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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控告他们缺乏根据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一下子把它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这笔官司就完了。
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最高当局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大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①。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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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俄官府发薪的日子。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该被判处流放，天下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敢于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该被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而且可以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可能。”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就得感谢他们的恩德。至于要褫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瞧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吧。在我家里，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一般问题了，”律师说“一般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
“我妻子您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觉得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所谓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律师家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一般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他还觉得尽管现在他跟申包克之流的旧友有了距离，但他跟律师和律师圈子里的人的距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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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到监狱路很远，时间已不早了，聂赫留朵夫就雇了一辆马车。车夫是个中年人，相貌聪明而善良。在一条街上，他向聂赫留朵夫转过身来，指给他看一座正在动工修建的大厦。
“您瞧，他们在盖一座多阔气的大楼，”他说，那副神气仿佛他也是这座房子的股东，因此得意扬扬。
那座房子确实很大，结构复杂，式样别致。坚固的脚手架用粗大的松木搭成，再用铁钩扣紧，围着正在兴建的大楼；一道板墙把它同街道隔开。工人们身上溅满石灰浆，象蚂蚁似地在脚手架上来来往往，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劈砖头，有的在把沉甸甸的砖斗和泥桶提上去，然后把空斗和空桶放下来。
一个服装讲究的胖老爷，大概是建筑师吧，站在脚手架旁，指手划脚地对一个毕恭毕敬地听着的弗拉基米尔籍包工头说着什么。有些载货的大车从门里进来，有些空车从门里出去，都从建筑师和包工头身边驶过。
“做工的人也好，迫使他们做工的人也好，全都认为应该这样过日子。尽管工人们的妻子怀了孕，还得在家里干着不能胜任的重活，他们的孩子戴着碎布小圆帽，在濒临饿死前象小老头似的露出苦笑，乱蹬着细腿，他们自己还得为一个愚蠢无用的人，一个掠夺他们和迫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么一座愚蠢无用的宫殿，”聂赫留朵夫瞧着这座房子，心里想。
“是的，盖这样的房子真是荒唐，”他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口来。
“怎么会荒唐呢？”马车夫生气地说，“老百姓靠它吃饭，可不能说它荒唐！”
“要知道这工作是没有用的。”
“既然人家在盖，那就是有用的，”马车夫反驳说，“老百姓有饭吃了。”
聂赫留朵夫不作声，特别是因为车轮辘辘作响，说话很费力。在离监狱不远的地方，马车从石子路拐到驿道上，谈话就方便了。马车夫又同聂赫留朵夫聊了起来。
“今年怎么有这么多乡下人涌到城里来，”他说着从驭座上转过身，给聂赫留朵夫指指一伙从农村来的工人。他们背着锯子、斧子、短皮袄和口袋迎面走来。
“难道比往年多吗？”聂赫留朵夫问。
“多得多啦！今年到处都挤满人，简直要命。老板把乡下人丢来丢去，简直象刨花一样。到处都挤满了人。”
“怎么会这样呢？”
“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去。”
“人怎么会越来越多呢？为什么他们不肯待在乡下？”
“待在乡下没活干。没有土地呀。”
聂赫留朵夫好象一个负伤的人，觉得别人总是有意碰他的伤疤，其实那是因为碰到痛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感觉。
“难道到处都是这样吗？”他暗想，并询问马车夫，他们村子里有多少土地，他自己家里有多少土地，为什么他要待在城里。
“我们乡下的地，老爷，每人平均只有一俄亩。我们家里有三口人的地，”马车夫兴致勃勃地讲起来。“我家里有父亲，一个兄弟，还有一个兄弟当兵去了。他们在地里干活，可是活不多，一干就完了。所以我那个弟弟也想到莫斯科来。”
“你们不能租点地来种吗？”
“如今上哪儿去租？原来的地主老爷都把家产吃尽卖光了。商人们把地统统抓在手里。你别想从他们手里租到土地，他们都自己经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法国人，他把我们老东家的地全买下，自己经营。他不肯出租土地，你就毫无办法。”
“那是个什么样的法国人？”
“一个叫杜弗尔的法国人，您也许听说过。他在大剧院里给演员做假发。那是个好买卖，他发了财。他把我们女东家的地产全买下了。如今我们只好听他摆布。他想怎样欺侮我们就怎样欺侮我们。谢谢天老爷，他本人还不错。可他娶的那个俄国老婆是一只雌老虎，但愿上帝保佑别让人碰上她。她搜刮老百姓，可凶了。喏，监狱到了。您在哪儿下？在大门口吗？我看他们是不让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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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大门口拉了拉铃。他不知道玛丝洛娃今天情绪怎样，又想到她和她同监的人都对他保守着什么秘密，不禁提心吊胆，神经紧张。他向出来开门的看守说明要见玛丝洛娃。看守回去打听了一下，告诉他玛丝洛娃在医院里。聂赫留朵夫就上医院。医院看门的是个和善的小老头，立刻放他进去，问明他要见什么人，就把他领到儿科病房。
一个青年医生，浑身散发着石炭酸味，在走廊里接见聂赫留朵夫，严厉地问他有什么事。这位医生处处体恤囚犯，因此经常同监狱当局，甚至同主任医生发生冲突。他唯恐聂赫留朵夫提出什么违章要求，就表示他对任何人一视同仁，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病人，这里是儿科病房，”青年医生说。
“我知道，不过这里有个女人是从监狱里调来担任助理护士的。”
“对，这样的女人这儿有两个。您究竟有什么事？”
“其中有个叫玛丝洛娃的，我同她很熟，”聂赫留朵夫说，“我想见见她，我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我想把这东西交给她。里面只有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行，这个可以，”医生态度缓和下来说，接着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候诊室去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
“还不错，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说很不错了，”医生说。“喏，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穿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刷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不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一张很旧的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扬起黑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奇地瞅了瞅，仿佛在问这给她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里。
