没有对我发号施令，称王称霸，也没有让我感觉到是屈服于他的淫威才破坏了章程。他说话文雅温和，恰到好处，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还设法让我产生了这是在帮他的忙的心理，并且提出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求助于他，可以直接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跟他来的小伙子自始至终沉默寡言，只有在我打印他的入伍表格必须由本人回答问题时，他才开腔。
本来对这类滥用权力的不公平现象我没有道义上的反抗，他们要我这么干，我也只能照命令办，仅此而已，别无他法，但是不知何故，我一直感到憋气。
小伙子是个富家子弟，凭什么就不能为国家在现役部队服役两年？何况这个国家对他的家族已经够意思了！于是我在他的材料里加上一个MOS的推荐记号。MOS代表军事职业特殊技能，加上这个记号表示推荐他参加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训练。我推荐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部队里稀有的电子专家，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他就必须首先应征入伍参加现役部队！虽然天晓得猴年马月才出现紧急状态，但推荐了他又有何妨？而且他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被加上了这么一个记号。
少校过来主持小伙子的入伍仪式，让他跟着复述誓言，宣誓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也不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然后与在场的人握了握手。小伙子的自控能力还不错，一直到和议员走出我的办公室后才对着议员浅浅一笑。
那是顽童在恶作剧后发出的微笑。看见小孩的脸上挂着这种微笑总会让人浑身不自在，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他脸上发出这种令人恶心的微笑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坏青年，但这一笑足以消除了我心怀叵测地推荐他成为MOS后所引起的不安。
弗兰克·埃尔克从办公室的另一边观看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当即跑过来揪着我质问：“你还准备扮演多久这种笨蛋的角色？那个议员刚才从你的口袋里拿走了100美元！天知道他为此还捞到了多少好处？也许好几千美元呢！如果那小子直接找我们帮忙，我至少可以弄他500美元！”看着他那被愤怒扭曲了的嘴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对待什么事情都太随便了，”弗兰克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你本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的，如果你肯听我的意见，你就可以解决自己的许多问题了！”
“你不仅仅是在为我着想吧？”我笑着逗他。
“好，好，”弗兰克打蛇随棍上，“算是你帮我一个大忙吧，我迫切需要一个名额，你看到坐在我桌旁的那个红头发的小伙子了吗？他愿出500美元，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收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一旦接到那张通知，就不能违反兵役法参加我们的部队了，所以今天就必须征他入预备役，可是我的手头上已经没有空额了。你把他征入你负责的部队，这笔钱我们俩平分。就帮这一次，总可以吧？”
听着他那近乎绝望的语气，我情不自禁地说：“好吧，叫那个小子到我这儿来吧，只是钱你留着，我不要。”
弗兰克如释重负地连连点头说：“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保管着你的那份钱，说不定哪天你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饭，和孩子们玩了一会儿。送他们上床以后，房间里只剩下了夫妻俩，维丽说需要100美元来为孩子们买衣服和鞋子过复活节，她只字不提自己也应该买新衣服。我知道100美元仅够买几套童装，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穿新衣服过复活节简直就是教规。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后对弗兰克说：“我改变主意了，把我的那份钱给我吧！”
弗兰克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孩子！”然后带我到男厕所的僻静处，从钱包中数出五张50美元的钞票递到我的手里，临走又试探了一句：“周末前我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有搭理他。
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名字登记在官方的等候名册上，父亲的名字是希勒，儿子叫杰拉米。
希勒先生从事汽车生意，还经营名牌卡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通常的问题答卷后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儿子的话很少，显得很窘。希勒先生问我：“按名单排，他得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用通常的答案回复道：“六个月。”
“在等到之前他就会被征入现役部队了，”希勒先生看着我忧虑地说，“如果你能想办法帮帮他，我将感激不尽。”
我用套话应付他：“我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唯一能帮你忙的人是已经和你谈过话的那些当官的，或许你应该和你认识的国会议员谈谈。”
他仔细地瞧了我半天之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要买辆车，尽管来找我，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笑着说：“当我买得起卡迪拉克的时候，我就不必干目前这份工作了。”
“那倒是实话。”希勒先生友好地对我微微一笑，告别前，他又说了一次：“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你的。”
第二天，希勒先生打电话给我，他用商人特有的交际本领加上销售艺术来和我套近乎。他先是关心我的健康情况，接着问我的工作是否如意，还扯到了那天很好的天气。一番寒暄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昨天我热情接待他们父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政府雇员中很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接待公众，所以出于感激之情，他愿意以原价让给我一辆别人仅用了一年，他刚买到手的多济牌汽车，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这件事。
我告诉他共进午餐就免了，但我可以在下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他那里谈一下车的事。
希勒先生的汽车公司在长岛的罗斯林，离我住的布朗斯新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当我到达那里时，天色尚早。我把车停妥后，在摆满了卡迪拉克的场地上转了转，欣赏一下这些名牌汽车的风采。这些车的车身修长锃亮，高贵端庄，有些金光闪闪，有些乳白可人，有些深蓝似海，有些红如骄阳……再配置上富丽堂皇的座椅，真是漂亮极了。从前我对汽车并不在意，此时此地却被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火烧得热辣辣的。
我朝着长长的砖楼走去，经过了一辆蓝绿色的多济牌汽车。这辆车很不错，如果我刚才没有领略过那数英里长的卡迪拉克，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我朝车厢里面看了看，那些座椅高高的，十分舒适，可是和名牌车排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够气派。
我的心理简直有点像一个暴发了的贼。
近几个月来，我的变化惊人。在第一次收取了贿赂后，心里还有点闷闷不乐，原以为自己一向以不说谎为自豪，这下子肯定会瞧不起自己，没想到如今反而对自己沦落为卑鄙的受贿者和骗子沾沾自喜。看来我没有以蜕变成社会渣滓为耻，反以为荣，我辜负了大众对政府雇员的信任，成了勒索那些求助于我的年轻人的罪犯！
在一些不眠之夜琢磨新策略之余，我也会反思一下自己的变化，很有点怀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出于对社会拒绝承认我是一个作家的报复，又是不是对我曾经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曾经在世界上历尽了千辛万苦仍一事无成的一种补偿。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干好的事了，终于能够满足妻儿的物质需要了，更离奇的是，我因而变成了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不再写作，和维丽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孩子们做作业时，我也有空去辅导他们，还有钱请临时保姆，有钱买入场券和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有钱买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有几家杂志社约我写稿，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写了出来。我乘机把受贿得来的钱加在稿费里，告诉维丽因为给杂志社摇笔杆子我的收入增加了。
我是一个快乐的贼，但在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所以我不敢奢望买一辆卡迪拉克，能拥有一辆蓝绿色的多济也就心满意足。
希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桌上放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秘书不在，估计他是有意支开她，免得我尴尬。我乐于和这类聪明人交往，最忌讳与不识时务的笨蛋打交道。
希勒先生请我坐下，抽支雪茄烟，又再次问到我的健康等等情况，然后切入正题：“你看见那辆蓝色的多济了吗？车不错，保养得顶好，我可以廉价卖给你。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1950年出厂的福特牌。”我说。
“以旧换新吧，”希勒先生说，“用你那辆福特再加上500美元，你就可以把多济开走了。”
我不动声色，从钱包里取出500美元放在桌子上，说：“成交了！”
希勒先生脸上顿时略显不安，问：“你可以帮得上我儿子的忙，对吗？”他是在担心我不明白他的条件。
我对自己因为这笔小小的交易而产生强烈的快慰也感到吃惊，其实我出这500美元已净赚了1000美元，也知道完全可以把价格提高到只用福特换多济，但我不想那么贪婪，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侠义心肠，所做的不过是把富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卖给他们，应该货真价实。我没有把这笔交易当做是贿赂行为，希勒先生脸上的忧虑可以说就是见证，所以我面无表情，公事公办地告诉他：“你儿子将在一周内加入为期六个月的预备役部队。”
他的脸马上云开日出，充满欣喜和敬意地说：“我今晚就把过户文件搞好，把车牌的事办妥，你过一会儿就能把车开走了。”他探过身来和我握手，说：“我听过许多有关你的故事，人人都说你的好话。”
我当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心里不禁美滋滋的。作为一个老实的骗子，我的名声仍佳，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成功！
希勒先生趁职员在办理文件之际，有的放矢地和我聊天，他是要设法弄清在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全权处理呢还是必须再经过少校和上校。也许由于他那成功的商业头脑的本能吧，所以办任何事都很机灵和圆滑，也很周全。他首先夸我精明能干，善解人意，之后又问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他还担心那两名军官会在为他儿子主持入伍宣誓仪式时记起他的儿子是哪一位，我告诉他这确实有可能。
希勒忧郁地问：“难道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跳到了这么前吗？”
作为外行，他问得确实有道理。我心中暗笑他太过虑了，于是反问道：“难道我问过你关于多济的任何问题吗？”
希勒先生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没有。你熟悉自己的业务，我只是因为事关亲子，不想因自己所做的事给他带来麻烦罢了。”
我没有留意他的话，思想早飞回家去了。我想象着维丽看见蓝色的多济会有多高兴，她早就对那辆残破的福特厌倦了，何况蓝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我强迫自己的思路回到希勒先生的问题上，我记得他的儿子杰拉米留长发，穿三件头的西装，打领带，所以说：“叫杰拉米把头发理短，换上运动服后再来我的办公室，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了。”
希勒先生面露难色，说：“杰拉米不愿意这么干。”
“那就算了，我也不习惯强迫别人干那些他们不愿意干的事，这一切交给我来办就行。”我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好吧，”希勒先生赶紧说，“这一切就交给你去办吧。”
我开着新车回到家，维丽果然很高兴。我带她和孩子们去兜风，多济跑起来真是棒极了。我们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在原来的那辆旧式福特上可没有这份享受。我们还停车吃比萨饼，喝汽水……这些都是结婚以后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而尽量不去消受的东西。后来，我们把车开到了一家糖果店前，又买了冰淇淋和可口可乐，还为女儿买了洋娃娃，为两个儿子买了作战玩具，为维丽买了一盒高级巧克力。我今天的确够大方，花起钱来就像个王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来。孩子们上床后，维丽把我当成了刚给她一只大钻戒的阿加·堪，如痴如醉地和我耳鬓厮磨。
