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04章

 

  三十一

  铁锁哐啷响了一声,玛丝洛娃又被关进牢房。牢里的人都向她转过身去。就连诵经士的女儿也站住,扬起眉毛,瞧了瞧进来的人,但她一言不发,接着又迈开她那有力的大步走了起来。柯拉勃列娃把针扎在粗麻布上,从眼镜上方疑问地凝视着玛丝洛娃。

  “哎呀,老天爷!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释放呢,”她用男人一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看样子他们要你坐牢喽。”

  她摘下眼镜,把针线活放在身边的板铺上。

  “好姑娘,我刚才还跟大婶说过,也许会当场把你释放的。据说这样的事是常有的。还会给些钱呢,全得看你的造化了,”道口工立刻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唉,真是没想到。看来我们占的卦都不灵。好姑娘,看来上帝有上帝的安排,”她一口气说出一套亲切动听的话来。

  “难道真的判刑了?”费多霞现出满腔同情的神色,用她那双孩子般清澈的蓝眼睛瞧着玛丝洛娃,问。她那张快乐而年轻的脸整个儿变了样,仿佛要哭出来。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走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

  她的床铺在靠墙第二张,紧挨着柯拉勃列娃。

  “你大概还没有吃过饭吧?”费多霞说着站起来,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却把两个白面包放在床头上,开始脱衣服。她脱下满是灰土的囚袍,从鬈曲的黑头发上摘下头巾,坐下来。

  背有点驼的老太婆在板铺另一头逗着小男孩玩,这时也走过来,站在玛丝洛娃面前。

  “啧,啧,啧!”她满心怜悯地摇摇头,啧着舌头说。

  那个男孩子也跟着老太婆走过来,眼睛睁得老大,翘起上嘴唇,盯着玛丝洛娃带来的白面包。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以后,玛丝洛娃看见这一张张满怀同情的脸,她忍不住想哭,嘴唇都哆嗦起来。但她竭力忍住,直到老太婆和男孩子向她走过来。当她听到老太婆充满同情的啧啧声,看见男孩子聚精会神地盯着白面包的眼睛又转过来瞧着她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她整个脸都哆嗦着,接着放声痛哭起来。

  “我早就说过,得找一位有本事的律师,”柯拉勃列娃说。

  “怎么,要把你流放吗?”她问。

  玛丝洛娃想回答,可是说不出话。她一面哭,一面从面包里挖出那包香烟。烟盒上印着一个脸色白里透红的太太,头发梳得很高,敞开的领子露出一块三角形的胸部。玛丝洛娃把那包烟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瞧了瞧烟盒上的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主要是怪玛丝洛娃不该这样乱花钱。她取出一支烟,凑着油灯点着,自己先吸了一口,然后把它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没有停止哭,一口接一口地拚命吸烟,然后把烟雾吐出来。

  “服苦役,”她呜咽着说。

  “这帮恶霸,该死的吸血鬼,不敬畏上帝,”柯拉勃列娃说。“平白无故就把人家姑娘判了刑。”

  这当儿,那些留在窗口的女人迸发出一阵哄笑声。小女孩也笑了。她那尖细的孩子的笑声,同三个大人沙哑而刺耳的笑声汇成了一片。院子里有个男犯作了个什么怪动作,逗得窗口的看客都忍不住笑起来。

  “呸,这条剃光头毛的公狗!他这是干什么呀!”那个红头发的女人说,笑得浑身的胖肉都抖动起来。她把脸贴在铁栅栏上,嘴里胡乱嚷着下流话。

  “嘿,这没良心的东西!有什么好笑的!”柯拉勃列娃对红头发女人摇摇头,说。接着她又问玛丝洛娃:“判了好多年吗?”

  “四年,”玛丝洛娃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有一滴眼泪落到香烟上。

  玛丝洛娃怒气冲冲地把那支烟揉成一团,扔掉,又拿了一支。

  道口工虽然不吸烟,却连忙把烟头捡起来,把它弄直了,同时嘴里说个不停。

  “看来一点儿也不错,好姑娘,”她说,“真理让骗猪给吃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柯拉勃列娃大婶说他们会把你放了的,我说不会。我说,好人儿,我的心觉得出来,他们不会放过她的。可怜的姑娘,果然没错,”她说,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这时,男犯都已从院子里走掉,同他们搭话的女人也都离开窗口,来到玛丝洛娃跟前。第一个走过来的是带着女孩的暴眼睛私酒贩子。

  “怎么判得这样重啊?”她一边问,一边挨着玛丝洛娃坐下来,手里继续迅速地编着袜子。

  “因为没有钱才判得那么重。要是有钱,请上一个有本事的讼师,包管就没有事了,”柯拉勃列娃说。“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呀……蓬头散发的,大鼻子……嘿,我的太太,要是能把他请来,他就会把你从水里捞起来,让你身上不沾一滴水。”

  “哼,怎么请得起,”俏娘们龇着牙冷笑了一声,挨着她们坐下,“没有一千卢布你就甭想请得动他。”

  “看样子,你生来就是这样的命,”因犯纵火罪而坐牢的老太婆插嘴说。“我的命也真苦,人家把我的儿媳妇抢走了,还把儿子关到牢里喂虱子,连我这么一把年纪的人都被关进来了,”她又讲起她那讲过成百遍的身世来。“看样子,坐牢也罢,要饭也罢,你就甭想躲开它。不是要饭,就是坐牢。”

  “他们都是一路货,”贩私酒的女人说,她仔细察看女孩的头,就放下手里的袜子,把女孩拉过来夹在两腿中间,手指灵活地在她的头上找虱子。“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贩卖私酒?’请问,叫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她一面说,一面熟练地做她做惯的活儿。

  私酒贩子的这番话使玛丝洛娃想起了酒。

  “最好弄点酒来喝喝,”她对柯拉勃列娃说,用衬衫袖子擦擦眼泪,只偶尔抽搭一声。

  “要喝吗?行,拿钱来,”柯拉勃列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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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

  玛丝洛娃从面包里掏出钱,把一张息票交给柯拉勃列娃。柯拉勃列娃接过息票,瞧了瞧。她不识字,但信任那个无所不知的俏娘们。俏娘们告诉她息票值两卢布五十戈比。柯拉勃列娃爬到通气洞口,取出蒙在那里的一瓶酒。女人们,除了贴近玛丝洛娃的几个外,看到这情景,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去。玛丝洛娃抖掉头巾和囚袍上的灰土,爬到铺上,开始吃面包。

