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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
第一节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费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他哩）。关于那个案子，请容我以后再细讲。现在我所要叙述的，就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这样称呼他，虽然他几乎有生以来从来也没有在自己的领地上住过），这是一个虽然古里古怪、但是时常可以遇见的人物，是一个既恶劣又荒唐，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的典型。不过，他这类糊涂人却会非常高明地经营他自己的财产，而且大概也只有在这类事情上十分在行。譬如说吧，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起初差不多什么也没有，他是个最起码的小地主，常跑到别人家去吃闲饭，抢着做人家的食客，但在他死的时候，却积攒了十万卢布的现钱。不过尽管如此，他仍旧一辈子都可以说是我们全县中一个最头脑不清的狂人。我还要重复一句：他并不愚蠢；这类狂人大都是十分聪明和狡猾的。他只是浑噩，还是一种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浑噩。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第一位太太生的，其余两个，伊凡和阿列克赛，是第二位太太生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太太出身在有财有势的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我们县里的地主。一个富有嫁资，既非常聪明美丽，又是活泼愉快的小姐，怎么竟会嫁给这种象人们常叫的，不值钱的“废物”，我也不多说了，因为这种事在我们这一代里并不稀罕，过去时代也发生过。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是属于过去的“浪漫派”一代的，她对于一位先生暗暗爱了好几年，本来可以用极安静的方式嫁给他的，结果却因为自己认为障碍无法克服，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从巉岩般的高岸上投入很深很急的河里自杀了。她这样做也是由于一种怪念头，那就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假使她早就看中的那个心爱的岩石并不是多了不起的好景致，假使这一带是平淡无奇的平坦河岸，那么，她也许根本就不会自杀。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我们应该想到，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一类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不少。所以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无疑地是受了别人的流风的影响，也是由于气愤所致。她也许想表示妇女的独立，反对社会的压迫，反对自己宗族和家庭的专制，而容易唤起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哪怕只是在一瞬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尽管被人叫做食客，仍是日趋进步的时代里一个大胆和最好嘲弄的人，而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恶毒的丑角，别的什么也不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事居然落到了私奔的结果，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却引为十分荣幸。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类意外奇遇，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巴不得早日成家立业，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攀一门好亲戚又能取得嫁资，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至于说到双方的爱情，无论是新娘方面还是他这方面，大概是全都没有的，尽管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很有几分姿色。所以这个事件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也许可以说是一件唯一的特殊事件，因为他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可是偏偏只有这个女人在色情方面却一点也不能使他感到兴趣。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在出奔后立刻发觉她对于丈夫只有轻蔑，并无其他感情。所以婚姻的后果很快就暴露了出来。虽然家里居然很快地对这件事默认下来，给出奔的姑娘分出了一笔嫁资，但是夫妇之间开始了最无秩序的生活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有人说，年青的夫人当时所表现的尊贵和高尚，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万万比不上的。现在才知道，在她拿到钱以后，他把数达两万五千卢布之多的款子立刻一下子全部抓了过去，所以在她来说，这几万卢布从那时候起简直就等于扔到了水里。在她的嫁资中，还有一个小庄园，和一所相当好的、城里的房子，他长时间地千方百计想通过办成一种相当的手续，弄到自己的名下；只要凭着他无时无刻不使用的那种无耻的勒索和苦求的手段，来引起自己夫人对他的轻蔑和厌恶，好在她精神疲劳时为了摆脱他而答应下来了事，他原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娘家出来干涉了，终于万幸限制了强夺的行为。人们都清楚，他们夫妇之间时常发生恶斗，但是，据说动手殴打的不是费多尔·巴夫洛维赤，却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一个暴躁、敢作敢为而缺乏耐性、身强力壮而脸色微黑的太太。最后，她终于抛弃了家庭，离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同一个穷得快要活不下去的宗教学校的教员私奔了，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留下了三岁的米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就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肆酗酒放荡。间或清醒时，他就走遍全省，含着眼泪对一切人抱怨抛开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说出一些做丈夫的羞于出口的闺房琐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可笑的受了辱的丈夫的角色，有声有色地描写关于自己所受耻辱的细节，似乎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有些好嘲笑人的人对他说：“人家以为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加官进爵了，所以您不管怎样悲痛，还是十分得意。”许多人甚至补充说，他喜欢以丑角的新姿态出现，为了招笑，故意装出这副样子，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滑稽处境。谁知道呢，也许他那种样子确是出乎天真。他后来发现了私奔女人的踪迹。这不幸的女人同她的宗教学校教员到了彼得堡，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彻底“解放”起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刻张罗着，预备动身到彼得堡去。为了什么？——自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果真当时会去的，但是一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他立刻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权利来重新不顾一切地纵酒豪饮一番，据说这是为了在旅行以前，壮壮胆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娘家接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象死得很突然，就在一间阁楼上，有些人传说是由于伤寒，另一些人传说是饿死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听见他夫人噩耗的时候正喝醉了酒，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快乐得双手朝天，开始呼喊：“这可好了！”还有的说：他象一个小孩子似的痛哭了一场，而且听说哭得连对他十二分厌恶的人看了也要觉得可怜。