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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札记
周沙尘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乘火车沿着黑绿斑斓似虎皮纹的大青山南麓，旅行到了位于东经110”的包头市。我一走出车站，就看见屹立在城西南的大青山和乌拉山像紧紧地拉起了手，怀抱着无数雕梁画栋、色彩瑰丽的楼房和方形钢筋水泥大厦；怀抱着高大的烟囱；怀抱着红白旗、三脚架、钻塔和钻井；怀抱着伸着长长脖子的塔式吊车；也怀抱着荒野和黄沙。汽车像电流一样在它的周身奔驰。
第二天，我看到了蒙族青年戈根澳拉夫的诗歌：
远方来的朋友，热烈欢迎你们看看我们的家乡。你也许听见过传说，塞北是山鹰盘旋，狐兔出没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用劳动的双手，筑起铁路，盖起工厂，我们还要从青山的怀中，掏出那黑色的宝藏，让它给祖国贡献力量。
此外，我又听到了其他民族的青年们也像戈根澳拉夫一样地歌唱：一个描图员在描绘新包头的蓝图时，唱道：
我看见了钢铁厂，铁水奔流似火河。
一个工地主任在工棚内和建筑工人们审视着厂房蓝图，看着看着，他那像平土机上的钢板般的手掌一下压在蓝图上，对他身旁的一个瓦工说：
“你看，我们这一代人，要在这个草原上给后辈留下一座金光四射的城。”
钢将要在这塞外高原上诞生！这讯息是1953年中国共产党包头市代表会议向全市人民宣布的。紧接着，一批被人们称为“服务性的工厂”就建设起来。到今年第一季度已新建砖瓦等十一个国营工厂，新建和扩建耐火器材厂、汽车修配厂、机械厂和印刷等一批地方国营工厂。公元1949年“九一九”和平解放前，包头只有六个工厂，工人290人。现在全市参加生产的工人已达一万二千一百四十多人。1953年矿山勘探进入高潮，一个三千多人的铁矿勘探队，在两年内做出了比较成功的地质报告。从1952年到今年上半年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建筑面积已达二百二十多万平方米，修建和扩建的水泥马路总长度达七十多里，为解放前的七倍半。包兰、包白、包石等铁路和厂区的无数条专用线铁路正在修建。现在一支几万人，其中包括几千技术人员的工业基本建设队伍，分散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市区内紧张地建设各项工程。近年来种植了四百三十多万株树木，新建的人民公园已经开放，各种花木间生园中。此情此景，使我想起“紫荆关外野人家，十里不见桃杏花”的诗句，已被新的历史遗弃了。
包头，蒙语叫“包克图”，包克图是“鹿”的译音。海拔1000米，平均温度是6．6”C，春秋多风沙。远在二百六十多年前，这儿是一块未开垦的地方。蒙族人民在这水草丰富的土地上，过着游牧生活。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朝统治者过此征服准噶尔部，始有内地商人同来，从事商业活动，到公元1710年前后，甘肃、宁夏、陕西、青海等地的商人到此经营皮毛、药材、鸦片。与此同时，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逃荒到此的难民为数不少。公元1725年以后，来此经商的人渐渐增多，在现在的西脑包和井尔坪一带开始建筑房屋，公元1738年内地来此的农民在现在的东河村附近定居耕种，才形成包头村，由于商业的发达，公元1809年改村为镇，属萨拉齐管辖。到公元1810年清朝统治者为着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开始在此筑砌土城，至今已一百四十多年。
公元1922年京包铁路通车，包头就被人们称做“水旱码头”，西北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多从这儿集散，京津的工业品又从这儿运送到内蒙古西部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去。最适合说明当时的经济特点是所谓“皮毛一动百业兴”。据历史统计材料：公元1936年包头上市的绒毛达两千多万斤，皮张上市数目也很大。
包头附近盛产大米、小麦、莅麦、糜子、土豆等粮食和甜菜、油料等经济作物，附近的乌兰察布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年年繁殖大批牛、马、羊、骆驼，地下蕴藏着煤、铁、石棉和云母等大量矿物。
过去有个想实现孙中山主义的任君，曾在包头附近试办过“新农试验场”。据说他的政治理想首先是通过新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做到由自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最高的理想，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本节制资本的主张，田产不许买卖及抵押。
冯玉祥将军驻军在此时，也曾计划建设一处城区，分商业区、住宅区和农业区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建立两个惟利是图的工厂，修过一条从包头到石拐沟煤矿的铁路，后又在公元1945年拆毁。
包头人民曾有过一个城市居民起码的愿望，在国民党统治年代捐献出两万银元，想在城区修条下水道，结果大部分银元流到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囊中。每年一到雨季，山洪依旧侵入市区，几条大街变成河流。
无论新村运动的理想，将军的计划，日本人的如意算盘，都丝毫没有改变包头地方落后贫穷的现实。