  “我给你留着茶,恐怕凉了,”费多霞说着从墙架上取下一把用包脚布裹着的白铁茶壶和一个带把的杯子。

  那茶完全凉了,而且白铁味道比茶味更浓,但玛丝洛娃还是倒了一杯,就着吃面包。

  “费纳什卡,给你,”她叫道,掰下一块面包,递给眼睛直盯住她嘴巴的小男孩。

  这当儿,柯拉勃列娃把酒瓶和杯子交给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请柯拉勃列娃和俏娘们一起喝。这三个女犯是牢房里的贵族,因为她们有钱,有了东西就一起享用。

  过了几分钟,玛丝洛娃兴奋了,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上的情景和法庭上特别使她惊讶的一件事,还滑稽地摹仿检察官的动作。她说,法庭上的男人个个都兴致勃勃地望着她,为此还特意闯到犯人室里来。

  “就连那个押解我的兵都说:‘他们这都是来看你的。’一会儿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拿文件或者什么东西,可是我看出,他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要用眼睛把我吞下去,”她笑嘻嘻地说,摇摇头,仿佛她也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全会演戏。”

  “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道口工附和着,立刻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好比苍蝇见了糖。他们别的都不在意,可是见了女人就没命了。他们这帮男人光吃饭还不行……”

  “这儿也一样,”玛丝洛娃打断她的话说。“到了这儿,我也遇到了那类事。他们刚把我带回来,正好有一批家伙从火车站上押到。他们死乞白赖地纠缠人,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身。多亏副典狱长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死缠住不放,好容易才被我挣脱了。”

  “那家伙什么模样?”俏娘们问。

  “皮肤黑黑的,留着小胡子。”

  “多半是他。”

  “他是谁?”

  “就是谢格洛夫。你看,他刚走过去。”

  “这谢格洛夫是个什么人?”

  “连谢格洛夫都不知道!谢格洛夫两次从服苦役的地方逃走。这回又把他抓住了,可他还是会逃走的。连看守都怕他呢,”俏娘们说,她同男犯人们传递纸条,监狱里发生的事她都知道。“他准会逃走的。”

  “哼,他会逃走,可不会把咱们带走!”柯拉勃列娃说。

  “你最好还是讲讲,”她对玛丝洛娃说,“关于上诉的事那理事(律师)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如今总得去上诉吧?”

  玛丝洛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时候,红头发女人把雀斑累累的双手伸到蓬乱的浓密头发里,用指甲搔着头皮,走到那三个正在喝酒的“贵族”跟前。

  “卡秋莎,我把该办的事都告诉你,”她开口道。“劈头第一件事,你得写个呈子,说你对那个判决不满意,然后再向检察官提出。”

  “关你什么事?”柯拉勃列娃怒气冲冲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闻到酒味了。这事不用你多嘴。你不说,人家也知道该怎么办,用不着你多嘴。”

  “人家又不是跟你说话,要你罗唆什么!”

  “想喝点酒吧?也赶过来了。”

  “好哇,就给她喝一点吧,”玛丝洛娃说。她一向很慷慨,有了东西就分给大家。

  “让我来给她尝尝……”

  “哼,来吧!”红头发女人逼近柯拉勃列娃说。“我才不怕你呢。”

  “臭犯人!”

  “你自己才是臭犯人!”

  “骚货!”

  “我是骚货?你是苦役犯,凶手!”红头发女人嚷道。

  “对你说,走开!”柯拉勃列娃板起脸说。

  但红头发女人反而逼拢来。柯拉勃列娃猛然往她敞开的胖胸部推了一下。红头发女人仿佛就在等她来这一手,出其不意用一只手揪住柯拉勃列娃的头发,举起另一只手想打她耳光,但被柯拉勃列娃抓住。玛丝洛娃和俏娘们拉住红头发女人的双手,竭力想把她拉开,但红头发女人揪住对方的辫子,不肯松手。她刹那间把对方的头发松了一松,但目的是把它缠在自己的拳头上。柯拉勃列娃歪着脑袋,一只手揍着她的身体,同时用牙齿咬她的手臂。女人们都围着这两个打架的人,劝阻着,叫嚷着。就连那个害痨病的女犯也走过来,一面咳嗽,一面瞧着这两个扭成一团的女人。孩子们拥挤着,啼哭着。女看守听见闹声,带了一名男看守进来。他们把打架的女人拉开。柯拉勃列娃拆散她那灰白的辫子,拉掉那几绺被拔下的头发。红头发女人拉拢撕破的衬衫,盖住枯黄的胸部。两人都边哭边诉,大声叫嚷。

  “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灌酒灌出来的。明天我告诉典狱长,让他来收拾你们。我闻得出来,这儿有酒味,”女看守说。

  “你们当心点儿,快把那些东西拿掉,要不你们会倒楣的。我们可没功夫来给你们评理。现在各就各位,保持安静。”

  但过了好久还没有安静下来。两个女人又对骂了一阵,争辩着吵架是谁开的头,是谁的不是。最后,男看守和女看守都走了,女人们才安静下来,准备睡觉。那个老太婆随即跪在圣像前面做起祷告来。

  “两个苦役犯凑在一起了,”红头发女人突然从板铺另一头哑着哑子说,每说一句就插进几个刁钻古怪的骂人字眼。

  “当心别再自讨苦吃,”柯拉勃列娃也夹杂着类似的骂人话回敬她。于是两人都不作声了。

  “要不是他们拦着我,我早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了……”红头发女人又开口了,柯拉勃列娃又立刻回敬。

  然后又是沉默,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但接着又是对骂。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完全安静了。

  大家都睡了,有几个已发出鼾声,只有那个一向要祷告得很久的老太婆还跪在圣像前叩头。诵经士的女儿等看守一走,就从床上起来,又在牢房里来回踱步。

  玛丝洛娃没有睡着,头脑里念念不忘她是个苦役犯。人家已经两次这样称呼她:一次是包奇科娃,另一次是红头发女人。她对这事怎么也不能甘心。柯拉勃列娃原来背对她躺着,这时转过身来。

  “唉,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玛丝洛娃低声说。“人家做尽坏事,也没什么。我平白无故,倒要受这份罪。”

  “别难过,姑娘。西伯利亚照样有人活着。你到那里也不会完蛋的,”柯拉勃列娃安慰她说。

  “我知道不会完蛋,但到底太气人了。我不该有这个命,我过惯好日子了。”

  “人拗不过上帝呀!”柯拉勃列娃叹了一口气说,“人是拗不过上帝的。”

