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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政治犯住两个小房间，门外是一截同外界隔离的过道。聂赫留朵夫走进这部分过道，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西蒙松。西蒙松身穿短上衣，手里拿着一块松木，蹲在炉子跟前。炉门被热气吸进去，不断颤动。
西蒙松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没有站起来，只从两道浓眉下抬起眼睛，并同他握手。
“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正要跟您见面呢，”他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的眼睛，现出意味深长的样子说。
“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
“回头告诉您。现在我走不开。”
西蒙松继续生炉子，应用他那套尽量减少热能损耗的原理。
聂赫留朵夫刚要从一扇门里进去，玛丝洛娃却从另一扇门里出来。她手拿扫帚，弯着腰，正在把一大堆垃圾往炉子那边扫。玛丝洛娃身穿白色短上衣，裙子下摆掖在腰里，脚穿长统袜，头上为了挡灰，齐眉包着一块白头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挺直腰，脸涨得通红，神态活泼，放下扫帚，在裙子上擦擦手，笔直站在他面前。
“您在收拾房间吗？”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同她握手。
“是啊，这是我的老行当，”她说着微微一笑。“这儿脏得简直不象话。我们打扫了又打扫，还是弄不干净。怎么样，我那条毛毯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干了，”西蒙松说，用一种使聂赫留朵夫惊讶的异样目光瞧着她。
“哦，那我回头来拿，我那件皮袄也要拿来烤烤干。我们的人都在这里面，”她对聂赫留朵夫说，指指靠近的门，自己却往另一个门走去。
聂赫留朵夫推开门，走进一个不大的牢房。牢房里，板铺上点着一盏小小的铁皮灯，光线微弱。牢房里很阴冷，空中弥漫着灰尘、潮气和烟草味。铁皮灯只照亮一小圈地方，板铺处在阴影中，墙上跳动着影子。
在这个不大的牢房里，除了两个掌管伙食的男犯出去取开水和食物外，所有的人都在。聂赫留朵夫的老相识薇拉也在这里。她更加又瘦又黄，睁着一双惊惶不安的大眼睛，额上暴起一根很粗的青筋，头发剪得很短，身穿一件灰短袄。她坐在一张摊开的报纸前面，报纸上撒满烟草。她正紧张地把烟草往纸筒里装。
这里还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觉得极其可爱的女政治犯——艾米丽雅。她负责掌管内务，给他的印象是，即使处境极其艰苦，也具有女性持家的本领，并且富有魅力。这会儿她坐在灯旁，卷起衣袖，用她那双晒得黑黑的灵巧而好看的手擦干大小杯子，把它们放在板铺的手巾上。艾米丽雅年轻，并不漂亮，但聪明而温和，笑起来显得快乐、活泼和迷人。现在她就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已经回俄罗斯，不再来了呢，”她说。
这里还有谢基尼娜。她坐在较远的阴暗角落里，正在为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女孩做着什么事。那女孩用悦耳的童音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见到玛丝洛娃啦？”谢基尼娜问聂赫留朵夫。“您瞧，我们这儿来了个多好的小客人哪。”她指指小女孩说。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里。他盘腿坐在远处角落里的板铺上，脚穿毡靴，脸容消瘦苍白，弯着腰，双手揣在皮袄袖管里，浑身发抖，用他那双害热病的眼睛瞅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正想到他跟前去，忽然看见房门右边坐着一个淡棕色鬈发的男犯。这男犯戴着眼镜，身穿橡胶上衣，一面整理口袋里的东西，一面跟相貌俊美、脸带笑容的格拉别茨谈话。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者诺伏德伏罗夫。聂赫留朵夫连忙同他招呼。聂赫留朵夫所以特别忙着跟他招呼，因为在这批政治犯中，他就不喜欢这个人。诺伏德伏罗夫闪动浅蓝色眼睛，透过眼镜瞅着聂赫留朵夫，接着皱起眉头，伸出一只瘦长的手来同他握。
“怎么样，旅行愉快吗？”他说，显然带着嘲弄的口气。
“是啊，有趣的事可不少，”聂赫留朵夫回答，装作没有听出他的嘲弄，把它当作亲切的表示。他说完，就往克雷里卓夫那边走去。
聂赫留朵夫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对诺伏德伏罗夫却远不是没有芥蒂的。诺伏德伏罗夫说的话，以及他招人不快的意图，破坏了聂赫留朵夫的情绪。他感到沮丧和气恼。
“您身体怎么样？”他握着克雷里卓夫冰凉的哆嗦的手说。
“没什么，就是身子暖不过来，衣服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说着，慌忙把手揣到皮袄袖管里。“这里也冷得要死。您瞧，窗子都破了。”他指指铁栅外面玻璃窗上的两个窟窿。
“您怎么一直不来？”
“他们不让我进来，长官严得很。今天一个还算和气。”
“哼，好一个还算和气的长官！”克雷里卓夫说。“您问问谢基尼娜，他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谢基尼娜没有站起来，讲了今天早晨从旅站出发前那个小女孩的事。
“照我看来，必须提出集体抗议，”薇拉断然说，同时胆怯而迟疑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西蒙松提过抗议了，但这还不够。”
“还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恼怒地皱着眉头说。显然，薇拉的装腔作势和神经质早就使他反感了。“您是来找玛丝洛娃的吧？”他对聂赫留朵夫说。“她一直在干活，打扫。我们男的这一间她打扫好了，现在打扫女的那一间去了。就是跳蚤扫不掉，咬得人不得安生。谢基尼娜在那边干什么呀？”他扬扬头示意谢基尼娜那个角落，问。
“她在给养女梳头呢，”艾米丽雅说。
“她不会把虱子弄到我们身上来吧？”克雷里卓夫问。
“不会，不会，我很留神。现在她可干净了，”谢基尼娜说。“您把她带去吧，”她对艾米丽雅说，“我去帮帮玛丝洛娃。
给她送块毛毯去。”
艾米丽雅接过女孩，带着母性的慈爱把她两条胖嘟嘟的光胳膊贴在自己胸口，让她坐在膝盖上，又给她一小块糖。
谢基尼娜出去了，那两个取开水和食物的男人紧接着回到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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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进来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青年，个儿不高，身体干瘦，穿一件有挂面的皮袄，脚登一双高统皮靴。他步伐轻快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两壶热气腾腾的开水，胳肢窝里夹着一块用头巾包着的面包。