“我在那里看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看到了？”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儿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吧？”
“不，不算什么。可我还没有过惯。”
“我很替您高兴。总比那边好一些。”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牢里，”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好些。不象那边的人。”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要上彼得堡去。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如今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双斜睨的黑眼睛又象瞅着他的脸，又象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够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象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手来，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竭力掩饰她的得意神气，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她是要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无法回答。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起来。
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心里充满温暖。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交。一个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正在休养，看见她差点儿跌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上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逗得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去拿饭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好半天。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照片，问道。“难道这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
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她的活泼样儿顿时消失。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凹进去一条皱纹。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比服苦役还要苦。”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大家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的，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好容易忍住愤怒的眼泪，砰地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刚才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象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现在的处境，也使她想起当年在那边的生活——那种生活的痛苦，她当时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却不让自己去深入思量。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夜晚，她在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那天她穿着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红蝴蝶结，精疲力竭，浑身虚弱，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时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间歇，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粉刺的给小提琴伴奏的弹钢琴女人旁边坐下，向她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弹钢琴女人也诉说她处境的苦恼，很想改变环境。这当儿，克拉拉也走到她们跟前。她们三人立刻决定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刚要走散，忽然听见有几个喝醉酒的客人在前厅喧闹。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使劲敲着琴键，弹奏卡德里尔舞①曲第一节，用的是一首欢乐的俄罗斯歌曲。一个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矮小男人，满头大汗，酒气醺天，打着饱嗝，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到弹第二节时，他又把燕尾服脱掉。另外一个留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了克拉拉的腰。他们旋转，跳舞，叫嚷，喝酒，闹了好一阵……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人怎么能不变！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顿时又涌上她的心头。她真想把他训斥一番，痛骂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再对他说：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决不受他欺骗，不让他在精神上利用她，就象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也不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徒然责备他。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痛苦。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厌恶同男人来往。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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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人组成两对的舞蹈，包括六个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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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丝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事薇拉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诵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离开家人，流放高加索。他与其说是答应他们，不如说是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聂赫留朵夫自从上次访问玛斯连尼科夫，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他不是随便断定，而是全身心感觉到，他憎恶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憎恶那个为了确保少数人享福而迫使千万人受苦并且竭力加以掩盖的圈子。那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也看不到他们的苦难，因此也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那个圈子里的人交往，不能不觉得嫌恶，不能不责备自己。不过，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吸引到那个圈子里去，他的亲友也吸引着他。而主要是因为要办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事——帮助玛丝洛娃和他愿意帮助的其他一切受难者，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尽管那些人不仅无法使他尊敬，而且常常使他愤慨和蔑视。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住在姨妈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里。他的姨父做过大臣。他一到姨妈家，就落到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里。这使他很反感，但又无可奈何。要是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得罪姨妈。而他知道姨妈交游广阔，对他要奔走的各种事可能极有帮助。