  “这我知道,大婶,但到底太难受了。”

  她们沉默了一阵。

  “你听见吗?又是那个骚娘们,”柯拉勃列娃说,要玛丝洛娃注意那从板铺另一头传来的古怪声音。

  这是红头发女人勉强忍住的痛哭声。红头发女人所以痛哭,是因为刚才挨了骂,遭了打,她真想喝酒,却又不给她喝。她所以痛哭,还因为她这辈子除了挨骂、嘲弄、侮辱和被打以外没有尝过别的滋味。她想找点开心的事来安慰安慰自己,就回忆她同工人费吉卡的初恋,但一回忆,也就想到这次初恋是怎样结束的。那个费吉卡有一次喝醉了酒,开玩笑,拿明矾抹在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接着看到她痛得身子缩成一团,就跟同伴们哈哈大笑。她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她想起这件事,觉得伤心极了,以为没有人会听见,就出声哭起来。她哭得象个孩子,嘴里哼哼着,吸着鼻子,咽着咸滋滋的眼泪。

  “她真可怜,”玛丝洛娃说。

  “可怜是可怜,可她不该来捣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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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醒来,首先就意识到他遇上一件事。他甚至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事,就断定那是一件大好事。“卡秋莎,审判。”对了,再不能撒谎了,必须把全部真相说出来。说也凑巧,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首席贵族夫人玛丽雅的来信。这封信聂赫留朵夫期待已久,现在对他特别重要。玛丽雅给了他充分自由,祝他今后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婚姻!”他嘲弄地说。“我现在离那种事太远了!”

  他记得昨天还准备把全部真相告诉她的丈夫,向他道歉,并且愿意听凭他发落。但今天早晨他觉得这事并不象昨天想的那么好办。“再说,既然他不知道,又何必使他难堪呢?如果他问起来,那我当然会告诉他。但何必主动去告诉他呢?不,这可没有必要。”

  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今天早晨他也觉得很困难。这种事确实很难启齿,会让人笑话的。世界上有些事只能心照不宣。今天早晨他做了决定:他不再上他们家去,但要是他们问起来,他就说实话。

  不过,对卡秋莎什么事都不该隐瞒。

  “我要到监牢里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请求她的饶恕。如果有必要,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同她结婚,”他想。

  不惜牺牲一切同她结婚,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这个想法今天早晨他觉得特别亲切。

  他好久没有这样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了。阿格拉芬娜一进来,他就断然——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那么果断——宣布,他不再需要这座住宅,也不再需要她的伺候了。原来他同阿格拉芬娜有一件事心照不宣,他保留这座租金昂贵的大住宅是为结婚用的。因此,退租一事就有特殊的含义。阿格拉芬娜惊讶地对他瞧瞧。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一切照顾,阿格拉芬娜,我今后不再需要这么大的住宅,也不需要仆人了。要是您愿意帮我的忙,那就麻烦您清理这些东西,暂且象妈妈在世时那样把它们都收拾好。等娜塔莎来了,她会处理的。”娜塔莎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

  阿格拉芬娜摇摇头。

  “怎么好处理呢?这些东西不是都要用的吗?”她说。

  “不,用不着了,阿格拉芬娜,多半用不着了,”聂赫留朵夫看见她摇头,就这样回答。“还要请您费心对柯尔尼说一下,我多给他两个月工资,以后就不用他了。”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这样做可不行啊!”她说。“嗯,您就是要到外国去一次,以后回来还是需要房子的。”

  “您想错了,阿格拉芬娜。外国我不去;我要去也到别的地方去。”

  他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对,应该告诉她,”聂赫留朵夫想,“不用隐瞒,应该把全部真相告诉一切人。”

  “昨天我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您记得玛丽雅姑妈家的那个卡秋莎吗?”

  “当然记得,针线活还是我教她的呢。”

  “啊,就是那个卡秋莎昨天在法庭上受审判,正好碰到我做陪审员。”

  “哎呀,老天爷,多可怜哪!”阿格拉芬娜说。“她犯了什么罪该受审判啊?”

  “杀人罪。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怎么会是您干的呢?您说得太奇怪了,”阿格拉芬娜说。

  她那双老花眼闪出调皮的光辉。

  她知道他同卡秋莎的那件事。

  “是的,我是罪魁祸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把我的全部计划都改变了。”

  “那件事怎么会弄得您改变主意呢?”阿格拉芬娜忍住笑,说。

  “既然我害她走上了那条路,我就应该尽我的力量帮助她。”

  “这是因为您有一副好心肠,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那种事谁都免不了。要是冷静想一想,这一切本来就无所谓,都会被忘记的。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阿格拉芬娜一本正经地说,“您也不必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早就听说她走上了邪路,那又能怪谁呢?”

  “怪我。因此我想补救。”

  “啊,这事可不好补救。”

  “这可是我的责任。您要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那就想想妈妈生前怎么希望……”

  “我倒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我对先夫人一直感恩不尽,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我的丽莎叫我去(丽莎是她已出嫁的侄女),等到这儿用不着我了,我就到她那儿去。您可不用把那种事放在心上,谁都免不了的。”

  “嗯,我可不那么想。不过我还是请您帮我退掉这座住宅,把东西收拾收拾。您也别生我的气。您的种种好处我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激的。”

  说也奇怪,自从聂赫留朵夫认识到自己的卑鄙因而憎恨自己那时起,他就不再憎恨别人。相反,他却感到阿格拉芬娜和柯尔尼亲切而可敬。他很想把自己的悔恨心情告诉柯尔尼,但看到柯尔尼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他又不敢这样做了。

  聂赫留朵夫去法院,还是坐着原来那辆马车,经过平日经过的那些街道,但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今天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同米西结婚,昨天他还觉得很称心,今天却觉得根本不可能。昨天他认为就自己的地位来说,她同他结婚无疑将得到幸福,今天他却觉得他不仅不配同她结婚,简直不配同她亲近。“只要她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就决不会同我来往了。我却还要埋怨她向那位先生卖弄风情呢。不行,就算她现在嫁给我,而我知道那个女人关在本地监狱里,明后天就要同大批犯人流放出去服苦役,难道我能幸福吗?不仅不能幸福,而且内心也不能平静。那个被我糟蹋的女人去服苦役,我却在这里接受人家的祝贺,还要带着年轻的妻子出去拜客。或者,我瞒住首席贵族,同他的妻子无耻地勾搭,同时又同他一起出席会议,统计票数,看有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由地方自治会监督学校和类似的提案,事后又约她幽会,这是多么卑鄙呀!或者,我将继续去画画,虽然明知那幅画永远也画不成,因为我根本就不该去干那种无聊的事。事实上我也根本无法做那种事,”他自言自语,由于内心发生的变化而暗自高兴。