“哦，原来是我们的公爵来了，”他说着将茶壶放在茶杯中间，把面包交给玛丝洛娃①。“我们买到些好东西，”他说着脱掉皮袄，把它从大家头顶上扔到板铺角上。“玛尔凯买了牛奶和鸡蛋，今天简直可以开舞会了。艾米丽雅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笑眯眯地瞧着艾米丽雅说。
“来，现在你来沏茶吧，”他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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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上下文看，这里应是艾米丽雅。毛德英译本作艾米丽雅看来是对的。
这人的外表、动作、腔调和眼神都洋溢着生气和欢乐。进来的另一个人，个儿也不高，瘦骨棱棱，灰白的脸上颧骨很高，生有一双距离很宽的好看的淡绿色眼睛和两片薄薄的嘴唇。他同前面那个人正好相反，神态忧郁，精神萎靡。他身上穿着一件旧的棉大衣，靴子外面套着套鞋，手里提着两个瓦罐和两只树皮篮。他把东西放在艾米丽雅面前，对聂赫留朵夫只点了点头，但眼睛一直瞅着他。然后勉强向他伸出一只汗湿的手，慢吞吞地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来放好。
这两个政治犯都是平民出身：第一个是农民纳巴托夫，第二个是工人玛尔凯。玛尔凯参加革命活动时已是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纳巴托夫却是十八岁时参加的。纳巴托夫先是在乡村小学读书，因成绩优良进了中学，并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中学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但他没有进大学，还在念七年级的时候就决心到他出身的平民中间去，去教育被遗忘的弟兄。他真的这样做了：先到一个乡里当文书，不久就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间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而被捕。第一次他坐了八个月牢，出狱后暗中仍受到监视。他一出狱，就到另一个省的一个乡里，在那里当了教员，仍旧搞那些活动。他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在狱中更加强了革命信念。
他第二次出狱后，被流放到彼尔姆省。他从那里逃跑了。他又一次被捕，又坐了七个月牢，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他在那里又因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被判流放雅库茨克区。因此他成年后有一半日子倒是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的。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暴躁，也没有损耗他的精力，反而使他更加精神焕发。他喜爱活动，胃口奇好，永远精力旺盛，生气勃勃，干这干那，忙个不停。不论做什么事，他从不后悔，也不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而总是把全部智慧、机灵和经验用在现实生活中。他出了监狱，总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奋斗，也就是教育和团结以农村平民为主的劳动者。一旦坐了牢，他仍旧精力旺盛、脚踏实地地同外界保持联系，并且就现有条件尽量把生活安排好，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集体。他首先是个村社社员，总是以村社利益为重。他自己一无所求，安贫乐穷，但处处为集体谋利益，并且可以废寝忘食不停地工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工作。他出身农民，勤劳机灵，干活利落，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彬彬有礼，不但能体贴人家的感情，而且能尊重人家的意见。他的老母亲是个寡妇，不识字，满脑子迷信。纳巴托夫一直照顾她，没有坐牢时常去看她。他每次回家，总是仔细了解她的生活，帮她干活，并且同他以前的伙伴，那些农村青年，来往频繁。他跟他们一起吸劣等烟草卷成的狗腿烟①，同他们比武斗拳，向他们宣传，说他们都受了骗，应该从这种骗局中醒悟过来。每逢他思索或说明革命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时，他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总认为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与原来相似，只不过将拥有土地，而且不会再有地主和官僚。他认为，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同诺伏德伏罗夫和诺伏德伏罗夫的信徒玛尔凯的看法不同。照他看来，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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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国农民自卷的纸烟，形似狗腿。
对待宗教，他也采取十足的农民态度。他从来不思索虚无缥缈的问题，不考虑万物的本源，也不猜度阴间的生活。他和阿拉哥①一样看待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是他至今还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世界是怎样创造的，究竟是摩西说的对，还是达尔文说的对，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同志们认为达尔文学说极其重要，他却觉得这种学说同六天创造世界一样，无非是思想游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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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拉哥（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他对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面前总是摆着人怎样才能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好的问题。关于来世的生活他从不考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从祖先传下来并为种田人所共有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动物和植物永远不会消灭，它们只是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例如粪肥变成谷子，谷子变成母鸡，蝌蚪变成青蛙，青虫变成蝴蝶，橡实变成橡树，人也不会消灭，只不过发生变化罢了。他有这样的信念，因此总是无所畏惧，甚至高高兴兴地面对死亡，并且坚强地忍受各种导致死亡的痛苦，但他不喜欢也不善于谈论这一类问题。他热爱工作，总是忙于事务，并且推动同志们也致力于实际工作。
