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生存之辩

第23章 情妇

 

  爱惜这个词,对男女两性著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是在他们之间引起严重误解乃至分裂的原因之一。拜伦说得好:“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不同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是女人的整个生存。”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爱情这个简单字眼,对男女实际上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女人对爱情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这不仅是奉献,而且是整个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地、不顾一切地。她的爱所具有的这种无条件性使爱成为信仰,她唯一拥有的信仰。至于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那么他想得到的是来自她的爱;因而他对自己的感情要求同他对女人的感情要求远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些男人也产生了那种抛弃一切的欲望,我敢保证,他们保准不是男人。

  男人觉得他们在生活的某段时间可以成为热情的情人,但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情人”;他们在最心荡神移时也不会完全退让;即使跪在情妇面前,他们也仍想占有她;他们在自己生命的深处依旧是主权的主体;被爱的女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价值;他们希望把她并入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希望把生存完全浪费在她身上。相反,对女人来说,爱就是为主人放弃一切。如塞西尔·索瓦热所指出的:“女人陷入情网时必须忘掉自己的人格。这是自然法则。女人若没有主人便无法生存。没有主人,她就是一束散乱的花。”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去讨论自然法则。男女的不同处境反映在他们对爱情的不同观念上。男人是主体,他就是他自己,他若有勇气向超越倾斜,便会竭力扩展他对世界的把握:他是有抱负的,他是行动的。但一个次要的人在她主观深处却无法感到自己是绝对;一个注定内在的人,不可能通过行动达到自我实现。由于被关闭在相对性的范围里,由于从小就注定要属于男性,由于习惯于认为他是一个她不可能与之平等的超人,如果女人不曾压抑她对人性的权利要求,她就会梦想向着这些超人的存在(being),向着可以把她混同于主权主体的存在(being),超越她的存在(being)。对她来说,除非把她自己,把身心失落在他那里,否则没有别的出路,他在她面前代表绝对,代表主要者。既然无论如何都注定是依附的,她会宁肯为一个神服务,也不愿意去服从暴君——父母、丈夫或保护人。她宁肯受奴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在她看来这种奴役表现了她的自由;她将会去尝试超越她的处境,这种处境由于她全盘接受,使她变成了次要的客体;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爱对于她变成了宗教。

  如我们所见,少女最初希望认同于男性;后来她放弃了那种希望,在他们当中找了一个和她相爱的男性,借以分享他们的男性气质;吸引她的并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性;她是在和一般的男人相爱。“而你们,我将要去爱的男人们,我是多么盼望你们来啊!”伊雷娜·勒维利奥特写道。“一想到我马上就会认识你们——特别是你,第一个到来的人——我是多么快活啊!”当然这个男性要和她同属于一个阶级和种族,因为性的特权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可以发挥作用。也许男人会成为半神,但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而对于殖民地官员的女儿来说,土著人并不是一个人。少女若是委身于一个“下等人”,那是由于她想贬低自己,因为她认为自己不配有爱情;但通常她要去寻找能象征男性优越地位的男人。她很快就会明白,属于这个有某种特权的性别中的许多人是十分可悲的,是偶然的和平凡的,不过她最初的臆想对他们有利;他们并没有被要求去证实自己的价值,而是被要求在反证这一价值时不要过于粗鲁——这种反证引起了许多错误,有些则是严重的。一个天真的少女会被闪现的男性气质给迷住,在她看来,男性的价值依环境可通过强健的身体、有个性的风度。财富、修养、智慧、权威、社会地位和一身军装表现出来;但她始终要求她的情人有男子汉的本色。

  熟悉往往足以破坏他的威望;这种威望可能在第一次接吻时,在日常交往时,或在新婚之夜就暴跌了。然而,保持一定距离的爱情只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体验。对爱情的渴望,只有具体地实现时才可以变成充满激情的爱。反之,爱情也可以作为肉体性交的结果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性交时受支配的女人将会有意拔高她对最初她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男人的看法。

  但情况却往往是女人可能把她所认识的男人全都不奉为神圣。和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爱情在女人生活中只占较小的位置。丈夫、孩子、娱乐、社交责任、虚荣心、性生活和事业要重要得多。大多数女人都梦想有[快乐的私通],有销魂的爱情。她们懂得替换,她们已接受了这种爱情;它以偏爱的、伤感的、非完美的、虚假的形式来到了她们身边;但是几乎没有人把生活真正奉献给它。那些〔快乐的私通者〕往往是在幼稚的恋爱中,未把自己一点一点地浪费掉的女人;她们从一开始就在接受传统的女性命运:丈夫、家庭和孩子;或者她们经历了冷酷的孤独,或者她们去依靠或多或少要失败的某种事业。她们一看到有机会把生活献给某个优越的人,以拯救令人失望的生活,就会不顾一切地向这种希望屈服。埃西夫人、朱利埃特·德鲁埃和德·阿古勒夫人,都几乎到30岁时才开始她们的爱情生活,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则是快到40岁的时候才开始爱情生活。在向她们开放的目标中,任何其他目标都没有价值,爱情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即使选择了独立,对多数女人最有吸引力的,也仍然是爱情这条道路:让一个女人承担她自己的生活责任,会令她感到苦恼。甚至男性在少年时,也十分愿意向大龄女人求得指引、教育和母亲般的关怀;但是习惯的态度、男孩子所受的教育以及他自己的内心命令,都不准许他以最后退让这种轻而易举的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同大龄女人恋爱,对他只不过是所经历的一个阶段。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

  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已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断言,女人在情人身上要去寻求父亲的形象;但是,他之所以让女孩子眼花缭乱,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因为他是个父亲,每一个男人都有这种魔力。女人并不渴望在另一个人身上再现一个人,而是渴望再造一种处境,而这种处境她在小时候,在成人的保护下就曾经体验过。她深深地和她的家及家庭结为一体,她曾经历过一种近乎被动的平静。爱情将把她的父亲以及母亲归还给她,将把她自己的童年归还给她。她想恢复她头上的屋顶,四周的墙壁,这些东西使她不会感自已被遗弃在荒芜的世界上,此外她还很想恢复那种让她防备她的自由的权威。在许多人的爱情中常出现这种幼稚的戏剧;她们被幸福地称作“我的小女孩,我亲爱的孩子”;男人懂得这些言词:“你真像个小女孩”是那类言词,是最能打动女人的心的一类言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女人在变成成人时是很痛苦的,所以很多人固执地装得“和小娃娃似的”,在举止和服饰方面无限地延长她们的童年时代。在男人的怀抱中又变得像个孩子,这使她们十分快活。“我的爱,在你的怀抱中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小”,这种陈旧话题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性爱对话和情书当中。情人低吟着“我的宝贝”,女人则自称“你的小家伙”如此等等。年轻的女人将会写道:“能主宰我的他,等到何时才会来到呢?”