  “首先得去找律师,”他想,“听听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到监狱里来看她,看昨天那个女犯人,把全部真相都告诉她。”

  他一想到怎样跟她见面,怎样把心里话都讲给她听,怎样向她认罪,为了赎罪他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他一想到这儿,心情异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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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聂赫留朵夫一到法院,在走廊里遇见昨天那个民事执行吏,就向他打听已判决的犯人关在哪里,要同这类犯人见面须得到谁的批准。民事执行吏说,犯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在没有正式宣布判决以前,探望必须得到检察官的批准。

  “等审讯结束后,我来告诉您,陪您去。检察官现在还没有来。您就等审讯结束吧。现在先请出庭陪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个民事执行吏今天的模样特别可怜。

  他谢了谢他的好意,向陪审员议事室走去。

  他刚走近那个房间,陪审员正好纷纷从那里出来,到法庭上去。那个商人象昨天一样快乐,又吃过东西喝过酒了,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象老朋友那样招呼他。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亲昵态度和大笑声,今天也没有使聂赫留朵夫反感。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他跟昨天那个女被告的关系告诉全体陪审员。“说实在的,”他想,“昨天开庭的时候我应该站起来,当众宣布我的罪状。”不过,他同其他几个陪审员一起走进法庭,同昨天一样的程序又开始了:又是“开庭了”的吆喝声,又是那三个有领章的法官登上高台,又是一片肃静,又是陪审员们在高背椅上就座,又是那几个宪兵,又是沙皇御像,又是那个司祭,——这当儿聂赫留朵夫觉得,尽管他有责任这样做,但今天同昨天一样,他无法打破这种庄严的法庭气氛。

  开庭前的种种准备工作也跟昨天一样,只是少了陪审员宣誓和庭长对他们的讲话。

  今天审讯的是一个撬锁窃盗案。被告由两名手持出鞘军刀的宪兵押到庭上。这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穿着一件灰色囚袍。他单独坐在被告席上,皱起眉头打量着一个个出庭的人。这个小伙子被控同一个伙伴撬开仓库的挂锁,从那里偷走价值三卢布六十七戈比的破旧粗地毯。起诉书控告说,这个小伙子跟一个掮粗地毯的同伙在一起走,被警察截获了。他们两人立即认罪,于是双双进了监狱。那个同伙原是个小炉匠,不久就死在牢里。这样,今天就剩下小伙子单独受审。破旧的粗地毯放在物证桌上。

  审讯案件同昨天一模一样,有各种证据,有罪证,有证人,有证人宣誓,有审问,有鉴定人,有交相讯问,等等。那个作为证人的警察遇到庭长、检察官和辩护人问话,总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几个字:“是,大人,”或者“我不知道,大人,”接着又是“是,大人,”……不过,尽管他显出当兵的那种呆头呆脑的神气,说着简单刻板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很可怜小伙子,不大愿意讲述逮捕的经过。

  另一个证人是失主,也就是房东和粗地毯的所有者。这个小老头看来肝火很旺,问他那些地毯是不是他的,他勉强回答是他的。当副检察官问他打算拿这些地毯作什么用,他是不是很需要这些地毯时,他勃然大怒,回答说:

  “哼,这些破地毯,去他妈的,我根本用不着。早知道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我才不去找它呢。我情愿倒贴一张红票子,就是两张也情愿,只要不把我拉到这儿来受审。我坐马车差不多已花了五卢布。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疝气,还有风湿痛。”

  证人们就说了这样一些话。被告本人全部招认了。他好象一头被逮住的小野兽,茫然地左顾右盼,同时断断续续地把犯罪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案情明明白白,可是副检察官象昨天一样,耸起肩膀,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想叫狡猾的罪犯上钩。

  他在发言中证实,这个盗窃案发生在住人的房屋里,门锁被撬开,因此这个小伙子应受最严厉的惩罚。

  法庭指定的辩护人却证实这个盗窃案不是在住人的房屋里犯的,因此罪行固然无可否认但罪犯还不致象副检察官所肯定的那样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

  庭长又象昨天那样装得不偏不倚,大公无私,并且向陪审员详细解释那些他们早就知道,其实也不可能不知道的规矩。法庭又象昨天一样暂停了几次,大家照样又是抽烟,又是民事执行吏高呼“开庭了”,两个宪兵又是竭力克制着睡意,拿着出鞘的军刀坐在那里,恫吓犯人。

  通过审讯知道,这个小伙子原先被他父亲送到香烟厂当学徒,在那里过了五年。今年,工厂老板同工人发生纠纷,他被老板解雇了。他找不到活儿干,在城里游荡,把最后一个子儿都拿去喝酒。他在小饭馆里认识了那个比他更早失业、酒喝得更凶的小炉匠。他们一起喝醉了酒,深夜撬开门锁,把首先看到的东西拿走。他们被捕了,供认盗窃地毯,就被关进牢里。小炉匠不等审讯就死了。现在,这个小伙子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必须同社会隔离,并且受到审讯。

  “说他是个危险分子,那也同昨天那个女犯人一样,”聂赫留朵夫听着庭上人们的话,想。“他们是危险的,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我是个放荡好色的人,是个骗子手,可是知道我底细的人不仅不鄙视我,还很尊敬我。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就算这个小伙子是整个法庭上最危险的人物,现在他落网了,应该拿他怎么办呢?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地步,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象他一样在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从莫斯科省一直流放到伊尔库次克省。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遣送到伊尔库次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圈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由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庞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困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小时工以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奔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不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戕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又一时糊涂溜到人家的板棚里,从那里拖走了毫无用处的破地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不论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聂赫留朵夫一心思考着这问题,已经不在听庭上的审问了。这些想法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以前他怎么没有发现,别人怎么也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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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聂赫留朵夫等到法庭第一次宣布审讯暂停,就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决心再也不回法庭了。不管他们拿他怎么办,他反正再不能参与这种既可怕又可憎的蠢事。

  聂赫留朵夫打听到检察官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就去找他。差役不肯放他进去,说是检察官此刻有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进门去。有一个官吏迎面走来,聂赫留朵夫就请他向检察官通报,说他是陪审员,有要事见他。公爵的头衔和讲究的衣着帮了聂赫留朵夫的忙。那官吏报告了检察官,就放聂赫留朵夫进去。检察官站着接待他,对聂赫留朵夫执意要求见他,显然不以为然。

  “您有什么事?”检察官严厉地问。

  “我是陪审员,姓聂赫留朵夫,我有事要同被告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迅速而坚决地说,脸涨得通红,意识到他现在所做的事将会对他今后的生活起决定作用。

  检察官个儿不高,肤色浅黑,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两只灵活的眼睛炯炯有神,突出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山羊胡子。“玛丝洛娃吗?我当然知道。她被控犯了毒死人命罪,”检察官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您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她?”接着仿佛要缓和一下口气,补充说:“我若不知道为什么事,就不能准许您见她。”

  “我要见她,因为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

  “噢,原来是这样,”检察官说,抬起眼睛,仔细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瞧。“她的案子有没有审问过?”