在这批犯人中，另一个来自民间的政治犯玛尔凯的气质就完全不同。他十五岁当上工人，开始吸烟喝酒，以排遣心头蒙蒙眬眬感觉到的屈辱。他第一次感到这种屈辱，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做童工的被带到工厂老板娘装饰好的圣诞树跟前，他和同伴们得到的礼物是只值一戈比的小笛、一个苹果、一个用金纸包的核桃和一个干无花果，可是老板的儿女得到的，都是些奇妙的玩具，他后来才知道价值在五十卢布以上。他二十岁那年，有位著名的女革命家到他们厂里做工，她发现玛尔凯超人的才能，就送书和小册子给他看，并且同他谈话，向他解释他处于这种悲惨境地的原因和改善生活的办法。一旦他明白自己和别人能从这种受压迫的处境中获得解放，他就越发觉得这种不合理的处境是极其残酷极其可怕的，他不仅强烈要求解放，而且要求惩罚造成和维护这种不合理局面的人。人家说，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知识，玛尔凯就废寝忘食地追求知识。他不清楚，怎样依靠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相信，知识既然能使他懂得他的处境是不合理的，那么知识也就能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再说，有了知识，也可以使他显得比别人高明。他因此戒绝烟酒，一有空就读书，而他自从当上仓库管理员以后，空闲的时间就更多了。
女革命家教他读书，对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特异能力感到惊讶。两年中间，他学会了代数、几何和他特别喜爱的历史，涉猎了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著作。
后来女革命家被捕，玛尔凯一起被捕，因为在他家里搜出了禁书。他坐了牢，后来又被流放到伏洛戈德省。他在那里认识了诺伏德伏罗夫，又读了许多革命书籍，并且记在心里，更加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放期满，他领导一次大罢工，最后砸烂了工厂，打死了厂长。他再次被捕，判处褫夺公权，流放西伯利亚。
他对宗教也象对现行经济制度那样，抱否定态度。一旦看出他从小信奉的宗教的荒唐无稽，他就毅然把它抛弃，开头不免有点顾虑，后来却觉得轻松愉快。从此以后，他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
长期来他养成禁欲习惯，对物质的要求极低。他象一切从小劳动惯的人那样，肌肉发达，不论干什么体力活都能胜任愉快，得心应手。他十分珍惜时间，在监狱里和旅站上始终努力学习。他现在正在钻研马克思著作第一卷①，小心地把这书藏在袋子里，当作无价之宝。他对同志们都比较疏远，冷淡，唯独对诺伏德伏罗夫特别崇拜。诺伏德伏罗夫不论发表什么意见，他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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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俄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七二年。
他对女人抱着无法克制的轻蔑态度，认为女人是一切正经工作的障碍。不过他同情玛丝洛娃，待她亲切，认为她是下层阶级受上层阶级剥削的一个实例。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聂赫留朵夫，不同他交谈，不同他握手，除非聂赫留朵夫先同他打招呼，他才伸出手去同他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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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炉子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面包圈、精白粉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辛劳把它收拾整齐。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这样，待在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以外，他们也象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革命漠不关心。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他象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象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十分忠贞的妻子。
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革命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也成了革命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看待生活。后来他成了革命者，她也就成了革命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确实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她母亲领去抚养——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情谊。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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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
