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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弟弟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他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象同龄人那样投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对她同弟弟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不仅不喜爱，甚至不理解他们的感情，还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说成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人家面前出风头。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手腕灵活的官场老手。他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不是门当户对。聂赫留朵夫憎恨姐夫，虽然竭力克制这种情绪，避免想到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所以对姐夫反感，是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主要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而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按捺不住心头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到娘家去，但在那里没有碰到弟弟。阿格拉斐娜告诉她，弟弟已搬到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里。娜塔丽雅到那里去找他。在光线昏暗、恶臭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走廊里，一个肮脏的茶房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房间里，给他留一张字条。茶房就领她去。
娜塔丽雅走进他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她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发觉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她对眼前的景象摇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关心弟弟的两件事：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那里对此事议论纷纷；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也尽人皆知，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娜塔丽雅一方面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因为看到了她出嫁前他们姐弟俩的本来面目，但一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又感到不寒而栗。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思，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租金也归农民使用，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他说。“要是他真想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这样还说得过去。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精神失常，”拉戈任斯基说，心里已经在考虑聂赫留朵夫需要有个监护人。他要妻子务必同弟弟认真诚谈他这个古怪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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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有姐姐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这时已是黄昏。拉戈任斯基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娜塔丽雅独自迎接弟弟。她穿一件小腰身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梳成时髦的款式。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显然是要讨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她一看见弟弟，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向他走去，绸连衣裙的下摆发出窸窣的响声。他们接吻，笑眯眯地对视了一下，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那姿态神秘而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感情真挚。接着他们开始交谈，他们的话就不那么真挚了。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弟弟说。
姐姐高兴得嘴唇都皱起来。
“你可瘦了。”
“那么，姐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他在休息。他一夜没睡。”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有说，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丁他们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到你那里去过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了。房子太大，我住在那里觉得孤独、寂寞。如今我什么也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去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斐娜对我说了，我到那里去过，那太感谢你了。不过……”
这当儿，旅馆茶房送来一套银茶具。
茶房摆茶具的时候，姐弟俩没有说话。娜塔丽雅坐到茶几后面的圈椅上，默默地斟茶。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
“哦，我说，德米特里，我全知道了，”娜塔丽雅瞟了他一眼，断然说。
“是吗？你知道了，我很高兴。”
“不过，她经历了那种生活，你还能指望她改过自新吗？”
娜塔丽雅说。
他挺直身子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双臂没有搁在什么地方，留神听她说话，竭力好好领会她的意思，好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丝洛娃见面，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宁静的快乐，看见什么人都很高兴。
“我不要她改过自新，我只要我自己改过自新，”他回答说。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不结婚也有别的办法。”
“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到了那里就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
“我认为，你不可能幸福，”娜塔丽雅说。