  “她昨天受过审,被冤枉判了四年苦役。她没有罪。”

  “噢,原来是这样。既然她昨天才被判决,”检察官说,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丝洛娃无罪那句话根本不加理会,“那么,在正式宣判以前她照理应关在拘留所里。拘留所的探望日期是有规定的。我建议您到那里去问一下。”

  “但我需要见她,越快越好,”聂赫留朵夫下巴颤抖着说,感到关键性时刻接近了。

  “您究竟有什么事一定要见她?”检察官有几分不安地扬起眉毛,问。

  “因为她没有罪,却判她服苦役。我才是罪魁祸首,”聂赫留朵夫颤声说,同时觉得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玩弄了她,害她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要不是我弄得她走上歧路,她也不至于受这样的控告了。”

  “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去,还要……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说。他一讲到这事,眼泪就又夺眶而出。

  “是吗?原来如此!”检察官说。“这倒真是个非常例外的事件。您好象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是吗?”检察官问,仿佛此刻宣布奇怪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以前听到过似的。

  “对不起,我想这事同我的要求没有关系,”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回答。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约的微笑,若无其事地说,“不过您的愿望太特别太出格了……”

  “那么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好的,我这就给您打个许可证。请您稍微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动手写。

  “请您坐一会儿。”

  聂赫留朵夫站着不动。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还要声明一下,”聂赫留朵夫说,“我不能再参加审讯了。”

  “这可得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这一点您一定也知道。”

  “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时依旧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他熟悉这种意见,并且认为是种可笑的谬论。“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明白,我作为法庭检察官,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因此我劝您把这事向法庭提出,法庭会处理您的申请,裁定您的理由是不是正当。如果不正当,您就得付出一笔罚款。您去向法庭交涉吧。”

  “我声明过了,哪儿也不去了,”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

  “再见,”检察官鞠躬说,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个古怪的来访者。

  “刚才来找您的是谁?”聂赫留朵夫一走,就有个法官走进办公室,问检察官。

  “是聂赫留朵夫,说实在的,他在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县自治会上就发表过种种怪论。您倒想想,他是陪审员,竟发现被告中有个女人被判服苦役,他说他玩弄过她,现在打算跟她结婚。”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激动得厉害。”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有点不正常。”

  “可他已经不太年轻了。”

  “嘿,老兄,你们那个大名鼎鼎的伊凡申科夫可真把人烦死了。他说呀说呀说个没完,简直叫人受不了。”

  “干脆得制止这种人发言,要不真是十足的捣乱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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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检察官那里出来,乘车直奔拘留所。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玛丝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说,她准是在老的解犯监狱。聂赫留朵夫就上那里去。

  玛丝洛娃果然在那里。检察官忘记了,大约六个月以前发生过一次政治案件,宪兵夸大其词,把它说得极其严重,弄得拘留所所有的牢房里都关满大学生、医生、工人、高等女校学生和女医士。

  解犯监狱离拘留所很远,聂赫留朵夫傍晚才到那里。他想走近那座阴森森的大楼门口。哨兵不让他过去,只拉了拉铃。看守听见铃声走出来。聂赫留朵夫出示许可证,但看守说没有典狱长的准许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就去找典狱长。他在楼梯上听见房间里传出一阵钢琴声。有人在弹奏一首复杂而雄壮的短曲。一个侍女一只眼睛上包着纱布,怒气冲冲地给他开了门。这当儿,琴声从房里冲出来,直灌到他的耳朵里。那是一首听腻了的李斯特狂想曲,虽然弹得很好,但弹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又从头弹起。聂赫留朵夫问侍女典狱长在不在家。

  侍女说他不在家。

  “快回来了吗?”

  狂想曲又停下了,接着又生气勃勃地从头弹起,直到那个仿佛被魔法停住的地方。

  “让我去问问。”

  侍女走了。

  狂想曲刚刚又热情奔放地弹奏起来,还没有弹到那个被魔法停住的地方,突然中断了。传来了说话声。

  “对他说,典狱长不在家,今天不会回来。他出去做客了。干吗纠缠不清啊!”门里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着又响起狂想曲,又突然停止了。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准是弹钢琴的女人发火了,要亲自训斥一下这个纠缠不清的不速之客。“爸爸不在家,”一个头发蓬松、面容忧郁的姑娘走出来,生气地说。她脸色苍白,眼睛疲乏无神,眼圈发青。一看见一个身穿讲究大衣的年轻人,口气马上变得温和了。“请进来……您有什么事啊?”

  “我要到监狱里去探望一个囚犯。”

  “大概是个政治犯吧?”

  “不,不是政治犯。我有检察官的许可证。”

  “嗯,我不知道,爸爸不在家。您请进来!”她又从狭小的前室里招呼他。“不然您去找副典狱长吧,他此刻在办公室里,您去同他谈一谈。您贵姓?”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就走了。

  他一走,房门还没有关上,就又响起雄壮而欢乐的琴声。这声音同弹琴的地点和面容忧郁而顽强地学琴的姑娘都是很不相称的。聂赫留朵夫在院子里遇见一个两撇小胡子抹过油的年轻军官,就向他打听副典狱长在什么地方。原来他就是副典狱长。他接过许可证,看了看说,这是拘留所的许可证,他不敢让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再说时间也已经晚了……

  “您明天来吧。明天十点钟人人都可以探望。您到那时来吧,典狱长本人也将在家。明天您可以在大间里探望;要是典狱长许可,也可以在办公室里同她见面。”

  这天聂赫留朵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就回家了。想到明天将同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心情十分激动。他此刻在街上走着,不去回想法庭上的情景,而回想着他同检察官和副典狱长的谈话。想到他怎样努力要同她见面,怎样把他的愿望告诉检察官,怎样到拘留所和解犯监狱去,准备见她,他内心好半天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好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念了几段,就写了下面这些话:“两年没有记日记,原以为再也不会干这种孩子气的玩意儿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孩子气的玩意儿,而是同自己谈话,同人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圣洁的我谈话。这个我长期沉睡不醒,因此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我当陪审员,在那次法庭上,那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了她,看见了被我玩弄过的卡秋莎,身穿囚袍,坐在被告席上。由于荒唐的误会和我的过错,她被判服苦役。我刚才去找了检察官,去过监狱。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决定要尽一切力量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主哇,你帮助我!