“政府掌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人家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横死的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象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象发表演说似地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①和大革命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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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主要设置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镇压异教徒的名义下残酷迫害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人、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火刑、流放等酷刑。
“他们迷失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可把革命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不再作声，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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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很受所有革命者的尊敬，尽管他很有学问，并被认为很聪明，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这种革命者的品德远不如一般人。这个人的智力——好比分子——是大的，但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却大大超过他的智力。
这个人在精神上同西蒙松正好截然相反。西蒙松具有男子汉的气质，他们这类人的行动总是由自己的思想所指导，由自己的思想所决定。诺伏德伏罗夫却具有女性的气质，他这一类人所考虑的，是怎样达到由感情决定的目标，以及怎样证明由感情引起的行动是正确的。
尽管诺伏德伏罗夫能把他的全部革命活动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聂赫留朵夫却认为他只是出于虚荣心，无非想出人头地罢了。起初，凭着他善于领会别人的思想并加以准确表达的能力，他在高度重视这种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中间（在中学、大学和硕士学位进修班）真的名列前茅，出人头地，他感到很得意。可是等他领到文凭，离开学校后，就无法再出人头地了。后来，正如不喜欢诺伏德伏罗夫的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说的，为了在新的环境里再出人头地，他就突然改变观点，以一个渐进的自由派，摇身一变而成为红色的民意党人。由于他天生缺乏怀疑和踌躇这种道德和审美方面的特点，他很快就在革命者的圈子里获得党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一旦选定方向，就不再怀疑，不再踌躇，因此相信自己决不会犯错误。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十分简单明了，从来没有什么疑问。由于他的观点狭隘、片面，一切事情确实显得简单明了。照他的话说，人只要有逻辑头脑就行。他的自信心实在太强，因此人家对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唯命是从。他的活动是在年轻人中间开展的，他们往往把他的极度自信当作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这样，大多数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他在革命者的圈子里也就取得了很高的威信。他的活动就是准备暴动，通过暴动取得政权，然后召开重要会议，并在全上通过由他拟定的纲领。他充分相信这个纲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执行。
同志们因为他大胆果断而尊敬他，但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人，把一切杰出人物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并且总是想用老猴对待小猴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恨不得剥夺人家的一切智慧和一切才能，免得他们妨碍他表现才能。只有对那些崇拜他的人，他才好意相待。现在在流放途中，他对待接受他宣传的工人玛尔凯，对待倾心于他的薇拉和相貌美丽的格拉别茨，就是这样。他虽然口头上也主张解决妇女问题，但心底里却认为女人都是愚蠢的，猥琐的，除了他所热恋的女人之外，譬如他现在所爱的格拉别茨。只有那些女人才不同凡响，她们的优点也只有他一人能够发现。
他认为男女关系也象其他一切问题那样简单明了，只要承认恋爱自由，就算彻底解决问题。
他有过一个非正式的妻子，还有过一个正式的妻子，但后来同正式的妻子脱离了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现在他又打算同格拉别茨缔结新的自由婚姻。
诺伏德伏罗夫瞧不起聂赫留朵夫，认为他在对待玛丝洛娃的问题上“装腔作势”；特别是因为在看待现行制度的缺点和纠正办法上，竟敢跟他诺伏德伏罗夫不一样，甚至敢于有他自己的想法，公爵老爷的想法，愚蠢的想法。聂赫留朵夫尽管一路上心情很好，但知道诺伏德伏罗夫对他抱这样的态度，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以眼还眼的态度，怎么也无决克制对他的极度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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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隔壁牢房里传来长官的说话声。大家都安静下来，接着队长带着两名押解兵走进房间。这是来点名的。队长指着每一个人，计算着人数。他指到聂赫留朵夫时，就和颜悦色地赔笑说：
“公爵，现在点过名可不能再待着了。您得走了。”
聂赫留朵夫懂得这话的意思，走到他跟前，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卢布钞票塞在他手里。
“嘿，拿您有什么办法呢！您就再坐一会儿吧。”
队长刚要出去，另外有个军士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犯。那男犯留着一把稀疏的胡子，一只眼睛底下有青伤。
“我是来看我那个小丫头的，”那个男犯说。
“啊，爸爸来了，”忽然响起了孩子响亮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从艾米丽雅身后探出来。艾米丽雅正在跟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一起用艾米丽雅捐出来的一条裙子给小女孩做新衣。
“是我，孩子，是我，”布卓夫金亲切地说。
“她在这儿挺好，”谢基尼娜说，同情地瞧着布卓夫金那张被打伤的脸。“把她留在我们这儿吧。”
“太太她们在给我做新衣裳呢，”女孩指给父亲看艾米丽雅手里的针线活，说。“可好看啦，真漂亮，”她含糊不清地说。
“你愿意在我们这儿过夜吗？”艾米丽雅抚爱着女孩说。