“啊，关于你，我听到些什么事啦？真是太奇怪了，”姨妈等他一到立刻请他喝咖啡，这样对他说。“你简直是霍华德①！你帮助罪犯，视察监狱，平反冤狱。”
“不，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那很好。不过，这里面好象还有什么风流韵事吧。嗯，你倒说说！”
聂赫留朵夫把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我记得，记得，可怜的爱伦②对我说起过，当年你住在那两个老太婆家里，她们好象要你同她们的养女结婚，”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向瞧不起聂赫留朵夫的两位姑妈。“……原来就是她吗？她现在还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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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霍华德（1726—1790）——英国慈善家，为改良监狱制度进行过活动。
②指聂赫留朵夫的母亲。
这位姨妈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谈锋很健。她的身材又高又胖，唇上有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从小就受她生气蓬勃和快活开朗的性格的影响。
“不，姨妈，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帮助她，因为第一她被冤枉判了刑，我有责任，再说她这辈子弄到如此地步，我更是罪责难逃。我觉得我应该尽一切力量替她奔走。”
“可我怎么听人说你要同她结婚呢？”
“是的，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是她不愿意。”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扬起眉毛，垂下眼珠，惊讶地默默瞧了瞧外甥。她的脸色顿时变了，现出高兴的样子。
“嗯，她比你聪明。嘿，你可真是个傻瓜！你真的想同她结婚吗？”
“当然。”
“她干过那种营生，你还愿意同她结婚吗？”
“更加愿意了。因为我是罪魁祸首。”
“哼，你简直是个蠢货，”姨妈忍住笑说。“十足的蠢货，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十足的蠢货，”她反复说，特别喜欢“蠢货”这个名词，因为她认为这个名词确切地表明了外甥的智力和精神状态。“说来也真凑巧，”她说下去。“阿林办了个出色的抹大拉①收容所。我去过一次。她们真叫人恶心。我回来从头到脚都好好地洗了一遍。不过阿林办这事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就把她，你那个女人，交给她吧。要叫她们这批人改恶从善，再没有比阿林更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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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指《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中从良的妓女。
“不过她被判服苦役了。我就是来替她奔走，要求撤销这个判决的。这是我来求您的第一件事。”
“原来如此！那么她的案子归哪里管呢？”
“枢密院。”
“枢密院吗？对了，我那个亲爱的表弟廖伏什卡就在枢密院。不过他是在那儿的傻瓜部里办事，当承宣官。至于真正的枢密官我可一个也不认识。天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要不是德国人，什么盖啦，费啦，德啦，无奇不有，就是什么伊凡诺夫啦，谢苗诺夫啦，尼基丁啦，再不然就是什么伊凡宁科啦，西蒙宁科啦，尼基丁科啦，五花八门，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好吧，反正我对丈夫说一下就是了。他认识他们。他什么人都认识。我会对他说的。但你自己得对他说个清楚，我的话他总是听不懂。不管我说什么，他总是说什么也不明白。
他这是存心装不懂。人家个个听得懂，就是他听不懂。”
这时，一个穿长统袜的男仆端来一个银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
“正好是阿林写来的信。这下子你就可以听见基泽维特的讲话了。”
“基泽维特是什么人？”
“基泽维特吗？你今天晚上来吧。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了。他讲得那么动人，就连死不改悔的罪犯听了也会跪下来，痛哭流涕，诚心忏悔。”
不论这事有多怪，也不论这事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脾气多么格格不入，她却狂热地信奉基督教的精神在于赎罪那种学说。她常到宣传这种学说的聚会场所，有时还把信徒召集到家里。这种风行一时的学说不仅否定一切宗教仪式和圣像，而且否定圣礼，但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却在每个房间里挂着圣像，甚至连床头上都有圣像，她还参与一切教会仪式，并不认为这同赎罪说有什么矛盾。
“对了，应该让你的抹大拉听听他的讲道，她会皈依的，”伯爵夫人说。“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听听他的讲道。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姨妈。”
“我告诉你，这很有趣。你一定要来。那么，你倒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办？全说出来吧！”
“还有，在要塞那边也有一件事。”
“在要塞那边？好，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你到那边去找克里斯穆特男爵。他这人人品极好。你自己会知道的。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他就是对关亡着了迷。不过，这也没关系。他这人心地挺好。你在那边有什么事？”
“我要求他们准许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那边的儿子见一次面。不过我听说这种事不归克里斯穆特管，它归切尔维扬斯基管。”
“切尔维扬斯基这人我可不喜欢，但他是玛丽爱特的丈夫。可以托托她，她肯为我出力的。她挺可爱。”
“我再要为另一个女人求情。她坐了几个月牢，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不会的，她自己一定知道为了什么。她们清楚得很。她们都是罪有应得，这批剃光头的家伙。”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罪有应得。可是她们在受罪。您是位基督徒，相信福音书，可是心肠这么硬……”
“这可不相干。福音书是福音书，讨厌的就是讨厌的。臂如说，我恨虚无党，特别是那些剪短头发的女虚无党，要是我假装喜欢她们，那就不好了。”
“您到底为什么恨她们呢？”
“在出了三月一日事件①以后，你还要问为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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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一事。
“那些女人又不是个个都参加三月一日事件的。”
“还不是一样，她们为什么要管闲事？那又不是女人家的事。”
“那么，为什么您认为玛丽爱特就可以过问那种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玛丽爱特吗？玛丽爱特是玛丽爱特。可是天知道她是什么路数。一个轻薄的女人倒想教训起大家来了。”
“不是教训人，只是想帮助老百姓。”
“没有她们，人家也知道谁该帮助，谁不该帮助。”
“不过，您要知道，老百姓穷得很。喏，我刚从乡下回来。农民干活干得死去活来，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这难道合理吗？”聂赫留朵夫不由得受他姨妈善心的影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那你是不是要我也去做工而不吃饭呢？”
“不，我不是要您不吃饭，”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由得笑了，“我只是要人人工作，个个有饭吃。”
姨妈又拧紧眉头，垂下眼珠，好奇地瞧着他。
“我的好外甥，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说。
“那是为什么呀？”
这时候，一个身材很高、肩膀宽阔的将军走进房间里来。
这就是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丈夫，一位退休的大臣。
“啊，德米特里，你好，”他说，凑过刮得光光的脸颊让聂赫留朵夫亲吻。“你几时来的？”
