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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裸露的手臂上戴着几只手镯。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
塔拉斯得意扬扬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装，肌肉发达。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乘车到外地去工作。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光景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掖起长袍前摆，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您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
“上次谢肉节①，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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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节日，一般在大斋前三天举行。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挣到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说。
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
“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补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
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喝着酒；
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盯住丈夫。
“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
“怎么了，老爷？瞧我们喝酒吗？我们干活，谁也没有看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没有别的了。”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我说的对不对，老爷？我老婆是个稳重的女人！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会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
“你在罗唆什么呀？”她添了一句。
“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嗐，他又瞎扯起来……”
“嗯，她就是这样的。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老爷，您可得包涵着点。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
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往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
“哦，老爷，您坐。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
“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条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这儿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
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聂赫留朵夫走过来，他暂时住了口。但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直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
“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说。
“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说：
‘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那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
“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一五一十招供了。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消说，她被关进牢里。我爹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他一口气找了总有五个长官。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把钱给了他。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拿起公事，一口气走到监狱。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关在你们这里。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事？’我就马上把公事递给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就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套上车，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我们就坐车回家。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那么，妈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又问：‘那么，爹没事吧？’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好好过日子吧。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得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我干活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比我还利索。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大哥，她干活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我们干完活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胳膊酸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都变了个人了。’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可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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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再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头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
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少爷。那位胖太太就是公爵夫人的姐姐——柯察金一家就是搬到她的庄园来住的。列车长身穿金绦闪亮的制服，脚登擦得锃亮的皮靴，拉开车厢门，并且为了表示敬意，一直拉住那门，好让菲利浦和系白围裙的脚夫把马脸的公爵夫人坐着的圈椅小心抬下车来。两姐妹相互问好，还听到他们用法语商量，公爵夫人坐轿车还是篷车。于是队伍就以手拿阳伞和帽盒的鬈发侍女殿后，向车站出口处走去。
聂赫留朵夫不愿同他们再次见面，再次告别，就站住，等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出车站。公爵夫人带着儿子、米西、医生和侍女走在前头，老公爵和他的妻姐跟在后面。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他们跟前去，只能听见他们用法语交谈的片言只语。在公爵所讲的话中，有一句不知怎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连同他的腔调和声音都深深印进聂赫留朵夫的脑海里。
“啊！他可真正是个上等人，真正是个上等人，”公爵用洪亮而自信的声音讲到什么人，在毕恭毕敬的列车员和脚夫的簇拥下，同妻姐一起走出车站。
就在这时候，车站拐角处出现了一群不知从哪儿来的工人。他们穿着树皮鞋，背着羊皮袄和袋子，向站台走来。工人们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最近一节车厢旁边，想上去，可是立刻被列车员赶走了。工人们没有停下，又匆匆向前走去，彼此踩着脚，来到旁边那节车厢门口登上火车。他们背上的袋子不断地撞在车角和车门上。这当儿另一个列车员在车站出口处看见他们要上车，就恶狠狠地对他们吆喝起来。已经上车的工人连忙下车，又迈着同样矫健的步子，向下一节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就坐在那节车厢里。列车员又把他们拦住。他们刚站住，准备继续向前走，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们说，车厢里有空位子，可以上去。他们听从他的话，聂赫留朵夫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工人们正要各自找位子坐下，可是那个帽子上有帽徽的老爷和两位太太看见他们胆敢坐到他们这节车厢里来，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坚决反对，把他们赶了出去。这批工人有年纪老的，有年纪很轻的，总共二十人光景，个个又黑又瘦，满面风霜。他们受到老爷太太的驱逐，显然觉得自己错了，立刻穿过车厢往前走，他们背上的袋子不住地撞在车座、板壁和车门上。他们的神情似乎准备走到天涯海角，坐到人家吩咐他们坐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坐到钉子上也行。
“你们闯到哪儿去，鬼东西！就在这儿找个位子坐下！”另一个列车员迎着他们走来，嚷道。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两位太太中年轻的那一位说，自以为她那口漂亮的法国话会吸引聂赫留朵夫的注意。那位戴手镯的太太只是皱起眉头，嗅个不停，嘴里嘲弄说，跟这批臭庄稼佬坐在一起真是受惠不浅。
工人们却象度过重大危险似的，感到如释重负，心情轻松，站停下来，分头找位子坐下，动动肩膀，卸下背上的袋子，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
同塔拉斯攀谈的花匠坐的不是他自己的位子，这时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样，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三个位子来。有三个工人就坐在这些空位子上，可是聂赫留朵夫一走到他们跟前，他那副老爷的装束使他们手足无措。他们站起来想走，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坐着不要动，自己在靠近过道座位的扶手上坐下来。
那几个工人中，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头同一个年纪轻的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疑惑甚至恐惧的神色。聂赫留朵夫不象一般做老爷的那样对他们呼幺喝六，把他们赶走，反而给他们让座，这使他们感到惊讶，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甚至担心到头来会不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事。不过，他们看到这里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谈话也很随便，他们才放下心来，吩咐一个小伙子坐在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起初畏畏缩缩，拚命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但后来同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在他想让聂赫留朵夫注意自己的话时，还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他讲到自己的种种情况，讲到泥炭田的工作。原来他们在泥炭田里干了两个半月活，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有一部分工资他们在受雇时已经预支了，——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他讲到，他们干活总是在没膝深的水中，从日出干到日落，中午吃饭休息两小时。
“谁没有干惯，干这活当然很苦，”他说，“但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就是伙食要象样。起初伙食很糟，大伙儿都挺不满意，后来伙食有了改进，干活也就轻松了。”
接下去他讲到，他在外面做了二十八年工，总是把全部工钱都寄回家，开头交给父亲，后来交给哥哥，现在则交给当家的侄儿。他每年挣五六十卢布，自己只花两三个卢布，买点烟草和火柴，找点乐子。
“罪过，有时候累了，也喝一点儿伏特加，”他露出负疚的微笑，补了一句。
他还讲到，男人出门后女人怎样当家，今天回家以前包工头怎样请他们喝了半桶白酒，还讲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个人，另外有一个生了病，现在由他们送回家去。那个病人就坐在这节车厢的角落里。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灰白，嘴唇发青。他显然在发疟子，还没有退烧。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但那孩子那么严厉而痛苦地对他瞅了一眼，弄得聂赫留朵夫不敢问什么，只是劝老头儿给他买些奎宁来吃，并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药名交给他。聂赫留朵夫想给些钱，可是老头儿说不需要，他自己会买的。
“哦，我出过多少次门，这样的老爷还没有见过。他不仅不揍你，还让位子给你坐。可见老爷也是各各不同的，”他最后对塔拉斯说。
“是啊，这可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筋骨强壮而又干瘦如柴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黧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心里想，同时觉得他周围这些人，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他们有严肃的兴趣、欢乐和痛苦，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瞧，他们才是真正的上等人，”聂赫留朵夫想起了柯察金公爵说过的这句话，同时想起了柯察金之流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猥琐无聊的兴趣。
他好象一个旅行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为此感到兴高采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