“愿意。爸爸也留下来。”
艾米丽雅脸上泛起笑容。
“爸爸可不行，”她说。“那么就把她留在这儿吧，”她转身对做父亲的说。
“好，那就留下吧，”站在门口的队长说，说完就跟军士一起走了出去。
等押解人员一出去，纳巴托夫就走到布卓夫金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
“喂，老兄，你们那里的卡尔玛诺夫真的要同别人调包吗？”
布卓夫金和蔼可亲的脸容突然变得很忧郁，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白翳。
“我们没听说。大概不会吧，”他说。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仿佛仍旧蒙着一层白翳，接着又对女儿说：“哦，阿克秀特卡，你就跟太太她们一起在这儿享福吧，”说完就连忙走出去。
“这事他全知道，他们果然调包了，”纳巴托夫说。“那您现在怎么办呢？”
“我到城里去告诉长官。他们两个人的模样我都认得，”聂赫留朵夫说。
大家都不作声，显然担心再发生争吵。
西蒙松双手枕在脑后，一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的板铺上。这会儿突然坐起来，下了床，小心翼翼地绕过坐着的人们，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现在您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想跟他出去。
卡秋莎瞟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眼睛同他的目光相遇，他顿时涨红了脸，仿佛摸不着头脑似地摇摇头。
“我有这样一件事要跟您谈谈，”聂赫留朵夫跟着西蒙松来到过道里，西蒙松开口说。在过道里，刑事犯那边的喧嚣和说话声听得特别清楚。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西蒙松却毫不在意。“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他用他那双善良的眼睛留神地直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继续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他说到这里不得不停下来，因为牢房门口有两个声音同时叫起来：
“我对你说，笨蛋，这不是我的！”一个声音嚷道。
“巴不得呛死你这魔鬼，”另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这时候，谢基尼娜来到过道里。
“这里怎么能谈话呢？”她说，“你们到那间屋里去吧，那儿只有薇拉一个人。”她说着就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带到隔壁一个很小的、显然是单身牢房里，那房间如今专门拨给女政治犯住宿。薇拉躺在板铺上，头蒙在被子里。
“她害偏头痛，睡着了，听不见的，我走了！”谢基尼娜说。
“不，你别走！”西蒙松说，“我没有什么秘密要瞒着别人，更不要说瞒你了。”
“嗯，好吧，”谢基尼娜说，象孩子一般扭动整个身子，坐到板铺深处，准备听他们谈话。她那双羔羊般的美丽眼睛瞧着远处。
“我有这样一件事，”西蒙松重又说，“我知道您跟玛丝洛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究竟是什么事啊？”聂赫留朵夫问，不由得很欣赏西蒙松跟他说话的那种坦率诚恳的态度。
“就是我想跟玛丝洛娃结婚……”
“真没想到！”谢基尼娜眼睛盯住西蒙松，说。
“……我决定要求她做我的妻子，”西蒙松继续说。
“我能帮什么忙呢？这事得由她自己作主，”聂赫留朵夫说。
“是的，不过这事她不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以前，她是不能作出什么选择的。”
“从我这方面说，事情早就明确了。我愿意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同时减轻她的苦难，但我绝不希望使她受到什么约束。”
“对，可是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根本谈不上牺牲。”
“不过我知道她这个主意是绝不动摇的。”
“哦，那么有什么必要找我谈这件事呢？”聂赫留朵夫说。
“她要您也同意这一点。”
“可是，我怎么能同意不做我应该做的事呢？我只能说一句：我是不自由的，可她享有自由。”
西蒙松沉思起来，不作声。
“好的，我就这样对她说。您别以为我迷上她了，”西蒙松继续说。“我爱她，因为她是个少见的好人，却受尽了折磨。
我对她一无所求，但我真想帮助她，减轻她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声音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减轻她的苦难，”西蒙松继续说。“要是她不愿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只要她同意，我就要求把我调到她监禁的地方去。四年又不是一辈子。我愿意待在她身边，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些她的苦难……”他又激动得说不下去。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聂赫留朵夫说。“她能找到象您这样的保护人，我很高兴……”
“喏，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西蒙松继续说。“我想知道，既然您爱她，愿她幸福，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幸福吗？”
“一定会的，”聂赫留朵夫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全得由她作主，我只希望这个受尽苦难的心灵能得到喘息，”西蒙松说，带着孩子般天真的神情瞧着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神情出现在这个平时脸色阴沉的人的脸上，那是很意外的。
西蒙松站起来，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把脸凑到他跟前，羞怯地微笑着，吻了吻他。
“那我就这样去告诉她，”西蒙松说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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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哦，怎么搞的？”谢基尼娜说。“他在谈恋爱了，真的在谈恋爱了。嘿，西蒙松简直象个孩子，居然这样傻头傻脑地谈起恋爱来，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真是太奇怪了，说实在的，也是太可悲了，”她叹了一口气，结束说。