我还记得在出走维加斯之前的那些敲打字机的光阴，如今，我终于时来运转，再也不用为了温饱去加班加点干双份工了，而且在衣柜底部的旧手稿中还藏有两万美元。这源源不断的生意真能使我发家致富，除非这种黑市交易彻底曝光，或者世界上的大国停止花巨款扩充各自的军队。我生平第一次明白了那些权贵、将军以及工业界的巨子对战争的感觉——世界和平、裁减军队对我所构成的威胁就是让我再度沦为穷光蛋。我当然不希望爆发战争，只不过是出于切身的利益暗暗祈求美苏两国别那么友好，哪怕再僵持一段时间也比冷战结束强。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发财连自由主义都抛弃了，我忍不住一阵阵冷笑。
维丽的轻微的鼾声并不妨碍我的思绪，她要照料孩子和我，一大堆家务，真够她操心的，总是上床后就很快进入梦乡，奇怪的是比她更疲劳的我却常常三更半夜仍辗转难眠。过去，我往往会爬起来，躲到厨房里写小说，饿了就自己煮点东西吃，一直干到早上三四点才回到床上去。现在不写小说了，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模糊地感到也许我应该重新笔耕。毕竟有钱有时间了，但我始终没有动笔，如今的生活太多内容，太激动人心了，开车、交际、交易，甚至像花花公子一样开始在一些蠢事上花钱……
最成问题的是如何妥善存放那些现款，长期放在家里总不是万全之计。我想到求哥哥阿迪帮我把它们存入银行，他肯定不会拒绝我，但我开不了这个口——他是个从来没有为自己或妻子、孩子干过任何亏心事的完人，看到这么一大笔钱，准会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而我只能把真相告诉他，虽然他依然会帮我，却从此将对我另眼相看，这个我可受不了。有些事倘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后果就会不堪设想，找阿迪帮这个忙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有一种兄弟也是不能把钱托付给他的，那是因为他可能把钱吞掉，想到这里我突然记起了科里。科里一定知道存放这些钱的最佳方案，这是他的特长。等下次他来纽约的时候，我可得好好向他请教，以便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有预感，财源将会越来越势不可当地向我滚滚而来。
第二个星期，我轻而易举地把杰拉米安插进预备役部队，希勒先生为了表示谢意，邀请我到他的车行去，为我的那辆蓝绿色的多济更换四个全新的车轮子。我自然以为他的此举是出于感谢之心，因而对他真是感谢到了有点歉意的程度，却居然忘记了他是个精明强干的商人！
机械师给我更换新车轮时，希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又给了我一个新课题。
他先是和以往一样眉开眼笑地说了些让我听了非常舒服的话，诸如何等聪明可靠，和我打交道何等愉快称心等等，还说如果我将来不在政府部门供职时他会为我谋到一份好工作，云云。这些恭维话使我飘飘然，在生活中我很少得到表扬，大多数赞誉话都是来自阿迪，还有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书评者，现在我猜不透他到底准备说些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希勒先生终于转到正题上，“他有个儿子迫切要求参加预备役部队。”
“没问题，让那个小伙子来见我，别忘了叫他提你的名字。”
“麻烦的是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希勒先生眼也不眨地瞅着我说。
我耸耸肩说：“算他倒霉，告诉他的家人，两年后再和他团圆吧。”
希勒先生和颜悦色地说：“你肯定像你这么绝顶聪明的年轻人也想不出高招来帮他一把了吗？酬劳很高，他父亲是个重要的人物。”
“毫无办法，”我斩钉截铁地说，“军队的条令非常明确，任何人只要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就不能再参加预备役部队。华盛顿的那些人还不至于傻到连这也不清楚的程度，要不然谁都会等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参加预备役。”
希勒先生仍坚持道：“这个人想见见你，他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见我也没用，我帮不了他。”我说。
希勒先生向我的身边靠了靠，用一种近似恳求的口吻说：“看在我的份上，去见见这个人，行吗？”
我明白希勒先生的意思——即使我仅仅是去见见这个人，即使我不帮这个人的什么忙，只要我去了，在这个人的眼中希勒先生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大恩人了。那么，看在这四个全新的车轮的分上，我不妨花半小时去会会这个大阔佬。
“好吧！”我答应了他。
希勒先生立刻写了张纸条交给我，我看了一眼，名字是“埃里·汉姆希”，还有个电话号码。我记得这个名字，埃里·汉姆希是服装工业界的巨子，和工会有摩擦，与镇压暴动有牵连，同时又是市里面的一个光彩炫目的显赫人物，有政客为他撑腰，而且是慈善机构的顶梁柱，等等。既然他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还要找我来帮他的忙？我向希勒先生提出了这个疑问。
希勒先生解释道：“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他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是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在他们的身上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阿拉伯人的血统，这种混血使他们除了精明还练成了真正的杀手。他不想让儿子成为某个政客的人质来向他索取高价，说实话，向你求助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此外，我告诉他你是个好人，绝对忠厚，现在你是唯一能帮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对入伍通知书之类的事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类事情实在太敏感了，政客们躲都躲不及呢！”
我想起了那个到过我办公室的国会议员，他算是有胆量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前程已经快到终点了，所以他才毫不在乎。希勒先生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我。
“别误会，”他和我眼光相碰的时候赶紧说，“我也是犹太人。我只是提醒你和西班牙裔犹太人打交道时得提防着点，否则他们会占上风的。当你去见他们时，要动动脑子。”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起了当年做孤儿的情景，真是条可怜虫，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才不会在乎是否犹太人或黑人呢。
第二天，我打电话到埃里·汉姆希的办公室找他——我的这些顾客的父亲全像那些已婚男人搞婚外恋似的，只把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我，却要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以便有事时可以马上联系。我已在家里接到过不少这类的电话，引起了维丽的好奇心，只好又编造些赌博上的事或者杂志社谈工作之类的谎话来搪塞她。
汉姆希请我在午餐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设置在第七大街的一个服装中心的大楼里面，离军部大楼仅十分钟的路程。要我走过去也无所谓，特别是在春风中散散步还挺写意。
在服装中心，我不断给那些挂满了衣服的手推车让路，这些推车工人为了微薄的工资干重活还显得心满意足，而我只做些轻松的文读工作就拿数百美元仍怨天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他们为什么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去外面打家劫舍？如果他们受过教育，就完全可以和我一样去混钱而且不伤害他人。
在大楼里，接待人员带我穿过为即将到来的季节而设计布置的最新时装展览大厅，然后走过一扇污秽的门，进入了汉姆希的豪华办公套问。大楼的其他部分都肮脏得不堪入目，这个办公套间却整洁漂亮得不可思议。接待员把我转交给汉姆希的秘书，这是一位衣着考究，而且颇有气质的中年妇女，她把我领进了里问。
汉姆希先生身材高大。如果不是穿着一套裁剪合身的西装，配上昂贵的白衬衫和深红色的领带，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哥萨克人。他的面貌刚毅，表情忧郁，给人一种高尚和诚恳的印象。他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握住我的双手表示欢迎，并良久盯着我的眼睛。他离我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那头又深又密的白发。他很认真地说：“我的朋友讲得对，你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知道你会帮助我。”
“我真的帮不了你的忙，我愿意帮，但帮不了。”我回答他之后，又接着就像已经对希勒先生做过的解释那样，把入伍的规则条件详细地给他说明了一番。我的口气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冷淡，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坐在那里，阴阴沉沉地点着头，然后又似乎没听进我说过的话，用忧伤的声音说：“我那可怜的妻子的身体很差，儿子现在去参军无疑会要了她的命，她是为了他而活着的，别说是要他离开两年，一年也不得了。墨林先生，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如果你能帮这个忙，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
本来他是不可能说服我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编织的故事，不过他最后的那句话刺激了我——“我会使你今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只有皇帝才有足够的权力充满信心地对一个人说这种话，现在他竟敢这样许诺，当然靠的是能使鬼推磨的金钱！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说，“也许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不过，恐怕很难。”汉姆希先生又在不断地点头，表情依然非常忧郁地说：“我知道你会想出办法来，你的头脑很灵活，心地又很善良。”然后突然把话题一转，问：“你有孩子吗？”“有。”我答道。他又详细地向我打听孩子一共有多少个，年龄多大，什么性别，还问起我妻子的情况。此时的汉姆希不像在有求于我，倒像是个长辈在关心我的家庭。末了他还问清了我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等等，和其他客户的家长一样，说是以便必要时和我联系。
当我告别时，他亲自送我到电梯口。我觉得自己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明白了，该解释的也都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办法可以使他的儿子和兵役局脱钩。汉姆希说得对，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不愿意开空头支票来哄骗他和他妻子安心。我的头脑清醒，的确不可能为了拯救一个该服兵役的牺牲品而与兵役局搞僵关系。那小伙子已收到入伍通知书，再过一个月就得应征当兵，他母亲也只好单独地活下去。
第二天，维而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用激动得异乎寻常的声音告诉我：刚刚收到了“送货上门特别服务公司”送来的五大箱衣服，其中三个孩子的秋冬服装一应俱全，而且非常漂亮，还有一大箱是专门给她的，所有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买不起的昂贵的名牌货。“随货而来的一张卡片上写道：‘汉姆希送’。他是谁？”维丽惊喜地问，“墨林，这些衣服实在太美了！他为什么要送这些衣服给你？”
“我为他的公司写了一些小册子，稿费不多，所以他答应送些衣服给孩子们。我原以为只是送几件而已，真没想到……”我又在编谎话敷衍她了。
电话里继续传来她那惊喜若狂的欢呼：“他一定是个好人！五箱衣服的价钱肯定超过1000美元！”
“那太好了，我今晚回家再和你们谈这件事吧！”我匆匆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后，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跟弗兰克说了，还提到了希勒先生这位卡迪拉克汽车商。
弗兰克斜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已经上钩了，那家伙要你为他做的事，你打算如何去办妥呢？”
“真见鬼，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去见他！”我抱怨道。
“是希勒先生车行里的卡迪拉克促使你去的，”弗兰克冷笑道，“你也像那些——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拥有卡迪拉克，就算回非洲住茅棚也心甘情愿！”
我注意到了他话中的火药味，他差点说出“黑鬼”这个字眼。他是马上改口说“有色人种”的，不知道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带侮辱性的字眼呢，还是以为我听了会反感？
对于纽约贫民窟里的黑人酷爱卡迪拉克车的事，我始终弄不懂人们为什么要愤怒。是因为认准了他们买不起呢，还是因为反感他们借债买这些超出了实用价值的奢侈品？但有一点他说对了，的的确确是卡迪拉克促使我上钩的，我答应帮希勒的忙去见汉姆希的根源就在于我灵魂的深处确实曾有过开豪华车的念头。
晚上我回到家后，维丽和孩子们为我开了个时装表演会。她在电话里没有提到装衣服的那五个箱子的体积是多少，看完了他们的演出后，我才知道这五个装着给他们的每人十套衣服的硬纸箱有多么巨大。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维丽这么激动了，孩子们固然也很高兴，但他们在现有的年龄阶段还不太在乎衣服，连女儿也是如此。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这样一个闪念：如果走运遇上一个玩具制造商的儿子也因接到入伍通知书而需要我帮忙，那么最激动的就将是孩子们。