实际上也许两种情形都有，一方面是为自己获得自由而喜悦，另一方面则为对方痛哭，两者兼而有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甚至坏蛋，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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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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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能够成为怎样的导师和父亲，自然可以猜想得到。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发生了，那就是说他完全抛弃了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所生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而仅仅是因为完全忘掉了他。在他用眼泪和诉苦惹大家讨厌，同时把自己的住宅变为淫窟的时候，这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仆格里戈里照管着，假使当时没有他来关心，也许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偏巧，最初孩子姥姥家的亲属好象也忘记了他。他的外祖父，就是米乌索夫先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守寡的夫人，米卡的外祖母，搬到莫斯科去了，病得很厉害，姊妹们又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有一年工夫，米卡只好呆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住在仆人住的木屋里面。其实就算爸爸想起他来（真的，他是不能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的），也会再把他送进木屋里去的，因为小孩终究会妨碍他胡作非为。但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他后来曾一连在国外流寓多年，在当时还很年轻，但却是米乌索夫家的一个突出人物，很文明，有都市气，外国派，而且终身有欧洲习惯，晚年时成为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他在自己长期的经历中，经常和那个时代国内外许多思想最自由的人来往，亲身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到他漂泊一生的晚年，特别爱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巷战。这是他想起来就特别愉快的年青时代的一个回忆。他有自己的产业，照以前的算法，大约有一千个农奴。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和我们的修道院的田地毗连。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还很年轻，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就一下子和修道院打起了永远没法完结的官司，争夺什么在河里捕鱼或者森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和“教权主义者”打官司，他甚至认为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在他听了关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全部情况（当然这是他记得，甚至有一个时候很注意的），又打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以后，虽然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新添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还是立刻过问了这件事。他当时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初次见面。他对他率直地说，愿意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教养。以后有好久，他把当时情况当作新鲜事向人讲述，说他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对方曾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孩子的样子，而且好象有点奇怪，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儿子。即使说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点夸大，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实际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就爱做戏，他会无缘无故在你面前扮演一个意外的角色，特别是这种做法有时并没有任何必要，甚至对于自己也不利，譬如目前那件事就是这样。不过这类特性确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十分聪明的人所共有的，不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此。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甚至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充当小孩的监护人，因为母亲身后总还遗留下小小的财产、房屋和领地需要处理。米卡确曾到这位舅舅家去住过，但是后者没有自己的家庭，又因为他刚刚把事办妥，自己庄园的银钱收益有了保障，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所以就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竟忘记了这个孩子，其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那次的革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后来莫斯科的太太死了，米卡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里。大概他以后还曾第四次换地方。对于这，我现在先不谈它，况且关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许多话要讲，现在只能先说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情况，不说这类情况，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开头。
第一，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当中，惟有这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从小就可以相信他总还多少会有点财产，一到成年，就可独立。他的幼年和青年漫无秩序地过去了；中学没有读完就进了军事学校，以后到高加索服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军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在成年以后才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拿到一些钱，在这以前却欠了许多债。第一次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认识和见面，是在成年后特地到我们这里来和他父亲清算财产的时候。大概他当时对于父亲并不喜欢；他住在他家不久，拿到了一点点款子，并且和父亲约好以后领取庄园收入的办法，很快就走了。至于这庄园究竟有多少收入，值多少钱，他这次却始终也没能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确实的回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也是应该记住的，米卡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虚夸的、不正确的观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满意这一点，因为他另有打算。他只觉得这年青人轻浮，暴躁，无耐性，有欲望，爱喝酒玩乐，只要能抓到一点什么，马上会安静下去，当然安静的时间不会长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开始利用这一点，用一些小赠与，偶尔寄去一点款子应付他。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过了四年之后，米卡失去了耐性，第二次又到我们小城里来，准备和他父亲算清一切，但是使他万分惊讶的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甚至都很难算清，他早已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取尽了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支完了钱款，也许反倒欠着他父亲一些。又根据某年某月他自愿签订的那几件契约，他已经没有再要求任何钱款的权利了。年轻人很惊讶，疑心内中有诡计和欺骗的情形，几乎发起火来，好象失去了理智。就是这件事引起了一个大惨剧，对于这惨剧的描写将成为我这第一部序幕性质的小说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这部小说的轮廓。