“我并不要个人的幸福。”
“那当然，但她要是有心肠的话，也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本来就不想。”
“我明白，可是生活……”
“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别的东西。”
“生活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瞅着她那张还很好看、只是眼角和嘴边已出现细纹的脸。
“我不明白，”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聂赫留朵夫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想。无数童年的回忆交织在心头，唤起了他对她的亲切感情。
这时候，拉戈任斯基象平时那样高高地昂起头，挺起宽阔的胸膛，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都闪闪发亮。
“您好，您好！”他装腔作势地说。
（虽然拉戈任斯基婚后最初一段时期，他们竭力不拘礼节，相互用“你”称呼，但后来还是恢复用“您”。）
他们握了握手。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
“我不妨碍你们谈话吗？”
“不，我说话，做事，从来不瞒着什么人。”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毛茸茸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对姐夫的情意顿时消失了。
“是啊，我们在谈他的打算，”娜塔丽雅说。“给你倒一杯吗？”她拿起茶壶，添上说。
“好的。那么究竟有什么打算哪？”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犯了罪，”聂赫留朵夫说。
“我听说您不仅仅陪送她，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只要她愿意，我还打算同她结婚。”
“原来如此！要是您不嫌烦的话，您给我解释解释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她堕落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想不出恰当的措词，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就不会没有罪。”
“她完全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是的，这是审判长疏忽了，弄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已经把上诉驳回了。”
“枢密院驳回了，这就说明上诉理由不足，”拉戈任斯基说，显然人云亦云地认为法庭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得上告皇上。”
“已经上告了，但毫无成功的希望。他们会向司法部查问，司法部会向枢密院查问，枢密院会重述它的裁定。这样，无罪的人还不是照样将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向枢密院查问，”拉戈任斯基倨傲地笑着说，“司法部会向法庭直接吊卷，如果发现错误，就会加以纠正；第二，无罪的人从来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少见的例外。凡是受惩罚的，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可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抱着反感说，“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部分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没有任何罪。例如这个被控犯毒害人命罪的女人根本没有罪；还有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犯杀人罪，其实他没有杀过人，什么罪也没有；还有母子两人被控犯纵火罪，其实那场火是主人自己放的，他们却差一点被定罪。”
“是的，审判错误一向有的，将来也还会有，这一点不消说。人类的机关不可能十全十美。”
“再说，有大量犯人并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环境里成长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对不起，您这话可没有道理。做贼的个个都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命不凡和略带轻蔑的微笑，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不，他们不知道。人家对他们说：别偷东西，可是他们明白，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盗窃他们的劳动，政府和政府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窃他们的财物。”
“这是无政府主义理论，”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对内弟的话下了断语。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但我说的都是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盗窃他们的东西。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地主掠夺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一直在盗窃他们的东西。后来，他们在被盗窃的土地上捡了一些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硬说他们是贼。但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从他们手里盗窃土地的人，因此，让被盗窃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
“您的话我不明白，即使明白，也不能同意。土地非成为私有财产不可。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断定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平分全部土地，而平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易驳倒这种理论，“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明天它又会转到勤劳能干的人手里。”
“谁也不打算把土地平分，但土地不应该成为谁的私有财产，不应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私有财产权是人类天赋的。没有私有财产权，耕种土地就会毫无兴致。一旦消灭私有财产权，我们就会回到蛮荒时代，”拉戈任斯基振振有词地说，重复着维护私有财产权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驳不倒的，中心意思就是，土地的占有欲就是土地必须私有的标志。
“正好相反，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土地才不会象现在这样荒废。现在地主霸占土地，就象狗占马槽一样，自己不会种，又不让会种的人种。”