维丽接着提出了她不得不买新鞋子来配这些新衣服的要求，我让她等一段时间再说，为此我暗中记了备忘录：要特别留意有没有制鞋商的儿子申请服预备役。
使我为难的是倘若汉姆希先生送来的是普通质量的衣服，我会觉得他是在照顾我，会因为接受富人的施舍而感动不已，但是他现在送来的全是质地高档的精品，无论我怎样收受贿赂都不可能买得起的真材实料的时装。它们的价值在5000美元以上，而不是维丽以为的1000！我看了看附来的卡片，这是一张名片，上面印有汉姆希总裁以及他那间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没有手写的只字片句。汉姆希可真是够聪明的，不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说明这些东西是他送的，从而也就没有任何把柄可以指控他犯下了行贿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经考虑过把衣服全部退回给汉姆希先生，回家后看见维丽的那种欢喜劲我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天晚上我一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如何才能使汉姆希先生的儿子免去那两年的军旅之苦。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之前已做出了决定：这个人的忙我帮定了，但绝对不能在文件上留下记载，以免将来追踪到我的头上。做这件事不但要手段高超，而且做完后要消灭一切蛛丝马迹——收钱后把一个申请加入预备役部队的人从原来的名单顺序中抽出来插到前面去是一回事，帮一个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后的人摆脱现役部队的羁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找给汉姆希发出入伍通知的征兵委员会，那边接电话的是一个和我同级别的职员。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告诉他保尔·汉姆希早就在我编排的预备役名单上，我原打算在两周前征他入伍的，但把寄给他的通知书上的地址写错了，出了这样的事故全是我的过失，假如保尔·汉姆希的家人大吵大闹的话，我会很麻烦，也许连饭碗都难保，而且我心中充满了负罪感……云云。我问他征兵委员会能否撤销这份入伍通知书，这样我也就可以按原计划征他入预备役部队以开脱罪责，事后我会把正式表格寄到征兵委员会，证明保尔·汉姆希已经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在电话里，我按照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口气把这个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讲完，不流露一点点热心助人的语气，绝对不过是一个老实人在设法纠正自己的一个不该犯却犯下的错误而已。在电话里，我还暗示他如果他们肯帮我这个忙，我一定会投桃报李，以德报恩。
最后的这一招是我前一天晚上苦思冥想出来的。我估计征兵委员会的职员们也许接触过一些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也许这些年轻人会向他们提出过想改服预备役的要求，说不定他们帮一个青年满足要求的话，能拿到1000美元的报酬。
但征兵委员会的这位职员对我的暗示充耳不闻，我请他是大乐意助人了，根本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一口答应撤销那份入伍通知，还热情地保证说绝对没问题。我猛然醒悟到比我聪明的人早就在使用这一招，我这是在班门弄斧还自以为高明！
第二天，我从征兵委员会那里拿到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后，立刻打电话通知汉姆希先生送儿子到我的办公室来准备入伍。
整件事进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保尔·汉姆希在我的面前显得很羞涩、胆怯，说话的声音细如游丝。我派人为他主持了宣誓入伍仪式，暂时把他的文件保管好，直到他收到服预备役的通知为止。我又亲自为他把军需用品领了出来，直到他去服预备役时，他的机构里还没有一个人见到过他。我简直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式的人物。
我意识到如今此类行为已越来越白热化了，而且牵涉到的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原形毕露。当然我这个魔法师墨林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戴上星条帽开始瞒天过海，把自己的劣迹掩饰得天衣无缝。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藏在家里的现款处理好，同时还必须显示我有其他合法的收入以便于公开花钱。
我可以把钱存在维加斯的科里那里，但是如果他起异心想吞掉这笔钱或者他失踪了或死掉了，怎么办？为了使这些钱合法化，以前我曾考虑过别人提供的写书评和给杂志社编点什么的建议，只是出于作为小说家去写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太丢份的心理而拖延至今，没去动笔。现在已顾不得那么多，我必须尽快开始舞文弄墨，糊搞些东西出来掩人耳目。
弗兰克请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我答应了。他如今正春风得意，依然无忧无虑，自以为稳立世界的巅峰，最近在赌博中又总是赢钱，可谓是财源广进，所以对世事难料的金玉良言毫不入耳，还天真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常胜将军，认为贿赂他的款项只会源源不断，甚至以为这个世界的本身就充满了魔幻，适者生存，自己能巧妙地顺应潮流，当然就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大发横财。
第十二章
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我的代理人才为我安排了一次和《每日杂志》总编辑的会见。这是个一心要把美国淹没在消息海洋里的杂志社，每天在拼命地向读者兜售信息和假消息，桃色新闻和假新闻以及文化知识、通俗哲学等等东西。在美国，电影杂志、冒险丛书、体育月刊和有关钓鱼。打猎、喜剧之类的刊物是为蓝领工人们出版的，而出类拔萃的杂志则是那些倾向于专门介绍文学评论和先锋电影给学者们研读的刊物，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不同阶层的人们的餐前开胃品，都靠自由职业的作者们每天炮制出来，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杂志社每个月也要出版50万字以上的印刷品。
《每日杂志》社的人都好像疯疯癫癫的书呆子，没有归属感，然而他们却出版了利润可观的刊物，和他们截然相反的是我们这些联邦政府机构里的雇员，个个身心健全，人人都在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但是工作的效率却都低得难以置信。
我的代理人告诉我，哥哥阿迪向他提出要为我找份兼职的工作，恰巧该杂志的主编埃迪·兰舍是阿迪在密苏里大学时代的同学，阿迪已跟他打过招呼，请他关照我了，可是，兰舍在对我面试的头两分钟就已明白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份差使的料。这一点我心里也很清楚，我甚至连“一本杂志的背景”指的是什么都莫名其妙，真见鬼！奇怪的是兰舍没把这个当回事，他丝毫不在乎有没有工作经验之类的陈规。他要找的是那种多少有点精神分裂症的人，后来他告诉我，我正是在这方面得分最高。
埃迪·兰舍也是一位小说家，曾出版过一本小说，这是一本我一年前最喜欢看的小说。他告诉我他也看过我的小说，而且十分欣赏它，还说该小说在我得到这份职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埃迪·兰舍的布告栏上有一条从《早晨时代报》上剪下来的头条新闻：核战争给华尔街的灾难！他看见我在浏览那份剪报，就问我：“你能否写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人对该消息的忧虑？”
“没问题，”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马上就写了一个年轻的总经理在原子弹落下来后担心他的股票会大跌的故事。我没有嘲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没有暗示他的神经是否正常，全篇都是平铺直叙。如果你接受核战争很可能爆发这个前提，就会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信；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你就会认为这个人物滑稽可笑，是庸人自扰。
兰舍很欣赏这个短篇，说：“你是个为我们的杂志增加销售量的天才！我的设想就是要把它写得模棱两可，让笨蛋和聪明人都喜欢它，你写得真是绝了！”他停顿了好一会儿，又轻描淡写地添上一句：“你和你哥哥阿迪的差别太大了！”
我笑一笑说：“是的，我知道，其实你和他的差别不也很大吗？”
兰舍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是大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忠厚的一个。当他要我在对你面试的时候关照你时，我大吃一惊，这是我们认识多年来他首次要我帮忙。”
“他只是为了我才肯这么做的。”我不无内疚地说。
“他是我今生中所认识的最正直的人。”兰舍感慨万分地说。
我和兰舍都心照不宣的是：我们都是属于能够存活下来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都不是真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以要从事的写作为借口，招摇撞骗，大言不惭地活下去的骗子，其实所有宁屈不死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与众不同的充满说服力的借口。
我始料不及（兰舍则胸有成竹）的是我居然成了使杂志受欢迎的作者。我既会写迎合公众心理的惊险小说，又会写战争题材的英雄故事，还会为第一流的杂志写一些穿插着不太露骨的色情描写的爱情故事，我甚至会写些华而不实的用来哗众取宠的影评和一些严肃认真枯燥乏味的书评，然后又从另一个角度再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来引诱人们亲自去阅读这些“好作品”。
我写这些文章一律不署真名，这绝对不表示我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难为情。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些虽然都是杜撰出来的绣花枕头，然而毕竟是自己一字一句编造而成的东西。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值得自豪的技能了——在军队时不是个好士兵，在赌博中赢少输多，平日里没有业余爱好，更没有一技之长来防身，既不会修车，也不会种花，打字的速度不快，连收受贿赂也笨手笨脚……不错，我的确是一名作家，而且曾经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宗教，可惜这种创作生涯没有一丁点实用价值，于是我利用自己的创作大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编织假故事的大手笔，尤其是写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还能使我每个月平均赚到400美元左右，足以使我的一家人合法地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我怎么能不自鸣得意？此外，在杂志社的兼职还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如水到渠成一般，我又开始了第二部小说的写作。埃迪·兰舍也在着手写一本新书，我们把在杂志社上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谈论彼此的新小说，只是在议论够了之后才提提杂志上的文章。
我们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在我当了六个月的兼职作家之后，他提议我出任一本杂志的全职编辑，可是我不愿意放弃每个月能收受2000到3000美元贿赂的预备役工作。受贿的事已经持续了近两年，麻烦仍远远躲着，我的心理也逐渐变得和弗兰克的一样，开始相信这种事会永远保密，而且还像染上了毒瘾一般越来越爱好这种与做贼异曲同工的勾当的那些刺激和冲动。
我的生活已进入幸福的港湾，写作进展得顺利，工作也称心如意。每个星期天我都带维丽和孩子们到长岛去兜风，那里的住宅象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我们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式样。全家人都看中的那套住宅有四间卧室和两个洗手间，26000美元的房价一年付清，而且首期只要交百分之十。这回，必须再请埃迪·兰舍帮个小忙了。
我告诉他说：“我一直都很思念拉斯维加斯，很想写一篇有关它的文章。”
兰舍一口允诺说：“完全可以，任何时间都行，不过文章里一定要写些有关骗子的内容。”他为我安排了公费的机票和食宿等事宜，还和我一块儿讨论了故事选用的彩色插图。过去的半年里，我们经常商讨此类有趣的问题，每每乐不可支。这次研讨的结束和往常的一样，最终还是埃迪·兰舍设计出一个妙不可言的方案——一个美女穿着极暴露的艳服在跳扭动臀部的舞蹈，她的肚脐旁边滚动着幸运的11点红色骰子，封面还写上这样的字句：会给你带来好运的拉斯维加斯。
接下来，埃迪·兰舍却说当务之急是要我先去为他那杂志社的旗舰——《每日生活》采访美国大名鼎鼎的作家奥萨诺，然后再去维加斯写这篇设想中的文章。
埃迪·兰舍认为自己实在太崇拜这位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了，以至于竟然不敢亲自去采访他。
我是全杂志社中唯一不对奥萨诺有什么好印象的职员，而且总是觉得他并非人们所传颂的那么完美，同时我也不信任这类性格太过外向的作家——奥萨诺曾经成百次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当过坎城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由于带领示威游行队伍而遭到过逮捕，对他的朋友们新出版的每一部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大吹大擂……
另外，他是那种一步登天的作家，出版第一部小说时年仅25岁，而且一举成名。这个世家子弟获得过耶鲁大学的法律学位，却从来没有尝过艺术创作的艰辛，最使我反感的是我曾经把自己用心血铸成的第一部小说寄给他，冀求得到他几句美言，而他竟然否认收到过这部小说！
