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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崇拜的人是丹·奎尔，他常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他的试金石。
“我不在乎别人对奎尔有什么评价，他是唯一真正有社会准则的政治家。家庭——这就是他的社会准则。没有家庭准则，这个国家就会一团糟。现在的年轻人总是未婚先孕，真让人震惊。难怪会出现这么多的犯罪。如果奎尔竞选总统，他一定会得到我这一票的。”很遗憾，他想，他因为那愚蠢的法律不能投票。但不管怎样，他是一直支持奎尔的。
他有四个孩子。儿子贝利，八岁。还有三个女儿：埃米、克拉丽莎和苏珊，分别是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他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是他最大的快乐，他喜欢把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叫作“没有虚度的时光”。他的周末全部奉献给了孩子。他帮他们烧烤，和他们做游戏，带他们看电影、玩球，还帮他们辅导功课。这一带的小家伙们都非常敬仰他。他常帮助他们修自行车、修玩具，还邀他们和他全家野餐。小家伙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爸爸”。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他坐在运动场上的露天座位上，坐在身边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们正在看一场棒球赛。天气好极了，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天空中积云斑驳，像一团团白色的绒毛。他八岁的儿子贝利在棒球场上，穿着小小的球队服，看上去像一个成人职业棒球手。爸爸的三个女儿和妻子就在他旁边。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他内心很快活。为什么其他家庭不能像我们这样呢？
这是第八局后半场。两击未中淘汰出局。贝利现在本垒，共三个球，两击未中他就得出局。
爸爸大声鼓励着他：“接住它们，贝利！注意对方的抛球！”
贝利等着对方投球。对方抛出的球速度快高度低。贝利全力接球，可没有击中。
裁判喊道：“三击未中，出局！”
下半场结束了。
场外的父母们和他们朋友的抱怨声和吹呼声混成一片。贝利沮丧地站在那儿，眼看着球队交换场地。
爸爸喊道：“没什么，儿子，还有下一次呢！”
贝利勉强地笑了笑。
领队约翰·科顿在等着贝利。“你不要参加比赛了！”他说。
“可是，科顿先生……”
“走吧。离开球场。”
贝利的父亲看到贝利离开球扬，感到惊讶，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领队怎么能这么做呢，他心想。他该再给贝利一次机会。我得去找科顿先生谈一谈，向他解释……正在这时候，他身边的大哥大响了。振铃声响了四遍他才接。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号码。他知道我最讨厌在周末受到打扰，他心里气愤地说。
他很不情愿地拔出天线，按了回话键。“喂？”
对方压低声音说了几分钟。爸爸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着头。最后他说：“好的，我明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他收起了电话。
“有什么事吗，亲爱的？”他的妻子问。
“是的。恐怕是的。他们要我周末工作。可我本来计划明天去烧烤的。”
他妻子抓住他的手，安慰道：“别担心，你的正事要紧。”
总没有我的家庭要紧吧，他固执地想。丹·奎尔就理解了。
他的手开始痒得难受，他拼命地抓。怎么会这样？他真搞不明白，过几天我得看皮肤科。
约翰·科顿是当地一家超级商场的助理经理。此人身材魁梧，五十来岁，他同意做俱乐部联合会的棒球队领队，是因为他儿子是一个棒球手。那天下午因为小贝利的缘故，他的球队输掉了。
超级商场已经关门，约翰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一个陌生人向他走来，手里拎着一个包。
“对不起，是科顿先生吗？”
“是啊？”
“我能否和你谈一谈？”
“商场已经打烊了。”