“您听我说，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这简直是发疯！难道我们今天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是您长期以来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但恕我直说一句……”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抖，显然这问题打中了他的要害。“我要奉劝您在着手处理这问题以前，先好好考虑一番。”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些有一定地位的人，应该承担由这种地位产生的责任，应该维护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并且必须传给子孙后代的。”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拉戈任斯基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继续说，“我说这话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了。而且我认为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过穷日子。因此，老实说，我反对您考虑不周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我是从原则出发不能同意您的见解。我劝您多考虑考虑，读点书……”
“哦，我的事您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他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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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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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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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①，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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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首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小时，因此他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稀少，那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黧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换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丁丁噹噹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吐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有个完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好多吗？”
文书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分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光景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批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出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头发剃光，头上戴着象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先出来的是苦役犯，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拚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跟女犯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象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自己觉得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清点过全体人犯，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里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着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只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要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
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
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走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尘土。带头的是士兵，后面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然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后面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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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队伍非常长，前头的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后面装载行李和老弱病残的大车才刚刚起动。等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马车，吩咐车夫赶上队伍，看看在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找到玛丝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送去的东西。天气更热了，空中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一直飘浮在街心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聂赫留朵夫的马车驾的不是快马，费了好大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手，似乎在给自己鼓气。他们人数那么多，模样那么单调，又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条件下，以致聂赫留朵夫觉得，他们仿佛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的特种生物。直到他在苦役犯中认出凶手费多罗夫，在流放犯中认出滑稽家伙奥霍京和一个求他帮过忙的流浪汉，才改变了这种印象。犯人几乎个个回过头来，斜视着那辆赶上他们的轻便马车和车上那个不断打量他们的老爷。费多罗夫扬了扬头，表示他认识聂赫留朵夫。奥霍京挤了挤眼。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点头，认为这是犯禁的。聂赫留朵夫走到女犯旁边，立刻认出了玛丝洛娃。她在女犯的第二排。这一排边上走着一个女犯，红脸庞，黑眼睛，短腿，模样难看，把囚袍前摆掖在腰里，她就是俏娘们。她旁边是个孕妇，勉强拖着两腿走着。第三个就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肩上掮着袋子，眼睛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这一排的第四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穿一件短袍，象农妇那样扎着头巾，步伐矫健，她就是费多霞。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丝洛娃有没有收到东西，她身体怎样，可是在队伍这边走着的一个押解军士一发现有人接近队伍，立刻赶过来。