他默默地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哦，他这个人真是少见，”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对丈夫说。
“他叫我到河边去洗衣服，光吃土豆过日子。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不过他求你的事，你还是帮他办一下吧。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她又说。“你有没有听到，据说卡敏斯卡雅伤心得不得了，大家怕她的命会保不住，”她对丈夫说，“你最好去看她一下。”
“是吗，这太可怕了，”做丈夫的说。
“好，你去同他谈谈，我要写信了。”
聂赫留朵夫刚走到客厅旁边那个房间里，她就对他叫道：
“那么要给玛丽爱特写封信吗？”
“麻烦您了，姨妈。”
“那么我就在信纸上留一块空白，你自己把那个短头发女人的事写上去，玛丽爱特会叫她丈夫去办的。他一定会办的。你别以为我这人心眼儿坏。她们，就是那批受你保护的人，都很可恶，但我并不希望她们遭殃。上帝保佑她们！你去吧。不过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听听基泽维特的讲道。我们一块儿做祷告。只要你不反对，这对你是大有好处的。我知道，爱伦也好，你也好，在这方面都很落后。那么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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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察尔斯基伯爵是位退休大臣，对一些事情自己有坚定不移的看法。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坚决相信，鸟儿天生要吃昆虫，要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同样，他生下来就该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该穿轻暖舒适的华贵衣服，该坐最快最稳的马车，因此这一切都得为他准备好。此外，察尔斯基伯爵认为，他从国库支取的现款越多，他获得的勋章——包括钻石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的交往和谈话越频繁，他就越满意。同这种基本宗旨相比，察尔斯基伯爵认为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其他一切，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都无所谓。本着这种信念，察尔斯基伯爵在彼得堡生活了四十年，活动了四十年，而在四十年届满时当上了大臣。
察尔斯基伯爵谋得这种高位的主要条件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时可以装得十分自负，甚至使人感到高不可攀，威风凛凛，在另一种场合，却又可以卑躬屈节，达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处理上他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竭力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使人不觉得他自相矛盾。至于他的行为是不是合乎道德规范，对俄罗斯帝国或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益处还是极大害处，他都无所谓。
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仅所有依赖他的人（依赖他的人和他的亲信极多），甚至一切局外人和他自己都深信，他是一个英明的治国人材。但过了一些时候，他却毫无建树，毫无政绩。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就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公文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只好退休。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其实照他的程度只能勉强读懂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的社论。的确，他同那些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区别。这一层他自己明白，但这丝毫也不会动摇他的信念，就是他应该年年领取大笔公款，年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讲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顽强，因此谁也不敢停止给他这些酬劳。他照旧每年领取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报酬，因为他在最高政府机关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又年年获得他所珍重的肩上或长裤上的丝绦，礼服上的新绶带和珐琅星章。这样，察尔斯基伯爵的交游就越发广阔了。
察尔斯基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象以前听办公室主任报告什么事一样。他听完以后说，他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人家对他有种种说法，但不论怎么说，他是个正派人，”
他说。“他还欠了我的情，准会尽力去办的。”
察尔斯基伯爵给他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他对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费多霞一案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就此事写个呈文给皇后，察尔斯基伯爵说这事确实很动人，有机会要向那边说说。但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照章办理的好。他想，要是有机会，要是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谈一谈这件事。
聂赫留朵夫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立刻就到那几个地方去。
他先去找玛丽爱特。他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的少女，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名声，主要是他对千百个政治犯残酷无情，特别擅长折磨人。聂赫留朵夫照例心头感到十分沉重。他想到为了帮助被压迫者不得不站在压迫者一边，因为他得去向他们求情，要他们对某几个人手下留情，稍稍减轻他们习以为常、因而不以为意的残酷手段。而他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自怨自艾，对求情的事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他这样做，在玛丽爱特和她丈夫面前确实感到别扭、羞愧、不愉快，但关在单身牢房里那个受罪的不幸女人却能因此获得释放，她和她的亲人就不会再备受折磨。此外，他觉得向那批人求情往往言不由衷，因为他已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处身在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到惯常的旧轨道，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笼罩这个圈子的轻浮罪恶的气氛。他在察尔斯基姨妈家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早晨他同她谈到一些很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戏谑的口吻。
总的说来，久别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了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舒适、方便，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马车夫，载着他在干净漂亮、彬彬有礼的警察身旁经过，沿着洒过水的干净漂亮的街道，经过干净漂亮的房子，来到河滨玛丽爱特的房子前。
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套着两匹戴眼罩的英国马。一个模仿英国人气派的马车夫，下半截面颊上留着络腮胡子，穿着号衣，手拿马鞭，神气活现地坐在驭座上。
门房穿着一身非常干净的制服，打开通门廊的大门。门廊里站着一个跟班，号衣更加干净，上面镶着丝绦，络腮胡子梳理得更加整齐好看。还有一个值班的勤务兵，穿一身干净的崭新军服，身上带着刺刀。
“将军现在不会客。将军夫人也不会客。她现在要出门。”
聂赫留朵夫拿出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信，取出他的名片，然后走到放着来宾留言簿的小桌旁，拿起笔来写道：“来访未晤，甚以为憾。”他刚写到这里，跟班走到楼梯口，门房走到大门外，喝道：“来车！”勤务兵就挺直身子立正，两手贴住裤缝，两眼迎接从楼上下来的身材瘦小而步伐快得同她的身份不相称的太太。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插有羽毛的大帽子，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戴崭新的黑手套，脸上遮着面纱。