我去采访奥萨诺时，这位功成名遂的作家已经极少有作品交给编辑了，不过，他仍然可以预支到数目可观的稿费，仍然是文坛上威风八面的显赫人物，仍然在恐吓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文艺评论家。实际上这位号称全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所写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小说，他已经有整整十年写不出一本小说了。
据说，奥萨诺正在写他那本空前绝后的杰作，是一部长篇小说，一部自《战争与和平》问世后再次惊世骇俗的最伟大的小说！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做出了以上的预言，他本人更是认为受之无愧。一家出版社还给他预支了十万美元以上的稿费，事隔十年，他们还在翘首期待着这部小说稿的出现和梦想着支出去的钱会一本万利地涌回来。与此同时，他写些非小说类的热门话题。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这些文章比大多数人的小说还好，实际上他只须花几个月就把文章写出来并能收取丰厚的稿酬，只可惜销售量却越来越少。他已经开始让公众不耐烦了，所以他终于接受了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星期天书评》总编辑的职务。
在奥萨诺之前的那个总编辑在此位置上干了20年。此君出身于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读过多所一流的学院，获得过各种学位，具备多种证书。人长得很有风度，却嗜好男色，本来这并不伤大雅，只是年纪越老，色胆越大。在一个晴朗的大白天，他按捺不住，居然在办公室那堵用书堆成的高达天花板的墙壁后面，骑在一个打杂的小厮身上泄欲，偏偏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如果他骑的是一个著名的英国作家，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如果那些他用来当屏风的书已经被评论过，也许情况也不会这么糟糕，偏偏这些书积压在他的办公室里久久不见天日，从未到过他的读者群或自由职业书评家的手上，因此他不得不以名誉编辑的身份退休。
至于奥萨诺，人事部门知道他没有家庭的拖累，一直是个异性恋者，不至于出现他的前任所有过的尴尬。其实他何止绝不沾男色，他对异性的贪恋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高矮肥瘦，也不论老中青少，只要是女人，他都爱！一闻到女人身上分泌出来的味道，他就像瘾君子见到了海洛因一样激动不已。他和女人造爱时的投入程度比戒毒失败者重新吸毒时的狂放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奥萨诺的性欲一天得不到发泄，这一整天他就不得安宁，这时无论是口交还是手淫，他都会在所不辞。好在他没有展览自己性行为的心态，所以每次都把办公室的门锁得紧紧的。他的性伴侣中有的是书生气十足的小小女爵士迷，有的是坚信他是美国当代文坛上最伟大作家的女崇拜者，有的是急需要几本书来写评论以维持生计或维护自尊心的女作家……总之，他厚颜无耻地利用本身那如雷贯耳的名声和炙手可热的总编辑的地位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在认为自己是全美国最有潜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似疯狂的自我陶醉。过去的三年里，他在文学界朋友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的运动，因而也乘机经常得意洋洋地向女士们炫耀那些登载在有档次的季刊上的鼓吹他应该获得此奖的文章，还恬不知耻地宣扬那些和他造爱的知识女性就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
奥萨诺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地方是对自己的外貌没有多少信心，知道那歪斜的脸骨配上泛着鱼肚白的绿眼睛，无论怎样装腔作势都缺乏起码的魅力，于是他很舍得花钱来包装，终日衣冠楚楚。他还很聪明地扬长避短，运用自己那充沛过人的精力来装扮成风流潇洒的样子，事实上他名声噪起的很大成因不是来源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而是来源于他的能耐——急才擅令，反应敏锐，智慧超卓等等，这些不但能吸引女人，也能吸引男人。
在为他发狂的妇女中，有聪明伶俐的女大学生，有知书识礼的夫人，还有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成员。这些女权主义者事后经常在狠狠地咒骂了他之后再设法让他落入圈套并对他讹诈。她们宣称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们就是用这种伎俩来对付女人的，如今她们也要用之以战胜眼前的这个男人！而他所采取的对付她们的办法就是在作品中直截了当地和妇女对话。
我从来不喜欢他的作品，于是估计自己也不可能喜欢他这个人。物似主人形嘛，除非那些耳闻目睹的事实能证明该作者与其文章截然两样。
还好，在奥萨诺的笔下毕竟还有富于同情心的医生，勤奋好学的教师，诚实认真的律师，理想主义的政客，高尚纯洁的妇女，深明哲理的作家，富于正义感的演员等等，所以尽管他在写作时使用泼妇骂街式的架势，他的作品中又充斥着使人反胃的恶意，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奥萨诺还是一个可以相处的人，听他讲话，包括听他不知羞耻地吹嘘自己的写作也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
他把自己当总编辑的书评社搞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手下有两名秘书，20多个负责阅读的职员，另外还聘请了许多兼职的自由职业批评家——从著名作家到挨饿的诗人，从不得志的小说家到德高望重的教授等等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应有尽有。他既利用他们又看不起他们。
奥萨诺像个疯子一般地操纵着这个书评社，他知道作家们对《星期天评论》的扉页极其重视，就在向全国出版书评时订下了这么一条规矩：第一页必须刊登关于拿破仑或凯瑟琳二世传记之类的文章，而且一定要由有影响力的大学教授撰着。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憎恨大多数的小说家，嫉妒他们，他还憎恨出版这些小说的出版商。经他如此编辑的书或书评都让人无法忍受，这样就正中了他的下怀，达到了他激怒每一个人的目的。
我第一次见到奥萨诺时就发觉虽然关于他的流言蜚语确实是空穴来风，然而文学界的同仁对他的评价也并非都是人云亦云，还有他自己树立的公众形象更是名下无虚。在我的心目中，他以前的那个猥劣可耻的丑恶形象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自然艺术风格的伟大的作家，社会上对他的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美誉他也都受之无愧。
我在奥萨诺那间位于汉姆浦顿的别墅里采访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像个老苏丹王那样蛰居在这里。当时他已年过半百，穿着一条蓝色的网球长裤，上身是一件为了遮掩他那高高凸起的啤酒肚而专门设计的也是蓝色的网球衫。脸部皮肤相当粗糙，作为一个下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得主，这张脸正合适。虽然长着一双邪恶的绿眼睛，一见面他还是能给人一个不错的印象，今天他就表现得很友善。身为掌握着全国最权威杂志《星期天文学评论》权柄的头头，每期书评出版的前后，都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去舔他的屁股以示忠诚。他早已习惯了人们的阿谀奉承，怎么能猜到今天的来者不善？又怎么会理解我这个失败的作家出版了一本失败的小说，第二本作品看来问世还遥遥无期，只能怀有仍然在失败中踯躅的潦倒文人的心态？相比之下，他写了一部几乎是伟大的小说后就能够一本万利地伟大下去，我的心理怎么可能平衡？如果《每日生活》杂志社允许的话，我早就向世人揭露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了。
两年前我已写好了那篇讨伐奥萨诺的檄文，句句击中他的要害，遗憾的是埃迪·兰舍不肯把它刊登出来公诸社会。当时他们正在谋求奥萨诺写一篇事关紧要的政治故事，不敢得罪他，结果害得我花在写这篇文章上的整整一天的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做梦都没有想到两年后奥萨诺打电话给我，聘请我在他新创办的一本大型文学评论杂志当助手，原来他不知从哪个渠道看过我那篇杂志社不肯刊登的文章，对我记忆犹新，还说喜欢这篇文章的内容，说我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是他那些最自命不凡的作品的知音，云云。
采访他的第一天，我们坐在他那间别墅的花园里，一边看他的孩子们打网球，一边聊天。四次失败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六个子女，这时他还未结后来的第五次、第六次和最后即第七次婚。我不能不承认他真心实意地疼爱他的孩子们，在他的身边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那种浓浓的舔犊深情。他跟孩子们在一块从心底里快活，也许他本人就是一个老顽童。
他在作品里，总是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始终如一的左翼作家的姿态，实际上他却可能是一个德克萨斯沙文主义者。我想方设法把话题集中在妇女的问题上，好让他畅谈自己对女人、妇女解放运动和性的见解。他讲这类东西简直驾轻就熟，所以口若悬河，妙趣横生，而且不乏惊人之语。他先从爱情谈起，告诉我每当他爱上一名女子时，就不再嫉妒妻子。他摆出一副大作家兼思想家的面孔对我说：“男人们的嫉妒心再泛滥，每次的覆盖率都不应该超过一个女人——除非他是一个波多黎各人。”他拥有无可挑剔的激进证明，所以觉得自己有权开波多黎各人的玩笑。
孩子们在网球场上由发生纠纷而打起架来的吵闹声中断了我们的交谈，女管家跳出来对着他们大吼大叫，态度粗暴霸道，显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势，又仿佛是一个母亲在向子女们发号施令。她的年龄和奥萨诺相仿，保养得很好，风韵犹存。这么有恃无恐的管家在世间实在少见。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当她平息了风波后，临走回屋之前朝我们两人轻蔑地扫了一眼，更让人疑惑这个家里的主仆是否易位。
我重提话头，奥萨诺开始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议论有关女人的问题。当一个男人不是对某一个特别的女士入迷时，采取这种态度是明智的，尤其是作为除了海明威以外被绯闻困扰得最多的名作家，合时宜地发表一些权威性的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
“小伙子，你听着，”他用谆谆告诫的语气向我说道，“爱情就像你在圣诞节或者童年时代得到的礼物，例如一辆小小的红色玩具车。在你对它爱不释手时，你感到无比幸福，但是迟早这辆车的轮子会脱掉，红漆会剥落，这时你就会把它遗忘在某个角落里了。堕入爱河是甜蜜的，但在爱河里畅游忘返却是一场灾难。”我得体地带着让他满意的尊敬平静地问：“你认为那些自以为和男人的思维能力完全相当的女人也有同感吗？”他那双绿色的眼珠滴溜溜地一转，瞥了我一眼，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却丝毫没有生气。我不禁在心里赞叹这位大人物能拥有如此坦荡的襟怀。他继续侃侃而谈：
“女权主义者以为我们男人有力量控制着她们的命运，这种思维方式和某些人以为在性问题上女人比男人纯洁的想法一样愚蠢。女人除了羞于启齿，也和男人一样可以和别人随时随地造爱，但是女权主义者却瞎扯什么一部分有权有势的男人在随心所欲地糟蹋女人，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男人，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是人！女人应该取代的是这些家伙的地位而不是他们的行为，女权主义者不明白，女人必须经过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目的，靠她们现在的那些胡搅蛮缠就只会更作贱自己！”
我又插入一句话问：“你就是‘这些家伙’中的一员？”
奥萨诺不动声色地说：“不错，用比喻的方式说，我必须搏杀。女人想得到也应该让她们得到只是男人才有的东西，那就是许多危险的、劳累的、肮脏的、男人不愿意干又非干不可的工作。我完全拥护男女平等，如果真的有平等的那一天，我就可以杀了那些臭婆娘了。听着，我现在得给四个健康的、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人支付巨额离婚扶养费，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们和男人不平等！”
“你和女人的风流艳史几乎跟你所写的书一样出名，你是如何处理和女人的关系的？”我继续单刀直入。
奥萨诺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也毫不掩饰地问：“你怎么净提这类问题？难道对我如何写作就不感兴趣？”
我对答如流：“关于你写作的问题看你的书就一目了然了。”
他耐人寻味地久久注视着我，然后才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千万别对一个女人太好了，女人喜欢和酒鬼、赌棍、拉皮条的以及性虐待狂厮混在一块，她们不能忍受一个好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她们会因此感到无聊，她们认为平常人的幸福生活太枯燥乏味了！”
“你相信一个人对爱情应该专一吗？”我忍不住又打断了他的话头。
“我当然相信啦！听着，恋爱就意味着把对方变成自己生活的中心。当这种情况不再存在时，爱情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者是变成了更好的、更实际的东西，或者就是成了谁都不乐意看见的什么。爱情基本上是男女之间不公平、不稳定、类似偏执狂的关系。男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比女人更糟糕。”
我们的话题忽然转到了直升飞机上去。他认为过20年人人都将拥有自己的直升飞机。那时候的汽车就自然会被逐步淘汰出时代的舞台，就如同当年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问连女人都能掌握自如后，火车的生意使一落千丈那样。想达到这一目标只需进行一些技术改革就行了，届时，女人将驾驶着飞机满天飘……显而易见，由于在这个特别的早晨，我们总是把话题缠绕在妇女问题上，从而偏离了不到片刻就又扯回到了这方面上来。