“哦，不是生意上的事。我想跟你谈谈我的儿子。那天下午你把贝利撵出赛场，并告诉他再也不能打比赛了，他因此感到非常不安。”
“贝利是你儿子？我后悔竟让他参加这场比赛。他永远成不了棒球手。”
贝利的父亲认真地说道：“你对他太不公平了，科顿先生。我知道贝利，他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棒球手，你会明白的。下周六他比赛时……”
“他不会参加下周六的比赛了，他出局了。”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就这样吧。现在，你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
“哦，有的。”贝利的父亲打开手中的包，拿出一根球棒。他恳切地说：“这是贝利那天下午用的球棒。你瞧，是坏的，所以这么罚他不公平，因为……”
“我说，先生，球棒与我无关。你的儿子出局了。”
贝利的父亲很不开心地叹了口气。“你肯定不给他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科顿伸手正要开车门，贝利的父亲突然挥起球棒向车后窗砸去，玻璃被击得粉碎。
科顿愣住了。“你……你他妈的干什么？”
“这是一种热身运动，”贝利爸爸解释道。他又挥起球棒，砸在了科顿的膝盖骨上。
约翰·科顿尖叫一声，跌倒在地，疼得他直扭动着身子。“你疯了！”他喊道。“救命！”
贝利父亲单膝跪在地上，轻轻对他说：“再喊一声，我就砸碎你的另一个膝盖。”
科顿痛苦地抬头盯着他，吓坏了。
“如果我的儿子下周六不在赛场上，我就宰了你和你的儿子。听清楚了没有？”
科顿看着这个人的眼睛，点了点头。他拼命忍住疼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很好。哦，对了。我不愿把这件事声张出去。我有的是朋友。”他看了看表。他还有时间赶得上去波士顿的通宵航班。
他的手又开始痒了起来。
星期天早晨七点，他身穿带马甲的礼服，手拎昂贵的真皮公文包，走过凡多姆雕塑和科普利广场，然后来到了斯图尔特街。从城堡广场会议中心向前走半个街区，他进了波士顿信托大厦，向保安走去。大楼里有几十家租户，接待处的保安没法认出他来。
“早上好，”他说。
“早上好，先生。要帮忙吗？”
他叹了口气。“上帝恐怕都帮不了我。他们认为我无事可做，只有在星期天干本该是别人干的工作。”
保安很同情地说：“我有同感。”他将一本工作日志推到前面。“请在这里边签个字。”
他签了名，然后向电梯走去。他要找的办公室在五楼。他乘电梯到了六楼，然后向下走一层，来到五楼走廊。办公室的门上刻着“朗坎斯特——朗坎斯特——菲茨杰拉德律师事务所”的字样。他看了看四周，确信走廊上没人后，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把小凿子和一只拉力器。他只花了五秒钟就打开了门。他飞步钻进房间，关上门。
接待室里，摆设风格古朴保守，与波士顿一流的法律事务所倒是很相称。他站了片刻，熟悉一下四周，然后向里面移去。那儿有一间档案室，所有的文件都在那儿。房里有一组金属公文柜，每个柜子迎面都有字母标签。他试着拉了拉标有“R-S”的柜子，可是柜子被锁上了。
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把压印钥匙、一把锉刀和一把钳子。他将压印钥匙推进锁眼，然后轻轻地旋了一圈。过了一会，他把钥匙抽了出来，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齿印。他用钳子夹紧钥匙，小心翼翼地将上面的黑色印点锉开。他将钥匙再次插进锁眼，又像刚才那样在里面旋来旋去。他一边干活，一边不知不觉在轻轻哼着小调。他得意地笑了，因为他蓦然意识到了他所哼唱的歌词：茫茫大海的那一边，有多少陌生的地方……那些个陌生的地方，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
我一定要携全家去度假，他乐滋滋地想着，一次真正的度假。我敢说，孩子们一定喜欢去夏威夷。
文件柜的锁打开了，他拉开抽屉，很快找到了他要的文件夹。他从包里拿出一只微型照相机，开始工作起来。过了十分钟，他干完了。接着他从公文包中抽出几张克里内克斯纸巾，走到冷饮水箱处把纸巾弄湿，又回到档案室，将地板上锉下来的金属粉末擦掉，锁上文件柜，向走廊外走去。他关上办公室的前门，离开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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