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可爱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疑问地对他瞅了一眼。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公爵！”她用愉快动听的声音叫道。“我该认得……”
“怎么，您连我的称呼都还记得吗？”
“可不是，我跟我妹妹当年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
“唉，您的模样可变多了。可惜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着，迟疑不决地站住。
她瞧了瞧墙上的挂钟。
“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礼拜。她伤心透了。”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听说吗？……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跟波森决斗。他是独生子。真是可怕。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不，我还是去一下好，您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来吧，”她说，迈开轻快的步子向大门口走去。
“我今天晚上不能来，”他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回答说。
“要知道，我有事找您，”他说，眼睛却瞧着那对向门口走来的棕黄马。
“什么事啊？”
“喏，这是我姨妈的信，信上讲的就是那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递给她上面印有很大花体姓氏字母的长信封。“您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知道，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以为我在公事上可以左右丈夫。她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当然罗，为了伯爵夫人和您，我可以破一次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她说，用那只戴黑手套的小手摸索她的口袋，却没有找着。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可是她有病，吃了冤枉官司了。”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李迪雅·舒斯托娃。信上写了。”
“好吧，我去试试，”她说，轻盈地跳上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皮座弹簧马车，打开阳伞。跟班在驭座上坐下来，示意车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碰车夫的脊背，那两匹漂亮的细皮英国种母马就被马勒拉住，仰起好看的头，站住，但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细腿。
“您务必要来，但不光是为了办您那些事，”她说着嫣然一笑，而且很懂得这一笑的力量。接着，仿佛演完戏放下幕布，她把面纱放下。“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碰车夫。
聂赫留朵夫举起帽子。那两匹纯种棕黄色母马喷着鼻子，蹄子得得地敲响马路，飞奔而去，马车的新橡胶轮胎在道路坎坷的地方偶尔轻轻跳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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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摇摇头，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说。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小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在这里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小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说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
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个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说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①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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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俄罗斯帝国。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说，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说，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小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说，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札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说。“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说，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说。“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说，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点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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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男子汉气概，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下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扬扬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他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早晚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象原来那样过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作声。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厅里象开会似的摆着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玻璃水瓶，那是给讲道的人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
大门口停着许多华贵的马车。在摆设讲究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她们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很细。在贵妇人中间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说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致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怎样才能得救哇？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哇？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出来，他自己就更加感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细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相貌很象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摀住脸，跪在地上。
口若悬河的讲道人突然容光焕发，露出那种象演员表示欢乐的可以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