“不行，老爷，接近队伍是不允许的，”他走过来，大声说。
军士走过来，认出聂赫留朵夫（在监狱里人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就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边站住说：
“现在不行。到火车站就可以了，这儿是不允许的。别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不顾天气炎热，抖擞精神，迈着穿漂亮新皮靴的脚，快步跑到原来的位子。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后面，自己就同队伍并排走去。队伍不论走到哪里，都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看到它又是同情又是恐惧。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犯人们，直到看不见为止。过路的行人都站住，又惊又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象中了催眠术，跟着队伍走去，但走了一阵又站住，摇摇头，只用眼睛送着队伍。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来，互相招呼着，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默不作声。在一处十字路口，队伍挡住了一辆豪华的马车。马车驭座上坐着一个满脸油光、屁股肥大的车夫，身穿一件背上有两排钮扣的号衣。马车后座上坐着一对夫妻：妻子消瘦，苍白，戴一顶浅色帽子，打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丈夫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讲究的浅色大衣。前座上，面对他们坐着两个孩子：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娇嫩得象朵小花，披着一头浅色头发，也打着一把色彩鲜艳的阳伞；八岁的男孩脖子细长，锁骨突出，戴一顶水手帽，抱着两条长飘带。做父亲的怒气冲冲地责备车夫，怪他没有及时抢在队伍前面穿过马路；做母亲的嫌恶地眯细眼睛，皱起眉头，把绸阳伞放得低低的遮住脸，以挡住阳光和灰尘。大屁股的车夫听着主人不公正的责备，皱起眉头，面带愠色，因为走这条路，正好是主人吩咐的。他费力地勒住那几匹笼头底下和脖子上汗光闪闪、一个劲儿往前冲的黑马。
警察一心一意想为豪华的马车的主人效劳，想把犯人拦住，放马车过去，但他发觉这支队伍里有一种阴森肃穆的气氛，不能破坏，即使为了这样一位阔老爷也不能破例。他只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表示他对财富的尊重，然后严厉地瞅着犯人，仿佛决心保护车上的贵客，不让犯人们侵袭。因此这辆豪华的马车也不得不等整个队伍走完，直到最后一辆装载行李和坐在行李上的女犯的大车过去，才继续赶路。在那辆大车上，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刚安静下来，一看到这辆豪华的马车，就又尖叫和号哭起来。直到这时，车夫才轻轻抖动一下缰绳，那几匹黑鬃骏马就在马路上迈开步子，拉动那辆微微晃动的橡皮轮马车，蹄声得得地往别墅跑去，把丈夫、妻子、女儿和脖子细长、锁骨突出的男孩一起送到那里去消夏享乐。
做父亲的也好，做母亲的也好，都没有向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解释，他们看见的景象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两个孩子只好自己来解答这问题。
女孩子察看父母的脸色，这样来解答问题：这批人同她的父母和亲友截然不同，他们都是坏人，因此就该这样对待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女孩子只觉得害怕，直到那些人看不见了，她才放下心来。
不过，脖子细长的男孩一直盯住犯人的队伍，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不同。他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坚决相信他们也是人，跟他自己，跟所有的人一样，因此一定有人欺侮他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他怜悯他们。他害怕这些戴着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同时也害怕那些硬要他们戴上镣铐、剃光头发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男孩的嘴唇才撅得越来越高，他好容易忍住眼泪，因为他认为在这种场合哭是丢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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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聂赫留朵夫象犯人们一样快步向前走去。他只穿一件薄大衣，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灰尘飞扬，空气炎热，停滞不动，使人闷得喘不过气来。他走了半里路光景，就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坐马车走在街心，他觉得更热。他竭力回想昨天同姐夫的谈话，但这事此刻已不象早晨那样使他不安了。这事已被囚犯们走出监狱和列队出发的景象所冲淡。主要是天气实在热得厉害。在矮墙旁边的树荫下，有个卖冰淇淋小贩蹲在地上，他的面前站着两个实科中学学生。其中一个孩子正舔着牛角小匙，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个孩子则等待小贩把黄糊糊的东西盛满玻璃杯。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喝点东西解解渴？”聂赫留朵夫感到口渴得厉害，很想喝点什么，就问车夫。
“这儿有一家好饭店，”车夫说，赶着马车拐过街角，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家挂有大招牌的饭店门口。
肥头胖耳的掌柜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柜台里。几个堂倌穿着脏得发黑的白工作服，因为没有顾客，都散坐在桌子旁。这当儿看到这位不寻常的客人，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赶紧迎上前来伺候。聂赫留朵夫要了一瓶矿泉水，在离窗较远的地方挨着一张铺有肮脏桌布的小桌坐下。
另一张桌旁坐着两个人，桌上放着茶具和一个白色玻璃瓶。他们擦着额上的汗，和颜悦色地算着帐。其中一个皮肤很黑，头顶光秃，后脑壳上留着一圈黑发，跟拉戈任斯基一样。这个景象使聂赫留朵夫又想起昨天跟姐夫的谈话，他很想在动身之前跟姐夫和姐姐再见一面。“恐怕来不及了，”他想。“还是写一封信吧。”他问堂倌要来了信纸、信封和邮票，一面喝着泡沫翻滚的清凉矿泉水，一面考虑该写些什么。可是他脑子里千头万绪，信怎么也写不好。
“亲爱的娜塔丽雅！昨天跟姐夫的谈话给我留下痛苦的印象，我不能一走了事……”他开了个头。“接下去写些什么？要求他原谅我昨天的话吗？可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他全以为我放弃原来的看法了。再说他这是在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这样写，”聂赫留朵夫又感到对这个同他格格不入、自以为是的人的满腔憎恨，把那封没有写成的信放进口袋里，付清帐，来到街上，坐车去追赶那批犯人。
天气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光脚走在滚烫的石子路上一定象火烧火燎。聂赫留朵夫的光手接触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象被火烫着似的。