“现代青年选择方式方法精明过人。他们会甜甜蜜蜜大大方方地告诉自己的女人，说她拥有和谁造爱都可以的自由，他全不计较，还会一如既往地爱她等等。这些都是哄人的脏话，天底下任何一个男人都极其鄙视水性杨花的女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造爱！”
我对他的这番话颇费猜疑：伟大的奥萨诺，美国当代作家的精英，特别受妇女钟爱的，思想最最开明的奥萨诺，今天到底是我弄错了他的意思，还是他本身在这方面就是个保守迂腐的糊涂虫？
我突然看见他的女管家在附近打了他一个孩子的耳光，于是情不自禁地嘲讽他说：“你给了你的女管家好大的权力啊！”
他的头脑灵活，思路敏捷，一下子就猜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也许是为了刺激我一下以作为对我今天那些尖酸刻薄言论的回报吧，他终于和盘托出了这个女管家的底细。
“她曾经是我的一个妻子，”他神情淡漠，若无其事地说，“是我三个大孩子的母亲。”
当看到我的脸部表情时，他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不，现在我不和她过性生活了，作为主仆关系，我们相处得非常和睦，我付给她高薪，但不给她扶养费。她是我独一无二的得不到扶养费的前妻……”
很明显，他在期待着我接下去向他打听个中的原因，我也的确问了。
“在我出版了第一本书，开始名利双收之时，她也就跟着开始忘乎所以了。先是妒忌我的成功和受到世人瞩目，接着是不甘寂寞地去寻求别人的注意，于是某个年轻人，我作品的一个崇拜者就乘虚而入，刻意追求她。那时的她虽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比他大五岁，但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性感女郎依然光彩照人。既然她上了钩真正地爱上了他，那也就只好由她去，我只恼怒她居然没有意识到那人和她通奸的目的是让伟大的奥萨诺难堪！她要求离婚并得到那本书出版收入的一半，我答应了。她还提出要孩子，我怎么能宽容到让我的孩子和她爱上的那条小爬虫在一块生活？我很了解那个不负责任的家伙看中的仅仅是她的金钱和姿色，因而对她说，她和小爬虫结婚后才能够得到孩子。之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跟她尽情淫乐，挥霍无度。终于，钱花完了，他也就不辞而别了。她已经失去了抚养孩子们的资格，却还有脸回来要他们。她抛弃了孩子们整整两年时间，回来后倒敢大哭大闹说没有了他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让她当了管家。”
我冷冷地说：“这也许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糟糕的故事。”
他那吃惊的绿眼睛闪了好一会儿才微微笑着，饶有风趣地说：“我猜这件事看起来也的确糟透了，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或许会觉得没那么糟——我喜欢孩子们生活在我的身边，为什么做父亲的总是得不到孩子们的监护权？这究竟是哪朝哪代定下来的破规矩？你知不知道被这该死的规矩摆布后的男人是没有办法恢复元气的？为什么妻子对婚姻感到厌倦了，丈夫就得失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不能说一个不字！这算什么规矩？这是地地道道的阉割！好在我也并非等闲之辈，所以能在这场决斗中既保住了孩子们又马上结了婚。当第二任妻子忘了前面的教训，也开始惹麻烦时，我也同样成功地摆脱了她。”
我把身体向他倾斜过去，小声地问：“她生的那些孩子怎么想的呢？自己的亲生母亲当管家，在同父异母的弟妹面前不感到难堪吗？”
他那绿眼睛又闪了好一会儿，然后慈爱地说：“这没有什么，我从不难为她，她只不过是代替几个前妻来充当管家的角色，否则她更像一名自由自在的家庭职业女教师。她有自己的住宅，我就是她的房东。我曾经考虑过给她更多一些钱，考虑过给她买套房子让她独立持家，可惜她和她们几个一路货色，一有钱就昏了头，又会重操故伎，骄奢淫逸。如果她仅仅是自己造孽也就罢了，最讨厌的是又会给我增添新的麻烦，我实在赔不起这份时间和精力，需要专心致志地写作。是她自己逼得我要通过金钱来控制她的，这么一来她倒是过得顶安分守己，因为她心里明白，如果她胆敢出格的话，她就得离开这个家出去自食其力，为生活苦苦挣扎了。这办法还真灵，女人就是要不名一文才肯循规蹈矩。”
我靠在椅背上，跷起二郎腿，微笑着问他：“你是个歧视女人的人？”
“假如有天时地利人和，你认为女人能和男人平等吗？”
“不，绝对不可能！”奥萨诺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说，“她们忘不了自己比男人的衰老速度快得多，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还能吸引众多年轻的女人，而一个50多岁的女人却很难得到年轻男人的青睐。想男女平等？那就等到她们得以操纵人类的生杀大权之后，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男人到了40或50岁就必须做整容手术，使他们显得和她们一样老态龙钟，或者可能把事情扯平——这就是民主的运作方式，同时也是一个愚蠢的观念。听着，女人得到的已经不少了，她们不应该再抱怨什么了！”
这天的奥萨诺对女人可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个月后，我从一份晨报上发现他第五次结婚的消息，新娘是某剧院的一个年龄比他小一半的女演员，这就是美国文坛一代巨匠的言行！当时，谁都不可能预测有朝一日我会为他效劳，而且一直和他呆在一起直到他死去。他死时是个不再受婚姻束缚的单身汉，正在痴情地眷恋着一个女子并着迷地钟情着其他女人。
采访的那天，尽管他一直在唇枪舌剑地诛伐女人，我还是听得出他对女色的疯狂贪恋。这就是他的致命弱点，他对此也心中有数，也恨自己本性难移。
第十三章
我终于获准到拉斯维加斯去采访并完成那篇有关赌博的文章了，这是自从佐顿赢了40万美元之后吞枪自杀，事隔三年多后，我第一次重返赌城。
三年来，科里一直和我保持联系。他每个月都给我打几次电话，每年圣诞节都给我和我的妻子及孩子寄礼物。这些礼物全是桑那都酒店礼品部常进的货，我一目了然，而且知道准是他象征性地给一点钱甚至免费弄来的，这个神算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每年都给我们寄札物，单是这份心意就已经够难能可贵。我早就给维丽介绍过科里，可是从来没有提到过佐顿。
我知道科里在酒店谋到了一个好职位。他本人没有说，我是听到他的秘书接电话时尊称他为“总裁助理”才知道的。我猜不出他用的什么办法，竟然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捞到如此的肥缺！他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和腔调都变了，变得低沉、浑厚、有力，语气也显得更加热情和真诚，而且很有礼貌，就好像同一个演员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电话里，他大多数时间是和我闲聊天，讲一些住在酒店里的特大赢家及输家的趣闻佚事，却从来闭口不谈自己。每次通电话我们都会提到佐顿，一般总是在谈话即将结束时才讲起他的，所以一讲到佐顿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通话要结束了，这已成了我们之间的惯例。
我订的是周末的机票，这样我只需要向民政局请一天假就行了。我已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到了警察追查贪污受贿事件的那一天，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就可以帮我把到拉斯维加斯的真正目的掩盖起来。
我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维丽为我打点行装时，孩子们已经睡了。她一边收拾皮箱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上帝，上次你走时太可怕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我当时不得不离开一下，”我说，“当时的情况实在太糟了。”
“现在一切都已改变了。”维丽喜气洋洋地说，“三年前我们穷得叮当响，实在揭不开锅时，我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去向我父亲伸手要钱，还要担心迟早被你发现，而你对我的态度又让我害怕你不再爱我了。真没想到，那次旅行居然改变了一切，你和走之前简直判若两人，不再对我随意发火，对孩子们也耐心多了，你还谋到了杂志社的工作。”
我怜爱地看着她，笑笑说：“别忘了，我是赢了钱回来的，赢了好几千块钱呢。如果当时输了钱回来，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维丽把皮箱关上，说道：“不，你彻底变了，变得精神焕发，和我及孩子们在一块时也更快乐了。”
“只是我总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我轻轻地说。
“可不是！跟维加斯那些漂亮的妓女混在一起，把魂给弄丢了。”她不无醋意地嘲弄着，我笑一笑，说：“她们要价太高，我还要留着钱来赌博呢！”
这些都是在严肃基础上的说笑而已，如果我把在维加斯从来没有注意过一个女人的事实告诉她，她准不相信，但她一定会相信这其中的原因——我早已对自己是个不争气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甚至无法让家人过上舒心日子而深感内疚，所以我绝对不能以对她不忠实来再增添自己的罪孽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性生活十分和谐，称心如意，她是我梦寐以求的性伴侣，我也自信能完全满足她，我对其他女人真的不屑一顾。
“今晚你还准备干点工作吗？”她悄悄地问我。我知道她其实是在问我们是否先造爱，以便她可以做好准备。以往每次造爱后，我通常会写一会儿东西，她则会睡得很深沉，动也不动地一觉到天亮。
“是的，我要干会儿活，我一想到明天的旅行就兴奋得睡不着觉。”
将近半夜了，她还到厨房里为我煮了一壶咖啡和弄了些三明治。我一般会写到凌晨三四点，然后睡一会儿，即使这样我早上还是比她醒得早。我觉得最令作家头痛的事莫过于失眠了，越是写作进行得顺利就越是睡不着，躺在床上，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小说中的人物在脑海中不断地活灵活现。这些人物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与他们一起喜怒哀乐，全然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以及躺在身边的妻子，但今晚我不上床却有一些非文学性的不可告人的因素——我要在维丽睡着后把受贿得来的几万块钱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
我先从卧室壁柜最深的角落里找出我那件躺在这里已经三年的维加斯赢家外套。从赌城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没有碰过这件外套，现在看上去虽然它原来那鲜艳的颜色已褪掉不少，但还是相当漂亮的。我穿上它走到厨房，维丽一看见就皱起了眉头说：“墨林，别穿这件外套了吧！”
“这可是我的幸运外套啊，”我笑着说，“另外，穿着它坐飞机既方便又舒服。”我知道她从一开始就嫌弃这件外套，但在没征得我的同意之前不敢把它扔掉，所以故意将它深藏在壁柜的角落里，好让我看不见，也就不会想起穿它。现在她不知道这件外套可是要派上大用场的。
“你这么迷信！”维丽叹了口气。
她错了，即使我自认为是魔法师也极少迷信，何况这回的真实意图并非如此简单！
维丽和我吻别独自上床后，我喝了杯咖啡，看了一会儿从卧房的书桌上拿过来的手稿，干了一小时的编辑工作，然后往卧室瞧了一眼，看见维丽已经睡熟了。我走过去轻轻地吻了吻她，她毫无反应。我一向都非常喜欢她临睡前给我的亲吻，那种朴实无华的充满妻子责任感的亲吻仿佛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那些孤独和奸诈完全隔离开来。我也经常在凌晨时分无法入睡时轻轻吻熟睡中的维丽的双唇，希望她能醒过来和我造爱，使我不再感到那么寂寞，但是这一次我给她的是犹大式的一吻，感情成了陪衬，真正的目的是想拿准当我把藏着的钱取出来时她不会醒过来。
我悄悄关紧了卧室的门，然后在客厅的壁柜里把装着我那第一部小说手稿的大箱子拿出来。这些手稿包括了全部的原稿和整本用复写纸印出来的样稿，纸张多得无法统计。这本小说花了我足足五年的心血，我原以为这成千上万的稿纸会使我名利双收，受人尊敬，结果却是仅仅挣了3000美元，的确贻笑大方。我在稿纸的深处掏下去，摸到一个较大的用绳子扎紧的硬纸夫后，就把它取了出来，拿到厨房里，一面呷咖啡，一面把钱点清楚——共有四万多美元。眼下，我对收受别人的贿赂已经习以为常，而且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专盯可靠的富翁们的腰包，因此这类股款也就来得更快更隐蔽。我把大约7000美元左右的20元面额的钞票留在硬纸夹里，再把33000美元百元面额的钞票分别放在五个长信封中，然后把这些装满了钞票的信封塞进维加斯赢家外套的各个大口袋里，拉上了口袋的拉链，最后把外套挂在椅背上。
明天早上维丽和我拥抱道别时，她一定会感觉到口袋里有些鼓鼓囊囊硬邦邦的东西，我就告诉她那是我准备带到维加斯去写文章的笔记本。
第十四章
飞机准时在拉斯维加斯那个小小的机场上着陆，科里早已等候在机场出口处的玻璃大门旁了。我下机后要步行到出口处，只见机场正在扩建，旁边连接成片的大楼建筑物也已初具规模。赌城正在迅速发展，科里也在大展鸿图。
他变了，变得高了些，也更瘦了点，衣着光鲜考究，头发光泽照人。他拥抱着我说我没有变，看见我对此话莫名其妙，才笑着说是指我还穿着维加斯赢家外套，并叫我以后不要再穿它。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带有酒吧的大套间，客厅的桌子上还摆有酒和鲜花。“你一定发大财了！”我对他说。
“我干得很顺心，而且已戒了赌。你知道吗，我在赌场的身份也和以前不同了。”科里边说边帮我放好行李。
“可不是！”我说。我对科里感到陌生了，他和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科里宛然两人。我开始有点犹豫能否仍信任他并按原计划行事——一个人分别三日就要刮目相看，三年的光阴足以把一个人改变得面目全非，再说，我们以前相处的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啊！
当我们坐下来为庆贺重逢喝一杯时，科里诚恳地对我说：“小伙子，我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你有没有想起佐顿？”
“我一直在怀念他！”我点点头说。
“可怜的佐顿，”科里认真地说，“他赢了40万美元才死去，是他的死使我彻底戒了赌。你知道吗，自从戒赌后，我交上了鸿运！如果我手中的牌玩得好的话，我最终一定能成为这间酒店的头号人物！”
“吹牛皮！郭鲁尼伏特呢？”我对他的话确实半信半疑。