“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拯救。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的苦难，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他又带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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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刚穿好衣服，准备下楼，听差就给他送来莫斯科律师的名片。律师是为自己的事来的，但玛丝洛娃一案枢密院如即将审理，他愿意出庭。聂赫留朵夫发出的电报，正好同他错开。聂赫留朵夫告诉他玛丝洛娃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由哪几个枢密官审理，他听了微微一笑。
“这三个枢密官正好是三种类型，”他说。“沃尔夫是典型的彼得堡官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贝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法学家，因此在三人中间他最有生气，”律师说。“希望也在他身上。哪，那么上诉委员会那边的事进行得怎样了？”
“喏，今天我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里去，昨天没有机会见到他。”
“您知道沃罗比约夫是怎么当上男爵的吗？”律师说，回答聂赫留朵夫在说这个纯粹俄国姓和外国爵位时露出的滑稽口吻。“这是保罗皇帝①因什么事赐给他祖父的，他祖父大概是个听差。他不知什么事博得了皇上的欢心。皇上说：‘封他为男爵吧，这是我的旨意，谁也不准拦着。’这样就冒出一个沃罗比约夫男爵来了。他为此很得意。其实是个老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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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1），在位期一七九六——一八○一年。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嗯，那太好了，咱们一块儿走吧。我用车子送您去。”
临走以前，聂赫留朵夫在前厅里接到听差交给他的玛丽爱特的法文信。
“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遵嘱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情。此人不久即可获释。丈夫已对该司令官发了手谕。那么，您就堂而皇之来看我吧。我等您。玛。”
“这象什么话？”聂赫留朵夫对律师说。“真是太可怕了！一个女人在单身牢房里被关了七个月，原来什么罪也没有。如今把她释放，也只需要一句话。”
“这种事向来如此。嗯，至少您的愿望实现了。”
“是的，但事情这样容易解决，反而使我觉得不是滋味。
请问：那里究竟在干些什么？究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
“算了，这种事还是不要追根究底的好。我送您去吧，”律师说，这时他们已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律师所雇的那辆漂亮轿车来到门前。“您现在要到沃罗比约夫男爵那儿去，是吗？”
律师告诉车夫到什么地方。几匹骏马就把聂赫留朵夫送到男爵家门口。男爵在家。进门第一间里有一个穿文官制服的青年官员，他的脖子特别细长，喉结突出，步伐特别轻悄。
另外还有两位太太。
“贵姓？”喉结突出的青年官员异常洒脱地从两位太太那里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问。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
“男爵谈到过您。请稍等一下！”
青年官员走进一个房门关着的房间，从那里领出一个身穿丧服、满脸泪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瘦削的手指放下随便卷起的面纱来掩饰泪痕。
“请进！”青年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步态轻盈地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自己在门口站住。
聂赫留朵夫走进书房，看见大写字台后面的圈椅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结实男子，头发剪得很短，身穿礼服，眼睛快活地瞧着前方。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双颊鲜红、胡子雪白的和蔼的脸就浮出亲切的微笑。
“看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早就认识，我们是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到过，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好吧，请坐，您说说，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是的，是的，”他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摇摇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
“您说吧，说吧，我全明白。是的，是的，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提出上诉了？”
“上诉书我已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我要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男爵说，他那张快乐的脸上想装出怜悯的样子，但装不象“这个案子很动人。看样子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使她嫌恶他，但过了一阵，他们又和好了……是的，我要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
“察尔斯基伯爵说，他打算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话音未落，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把上诉书送到办公室去吧，我尽力而为，”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这时候，青年官员又走了进来，显然有意卖弄他那种潇洒的步态。
“那位太太要求再说几句话。”
“好，请她来吧！唉，老弟，你在这儿会看到多少眼泪，要是能把大家的眼泪都擦干就好了！但也只能尽力而为。”
那位太太走了进来。
“我忘记求您，可不能让他把女儿抛弃，因为他已经横了心……”
“我不是说过我会尽力而为吗？”
“男爵，看在上帝份上，您救救我这个做母亲的吧！”
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吻了起来。
“一切都会办到的。”
等那位太太走了，聂赫留朵夫也起身告辞。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我们要同司法部商量一下。他们会给我们答复的。到那时我们再尽力去办。”
聂赫留朵夫走出房间，穿过办公室。象在枢密院那样，他在这个漂漂亮亮的房间里又看到许多漂漂亮亮的官员，个个整齐清洁，彬彬有礼，服装端庄大方，说话严肃清楚。
“这种人怎么这样多，真是多得要命！他们的身子都保养得多么好，他们的衬衫和手都多么干净，他们的靴子又擦得多么亮。他们靠的是谁？别说同囚犯比，就是同乡下人比，他们也显得多么阔绰优裕呀！”聂赫留朵夫又情不自禁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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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操纵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个德国男爵出身的老将军。他一生战功卓著，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钮扣孔里挂一个白十字章。据说现在他已头脑糊涂了。他在高加索服务时，获得了这枚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当时他统率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人①。后来他在波兰服务时，又驱使俄国农民犯下种种罪行②，为此他又获得勋章和军服上新的饰品。后来又在别的地方工作过。如今他已是个龙钟的老人，但获得了这个重要职位，再加一座好房子、一笔可观的年俸和尊贵的地位。他认真执行上司各种命令，对派给他的任务特别卖力。他非常重视上司的命令，认为天下万事都可以改变，唯独上司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特种监狱和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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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十九世纪上半叶高加索山区少数民族反抗沙皇俄国的斗争，遭到沙皇军队残酷镇压。