马没精打采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的坎坷的路上发出均匀的得得声。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在一条倾斜的街上，一座大厦的门口聚集着一群人，还站着一个持枪的押解兵。聂赫留朵夫吩咐马车停下来。
“什么事啊？”他问扫院子人。
“有个犯人出了事。”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在靠近人行道的坎坷倾斜的路面上，头朝坡下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犯。这犯人肩膀宽阔，蓄看棕红色大胡子，红脸膛，扁鼻子，穿着灰色囚袍和灰色囚裤。他仰天躺着，伸开两只雀斑累累的手，手心朝下。他睁着两只呆滞的充血眼睛，望着天空，嘴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隔很长一会儿他那高大的胸脯均匀地起伏一下。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皱眉头的警察、一个叫卖的小贩，一个邮差、一个店员、一个打阳伞的老太婆、一个手提空篮的男孩。
“他们的身体在牢里关得虚了，虚透了，如今又把他们带到这么毒的日头底下来，”店员对走近来的聂赫留朵夫说，显然在责备什么人。
“他恐怕就要死了，”打阳伞的女人哭丧着脸说。
“得把他的衬衫解开，”邮差说。
警察用哆嗦的粗手指笨拙地解开犯人青筋毕露的红脖子上的带子。他显然又激动又紧张，但仍然认为必须把群众呵斥一番。
“你们围着干什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把风挡住。”
“应该先请个医生来检查检查。把身体虚弱的都留下。要不然把半死不活的都拉了来，”店员说，有意显示他通情达理，懂得规矩。
警察解开犯人衬衣上的带子，挺直腰板，向四下里扫视了一下。
“对你们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转过脸来对着聂赫留朵夫，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他在聂赫留朵夫眼神里看不到同情，就瞅了一眼押解兵。
可是押解兵站在一旁，只顾瞧着自己踩歪了的靴后跟，对警察的困难处境不闻不问。
“该管的人都不管。活活把人折磨死，天下有这样的规矩吗？”
“囚犯是囚犯，可到底也是人哪！”人群中有人说。
“把他的头枕得高些，给他点水喝，”聂赫留朵夫说。
“已经有人去拿水了，”警察回答，把手伸到犯人的胳肢窝下，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身体拖到高一点的地方。
“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忽然传出一个威风凛凛的声音。
警官穿一身白得耀眼的制服和一双亮得更加耀眼的高统皮靴，快步向人群走来。“都走开！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还没有看清楚人群围着干什么，就大声吆喝道。
他走到紧跟前，看到奄奄一息的囚犯，肯定地点点头，仿佛早就料到是这么一回事。接着对警察说：
“这是怎么搞的？”
警察报告说，有一批犯人押过，其中一个倒在地上，押解兵吩咐把他留下来。
“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他送到局里去。叫一辆马车来。”
“扫院子的去叫了，”警察把手举到帽沿上敬了个礼，说。
店员刚说了一句天气太热，警官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这事轮得到你管吗？呃？走你的路！”店员就不作声了。
“得给他喝点水，”聂赫留朵夫说。
警官对聂赫留朵夫也狠狠地瞧了一眼，但没有说什么。扫院子的端来一杯水，警官吩咐警察端给犯人喝。警察托起犯人的脑袋，想把水灌到他嘴里，可是犯人没有咽下去，水顺着胡子流下来，把上衣前襟和满是尘土的麻布衬衫都弄湿了。
“在他脑袋上泼点水！”警官命令道。警察脱下犯人头上薄饼般的帽子，对准他红棕色的鬈发和秃顶泼了水。
犯人仿佛害怕似的把眼睛睁得更大，不过没有改变姿势。他脸上流着沾有尘土的污水，嘴里仍旧均匀地呻吟着，整个身子不住地哆嗦。
“这不是马车吗？就用这辆车好了，”警官指着聂赫留朵夫的马车对警察说。“过来！喂，叫你过来！”
“有客人了，”马车夫没有抬起眼睛，阴沉沉地说。
“这是我雇的车，”聂赫留朵夫说，“不过你们用好了。钱我来付，”他对马车夫补了一句。
“喂，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警官嚷道。“快动手！”
警察、扫院子的和押解兵把奄奄一息的犯人抬起来，送上马车，放在座位上。可是那犯人自己坐不住，头老是往后倒，整个身子从座位上滑下来。
“让他躺平！”警官命令道。
“不要紧，长官，我就这样把他送去，”警察说，稳稳当当地坐在垂死的人旁边，用有力的右胳膊插到他的胳肢窝下，搂住他的身体。
押解兵托起犯人没有裹包脚布而只穿囚鞋的脚，放到驭座底下，让两条腿伸直。
警官环顾了一下，瞧见犯人那顶薄饼般的帽子掉在马路上，就把它捡起来，戴在犯人向后倒的湿淋淋的脑袋上。
“走！”他命令道。
马车夫怒气冲冲地回头看了看，摇摇头，在押解兵的监督下向警察分局慢吞吞地走去。警察跟犯人坐在一起，不断把犯人滑下去的身体拖起来。犯人的脑袋一直前后左右晃动着。押解兵走在马车旁边，不时把犯人的腿放放好。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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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马车载着犯人，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身旁，驶进警察分局院子，在一个门口停下。
院子里有几个消防队员，卷起袖子，大声说笑，正在冲洗几辆大车。
马车一停下来，就有几个警察把它围住。他们从胳肢窝下抱住犯人没有生气的身体，抬起他的脚，把他从车上抬下来。马车被他们踩得吱嘎发响。
送犯人来的警察跳下马车，甩动发麻的胳膊，脱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死人被抬进门，送到楼上。聂赫留朵夫跟着他们上去。他们把死人抬到一个不大的肮脏房间里，里面放着四张床。两张床上坐着两个穿睡衣的病人：一个歪着嘴，脖子上扎着绷带；另一个害着痨病。另外两张床空着。他们就把那犯人放在其中一张床上。这时有一个矮小的人，身上只穿衬衣裤和袜子，双目闪亮，不停地动着眉毛，蹑手蹑脚地走到犯人跟前，对他瞧瞧，然后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纵声大笑。这是一个留在候诊室里的疯子。
“他们想吓唬我，”他说。“那不行，办不到！”
警官和一个医士跟着抬死人的警察走进来。
医士走到死人跟前，摸了摸犯人雀斑累累的蜡黄的手，那只手虽然还软，但已现出死灰色。他把那只手拿起来，然后又放开，那只手就软绵绵地落在死人肚子上。
“完了，”医士摇摇头说，但显然是为了照章办事，解开死人身上湿漉漉的粗布衬衫，把自己的鬈发撩到耳朵后面，弯下腰，把耳朵贴在犯人蜡黄的一动不动的高胸脯上。大家都不作声。医士直起腰来，又摇了摇头，用一根手指拨开一只眼皮，又拨开另一只眼皮，那两只淡蓝色眼睛已经木然不动了。
“你们吓不倒我，吓不倒我，”那疯子说，不住地往医士那边吐唾沫。
“怎么样？”警官问。
“怎么样？”医士照样说了一遍。“送太平间。”
“您得留点儿神。是不是真的完了？”警官问。
“到这地步，错不了，”医士说，不知为什么拉拉死人的衬衫把他的胸脯盖住。“我打发人去找马特维·伊凡内奇，让他来瞧瞧。彼得罗夫，你去一下！”医士说着，从死人旁边走开。
“把它抬到太平间去，”警官说。“你回头到办公室来一下，签个字，”他对那个一直跟住犯人的押解兵说。
“是，”押解兵回答。
那几个警察抬起死人，又把他抬下楼。聂赫留朵夫想跟他们去，可是疯子把他拦住了。
“您该没有参加他们的阴谋吧，那么给我一支烟抽！”他说。
聂赫留朵夫掏出一盒烟，递给他。疯子扬起眉毛，急急地讲起来，他们怎样用种种提示法折磨他。
“他们全都跟我作对，用妖术折磨我，把我搞得好苦……”
“对不起，我还有事，”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听完他的话就走到院子里，想看看他们把死人抬到哪里去。
那几个警察抬着死人穿过院子，刚走进地下室的门。聂赫留朵夫想走到他们那边去，可是被警官拦住了。