但是在转到正文以前，必须再讲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米卡的兄弟，并且说明他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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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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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卡脱出手去以后，很快就续了弦。这一段婚姻生活过了八年。他这第二位太太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也很年轻，是从别省里娶来的，他为了一桩包工的小事情，和一个犹太人结伴到那边去了一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荒淫，酗酒，闹事，却从不耽误各项投资，事情总是办得挺顺利，虽然差不多永远带点儿卑鄙。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孤女”出身，从小就失去了双亲，是一个愚蠢的教堂执事的女儿，生长在恩人养母，同时也是折磨者，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伏洛霍夫将军的寡妻的富有的家庭中。详情我不知道，只听说这温良娴淑，天真无邪的养女有一次曾在阁楼的钉子上系绳上吊，被人家救了下来，可见她是怎样地难于忍受这位老妇人的任性和没完没了的责备了，其实老妇人并不见得多么凶恶，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才成了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女阎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打听清楚他的来历，就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又照第一次结婚的办法，向孤女提议私奔。假使她当时对于他的行为知道得详细些，她一定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他的。然而因为是隔了一省，再说一个十六岁的闺女又能明白多少事情？况且她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河死了的好。于是这可怜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换了男恩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弄到手，因为老将军夫人非常生气，不但没有给予任何东西，而且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不过这次他本来也不指望捞到什么，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美貌就使他相当满意了，主要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以前只知罪恶地玩赏粗俗的女性美的好色之徒为之惊愕不置。“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心灵上象剃刀似地划了一刀。”——他以后说，无耻地、怪模怪样地嘻笑着。但是对于荒唐的人，连这也只是色情的冲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既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就和他的夫人不讲客气了， 凭着她在他面前似乎是有“短处”，又几乎是他把她“从吊绳上救下来”的，此外又利用她那种少见的温顺和口拙的性格，居然连最寻常的夫妇礼貌也完全不顾。一些坏女人就当着夫人的面，聚到家里来狂饮乱闹，胡作非为。我要当作一种特性报告的是，那个阴沉、愚蠢、固执、好讲理的仆人格里戈里，他和以前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回却站在新女主人的一边维护她，用仆人不应有的方式，去为她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相骂，有一次他甚至竟搅散了狂饮乱闹的场面，把所有聚拢来胡闹的女人赶走了。这个不幸的，从小吓怕了的年轻女人犯起了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这种病在普通乡下女人身上常见，得这种病的人被称做害疯癫病的女人。得了这个病，会发作凶险的，歇斯底里性的痉挛，有时甚至失去神志。然而她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下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历克赛，第一个生在结婚的第一年，第二个生在三年以后。她死时，小阿历克赛刚刚四岁，虽然很奇怪，但是我知道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自然是恍如梦中一般。她死后两个小孩的遭遇正和第一个孩子米卡一模一样：他们完全被父亲抛弃、遗忘了，也落在了格里戈里的手里，而且也是住到他的木屋里去。专制老妇人，那个将军夫人，他们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就在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那时还活在世上，八年来始终没能忘记她所受的侮辱。在这八年中，她经常能得到关于“索菲亚”的生活的最精确的消息，听到她生了病，而且有许多丑事包围着她，老妇人曾经两三次对自己的女食客们高声说：“她这是活该，这是因为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样罚她。”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整整三个月的时候，将军夫人忽然亲自驾临我们小城，一直来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宅，只在小城里一共留了半点钟，却做了许多事情。当时正是暮色苍茫的时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醉醺醺地迎接她。她有八年没有见到他了。据说，她一言不发，刚一见到他，就上去给他两下扎实、响亮的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使劲揪了三下，然后还是不吭一声，一直冲到木屋里去看两个小孩。一眼看到他们脸也不洗，穿着脏衣服，她立刻又给了格里戈里一记耳光，对他宣布，这两个小孩由她带走，随后就领他们出来，让他们还穿着原有的服装，外面用羊毛花毯裹住，坐上马车，回自己的城市去了。格里戈里挨了这一下打，象一个驯服的奴隶似的， 没敢说一句粗话， 还送老妇人到车旁，朝她弯腰鞠躬，恭敬地说，她“照顾孤儿将得到上帝的酬报”。“你真是一个饭桶！”将军夫人临走对他吆喝了这么一句。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这事情全盘考虑一遍以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对正式同意孩子们归将军夫人教养的问题，以后也从未加以反对。至于说到所受的几记耳光，他自己还走遍全城，到处去说呢。
恰巧将军夫人不久就死了，在遗嘱里指定给两个孩子每人一千卢布，“做他们的教育费。这笔款子必须用在他们身上，用钱多少以够用到他们成年时为度，因为对于这类孩子赠送这一点钱已是足足有余，假使有人愿意慷慨解囊，那就随他们便好了”，等等。我自己没有读到遗嘱，但是听说其中的确有诸如此类的古怪内容，而且辞句十分别致。老夫人的主要的继承人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当时就猜到从他那里是挤不出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来的，——虽然他从不干脆拒绝，遇到这类事情时永远只是想法拖延，有时甚至说得很动人。于是波列诺夫亲自关心起这两个孤儿来，特别是爱上了最小的一个，阿历克赛，所以他把他收养在家里很长时间，几乎直至成人。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最先加以注意，如果问这两个青年人所得的教育和学问应该终身感激谁，我要说，应该感激这个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最高贵而且讲究人道的人，这类人是很少见的。他把将军夫人遗下的两千卢布款子保存起来不动，到他们成年的时候加上利息，每人竟有两千了。教育他们则完全花自己的钱，而且数目远远超过每人一千。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还是不去多讲，只想指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大的伊凡我所要报告的只是他长大时，成了一个阴沉而有心计的孩子，并不很懦怯，却似乎从十岁起，就透彻了解他们到底是住在别人家里，他们的父亲是那类连提起来都嫌丢人的人，等等。这个男孩从很早，几乎在婴孩时代（至少是这样传说），就显露了一种不寻常的，研究学问的才能。我不大知道底细，不知怎么，他几乎在十三岁上就离开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进入莫斯科的一个中学，到一个有经验的，当时极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幼时的好友家中去住宿。