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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我又一次站在这幅镶着简单画框的小画前面。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回家乡去，因此我久久地、出神地望着这幅小画，好象它能够对我说些吉祥的临别赠言似的。
这幅画我还从来没在展览会上展出过。别说展出，就是每逢有亲属从家乡来看我，我都尽量把它藏得远远的。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可也远不是一幅艺术精品。这幅画很朴素，朴素得就象上面画的那片大地。
这幅画的远景是暗淡的秋天的天际。在遥远的群山上方，秋风催赶着片片疾驰的行云。近景是一片赤褐色的长满艾蒿的草原。道路黑黝黝的，刚刚下过雨之后还没有晒干。路旁是已经干枯的、被踩断的密密丛丛的芨芨草。顺着被冲洗过的车辙，有两个人的脚印伸向前去。越远，路上的脚印就显得越浅，至于那两个旅伴：看样子只要再走一步，就会跨到画框外面去了。其中的一位……不过，我这话有点扯远了。
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那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的父兄在遥远的前方，在库尔斯克和奥勒尔附近苦战；我们——当时都还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在集体农庄里劳动。天天干不完的重活儿，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如今压在我们还没有长结实的两肩上。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又偏偏碰上特别酷热的天气，几个星期不回家，日日夜夜在田野里、打谷场上，或者在往车站运粮的路上。 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镰刀都好象因为收割磨得发烫了，我从车站坐空车回来的路上，决定顺便回家去看看。
靠近河滩，街道尽头处的小丘上，有两座围着坚固的土墙的院落。宅院周围有一排高高的白杨树。这就是我们两家。很久以来，我们两家就毗邻而居。我是大房的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他们还没结婚，都上前线去了，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音信了。
我父亲是个老木匠，天一亮就起身做祈祷，然后到工场木工间去。直到很晚才回家。
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
旁边的院子里，或者照村里叫法，小房里，住着我们的近亲。不是我们的曾祖，便是我们的高祖，曾经是亲弟兄；而我称他们近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早从游牧时代，从我们的祖先一块儿安扎帐篷、一块儿牧放牛羊的时候起，我们就兴亲族住在一起。这种传统还被我们保持下来。在村里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我们父亲一辈就挨在一块儿安了家。而且也不只是我们，贯穿全村的一直通向河滩的整条阿拉尔街，都是我们同族人，我们都是一个族系的。
实行集体化后不久，小房的家主就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岁数很小的儿子。当时村里还奉行着世代相传的族法，依照族法的老传统，不能让携儿带女的寡妇嫁出族外，于是族人便让我的父亲娶了她。他这样做，也是他对于祖先在天之灵应尽的本分，因为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
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家。小房表面上家业独立：有自己的宅院，自己的牲畜，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块儿过日子。
小房的两个儿子也参了军。老大萨特克是刚结婚不久就走的。我们还能收到他们的来信，当然，要隔很久才能收到一封。
小房里剩下婆婆——我唤她婶娘——和儿媳，即萨特克的妻子。她们俩从早到晚在农庄里干活。我的婶娘是一个善良、温顺、老实的女人，论干活儿从不落在年轻人后面，不论是挖沟，浇水，样样都行。命运象是褒奖她的勤劳，又赐给她一个能干的媳妇。查密莉雅和婆婆一模一样，肯操劳，心灵手巧，就是性格有点不同。
我很喜欢查密莉雅。她也很爱我。我们很合得来，可是我们不敢彼此称呼名字。我们要不是一家人，我一定叫她查密莉雅。可她是我哥哥的妻子，我得叫她嫂子。她唤我小兄弟，尽管我并不小，我们在年龄上的差别根本不大。但这是村里的习惯：嫂子得把丈夫的弟弟唤做小叔或小兄弟。
两房的家务都由我母亲经管。我的小妹帮她一些忙，她还是一个小辫子上缠着头绳的傻小妞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她那样勤劳地干活。是她把两家的小羊和小牛赶到园外去牧放，是她抬来干牛粪和干柴，让家里总有东西烧，是她，是我这个翘鼻子小妹妹，为了不让妈妈挂念沓无音信的儿子，总想尽办法给妈妈解闷消愁。
我们这一大家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全是母亲的功劳。她是我们两家的全权主妇和管家人。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我们的游牧祖先的家门，她一直是虔敬地遵循着祖先的遗训，公正无私地掌管两家家务。村里公认她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心地好、见识广的贤主妇。家里一切都归她掌管。至于父亲，说实话，村里人不承认他是一家之主。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要办一点什么事的时候这样说：“唉，你顶好不要去找大师父，——我们此地对手艺人这样尊称——他就晓得那把斧头是他自己的。他们家里大娘才是一家之主，你去找她，保准没错地……”
应当说，别看我小小年纪，倒还常常参预一些家务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哥哥们都打仗去了。人们把我称做两家的男子汉、护家的和养家的，这多半最开玩笑，有时却也是正经的。我以此感到骄傲，一种责任感就常常挂在心上。并且，妈妈对我敢于独当一面也采取鼓励态度。她盼望我成为一个善经营、能办事的机伶人，不要象父亲那样，一天到晚一声不响地刨木头，锯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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