“您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
“不干什么，那就走开。”
聂赫留朵夫服从了，向他雇的那辆马车走去。车夫在打瞌睡。聂赫留朵夫把他叫醒，又坐上马车到火车站去。
马车走了不到一百步，聂赫留朵夫看见迎面又来了一辆大车，由持枪的押解兵押送着。车上也躺着一个犯人，显然已经断气了。那犯人仰天躺在大车上，留着黑色大胡子，剃得光光的脑袋上覆着一顶薄饼般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滑到鼻子上。大车每颠动一下，他的脑袋就摇晃一下，撞在车板上。大车的车夫穿着大皮靴，在大车旁边走着赶车。后面跟着一个警察。聂赫留朵夫拍拍他的车夫的肩膀。
“瞧他们搞的！”车夫勒住马说。
聂赫留朵夫跳下马车，跟着那辆大车走去，又经过站岗的消防队员，走进警察分局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的消防队员已洗好车子，走开了。只剩下又高又瘦的消防队长。他戴着镶蓝帽圈的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严厉地瞧着一匹由消防队员牵来的颈部膘很厚的浅黄色公马。公马的一条前腿有点瘸，消防队长生气地对站在旁边的兽医说着话。
警官也站在这里。他看见又拉来一个死人，就走到大车旁边。
“从哪儿拉来的？”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
“从老戈尔巴朵夫街运来的，”警察回答。
“是犯人吗？”消防队长问。
“是，长官。”
“今天第二个了，”警官说。
“哼，真不象话！天气也实在太热了，”消防队长说，接着转身对那个牵着浅黄马的消防队员嚷道：“把它牵到拐角那个单马房里去！我要教训教训你这狗崽子，你把这些好马都弄残废了，它们可是比你这混蛋值钱多了。”
这个死人也象刚才那个一样，由几个警察从大车上搬下来，抬到候诊室。聂赫留朵夫象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们走去。
“您有什么事？”一个警察问他。
他没有回答，仍旧往他们送死人的地方走去。
疯子坐在床铺上，拚命吸着聂赫留朵夫送给他的纸烟。
“啊，您回来了！”他说着哈哈大笑。他一看见死人，就皱起眉头。“又来了，”他说。“我都看腻了。我又不是小孩子，是吗？”他带着疑问的微笑，对聂赫留朵夫说。
聂赫留朵夫瞧着现在没有被人遮住的死尸。死尸的脸原先盖着帽子，此刻也暴露无遗。刚才那个犯人长得很丑，可是这个犯人面貌和体型都长得非常好。这个人体格强壮，正当盛年。尽管他被剃了怪模怪样的阴阳头，他那饱满的天庭和那双如今毫无生气的黑眼睛却显得很美，还有那个不大的高鼻子和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也都生得很好看。他的嘴唇发青，唇边挂着笑意。他的大胡子只盖住下半截脸，在那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结实好看的不大的耳朵。脸上的神情平静、严肃而善良。且不说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精神上原可以得到长足的发展，如今被断送了，——单从他双手和套着脚镣的双脚的细小骨骼和匀称四肢的强壮肌肉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优秀、强壮和灵巧的人类动物。作为一种动物来说，他在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生气的浅黄马完美得多。然而他却被活活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哀悼，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作被活活折磨死的会做工的动物来怜悯。他的死在所有的人心里引起的唯一情绪，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体眼看就要腐烂，必须赶快收拾掉，这样就给大家添了麻烦。
医师带着医士在警察分局长陪同下来到候诊室。医师是个矮壮结实的人，穿一件茧绸上装和一条裹紧粗壮大腿的茧绸裤子。警察分局长是个矮胖子，红润的脸庞圆滚滚的，象个球。他有个习惯，喜欢鼓起双颊，然后再把气慢慢吐出来。这样鼓着双颊，他的脸就显得更圆了。医师挨着死人坐到床上，也象刚才医士那样摸摸死人的双手，听听心脏，然后站起来拉拉自己的裤子。
“完全死了，”他说。
警察分局长的双颊鼓得满满的，又慢慢地把气吐出来。
“他是哪个监狱的？”他问押解兵。
押解兵回答了他，又提到要收回死人的脚镣。
“我会叫他们取下来的。感谢上帝，我们这里还有铁匠，”警察分局长说，接着又鼓起脸颊向门口走去，再慢慢地吐出气来。
“怎么会这样？”聂赫留朵夫问医师说。
医师透过眼镜对他瞧瞧。
“怎么会这样吗？您是说，他们怎么会中暑死掉吗？您看，整整一个冬天蹲在牢里，没有活动，不见天日，突然给带到今天这样的大太阳底下，那么多人挤在一块儿走路，空气又不流通，怎么能不中暑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流放出来？”
“那您去问他们好了。不过，请问您是谁？”
“我是局外人。”
“噢！……对不起，我可没闲工夫，”医师说，又恼火地把裤腿往下拉拉，向病人床铺走去。
“喂，你怎么样？”他问那个脸色苍白、脖子上扎着绷带的歪嘴病人说。
这当儿疯子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不再吸烟，只是朝医师那边吐唾沫。
聂赫留朵夫下楼走到院子里，从消防队的马匹、几只母鸡和戴铜盔的哨兵旁边走过，出了大门，坐上他的马车（车夫又在打瞌睡），向火车站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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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站台上有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押解兵今天特别操心。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①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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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押解兵此刻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没有办完以前，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获得许可走近车厢，因为他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这个军士就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他谈得快一点，谈完就走开，免得被长官看见。车厢总共十八节，除了长官坐的那一节以外，节节车厢都被犯人挤得满满的。聂赫留朵夫走过那些车厢窗口，留神听听里面在干什么。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一个押解兵打开手铐上的锁，把手铐脱掉。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的车厢，来到女犯车厢旁边。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喔唷，喔唷，喔唷，老天爷！”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聂赫留朵夫的头刚凑近窗口，就有一股充满汗酸臭的热气扑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所有长凳上都坐着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身穿囚袍和短袄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谈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
我们要到下城再能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是魔鬼！”