伊凡以后自己提到这一切时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勇于行善”，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有天才的儿童应该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但是当青年人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这位有天才的教育家全都去世了。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临死没有吩咐清楚，那位专制的将军夫人所遗给孩子们的钱，虽然已经利上加利每人增到了两千，竟由于我们这里完全不可避免的各种手续拖延，使他们迟迟领不到手，所以青年人在大学的最初两年内不能不吃了点苦，他被迫半工半读。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根本没有同他父亲通过一封信，——也许由于矜持，由于看不起他，但是也许因为经过冷静明智的考虑以后，明白从父亲那里是得不到一点点正当接济的。无论怎样，这位青年人总算一点也没慌张，到底找到了工作，起初是每小时两角钱的教课，以后向各报馆投十行左右的小文章，讲些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这些小文章听说总是写得十分有趣而隽永，很快地受到大家欢迎。单从这一点说，这位青年人在经验和知识方面就都远胜过了大多数永远受穷的、不幸的男女学生，那些人在都市里照例从早到晚踏破报馆和杂志社的门槛，永远重复着关于翻译法文或抄写稿件之类的老一套请求，此外就想不出任何较好的办法。伊凡·费多罗维奇和报馆编辑部认识以后，就没有同他们断过关系，到了大学的最后几年，开始发表评论各种专门书籍的十分有才气的文章，因此在文学界居然也逐渐知名了。不过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广大读者中突如其来地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以致有许多人当时就马上留心到他，还记住了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当时伊凡·费多罗维奇从大学毕业后，正在准备用自己的两千卢布出国游学，这时他忽然在某大报上刊出了一篇奇怪的文章，甚至不是专家也都大为注意，更主要的是，文章谈的是他显然并不熟悉的问题，因为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当时各处都在纷纷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他一面批评几种以前人家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一面表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语气和结论不同凡响。当时有许多教会中人简直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但突然间不但平民派，甚至无神论者也同样表示赞许，鼓掌称快。终于有些聪明的人断定，全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出粗卤的闹剧罢了。我特别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也曾传到了我们市镇附近的著名修道院，那里的人对于大家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是十分注意的。这篇文章到了那里，便引起了很大的惶惑。他们一看作者的名字，知道他就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那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儿子。突然，就在这当儿，作者亲身到我们城里来了。
伊凡·费多罗维奇当时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我记得我在当时就曾带着一种近乎不安的心情这样思忖过。这次不幸的驾临，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后来长时间、甚至几乎永远成了我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一般推断，这位十分有学问，态度非常骄傲而又谨慎的青年，竟会忽然走进这样不堪的家庭，去找这样的父亲，真是件怪事。他的父亲一辈子也不理会他，不认识他，不想到他，而且即使儿子向他提出请求，也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给他钱，却仍然一辈子提心吊胆，唯恐儿子们——伊凡和阿历克赛——会一旦突然跑来，向他要钱用。但是这个青年人竟搬进这样的父亲家里，和他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同住在一起，而且生活得不用提多么安谧。最后这一点不但使我特别惊奇，而且许多别的人也为之诧异。我上面提起过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妻方面的远亲，当时恰巧从他已经长期定居的巴黎回来，光临故土，耽搁在小城附近的一所庄园里。我记得他就是诧异得最厉害的一个人。他和这青年人认识以后，对他十分注意，有时还不免以稍受刺痛的心情，和他唇枪舌剑，争论关于知识见闻方面的问题。“他是骄傲的，”那时候他对我们这样谈论他，“永远能挣到钱的，现在他就已经有钱到国外去了。那么他在这里干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亲家来，并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无论如何父亲是不会给他钱的。他并不喜好酒色，然而老人却离不开他，两个人处得挺投机！”这是实在情形。青年人甚至对于老人具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老人十分任性，常常近乎存心取闹，但有时却几乎好象是还肯听他的话；甚至他的行为有时也开始显得规矩些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凡·费多罗维奇来到这里，部分是由于长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请求，是为他的事情来的。伊凡从出生以来，几乎也就是在这次到这个城里来的时候，才跟德米特里第一次认识和相见，但为了一件多半是跟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有重大关系的事情，还在他离开莫斯科到此地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书信往还了。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读者以后自然会详细知道。话虽如此，就是在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情节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伊凡·费多罗维奇象一个谜，对于他的降临此地实在无法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点：伊凡·费多罗维奇在父亲和长兄之间当时是以一个中间人和调解者的身分出现的，长兄当时已和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执，甚至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再重复一下：这个小家庭的成员当时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团聚，有几个人甚至还是生平初次见面。只有幼子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住在我们那里已有一年光景，比两个哥哥来得早些。对于这个阿历克赛，我很难在把他引上小说正文以前先来一次象现在这样序幕性的叙述。但是也必须先介绍几句，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很奇怪的一点，那就是我在这部关于他的小说的第一幕里，就不得不把我未来的主人公穿上修士的长袍，介绍给读者。是的，他住在我们的修道院里已经一年了，而且好象准备在这里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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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幼子阿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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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只有二十岁，——他的哥哥伊凡当时二十四岁，长兄德米特里二十八岁了。最先要说明的是这个青年阿辽沙并不是宗教的狂信者，至少据我看来，甚至也决不是个神秘主义的信徒。我先把我的意见说完全吧：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唯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这条路所以打动了他，只是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据他看来非同等闲的人物，——我们的著名的修道院长老佐西马。他在自己那如饥似渴的心灵里对长老产生了一种初恋般的热爱。其实，要说他在当时就已经十分奇特，甚至从摇篮时代起就不同于常人，我也并不反对。再说，我已经提过，他在母亲死时还只四岁，但以后却一辈子记住了她，她的脸庞，她的和蔼的样子，“就象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一般”。