科里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我是他的头号助手，他在许多方面都非常信任我，就像我非常信任你一样。我们刚才谈的那件事我不妨说给你听：我需要聘请一名助手，任何时候你如果想把家搬到维加斯来，我都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很好的工作。”“谢谢你！”我很感动地说。我了解他不是一个轻易把别人放在心上的好汉，不知道为什么却对我如此厚爱。我喝了一口酒，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打算改行，我这次来是为了请你帮另外一个忙的。如果你帮不了我，我也能理解，只请你直话直说。什么答案都无所谓，反正我们至少能够在一起呆上几天，能够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
“不管要我帮什么忙，我都答应你！”科里豪气十足地许诺道。
我笑着阻止他说：“等你听完了以后再表态吧！”
科里听了我的这句话后似乎有点不高兴，过了一会儿才哼了几声：“我可不在乎是什么忙，只要能办得到，就一定帮！”
接下来，我就把贪污受贿的概况以及我现在共有33000美元赃款放在维加斯赢家外套口袋里，必须尽快收藏起来以免将来万一受贿之事曝光后被动等等，全盘托出给他。科里一直注视着我的脸，异常认真地听我把话说完，末了他笑逐颜开。
“你笑什么？”我实在大惑不解。
科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半天才喘过气来：“你好像一个杀人犯在向牧师忏悔似的，其实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这么干。不过，我百思不得其解，像你这么个正人君子如何开口向别人索取贿赂？”
我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烫，赶紧辩解道：“我从来没有向这些人开口要钱，全是他们来求我，在我帮他们把事情办成以后，他们才按原先答应的数目付给我钱。我从来没有先收钱后办事，而且他们完全可以赖账，我并不在乎。”我对他眨眨眼，自嘲道：“我只不过是个小骗子，还算不上骗术高手吧！”
“小小毛贼而已，连骗子都称不上。”科里故意装出满脸的轻蔑相，“首先，我认为你太过自扰了。听起来，这种情况完全可能长期进行下去，即使有朝一日露了馅，对于你来说，最糟糕的结局也不外是失去工作和得到一个缓刑的判决。你也有说得对的地方，你是得找个合适的角落把钱藏起来，那些联邦调查局的鹰犬的鼻子可灵敏了，一旦让他们嗅到钱味，非一分不留地全部刮走不可！”
我对他这番话的前半部分最感兴趣。因为我顶担心的就是我可能坐牢而维丽和孩子们得自己活下去。我不想让她担惊受怕，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瞒着她的原因，更何况我不想让她小看我，我在她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纯洁高尚的艺术家。
我问科里：“你根据什么认为我的受贿罪即使被揭露出来也不会坐牢呢？”
“这只不过是白领阶层所犯的轻罪，”科里显得极有把握，“你既没有去抢劫银行，又没有开枪杀人或者强奸妇女，你只不过是从那些想钻点空子以减少服兵役期限的年轻人的手中收取一点点小费罢了，这算什么大不了的罪过？上帝啊，竟然有人肯花钱要求入伍！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天下奇闻，没有人会相信，整个陪审团都会笑掉大牙！”
“可不是，我也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我也笑着摇了摇头。
科里突然摆出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问：“说说你现在需要我干点什么？说定了，万一联邦调查局追查你，你千万要立刻给我打电话，我会设法把你弄出来，好吗？”他友爱地看着我。
我感激地点点头，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先将现款分开多次在多家赌场兑换成筹码，大概每次1000美元左右，然后在各赌场都下小注，象征性地赌一赌，最后把钱以赌资的名义存在赌场的金库里。联邦调查局的人怎么都不会想到要上赌场来了解我的经济情况，而且我把现金收据存在科里那儿，需要用钱时再来取。
科里一屁股坐到我的沙发扶手上，调侃道：“为什么不把钱直接交给我保管？莫非你还信不过我？”
我知道他这是在故意开玩笑，但仍然颇认真地回答他：“我也曾经考虑过这么办，可是万一你出了事怎么办？例如飞机失事之类的天灾人祸，或者你重操旧业——又赌起来，那怎么办？我现在信任你，只是我怎么能肯定你明天或明年不会变得疯狂呢？”
科里赞许地颔首微笑，又问我：“那么你哥哥阿迪呢？你和他休戚相关，他就不能为你保管这笔钱吗？”
“我无颜请他帮这个忙。”
科里又点点头，说：“是的，我认为你也不能。他太诚实了，对吗？”
“对。”我不想在自己的感受方面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就把话题转回到计划上去：“我的打算还有什么错漏之处？你认为它行得通吗？”
科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计划不错。”他挺内行地肯定道，“但是你没必要把钱分开存在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里，那样做反而令人生疑，特别是如果钱在赌场里存放的时间太长，更惹人猜疑。一般人都只是把钱存在赌场的金库里直到他们的钱赌光为止，最久也只是到他们离开维加斯为止。你应该先在各个赌场买筹码，然后回到桑那都兑换成现款再全部存入到我们赌场的金库。每个赌场都分三四次兑换几千美元现钞，然后再存入我们的金库并拿回收据，直到你所有的现金存进我们的金库里，如果哪一天联邦调查局的人真的写信到酒店来查询，信肯定寄到我手上，我自然就会掩护你。”
我不禁担心地问：“这样一来不就连你也被卷入是非了吗？”
“你放心，这种事我一直在办，”科里不屑地扬一扬手，“国家税务局经常向我们调查有关人员具体输了多少钱，我就把旧资料寄给他们。他们不可能识破我的手法，我早就提防着了。凡是对他们有用的资料都在第一时间里清理掉了。”
“天啊，我可不想让我的资料从金库记录中销掉，那样的话我就无法凭收据取钱了！”这回我是在为自己担心。
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墨林，你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受贿者，联邦调查局才不肯花一大笔钱派一群探员来调查你呢！他们最多只是寄封信或传票来，我估计甚至连这些也不会有。也许他们会从另外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你花的钱超过了你的合法收入，你可以推说是你赌博赢来的，他们根本无法证明钱不是这样赢得的。”
“但是我也无法证明这钱是我赌博赢来的呀！”
“你当然可以证明了。我会给你做证，还会叫骰子赌档的老板和雇员一起来证明你是在赌骰子时赢了大钱，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钱的来源问题。现在要考虑的倒是把赌场金库的收据藏在哪里的事情。”
我们两人都想了好一会儿，最后由科里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他问我有没有律师，我告诉他我没有，但哥哥阿迪有一个当律师的朋友。
“那你就立下遗嘱，”他说，“在遗嘱里写明你在这家酒店存有33000美元留给你的妻子。噢，对了！不必麻烦你哥哥的律师了，我可以在维加斯给你请一位信得过的律师，这个律师会把你那份遗嘱的副本合法地封入一个专门的信封寄给阿迪，而且另外寄一封信给他，请他不要打开装副本的那个信封，这样他就不会知道内容了。你回去后，只需要求他别打开那个信封，替你保存好它，这样做既不会给阿迪带来任何麻烦，他也不会知道内幕，不过，你得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让他保管你的遗嘱。”
“阿迪不会问我为什么的。我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问为什么。”我在这点上可以说十拿九稳。
科里很羡慕地说：“他可真是你的好哥哥！还有那些用筹码兑换的单据怎么办？要是你在银行租个保险箱，联邦调查局的人一下子就会给翻出来。你还是像你以前把现金埋在手稿堆里那样把它们藏在那里吧，即使他们有搜查证，也不会注意到那些纸条的。”
“我可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为这些单据担忧？还有，如果丢失了，怎么办？”我连连摇头。
科里装着没有听懂我的暗示，很认真地向我解释到：“我们会存档记录的，当你来取钱时，我们就让你在一张收据上签名，证明你丢失了这些单据，也就是说你来取款时，仅需签个名就行。”
他完全明白我刚才那句话意味着我很可能私下里把单据撕毁，从而他也就心中有数，不能把赌场欠我钱的记录随意搞乱了。我这样做当然也意味着并不是百分百地信任他，但是他二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中肯的答复！
商量好全盘方案后，科里兴高采烈地说：“我今晚已订了一席酒宴给你接风，并请了几位朋友作伴，包括演出队的两名漂亮女郎。”
“我可不要女人！”我一口拒绝了他。
科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惊小怪地叫道：“天啊！次次都和太太造爱，你就不腻？这么多年了啊！”
“不，我不腻！”我的态度坚定不移。
科里瞪着好奇的眼睛问：“你以为你可以永远对她忠实吗？”
我微笑着说：“我认为可以。”
科里摇了摇头，感慨万分地说：“那你就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魔法师墨林了！”
“是的，那就是我！”我得意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整整一桌酒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饭后科里陪我到拉斯维加斯所有的赌场去兑换筹码，每次1000美元。这回维加斯赢家外套可真派上大用场了，亏得设计师在上面缝了这么多的大口袋，多少筹码都装得下。我们在不同的赌场都和赌档老板或赌场经理以及演出队的女演员喝上两杯。他们全敬科里为贵宾，都有关于维加斯的趣闻可以说给我们听。回到桑那都大酒店，我在出纳的柜台上把筹码推过去，取回一张15000美元的收据，小心地把它夹在钱包里。整个晚上科里一直陪着我，我一分钱都没有赌过。
“我想小赌一会儿。”我眼睛看着赌场对科里说。
科里狡黠地笑着说：“手痒了吧？如果你输了500美元还不勒马，我就把你的手臂打断！”
在骰子赌档，我掏出500美元的钞票换成了筹码，下了五美元的赌注，而且赌一切号码……我又回到了三年前那种赌的循环，从骰子档赌到21点档，又赌到大转盘档……轻松、自然、梦幻一般的小赌，赢了输，输了赢，玩着百分比的把戏，直到凌晨一点，我掏出2000美元买筹码时，科里就像尊保护神似地站在我的旁边，一言不发。
我把筹码放进外套口袋，走到出纳柜台，把它们都兑换成现款收据。科里倚在空荡荡的骰子桌旁，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干得好！”他舒了口气。
“我是魔法师墨林，不是那些臭赌棍！”我好不得意。确实如此，赌博时，我没有了以前的激情和冒险的冲动。我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已经储够了买幢房子供全家安居的钱，还存了一笔钱以备不测之需，每个月都有数目可观的收入。我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正在从事着第二部小说的创作。赌博充其量只是一种消遣，仅此而已，整个晚上我只输了200美元。
科里陪我在咖啡厅吃汉堡包。喝牛奶时，问我：“白天我得上班，我能否信得过你不再去赌？”
“你放心，”我嘴里塞满了面包，“我忙于跑遍全城买筹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准备一次只换500美元。”
“那倒是个好主意，”科里放下喝完的牛奶杯说，“这座城市的联邦调查局密探比赌场的发牌员还要多。”
他停了好一会儿，又问我：“你肯定不要找女人陪你睡觉吗？我认识不少美女。”他说着就拿起咖啡厅单间里的电话准备拨。
“不，我太疲倦了。”这是真的，现在是拉斯维加斯时间凌晨四点，我的生物钟还停留在家里的时间中。
他对我说：“那好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哪怕来消磨时间和闲聊也行。”
“好的，如果有必要，我就会去。”我答应他。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才醒过来，打电话给维丽没人接，当时是纽约星期六下午三点，维丽可能带着孩子们去了她父母在长岛的家，于是我往那里拨。她父亲接的电话，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明显在怀疑我去维加斯到底干什么。我解释说为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搞调查研究，但是听得出他对我的话始终半信半疑。维丽接过电话后，我告诉她我准备在星期一飞回纽约，并且直接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家。
我们在电话里只谈些夫妇之间的家常话，我不喜欢在电话里交流思想感情，我还告诉她为了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不再打电话给她了，她表示同意。其实我知道她第二天还会呆在娘家，我主要是不想往那里打电话。我也很清楚自己不喜欢她回娘家是一种幼稚的嫉妒，但是维丽和孩子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属于我的，除了阿迪，他们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愿意和外公外婆共同拥有他们。我知道这些想法都很愚蠢，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打算再给她拨电话，况且这次分别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是两天罢了，有什么事她完全可以给我打电话的。
白天我光顾了全城的赌场和“联合木屑厂”，在每一处都把200至300美元的现金兑换成筹码，偶尔也赌上几美元才转到别的赌场去。
我沐浴着维加斯那干燥灼热的沙漠之风，一间一间赌场地走，乐此不疲，直到黄昏时分才到一家餐厅吃中饭。邻近的桌旁有一些漂亮的妓女在上班前填饱肚子，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全是神采飞扬的样子，其中两个穿着骑士式套装的姑娘笑闹起来就像十几岁的男孩子。她们压根就没有在意我，我也装着不注意她们，但又忍不住偷听她们的谈笑，而且听到她们有好几次提到科里的名字。
饭后我坐出租车回桑那都大酒店。维加斯的出租车司机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这位司机就问我要不要异性服务，我谢绝了。下车时，他还向我频频推荐一间驰名的中式餐厅，并且祝贺我白天过得愉快。