  当他出现时,她会十分愿意去感受他的男人优越性。雅内所调查的一位神经病患者,对这种态度描绘得十分清楚:

  我所做的蠢事和种种好事都有同样的动机:渴望一种完美和理想的爱,这种爱使我能够完全把自己奉献出去,把我自己委托给另一个人,委托给上帝,委托给男人或女人,只要他们比我强,使我无须再考虑在生活中该做什么或该如何保护自己……盲目地而且是很有信心地服从某个人……他将成为我的支柱,温柔而充满爱心地把我引向完美。我是多么羡慕抹大拉的玛丽亚对耶稣的理想之爱啊:做一个倍受尊崇的高尚主人的信徒;为他,我的偶像,去生去死,去赢得天使对野兽的那般最后胜利,在他的怀抱里得到保护时,我是那样渺小,那样迷恋他充满爱心的照顾,那样彻底地属于他,以至于我不再存在了。

  许多例子向我们表明,这种消灭自己肉体和灵魂的梦想,实际上是渴望生存的一种意志。

  在所有的宗教中,对神的崇拜都同教徒与个人获得拯救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当女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她的偶像时,她希望他让她既占有她自己,又占有他代表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会首先要求情人去证实她的自我价值,去赞美她的自我。许多女人并不沉溺于爱,除非她们有为人所爱作为回报;有时向她们表示爱就足以引起她们的爱。少女梦想自已被以男人的眼光去观察,而女人正是根据男人的眼光认为自己终于发现了自己。塞西尔·索瓦热写道:

  走在你的身边,用我那为你所爱的小脚向前迈步,感到它们在毡制高跟马靴中是多么的小,这使得我去爱你爱我的一切。我手筒里那双手的、我胳膊上的、我脸上的、我语调的那些最细微的变化,都让我充满幸福。

  恋爱女人有一种被赋予了崇高的、无可否认的价值的感觉;她终于有可能通过她所激发的爱去崇拜她自己。她在情人那里找到了见证人,这使她快乐无比。柯莱特的《流浪女》是这样描写的:

  我允许这个男人明天再来,这时我承认我是向我的欲望屈服了。我的欲望不是把他当做情人,也不是当做朋友,而是当做我的生活和我这个人的热情旁观者……乌戈尔有一天对我说,一个人若是放弃了在别人的注视下去生活这种虚荣,必然是老掉了牙的。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给米德尔顿·默里的一封信中说,她刚买了一件引人注目的紫红色胸衣,接着她马上又加了一句:“没有人能见到它真是太可惜了!”没有什么能比觉得花朵、香水和财产就是她自己更凄惨的了,因为这些东西引不起任何欲望:财产若不能使我富有算什么财产?礼物若无人需要算什么礼物?爱情是显像剂,通过光暗对比可以清楚显出影像。女人的面容,她身体的曲线美,她童年的往事,她以往的眼泪,她习惯的方式,她的世界,她的一切,属于她的一切,通过爱情都避开了偶然性,变成了主要的:她成了放在她的神坛下的神秘贡品。

  爱情所具有的这种改造力,解释了为什么懂得如何奉迎女性虚荣心的有威望的男人,将会引起热情的依恋,即使他们的身体完全没有扭力。他们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而成为法律和真理的化身:他们的感知力揭示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现实。被他们欣赏的女人,觉得自己变成了无价的财富。邓南遮的成功就在于此,如伊莎多拉·邓肯在《我的生平》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

  当邓南遮爱上一个女人时,他就把她的精神从这个世界升到了比阿特丽丝所活动和照耀的天国。他依次把每个女人都改造成神圣本质的一部分,他把她高高地捧起,直到她真的相信自己和比阿特丽丝在一起……他把闪闪发光的面纱,依次抛给每一个心爱的女人。她升到了芸芸众生的头上,在奇怪光辉的包围下漫步。但是当诗人的奇想结束时,这面纱便消失了,这光辉便暗淡了,这女人又回百何平凡的泥土上……

  我觉得,让自已被人赞美说具有邓南遮所特有的那般魔力,就好像在经历夏娃于夭堂听到蛇的声音那般体验。邓南遮可以让任何女人都感到她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女人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够把她的性爱和她的自恋很好地协调起来;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情感是那么对立,以至让女人去适应她的性命运是非常困难的。让自己变成一个肉欲客体,变成另一个人的猎物,这同她的自我崇拜是相矛盾的:在她看来,那拥抱摧残了并玷污了她的身体,或者贬辱了她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有些女人才遁入性冷淡,认为她们这样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也有些女人把动物般的快感和崇高的情感分割开来。在斯特克尔的一个实例中,有个病人对她的受人尊重和有名望的丈夫表现性冷淡,后来,她在他死后对一个具有同样优越地位的男人,一位大音乐家,也表现了性冷淡,虽然她真诚地爱他。但是,她在和一个粗俗而野蛮的守林员的一次几乎纯属偶然的相遇中,却得到了彻底的肉体满足,当她想到这个情人时,“难以言表的厌恶之后紧接着就是疯狂的陶醉”。斯特克尔说,“对于女人来说,堕入动物性是达到性高潮的必要条件。”这类女人把肉欲之爱视为与尊重和爱无法相比的贬辱。

  但是与此相反,对另一些女人来说,只有来自于男人的尊重、爱和崇拜才可以消除她们的贬辱感。除非相信自已被深深地爱,否则她们不会屈服于一个男人。若是女人认为肉体关系是一种每一方都能得到平等快感的交换,她当然有理由表现出玩世不恭、冷淡或自尊的态度。男人和女人一样,或许更甚,也讨厌任何人试图在性交时利用他;但通常是女人觉得她的性伙伴要把她当做工具加以利用。除了深深的爱慕,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所给她带来的羞辱。

  我们已经看到,爱情行为要求女人深深地自我放纵;她沉浸在被动的倦怠之中;她闭着眼睛,失去了名字,迷们,感到似乎被巨浪所席卷,被暴风雨所激荡,被黑暗所裹挟;这是肉体之黑暗,子宫之黑暗,墓穴之黑暗。在被消灭时,她和整体连为一体,她的自我被取消了。但是当男人从她身上挪开时,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间,又回到了床上,又回到了光明;

  她又有了名字与面目:她是一个被征服者,是猎物,是客体。

  这正是爱变成一种需要的时刻。正如孩子断乳以后要去寻求父母那再度使他感到放心的注视,女人通过男人钟情的注视也必然会感到,她毕竟还是和那个她的肉体刚刚痛苦离开的整体是连为一体的。她极少感到彻底满足,即使她感到了性高潮;她并没有因她的肉体的那阵发作而得到彻底的发泄;她的欲望以爱的形式继续存在。男人在给予她快感时虽加深了她的依恋,但并没有解放她。至于他,他不再渴求她;但她不会原谅这种短暂的冷淡,除非他已奉献给她了无限的、绝对的感情。倘若如此,片刻的内在性就会被超越,令人激动的往事就不会成为什么憾事,而是成为值得珍视的快乐;消退的快感就会变成希望和允诺;享乐的正当性就会得到证明;这时女人便可以体面地接受她的性生活,因为她超越了它;兴奋、快感和欲望,就不再是一种忧虑,而是一种恩惠;她的身体就不再是客体:而是一首赞美诗,一团火焰。