大家知道，这样的记忆即使再小些，即使在两岁的时候也有可能记住的，只不过在以后一生中重现时，往往只好象黑暗中的光斑，又好象一张大画上撕下来的一角那样，除去这一角以外的全幅画面都隐没了，消失了。他的情形也正是这样：他还记得夏天的一个寂静的晚上，从打开的窗户射进了落日的斜晖——斜晖记得最真切。屋里一角有个神像，前面点燃着神灯，母亲跪在神像面前，歇斯底里地痛哭着，有时还叫唤和呼喊，两手抓住他，紧紧地抱住，勒得他感到疼痛；她为他祷告圣母，两手捧着他，伸到神像跟前，好象求圣母的庇护。……突然，奶娘跑了进来，惊慌地把他从她手里抢走。真象一个画面！阿辽沙马上就能想起母亲的脸来：他说据他的记忆，那张脸是疯狂却又很美丽的。但是他不大爱把这个回忆讲给什么人听。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不好动，甚至不大说话，这倒不是由于不信任人，不是由于怕生，或者性情阴郁，不善于跟人交往；恰恰相反，是由于一种别的情形，好象是由于一种个人的、内心的思虑，和别人不相干而对他很重要，以致为此似乎忘掉了别人。然而他对人是友爱相处的：他好象终身完全信赖别人，却从来没有人把他当做头脑简单或幼稚的人。他身上有点什么表明着、暗示着——以后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不愿意做人们的裁判官，不愿意责备，也决不去责备人家。他甚至好象对一切都容忍，毫不怨人，虽然时常感到很痛心。不但如此，在这方面他甚至到了什么人也不能使他惊奇、恐惧的地步，这情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童贞、纯洁的他二十岁上到了父亲家里，一直走进龌龊的淫窟，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唯有默默地退出去，没有一点点轻蔑或责备任何人的神色。父亲做过人家的食客，因此，对于受气十分敏感，十分小心眼。他起初不信任这个孩子，并且阴沉地接待他（说他“总是沉默着，在自己心里打主意”），但最多过了两个星期光景，就竟然开始时常拥抱他，吻他了，尽管是带着醉汉的眼泪，出于酒后的多愁善感，但不用说，象这样的一位父亲，显然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真挚、深沉的爱去爱过任何人。……
大家全都喜爱这个青年人，无论他出现在什么地方，甚至从他的儿童时代起就是这样。他到了恩人和继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里以后，这家里所有的人都十分爱他，把他看作是自己家的孩子。他到这家去的时候还是个婴孩，人们决不能在婴孩身上发现什么狡黠的算计，机诈，或谄媚、讨好的艺术，招人喜爱的手腕。所以这种引起人家对他特别喜爱的因素，是蕴藏在他自己身上的，所谓出自天性，并无虚假，或者做作。他在学校里也是这样，尽管看起来他仿佛正是那一类引起同学不信任、有时被嘲笑、或许招嫉恨的孩子。例如，他常常闷闷不乐，好象离群索居似的。他从儿童时代就爱躲在角落里读书，然而同学们却十分爱他，他在整个在校期间简直可以被称为大众的宠儿。他不大淘气，甚至不大快乐，但是大家看他一眼，立刻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心里阴沉，相反地，他的心情是平静，明朗的。在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中间，他从来不爱显出优越的样子。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从来不怕什么人，而男孩子们也立即明白，他并不因他的无畏自豪，他的神气好象不知道自己勇敢无畏似的。他受了气，从不记仇。有时在受气刚一个钟头以后就答理冒犯自己的人，或是带着信任和谅解的神情，主动同对方先说话，好象他们之间并未发生任何事情，同时还不显得这是偶然忘记了，或故意饶恕别人的冒犯，而干脆只是不把它当作冒犯，这就使孩子们既欢喜又心折。他只有一个特点，使他在中学里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直引得同学们时常想要取笑他，但并不是恶意的嘲笑，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开心。他这特点是一种特别的、极端的害羞和贞洁。他不能听谈论女人的某种言语，某种说法。可惜，这“某种”言语和说法在学校内是无法断绝的。那些心地纯洁的男孩子，还几乎是小孩，就已经时常爱在教室里互相嘀咕，甚至高声谈论某些连大兵们都不常说起的事情、场面和景象。不仅如此，我们知识阶级和上等社会里的幼龄儿童们所早经熟知的这一类事情中，有许多还是大兵们所全然不知的。这也许还不是道德的败坏，也并非真正的、腐败的、发自内心的玩世不恭，而只是表面的东西，但正是这种表面的东西，却往往被他们当作甚至是优雅、机灵、勇敢的，值得模仿的行为。他们看见“小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在大家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赶快用手指塞住耳朵，有时就故意围在他身旁，强行把他的手扳开，冲着他的两只耳朵喊脏话，他挣脱着，蹲在地板上，躺下来，蜷着身子，老是不说一句话，也不骂一声，默默地忍受欺凌。但是后来人家就不再去缠他了，也不再用“小姑娘”的称呼逗他，而且还对他露出同情的目光。此外，他的功课在全班中也永远是优秀的，但却也从不名列第一。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死后，阿辽沙又在省立中学读了两年书。寂寞无聊的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夫人在丈夫死后，立刻带着都是女性的全家到意大利去长期居住，阿辽沙就到了另两位太太的家里。这两位太太他以前从未见过，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亲，他凭什么到她们家里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从不过问自己是靠谁的钱生活的。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哥哥伊凡·费多罗维奇完全相反，伊凡在大学里的最初两年吃够了苦，自食其力地生活着，并且从儿童时代就痛心地感到是在受人家的恩惠，吃别人的饭。但是阿历克赛性格上的这种奇怪特点，好象也不能过分严加责备，因为每一个人，只要稍稍熟悉了他，在一旦产生这类疑问时，就会立即相信，阿历克赛一定是那种近似疯僧一类的青年人，即使一旦有了万贯家财，只要人家一开口对他有所请求，或者为了拿去做善事，或者只是碰到甚至一个老滑头向他伸手索取，他也会毫不为难地交出去的。总而言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钱的价值，自然这话不是从字面的含义来说的。在人家给他一点零用钱的时候（他自己是从来没有请求过的），他不是一连几星期不知怎样把它花掉，就是毫不珍惜，一下子就弄得一文不剩了。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个对于钱财和资产阶级的信用十分看重的人，在注意地观察了阿历克赛以后，有一次对人说过这样一段妙语：“也许这种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可以不给他一个钱把他放在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市的广场上，他也决不会丧命，不会冻饿而死，因为马上就会有人给他食物，把他安排好，即使安排不好，他自己也会很快给自己安排好的，并且这样做他并不需要做多大努力，受任何屈辱，照顾他的人也不感到什么困难，相反地，也许还会觉得这是件乐事。”
他在中学里没有毕业；还剩一年，他忽然对太太们说，他想到一件事，要到父亲那里去。太太们很怜惜他，舍不得放他走。车票不很贵，他要把表（这是恩人的家属出国以前送给他的）拿去当掉做路费，太太们不许他这样做，便给了他充裕的盘费，还有新的衣裳和内衣。但是他把钱还了她们一半，说他决定要坐三等车。到了我们的小城以后，父亲第一句问话就是：“没有毕业，回来干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据说当时不同往常，露出了沉思的样子。不久发现他在寻找母亲的坟墓。他当时甚至打算承认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但是他回来的原因不见得只限于此。大概，他当时连自己也不知道，更不能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忽然心血来潮，把他引到一条陌生的、却已经不可避免的新道路上去，无论如何也拦挡不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能给他指出第二位夫人的葬身处，因为在棺材入土以后，他从未到她的坟上去过，加上年代久远，已完全记不清她当时葬在何处了。……