“那么，卡秋莎呢？您想她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谢基尼娜停了停，显然在考虑怎样尽可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她吗？您要知道，尽管她以前有过那样的经历，人倒是挺本份的……也很能体贴人……她爱您，真心爱您，她要是能为您做件好事，哪怕是从消极方面考虑，只要您不再受她的拖累，她就感到很高兴了。对她来说，跟您结婚将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前干的什么事都更堕落，因此她决不会同意。再说，您在她身边，反而使她感到不安。”
“那怎么办呢？我得离开这儿吗？”聂赫留朵夫说。
谢基尼娜天真地微微一笑。
“是的，多多少少得这么办。”
“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多多少少离开这儿呢？”
“我这是胡说了。不过，她的事，我想告诉您，她大概看出他那种狂热的爱有点荒唐（他其实还没有向她表白过），所以又喜又惊。不瞒您说，这种事我是不在行的，但我觉得，他的感情虽然比较含蓄，也不外乎男人的那种感情。他说这种爱情使他精神上变得高尚，又说它是柏拉图式的。但我看，这种爱情即使与众不同，它的基础还是肮脏的……就象诺伏德伏罗夫对格拉别茨那样。”
谢基尼娜一谈到她心爱的题目，就离开了本题。
“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问。
“我想您得对她说一说。把事情都讲讲清楚总是好的。您同她谈一谈，我去把她叫来。好吗？”谢基尼娜说。
“那就麻烦您了，”聂赫留朵夫说。谢基尼娜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独自留在小小的牢房里，听着薇拉轻微的呼吸声，偶尔还夹杂着呻吟，以及隔着两个房门，从刑事犯那里不断传来的喧闹声，他心头涌起一种古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仅并不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的心情，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您请坐。西蒙松跟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皱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作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目光对双方都含义深长。
“这事应当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象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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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聂赫留朵夫跟着玛丝洛娃回到男犯牢房，看见那里人人都很激动。纳巴托夫平时到处走动，同每个人交往，留心观察各种动静，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他在墙上发现被判苦役的革命家彼特林写的条子。大家都以为彼特林早已到了卡拉河流域，如今发现他不久前才同刑事犯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我单独同刑事犯一起上路。涅维罗夫原先跟我一起，可他在喀山疯人院里上吊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希望万事如意。”他在条子里这样写着。
大家都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里卓夫却聚精会神，一声不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着前方。
“我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错乱，看见鬼魂，”艾米丽雅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受不了的，”诺伏德伏罗夫说。“我蹲单身牢房的时候，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总是最有条有理地安排时间，因此总能熬过去。”
“有什么不好熬的？叫我蹲牢房，我总是挺高兴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本来总有点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捕，牵累别人，坏了事业，一旦坐牢，就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可以歇一口气。你就坐下来抽抽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谢基尼娜不安地打量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变色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个幻想家？”克雷里卓夫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个人哪，就象我们的门房说的那样，天下少见……对了……这是个象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仅不会撒谎，甚至不会做假。他不仅脸皮薄，浑身上下就象被剥掉皮似的，每根神经都暴露在外面。是啊……他的个性复杂得很，可不是那种……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阵。“我们争论究竟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再有，我们争论该怎样斗争：开展和平宣传，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老是争论不休。可他们并不争论，他们懂得该怎么办。死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且都是多么好的好人，但他们不在乎！相反，他们巴不得好人都死掉。对了，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能不下降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那辈人都被取缔了。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些人……”
“人是消灭不光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不，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人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不让人家打断他的话，说。“给我一支烟。”
“抽烟对你可不好哇，阿纳托里，”谢基尼娜说，“请你别抽了。”