在桑那都大酒店，我把从其他赌场买回来的筹码兑换成现金收据并夹在钱包里，一共积聚了九张这种单据。我只剩下一万多美元要兑换了。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口袋里的现金掏空，将这些钱统统放进便装上衣的口袋里，它们全是百元钞票，分放在两个长长的白色信封内，然后我手挽着赢家外套到科里的办公室去。酒店的整个侧翼都辟为办公室，我沿着长长的走廊，穿过上面标明“管理人员办公室”的步行通道，来到了顶层中间那个门上嵌有“总裁助理”字样的大套问。进门的第一层是办公室的外间，坐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秘书。听我自报了姓名后，她按了按里间办公室的铃，并在对讲机前做了通报。科里冲出来和我握手拥抱，他的这种崭新的个性举止使我很有点接受不了——太夸张，太戏剧性了，不像我们以前的关系那么朴实无华。
更显得华丽无比的是他的办公室套间，里面躺床、软椅应有尽有，灯饰安装得很低，墙上挂有原版的油画，可惜我不会欣赏，猜不出它们的价值。套间里还有三个运作中的电视屏幕，一个上面的镜头对着酒店走廊，另一个是赌场中的某个正赌得热闹的骰子档，还有一个屏幕上显示纸牌赌档。恰巧在我把目光投向第一个荧屏时，看见一个男人正在走廊打开他的房间门领一名年轻姑娘走进去，而他的另一只手则在摸她的臀部。
“这里的节目比我在纽约看到的还要精彩。”我朝科里眨眨眼。
科里笑笑点点头，说：“我必须监视大酒店里的一切动静。”他按了按桌面控制台上的键钮，三个荧屏上的图像都立刻转换了，这时我们眼前出现的是酒店的停车场，一个运作中的21点赌档以及收款员正在计账的咖啡厅。
我把维加斯赢家外套扔在科里的桌面上，也随口扔去一句话：“我把它交给你了！”
科里长时间盯着外套，然后似乎心不在焉地问：“你把所有的现款都兑换了吗？”
“大部分都兑换了，我再也不需要这件外套了。”我回答他，接着又补充一句：“我妻子和你一样讨厌它。”
科里拿起外套纠正我道：“我并不讨厌它，是郭鲁尼伏特不喜欢看见人们穿着它在赌场里走动，你能否猜到佐顿的那件怎么处理了？”
我耸耸肩说：“也许他妻子把他所有的衣服都给了救世军吧？”
科里把外套拎在手上掂了掂，揣测它的重量，说：“很轻。你真走运，佐顿穿着它赢了40多万却自赴黄泉了。”
“他太迂腐了。”我叹息道。
科里把外套轻轻放回到桌上，慢慢地在椅子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说：“当年拒绝接受他给的两万美元，我还以为你疯了呢。后来你说服我也表态不要时，我其实差点气炸了肺，但是，也许正是这件事给我从此带来了好运。回头想想，要是当时拿了那笔钱，我可能把它输个精光，之后又是一无所有。你知道吗，佐顿自杀后，我为自己没拿那两万块钱而自豪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情绪，只觉得自己没有背叛他，你也没有，戴安妮同样没有！我们几个虽然萍水相逢，然而只有我们三人才真正关心佐顿，最遗憾的是我们对他的关心还不够。当然了，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是否关心他，可是这份付出却对我起了极大的作用，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不，我没有，我只是不想要他的钱，我有预感知道他迟早会自杀。”
我的话使科里大吃一惊，他哇哇怪叫道：“屁话！我才不信你会有这种预感呢！见鬼去吧，魔法师墨林！”
“是下意识的那种预感，”我换了一下坐势，“那时在潜意识里面出现的，和你玩牌时的那种神机妙算是两码事。你还记得吗，当你把他的死讯告诉我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是的。你当时对他的死讯好像无动于衷。”科里回忆道。
“我早已熬过了那一关。戴安妮的感觉如何？”我问他。
科里用手支着下巴说：“她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她爱上了佐顿。你知道吗，葬礼那天她疯疯癫癫地又喊又叫，倒把我给吓蔫了……”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她酗酒成性，老是伏在我的肩膀上哭。上帝保佑，好在她后来遇上一个好心肠的半个百万富翁，总算在明尼苏达州的某个地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件外套？”我问他。
科里突然放声大笑：“我打算把它送给郭鲁尼伏特。来吧，无论如何我要你见见他。”他站起来，一把抓起外套就往外走，我跟在他的后面，沿着走廊来到另一套巨大的私人办公室，秘书按铃告知里面的郭鲁尼伏特。
看见我们，郭鲁尼伏特站起身来，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老了，我估计他恐怕已年近80，衣着依然非常考究，满头的银发使他挺像好莱坞的明星。科里为我们做了介绍。
郭鲁尼伏特握着我的手，慈祥地说：“我看过你的小说，书写得不错，坚持写下去，将来你会有出头之日的。”
这样的开场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怎么可能想得到这种身份的人也会看书？
郭鲁尼伏特接着用和蔼悦耳的声音，如老祖父数家珍一般侃侃而谈，从他投资赌场开始一直讲到自己曾经是个大坏蛋，现在在维加斯仍然是个让人害怕的人物。
我知道星期六和星期天对于郭鲁尼伏特及科里这些经营桑那都大酒店的人来说，是个大忙的日子，美国各地的客人都会跑来度周末和赌博，作为主人必须根据客人们的不同爱好和需要去款待他们。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本来只准备和郭鲁尼伏特打个招呼，客套一番就走，没想到一见面他就给我讲了这么多故事，更没想到科里把那件鲜艳的红蓝色彩相间的维加斯赢家外套一把摔在郭鲁尼伏特的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开心地笑着说：“这是最后一件，墨林终于把它给放弃了！”
我看出科里的那种大笑就像是一个得宠的侄儿在嘲弄气急败坏的老叔父，当然，他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我还注意到郭鲁尼伏特在和他这个既能干又常给自己添麻烦的“侄儿”周旋时举止得体，看起来这个“侄儿”精明强干又忠实可靠，足以作为继承他事业的长远的人才投资。
郭鲁尼伏特按铃叫女秘书进来，吩咐她去给他拿一把大剪刀来。真难以想象桑那都大酒店总裁的女秘书在星期六晚上六点钟究竟能到哪里去弄把大剪刀来？但是仅仅过了两分钟她就把大剪刀给送来了。郭鲁尼伏特拿起剪刀就剪我那件维加斯赢家外套。他看着我那毫无表情的面孔说：“你不知道当你们三人穿着这种该死的外套在我的赌场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有多恨你们，特别是那天晚上佐顿这个死鬼就是穿着它赢了我那么多钱的！”
我默默地看着他把我的赢家外套剪成了一堆碎布片，忽然意识到他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于是问道：“您不介意别人赢钱吧？”
“这和赢钱没关系，”郭鲁尼伏特一边继续铰那件外套一边说，“主要是它挑起人的强烈反感。科里在这里穿着那件外套时，就是一个堕落的赌棍，他现在仍然是，将来也肯定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棍，但是起码在程度上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科里摆出抗议的姿态嚷道：“我是个生意人！”郭鲁尼伏特挥了挥手，科里不敢再作声了，低头看着桌面上的那堆碎布片。
“我靠运气生存，绝对不是靠技巧和狡猾过日子。”郭鲁尼伏特严肃地说。
他已经开始在剪那件外套的人造里子了，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现在他这样干只是为了在讲话的时候不让自己的手闲着。他瞟了我一眼，直言不讳道：“而你，墨林，是我从事赌博业50年来所见过的最差劲的一个赌客。你连一个堕落的赌棍都不如，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赌徒，把自己想象成费勃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费勃笔下的女赌徒是为他的英雄人物作铺垫用的，你赌起来则像个白痴——有时靠百分比赌，有时又靠自己的预感赌，再有是靠一种规律赌，要不就是孤注一掷，乱赌一气。听着，你是这个世界上被我劝说应该戒赌的极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然后他放下剪刀，对着我真正友爱地说：“该怎么说呢，仿佛赌博最适合你的个性。”
他也看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一向自诩为聪明的赌徒，能把逻辑和魔法结合起来赌，此时他似乎连我的这个心思也看透了，点点头说：“墨林，我喜欢这个名字，它很适合于你。据我所看过的描写，他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你也不是。”他又拿起剪刀重新剪了起来，一面又很随意地问：“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和那个该死的赌棍奇曲打斗呢？”
我耸耸肩说：“那场架并不是我挑起的，相信您完全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我事事不顺心，要找个人来出出这口气。”
“但你却选错了对象，科里在我的帮助下救了你一命。”
“谢谢您！”
“我已建议他在这里就业，但他不想干。”科里突然插进来这么一句。
他的话使我愣了一下，很显然，科里在给我建议以前已经和郭鲁尼伏特讨论过我的事了。刹那间，我意识到科里早就把我的具体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郭鲁尼伏特汇报过，包括酒店准备在联邦调查局追询我时如何掩护我的计划。
“看了你的小说后，我认为像你这么一个好作家，应该可以在我们这里搞公关。”郭鲁尼伏特仍然在关心我的职业问题。
我不想和他解释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只是搪塞道：“我妻子不愿意离开纽约，她娘家的人都在那儿，谢谢您为我操心工作的事！”
郭鲁尼伏特又点点头说：“从你赌博的情况来看，也许你最好还是不要在维加斯定居。下次再来时，我们一起吃顿饭。”我们听出谈话到此为止的意思，于是就告辞出来了。
科里由于事先约好了和加利福尼亚来的大赌客吃饭，所以我一个人去吃晚餐，他给我定好了能边吃边看演出的最佳桌位，找坐在那里，看到的也不外是拉斯维加斯普通的演出节目：几乎全裸的女声合唱与舞蹈，一位明星的独唱和一些杂耍表演。仅有一个值得看的节目，那就是受过训练的狗熊演出：一名美女带着六只大熊上场，她指挥它们模拟各种人的动作。每只熊做完了一个动作后，美女就会吻它的嘴唇，那只熊便憨态可掬地蹒跚地走回队伍中最后面的位置上去。毛绒绒的大狗熊看起来像只没有性别的玩具，为什么那个美女把接吻当作指挥信号和奖赏的内容？据我所知，熊是不会接吻的。我忽然明白了这番吻是为了迎合观众的胃口，是对旁观者的一种挑逗行为，我还猜想这位美女设计这套动作是否有意显示她对观众的轻蔑，是一种刻意的污辱。我一向不喜欢看野兽的表演，也从不肯带孩子们去看马戏，但是今晚的这个节目却能吸引我把演出全部看完，尽管六只熊当中仅有一只有惊人的表现。
演出结束后，我在赌场漫步，把剩下的钱分批买回筹码，又把筹码兑换成现金收据。这项“正事”还没做完已经是晚上11点了。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骰子档不再采纳为了避免输得厉害而下小注的策略，每次都投下50到100的筹码，到科里站在我的背后时，我大约已经输了2000美元左右。他领着他的大赌客来到赌档为他们建立了借贷关系后，用挖苦的眼光看了看我的25美元一个的绿色筹码和我放在绿色绒台布上的那堆赌注，冷冰冰地问：“你还要赌下去吗？”我不肯把它们收回来，结果马上就全输掉了，我无奈地把剩下的筹码拿到出纳柜台上全部兑换成现金收据，再转过身来时看见科里正在等着我。
他提议一起去喝一杯，我表示赞成。他就领着我走进鸡尾酒吧。这里曾是我们和佐顿、戴安妮经常聚在一起畅谈的地方，我们俩习惯地坐回到往日那个幽暗的角落，面对着外面灯火通明的赌场。我们才坐下来，酒吧女招待一眼看见科里马上走了过来。
“看来你的赌瘾又发作了，这千杀的赌博就像疟疾一样，经常复发。”科里点酒后向我感叹道。
“你也复发过吗？”我好奇地问。
“发作过好几次呢，但是我从不会输得很厉害，我能控制住自己。你刚才输了多少？”
“也就2000美元左右，我已经把大部分的钱变成收据，今晚就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了。”
“明天是星期天，”科里说，“我的律师朋友有空，这样明天你就能够立好遗嘱并寄给你哥哥了。之后我将会像胶水那样粘着你，直到下午把你送上飞往纽约的客机为止。”
我半开玩笑地提醒他：“别忘了我们曾经企图在佐顿身上试这一招！”
科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他为什么要走上绝路呢？刚刚交上好运，已经是个大赢家了，何况很可能一路赢下去，退一步来说，他就这么样继续呆在这里也行啊！”
“也许他是想以此来留住自己的好运吧？”我说。科里以为我只是说着玩而已，没在意。
第二天，科里打电话到我的房间，拉我起床去共进早餐，然后开车送我到维加斯大道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立了遗嘱并做了见证，期间多次重复请律师邮寄一份遗嘱的副本给我哥哥阿迪。科里在一旁终于忍不住插嘴道：“这一点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别担心，一切该有的手续都会按规矩办妥的。”
离开了律师事务所，科里开车带我游览市容，让我见识见识正在兴建中的高楼大厦。山指大酒店那座新建的金光灿烂的塔楼在沙漠做背景的衬托下分外耀眼炫目，科里看着这些建筑物说：“这座城市正在成长！”我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群山补充道：“它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
科里回眸一笑道：“你肯定也看得出来——赌博在这个世界是必不可少的。”
午餐时我们只是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仅仅是为了怀旧，两人走进了山指赌场，结伴在骰子档每人赌了200美元，象征性地搏杀了一番。科里用三年前的那句话自嘲道：“我的右臂已经过了十关！”我也仍像三年前那样让他先掷，一切都没有变，他还是和那晚一样倒运，但是他的素质已完全变了：他赌时心不在焉，可以说已经彻底不喜欢赌，的的确确脱胎换骨了。
我们开车到机场，他陪我在门口等候登机的召唤时，很诚挚地对我说：“碰到麻烦时，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下次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和郭鲁尼伏特一起吃顿饭，他喜欢你。有他这样的人站在你的后面撑腰，对你很有好处。”
我点点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总共三万美元存在赌场金库的现款收据单，把它们交给了科里，并郑重其事地说：“替我保管好它们！”我改变撕毁它们的主意了。
科里数了数这些白色的纸条，一共12张，又看了看款项，问：“你把存钱的收据交给我，这么信得过我？三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必须信任某个人，我亲眼目睹你在两袖清风时拒绝拿佐顿结的两万美元。”我回答他。