这里顺便谈谈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吧。他有过好长时间没有住在我们城里。第二位妻子死后，过了三四年，他到南俄去，最后到了敖德萨，在那里一连住了几年。据他自己说，他在那里起初认识了“许多犹太佬，女犹太佬，小犹太佬和犹太崽子”，可是后来却不但受到了犹太佬，而且也受到了“犹太人的接待”。可以想见，他正是在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发展了赚钱捞钱的特别本领。他重返我们城里来久居，不过是在阿辽沙回来以前三年的事，他的老熟人发现他苍老得多了，虽然他年纪并不怎么老。他一举一动不但未显得比从前高尚，却反而更厚颜无耻。譬如说，除了象从前那样自演小丑以外，现在又无耻地一心想把别人也弄得象个小丑。不但仍跟从前一样爱和女人胡缠，甚至好象比以前更加恶劣了。不久他在县里开办了许多新酒店。显然他已经有十万家私，也许稍为少些。很快就有许多本市的、县里的居民来向他告借，自然是有可靠的抵押品的。最近一个时期，他似乎有点老态毕露了，似乎有点丧失了平衡和自觉，甚至流于轻狂浮躁，做事有始无终，行动随心所欲，越来越频繁地狂饮烂醉，如果没有那个仆人格里戈里——那时候也已十分老迈，有时象家庭教师那样服侍着他，——也许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生活不免会碰到各种特别的麻烦。阿辽沙的归来，似乎甚至在道德方面也对他发生了影响，在这早衰的老人久已枯萎的心灵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又重新苏醒了过来。“你知道不知道，”他时常注视着阿辽沙说，“你很象她，那个害疯癫病的女人！”他这样称呼自己去世的妻子，阿辽沙的母亲。“害疯癫病的女人”的坟墓终于由仆人格里戈里指给阿辽沙看了。他领他到我们城市的公墓上去，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虽不贵重、却还体面的铁制墓石，上面刻着死者的姓名身分，年龄和死亡年分，底下还刻着四行诗，是古体的，中等人家墓上常用的诗句。令人惊叹的是这块墓石是格里戈里做下的。他自己把它立在可怜的“害疯癫病女人”的坟上，而且是自掏腰包做的，这是在他屡次不厌其烦地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这坟上的事，而主人不但摇头不管，还挥手赶跑一切回忆，径自动身到敖德萨去以后的事。阿辽沙在母亲坟上并没有显出任何特别的伤感；他只是倾听了格里戈里关于立这块墓石的既郑重又有条理的叙述，垂头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从那以后，几乎整年没有再到坟上去过。但是他上坟的这件小事也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发生了很奇妙的影响。他忽然掏出一千卢布捐给我们的修道院，以追荐亡妻的灵魂，但是他追荐的不是续弦，不是阿辽沙的母亲，不是“害疯癫病的女人”，而是他的发妻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常打他的那个。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当着阿辽沙痛骂修士。他自己决不是虔信的人；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在神像面前插过五分钱的蜡烛。这类人物身上常会奇怪地爆发出种种突如其来的情感和突如起来的思想。
我已经说过，他显得老态毕露了。当时他那副面貌清楚地标志出他所过的全部生活的特征和实质来。除了他那永远傲慢、多疑、嘲弄的小眼睛底下一长条肥肿的眼包，和小胖脸上的许多深深的皱纹以外，在尖尖的下颏下面还挂着一个大喉核，厚肉皮，椭圆形，象一只钱袋似的给他添上一种难看的、色情的样子。再加上一张食肉兽形的长嘴，厚嘴唇，嘴里露出乌黑的、几乎蛀尽了的残牙。一说话唾沫四溅。他自己也喜欢嘲笑自己的脸，虽然他对它基本上是满意的。他特别指出自己的鼻子，又细又不很大，鼻梁很高；“真正罗马式的，”他说，“和喉核连在一起，地道是一副古罗马衰落时期贵族的面貌。”他似乎还很引为骄傲。
阿辽沙在找到了母亲的坟墓不久以后，忽然对他说，想进修道院去，修士们也肯收他做见习修士。他又解释这是他的迫切愿望，所以郑重地请求做父亲的许可。老人早就知道，当时正在修道院里修行的佐西马长老已经在他这位“安静的孩子”的心目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这位长老自然是他们那里最诚实的修士。”在默默沉思地倾听了阿辽沙的话以后，他说，对于儿子的请求几乎完全不感到惊奇。“嗯，那么说，原来你是想到那里去，我的安静的孩子！”他已经喝得半醉，这时忽然露出了长时间的微笑，笑容中虽带着几分酒意，却仍不失机智和醉后的狡狯。“我早就感觉到你会落到这个结局，你知道不知道？你一直就在指望着上那个地方去！那好吧，你自己名下大概还有两千卢布，这就是你的嫁妆费。我的天使，我是永远不会把你抛开不管的，只要那里开口要多少，我立时就可以替你付出去。要是他们不开口要，我们何必自己送上门呢，对不对？你花钱就象金丝雀似的，一星期吃两粒米。……嗯，你知道，有一种修道院在市外单有一个村镇，大家都知道那里住着的全是所谓‘修道院的妻子’，我看，一共有三十多个，……我去过，你知道，那里很有意思，就是说，别有风味。所差的只是带着浓厚的俄罗斯味，先全没有法国女人，本来可以有的，资本并不少，只要开了头，就会来的。但是此地却什么也没有，有二百多名修士，却并没有修道院的妻子。很纯洁。吃素。这我承认。……嗯。那么你真的要到修士那里去么？阿辽沙，我真舍不得你，相信不相信，我真是爱你。……不过这也是个合适的机会：你可以替我们有罪的人祷告，我们坐在这里，作孽作得太多了。我时常想：将来谁会替我祷告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这可爱的孩子，我在这方面真是愚蠢的，你也许不相信吧？这真可怕。你看没看见：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我心想，我死的时候，鬼一定会用钩子来把我拉走的。可我又想：钩子么？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什么做成的？铁的么？在哪里打的？他们那里还有工厂么？修道院里的修士一定以为地狱里，譬如说，也有天花板。我准备相信有地狱，可是最好没有天花板。这样显得雅致些，文明些，那就是说：照马丁·路德的派头。实际上有没有天花板不都是一样的么？可你要知道，这一点正是讨厌的问题的关键！假使没有天花板，就没有钩子，假使没有钩子，那就一切都滚它的蛋吧；这么说来，就又拿不准了：究竟谁用钩子拉我？因为假使没有人拉我， 那么怎么办呢？ 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这些钩子faudraitles inventer ①， 特意为了我，为我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阿辽沙，我是多么地无赖！……”
“在那里是没有钩子的。”阿辽沙看了父亲一眼，轻声而且严肃地说。
“是的，是的，只有一些钩子的影儿。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有个法国人描写地狱说：‘J’ai vu l’omber d’un cocher qui avec l’omber d’une brossefrottait l’ombre d’une carrosse ②．’你，亲爱的，怎么会知道没有钩子？你到修士那里住上几天，就不会这样说了。好了，你去吧，等你找到了真理，再来告诉我，因为如果能确实知道阴间是怎么回事，那也就可以更安心点到那个世界里去了。再说你在修士那里也比在我这里适合些，我这里只有一个老醉鬼和一些女孩子，……虽然对你这样的安琪儿来说，什么都触动不了你。也许在那里也什么都触动不了你，我所以答应你，就是因为抱着这样一个希望。你的智慧并没被鬼吃掉。你一阵热火劲过去以后，毛病治好了，就会回来的。我要等着你：我觉得你是世上唯一的不责备我的人，你是我的亲爱的孩子，我感觉到这一点，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
他甚至痛哭流涕了。他心情感伤。既恼恨，又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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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法语：应该造（虚构）出来。据说法国十八世纪作家伏尔泰曾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应该把他造出来。”
② 法语：我看见车夫的影，他用刷子的影擦净马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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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长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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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读者里有人会猜想，我的这位青年人具有病态的，狂热的，畸形发展的天性，是一个面容惨白的幻想家，痨病鬼或是酒鬼一样的人，然而实际完全相反，阿辽沙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当时却是身材匀称，脸色红润，目光清澈，全身健康的。在那时候，他甚至很漂亮，体态端庄，中等个子，深褐色头发，端正而略长的椭圆脸，两只离得很开的、发亮的暗灰色眼睛。人很深沉，显然也很宁静。也许有人说，尽管脸颊红润，也同样可能是狂信和神秘主义的；但是我却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什么人都现实。自然，他在修道院里笃信奇迹，但是据我看来，奇迹是永远不会使现实派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说奇迹会使现实派接受信仰。真正的现实派，如果他没有信仰，一定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信奇迹的力量，即使奇迹摆在他面前，成为不可推翻的事实，他也宁愿不信自己的感觉，而不去承认事实。即使承认，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自然的事实，只是在这以前他不知道罢了。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如果现实派一有了信仰，则正由于自己的现实主义，他势必也同时会承认奇迹。使徒多马说，他只要不是亲眼得见的就不能相信，但是看到了以后便说：“我的神，我的上帝”，是不是奇迹使他有了信仰呢？大概不是的，他所以相信，只是因为自己愿意相信，也许还在他说“未看到以前不能相信”的时候，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相信了哩。