  这样她便可以热情地屈服于性爱的魔力;黑暗便会变成光明;恋爱女人便能睁开她的眼睛,便能仰望着爱她、其注视使她感到荣耀的男人。通过他,虚无变成了充实的存在,而存在则变成了价值;她不再沉沦于黑暗的大海,而是展开双翼向上腾飞,升向天空。于是,放纵变成了神圣的狂喜。当女人重新得到她的爱人时,她被占有了,被探访了,就像圣母玛丽亚被上帝占有和探访那样,就像信徒被他的主占有和探访那样。这就是虔诚的赞美诗和性爱的颂歌有着朦胧的相似之处的原因;这并非是因为神秘的爱情始终带有性的特性,而是因为女人的性欲在爱情中略带神秘色彩。“我的上帝,我所崇拜的人,我的主”——同样的词语从跪拜着的圣女和床上的恋爱女人的口中说出;一个把她的肉体献给了基督的霹雳,伸开双手准备接受十字架的圣痕,请求神圣的爱能火热地出现;另一个也在奉献和期待:霹雳、标枪和箭,被体现在男性的性器官当中。两种女人有着同样的梦想,这是童年的梦想,神秘的梦想,爱的梦想:通过沉迷于另一个人,达到最高的生存。

  人们有时坚持认为,对消灭灵魂和肉体的欲望导致了被虐狂。但是正如我在讨论性爱问题时指出的,它只有在我“试图借助于他人的代理,被我自己的客体地位给迷住”的时候,就是说,它只有在主体意识反指自我,看到自我处于羞辱地位时,才能够被称为被虐狂。恋爱女人并不仅仅是认同于自我的自恋者,而且,由于干预了可以接近无限现实的另一个人,她还有一种要去超越自我的有限范围、使自己变成无限的强烈欲望。她纵情去爱首先是为了拯救她自己;但是这种盲目崇拜的爱的矛盾之处在于,她在试图拯救自己的同时,最后完全否定了自己。她的感情达到了一种神秘度(a mysticsldimesion);她不再需要她的上帝赞美她,认可她;她希望和他融合在一起,希望在他的怀抱中忘却自己。德·阿古勒夫人写道:

  “我希望做一个爱的圣徒。我渴望在提升和禁欲的疯狂这种时刻殉道。”这些话表明了对完全毁灭自我、取消那条把她和她的恋人隔开的界线的欲望。这里无疑有被虐狂心态,但也无疑有极度欢悦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女人首先需要去服务;因为在迎合情人的要求时,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将和他的生存联为一体,她将去分享他的价值,她的生存正当性将得到证实。

  根据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AngelusSilesius)的看法,甚至连神秘主义者也愿意相信神需要人,否则他们的献身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了。男人要求得越多,女人就越感到满足。虽然维克多·雨果强求朱利埃特·德鲁埃隐退,对这个年轻女人来说是一种沉重负担,但人们觉得她在服从他时是幸福的,因为呆在家里,就可以做些让她的主人感到快活的事情。她也以积极的态度去尝试做个有用于他的人。她为他烹调可口的饭菜,为他安排舒适的小窝;她整理他的衣服。她给他写道:“我要你多多地弄破你的衣服,而我要亲手把它们全都给洗净补好。”

  她为他读报,剪辑文章,把信件和笔记分类整理,抄写手稿。当诗人把部分工作委托给女儿莱奥波狄娜时,她感到不胜悲哀。

  这些特征在每一个恋爱女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假如需要,她会以情人的名义自己对自己实行专制;她扮演的所有角色,她拥有的一切,她生活的每一分钟,都必须奉献给他,这样它们才能够有自身的raison d etre[存在理由];她希望自己除了他一无所有;使她感到不幸的是,他对她一无所求,以至敏感的情人会虚构出一些要求来。她最初想通过爱情进一步证实她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证实她的过去,进一步证实她的人格,但这里她也包括了她的未来,为了证实她的未来是正当的,她把未来交给了一个拥有一切价值的人来掌握。这样她便放弃了她的超越,让这种超越依附于身为主要者的那个人的超越,让她自己成为他的附庸和奴隶。要发现自我和拯救自我,她就必须先在他那里失去自我;而实际上她确实一点一点地在他那里彻底失去了自我;对她来说,整个现实都在那个人身上。最初仿佛是将自恋神化的爱情,最后要在往往导致自我摧残的奉献所造成的痛苦欢乐中实现。

  在[伟大恋情]的最初日子里,女人变得比以前更漂亮、更优美。德·阿古勒夫人写道:

  “当阿德勒为我梳头时,我看着我的前额,因为你爱它。”这面容,这身体,这房间,这我——她全都为它们找到了(存在理由],她以这个爱她也为她所爱的男人为中介,对这些非常珍视。但是稍后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她完全放弃了卖弄风情;如果她的情人希望,她倒是会改变当初那种比爱情本身更珍贵的形象;她把她所扮演的、所拥有的都变成了主人的采邑;他什么都不关心,她被遗弃了。她想把每一次心跳、每一滴鲜血以及她的骨髓全都奉献给他;

  而在殉道的梦想中表现的正是这一点:她想把自我奉献扩展到这一步,以至想去受折磨,想去死,想成为情人脚下的土地,想除了迎合他的要求,什么角色也不去扮演。对他无用的一切,她都疯狂地去破坏。如果她用自我铸成的现在被全心全意接受了,就不会出现任何被虐狂心态;例如在朱利埃特·德鲁埃身上,这种迹象就几乎看不到。由于极度的崇拜,有时她会跪在诗人画像前,请求原谅她可能犯下的任何过错;她并没有转而对自己感到气愤。

  不过,从慷慨而温柔的感情一下子降到被虐狂,完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恋爱女人在情人面前处于孩子在父母面前的地位,也容易产生对他们的有罪感;只要她爱他,她就不会反抗他,但她会反抗她自己。如果她不能吸引他,不能使他幸福,不能满足他,她的全部自恋就会变成自我厌恶,变成羞辱,变成恨自己,从而驱使她去自我惩罚。在多少有些漫长的危机期间,有时甚至是一辈子,她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受害者,她会疯狂地拼命伤害她那不能使他完全满意的自我。她此时的态度是名副其实的被虐狂。

  但是,我们不应当把恋爱女人为了报复自己而想让自己受苦这种情况,同她的目标在于肯定她的男人的自由与权力那种情况混为一谈。人们常说妓女以挨她男人的打为荣,仿佛这是真理;但是使她得意的,并不是她想挨打和做奴隶的念头,宁可说是她所依附的男性所具有的力量和权威,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也很愿意看到他虐待别的男性。的确,她常诱使他去打斗,因为她希望自己的主人能够拥有并显示她是其中一员的外界所公认的价值。

  如果说女人是在屈从男性的任性时得到了快感,那么她也会羡慕一个有主权的自由者在对她实行专制时所采取的明显行动。必须注意,如果情人的威望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破坏,他的殴打和要求就会顿时变得可惜;这些只有在证明被爱者的神圣性时才是可贵的。不过如果它们证明这一点,那么感到自己是自由行动的另一个人的猎物,就会成为令人陶醉的快活。