“妇女中间没有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
“娘儿们身子骨硬朗些，”另一个矮小的女犯笑着说，“只是有一个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指着隔壁的车厢说，那儿不断传来同一种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要不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老爷，不可以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这不是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那个军士。
聂赫留朵夫就去找长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找了好半天都没有找到，也不能从押解兵那里打听到长官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些正把犯人带到什么地方去，有些跑去给自己买食物，或者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些在伺候跟押解官一起动身的太太。他们都不高兴回答聂赫留朵夫的话。
聂赫留朵夫找到押解官的时候，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押解官用他那只短手擦擦盖没嘴巴的小胡子，耸起肩膀，为什么事在斥责司务长。
“您究竟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说。”
“你们车上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想应该……”
“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向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拚命摆动两条短胳膊。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群中和女犯的车厢里传出一片号叫声。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看一节节带铁窗的车厢和车窗里一个个剃光头发的男人脑袋从面前掠过。接着是第一节女犯车厢，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的女犯，有的露着头发，有的扎着头巾。然后是第二节车厢，从里面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再后面就是玛丝洛娃的那节车厢。玛丝洛娃同另外几个女犯站在窗口，瞧着聂赫留朵夫，对他发出凄苦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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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聂赫留朵夫所搭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小时。聂赫留朵夫原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姐姐家去一次，可是今天上午看到的那些景象使他感慨万千，精疲力竭，而一坐到头等车候车室的沙发上，更觉得极其困倦。他侧过身子，一只手垫在脸颊下，就立刻睡着了。
一个身穿礼服，胸戴徽章、肩上搭着餐巾的茶房把他叫醒了。
“老爷，老爷，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吗？有位太太在找您呢。”
聂赫留朵夫霍地跳起来，揉揉眼睛，这才记起他在什么地方，想到今天上午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犯人的队伍，几个死人，有铁窗的车厢和关在里面的女犯，其中一个在临产的阵痛中，无人照料，另一个从铁栅后面向他凄苦地微笑。可是此刻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瓶、花瓶、大烛台和餐具，几个机灵的茶房在桌子周围侍候客人。候车室深处有个柜台，柜台里面的酒橱前站着一个侍者，柜台上放着各种果盘和酒瓶，旅客都背对外站在柜台旁。
聂赫留朵夫刚从沙发上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些，便发现房间里人人都在好奇地向门口张望。他也往那边望望，看见一伙人抬着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位头上包着轻纱的太太。前面抬圈椅的那个跟班，聂赫留朵夫觉得很面熟。后面一个戴着镶金绦的制帽，是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一个看门人。圈椅后面跟着一个装束雅致的侍女。她头发鬈曲，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一个装着圆滚滚东西的皮盒子和两把阳伞。再后面走着的就是柯察金公爵。公爵生着两片厚嘴唇，一个容易中风的肥大脖子，挺起胸脯，头上戴着一顶旅行帽。他后面是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奥斯登脖子细长，喉结突出，神气和情绪总是很快活。他一面走，一面郑重其事地同笑盈盈的米西说话，但带点戏谑的味道。最后是那个怒气冲冲地吸着烟的医生。
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
抬圈椅的仆人、侍女和医生鱼贯进入女客候车室，引起所有在场的人的好奇和尊敬。老公爵在桌旁一坐下来，立刻把茶房唤到跟前，向他要了酒菜。米西跟奥斯登也在餐厅里停下来，刚要坐下，忽然看见门口有个熟识的女人，就迎着她走去。原来她就是娜塔丽雅。娜塔丽雅在阿格拉斐娜伴同下走进餐厅，不住地向两边张望。她几乎同时看见了米西和弟弟。她对聂赫留朵夫只点点头，先走到米西跟前。不过她同米西互吻以后，就转身对弟弟说话。
“我总算找到你了，”娜塔丽雅说。
聂赫留朵夫站起来同米西、米沙和奥斯登打了招呼，站住同他们谈话。米西把他们乡下的房子着火、逼得他们搬到姨妈家去的事告诉聂赫留朵夫。奥斯登乘机讲了一个同火灾有关的笑话。
聂赫留朵夫没有听奥斯登说，却转身同姐姐谈话。
“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
“我早就来了，”她说。“我是跟阿格拉斐娜一起来的。”她指指阿格拉斐娜说，那个女管家头戴帽子，身穿防雨布大衣，现出亲切而稳重的神态，羞怯地从远处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不愿打扰他。“我们在到处找你。”
“可我在这儿睡着了。你来，我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我刚才给你写信，刚开了个头，”他说。
“真的吗？”她忧虑地问。“有什么事？”
米西和她的男伴发现姐弟两人在密谈，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同姐姐在靠窗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上还放着别人的行李、毛毯和帽盒。
“昨天我从你家出来以后，本想再回去赔罪。但不知道姐夫会怎样对待我，”聂赫留朵夫说，“我同他谈得不投机，心里很难过。”
“我知道，”姐姐说，“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你也知道……”
娜塔丽雅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碰碰他的手。她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确，可是他完全了解她，被她的情意所感动。她原来想表示，除了她对丈夫的满腔热爱以外，她对他，对弟弟的手足之情，在她也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他们之间的任何龃龉在她都是痛苦的。
“谢谢，谢谢你……唉，今天我看见什么了！”聂赫留朵夫突然想起第二个死去的犯人，说。“有两个犯人被害死了。”
“怎么被害死了？”
“就这样被害死了。这样的大热天把他们押出来。有两个就中暑死了。”