有人也许要说，阿辽沙性情迟钝，知识不广，中学没有毕业等等。他中学没毕业，那是不假，但是说他迟钝，或者愚蠢，就未免太不公了。我再说一遍上面已经说过的话：他走到这条路上来，只是因为当时只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代表他的心灵从黑暗超升到光明的出路的全部理想。此外，他已经多少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人的气质，这就是说：本性诚实，渴望真理，寻求它，又信仰它，一旦信仰了以后就全心全意献身于它，要求迅速建立功绩，抱着为此甘愿牺牲一切甚至性命的坚定不移的决心。然而，不幸这些青年人往往不明白在许多这类事情上牺牲性命也许是一切牺牲中最容易的一种；譬如说，从青春洋溢的生命之中，牺牲五六年光阴去从事艰难困苦的学习、钻研科学，哪怕只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力量，以便服务于自己所爱的真理，和甘愿完成的苦行，——这样的牺牲就有许多人完全办不到。阿辽沙虽选择了和大家完全相反的道路，但仍带着同样的渴求迅速立功的心情。他刚刚经过严肃的思索后，突然对灵魂不死和上帝的存在产生了确信，就立刻毫无做作地对自己说：“我愿为探寻灵魂不死而生活，决不半心半意。”同样地，如果他一经决定灵魂和上帝是没有的，那他也会立刻成为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单单是工人问题，或所谓第四种阶级的问题，主要还是个无神论问题，无神论在现代的具体化的问题，建筑巴比伦高塔的问题，——建筑这个高塔正是不靠上帝，不为了从地上上升到天堂，而是为了把天堂搬到地面）。阿辽沙甚至觉得再照以前那样生活是奇怪而不可能的。圣经上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舍掉你所有的……跟从我。”阿辽沙对自己说：“我不能只舍弃两个卢布，以代替‘所有的’，也不能止于做做晚祷，以代替‘跟从我’”。在他的幼年时代的回忆里，也许还保存着关于我们的市郊修道院的一点影子，——当时他母亲也许曾领他到那里去做晚祷。也许神像前落日斜晖的情景发生了影响，——当时他的害疯癫病的母亲曾把他高举到神像的跟前。他这次带着沉思的神情到我们这里来，也许就为了看一看：这里是否真舍弃“所有的”，或者也仅仅只舍弃“两个卢布”，于是在修道院里遇见了这位长老。……
这位长老，我前面已经交代过，就是佐西马长老。但是在这里必须说一下我们的修道院里的“长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惜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不够内行，也不够自信。尽管如此，我还是试试用极少的几句话来作一个皮毛的叙述。第一，专门的，内行的人说长老和长老制度出现在俄国修道院里还不很久，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所有正教的东方，尤其是在西奈和阿索斯，却已存在了一千多年。有人说，在古时候，我们罗斯也有长老制度，或者说按理应该存在的，但是由于俄罗斯的灾难，由于鞑靼的侵略，叛乱，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后与东方关系的断绝，这个制度被我们遗忘了，长老也绝迹了。从上世纪末期，一个人们称为伟大的苦修者的巴伊西·魏里契科夫斯基，和他的门徒们，才重新又恢复了这个制度，但是直到现在，甚至过了差不多一百年，它还只不过在很少几个修道院里得到恢复，而且有时几乎还被当作俄罗斯国内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而遭到压制。在我们罗斯国内，在一个著名的修道院柯泽尔斯克·奥普廷修道院里，这个制度特别发达。在我们市郊的修道院里，什么时候、是谁建立这个制度的，我说不出，但是到最近的一个长老佐西马已经是第三代了，不过他衰弱多病，已经离死不远，而代替他的还不知道是谁。这在我们的修道院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修道院，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地方：里面既没有圣徒的骸骨，也没有显灵的神像，甚至没有同我们的历史有关的著名的传说，也数不出什么历史上的功绩和对于祖国的贡献。它的兴盛而且闻名全俄，完全是由于长老的缘故；香客们成群地从全俄罗斯各地，不远千里赶来看他们，听他们讲道。可是，长老是什么呢？长老就是把你的灵魂吞没在自己灵魂里，把你的意志吞没在自己意志里的人。你选定了一位长老，就要放弃自己的意志，自行弃绝一切，完全听从他。对于这种修炼，对于这个可怕的生活的学校，人们是甘愿接受、立志献身的，他们希望在长久的修炼之后战胜自己，克制自己，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终于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活了一辈子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这种长老制的创立，并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东方一千多年的实践。受业于长老，可跟我们俄国修道院里一向就有的普通“修持”不同。这里规定一切受业于长老的人要经常不断地向他忏悔，授业者和受业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约束。举个例子吧，传说有一次，在基督教的远古时代，有一个见习修士没有遵照他的长老的指示完成某种修持而离开修道院出国，从叙利亚到埃及去了。在那里，经过长期重大的苦行以后，终于熬尽磨难，殉道而死。在教会把他尊作圣者，埋葬他的躯壳的时候，教堂执事正喊着：“尚待受洗的人，走出教堂！”忽然那口棺材连同躺在里面的殉道者的躯体离开原地，仿佛被人推出了教堂，抬回来又推出去一连三次。后来才知道这位殉道的圣者曾破坏了修持，离开了长老，因此不经长老给他解除，他是不能被赦免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行也不行。等到原来的长老解除了他的修持以后，这才完成了他的葬礼。自然，这是古代的传说，但还有一种最近的故事：我们现在的一个修士在阿索斯修行，这地方他衷心喜爱，把它当作圣地，当作安静的隐身处，忽然他的长老命令他离开阿索斯，先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地，再回到俄罗斯北方西伯利亚：“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不是这里。”那个修士满心忧郁，垂头丧气地到君士坦丁堡去见总主教，央求他解除他的修持，总主教回答他说，不但他总主教不能解除他，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谁，并且不会有谁拥有可以解除他的修持的权力。这修持既由一个长老加在他的身上，就只有这个长老自己才有解除的权力。所以长老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无止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权力。在许多修道院里，我国的长老制所以在最初几乎遭到压制，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在民间，长老们立刻受到了极大的尊敬。比方说，普通人和最高贵的人全都到我们修道院的长老那里，对他们膜拜，向他们忏悔自身的疑虑，自身的罪孽，自身的痛苦，央求他们给予忠告和训示。看到这种情况，反对长老制的人们除了别种攻击外，叫嚷说，这样一来，等于独断而轻率地把忏悔的圣礼贬低了，其实修士或俗人对长老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灵魂，本来就完全不是把它当作圣礼来看待的。然而尽管如此，长老制仍旧维持了下来，而且渐渐地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奠定了基础。固然也许不错，这种使人类精神上从受奴役转变到自由和心灵完美的、已经试用过一千年的利器，可能会变成一把也能伤害自身的双刃利剑，也许会把有的人不是引向驯顺和完全的克己，而是相反地引向魔鬼般的骄傲，那就是说，不是得到自由，却是得到了锁链。
佐西马长老六十五岁了，出身地主家庭，在很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军人，在高加索当过尉官。毫无疑问，他有某种心灵的特色使阿辽沙深为惊佩。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道室里，——长老很爱他，让他和自己同住。应该注意的是阿辽沙当时住在修道院里，还没有受什么约束，整天都可以随便出去，穿修道服也是出于自愿，为的是在院内所有的人当中不显得特殊。自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经常显示在长老身上的那种力量和声誉强烈地影响到阿辽沙年轻的头脑。大家都说佐西马长老多年接待许多人到他那里来忏悔自己的心事，向他渴求忠告和治病的祝辞，——大量的剖白，痛悔，自承，进入他的心灵，使他终于获得了十分微妙的慧性，只要朝来见他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会猜出：这人是为什么来的，需要什么，甚至猜得出是什么痛苦刺伤着他的良心。他在来见的人开口以前，先知道了人家的秘密，这使那人惊讶，惭愧，有时几乎使那人害怕。但是阿辽沙看到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第一次到长老那里去密谈，进去的时候怀着恐怖和不安，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永远是明朗而快乐的，最阴郁的脸会变成幸福的脸。使阿辽沙特别惊讶的是长老并不严厉；待人接物差不多永远是笑吟吟的。修士们说他的心灵专门亲近罪孽较多的人，而凡是作孽最多的人，他也爱得最深。到了长老临去世的时候，修士们里面还有恨他和嫉妒他的人，但是显得少了，只能保持缄默，虽然在他们中也有几个修道院里很著名的重要人物，例如一个老修士，伟大的寡言者和不寻常的吃素人。