  生存者发现,通过另一个人的变化着的专横意志去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是一种极其惊人的冒险;人们对永远生活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感到厌倦,而盲目服从则是人所共知的彻底改变的唯一机会。女人就是这样根据情人的飘移不定的梦想和专横的命令,变成了奴隶、王后、花朵、雌鹿、彩色玻璃窗、荡妇、仆人、高级妓女、缪斯。伙伴、母亲、姐妹和孩子。只要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直保持着无变化的屈从,她就会欣喜若狂地参与这些变形。无论从爱情层面来看,还是从性欲层面来看,虐待狂显然都是未满足的女人,由于对别人和她自己皆感到失望而采取的旁门左道;但它并不是快活的听天由命的态度的自然倾向。被虐狂心态使自我永远处于被埋没、被贬辱的状态中;爱情所引发的自我忘却,受到身为主要者的主体的欢迎。

  世俗爱情和神秘爱情一样,其最高目标也是认同于被爱者。价值衡量的标准和世界真理都在他的意识之中;因此仅仅为他服务还是不够的。恋爱女人还试图用他的眼光去观察,去读他读的书,去喜欢他喜欢的图画和音乐;她只对和他一起见到的景物感兴趣,只对他的想法感兴趣;她沿袭他的友谊、他的敌人、他的见解;当扪心自问时,她想听到的是他的回答;

  她希望自己的肺里有他呼吸过的空气;凡不是出自于他的手的果实和花朵都索然无味。她的空间位置甚至颠倒了过来:世界中心不再是她的位置,而是她情人的位置;条条大路通他家,并且以他家为始点。她使用他的词汇,模仿他的姿态.具有他的怪癖和抽搐。《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说,“我就是希思克利夫”;这是每一个恋爱女人的呐喊;她是她恋人的另一个化身,是他的反映、他的重影:她就是他。她让她自己的世界意外地坍塌了,因为她实际上生活在他的世界里。

  女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被恋人承认是他本人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时,她被同他联系在一起并被认同于他,她和他共同分享他的威望,共同统治其余世界;她对(甚至过分地)重复这个令人愉快的“我们”,永远不会感到厌倦。当恋爱女人对一个为她所绝对需要的人来说,对一个在世界上昂首向前、追求必要的目标并以必要的形式把世界返还给她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时候,她便通过她的屈从获得了那种辉煌的财产——绝对。正是这种确信给她带来了崇高的快乐;她觉得自已被提升到上帝右手的位置。对她来说,即使只有次要的位置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在极其令人惊叹的有序世界上永远有她的位置就行。只要她在爱也在被爱,并且为她的恋人所必需,她就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她懂得平静和幸福。这也许就是埃西夫人和灵魂受到良心谴责以前的谢瓦利埃·戴迪在一起时的命运,或者是受到维克多·雨果的有力庇护的朱利埃特·德鲁埃的命运。

  但是这种令人陶醉的幸福很少能持久。任何男人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上帝。根据她的一厢情愿,这种关系被没有上帝的神秘所维系着;不过这个被尊为神的男人,虽不是上帝,却是存在的。从这一事实引出了恋爱女人的种种苦恼。她的极寻常命运被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的著名一段话所总结:“我的朋友,我永远爱你,我痛苦地等待着你。”当然,男人的痛苦也和爱情有关,但他们的痛苦要么时间短暂,要么不太严重。本杰明·贡斯当希望为雷卡米耶夫人而死,但他一年后即恢复正常。司汤达想念梅蒂尔德想了好几年,但这种想念是美化而不是破坏了他的生活。而女人,由于承担次要角色和完全接受依附,却为她自己造就了一个地狱。每一个恋爱女人都会把自己看做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通过爱,用自己的尾巴换来了女性的大腿,然后发现自己行走于针尖和熊熊的炭火之上。被爱的男人未必是绝对必需的、高于机遇和环境之上的,而女人也未必不为他所必需;他未必处在可以证实女性生存的正当性的地位上,即使他崇拜她;而且他也不允许自已被她占有。

  真正的爱情应当接受他人的偶然性,就是说,接受他的缺点、他的有限性、他的无缘无故的言行。它不会自命是一种拯救方式,它是一种人际关系。盲目崇拜的爱情认为被爱者具有绝对价值,在所有旁观者看来,这很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他根本不配有那爱情”,在恋爱女人周围的人窃窃私语说,而后生们则一想到某些像吉尔伯特伯爵那么病容满面的英雄,就会付之一笑。女人一旦发现所崇拜偶像的缺点和平庸,就会感到极度失望。小说家们,如柯莱特,就常常描写这种悲痛。这种幻灭要比孩子看到父亲威望被毁掉时所产生的幻灭更为残酷,因为女人亲自挑选了那个人,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存在交给了他。

  即便人选者值得有最深沉的爱,由于他的真实面目有点俗气,是世俗的,这个男人也不再会完全得到如至高者面前的跪拜者那样的爱;她会感到被那种严肃态度所愚弄,这种态度拒绝认为价值是附带的——这就是说,拒绝认为它们在人的生存中有自己的根源。她的不真诚月在她和她所崇拜的男人之间设置了障碍。她膜拜他,她崇拜他,但对他来说她不是朋友,因为她没有认识到他在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没有认识到他的设计与他的目标和他本身一样脆弱;她把他看成信念和真理,所以她曲解了他的自由一一他的犹豫和精神痛苦。这种拒绝以人的尺度去衡量情人,就是女性许多荒谬的原因。女人要求得到情人的偏爱。答应吗?那他就是慷慨的、富有的、伟大的;他就如同国王,就是神。拒绝吗?那他就是贪婪的、卑鄙的、残忍的;他就是如同魔鬼和牲畜一般的人。也许人们很想提出反对的理由:如果“是”竟是个如此令人惊愕的、异常过分的回答,人们还应当对“不”感到吃惊吗?如果“不”暴露了如此卑鄙的自私自利,为什么还要对“是”感到那么奇怪呢?难道在超人和非人之间就没有人的位置吗?

  破落了的神不是人而是赝品;情人除了证实他确实是那个在接受献媚的国王——或承认自己是个篡位者,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不再受到崇拜,他肯定会遭到践踏。由于她已经在她恋人的额头上绕上了荣耀的光环,恋爱女人不许他有任何软弱;如果他没有实现她置于他身上的形象,她会感到失望和苦恼。如果他疲倦或漫不经心,如果他在不适当的时间饿了或渴了,如果他做错事或自相矛盾,她就会认为他“不能控制自己”并加以抱怨。她以这种间接方式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她会因为任何未经她批准的冒险而去指责他;她审判她的法官,她拒绝给他属于他的自由,因为本来他就应当是她的主人。她的崇拜在他不在时比他在时往往更能得到满足;如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女人把自己奉献给已经死去的或不可能见到的英雄,这样她们便可以不必面对他们本人,因为有血有肉的人必然和她们的梦想相反。于是便有这样的梦想破灭的说法:“人们可不要相信迷人王子。男人只是个卑劣的小人”,诸如此类,等等。假如不曾要求他们成为巨人,似乎他们就不会成为矮子。

  热情的女人所遭受的灾难之一,是她的慷慨会马上变成危机。由于认同于另一个人,她要求弥补她的损失;她必须占有那个捕获她的人。她把自己彻底地献给了他;但他必须完全配得上接受这种礼物。她把每一分钟都奉送给他,但他也必须时时刻刻都在身旁;她希望只为他活着——但是她也希望活着,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地让她活着。德·阿古勒夫人向李斯特写道:

  我爱你有时很蠢,那时要是我不能、不想、不该如你对我那样一心想着你,我便不能理解。

  她试图抑制她想成为他的一切的自发愿望,这种哀求也表现在德·莱斯皮纳斯的这些话里:

  哦,上帝!要是你能知道我过的日子、我的生活有多么空虚,我是如何地被剥夺了见到你的兴趣和快乐,该有多好啊!亲爱的朋友,对于你来说,只要有娱乐、职业和行动,这就足够了;而对于我,我的幸福就是你,并且只有你;假如我不能在这辈子天天见你爱你,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

  最初恋爱女人以完全满足情人的欲望为乐;后来,就如纵火者基于职业爱好处处放火那样——她致力于唤起这种欲望,这样她便可以经历满足的过程。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成功,她就会有一种极大的羞辱感和无用感,以至她的情人会装出其实他并没有的热情。她在让自己变成奴隶的同时,也找到了束缚他的最可靠方法。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爱的另一种不真诚,对此许多男人——例如劳伦斯和蒙特朗,曾怨恨地暴露过:它以赠送的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它却是一种专制。本杰明·贡斯当在《阿道夫》一书中,辛酸地描绘了女人过分慷慨的热情给男人所带来的锁链。“她对她做的牺牲考虑得不周全,因为她没有考虑到让我接受它们”他在谈到埃丽奥诺时残忍地说。

  实际上接受是约束情人的一种义务,它甚至不会给他带来仿佛是给予者的那种好处;女人要他愉快地接受她用以制服他的负担。她的专制是贪得无厌的。恋爱男人也是专制的,但当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时,他便满足了;而女人急于作出的奉献却没有限度。情人若是信任他的情妇,便不会感到任何不快,即使她心不在焉,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忙碌;他确信她是属于他的,他宁肯占有一个自由人,也不愿意占有一个物。相反,对女人来说,她在情人不在时总是受折磨;他是眼睛和法官,只要他一看什么东西而不是在看她,她就会感到受挫;无论他在看什么,他都剥夺了她;而他如果从她身边走开,她又会觉得失去了自己和世界;即使他坐在她身旁读书写作或无论做什么,她也会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和背叛。她讨厌他睡觉。

  但是波德莱尔却对睡着的女人独怀情钟:“你美丽的眼睛疲倦了,我可怜的爱人”;普鲁斯特也心醉神迷地看着睡着的阿尔贝蒂娜。关键在于男性的嫉妒仅仅表明了排他性占有的意志;

  睡觉时被爱的女人恢复了童年那种无敌意的坦率,她不属于任何人。只要有这种确信就足够了。但是这个神。这个主人,不应当向恬静的内在性投降;女人以敌视的眼光看待这被毁掉的超越;她憎恶这动物似的惰性身体,因为这身体不再为她存在,而是存在于自身当中,沉溺于一种偶然性之中,而她的偶然性又是这种偶然的代价。维奥莱特·勒杜克在《我恨睡觉的人》中强烈表达了这种感情:

  我恨睡着的人。我怀着恶意俯视着他们。他们的屈从令我愤怒。各派这无意识的沉静,这盲目热情的脸……我那位睡着的入/又难醒来,他完全解除了一切……我恨他有力量通过失去意识去创造一种我无法分享的沉静……我们迅速飞离地面,我们共同腾空而起,翱翔、等待、到达、呻吟和消失。我们一本正经地去偷懒。我们发现了新的虚无……现在你却睡着了……你睡着时我恨你。

  神可不能睡着,免得变成泥土、肉体;而不能不一直出现,免得他的造物沉入虚无。对女人来说,男人睡觉是自私,是背叛。情人有时弄醒他的情妇:这是为了拥抱她;而她弄醒他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为了让他呆在那里,呆在屋里,呆在床上,呆在她的怀抱里——就和上帝呆在圣所里一样。这就是女人想要的:她是个看守。

  不过她并不想让他只成为她的囚犯。这是爱情的痛苦矛盾之一:若是做了囚犯,这个神的神性就会被剥夺。女人通过把她的超越性转给他,来保持这种超越性;但是他必须用它影响整个世界。如果两个情人都陷入了绝对热情,他们的全部自由就会被贬为内在性;于是死亡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这是神话《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含义之一。两个注定只为对方活着的情人都已死去:他们死于无聊,死于寄托于本身的爱情的慢性挣扎。

  女人意识到这种危险。她本人除了在疯狂嫉妒的危机时刻,都会要求男人成为全部设计、全部行动的体现,因为如果他和功绩无缘,他就不再是英雄。骑士为新的冒险离家出走,当然会冒犯他的情妇,不过若留在她的身边,则只会引起她的蔑视。这是难以对付的爱情痛苦;

  女人希望彻底地占有男人,但是她又要他超越他可能拥有的任何礼物:一个自由人不可能被拥有。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她想把一个身为“遥远造物”的生存者囚禁在这里,但是她也十分清楚,这种想法注定要失败。“我亲爱的朋友,我爱你就如同人们应当去爱的那样,是那么过分、疯狂、狂喜、绝望,”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写道。盲目崇拜的爱若是精明的,肯定会绝望。因为,恋爱女人若要求她的情人成为一个英雄、巨人、半神,她也就会要求自己在他面前不是整个世界,即使她除非彻底占有他否则不可能有幸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

  女人的热情是对她自己一切权利的完全放弃,所以它恰恰会主张那个异性也有同样的感情,同样想放弃的欲望,因为,如果两个人各自都为爱作出了这种放弃,根据我无可奈何的看法,也许我们会问,在他们身上会产生虚无的恐惧吗?女人希望被占有……所以她要某人去占有她,这个人并不奉献自己,也并不放纵自己,而是相反,他希望通过爱,丰富他的自我……女人去奉献她自己,男人则通过占有她去充实他自己。

  女人至少可以从她给爱人带来的丰富中得到她自己的快活;的确,她在他面前不是一切,但她将试图相信自己是不可缺少的;需要中没有任何程度问题。如果他“没有她就无法活下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他可贵的生存的基础,并由此引申出她自己的价值。她的快乐就是为他服务——但他必须愉快地承认这种服务;根据奉献的通常辩证关系,奉送变成了一种要求。

  而思想严谨的女人必然会扪心自问:他真的需要我吗?男人在喜欢她、渴望她时,有一种个人的柔情与欲望;但是他对处于她的位置上的其他人不也同样会产生一种个人感情吗?许多恋爱女人允许自己受骗;她们想忽略了一般包括在特殊之中这一事实,而男人则由于他最初也产生过这一幻觉,而把它给加深了;他的欲望常常像一团火,仿佛在蔑视时间;在他想得到那个女人的那一刻,他非常想得到她,而且只想得到她。无疑那一刻是绝对——但这是暂时的绝对。不了解这一点,女人就会被愚弄,而且会永远被愚弄。由于被主人的拥抱奉为神圣,她认为自己一直是神圣的,注定是为神服务的——只有她才能这么做,别人都不能。然而男性的欲望不但专横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一旦得到发泄,很快就会消失,可是往往是到后来女人才会被爱情迷住。这是整个通俗文学作品和许多顺口溜的主题。“小伙子从她身边路过,姑娘就唱……小伙子在唱,姑娘就流泪。”