“那不可能！怎么会呢？今天吗？刚才吗？”
“是的，就是刚才。我看见他们的尸体。”
“可是为什么要害死他们呢？是谁害死他们的？”娜塔丽雅问。
“就是那些硬把他们押出来的人，”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觉得她看待这事用的也是丈夫那种眼光。
“啊，我的天！”阿格拉斐娜走到他们跟前，说。
“是的，这些不幸的人遭到什么待遇，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知道，”聂赫留朵夫瞧着老公爵说。老公爵这时已围好餐巾，坐在放有一瓶混合酒的桌旁，回过头来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
“聂赫留朵夫！”他叫道，“要不要喝一点解解暑气？出门喝一点再好没有了！”
聂赫留朵夫谢绝了，转过身来。
“那么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娜塔丽雅又问。
“尽我的力量去做。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但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去做。”
“是的，是的，这我明白。那么，你跟这一家人，”她微笑着瞧瞧柯察金，说，“难道真的就一刀两断了？”
“一刀两断了。我想，这样双方都不会感到遗憾的。”
“可惜。我觉得很可惜。我喜欢她。嗯，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娜塔丽雅怯生生地说。“你何必跟着去呢？”
“那是因为我应该去，”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冷冷说，似乎希望不要再谈这事。
不过，他对待姐姐这样冷淡，立刻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把心里所想的都告诉她呢？”他想。“让阿格拉斐娜也听听好了，”他瞅了一下老女仆，对自己说。有阿格拉斐娜在场，这就鼓励他把自己的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想跟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说实在的，我决心这样做，可是她一口拒绝了，”他声音哆嗦着说。每次谈到这事，他总是这样的。“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牺牲得太多了。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这只是出于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现在决心跟她去，她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来减轻她的痛苦。”
娜塔丽雅一言不发。阿格拉斐娜用疑问的目光瞧瞧娜塔丽雅，摇摇头。这时候，原来那一伙人又从女客候车室里出来，仍旧由漂亮的跟班菲利浦和看门人抬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吩咐停下来，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露出一副疲劳不堪的可怜相，伸给他一只戴满戒指的白手，恐惧地等待他有力的握手。“真要人的命！”她指炎热的天气说。“我可受不了。这样的天气真要我的命。”接着她谈了一阵俄罗斯气候的恶劣，又请聂赫留朵夫到他们家去玩，然后示意抬圈椅的人继续上路。“那么，您务必要来，”她坐在圈椅上，转过她的长脸，又向聂赫留朵夫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走到站台上。公爵夫人的一伙人往右拐了个弯，向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有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前面，在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一小群人，仍旧瞧着柯察金公爵夫人被抬进去的那节车厢。其余的人都已按座位坐好。几个迟到的乘客匆匆走过，把站台的木板踩得咚咚直响。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请旅客就座，请送客的下车。
聂赫留朵夫走进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的车厢，立刻又走到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戴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跟阿格拉斐娜并排站在车厢旁边，显然在找话题，但没有找到。她连说一句：“写信来，”都觉得不行，因为她同弟弟早就嘲笑过送人出门那套老规矩了。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等到火车开动，她只点点头，现出惆怅而亲切的脸色说：“嗯，再见，德米特里，再见！”这时，她心里反而感到高兴。但等这节车厢一离开，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同弟弟谈的事告诉丈夫，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而紧张了。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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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三等车的大车厢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又挤满了人，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聂赫留朵夫一直站在车尾的小平台上，没有回车厢。但连这里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直到列车从周围房屋中开出，车厢里有了穿堂风，聂赫留朵夫才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他们是被害死的，”他暗自重复了一遍对姐姐说过的话。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聂赫留朵夫沉思着，连天气变了都没有注意到。太阳已被前方低垂的云朵遮住，从西方地平线那儿涌来一大片浓密的浅灰色雨云。远处田野和树林上空已经下着倾斜的大雨。雨云送来湿润的空气。闪电偶尔划破灰云，滚滚的雷鸣同列车越来越急促的隆隆声交响成一片。雨云越来越近，斜雨开始打着车尾的小平台，也打着聂赫留朵夫的薄大衣。他走到小平台的另一边，吸着湿润清凉的空气和久旱待雨的土地发出的庄稼味，望着眼前掠过的果园、树林、开始发黄的黑麦地、依旧碧绿的燕麦地和种着正在开花的深绿色土豆的黑色田畦。大地万物似乎都涂了一层清漆，绿的更绿，黄的更黄，黑的更黑了。
“再下，再下！”聂赫留朵夫望着好雨下生意盎然的田野、果园和菜园，不禁快乐地说。
大雨下了没有多久。雨云一部分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飘走了。此刻只剩下暴雨后残留下来的蒙蒙细雨，垂直地落到湿漉漉的地面上。太阳又露了出来，大地万物又闪闪发亮。在东方地平线那儿，出现了一道长虹，位置不高，色彩鲜艳，紫色特浓，但一端却模糊不清。
“哦，我刚才在想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这时自然界的种种变化结束了，火车已驶入一道高坡夹峙的山沟。“是啊，我在想，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痛苦哀号。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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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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