②指一八三○年沙皇军队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罪行。
老将军知道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但所有这些事都没有触动他的良心，就象雷击和洪水等天灾造成的苦难不会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一切都是执行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益的。老将军也不让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军人的爱国天职不容许他考虑，免得在执行时心慈手软。
老将军按照规定的职责，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囚犯有什么要求。囚犯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动声色地听着，一声不吭，但对他们的要求总是置之不理，认为这些要求都是非法的。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老将军寓所，塔楼上的自鸣钟正用尖细的钟声奏出《荣耀归于上帝》的乐曲，然后敲了两下。聂赫留朵夫听着这钟声，不禁回想起十二月党人的笔记，那里谈到这种每小时响一次的可爱音乐怎样打动终身囚徒的心。聂赫留朵夫来到的时候，老将军正坐在阴暗的会客室里，挨着一张嵌花小桌，跟一个年轻人一起在纸上转动一个小碟。那年轻人是他一个部下的弟弟，是个画家。画家潮润的细弱手指嵌在老将军皮肤发皱、瘦骨嶙峋的僵硬手指中。这两只合在一起的手一起按住一个倒扣的茶碟，茶碟在那张写有全部字母的纸上转动。那个茶碟正在解答将军的问题：人死后灵魂怎样才能相互认识？
勤务兵拿着聂赫留朵夫名片进来的时候，贞德①的灵魂正通过茶碟说话。贞德的灵魂用一个个字母拼成的字句说：“他们相互认识是……”这几个字刚记下来。勤务兵一进来，茶碟刚拼完“通过”两字，正在滑来滑去转动。茶碟所以这样游移不定，老将军认为是由于下一个字应该是“清”，也就是贞德要说，人的灵魂只有通过清除一切尘世杂念，才能相互认识。画家却认为下一个字应该是“灵”，贞德的灵魂将说，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的光。老将军阴郁地拧紧两条浓密的白眉毛，盯住茶碟上面的两只手，拚命把茶碟往拼成“清”的字母上推，但还以为那是茶碟自己在移动。脸色苍白的年轻画家则把稀疏的头发撩到耳朵后面，一双暗淡无神的浅蓝眼睛瞧着会客室里阴暗的角落，神经质地动着嘴唇，把茶碟往拼成“灵”的字母那里推。老将军因为手头的事被打断而皱起眉头，沉默了一会儿，接过名片，戴上夹鼻眼镜，因为他的粗腰作痛哼了一声，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揉揉发麻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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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在百年战争时期领导法国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
“请他到书房里去。”
“大人，您让我一个人来把它弄完吧，”画家站起来说。
“我觉得灵魂还在这儿。”
“好的，您把它弄完吧，”老将军果断而严厉地说，迈开僵直的腿，刚毅而均匀地大步向书房走去。“欢迎，欢迎，”将军用粗糙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写字台旁那张圈椅请他坐。“来彼得堡好久了吗？”
聂赫留朵夫说来了没有多久。
“令堂大人，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妈妈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太遗憾了。儿子对我说他遇见过您了。”
将军的儿子象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就进侦察局工作，并为这个差事扬扬得意。他的工作就是管理暗探。
“是啊，我跟令尊同过事。我们是老朋友，又是老同事。
怎么样，您在担任什么差事吗？”
“不，我没有担任什么差事。”
将军不以为然地低下头去。
“我有事要拜托您，将军，”聂赫留朵夫说。
“太—好了。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要是我拜托您的事不得当，那就请您原谅。但那件事我不得不来麻烦您。”
“什么事啊？”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的母亲要求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侧着头，眯缝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根本不在思考，对聂赫留朵夫的问题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回答。他只是在闭目养神，根本不想什么。
“这件事，老实说，我做不了主，”他歇了一会儿说。“探监的问题，有最高当局批准的法令明确规定，凡是法令许可的，可以同意。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许可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需要学术性的书籍，他要研究学问。”
“您别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无事生非罢了。”
“不过，他们处境这么痛苦，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消磨时间哪，”聂赫留朵夫说。
“他们老是诉苦，”将军说。“我们可知道他们。”他谈到他们就象谈到一种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服，这在监狱里是少见的，”将军继续说。
他仿佛要证实自己的话，就详详细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舒服条件，仿佛他们的宗旨就是为囚犯安排舒适的居留地。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经常吃三道菜，而且总有肉吃：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礼拜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点心。啊，上帝保佑，但愿个个俄国人都能吃到这样的伙食！”
将军也象一切老年人那样，一旦遇到他要强调的事，总会反反复复讲上好几遍。此刻他想证明，那些囚犯都是贪得无厌，不知感恩的。
“我们给他们提供宗教书籍，还有旧杂志。在我们图书馆里适当的书有的是，可是他们难得去翻阅。开头他们似乎还感兴趣，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没有人问津。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地说，“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有，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发给他们石板，发给他们石笔，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他们可以擦掉再写。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完全定下心来。他们只是开头有点烦躁，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十分安静，”将军说，根本没想到他的话其实是多么残酷。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瞧他那僵直的手脚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直领撑住的皮肉松弛的光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白十字章——那是因为极端残酷和血腥屠杀而获得的，——心里明白，反驳他或者揭穿他这话的实质，都是多余的。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又问到另一个案子，打听囚犯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下令要释放她了。
“舒斯托娃吗？舒斯托娃……我记不住所有犯人的名字。因为人数太多，”他说，显然责怪犯罪的人太多。他打了打铃，吩咐把办事员叫来。
将军趁办事员还没有来，就劝告聂赫留朵夫担任些差事，说什么凡是高尚正直的人（他自以为是其中的一个）都是皇上……“和祖国”所特别需要的。他加上“和祖国”三个字，显然只是为了说起来音调更动听罢了。
“我虽然老了，但还要尽力当好差。”
办事员瘦小而结实，生有一双聪明灵活的眼睛，走来报告说，舒斯托娃关在一个警卫森严的特殊地方，有关她的公文还没有收到。