  即便男人长久地依恋一个女人,也仍然不能表明她对他就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她所要求的却正是这个,因为她的自我退让只有在恢复地的帝国的条件下才能够拯救她;相互性是不可能逃避掉的。所以她只能要么受苦,要么对自己说谎。她往往抓住了虚假的稻草。她认为男人的爱完全是她所给予他的爱的副本;她不诚实地把欲望当做爱情,又把动起当做欲望,把爱情当做宗教。

  她强迫男人对她说谎:“你爱我吗?和昨天一样爱?你会永远爱我?”等等。她很聪明地在某一时刻提出问题,尤其是在环境不允许作出任何回答时;在性交拥抱过程中,在临近大病初愈时,在抽泣之间,在铁路站台上,她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她把强得来的回答当做战利品,她的沉默意味着她有所求;每个恋爱女人都或多或少是偏执狂。我记得有个朋友在谈到她远方的情人的长久沉默时说:“当一个人想断绝关系时,这个人应当写信宣布决裂”;后来她终于收到一封毫不含糊的来信:“当一个人真想断绝关系时,这个人就不写信。”

  在考察这些自恃时,往往很难确定病态的精神错乱是从哪里开始的。根据疯狂的恋爱女人的描绘,男人的行为似乎一向是古怪的:他是个神经病患者、虐待狂、个性压抑者、被虐狂、魔鬼、不稳定型的人、懦夫,或者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他蔑视最严格的心理学解释。“X崇拜我,他嫉妒得发疯,他想让我戴着面罩上街;但是他是个特别怪的人,他对爱情非常提防,以至当我按他家的门铃时,他在门口见我,不让我进去。”或者还有:“Z 以前非常崇拜我。但他太骄傲了,不让我去里昂和他住在一起。

  我来到里昂,和他同住在家里。8天后,没有发生任何争执,他就把我给赶了出来。我又见他两次。当我第三次想见他给他打电话时,他在我的话还没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他是个神经病。”

  当男人作出解释时,这些神秘的故事就变得一目了然了:“我绝对没有和她相爱过”,或者,“我和她很要好,但我无法和她住上一个月”。如果不诚实变得太顽固,它就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因为色情狂的恒定特征之一,就是认为情人的行为仿佛是神秘的、荒谬的;由于产生了这种怪念头,病人的狂爱总是可以突破现实的阻力。正常的女人有时会最终向真理屈服,承认她不再被爱这一事实。但是只要她没有失去全部希望并且自己也这样承认,她就会永远有那么点不老实。

  甚至在彼此相爱的情况下,两个情人的感情也有根本的不同,这一点文人总是想隐瞒。

  男人没有她,肯定也能够证明他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所以她才希望通过他来证明她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如果他对她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就意味着她要逃避她的自由;但是如果他接受他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他就不会成为英雄,甚至也不会成为一个人),那么便没有什么人或物对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女人接受依附性是由于她软弱;所以,她怎么可以在她所爱的男人的力量中,发现相互的依附性呢?

  一个非常苛求的人,不可能在爱情中得到安宁,因为她所考虑的目的有着固有的矛盾。

  她在经历了分手的折磨之后,还要冒着变成男人的负担而不是成为他的奴隶的风险,这一点她已经想到了;由于无法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变得纠缠不休,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悲剧。如果恋爱的女人比较聪明,不那么不肯让步,她就会变得听天由命。她不是一切。她不是不可缺少的:这足够用的了;另一个女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补上她的位置,因此她会对留在那个位置上感到满足,她会接受她的奴役地位而不要求同样的回报。

  所以她能够享受到有节制的幸福;但即使在这样的范围,幸福也不会是明朗的。

  恋爱女人比妻子更痛苦,她是等侍者。如果妻子本人只属于色情型,那么母性和主妇的责任,忙碌和快乐,对她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只有丈夫的存在才能够把她从无聊的监牢中给解救出来。塞西尔·索瓦热在她刚结婚时写道:“你走了以后,我几乎不值得朝窗外看一眼;

  我的一切都停顿了,我只不过是扔在椅子上的一件小衣服而且。”如我们所见,热烈的爱情往往是在婚外迅速成长并开花的。朱利埃特·德鲁埃的生平就是彻底的毕生奉献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这是长期的等待。她向维克多·雨果写道:“我永远等着你。我就像笼子里的松鼠似的等待……我等你是因为我毕竟宁愿等着你,也不愿意相信你根本不会来到我的身边。”

  她就这样无限地等下去。她从富有的保护人杰米多夫王子那里逃出来以后,雨果一直把她关在一个小寓所里,12年不许她单独出去,以免她和昔日的朋友有任何瓜葛;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甚至在命运改善以后,她也仍然只为她的情人活着——尽管她很少见到他。这并没有影响她的爱,但使她心中充满辛酸,如她的信中所表明的。她梦想有一种能把自由和爱情协调起来的关系:“我想既做独立的人又做奴隶”;但是她和女演员一样失败了,只好听任爱情的摆布。在主人来访的间隔期间,她别的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给他写了17000封信。平均每年有三四百封。后宫女人的最大恐怖是,她的日子要在无聊的荒漠中度过:如果男性不去使用属于他的客体,她就什么也不是了。[私通女人]的处境是相似的:她只想是这个被爱女人,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值得的。于是为了生存,她必须让她的情人留在她的身边,专注于她;

  她在等待的他的到来,在等待他的欲望,在等待他从睡梦中醒来;只要他一出去,她就会立刻再盼他回来。这种灾难,沉重地压在芬妮·赫斯特的《后街》和罗莎蒙德·雷曼的《马路风云》的女主人公头上,两者都是纯粹爱情的祭司,又都是爱情的牺牲品。这是对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的残酷惩罚。

  等待可以是快乐;对于盼望她的爱人并且确知他在匆忙向她赶来,确知他在爱她的女人来说,等待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希望。但是随着这种能够把“不在”变成“在”的得意自信之慢慢衰退,令人痛苦的不安便会开始伴随着这种“不在”: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就认识一个女人,她每次收到情人来信都感到惊讶:“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会说。如果他问为什么,回答则是:“你不可能回来;当我盼你时,我总是感到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

  最坏的事莫过于他可能不再爱她了:他可能爱上另一个女人。因为女人努力认真为自己制造的一种幻觉(她会对自己说:“他爱我爱得发疯,他能够只爱我一个人”),并不能消除嫉妒的折磨。允许作出热情而矛盾的肯定是不诚实的特征。所以一个疯子要是顽固地坚持他是拿破仑,他就不会对认为自己同时也是理发师感到尴尬。女人极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他真爱我吗?但她却一百次地这样问自己:他爱上别人了吗?她不承认她的情人的偏爱会一点点地消退,她也不承认他很少会像她那样评估爱情:她会立刻臆想出竞争对手。