“哼，你别管，”他怒气冲冲地说，吸起烟来，但立刻咳嗽，恶心得象要呕吐。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要光发发议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把他们消灭掉。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也都是人哪，”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只要干得出他们干的那种事，就不是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我说，我们要坐着飞艇飞上天，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象臭虫一样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脸涨得通红，咳得更厉害，接着吐出鲜血来。
纳巴托夫跑到外面去取雪。谢基尼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吃，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苍白的瘦手把她推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等到雪和凉水使他稍微镇静下来，大家扶他睡好，聂赫留朵夫就同大家告辞，跟那个早就来接他的军士一起回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安静，大多睡着了。尽管牢房里板铺上和板铺下都睡了人，过道里也睡了人，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囚犯，因此有一部分就头枕着包裹，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睡在走廊地板上。
从牢房门里，从走廊里，都有打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传出来。到处可以看见身上盖着囚袍的身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只有在刑事犯的单身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在墙角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一看见士兵走过，就把它熄灭。有一个老头儿坐在走廊的灯下，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病菌弥漫的空气，同这里臭气熏天的恶浊空气相比，似乎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油灯看上去仿佛在雾中发亮。人在这里呼吸都感到困难。穿过这条走廊，要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着的人，必须先看清前面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再找下一步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也没有找到空地方，只得躺在门廊里，靠近一个从裂缝里渗出粪汁来的臭烘烘的便桶。其中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旅途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另外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躺在两个男犯中间，一只手托着脸颊，头枕在一个男犯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停住脚步，挺起胸脯，久久地使劲呼吸着冰凉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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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披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逆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象人家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就象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布到全民中去。“简直象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闻，想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堕落成为无法无天的流浪汉，他们的思想甚至超过尼采的最新学说，对什么事都没有顾虑，真是百无禁忌，并且把这种理论传布给犯人，然后再扩散到全体人民中去。
目前这一切行为，照书本里的解释，完全是为了制止罪行，实施警戒，改造罪犯，依法惩办。但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上述这四种作用。这样做不仅不能制止罪行，反而传布罪行。这样做不仅不能实施警戒，反而鼓励犯罪，许多人就象流浪汉那样自愿投狱。这样做不仅不能改造罪犯，反而把各种恶习系统地传染给别人。政府的处分不仅不能减少报复，反而在人民中间培养这种情绪。
“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是找不到答案。
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切并非意外，也不是由于误会，不是偶尔一遭，而是几百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差别只在于以前是对犯人削鼻子割耳朵，后来在犯人身上打烙印，拴在铁杆子上，现在则用脚镣手铐，运送犯人不用大车而用轮船火车。
政府官员对聂赫留朵夫说，那些使他气愤的事都是由于监禁和流放地设备不完善造成的，一旦新式监狱建成，情况就会得到纠正。这种解释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使他气愤的并非监禁地完善不完善的问题。他读过塔尔德著作，那里谈到改良监狱装有电铃，使用电刑，而那种经过改良的暴行却使他更加气愤。
使聂赫留朵夫气愤的，主要是法院和政府机关里坐着一批官僚，他们领取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高薪，查阅由同一类官僚出于同一类动机所写成的法典，把凡是违反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行为纳入各种法律条文，然后根据这些条文把人送到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而那些人在残酷粗暴的典狱长、看守和法警的肆意虐待下，成千上万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死亡。