“只要公文一下来，我们当天就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他们的，他们的光临我们并不太欢迎，”将军说，又试图现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老脸显得更丑。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恶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老头儿呢，他则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轻浮而分明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顺便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老弟，请勿见怪，我这是爱护您才说这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打交道。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他们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可了解他们了，”他用不容怀疑的口气说。他对这一点确实毫不怀疑，倒不是因为这是事实，而是因为不这样想，他就无法肯定自己是一位可敬的英雄，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优裕的生活，而成了个出卖过良心、到了晚年还在继续出卖良心的无赖。“您最好还是去担任些差事，”他继续说。“皇上需要正直的人……祖国也需要正直的人，”他补充说。“嗯，要是我们这些人都象您那样不当差，那怎么得了？叫谁来干呢？我们动不动批评现在的制度，可自己又不愿帮政府的忙。”
聂赫留朵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鞠了一躬，握了握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将军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揉揉腰，又走到会客室里。画家已把贞德灵魂的答复记录下来，正在那里等将军。老将军戴上夹鼻眼镜，念道：“他们相互认识是通过灵魂本身发出来的光。”
“啊，”将军闭上眼睛，赞许地说。“要是大家的光都是一样的，那又怎么认得清楚呢？”他问，又在小桌旁坐下来，手指同画家的手指夹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这时正好驶出大门。
“这地方真气闷哪，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我本来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
“是的，很气闷，”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望望空中烟灰色的浮云，又望望涅瓦河上被小舟和轮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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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第二天要开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就坐车去枢密院。在枢密院大厦雄伟的大门口，已停了好几辆马车。他看见法纳林律师也乘车赶来。他们沿着富丽堂皇的楼梯登上二楼。律师熟悉这里的一切通路，往左一拐，就走进一扇上面刻着诉讼条例制定年份的木门。他在第一个长方形房间里脱去大衣，露出燕尾服、白胸衬和白领带，从门房那里打听到枢密官都已到齐，就煞有介事地走进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右边放着一个大橱，旁边有一张桌子，左边是一道旋梯。这时候，一个身穿文官制服风度翩翩的官员，腋下夹着皮包，从楼梯上下来。房间里有一个留着银白长发，穿着短上衣和灰长裤的小老头，样子象个家长。他的旁边毕恭毕敬地站着两个跟班。
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钻进充作更衣室的大橱，关上橱门。这时候，法纳林看见一个同行——跟他一样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律师，立刻兴致勃勃地同他攀谈起来。聂赫留朵夫乘机打量一下房间里的人。大约有十五个人来旁听，其中两个是女的：一个年轻的戴一副夹鼻眼镜，另一个头发花白。今天要审理一个报纸诽谤案，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主要是新闻界人士。
一个脸色红润、相貌英俊的民事执行吏，穿着漂亮的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走到法纳林跟前，问他办哪一个案子。听说是办玛丝洛娃案，就在纸上记下来，走开了。这时候大橱的门开了，家长模样的小老头从里面出来，已经不穿上衣，而换上一身镶满丝绦的官服，胸前挂满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奖牌。他的模样活象一只大鸟。
这身可笑的服装显然使小老头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他慌忙快步走到入口处对面的一扇门里。
“这位就是贝，德高望重啊，”法纳林对聂赫留朵夫说，又介绍同行跟他认识，然后讲了当前即将审理的他认为很有趣的案子。
不多一会儿，这个案子开审了。聂赫留朵夫同旁听群众一起往左走进法庭。他们，包括法纳林在内，走到栅栏后面的旁听席上。只有那个彼得堡律师来到栅栏前面的斜面写字台旁。
枢密院的法庭比地方法院的法庭要小一点，布置也简单些，唯一的区别是枢密官面前桌上铺的不是绿呢，而是镶有金边的深红色丝绒。不过，凡是行使审判职能机关的标志：守法镜、圣像、皇帝御像等，这里也无不具备。民事执行吏也那样庄严地宣布：“开庭了。”所有的人也都那样站起来，身穿制服的枢密官也那样纷纷走进法庭，也那样在高背扶手椅上坐下，也那样用臂肘支在桌上，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枢密官总共四名。首席枢密官尼基丁脸型狭长，不留胡子，生有一双银灰色眼睛。沃尔夫煞有介事地噘起嘴唇，他那双白净的小手翻阅着案卷。下面是斯科沃罗德尼科夫，体格魁梧，麻脸，是个有学问的法学家。第四个是贝，就是那个样子象家长的小老头，他走在最后。跟枢密官一起进来的还有书记长和副检察官。副检察官是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身体干瘦，脸色很黑，胡子刮得精光，生有一双忧郁的黑眼睛。尽管他穿着一身古怪的制服，聂赫留朵夫也有六年没有同他见面，但立刻认出是他大学时代的要好朋友。
“副检察官是谢列宁吧？”聂赫留朵夫问律师。
“是的，怎么样？”
“我跟他很熟，人品极好……”
“也是个很好的副检察官，很能干。对了，您本来应该托托他，”法纳林说。
“他不论办什么事总是凭良心的，”聂赫留朵夫说，想起他同谢列宁的亲密关系同友谊，想起谢列宁的种种优秀品质，例如纯洁、诚恳和非常正派。
“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法纳林聚精会神倾听着案情报告，低声说。
原来高等法院的裁定并没有改变地方法院的判决，现在开庭就是审理对高等法院裁定的上诉。
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竭力想弄明白目前开审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象在地方法庭上一样，使他无法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所讲的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些枝节琐事。这个案子涉及报上一篇揭发某股份公司董事长舞弊的文章。问题的关键在于股份公司董事长有没有真的侵占股东利益，怎样才能制止他的侵占行为。可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谈到。他们谈论的只是按照法律报纸发行人有没有在报上刊登小品文的权利，他发表了小品文，又是犯了什么罪，是诽谤还是诬蔑，是诽谤中含有诬蔑，还是诬蔑中含有诽谤。此外还涉及某个总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决议，那是普通人更难理解的了。
聂赫留朵夫只理解一点，那就是报告案情的沃尔夫虽然昨天对他声色俱厉地说，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此刻在报告时却显然有意偏袒被告，以利于撤销高等法院的裁定。谢列宁呢，一反向来的稳重作风，用意料不到的激烈言词发表了相反意见。一向老成持重的谢列宁所以如此愤激，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吃惊，却是有原因的。原来谢列宁知道这个董事长在金钱方面手脚不干净，又无意中得知，沃尔夫几乎就在临开庭之前参加了这个商人的豪华宴会。此刻沃尔夫在报告案情，虽然措辞十分慎重，但分明在偏袒这个商人。谢列宁听了火冒三丈，就用异常愤激的口气痛加驳斥。他的话显然触犯了沃尔夫：他脸红耳赤，身子哆嗦，默默地装出惊讶的神气，带着威风凛凛而又深受冒犯的样子跟其他几个枢密官一起向议事室走去。
“请问，您来办哪一个案子？”等枢密官们一走，民事执行吏又问法纳林。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是办玛丝洛娃的案子，”法纳林说。
“对，对，今天要审理这个案子。不过……”
“不过怎么样？”律师问。
“不瞒您说，这个案子不公开辩论了，因此枢密官先生在宣布案子的裁定以后，未必会再出来。但我可以去通报……”
“怎么去通报？……”
“我会去通报的，会去通报的。”民事执行吏又在纸上记了些什么。
枢密官们果然打算在宣布诽谤案的裁定后，不再离开议事室，在那里一边喝茶吸烟，一边办完其他案子，包括玛丝洛娃一案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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