  我感到很快乐,心里充满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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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

  这天夜里,玛丝洛娃久久不能入睡。她睁大眼睛躺在板铺上,望着那不时被来回踱步的诵经士女儿身子遮住的门,听着红头发女人的鼾声,想着心事。

  她想,她到了萨哈林岛①后绝不能嫁个苦役犯,总要另外找个归宿,或者嫁个长官,嫁个文书,至少也得嫁个看守或者副看守。他们都是色鬼。“只是人不能再瘦下去,要不然就完了。”她想起那个辩护人怎样盯住她,庭长怎样盯住她,法庭上遇见她和故意在她身边走过的男人怎样盯住她。她想起别尔塔到监狱里来探望她时说起,她在基塔耶娃妓院里爱上的那个大学生问起过她,对她的遭遇很表同情。她想起红头发女人同人打架的事,她很怜悯这个红头发女人。她想起面包店老板怎样多给了她一个白面包。她想到许许多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特别是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她从来不回想,因为回想起来太痛苦了。这些往事原封不动地深埋在她的心底。她连一次也没有梦见过聂赫留朵夫。今天她在法庭上没有认出他来,倒不是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还是个军人,没有留胡须,只蓄着两撇小胡子,鬈曲的头发很短很浓密,如今却留着大胡子,显得很老成,主要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却没有拐到姑母家去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她同他发生过的事全部埋葬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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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库页岛。

  在那个夜晚以前,她满心希望他回来,因此不仅不讨厌心口下的娃娃,而且常常对她肚子里时而温柔、时而剧烈地蠕动的小生命感到亲切。但在那个夜晚以后一切都变了。未来的孩子纯粹成了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要求他顺路来一次,可是他回电说不能来,因为要如期赶回彼得堡。卡秋莎知道了这事,决定到火车站去同他见面。火车将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当地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了,怂恿厨娘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她穿上一双旧的半统靴,戴上头巾,把衣服收拾了一下,就跟玛莎一起往火车站跑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作的秋夜。温暖的大颗雨点时下时停。田野里,看不清脚下的路;树林里象炕里一样黑魆魆的。卡秋莎虽然熟悉这条路,但在树林里还是迷失了方向。火车在那个小站上只停三分钟。她原希望能提早赶到车站,可是当她到达时已铃响第二遍了。卡秋莎一跑上站台,立刻从头等车厢的窗子里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个军官面对面坐在丝绒座椅上,没有穿上装,正在打牌。靠窗的小桌上点着几支淌油的粗蜡烛。聂赫留朵夫穿着紧身的马裤和雪白的衬衫,坐在软椅扶手上,臂肘靠在椅背,不知在笑些什么。卡秋莎一认出他,就用冻僵的手敲敲窗子。但就在这当儿,第三遍铃响了,火车缓缓开动了。它先往后一退,接着,车厢一节碰着一节依次向前移动。有一个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起来,往窗外张望。卡秋莎又敲了一下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这时她面前的那节车厢也猛地一震,动了起来。她跟着那节车厢走去,眼睛往窗子里张望。那个军官想放下窗子,可是怎么也放不下。聂赫留朵夫站起来,推开那个军官,动手把窗子放下。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也加快脚步跟住火车,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就在窗子放下的一刹那,一个列车员走过来把她推开,自己跳上火车。卡秋莎落在后头,但她仍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上跑着。她跑到站台尽头,好容易才收住脚步免得摔倒,然后从台阶上跑下地面。她还在跑着,但头等车厢已经离得很远了。接着二等车厢也一节节从她旁边驶过,然后三等车厢以更快的速度掠过,但她还是跑个不停。等尾部挂着风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她已经越过水塔,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她头上的头巾,吹得衣服裹紧她的双腿。她的头巾被风吹落了,但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跑着。

  “阿姨!卡秋莎阿姨!”玛莎喊着,好容易才追上她。“您的头巾掉了!”

  “他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有说有笑,喝酒玩乐,可我呢,在这儿,在黑暗的泥地里,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卡秋莎想着站住了,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他走啦!”卡秋莎叫道。

  玛莎害怕了,搂住卡秋莎湿淋淋的衣服。

  “阿姨,我们回家去。”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钻,就完事了,”卡秋莎想着,没有回答小姑娘的话。

  她打定主意这样做。但就在这当儿,如同通常在激动以后乍一平静下来那样,她肚子里的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一下,使劲一撞,慢慢地伸开四肢,然后用一种又细又软又尖的东西顶了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觉得几乎无法活下去的重重苦恼,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愤恨,她不惜一死来向他报复的念头,——这一切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下来,理了理衣服,扎好头巾,匆匆走回家去。

  她浑身湿透,溅满泥浆,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她心灵上发生了一场大变化,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自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不再相信善了。以前她自己相信善,并且以为别人也相信善,但从那一晚起,她断定谁也不相信善,人人嘴里说着上帝说着善,无非只是为了骗骗人罢了。她知道,他爱过她,她也爱过他,可是他亵渎了她的感情,拿她玩够了,又把她抛弃了。而他还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的人就更坏了。她的全部遭遇都证实了这一点。他那两位姑妈,两位虔诚的老婆子,看到她不能象以前那样服侍她们,就把她从家里撵走。她遇到的一切人,凡是女人都把她当作摇钱树;凡是男人,从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到监狱看守,个个都把她看成玩物。不论什么人,除了寻欢作乐,除了肉体的淫乐,活在世界上就没有别的事了。在她过自由生活的第二年,她跟一个老作家同居,那个作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这种欢乐富有诗意,充满美感,是人生的全部幸福。

  人人活着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欢乐,一切有关上帝和善的话都是骗骗人的。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间安排得如此糟糕,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它。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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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第二天,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女监里照例响起哨子声,柯拉勃列娃早已起床,这时就把玛丝洛娃叫醒。