聂赫留朵夫进一步了解了监狱和旅站的情况后，看出犯人中间蔓延的恶习：酗酒、赌博、暴行和其他骇人听闻的罪行，包括人吃人在内，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象那些头脑僵化的学者为了袒护政府而硬说他们是退化、犯罪型或者畸形发展，而是人可以惩罚人这种谬论造成的必然后果。聂赫留朵夫看出，人吃人这种事不是起源于原始森林，而是起源于政府各部、各委和各局，只不过最后在原始森林里结束罢了。他看出，象他姐夫那样的人，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文官，从民事执行吏到部长，他们根本不关心平时挂在嘴上的正义和人民福利，他们人人追求的无非是卢布，那种由于他们出力造成腐化和苦难因而赏给他们的卢布。这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误会吗？怎样才能使那些官僚不再干他们现在所干的事？情愿照样发给他们薪金，甚至外加奖金……”聂赫留朵夫想。他在这样思考中听到鸡啼第二遍，尽管他的身体一动，跳蚤就象喷泉一样纷纷落到身上，他还是沉酣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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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聂赫留朵夫醒来时，马车夫都早已上路。老板娘喝够了茶，用手绢擦擦汗淋淋的粗脖子，走进房间来说，旅站上有个士兵送来一封信。信是谢基尼娜写的。她说克雷里卓夫这次发病比他们预料的更严重。“我们一度想把他留下，自己也留下来陪他，可是没有得到许可。我们就带着他上路，可是怕他路上出事。请您到城里去疏通一下，要是能让他留下，我们当中也留下一个人来陪他。如果因此需要我嫁给他，那我也情愿。”
聂赫留朵夫打发跑堂的到驿站去叫马车，自己赶紧收拾行李。他还没有喝完第二杯茶，就有一辆带铃铛的三驾驿车来到大门前。驿车车轮在冰冻的泥地上滚动，就象在石板路上那样隆隆作响。聂赫留朵夫给粗脖子的老板娘付清了帐，匆匆走出门，在马车软座上坐下，吩咐车夫尽可能快赶，一心想追上那批犯人。他在离牧场大门不远处，果然赶上了他们的大车。大车载着袋子和病人，在冰冻的泥地上辘辘行进。押解官不在这里，他赶到前头去了。士兵们显然喝过酒，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跟着车队，走在路的两边。车辆很多。前头的大车每辆坐着六个刑事犯，很拥挤。后头的大车每辆坐着三个人，都是政治犯。最后一辆大车上坐着诺伏德伏罗夫、格拉别茨和玛尔凯。倒数第二辆上坐着艾米丽雅、纳巴托夫和一个害风湿症的虚弱女人。谢基尼娜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她了。倒数第三辆铺着干草和枕头，上面躺着克雷里卓夫。谢基尼娜就坐在他旁边的驭座上。聂赫留朵夫吩咐车夫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停下来，自己向他走去。一个酒意十足的押解兵向聂赫留朵夫摆摆手，但聂赫留朵夫不理他，径自走到大车跟前，拉住大车的木柱，在旁边走着。克雷里卓夫身穿土皮袄，头戴羔皮帽，嘴上包着一块手绢，看上去更加消瘦和苍白。他那双好看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亮。他的身子在大车上微微摇晃，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问他健康情况，他只是闭上眼睛，生气地摇摇头。他的全部精力显然因大车颠簸消耗光了。谢基尼娜坐在大车另一边。她向聂赫留朵夫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表示对克雷里卓夫的情况很忧虑，接着就用快乐的声调说起话来。
“那军官大概感到不好意思了，”她大声说，好让聂赫留朵夫在辘辘的车轮声中听清她的话。“他们给布卓夫金去了手铐。现在他自己抱着女儿，卡秋莎和西蒙松跟他们一块儿赶路，薇拉接替了我的位子，也跟他们在一起。”
克雷里卓夫指着谢基尼娜说了一句话，可是谁也听不清。他皱起眉头，显然在忍住咳嗽，接着摇摇头。聂赫留朵夫把头凑过去，想听清他的话。于是克雷里卓夫从手绢里露出嘴来，喃喃地说：
“现在好多了。只要不着凉就行。”
聂赫留朵夫肯定地点点头，同谢基尼娜交换了一个眼色。
“哦，三个天体的问题怎样了？”克雷里卓夫又喃喃地说，吃力地苦笑了一下。“不容易解决吧？”
聂赫留朵夫不明白他的话，谢基尼娜就向他解释说，这原是一个确定日、月、地球三个天体关系的著名数学问题，克雷里卓夫开玩笑，把聂赫留朵夫、卡秋莎和西蒙松的关系比作那个问题。克雷里卓夫点点头，表示谢基尼娜正确地解释了他的玩笑。
“解决这问题的关键不在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接到我的信了？这事您肯办吗？”谢基尼娜问。
“我一定去办，”聂赫留朵夫说。他发现克雷里卓夫脸上有点不高兴，就回到自己的马车那里，在凹陷的车座上坐下，双手扶住马车两侧，因为道路坎坷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厉害。他开始追赶身穿囚服囚袍、戴脚镣和双人手铐的囚犯队伍。这个队伍伸展有一俄里长。聂赫留朵夫认出道路另一边有卡秋莎的蓝头巾、薇拉的黑大衣和西蒙松的短上衣、绒线帽和扎着带子的白羊毛袜。西蒙松跟妇女们并排走着，嘴里起劲地讲着什么事。
妇女们看见聂赫留朵夫，都向他点头招呼，西蒙松彬彬有礼地举了举帽子。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没有话要说，就没有停车，一直赶到他们前头去。他的马车又来到坚固的大路上，走得快多了，但为了超车，得不时离开大路，绕过长长的车队，赶到前头去。
这条车辙纵横的大路通到一座阴暗的针叶树林。道路两旁，桦树和落叶松还没有落叶，现出耀眼的土黄色。这段路走了一半，树林就没有了，道路两边都是田野，出现了修道院的金十字架和圆顶。天气放晴了，云都消散了，太阳高高地升到树林上空，潮湿的树叶、水塘、圆顶和教堂的十字架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右前方，在灰蒙蒙的天边，现出白忽忽的远山。聂赫留朵夫的三驾马车来到城郊一个大村子。村街上满是人：有俄罗斯人，也有戴着古怪帽子、穿着古怪服装的少数民族。喝醉酒的和没有喝过酒的男男女女群集在商铺、饭店、酒馆和货车旁边，吵吵嚷嚷。城市显然不远了。
车夫给了右边骖马一鞭子，紧了紧缰绳，侧身坐在驭座上，好让缰绳往右边收。他显然想显显身手，把马车赶得在大街上飞跑，也不放慢速度，一直跑到河边的渡口。这时渡船正在水流湍急的河心，从那边划过来。这边渡口大约有二十辆大车等着过河。聂赫留朵夫没有等很多工夫。渡船远远地划到上游，又被急流冲下来，不多一会儿就靠拢木板搭成的码头。
几个船夫都生得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他们穿着羊皮袄和长统靴，默默无言，熟练地甩出缆索，套在木桩上，放下船板，让停在船上的车辆上岸，再把候船的车辆装到船上，让渡船装满车辆和马匹。宽阔湍急的河水拍打着渡船的两舷，把缆索绷紧。等渡船装满旅客，聂赫留朵夫的车子和卸下的马匹，在周围大车的拥挤下，在渡船边上停住，船夫就关上船板，也不理睬没有上船的旅客的要求，解开缆索开船。渡船上一片寂静，但听得船夫沉重的脚步声和马匹倒换蹄子踩响船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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