  她会认为爱情是自由的情感,同时又是魔咒;而且她还会假定,当“她的”男性被她这个聪明的阴谋家给“迷住”和“网住”时,他当然会把她当做一个自由的行动者来爱。男人认为和他结合的女人是内在的;这是他准备去扮演布勃罗舍(Boubouroche)的原因;让他认为她也是另一个人,可能会离开他,这是困难的。和爱情一样,嫉妒在他身上通常只是短暂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会很严重,甚至会导致谋杀,但他极少有长久的不安。他的嫉妒往往是派生出来的:当他觉得他的事业不顺利时,当他觉得生活在伤害他时,他便会认为他的女人在嘲笑他。

  另一方面,因相异性和超越性而爱自己的男人的女人,会时时刻刻都有危机感。在“不在”的背叛和不忠之间没有多大距离。从她感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完美地被爱那一刻起,她就开始嫉妒了,鉴于她的要求,这差不多一向是她的实情;不论采用什么借口,她的指责和抱怨都有嫉妒感的表面;她将以这种方式去表达对等待的不耐烦和厌倦,去表达她依附的酸楚,她对只有残缺不全的生存的遗憾。她的整个命运都和情人抛给另一个女人的每一个目光有关,因为她已把她的整个存在认同于他。于是她情人的目光,哪怕只转向陌生人一刹那,都会把她给惹恼;但是如果他提醒说她刚才也注视了某个陌生人,她就会坚定地回答说:“那可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她是对的。一个被女人注视的男人是一无所获的;在女性肉体变成猎物以前,没有任何礼物可以奉送。被觊觎的那个女人却立刻会变成一个令人满意的、被渴望的客体;

  而这个女人便会受到如此轻视,以至落到普通泥土的地位。所以她才会永远保持警惕。他在干什么?他在看谁?他在和谁说话?无论她会有什么想法,笑容都会立刻从她脸上消失;把她从“不朽的珍珠般的光芒”下,抛到寻常的暗淡光线中,只需要一刹那。她从爱得到了一切,失去它她也会失去一切。不论是含糊还是明确,是无根无据还是理由充分,嫉妒都是令女人发疯的一种折磨,因为它与爱情完全不符:如果背叛已是无可置疑,她就必须要么放弃把爱情视为宗教,要么放弃去爱。这是剧烈的激变,难怪连恋爱女人也会产生怀疑和误解,着魔似的想要发现那毁灭性的事实真相,又着魔似的害怕会发现这种真相。

  由于既骄傲又焦虑,女人也许会经常受到嫉妒的折磨,然而她也可能在这方面始终是错的:朱利埃特·德鲁埃就痛苦地怀疑过接近雨果的每一个女人,却单单忘掉了莱昂妮·比阿德,而她做他的情妇有8年之久。由于无法确定,每个女人都是对手,都是威胁。爱情破坏了同其他女人建立友谊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恋爱女人被封闭在她情人的世界;嫉妒加剧了她的隔绝,使她的依附性变得更加狭窄。然而它也缓解了她的无聊,守住丈夫是工作,但守住情人却是神圣的义务。若是女人在沉迷于幸福崇拜时忽视了自己的容貌,那么她一旦预感到危险,就又会开始注意到它。打扮、料理他们的房间、出现在社交场合,是斗争的方方面面。

  这种斗争是振奋精神的活动;只要她有理由确信会胜利,这个斗士就会在斗争中产生出强烈的快感。

  但是,对失败的痛苦恐惧,也会把自由的慷慨赠送变成屈辱的服务。男人为了自卫发动了攻击。甚至连有自尊心的女人也会被迫变得温柔被动;部署、谨慎、诡计、微笑、魅力和温顺,是她最精良的武器。我仍然可以记得一天傍晚我出其不意地按门铃,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时的情形。我是两个小时前离开她的,那时她的妆化得很差劲,衣着不整,两眼无神。

  但现在她在盼望着他的到来。见到我时,她又恢复了常态,但在我有机会看她的那一瞬间,发现她虽然已为他准备妥当,可是由于害怕,她高度紧张,歇斯底里,随时准备把任何痛苦隐藏在轻松微笑的后面。她的头发已精心梳理过,她的嘴唇和双颊涂上了非同寻常的颜色,她还穿着一件白得刺眼的花边上衣。赴宴的衣服,战争的武器!按摩师、“美容师”深知他们的顾客给似乎无用的虚饰带来了怎样悲剧性的重要性:一个女人为了吸引情人必须发明出新的诱惑,一个女人必须变成他希望遇到、他希望占有的那个女人!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她不会恢复以前最先吸引他而现在也可以把他吸引到其他某个女人那里的他者形象。和丈夫一样,请人也有那种不可能满足的双重要求:他既希望他的情妇完全属于他,又希望她是陌生人;既希望她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又希望她有别于他能想到的一切,既希望她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希望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女人被这种矛盾搞得惶惶不安,所以注定要受挫。她试图依情人的欲望塑造自己;许多在恋爱伊始因自恋得到满足而精神焕发的女人,在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那么热情的爱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疯狂得可怕的奴性;她们精神恍惚,虚弱无力,使清人感到为难。女人由于盲目献身而失去了使她妖冶动人的自由度。情人在她身上要去寻找他的反映,但如果他发现这种反映简直是太逼真了,他会感到厌倦。发现她由于自己的爱情而变丑和受到摧残,也同样是恋爱女人的不幸之一;她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奴隶,这么一个仆人,这么一面太容易到手的镜子,这么一个太忠实的应声虫。当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时,她的苦恼进一步贬低了她的价值;流泪、要求和争吵只能使她完全失去自己的吸5!力。一个生存者的价值在于他做了什么;但是她仅仅为了“是”(to be),就逐渐依赖不属于她自己的意识并拒绝做任何事。朱利埃·德·莱斯皮纳斯写道:“我只知道如何去爱。”“我仅仅是爱”这句话是恋爱女人的座右铭;她除了爱什么也不是,而当她的爱失去对象时,她便什么也不是了。

  她常常会意识到她的错误,所以她会试图重新坚持她的自由,重新取得她的相异性,变得卖弄风情。在被其他男人渴望时,她又引起了那冷漠情人的兴趣。这是许多愤世嫉俗小说的陈旧主题;有时“不在”足以恢复她的威望。阿尔贝蒂娜在近处服服贴贴时仿佛是乏味的;

  她在远处就又变得神秘起来,引起了嫉妒的普鲁斯特对她的重新评价。

  但是要这类花招可要小心,如果被男人识破,就只会可笑地暴露出她身为奴隶的奴性。

  甚至成功了也还不是没有危险的;他由于她属于他而蔑视她,但他也由于她属于他而依恋她,不忠会消灭哪个,是蔑视还是依恋?既然她对男人冷淡,他就可能被惹恼并把她抛弃;不错,他是希望她有自由;不过他也希望她去奉献。她知道有这种危险,所以不敢妄自轻浮。让恋爱女人玩这种游戏几乎不可能;她太担心掉进由她自己设下的陷阱了。在某种程度上她仍考虑到她的情人,她对愚弄他会感到厌恶:谁让他在她心目中是一个神了呢?如果她赢了这场游戏,她就会毁掉她的偶像;如果输了,她就会毁了她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解救。