然而到底有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拥护佐西马长老，其中很多人是全心全意、热烈而诚恳地爱他；有几个人甚至近于狂信地依恋着他。这类人干脆地，但并不十分大声地说他是圣徒，说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并且由于看出他已接近死亡，因此期待着将会显示的奇迹，以便在最近将来使修道院获得伟大的名声。对于长老奇迹的力量，阿辽沙是完全相信的，正和他完全相信关于棺材从教堂里飞出去的故事一样。他看见有许多人带来了有病的儿童和成年的亲属，恳求长老抚他们的头顶，为他们读祷词，后来很快地就回家了，有的人第二天就回来，含着眼泪在长老面前跪下，感谢他治愈了他们的病人。到底是真的治愈还是只是病情自然好转，在阿辽沙心目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他已经完全相信师傅的精神力量，师傅的荣誉似乎成了他自身的胜利。特别使他激动心跳、喜气洋洋的，是每当长老出来接见等在修道院大门口的一群普通香客时的情景，——这是些从全俄罗斯各处赶来，特意要见一见长老，求他祝福的人。他们匍伏在他面前，哭泣，吻他的脚，吻他站着的土地，大声哭喊，女人们把自己的孩子捧到他的面前，把害抽疯病的女人领来。长老同他们说话，读简短的祷告词，为他们祝福，把他们打发走了。近来他由于时时发病，有时显得十分衰弱，无力从修道室里走出来，于是香客们在修道院里等他出来一等就是几天。他们为什么这样爱他，他们为什么在他面前匐伏，只要见到他的脸，便感动得下泪？这对阿辽沙是不成问题的。噢！他也很明白，对于俄罗斯普通人的温顺的灵魂，对于被劳累和忧愁所折磨，特别是被永远的不公平和永远的罪孽（自身的和世上的）所折磨的人们，见到圣物或圣者，跪在他的面前膜拜，是一种无比强烈的需要和最巨大的安慰。他们觉得：“尽管我们有罪孽，不诚实，易受诱惑，但无论如何，世上某处总还有一位圣者和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真理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转到我们这里来，象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阿辽沙知道，人民就是这样感觉，这样推想的，他明白这一点。至于说在人民眼中，长老是否就是那个保持上帝真理的圣者，他对这一点丝毫没有疑惑，正和那些哭泣的乡下人，把孩子捧向长老的病女人一样。长老圆寂将使修道院得到不平凡的盛誉的信念在阿辽沙心灵里起统治作用，也许甚至比修道院里的任何人都要强烈。总之，最近以来，一种深刻的、火焰般的内心的喜悦在他的心里燃烧得越来越强烈。至于这位出现在他面前的长老毕竟不过是一个个别的人这一点，丝毫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是圣徒，他的心里有使一切人更新的秘诀，有一种力量，足以最后奠定地上的真理，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大家全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降临了。”这就是阿辽沙心中的梦想。
两位兄长的归来似乎给阿辽沙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他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哥哥比和另一位同母兄长伊凡·费多罗维奇熟悉得更快，相处得更投机，虽然德米特里还回来得较迟些。他极想亲近兄长伊凡，可是伊凡已经住了两个月，他们虽然朝夕相见，但却仍旧怎么也处不来。阿辽沙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似乎总在期待着什么，老有点腼腆；而兄长伊凡呢，尽管阿辽沙起初也曾发觉他用深长、好奇的眼光注视过自己，但不久就好象完全不加注意了。阿辽沙觉察到这种情况心里感到很困惑。他认为兄长的冷淡是由于他们年龄不同，特别是文化差得太多。但是，阿辽沙还有另外一个念头：伊凡对他的好奇和同情这样少，也许是出于一种阿辽沙完全不知道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伊凡在操心着什么，牵挂着某种内心的，重要的事情，努力追求某种目的，也许是很难达到的目的，所以才顾不到他，这就是他所以冷淡地对待阿辽沙的唯一的原因。阿辽沙也想到：有没有看不其他的成分呢？一个有学问的无神派很可能看不起一个愚蠢的小修士。他深知他的哥哥是无神派。如果真的有这种蔑视的话，他本来也不致生气的，但是他到底怀着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惊惶的不安，期待着兄长愿意和他更为接近的时候到来。兄长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带着相当的敬意评论伊凡哥哥，谈到他时总带着一种特别的情感。阿辽沙从他那里得知最近使两位兄长关系密切起来的那件重要事情的细节。德米特里对于伊凡哥哥的盛赞在阿辽沙的眼中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德米特里这个人和伊凡比起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个白丁，两人放在一起，在个性和秉赋方面，显然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也许再也不能想象比这两人更为互相不同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不和谐的家庭的全体成员在长老的修道室内相晤，或者说，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的事情，这个会议给予阿辽沙特别巨大的影响。这次聚会的借口，老实说是捏造出来的。就在那个时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由于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闹遗产和财务上的纠纷，双方的不和谐显然已经达到了极点。关系尖锐化了，已经无法再忍耐。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首先好象开玩笑似的出了主意，就是大家全到佐西马长老的修道室里去谈。这样一来尽管没求长老出面直接调停，却到底可以比较得体地谈出点结果来，在这中间长老的职位和面子，也许会起点劝诱和促成和解的作用。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从来没到长老那里去过，甚至没有见过他，自然以为他们想用长老来吓唬他；但是因为他自己对于近来同父亲争论时所作的许多决裂的举动，暗地里正在深自谴责，所以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另外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象伊凡·费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中，却另外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刚巧当时住在我们城里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也特别中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种想法。一个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自由思想者和无神派，也许由于烦闷，或者出于轻浮的逢场作戏，竟积极地要参预这件事。他忽然想看一看修道院和“圣徒”。因为他同修道院的长期争论还在继续，关于两方田地疆界，林中伐木，河里捕鱼的权利的诉讼还在拖延着，所以他赶紧利用这点，借口说他愿意亲自和院长谈判，看能不能设法和平了结这个争论。一个怀着这种好意的宾客，自然会比普通好奇的游人受到更殷勤有礼的接待。出于这样的考虑，修道院可能对近来由于害病差不多不出修道室一步，甚至拒绝接见普通访客的长老，施加了一些内部的影响。最后长老同意了，并且定好日子。“是谁让我替他们分产的？”他只是含着微笑这样对阿辽沙说了一句。
阿辽沙听说了会晤的事情，显得十分不安。据他了解，涉讼和争论的两造中郑重对待这次聚会的，无疑地只有兄长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余的人照阿辽沙看来，都是出于轻浮的，也许是为了羞辱长老的目的而来的。兄长伊凡和米乌索夫的来是为了最粗鲁的好奇心，至于他父亲，也许是为了来演一出丑角戏的场面。是的，阿辽沙虽然嘴里不说，却已充分而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我重复一句：这个孩子并不象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头脑简单。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等候约定的日子。无疑地，他自己在心里很想使这一切家庭纠纷从速了结。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长老：他为他，为他的名誉发急，生怕有人侮辱他，尤其是米乌索夫巧妙的，有礼貌的嘲笑，和有学问的伊凡话语里高傲的弦外之音，这一切都是阿辽沙脑子里在转的东西。他甚至想冒昧地警告长老一声，对他说几句关于这些就要光临的人们的话，但是想了一下，就忍住了。他只在预定日子的前一天托一个朋友转达德米特里哥哥，说他十分敬重他，希望他履行预先答应的话。德米特里思索了一阵，因为他一点也想不其他答应过什么，不过还是回了一封信，说他将用全力自制，不对“卑劣的举动”发火，虽然他深深敬佩长老和伊凡弟弟，却认为内中必定设下了一种陷阱，或是不值一笑的滑稽戏。“但无论如何，我宁愿咬破自己的舌头，也决不对你万分尊敬的圣者有所冒犯。”——德米特里这样结束了那封短信。阿辽沙看过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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