现在，包头中等学校的学生比公元1949年以前增加八倍，共有一万二千四百多人，七个由各厂矿经办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尚未计算在内。小学校由公元1949年的二十四所增加到八十所了。几年来，有七万人参加了扫除文盲的学习。五十人以上的基层工会都有图书馆，全市有五个公共文化馆。第三文化馆的管理员告诉我，他那儿的藏书快到一万册。《包头日报》日销四千多份。影剧院由解放前的两个增加到七个，工人文化宫除经常放映电影，并有了规模较大的业余京剧团。医院的病床比1949年前增加三十五倍多，第一工人疗养院今年四月开始接待不传染的各种慢性病人，各厂矿还有疗养所三十六个。
1934年我国有一位学者到包头旅行，看到此地文化落后，忧郁地“觉得很气闷”。如果这位学者现在来旧地重游，他的心情一定会大不相同了。
现在，包头已是内蒙古自治区酉部一个较大的城市，人口较解放初期增加两倍多，已达三十多万；有汉、蒙、回、满、朝鲜、达斡尔、维吾尔、彝、东乡等十个民族，其中汉族最多，回族其次，蒙族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他各民族人数都很少。交通发展很快，公元1954年10月以前，京包铁路每日仅开一对客车，现在日开三对客车尚不够，每月还要增开四、五次临时客车，在包头下车的旅客去年比公元1950年增加五万多人。货运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增加 86． 2％，到达货物主要是建筑器材和机械，到站的日用品也增加很快。去年以前每天平均到四个车皮，今年四月开始每天平均到十一个车皮。运出货物有粮食、牲畜、天然碱、皮毛、药材、煤，主要是牲畜、粮食和煤，过去主要是皮毛，现在皮毛少了，因是甘肃一带的皮毛不再经此转运，多由宝兰路运出。这就是以前人们都说包头是商业城市，现在逐渐在变迁的重要原因。
现在以包头为起点，有七条公路通往河套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区，黄河航运由包头湖水而上可达甘肃中卫，顺水而下可抵山西偏关。铁路、公路和航路将华北和内蒙古西部辽阔的地区联接了起来。
9月17日，我从文化宫门前的公共汽车站上车，到建设工地去，那儿正在紧张地进行全面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条像铺着一匹白绸子似的马路，已由市区延伸出去几十里，在它的尽头，是我国钢铁工业基地之———包头钢铁联合企业。
我的邻座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听说我是包头新客，就热情地为我介绍包头仅有的古迹！东门外“转龙藏”佛寺。他说，那儿风景很好，泉水由寺中流出，终年不涸。以前全城居民的饮水，全由安装在石壁上的三个石雕龙头式的水口供给。转龙藏是因泉水水流旋转，曲折婉蜒很像龙形而得名的。寺前有一片古树，寺右有一“望河亭”，游人到这儿，就可观赏“黄河远上白云间”的美景。
这位工程师由黄河谈到了鲤鱼：
“黄河的中下游是祖国文化最先开发的地区，包头的文化发展将紧紧地联系着黄河，正在建设的这座巨大的城市，太需要把黄河的水引进来。
“你初来一定要去尝尝黄河的金丝鲤鱼，一般人说黄河鲤鱼，是把河套乌梁素海出产的也算在内了；当地人是严格区别的，因为蹬口附近黄河里的鲤鱼比乌梁素海的要好得多，肥嫩得进口就化，味道的鲜美只有南方的鲥鱼可以相比。”
接着，我们谈到未来的包头钢铁联合企业。这个企业初步设计将拥有采矿、冶金、焦化和耐火器材等许多大工厂和矿山，独立的工业建筑物要有好几百项，工厂区的铁路车站就有几十个，各个主要车间和附属辅助车间都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操作，运输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电气化、自动化和机械化，在个别部门，还考虑了要利用最新的科学成就——示踪原子。
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并且说明：“和我们建设鞍钢完全不同，新工厂是要在一片荒野上建筑起来，它们将形成东西长度约达一百里的城市，这个城市的主要内容就是工厂。”
一席话没有谈完，车到了终点站。我走出汽车，眼前是几百幢崭新的建筑物，愈往远看，林立的附属厂房和脚手架愈多，偶尔有一二苏联专家在工地上来回走着。
第二天，我才知道这处已初具城市规模的地方，是在去年四月间才盖起第一幢平房的。为我讲述这些情况的是生产队长杨致谦同志，他站在工地上指点着说：“去年3月19日一支不到一百人的建筑工程队伍，在大风大雪的伴送下到了这儿，随同我们来的只有三千多块砖一车粮食以及一些日用品。那时这儿只有一面3米高的小红旗，方圆几公里除了几个零星的村庄，稀疏的几栋土屋，就只有勘测队竖起的本质界标。头一天我们找好了盖房子的位置，用三块砖头垒起来作标志，第二天去施工，砖头被风沙淹没了，又得重找，但在十多天以后这儿终于出现了第一幢房屋。”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看得出他尽力避免谈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他接着说：“不久以前，一个由十一个民族的青年组成的代表团来这儿访问，几百个青年人一看见塔式吊车在预制品工厂里伸长着巨臂，其中一个青年问；‘出钢的地方是这儿吗？’我说不是，于是他们随着我的手从这儿遥望西北。那时候，除了绿色的草地和黄色的沙滩外，还什么也看不见。”
他用充满信心的口气边笑边说，眼睛闪着光。
“现在你往正前方看吧，变了！”“变了”，这两个字他说得特别有力，把我的视线引向已经有许多附属厂房的地方去。
杨队长像是看出我已听得有些神往，于是，他仍旧平静地说：“同志！再过几年来看吧，这儿就是出钢的地方，它的设备比鞍钢现代化。”他伸出一只食指向西一指，像要画出一个椭圆形的圈子，但他画到东边就停住了，然后说i“那就是包钢的厂房地区，有人说东西长将有十五里，现有的建筑都还不是主厂房。”
他的神色和动作，使我看出，他们把这儿已发生的事情，只看作是开始；将要发生的事情，还千百倍贵子已发生的事情！
摘自： 《旅行家》195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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