  一个谨慎的[私通女人](但这些词是相互抵触的),会试图把情人的热情变成爱、友谊和习惯;或者试图用强有力的联系——孩子或婚姻,把他和自己拴在一起。这种想结婚的欲望缠扰着许多私通者:这是一种求安全的欲望。聪明的情妇会在尚年轻时就利用爱情确保她的未来;但是当她允许自己进行这种投机时,她就不该再有[私通女人〕这个名称。因为[私通女人〕疯狂地想永远捉住情人的自由,但并不想把它给毁掉。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自愿结合能延续一生的为数极少的情况,爱情宗教会导致突变的原因。和莫拉在一起时,德·莱斯皮纳斯小姐有幸第一次对此感到厌倦,她感到厌倦是因为她遇见了吉尔伯特,而他从自己那方面很快就对她感到厌倦。德·阿古勒夫人和李斯特的爱情,则死于这种毫不留情的辩证关系:

  那火一般的热情,那生命力,那抱负,既让李斯特吸引她的爱情,又注定让他得到别人的爱情。邓南遮的那种令人神往的光辉,则有他的不忠作为代价。关系破裂固然可以在男人身上留下痕迹,但他毕竟有他的男人生活可过。被遗弃的女人却不再是什么,也不再有什么。如果要问她以前是怎样生活的,她甚至回想不起来。她让自己从前的世界化为灰烬,以选定会突然把她给赶出来的新天地;她发誓要抛弃她相信过的所有价值,和她的朋友决裂;她现在发现她头上没有屋顶,周围全是一片荒漠。既然情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她将如何开始新的生活呢?她像以前躲进修道院那样,躲进了疯狂的幻想之中;或者如果她因此变得太果断,就只有去死:或者像德·莱斯皮纳斯小姐那样很快就去死;烦恼可能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当女人把身体和灵魂向男人奉献了10年、20.年,当他牢牢处在她所置于的受尊崇的地位时,被抛弃就会成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可怕剧变。“我该怎么办?”一个40岁的女人问,“如果他不再爱我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她极其注意穿着打扮,但是她那僵硬衰老的面容几乎激不起新的热情;于是,她在一个男人的庇护下生活了20年,在这之后她还能爱上任何别的人吗?

  一个40岁的人仍有许多岁月要度过。我还见到一个女人,她尽管面部因悲哀而浮肿,仍有迷人的眼睛和高贵的仪容;她在公开场合让眼泪趁人不注意时流下,除了自己的忧伤,她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那个神正在和另一个女人说着专为她编出来的瞎话;而这个王后被废黜后,却不再知道她是否统治过一块真实的领地。如果这个女人仍然年轻,她就会有机会恢复过来——新的爱情将会把她给治好。有时她在献身时会有更多一点的保留,认识到作为非唯一者这不可能是绝对的;但是她会比第一次更猛烈地冲向毁灭,因为她还必须去弥补过去的失败。只有在女人可以重新掌握自己时,绝对爱情的失败才能成为非常有益的教训;埃洛伊丝和阿贝拉分手后没有落魄,因为她通过管理修道院确立了独立的生存。柯莱特的女主人公们自尊心太强了,太有手段了,她们不会因为失恋而毁灭;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女人也是如此。然而,极少有哪种罪过会比把自己完全置于另一个人的掌握之中这种慷慨所造成的错误,更该受到严厉惩罚的了。

  真正的爱情应当建立在两个自由人相互承认的基础上;这样情人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会放弃超越,也不会被弄得不健全;他们将在世界上共同证明价值与目标。对这一方和那一方,爱情都会由于赠送自我而揭示自我,都会丰富这个世界。乔治·古斯朵夫在他论述自我认知的一书中,非常准确地总结了男人对爱情要求些什么。

  爱情使我们离开自己,从而向我们揭示自己。我们通过接触那种外在于我们并补充于我们的事物肯定我们自己……爱情作为一种感受形式,甚至在我们已经生活在里面的景致之内,它揭示了新的天、新的地。这里面有个重要秘密:世界是不同的,我自己是不同的。我不再独自知道这一点。甚至还有更好的:

  某人告诉了我这一事实。所以女人在男人获得自我认知当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领导角色。

  这说明年轻男人的恋爱实习对他是重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司汤达和马罗对这段话里所出现的奇迹是多么惊讶:“我是我自己,我是不同的。”但是古斯朵夫写这番话时他却是错误的:

  “同样,男人对女人来说,也是她和她自己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因为她今天的处境和男人不是同样的;男人虽然被揭示成另外一副模样,但他仍是他自己,而且他的新模样同他的人格总体联为一体。只有当女人的生存与男人的pour-soi[自为]生存同样重要时,她才可以是如此;这意味着她要有经济独立地位,她要向她自己的目的运动,并且要在无须利用男人充当代理人的条件下向着社会总体超越她自己。爱情在这种情况下也同样是可以实现的,如马罗在《人的命运》中所描写的乔与梅之间的爱情就是如此。女人甚至可以扮演男性的支配角色,如德·华伦夫人和卢梭在一起时就是这样,柯莱特《心爱的人》一书中的丽亚和谢利在一起时也是这样。

  但是女人往往只知道自己是不同的、相对的;她的pour-autri[他为]、她与他人的关系,同她的存在(being)混为一体;对于她,爱情不是“她同她自己”的中介,因为她并未获得自己的主观生存;她仍然淹没在不仅被男人所揭示也被他所创造的这个恋爱女人当中。

  对她的拯救要依靠这个创造了她并能够马上把她摧毁的专横的自由者。她在这个男人面前,生活在恐惧和战栗之中,他控制了她的命运,却对这一命运不全了解,也不十分想了解。她危险地借助于一个他人,她在她自己的命运面前,是一个痛苦而又无能的旁观者,这个他人作为不自觉的暴君,作为不自觉的强行执行者,由不得她也由不得他自己地具有敌对的外貌。

  所以女人在爱情中不是去寻求结合,而是在体验最凄楚的孤独;不是去寻求合作,而是在体验斗争和并不少见的恨。对女人来说,爱情是通过接受她所被判定的依附性而获得幸存的最大努力;但甚至在同意的情况下,依附性的生活也只能在恐惧和奴性中度过。

  男人们争先恐后地宣布爱情是女人的最高成就。尼来说:“女人若是作为女人去爱,便只能更加女性化”;巴尔扎克说:“在最佳的生活当中,男人的生活是名,女人的生活是爱。只有在女人使她的生活成为一种不断的奉献,就似男人的生活是不断的行动的时候,她和男人才是平等的。”但是这里面仍然存在着骗局,因为她所奉献的,男人根本不急于接受。男人并不需要他所要求的无条件奉献,也不需要对他的虚荣心加以奉承的盲目崇拜的爱情;他只有在无须满足这些态度所隐含的相互要求的条件下才会接受它们。他谆谆告诫女人说,她应当奉献——而她的奉献又让他心烦意乱;她由于她的奉献无用,由于她的生活空虚而处于困窘当中。将来有一天女人很可能不是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到了那一天,爱情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她,都将成为生命之源,而不是成为致命的危险之源。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爱情是以最动人形式表现的祸根,它沉重地压在被束缚于女性世界的女人的头上,而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无数的爱情殉道者都证明了,这种不公正的命运把不毛之地的地狱,当做最后的拯救来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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