“那只是在你的影响下我才这么干的，”科里恳切地说，“好吧，我替你保管着它们，当你缺钱花的时候，就来向我借钱好了，这些收据权当债券吧，这样你就更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了。”
“谢谢你，科里！谢谢你为我安排房间，请我吃饭并为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困境！”我知道自己对他的友好情感发自内心深处。他是我仅有的几个知己中的一个，然而在我登机前他和我道别又拥抱我时，我对这种举止仍然觉得有点不自然。
飞机呼啸着迅速离开西方时区的落日，瞬间就投入了黑暗的东方时区的怀抱。我靠在机椅背上，回味着科里对我的深情厚意。说真的，我们之间互相了解甚少，友谊能达到如今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的知心朋友都很有限之故吧，再有就是彼此都在分担着对佐顿的失败和死亡的忧郁。
我从机场打电话给维丽，想告诉她我提早一天回来了，但是家里没人接电话。我不想把电话拨到她父母家去，于是就坐出租车回布朗斯。维丽的确还没回来，那种每当她带着孩子们回她那在长岛的娘家时，我都要嫉妒一番的情绪又重新涌上了心头。放下行李后转念一想，又感到何必强求她连星期天都闷在公寓里呢。她完全有权跟她那乐天派的爱尔兰家族以及亲朋好友们一块儿度礼拜的啊，何况孩子们还可以在空气清新的草地上玩耍呢！
我决定不先上床，等待她回家，她应该很快就回来。在这段空闲的时间里，我打电话给阿迪。他妻子接电话说阿迪因为身体不舒服已上床了，我叫她别惊醒他，反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倒是有点担心阿迪的病情，她说他只是近来工作太辛苦，觉得很疲倦，没有什么大碍，连医生都不必去看。我告诉她第二天我再打电话到阿迪的工作单位去找他，然后就放下了电话。
第十五章
接下来的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期。我在期待着自己的房子很快建成，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心里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愉悦。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就不必再依赖社会和他人，因为这标志着我能够自立。
这份喜悦的感情还可能出自于我对自己正在居住的政府公屋的日益不满——多年前，有着良好社会品德的黑人和白人获准搬进了廉价公屋，他们到了自己的收入超过住公屋的标准后，就自觉地搬了出去。等他们陆陆续续搬走之后，一批批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状况不好的黑人和白人便住进了这些空出来的公屋。这些后来者则很可能在此地长久地住下去，因为他们尽是些吸毒者、酒鬼、业余拉皮条的、小偷小摸以及由于一时冲动而沦落的强奸犯。
在这些新房客进住以前，公屋的警察就曾经进行过战略上的撤退。新住进来的孩子们野得出奇，他们随心所欲地弄坏电梯，打碎大堂的玻璃，而这些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毁坏的公物就一直没有人再来修理装配过。我下班回家时往往看见大堂过道上有不少空酒瓶，一些烂醉如泥的汉子瘫倒在大楼外面的凳子上。有好几次那些狂野喧哗胡闹的派对还招来了市警察署的正规部队。有一次，一个十岁的黑人女孩子被人强奸后又被从公屋的房顶上扔了下去，活活给摔死，现场惨不忍睹。维丽坚持每天在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到车站去接他们，她经常问我是否应该暂时搬到她父亲的家去住，直到我们自己的房子建好再搬过去。我没有同意她的建议，理由是我们应该靠自己渡过难关，只要咬紧牙关，就能守到云开月明！我知道维丽害怕黑人又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恐惧说出来，她所受到的教育使她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相信平等的人，如今她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畏惧所有新近住进来的黑人这样一个现实！
我和她的看法不同，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盲目信从者。纽约正在利用公屋计划作为标榜居住自由，没有种族隔离的样板。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就是把公屋住宅区变成了黑人的贫民窟，更别提正在兴建的黑人居住区了，那纯粹是把黑人从其他白人社区中隔离开来。小小的公屋住宅区确实显示了这个城市的自由，住在这里的除了成群结队的黑人，还有那些由于没受过良好教育而难以维持生计、难以保持家庭正常结构、难以得到社会尊敬的穷白人。任何稍有能耐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搬到郊区及市区的私人住房或商品公寓去居住，好在目前公屋区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比例还未发生质的变化，白人的数量仍然超过黑人，大约为二比一。有社会责任感的白人和黑人家庭还能勉强在居民中占有微弱多数，我估计在我们的房子建成以前的12个月之内，还是安全可居的。这里所发生的那些是是非非我才懒得去理它呢，反正事不关己！也许我根本就看不起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这些家伙简直像野兽似地没有头脑，过日子就像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算哪，有的还靠吸毒来提神，全在醉生梦死中混。这个地方越来越像一个可怕的孤儿院——一个专门收容被社会遗弃的人的角落。那么，我为什么还住在这里呢？我自己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这屋楼最近住进来了一个拖着四个孩子的年轻的黑女人，她身体健壮，长相风骚，富于幽默感，终日神采飞扬的样子。她丈夫在他们搬进来之前就抛弃了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黑女人白天是个尽职的好母亲，孩子们一个个干净整洁，她还亲自送他们上学，放学时也总是按钟点在汽车站接他们，但是一到了晚上，她就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了。每天晚饭后，我们总是看见她打扮得花里胡哨地出去和男人们幽会，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她最大的孩子也只不过十岁。看到这种情景，维丽往往忍不住摇头叹息，而我则总是叫她别多管闲事。
有一天深夜，我们已经上床睡觉了，忽然听见楼下有消防车凄厉的鸣叫声，公寓里还可以闻到浓烟的呛味。我们卧室的窗口正对着那位黑人妇女的套问。就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样，只见猛烈燃烧着的套间里，几个年幼的孩子在熊熊大火中惊慌失措地抱头鼠窜。维丽马上穿着睡衣跳下床来，顺手扯起床上的一条毛毯就跑了出去，我紧跟在她的后面。我们正好看见对面套间的房门打开了，四个小家伙从里面逃了出来，他们身后的大火烧得呼呼作响。维丽紧追着这几个孩子沿着通往大堂的走廊奔跑，我一时弄不清她这是为什么。只见她一手拖着毛毯在拼命跑，越过她的身影我才知道她是因为发现了危急的状况：最大的那个女孩子跑在最后，维护着前面的三个弟弟妹妹，她的脚步不稳，踉踉跄跄的。她不知道自己的背已经被火燃着，又顺着风跑，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把暗红色的火炬，终于跌跌撞撞地摔倒在水泥地上，痛苦地打着滚。这时维丽扑到她的身边，用毛毯盖灭了她身上的火焰，紧接着消防队员带着水管和斧头也冲了进来。此时的大楼里到处都弥漫着肮脏的灰色的浓烟。
消防队员接手照料被烧伤的孩子，维丽和我一起回到自己的套问。几辆救护车尖声叫着开进了公屋的内部通道，我们突然看见被烧伤孩子的母亲在对面套间里一边用手打碎玻璃，一边悲哀地狂叫着，手上的鲜血直流。我起初不知道她究竟在干什么，后来才明白她是企图用碎玻璃片来戕害自己。她那个套间的火虽然给扑灭了，但已烧得一片狼藉，消防队员从余烟中出现在她的背后，把她从窗口拖开，绑在担架上，抬进了救护车。
这些不考虑利润，专门为低收入家庭兴建的公屋在设计时已采取了预防一家着火波及他户的有效措施，因此这次大火只有一户人家被烧毁。听大楼的邻居们说，身上着火的女孩子尽管伤势严重，还是能康复的，她的母亲也早已出院。
火灾发生后一周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维丽又带着孩子们回她的娘家去了，我和以往一样独自留下来安心写作。正当我文思泉涌，笔下生花之际，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地敲了敲我家的大门。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隐隐约约听见一阵极轻微的敲门声断断续续地响起，听得出敲门的人胆怯畏缩。
我打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留着稀疏的胡子，头发被处理得笔直，精瘦的黑炭似的男人。他嘀哩咕噜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我没听清他到底是谁，但还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听见他说：“我来感谢你和你的妻子救了我的孩子。”我这才明白他原来就是对面发生火灾的那家孩子们的父亲。
看得出他是由于感到耻辱和羞愧而来道谢的，此时的他几乎就要痛哭流涕了。我告诉他我妻子不在家，我将会把他来过的事情转告她，并问他是否愿意进来喝一杯。他说不想喝酒，但还是走了进来，免得因为拒绝进我家的门而得罪了我。
我尽量掩饰却还是流露了出来那份对他的厌恶之情。
自从火灾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厌恶他了。他就是那些抛妻弃子，萍踪浪迹，使家眷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金度日，以致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而自己则心安理得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黑人中的一员。关于纽约黑人破碎家庭的文学报道我看得多了，还有那些有关黑社会组织和生活的磨难如何促使这些逍遥自在者六亲不认的作品都令我在思想上理解他们，在感情上则非常厌恶他们。我总觉得任何已婚男人都没有踢开家眷单独生活的权利，我永远都不会成为像他们那种找出一大堆借口来单独过日子的人。
这时候，只见这位黑人泪如雨下。他睫毛很长，棕色的眼睛在泪花中闪动着纯朴和善良。他抽抽搭搭地告诉我：“我女儿今天早上在医院里死了……”说着打了个趔趄。就在他即将跌倒之际，我扶了他一把，他继续往下说：“她原本应该康复的，烧伤并不太严重，但她最终还是死了。我们去医院探望她时，那里的所有人都盯着我。你知道，我是她的父亲，可是当时我在哪里？当时我在干什么？看得出来，谁都在谴责我。”
我记得维丽在客厅里放了一瓶裸麦酒，以便随时招待她那到访的父亲和兄弟们，但是通常我和她都滴酒不沾，所以也就不知道她把这瓶酒究竟放在了哪个位置。
我一边翻箱倒柜地找那瓶酒，一边对这位潸然泪下的男人说：“等一等，你需要喝杯酒！”
最后，总算在厨房的壁柜里找到了这瓶宝贝，我随手拿了两个杯子，坐过去和他一起喝几口。看得出来，酒下肚后，他的感觉好多了，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透过观察，我意识到他不是专程为感谢他女儿的救命恩人来登门拜访的，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和做忏悔，而且没有从我的脸部表情看出主人对他的厌恶。他喝干了杯子里的裸麦酒，我再给了他一些威士忌。他疲惫万分地靠在沙发上诉出了心中的苦恼：“你不知道，我从来不想离开自己的妻儿，可是她太活跃了，我拼命干活，打两份工，希望存点钱来买房子以及好好培养自己的孩子，她却终日沉迷于寻欢作乐。我爱我的孩子们，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她则连孩子的面都不让我多见。我多给她的钱，她不是花在孩子们身上，而是拿去自己享受。这样，我们之间的裂痕就越来越大。我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后，和孩子们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现在人人都怪罪我应该对女儿的死负责任，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啊！”
“是你妻子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的。”我安慰他说。
那人叹了口气说：“这也难怪她，要她每天晚上都呆在家里，她怎么受得了？她又没有钱雇临时保姆。我本来可以容忍她，或者我本来应该杀了她。”
我无话可说，怔怔地望着他，他也望着我。我明白他羞愧于向一个陌生人，尤其是一个陌生的白人诉出自己的家五，我同时还意识到自己是他唯一能倾诉家丑的对象，因为我对他无足轻重，而我的妻子维丽曾把他女儿身上的火扑灭。
我告诉他：“那天早上，你妻子伤心得几乎要自杀。”
他又哭了起来，哽咽道：“啊，她爱自己的孩子们！把他们单独留在家里并不意味着她不爱他们。现在我担心的是她将会一辈子自责，那女人靠酒来浇愁，只能够醉死为止。她会一直消沉下去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才好。”
听着他的哀鸣，我再也无话可说，更无奈今天的工作时间全给浪费了，甚至连笔记都不能看，但我还是客气地留他吃点东西再走。他谢绝了，喝完杯中的威士忌后就立起身来告辞，脸上仍带着羞耻和惭愧的表情，一再感谢我和维丽为他女儿所做的一切，随后就低头离去了。
维丽和孩子们一回到家，我就把今天发生的事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她。她听完后躲到卧室里落泪，我为孩子们弄晚饭吃。
我想到自己在见过这位黑人之前，在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之前，曾经何等愤怒地谴责过他，还曾经把他想象成了书中描写的那类卑鄙的小人，把他当做是那些新住客中的酒鬼、色狼、吸毒者等一路货色；想象他为了追求那个原本不属于他的较富有的非黑人世界而抛弃了自己的妻室，冷酷无情；想象是他自己造成女儿惨遭烈火焚烧……今天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饶恕自己，他的负疚远远超过了我由于不明真相而对他的非难。
一个星期后，林荫路那边一对相爱的白人夫妇打架，结果丈夫对妻子的喉咙割了一刀。当时她的情人也在场，却不肯为她助一臂之力，好在伤势不是很重。当她挺着缠满了绷带的脖子送孩子们去坐校车的时候，充满了富于戏剧性的浪漫色彩。
我知道我的家庭一定会在尽可能短些的时间里搬出公屋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