  “我是一个苦役犯,”玛丝洛娃恐怖地想。她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吸着室内到早晨臭不堪闻的空气,想再睡一会儿,重返茫茫睡乡,可是心惊胆战的习惯驱除了睡意。她一骨碌爬起来,盘腿坐好,向四下里打量着。女人都已起床,只有孩子们还在睡觉。贩卖私酒的女人鼓着一双暴眼睛,小心翼翼地抽出孩子们身下的囚袍,唯恐把他们弄醒。反抗募兵的女人把包孩子用的破布晾在火炉旁边。她的娃娃在蓝眼睛的费多霞怀里拚命啼哭。费多霞把他摇荡着,柔声柔气地给他唱催眠曲。患痨病的女人揪住胸口,脸涨得通红,拚命咳嗽;在咳嗽的间歇大声喘气,简直象叫嚷一样。红头发女人醒了,仰天躺在床上,曲着两条肥大的腿,津津有味地大声讲着她的梦景。犯纵火罪的老太婆又站在圣像前,反复叨念着同一套祷词,画着十字,鞠着躬。诵经士的女儿一动不动地坐在板铺上,她那双睡意未消的呆滞眼睛茫然瞧着前方。俏娘们把她那抹过油的粗硬黑发缠在一个手指上,想把它弄鬈曲。

  走廊里传来大棉鞋走路的啪哒啪哒声,接着铁锁哐啷一响,进来两个倒便桶的男犯。他们身穿短上衣和裤脚管高出踝骨一大截的灰色裤子,板着脸,怒气冲冲地用扁担挑起臭气熏天的便桶,把它送到牢房外面。女人纷纷到走廊里水龙头旁洗脸。红头发女人在水龙头旁同隔壁牢房一个女人争吵起来。又是辱骂,叫嚷,诉怨……

  “你们是不是想蹲单人牢房!”男看守大声喝道,他啪地一声朝红头发女人肥胖的光脊背上打了一巴掌,声音响得整个走廊里都听得见。“小心别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

  “你看,老头子又来劲了,”红头发女人把这举动当作抚爱,说。

  “喂,快一点!收拾好去做礼拜。”

  玛丝洛娃还没有梳好头,典狱长就带着卫兵来了。

  “点名了!”典狱长吆喝道。

  从另一个牢房里又出来一批女犯。所有的女犯在走廊里站成两排,后排女人照规矩必须把手搭在前排女人的肩上。全体点名完毕。

  点好名以后,女看守走来把女犯人领到教堂里。从各个牢房里出来的女犯有一百多名,她们排成一个纵队。玛丝洛娃和费多霞就在队伍中间。她们个个包着囚犯的白头巾,穿着白衣白裙,只有少数几个穿着自己的花衣服。这几个女人带着孩子,是跟随丈夫去流放的。整座楼梯都被这个队伍挤得满满的。只听得穿大棉鞋走路的脚步声,说话声,间或还有笑声。在拐弯的地方,玛丝洛娃看见自己的冤家包奇科娃凶相毕露地走在前头,就指给费多霞看。女人们走下楼梯,不再作声,画着十字,鞠着躬,开始走进还很空的金碧辉煌的教堂。给她们规定的位置在右边。她们互相拥挤着,停住脚步。紧接着女人之后进来的是穿灰色囚袍的男犯,其中有解犯,有监犯,有经村社判决的流放犯。他们大声咳嗽着,紧挤在教堂左边和中间。在教堂上边的敞廊里站着许多先进来的男犯,一边是剃阴阳头、脚镣哐啷作响的苦役犯;另一边是没有剃头、不戴脚镣的拘留犯。

  这座监狱教堂是一个富商花了几万卢布重建的,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

  教堂里一片肃静,只听得擤鼻涕声、咳嗽声、婴儿的哭声,偶尔还有铁链的哐啷声。接着站在教堂中央的男犯忽然挪动身子,彼此挤紧,在正当中让出一条路来。典狱长就从这条路走到教堂正当中全体犯人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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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

  礼拜开始了。

  礼拜仪式是这样的:司祭身穿一件样子古怪而行动不便的锦缎法衣,把碟子里的面包切成许多小块,放到一个葡萄酒杯子里,同时嘴里念着各种名字和祷词。诵经士不停地念各种斯拉夫语祷词,然后又同犯人们组成的唱诗班轮流唱歌。这些祷词本来都艰涩难懂,如今既念得快,又唱得快,就越发难懂了。祷词内容主要是祈求皇帝和皇室福寿康宁。这种祈福的祷词大家跪着念了许多遍,时而跟其他祷词一起念,时而单独念。此外,诵经士又念了几节《使徒行传》,声音那么古怪,紧张,简直一句也听不出来。司祭也念了《马可福音》中的一段,倒念得很清楚。内容是说耶稣复活后在升天、坐到圣父右边以前,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从她身上驱除七个魔鬼,后来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吩咐他们向普天下的万民传布福音,并声明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还能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好,还能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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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礼拜的要义据说是,司祭把面包切成小块,放到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那手法是这样的:司祭身穿碍手碍脚的口袋般锦缎法衣,从容不迫地高举起双臂,这样举着不动,然后跪下来,吻吻圣坛和上面的东西。不过关键性的仪式是司祭两手拿起一块餐巾,慢条斯理地在碟子和金杯上挥动着。据说,面包和葡萄酒就在这时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因此这一部分仪式特别隆重。

  “最大的荣耀归于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司祭做完这些仪式,隔着隔板大声叫道。接着唱诗班就庄严地唱起来:荣耀理应归于童女马利亚,她生下基督,却没有失去童贞,她应该比司智天使得到更多的光荣,比六翼天使得到更大的荣耀。于是变化就完成了。司祭揭去碟子上的餐巾,把碟子中央的面包切成四份,先在酒里蘸了蘸,然后送进嘴里。大家认为,他这就是吃了一小块上帝身上的肉,喝了一小口上帝身上的血。随后司祭撩开帘幕,推开中间的门,手拿金杯,从门里走出来,请想进圣餐的信徒也来吃喝泡在杯里的上帝的血肉。

  有几个孩子想进圣餐。

  司祭先问了每个孩子的姓名,然后用茶匙小心翼翼地从杯子里舀出一小块浸过酒的面包,深深地送进每个孩子的嘴里。诵经士就当场给孩子们擦擦嘴,又快乐地歌唱孩子们吃上帝的身体,喝上帝的血。接着,司祭把杯子端到隔板后面,在那里喝干杯子里的血,吃完上帝的身体,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

  礼拜的主要仪式到此结束。但司祭存心安慰安慰不幸的囚犯们,就在通常礼拜之外增加一项特殊仪式,就是:司祭站在那由十支蜡烛照亮的铸铁包金、黑脸黑臂的圣像——据认为就是刚才被吃掉的上帝——面前,用怪声怪气的假嗓又象唱又象念,添了下面一段后:

  “至亲至爱的耶稣哇!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哇!殉道者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哇!拯救我,我的救主耶稣,我的至美的耶稣,拯救找你的人,救主耶稣哇!饶恕我,全体圣徒,全体先知祷告中诞生的耶稣,我的救主耶稣哇!赐给我们天堂的快乐,爱人类的耶稣哇!”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换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照他的样子做。典狱长、看守、囚犯都跪了下去。上边敞廊里脚镣的哐啷声格外频繁。

  “天使的创造者,万军之主,”他继续念道,“极顶神妙的耶稣,天使们的惊奇,万能的耶稣,祖先的救主,至亲至爱的耶稣,族长们的赞美,极顶光荣的耶稣,皇帝的后盾,至善的耶稣,预言的实现,极顶奇妙的耶稣,殉道者的堡垒,极顶温和的耶稣,修士们的喜悦,极顶仁爱的耶稣,神父们的快乐,极顶仁慈的耶稣,苦斋徒的克制,极顶乐天的耶稣,圣徒们的欢乐,至洁的耶稣,童贞者的贞洁,万古永存的耶稣,罪人的救星,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最后总算念完了,又反复呼喊着“耶稣”,但声音越来越沙哑了。他一手稍稍提起绸里子的法衣,曲着一条腿,跪在地上叩头。唱诗班都唱着最后那句话:“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

  这项仪式持续了很久。总是以赞美词开始,以“饶恕我吧”结束。然后又是一套新的赞美词,最后以“阿利路亚”终结。犯人们画十字,跪下去,匍匐在地。开头每赞颂一次,犯人们就跪拜一次;后来隔一次跪拜,甚至隔两次跪拜。等到全部赞颂完毕,司祭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板后面去了。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剩下最后一项仪式,就是司祭从大桌子上拿起一个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举着它走到教堂中央。首先是典狱长走到司祭跟前,吻了吻十字架,然后是副典狱长,然后是看守们,最后是犯人们。犯人们互相拥挤,低声咒骂,走到司祭跟前。司祭一面跟典狱长谈话,一面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凑到犯人嘴边和鼻子旁,犯人们就竭力去吻十字架和同祭的手。这次专门为安慰和教训迷途弟兄而做的礼拜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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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在场的人,从司祭、典狱长到玛丝洛娃,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声嘶力竭地反复叨念和用种种古怪字眼颂扬的耶稣本人,恰好禁止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不仅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饶舌和以师尊自居的司祭使用面包和酒所作的亵渎法术,而且斩钉截铁地禁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称为师尊,禁止在教堂里祈祷,并叮嘱各人单独祈祷。他甚至禁止人们修建教堂,说要毁坏教堂,还说人们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而应该在心灵里和真理中祈祷。主要是他不但禁止对人进行审判,监禁,折磨,侮辱和惩罚,象这里所做的那样,而且禁止对人使用任何暴力,并说他是来释放一切囚犯,使他们获得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谁也没有想到,司祭举着让人亲吻的四端镶有珐琅圆饰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基督受刑的绞架的形象,而他之所以上绞架,就是因为他禁止此刻这里所做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司祭吃着面包,喝着葡萄酒,自以为是在吃基督的身体,喝基督的血,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吃喝基督的血肉,不过并非因为他们吃了面包,喝了葡萄酒,而是因为他们不仅盅惑那些被基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弱小者”,而且剥夺他们最大的幸福,使他们遭到最残酷的折磨,不让人们知道基督带给他们的福音。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从前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神职长官和俗世长官也都信奉它。他相信的并非面包会变成身体,说许多空话会有益于灵魂,或者他真的吃了上帝身上的一块肉。这类事是不足信的。他相信的只是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使他确立这种信心的,主要是十八年来他靠这种礼拜收入钱财,养家活口,让儿子读中学,送女儿进神学校。诵经士也这样相信,而且信心比司祭更坚定,因为他压根儿忘记了这种教义的实质,只知道香火、追荐亡灵、诵经、普通祈祷和带赞美词的祈祷都有一定的价格,凡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乐意缴付,因此他叫喊“饶恕吧,饶恕吧”也好,唱赞美诗也好,念经也好,总是镇定沉着,满心相信非这样做不可,就象人家出卖木柴、面粉和土豆一样。至于典狱长和看守,他们虽然从来不知道也不研究教义和教堂里各种圣礼的意义,但却相信非有这样的信仰不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除此以外,他们还感觉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残酷的职务辩解,虽然这种感觉是隐隐约约的,因为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没有这种信仰,恐怕很难甚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拚命折磨人。典狱长天性善良,要不是从这种信仰中获得支持,他绝对不可能这样生活下去。就因为有了这种支持,他才能俨然挺直身子站在那里,又是跪拜,又是画十字,听到大家唱“那些司智天使”,就情绪激动,而在给孩子们授圣餐时,就走上前去,亲手抱起一个领圣餐的孩子,把他举得高高的。

  在犯人中间,只有少数几个看透这类玩意儿纯属骗局,用来愚弄这一类信徒,因此心里暗暗好笑。大多数人却相信,这种包金的圣像、蜡烛、金杯、法衣、十字架、反复叼念的“至亲至爱的耶稣”和“饶恕吧”,都蕴藏着神秘的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世和来世得到许多好处。虽然多数人都做过一些尝试,想借助于祈求、祷告、蜡烛,在今世得到好处,结果却一无所得,他们的祷告也没有如愿,但大家还是坚信,失败是偶然的,这一套做法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和总主教的赞同,总是很有道理的。即使对今世没有作用,对来世也一定会起作用。

  玛丝洛娃也这样相信。她在做礼拜时也象别人一样,产生一种又虔诚又厌烦的复杂心情。起初她站在隔板后面的人群中间,除了同牢的几个女伴以外,谁也看不见。后来,领圣餐的人往前走去,她跟费多霞也一起往前移动,于是就看见了典狱长,还看见典狱长后面的看守中间有一个矮小的农民,长着浅褐头发,留着淡白胡子。这人就是费多霞的丈夫。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玛丝洛娃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不断打量他,同时跟费多霞交头接耳地谈话,直到大家画十字和跪拜时,她才也跟着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